有句话叫:“美国电影是商品,欧洲电影是艺术品。
”虽然奥斯卡的知名度更胜一筹,好莱坞大片票房吸金能力更强,但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往往能给影迷带来更超前、更有深度的作品。
瑞典影片《方形》(原名《自由广场》)是第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得者,影片还入围了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作为一部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讽刺电影,《方形》的风格与奥斯卡还是挺格格不入的。
戛纳电影节被誉为“艺术家的避难所”,而《方形》就是以一位艺术家为主角,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倒霉事,并且毫不留情的讽刺了这位艺术家一直挂在嘴边的艺术、文明、利他主义......作为一部艺术家自黑顺带讽刺中产阶级的影片,《方形》在上映时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冒犯。
然而因为黑的恰到好处,戛纳的评委们还是将最高荣誉授予了这部电影。
克里斯蒂安是瑞典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当地属于颇有名气的公众人物,换句话说,是个体面人。
他开的是倡导环保的电动汽车,工作是向大众推广当代艺术,面对美国女记者不专业的采访,也能凭借职业经验侃侃而谈。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意外,他的生活可能会一直体面下去。
意外发生在一个早晨的上班路上,克里斯蒂安像往常一样走出地铁,突然有名女子一边尖叫着“有人要杀我”,一边朝他和另外一名“路人”跑来,随后有一名怒气冲冲的男子追了过来,于是逃命女子和“路人”向克里斯蒂安求助。
不过这显然是一个设计好的街头骗局,当克里斯蒂安与发怒男子对峙的时候,逃命女子在“路人”和发怒男子的掩护下,将克里斯蒂安兜里的手机和钱包偷走了。
作为上流社会人士,克里斯蒂安显然对这种江湖伎俩没什么经验,当他和“路人”斥走发怒男子之后,克里斯蒂安还沉浸在自己“见义勇为”的自恋中,过了很久才发现自己手机丢了。
发现被偷之后,克里斯蒂安选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缺乏社会经验。
他没有报警,而是求助于自己下属的技术人员,技术小哥通过电脑找到了手机的大体定位——当地一个贫民区住宅楼内。
楼内有几十家住户,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偷走了手机,于是技术小哥给了克里斯蒂安一个不靠谱的建议:写几十封威胁信,投递给每一家住户,让他们归还手机。
本来技术小哥自告奋勇,要去挨家挨户的投递威胁信,结果到现场犯了怂,克里斯蒂安只好亲自去投递,投完信件跑的比兔子都快。
负责开车的技术小哥太紧张,还把车划了一道口子。
虽然搞的很狼狈,但这个不靠谱的建议还是发挥作用了。
过了几天,克里斯蒂安真的收到了丢失的手机和钱包。
兴奋之余,克里斯蒂安去一家酒吧轰趴,遇到了之前采访过自己的美国女记者,眉来眼去之后,两个人上床了。
和女记者上完床,两个人在处理避孕套的时候遇到了尴尬。
女记者想主动帮他扔掉装有精液的避孕套,甚至抱着垃圾桶让他扔进去,克里斯蒂安却不敢把避孕套给对方。
为什么两个人对谁扔避孕套这么执着呢?
看过下面这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美国芝加哥一女子和男友口时,“私吞”男友精液然后吐出来,人工受孕产子。
男友得知后控告她盗窃自己的精液和诈骗赡养费,要求赔偿。
法庭做出裁决,指该男子在sex过程中射出的精液属于女方拥有绝对产权的礼物,送出了就不能收回的, 因此女方用来人工怀孕产子不构成盗窃和欺诈。
在中国社会,女性还普遍被认为是弱势群体。
在欧美国家,这种女性利用法律漏洞把男性坑了的案例也很常见,所以男人们约的时候也会提心吊胆。
(可能就是所谓的“过度女权”吧)
克里斯蒂安虽然找回了手机,但是投递的几十份威胁信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贫民区里的一个小男孩家里收到了威胁信,家长以为小男孩偷东西,于是狠狠地教训了小男孩一顿,还不让他出去玩。
被冤枉的小男孩非常生气,于是找到了克里斯蒂安,要求他做出正式道歉。
作为“体面人”的克里斯蒂安,当然拉不下脸对一个小孩道歉,于是他把小男孩赶走了。
与此同时,和克里斯蒂安有过一夜情的女记者来到博物馆,问他类似“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什么”这样的话,克里斯蒂安显然不愿负责,回答的支支吾吾,这种态度激怒了女记者。
两个人对话时,作为背景的艺术品是随意堆起来的椅子,这种结构象征着冲突、暴力和不稳定性。
场景中还有一阵阵类似装修的噪音,不停打断两个人的谈话,加剧了人物的急躁和冲突。
最终,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也许是衰神附体,克里斯蒂安遇到的麻烦一重接一重,摆脱了小男孩和女记者后,他又被下属坑了。
这一次坑他的是博物馆的外包宣传团队,原来博物馆打算做一个户外艺术展品,这个艺术品的名字就叫“方形”,是一个在广场中用荧光灯圈起来的小方块。
“方形”作品理念是这样的:这个方形是信任和关心的圣地,在它之内,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艺术品的理念不难理解,属于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观念。
然而博物馆对这件展品有更多期待,所以给外包的宣传团队下达的任务是:做一个类似“冰桶挑战”那么火的病毒视频,引爆网络。
宣传团队的两个坑货表示:没问题,交给我们,保证能火。
然而他们真的是只保证火,别的一概不管。
他们制作的宣传视频是这样的:一个乞讨的白人小女孩,手上抱着一只猫,颤颤巍巍的走到方形里面,然后砰的一声被炸的肢体四溅,视频末尾显示了方形的符号,上面还配有一段阿拉伯文字。
这个一下触及了弱势群体、动物保护、宗教歧视等多重敏感问题的视频上传之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得不说,导演玩梗真6)博物馆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克里斯蒂安被迫引咎辞职,为一个自己疏于审查的宣传案当了替罪羊。
失去工作的克里斯蒂安回到家中,反思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意识到自己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于是他冒着雨跑到垃圾堆里,寻找写有那个被冤枉男孩家庭住址的字条。
当他找到字条后,来到了男孩的家里,想要向对方道歉,却发现男孩一家已经搬走了。
克里斯蒂安一直是个体面人,但是走了这么多“霉运”后,那个被博物馆辞退,被媒体口诛笔伐,挣扎在垃圾堆里的“体面人”变得狼狈不堪。
这种狼狈始于一场街头盗窃案,却也和瑞典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克里斯蒂安宣布引咎辞职的记者会上,一名老妇大义凛然的质问他:(制作这种视频)你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同情都到哪去了?
同情弱势群体,这当然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句话,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谁都可以对反对者踩两脚,不过所有的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吗?
