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

我只是客观得评论了这部剧，我已经看过了，所以这绝对不是随意得乱喷！

不得不承认这部剧的题材十分的新颖，剧情也是很不错的，还有对于一些配角的选取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部剧的主角文章的表演我实在不敢恭维，不是因为他的出轨事件，也不是因为他的外形有多么的不相似，只是单单从他的演技而言确实是不怎么样，不管演什么都可以感