目前欧洲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非法移民,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吸引不少中东、非洲地区的难民偷渡到欧洲,这些难民也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
影片中有一个乞丐向克里斯蒂安乞讨,克里斯蒂安回复没有零钱,但是可以给她买食物,于是乞丐接下来的态度像个大爷一样,而且还挑三拣四:那给我一份鸡肉夏巴塔,不要洋葱。
还有一个场景是克里斯蒂安参加一个讲座,他与女主持人在台上交流,台下坐满了观众。
突然台下有一名男性观众开始大喊大叫,其中不乏“婊子”、“垃圾”、“给我看看你的乳房”这样的脏话。
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反而有人大笑。
还有人解释说:这个男人是患了“秽语症”,拜托大家宽容一点,这是无法控制的。
典型的你弱你有理,是不是很荒唐?
然而在倡导包容、平等,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的欧洲社会,现实就是这么荒诞。
有几个人敢指出难民造成了当地的治安问题呢?
有几个人敢指责某些特殊团体,在倡导自身权益的时候,也妨碍了他人的正当权益呢?
影片讽刺的高潮是博物馆组织的一场晚宴。
在宴会上,组织方安排了一个行为艺术环节,曾出演《猩球崛起》、《金刚:骷髅岛》等影片的特型演员泰瑞·诺塔里以“猩猩”的形象出现,他大闹宴会,赶走宾客,制造了不少混乱。
起初宾客们以为是表演效果,无人阻拦。
后来“猩猩”的行为越来越过分,宾客们依然低着头,扮起了“鸵鸟”。
直到“猩猩”试图强奸一名女宾客时,一些男宾客才忍无可忍,站出来痛扁了这只“猩猩”。
很多观众觉得自己被这部影片冒犯,其实冒犯的地方就在这个片段,这同时也是放到影片海报中的场景: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些扮作“鸵鸟”的宾客,面对真正的野蛮充耳不闻,反而用诸如包容、做戏这样的理由麻痹自己。
关于这个片段的隐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大海的理解是:文明面对野蛮的挑战,总会先选择隐忍(绥靖政策),直到一个临界点才会爆发,然后用更加野蛮的手段去对付野蛮。
其实理想的处理方式,不应该是在野蛮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制止吗?
纵容野蛮的增长,然后引起更大的混乱,从长远来看,势必对社会的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影片还有一个片段,导演狠狠扇了那些自诩品味高雅、道德高尚的欧洲中产阶级一个耳光。
当克里斯蒂安向宾客们讲解完展品的艺术价值后,博物馆的厨师登场向宾客们介绍晚宴食物,然而宾客们对食物不感兴趣,已经四散开来各自参观。
这时厨师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愤怒的大吼一声:等一下!
听我说完!
那些参观博物馆的人群,无论有多么了解现代艺术,无论怎么鼓吹自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似乎也忘了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当别人发言的时候,你首先要安静的听完。
这部电影的题眼并不在方形,而在男主角工作的美术馆 royal X, 尤其是中场派对,有位蹭派对路人艺术家说,这里是以前的王宫,国王和王后的寝宫,然后一帮布尔乔亚中产阶层非常享受的在里边喝香槟跳舞,坐在王宫留下来的一张旧沙发上等着排队上厕所。
男主作为大概本剧唯一一个清醒有良知有自我意识的人,还试图附庸风雅弹那张贵族留下来的旧钢琴,然而大家都在忙着玩手机无人理会。
欧洲贵族阶层的集体谢幕,给资产阶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肉少狼多的现代社会,让工薪阶层都如饿狼扑食一般互相撕咬,失去人性。
男主作为一个“上班族”,尽管住着豪宅,开跑车,在王宫里办公,还是摆脱不了被自己同为普通人但不同阶层的流氓欺诈,不得不和黑人移民去讨公道。
呜呼哀哉,这就是一出欧洲的挽歌。
白左是什么?
导演根本不在乎。
美国文化对欧洲的侵入在这部电影里也有表现。
首先“方形”作品的艺术家是美国人,大谈特谈方寸之间的平等和民主,并以美国式的价值观(也是发明者)占据了阐释的话语权。
男主一夜情的行业记者也是一个美国大妞,不学无术,听不懂理论,喜欢写大白话文章,在家里竟然饲养着一个黑猩猩,也是欧洲人(尤其是瑞典这样的老牌贵族国家)对美国人的某种非常下三滥的解读。
男主和这位美国大妞的苟合到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是欧洲告诉美国对不起我们跟你玩不起,你太呆。
男主的女儿干脆就是个拉拉队员,被美国黑人教练主导,完全失去了欧洲精英文化的继承性走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从小培养起来的强烈的竞争意识。
《后来的我们》的票房已突破十亿,但“票房造假”的丑闻愈演愈烈。
制作方、宣发方都说与自己无关,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云云。
难道跟我们观众有关,这一届观众不行?
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体面”地挣钱呢?
去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方形》就是讲述的关于“体面”的故事。
《方形》是艺术品,是拍给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看的。
你得有耐心,曾能体会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在此用个场景作为类比。
当你兴冲冲地走进一家星巴克,一位乞讨者端坐在座椅后面向你伸手。
你礼貌地微笑了一下,“不好意思,我没有带现金”。
那位乞讨者说,“那你给我买个面包,奶油不要放太多”。
你一脸尴尬,应着要求买了,放在乞讨者面子的桌子上,并不想碰她的手。
你扬长而去,那位乞讨者因为面包撒了一些碎屑骂了一句脏话。
很有意思吧?
你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美好,生活富足,为环境忧心,为话语权太少而愤慨。
你自认教育不仅仅是获得更多的知识,而是要有教养,要有礼貌。
特别是对边缘人士要保持最大的善意,比如街头的乞讨者,比如有色人种,比如少数族裔,比如异教徒。
对于个人来说,是教养和礼貌。
对于社会来说,则是公平与正义。
所以,我们的社会政策会多向他们倾斜,更好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法案会出台。
我们也会多做义工,捐钱捐物,在生活中对他们以善待。
在中国,倡导城镇化,鼓励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弟到城市就业,给他们解决居住和医疗保障。
在欧洲,移民政策越来越宽松。
发达国家的居民敞开大门欢迎中东难民他们前来,给他们解决国籍、医疗、教育。
主流社会媒体会宣扬这些“政治正确”,平权运动屡屡涌现。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欧洲恐怖事件层出不穷。
原来那些中东居民生活得并不开心啊,他们仍然觉得社会不公。
他们本土的恐怖主义势力利用了这种不满,并在他们心里燃起复仇之火,让他们把复仇之火烧向欧洲的平民。
欧洲的中产阶层慌了,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在内。
但他们的领导人仍然要强调“政治正确”,为了少数族裔的选票,更为了他们的施政理念“公平与正义”。
他们谴责这些恐怖行为,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异教徒极端势力,这只是他们中的一小撮人。
大多数中东移民还是好的,我们不会制定排外的移民封锁政策。
但如果那些移民做的更过分呢?
比如在大街上宣扬他们的极端主义主张,到处建清真寺。
比如通过移民选民在政坛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呢?
你们这些中产阶级在瑟瑟发抖吗?
我们再回到国内。
北上广的中产阶级可能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比如老家的“穷亲戚”来访,家长嘱咐要好好接待。
你起了个大早,兴冲冲做两小时地铁去火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他们出站了,一脸疲惫之余,眼睛到处瞟,“你怎么来的呀?
你的车呢?
”你只好说,汽车单双号限行,坐地铁方便之类。
你帮他拎包拎得气喘吁吁,陪他们逛商圈游迪士尼累的半死。
请吃饭,陪聊天,安排住宿。
回头,他就跟你老家的其他熟人说,他在那边混的也不行,安排的很不好。
听到父母转过来的“差评”,你下次还愿意敞开胸怀接待他们吗?
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告诉你,要和平友爱,善待少数族裔。
东方的爸爸妈妈告诉你,要有素质要有礼貌,他们毕竟是亲戚,从小看着你长大,照顾你不少云云。
电影里的博物馆馆长就有这样的遭遇,为了宣传自己的展会一不小心嘲笑了一下少数族裔。
他就被董事会“切割”勒令辞职,失去了优越的工作,还得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所有“正义记者”的质问。
要保持“体面”又不想“尴尬”,代价真的很大。
所以你能怎么办?
你只能被这些“正确”的价值观绑架,继续接待下一波老家来客,满脸笑容,不敢有丝毫不满。
如果你万一爆发了,不欢而散,甚至开他们的玩笑嘲笑他们。
则整个老家群众会孤立你,孤立你的“家庭”。
老爸老妈会悔不当初,心想还不如不让你去外地读大学去北上广工作呢。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方形》也做到了这一点,它让东西方观众都能感同身受。
西方观众看到了少数族裔的威胁与挑衅,而国内观众却看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
虽然视角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好莱坞来说,电影是工业产品,顺带输出主流价值观。
对于欧洲来说,电影是艺术品,戛纳是艺术品的展览馆,也是导演的避难所。
对于东亚电影来说,电影是商业,要服务观众,要最大程度地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
中国电影呢,对于他们制作方来说,要千方百计地骗你进电影院。
电影的质量与票房并不能等同,宣发才是重要的,哪怕是不择手段地宣发,毕竟票房是硬道理,“笑贫不笑娼”。
《The Square》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不是艺术,讽刺它才是没有解说牌和画外音,离开博物馆的艺术品被迫褪去光鲜融入垃圾。
而自视素质高的上层精英,厨师在说什么不愿聆听,只想着自助餐喝酒吃点心。
现代社会的文明说不上不堪一击,就是被政治正确弄得乌烟瘴气,有点窒息。
各界名流齐聚一堂,本是打算欣赏艺术家模仿猩猩,餐厅摇身一变展厅,餐台成为舞台,野蛮的人扮猩猩再出格都是动作表演行为艺术,再无礼只好正襟危坐强装沉默。
影片里类似的讽刺太多,秽语症患者在访谈过程中屡屡插嘴,用难以自控的肮脏词汇攻击着在场所有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演变为忽视多数人的宁静,明明已经难堪不适,碍于政治正确,都不敢提出批评意见,言论自由又何以体现?
当无下限的尊重和包容才是有教养的直接证明,那评判和反对就是所有人被扣上“歧视”帽子的第一步。
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狭路相逢,碰撞出当代艺术最炫目的火花,是直接夸还是先自我审查一番?
川普当选美国三军总司令,向极端伊斯兰宣战,欧美政治、文化精英目瞪口呆,各大高校师生抱头痛哭,如丧考妣。
事情正在起变化。
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凭空而来》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女主为土耳其裔老公向极右组织复仇……在极端伊斯兰恐怖袭击此起彼伏的当下,堪称白左宣传片,落选奥斯卡可谓大快人心:不敢表现恐怖分子、难民经济、极端伊斯兰,拿右派说事,真是凭空而来屁股决定脑袋的傻逼电影。
铁板一块的欧美影坛出现松动、裂痕,长期被隐匿的好莱坞大亨、大牌明星的性丑闻相继曝光,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反白左反极端伊斯兰的《方形》、《使女的故事》、《三个女孩》、《理想国》好评如潮,屡获大奖。
瑞典影片《方形》夺取戛纳金棕榈大奖,今年有望问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显示欧美电影正在恢复艺术的尊严。
何为艺术?
艺术是哲学最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方形》举重若轻,涵盖当今最热门最敏感的种族、宗教、艺术、两性话题,是2017无可争议的年度最佳。
如果不了解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很可能会看得一头雾水。
加拿大、英国最近发布旅游预警,针对的不是非洲、中东,而是瑞典:马尔默、哥德堡的黑帮、枪击、爆炸非常危险!
早在2015年,美国智库即发布报告,2010年以来,瑞典是全球强奸率第二高、欧洲第一高的国家。
瑞典克林贡,一群来寻求庇护的难民轮奸一名当地17岁的女孩,然后将多个打火机的液体倒进她的阴道并点燃。
去年瑞典警察局长一脸沮丧地警告当地女性:“天黑后不要出门,否则你会被强奸……”Saul Alinsky关于权谋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政客:把人民分成有产者和无产者,站在同情弱者的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从中产、沉默的大多数身上多收税来供养少数族裔、非法移民,扩大票仓和基本盘。
投我以选票,报之以福利;非报也,狼狈为奸也。
白左楞是把美丽、富足的瑞典整成了臭名昭著的“强奸之都”,一些地方不得不出动军队维持治安,消防队灭火需要特警护驾。
批判极端伊斯兰,会令哈佛、耶鲁、剑桥精心培育出来的思想侏儒,在垃圾堆里打滚的文化贵族感到难堪,这些西装革履、出口成章的野蛮人站在道德高地顾影自怜,被自己与狼共舞、吮痈舐痔的逼格感动得屁滚尿流——《方形》火力全开: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不入院治疗,污言秽语扰乱公共秩序:“婊子、猪!滚蛋,滚回家!
”依然有白左为其辩护:“拜托大家宽容一点,这个男人正在经受疾病的折磨,这是他不能控制的。
”高潮段落,野蛮人先是试探,继而得寸进尺,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施暴,正襟危坐的绅士们这才被迫开始反击,第一个冲上去的居然是一位老者!
为确保“方形”艺术展览的话题性,男主同意了广告方案:乞讨的金发小女孩和“方形”一起被炸成了碎片。
舆论一片哗然:美术馆为何对弱势群体如此冷血?
女孩的头发为什么是金色,是否包含种族歧视?
身为美术馆的策展人,男主百口莫辩,黯然辞职。
艺术创作自由,不存在的。
1989年,英国作家拉什迪被全球极端分子追杀,迄今东躲西藏,在英国警方的保护下过着隐居生活;2004年,荷兰著名画家梵高的后裔、47岁的电影导演和作家特奥·梵高惨遭极端分子割喉……批判白左、极端伊斯兰,《方形》极尽讽刺、挖苦、影射之能事,对反政治正确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保留了必要的审慎:凝视深渊过久,深渊亦回以凝视。
为找回失窃的手机,在助理“去他妈的政治正确”的鼓励下,男主致信大楼的每家住户,难免伤及无辜。
小男孩找上门来:“你们为什么要买写这封信?
我父母以为我是个贼!
”男主和助理的回应简单、粗暴。
在政治正确的风暴中,男主品尝到无处话凄凉的滋味,对小男孩满怀愧疚,带着两个女儿上门道歉,不料男孩一家搬家,不知去向,和解遥遥无期。
这一豹尾显示出编导的强大实力:自由之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预祝《方形》奥斯卡再下一城!
5月28日傍晚的戛纳影节宫卢米埃尔厅,鲁本·奥斯特伦德欣喜若狂,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舞台,甩着一头金发,握紧双拳,呲出牙齿,面对媒体的镜头和台下一种影人的狂欢,一把夺过戛纳电影节颁出的70周年镶钻金棕榈。
身后颁奖的朱丽叶·比诺什表演欲极盛,跟着挥舞起双手,一旁的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则微微一笑,一片白色的毛发之下闪烁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获奖的鲁本·奥斯特伦德 虽然有人呼号,有人哀叹,但周围是此起彼伏的是同一种键盘敲击声——“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摘得戛纳70周年金棕榈”。
此时的我坐在媒体中心的高脚凳上,大概是整个屋子里最闲在的一个人。
怀着些许失落,我翻开笔记本,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导演。
之后才发现,不仅我一人如此,奥斯特伦德在国内的关注度确实不高,这可以从他在豆瓣上少得可怜的观看人数中窥得一二:除了2014年在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出尽风头的《游客》(Force Majeure),其他几部作品的评价人数加起来也超不过五百。
因此,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得不把他之前拍摄的影片掏出来进行一番梳理,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更让人惊叹于他对人与世界的认知。
要知道,奥斯特伦德两个月之前刚刚过完43岁生日,而去年拿到第二株金棕榈的肯·洛奇已经81岁了,哪怕是他第一次拿到金棕榈的时候,也已经是70岁高龄了。
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他究竟还能在之后的电影生涯里带来多少惊喜?
简直是个可怕的问题。
奥斯特伦德从九十年代开始拍摄滑雪电影和纪录片,之后在哥德堡进行电影方面的深造。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友罗伊·安德森。
奥斯特伦德深受其影响,在一些访谈中,他多次提及罗伊·安德森喜爱的布努埃尔(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偷自行车的人》,而这些作品以及安德森“一景一镜”的拍摄方法都成为奥斯特伦德早期创作的重要参照。
直到2004年,奥斯特伦德终于拍摄了第一部虚构长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
在这部影片中,奥斯特伦德第一次展现出他对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s)的高度兴趣和对固定长镜头的娴熟运用,所有这些都成为他的标志性特点,一直延续到今日的《广场》。
通观奥斯特伦德在《吉他蒙古人》之后创作的数部长片和短片可以发现,尽管这些片子中的人类行为各异,探讨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所有问题的指向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某种“困境”。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临两种选择,但两种都不是好选择。
”总体来讲,这些困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每个个体面临的困境,而且通常来自于恐惧。
在奥斯特伦德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在和自己内心恐惧的本能进行殊死搏斗,比如短片《自传场景:编号6882, 2005》(Scen nr: 6882 ur mitt liv)里,本来为寻求刺激想从高桥上跳进河里的主角在路过行人的劝说下退缩了,最终却被朋友的一句嘲讽激怒,冒死从桥上跳了下去。
类似的情境也发生在《游客》中(甚至可以说这部影片就是对上述短片的某种扩展)——男主人公眼看雪崩袭来,在本能(也就是另一个片名“不可抗力”)的驱使之下抛下妻子和一双儿女逃离现场,造成了夫妻关系的巨大膈膜和裂痕。
通过恐惧,奥斯特伦德展现出本我和超我的错位,以此描摹出“人之为人”的困境。
雪崩来袭时抢先逃跑的父亲,《游客》 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奥斯特伦德又将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扩展到社群范围,开始探讨个体与群体之间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
在这之中,《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 2008)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全片由数条线索穿插而成,每一条线索都试图说明人是如何被他所处的群体改变的。
从裙子上一片怕人看到而必须擦掉的污渍,到眼睛被烟花炸伤却不愿在聚会期间去医院进行处理这样攸关性命的大事,再到所有乘客为了让司机开车胁迫小孩承认错误的卑劣行径,导演向观众抛出一连串疑问: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别人的评价会改变我们的行事方式吗?
面临群体性危机时,人还能够恪守利他主义的信条吗?
——这些困境构成了奥斯特伦德影片的中观层面,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联。
此后,《游戏》(Play, 2011)将奥斯特伦德式困境带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人类文明之中。
这部作品里,一切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则被五六个非洲移民男孩打破,他们恶作剧性地劫持了三个瑞典本国男孩,并在没有使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掠走了三个小男孩身上的所有东西。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固然是奥斯特伦德探讨的重点话题——这与《吉他蒙古人》中几组病态的瑞典人可谓一脉相承,但影片关注的更是事件发生的环境和周围人对待事件的态度。
尤其是在结尾,被劫持小孩的父亲动手向黑人男孩索要手机,却被围观大妈指斥欺负弱小,甚至上升到种族主义高度(大妈创造性地表述为“双倍的弱小”),奥斯特伦德由此勾画出一条“文明的界线”,标示出“政治正确”与现实生活中道德伦理运作之间的巨大沟壑。
新作《广场》基本包含了之前所有影片曾经涉及到的问题,这也使得该作成为奥斯特伦德至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堪称人类行为的百科全书。
影片以双线结构展开:一面是现代艺术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希望通过“广场”(the square)这一现代艺术装置唤醒人们对弱者的尊重和同情,另一面是克里斯蒂安钱包失而复得却引火上身的尴尬处境。
从开头在广场上大呼救命的女人,到观众呼吁宽容对待的秽语症患者,再到整部电影的高潮——上层社会的猩猩晚宴,每个段落都展现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不过,与迈克尔·哈内克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带来的《快乐结局》不同,《广场》不像是个人元素的简单拼贴和回顾,而更像是一次统合人类行为的疯狂实验,因为奥斯特伦德几乎为每一个场景分离出两到三层含义,这就让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难以想象的庞大,甚至有一种过度填鸭的感觉,而这样的统合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正因如此,尽管在戛纳放映时笑声不断,媒体对《广场》的评价却没有观感本身那样强烈。
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广场》体现出更强的讽刺性,这种讽刺性一方面来自于双线结构的对比和剧作中无处不在的观照,另一方面也与奥斯特伦德拍摄风格的转变有很大关系。
从《吉他蒙古手》开始,奥斯特伦德就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经由两部作品,最终在短片《银行事件》定型。
这部短片仅有12分钟、一个完整的长镜头,但传达的意涵却极为丰富。
摄影机本身固定在三四层楼高的位置上,视角与监视器类似;通过横摇和推拉,奥斯特伦德不断对画框进行调整,聚焦几组重要人物,同时又将背景囊括其中。
大量远景去除了观众的代入感,给人以旁观和偷窥的感觉,使整部影片变成一种冷静清醒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而这又与他对人类行为的探讨若合一契。
《广场》中饰演猩猩的泰瑞·诺塔里 自此以后,奥斯特伦德逐渐打破这种定式,移动镜头的比例逐渐增加,远景开始向中近景以至特写过渡;监视器视角也逐渐减少,正反打和主观视角在他的影片中显现。
到《广场》时,观众几乎已经很难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这意味着观众已经不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者,而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和困境的体验者。
比如在“猩猩晚宴”中,摄影机时而随着猩猩艺术家(泰瑞·诺塔里饰,好莱坞动作指导)移动,时而以宴会者视角被安置在桌旁;“猩猩”的一举一动都对摄影机造成强烈的冲击,观众也由此成为恐惧的分享者和权力结构中的受压制者。
可以说,这种身份的逆转产生了极强的荒诞感和讽刺性,而躲在摄影机背后的奥斯特伦德一定也是嘿嘿一笑,因为他肯定在借此发问,如果我们身处其间,如果困境恰好降临在我们自己的头上,那我们果真还能笑得出来吗?
作为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影片,《广场》毋庸置疑是一部水准之作,甚至是近几年以来最值得玩味的一部作品之一。
除了其对人类行为的超高敏感性,奥斯特伦德也对作为媒介的影响有着相当深刻的认知和体察。
从《银行事件》、《游客》里作为重要证据的手机影像,到《广场》里导致克里斯蒂安主动请辞的Youtube视频,当代影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被不断构建出来——它们不仅是观察现实生活的利器,更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必然节点。
人再也不可能作为孤岛而存在,事件也不再可能是孤立发生的,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无可避免地进入奥斯特伦德所关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范畴。
影片获奖之后,人们不断强调导演对中产阶级和当代艺术的嘲讽,却忽视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实:在奥斯特伦德生活和创作的瑞典,大富豪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
在这个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中产阶级”的社会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存在了——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奥斯特伦德在他的影片中不断表现的所谓中产困境、躁动、病态,其实就是人的困境、躁动、病态,简而言之,就是人性。
————————————————北大二刷后补: 作为一部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夺得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作品,《方形》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质量最高的那部作品,但一定是今年最具话题性、争议性、复杂性和独特性的一部作品——你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影片到底想要说个什么,因为它虽然有一个主线情节存在,但每个场景又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
但另一方面,《方形》又绝非是一部让人不知所云的电影,每一个看似独立的场景,其实又在一个更为宽泛、抽象的概念上达到统一。
这里所说的“概念”,我想即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尴尬”。
《方形》并不易看,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成体系且含义复杂的表意系统,更源于主角经历在观众身上的投射,源于观众自身在观影过程中以至走出电影院后都挥之不去的巨大焦虑感。
在片中,“公众人物”克里斯蒂安不得不面对的是“公众”一词对他的诅咒,他必须面对公众对他的道德批判,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一个孩子的质问责难(而且不无道理),必须在鱼水之欢过后面临女记者对人类最基本生理需求的不信任,甚至他对乞丐的一番好心也要受到指手画脚。
而克里斯蒂安显然只是某种社会地位和阶层的符号性象征,是某种普遍化的经历的具象体现。
在瑞典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暴露在手机定位、油管视频甚至是摄像机镜头(也就是晚宴中的“猩猩”)之下。
那个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曾经被默认的伦理和规则在新的场景中被重新评估和定义,新问题的产生使得真实可感的人类和他们头脑中的契约骤然撕裂。
在这个权力关系发生吊诡逆转的时刻,人该怎么办?
人会往何处去?
这大概就是《方形》想要呈现,但也毫无能力解决的终极问题。
奥斯特伦德的问题或许有些超前,但这无疑是一个全体人类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
说不定哪一天,难民危机终将变成欧洲危机,政治正确终将化为一种政治禁锢。
其实,一切都在须臾之间。
虚伪的善意,空洞的形式。
“‘方块’信任与关爱的圣所,在它之内,我们共享权利,同担义务”找到一种形式使人们之间互相信任和关爱,同时共享权利,分享义务。
这种形式可以被具现化为方块,也可以是三角形或者圆都可以,问题不在于为了展现形式而把形式艺术化,而是这种形式的具体内容和根据是什么,电影中的方块是完全空洞的。
仅仅为了形式而去形式化。
而且完全不符合现实,这不是乌托邦而是童话。
刚说这是信任与关爱的圣所,接下来就能看到路边的乞讨者和匆匆而过冷漠的人群。
就像主角的伪善,高谈阔论善与爱,却如此冷漠的对待乞讨者,讽刺的是当主角寻求帮助无人应答,只好去求助之前拒绝的乞讨者,电影多次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信任。
主角的艺术展完全是漂浮在云端的。
电影就是一点一点剥掉主角的伪善,他代表了大多数社会中的“文明人”。
开始主角用非常扰民切侮辱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目的。
还兴致勃勃的和下属构思这个计划,甚至于很快为自己找到了借口:我们是去执行正义的。
但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正义,无论抢劫者还是主角,无非是两方暴力的互相攻击,好像文明丝毫没有对这两个人产生影响。
不愿意承认自己仅仅因为肉欲而和偶遇的女性发生性关系,那个我室外路过的猩猩正如主角——他此时完全是个动物。
艺术展的作品缺失了,自己补妆上就好了。
能看出他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开头的采访也能看出,这里也很有趣,提问者和被问者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同时又心照不宣地认为找到了恰当的答案,维持了彼此的脸面。
电影展现的是人缺乏对他人的尊重,不再把他人同时作为目的本身,而仅仅是当做一个工具。
这正是电影的讽刺:“方块信任与关爱的圣所”确变成小女孩和小猫的葬身之地。
完全是为了流量和噱头,这就失去了其所要表达的内在价值,反而是站在了其反面。
道德成了金钱的妓女。
电影充满了有趣的讽刺,导演已经尽量把它拍着很温柔了。
我想伍迪艾伦会很喜欢这个电影。
得 我看不懂导演想表达的意思。
就觉得男主人公的生活一直透露着一种尴尬与怪异。
明明在社会地位上是一个高雅有权有钱的人,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优雅与所谓教养和体现素质,所以大多数时候是个胆小鬼。
秘书,乞丐,小孩,炮友,,,他们的接触中他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个人真正的情感诉求永远没有得到满足。
在方形之内,我们并不是互相信任与关爱,而是一方委曲求全才能保持和平的表象。
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类型,同题材的《悲情三角》在戛纳评委手里十分吃香,而这种喜剧本质上就是为了讽刺这些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和“艺术家”。
而在讽刺艺术家的同时也在用俯视镜头来描述周围的不同阶级的人们。
这次春节档的《红毯先生》也是戏谑喜剧。
而本片对于艺术的讽刺也是十分精准。
地上的土堆被称为艺术,被不懂所谓“艺术”的清洁工清洁。
非人的行为艺术表演实际上只是一种闹剧,最终,看似体面的富人用他们的拳头来迎接艺术。
道歉宣发会上,对于失误的宣发的道歉被媒体视作言论不自由,担心审查不通过。
善良的流浪汉帮助主角看包,即使主角一分钱也不愿意给他。
最终主角找回了那颗一直艺术展上强调的同理心。
但是再怎么弥补也无济于事,因为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已经深深扎根与后代心中。
戏谑喜剧就是这样,是一次阶级处于上位的人的自我审查,自我反省。
也是把社会现象的遮羞布扯开的手掌。
在春节档上映这样的片子,宁浩和制片人要么是勇敢,要么是nt。
那些说电影不好看,不够热闹的人,以及一点排片都没有的事就不奇怪了。
电影现在票房过亿都难,还不如就在去年上映了。
这部拿下2017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又称《自由广场》)其情节属于散文式的结构,它不是类型片的那种以情节点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杂乱的生活经历为时间线。
当然,好的散文都是形散而神不散,找到隐藏在故事里的“神”,便也解开这部电影的内核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一个“方框”,可不是艺术馆里造的那个,而是隐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方框。
找它像是做那种解密游戏,得需要点耐心。
下面我们就来逐段戏看。
当然,寻找和解密过程纯属本人的主观臆想,也许跟导演本人意图相差甚远。
但我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动脑思考的过程中本人享受到了观影的无限乐趣。
在此与大家分享。
1、开场戏:黑屏字幕+电子重音乐好强烈的叙事黑屏画面!
导演真的是一点不浪费时间!
叙的什么事,看看后面的画面就知道了:躺在沙发狼狈不堪的人还没睡醒呢,耳朵还在耳鸣呢!
想必昨晚Happy过了头。
再往下看,好强烈的反差:2、采访这下我们知道了,刚才那个熬夜 Happy 的睡沙发的男人是艺术馆馆长啊!
你别说,把他搁在展厅的打光灯下,整理下头发,戴上眼睛,还真是个馆长的范儿!
采访中馆长自己做的一个譬如:譬如把你(指采访者)的包放在展厅里,是不是它就成了个艺术品了!
呵呵,多巧妙的设置,馆长不就那包吗!
▲不知背景墙那句“you have nothing"算不算一种讽刺除此外这段戏还藏着很多东西:仔细看那女记者的装扮和状态:头发散乱,项链在乳沟上歪挂着,采访文件洒了一地,想必也没休息好;
还有她问的第二个问题:夜谈活动,旨在探索可展览性中蕴藏的动力...这个“夜谈活动”是什么?
哈,想必开头那电子重音乐和呼喊声已经让我们初见端倪了。
如果不过瘾,别急,后面戏还有!
3、撤铜像、布展品(The Square)方框第一次出现,当然,第一遍看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都是局部画面,而且“方形”展品还在搭建中。
好在紧随其后便是开篇电影名称:The Square
▲注意牌子上这句话,在电影中出现过N遍,贯穿首位4、广场丢手机事件这段戏演了个再俗套不过的偷盗骗局了,不在话下。
倒是一些局外戏挺有嚼头:首先是馆长救完人后和另一个人互动的状态:俩人甚至还击掌庆贺了下,这哪是救人,这是做了场游戏。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场游戏(要知道先前他们可是对路边的乞丐不闻不问的!
)这全在于那个被喊出口的“HELP”。
我隐约想到前场戏展品上的字: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help像是只脚,踏进了”方形“。
注意:到此十分钟,那句话已经出现两次了!
(之后还会反复出现)这场“丢手机”的戏看似让剧情进入了一种类型片的模式,它的确起到了一种对观众的牵引作用。
但导演目的仅仅在此吗?
当然不是,否则这片也不会折服戛纳评审团了!
往下看——5、两组参观者一组去城堡的(几个中国人,听出来了吗),一组去展馆的。
注意,第一组寻路时画外第一次传来了“野人”的声音。
6、宣传推广会这段戏导演的手法极其高明!
高在哪,听我道来——我被动地把这段戏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那两个广告公司年轻人说话的部分(这部分我彻底听走神儿了),其二是其他人说话的部分(还好没走神儿)。
为什么这段戏会对我造成这种效果,回头看第二遍我才恍然:原来是那个婴儿搞的鬼!
注意,广告公司人讲的话正是关于“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恰恰他们在说这个时,那婴儿抢了戏。
▲注:刚好俩年轻人说话,身后老头提着孩子来了广告公司的人一停嘴,那大胡子老头说话时立马把婴儿最堵上了。
没错,这足以证明导演的讽刺目的了!
这种伴随着广告推广公司两个年轻人的讽刺随后还有的是!
另外,我们的馆长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和他一样,心不在焉,还惦记着自己被偷的手机呢!
没错,之前那场“偷手机”的另一个让人走神儿的作用发酵了!
终于,宣传会末端,馆长憋不住了,跟众人说起此事。
7、追踪手机、送威胁信这场戏整个过程很奇怪,你会发现被盗者没有任何愤怒和难过的情绪。
相反他们在追踪手机、送威胁信整个过程里都很兴奋,他们简直就是在享受这个被偷后的过程。
直到馆长自己的车被人家划坏了,他们才开始担忧。
可见,丢一部手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艺术馆馆长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手机和钱包对被偷者和偷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有个小细节,馆长回家后洗澡,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号称父亲留下的纽扣。
然而,那些威胁信已经发出了。
8、馆长演讲在追踪手机和送信过程中,电影还插入了这样一段戏:馆长演讲。
听得人一看都是知识分子、中产精英。
讲的内容大概还是他们那个方框的概念,到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在演讲结束后记得又来了个厨师长,向大家介绍晚餐菜品吗,厨师长介绍中人们纷纷开始离席...
前后形成强烈反差。
差在哪里:一个是馆长,一个是厨师长。
馆长在这个艺术馆里得到了身份的升华,很可惜厨师长没这么幸运,即便他也站在这个区域内,其身份还是个厨子。
9、馆长与乞丐馆长穿过充满乞丐的街区,来到快餐店,询问是否有包裹的同时,不情愿地给乞丐买了个汉堡后离开。
这段戏我看到了什么:说实话,没有同情,没有温存,更没有怜悯。
只有矛盾。
什么矛盾,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从乞丐和馆长间的表情和对话便知。
10、艺术家演讲现场演讲前有个小插曲:一个参观者要对艺术品拍照,被管理员制止。
(这是否为之后清洁工误把艺术品扫去那场戏埋下伏笔?
)艺术家演讲现场完全被一个得了“抽动秽言综合症”的人抢了风头。
挺尴尬的,那发作的人也挺惹旁人厌的。
那么,这位病人除对讲座造成了影响外,还有什么呢?
后文自有答案。
11、馆长收到被偷包裹自然,那些威胁信起作用了。
馆长收到遗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还把钱包的钱全给了乞丐。
没错,这再次证明馆长不差钱儿!
他对穷人是否会伸手完全取决于他开不开心。
当然他不会对他发出的几十封威胁信负责人。
12、美术馆之夜(夜谈活动)如果没过足开头音乐瘾的这回可以管够了!
还有画面。
没错,这就是人家上流社会的“夜谈活动”:蹦迪、看手机、泡妞…(是不是跟《绝美之城》、《甜蜜生活》、《夜》里场景异曲同工)。
馆长和美国女记者的艳遇就这在这“夜谈活动中”产生的。
值得讽刺的是,两人勾搭上的催化剂竟然是模仿那个“抽动秽言综合症”病人的动作语言。
没错,对于一个称受折磨的患者来说,他对这些精英们的唯一价值就在此了。
13、做爱这场做爱戏很奇怪:一是有个大猩猩在旁;二是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尤其是女在上时的表情);三是做完爱两人抢盛满精子的避孕套。
这三点起初让我实在找不到北,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
待第二遍看后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和动作,那不就俨然一只大猩猩吗!
再看看那只大猩猩做的事情:看杂志、描口红(之后戏),难不成导演用那只大猩猩暗示背后的女记者?
两人事后抢避孕套就更好理解了,那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对女记者根本不信任!
14、宣传推广会开会前电梯里的俩广告推广公司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一个心思在自己扎不扎头发上,另一个则惦记着划拳谁赢谁输,估计输的就是那个得表演小孩儿被炸方案的人。
你能想象到吗,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推广就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好有意思,最擅长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人我觉得就是伍迪艾伦了。
)要知道,往往一个点击量10w+的帖子也就是在这些人手里出来的。
而我们的馆长呢,心思早不在这了,于是,视频推广方案也就这么过了!
15、小孩儿大闹快餐店发威胁信事件没结束。
另一个小孩儿找上了门,他因这封威胁信被父母冤枉了!
从这场戏可以看出,那个馆长的下属,提出发威胁信点子的年轻人,在遇到事后麻烦时完全是处于推责的态度。
好在他对付的是个小孩儿(要知道人家划车的时候他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导演为什么要在此选择一个小孩儿,而这个小孩儿的愤怒和表演又那么成年化,自然有导演的象征性意图,象征什么?
到(23)场戏便知。
16、馆长与女记者在两人发生一夜情后,女记者再次找上了门。
在两人对峙之前有个小插曲:那个由一堆堆沙子构成的艺术品被清洁工不小心扫啦!
这可不得了啦,助理都差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
哈哈,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想起了前几年中国的一个新闻:某大妈在首饰店不小心把个价值几百万的首饰掰断了…
还是馆长稳,让助理照着原来照片的样把沙子撒回去。
馆长行为证明:那不就是堆沙子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艺术对他来说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们对待爱情和性也如此。
好啦,下面就是女记者与馆长的长篇大论了…17、馆长家中看信、女儿打架馆长看的是大闹快餐店的那个小孩儿的回信,馆长的第一反应是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那是个来自小孩儿的恐吓信,你能想象到吗,字体应该也是小学生那种字体,换给我也会笑。
但如果你能想到馆长写威胁信时的情节,那就是另一番笑意了:馆长也曾因电脑字体太孩子气而修改。
这个讽刺埋的好远。
馆长和小孩子之间的对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战,上流社会和底层之间的对战,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恐吓信里演绎出来了。
是不是有种哭笑不得的滑稽感!
紧随其后馆长的两个女儿回来了,注意,是打着闹着回来了。
父亲极力地拉开了两个女孩儿,劝导、教育、安慰他俩儿…
自此,馆长对那个小男孩儿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推责,后者负责)。
这部电影关于那个方形的主题我想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了。
18、信任之屋(The Square)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馆的那件艺术品,再次听到了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没错,馆长的女儿幸运地站到了这个方框内,而那个小男孩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却在馆长划出的方框之外。
这场戏是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馆长(男主人公)意识形态反思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开始尝试信任别人的转折点)。
19、接广告商电话、求助乞丐接广告商电话是告知我们推广视频点击量 30 万了,为下文做了伏笔。
求助乞丐则是印证了上文馆长思维的转变:他开始尝试信任他划出的方框外的人了。
至此,馆长的方框理论要开始崩溃了!
20、宣传视频、员工谈话、艺术馆高层对话这段宣传视频用来阐释现代媒体再好不过了:没目的性、利用弱势群体、吸睛、暴力…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公司、公关策划公司、自媒体、电商…哪个不是如此!
好啦,看完视频,在来看看员工们的反应,乐开了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担责!
他们甚至对被骂有了超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艺术馆的馆长和董事会可头疼了!
21、野人表演这场戏是电影通篇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尴尬的戏。
为什么,因为导演把艺术品搁到现实中了。
试想一下:
如果把个古希腊人物雕像摆在广场上,即便那雕像是赤身裸体,露着夸张的生殖器,游客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用高雅的举止去呵护它。
可要是一个真人站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呢?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更何况在此导演把个野人扔到了那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的宴席上。
终于,那些文人雅士的底线被戳破了,就连馆长都受不了了!
22、小男孩儿大闹馆长家野人刚大闹完宴席,小男孩儿就来大闹馆长公寓了。
这次可不是试验艺术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这两场戏让我的感触很深:艺术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我们到底还敢不敢相信那些被拉上台面的艺术家、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博爱了。
这点在馆长家楼梯口体现的淋漓尽致。
换句话说,台上一套,台下又是另一套,那此类艺术还有什么价值?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剧中的馆长也在矛盾挣扎中。
▲注意:争吵中导演反复用了这个空镜头(楼梯方框)临了,他打发走小男孩儿后,自己在家中反复听到了不知从哪来的“help me”…终于,他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空镜头里。
23、扒垃圾带、录手机视频馆长冲出了自己的家门,淋着雨,翻越栏杆到了垃圾堆放处。
▲注:这个镜头画面隐喻很强:馆长处在垃圾中央,所有雨滴打向他没错,他跃出了那个保护他的“方框”,而生活中的这个方框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危险、是底层人、是难民…
与其说之后的手机视频录制是给男孩儿的,倒不如说他在向男孩儿所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忏悔以及阐明导演观点(我认为小男孩儿正是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我太自私了,莫不关心,先入为主…事实上,我是害怕那栋楼里的居民,害怕那些我印象中和你一样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那些负面的观念影响了我,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贯看法。
因为我可以很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而且我想你对我们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在某个爆发点就会引起政治冲突。
你看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我承认我错了,给你在视频里道歉,但你也得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我知道社会上大约有1/291分之一的人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个人会很容易产生不平衡…馆长的话被另一画面打断了,是女记者和大猩猩,可惜女记者打不通了,这算不算馆长迈出方框外了?
24、记者会这场记者会好有意思!
上半场所有人都在谴责艺术馆的宣传行为,职责馆长的过失。
可不知怎么的,一纸声明后,突然所有人的焦点就转移了,转移到艺术馆接下来的展览项目上了。
好戏剧性的转变,可仔细一想,现实中不就这样吗,过去的 2017 中国发生了多杀大事:江歌案、红黄蓝…可有几个社会热点持续超过一个周。
这大概就是媒体,就是舆论。
倒是艺术馆和那艺术家因祸得福了。
25、家中看杂志这段我基本没看懂(杂志上写的和录音机报道没字幕翻译),但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方形”展品火了。
26、儿童集体舞现场这段什么意思,我第一遍看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
第二遍才恍然:好大一个“方框”,我愣是没看到!
电影中反复提到的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终于在生活中体现了出来:孩子们涌向方框内,尽情的展示自己,四位教练在一旁保护着他们,方框内,没有人会受伤(有没有点“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注:孩子一有危险动作,四个黑衣教练就进入圈中保护她们至此,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方框”。
27、找小男孩儿馆长再次走出了自己的方框,这次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出的。
他们去了那栋楼。
又一个新的方框出现了,你看到了吗?!
三个人围绕着底部的方框为圆心向上旋转,伴随着主题音乐;底层的方框越来越远,上面的方框越套越多。
(我都快被转晕了)纵观电影《方形》,你会发现导演在结构上自始至终突出了两个对立面:即艺术与现实生活。
很可惜,往往那些被概念化了的“艺术方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而生活中的方框我们却很难看出。
电影最终,馆长和两个女儿无功而退,留下那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错,正想那主人公说的: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撰文:太虚宫本文禁止转载,更多经典推荐及赏析请关注:
戏谑、嘲讽、挖苦了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文明外衣下包裹着的虚伪、自私、无聊、懦弱……。整体观感颇佳,略嫌散漫冗长。
喜欢这种冷幽默的调调,佳句是有的但拼在一起显得零零落落。有一种完成话题作文的感觉,处处在点题反而没那么加分了。
很不错 整个电影节奏不紧不慢 很好保持了‘艺术’胡话和人话之间的尴尬断点 当代艺术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把各种物品放进美术馆这一个个白色方块等着被保洁员扫掉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烘托在红毯聚光灯名流金钱背景下的空洞演说?还是打破艺术话语的墙扯破脸打破社会禁忌的行为艺术?还是作为社会行动
欧洲现在是严重缺剧本还是怎么回事,这种松松散散的影片泛滥,“猩猩”胸肌真大啊
多到快溢出了
似乎表达了我所有存在主义上的困惑,片尾响起的音乐太妙了,好到一句难言
艺术圈的自我沉醉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吹嘘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人类现状的思考深度及前瞻性并沉浸在这种幻想的泡泡(The Square)里,却看不到真实的世界是怎样,或者根本不愿去看。在对方形的展品描述的一遍遍重复下,这段一开头显得深邃的文字在结尾变得脆弱可笑,不堪现实的一击。
本片可以看到我特别钟爱的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的影子,充满了对上流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虚伪、软弱、妥协、傲慢的无情嘲讽与批判,而且在此基础上更有对媒体异化舆论、对过度政治正确陷入到矛盾悖论中的充分揭露。而这样的主题又比较巧妙、精致地融入进了“方形”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展的策展过程中,使得电影的结构性、趣味性、讽刺性,以及自反性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特别是在答谢晚宴上,由好莱坞动作指导泰瑞·诺塔里扮演的艺术家奥列格现场模仿大猩猩,不断冒犯宾客直至场面完全失控的段落,真的相当精彩。完全是一场关于“旁观者效应”的社会实验现场,是对主角开篇接受采访时关于什么是艺术品讨论的具体演示,也呼应了与美国女记者一夜情时家里真实的大猩猩。从中可以解读的内容与层次实在是太丰富了,极大地拓宽了电影表达的上限。
四次强调:“方形之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之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四星半,这是一部属于知识分子的喜剧,知识分子更懂,讲的也是知识分子的尴尬与自嘲。而尴尬也是构成影片笑点的主要因素,它讲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和体面人的尴尬与他们引出的笑点。而最后一部分,则让这种嬉闹,从片中人的尴尬持续到观众,你才发现,被讽刺的可能不只他们,虽然会有点生气,但还是厉害。
我旁边两位女士中途打鼾后半程频繁看表但还是要把电影看到底。这可是金棕榈,艺术品呐。原来影院屏幕才是方形。3.3@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
紧张,严肃,活泼,幽默,讽刺,坏坏地一本正经,鲁本·斯特伦德左右逢源,随性尽兴,拍得更自由了,很厉害。
从开头的雕像崩坏,到结尾的寻孩无果,这哪是方,分明就是个圆啊,说了一堆最终还是绕回原点,全片充斥着“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个事儿”的尴尬趣味,然后就不断堆论据;这么想来,当初赫尔佐格的《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只在戛纳捞了个评审团奖还真是冤啊,要说劲道,可比这部通透也有趣多了。
策展可能是这几年三大竞赛的电影里最好写剧本的角色了吧,暧昧,夹在各种立场中间,本身的职业属性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代表意义,然后所做的事情各式各样眼花缭乱又时间行动都自由。这部电影将一些嘲讽的现象做了一个排列组合,不服务与情节,只服务于一个当代电影还能做什么,比较内容来,我更喜欢对于城市场景的纪录,对于家庭场景的纪录,明亮又真实。
你們寫的這些好評和影片講的是一個意思,尷尬還要說美。羞愧得都睜不開眼睛,到你們嘴裡卻變成了這個主義那個流派,要知道最無知的就是自稱知識分子這些人,多大一個標籤使勁往臉上貼,與周圍人互相傳染著爭先恐後。我看不懂,我覺得很差,我給一星。
能看下去,有几场戏拍的极好,比如开车去送恐怖信,以及丢手机段落。导演总能抓住很有意思的话题,抓住很有意思的情绪,可是串联起来却无聊冗长。
政治正确话题大杂烩,人物各个胡搅蛮缠,能感受到导演为表现这种言论窘境而故意以这种方式呈现,但观感真的太折磨人。鲁本这两部金棕榈都不是我的菜,得列入导演黑名单了。隔这么久才看的这部片子实在不怎么样。
一场小心翼翼的信仰危机,由内及外(欲望-思想-行为)逐渐否定方形的概念模型,意外演变成“高端文明”与“低端人群”间无所谓敌友关系的针锋相对,目的早已从道德重建偷换为言论自由-社会关怀;强调的展览-非展览的互反性宛如重现正义-非正义的辩论,但可惜止步成为杰作之前最后的恪守,年度荧幕形象。
所以全片就是說一個:為自己做過的事情要負上責任,做一個文明的紳士,同時諷刺一下當代藝術毫無道德底線?
“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底层关怀。”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讽刺了欧洲诸多社会问题,涉及责任与信任、贫富差距、难民问题、教育等。三大影电影节的解构之风,从罗伊安德森到鲁本澳斯特伦德,似乎还能加上一个洪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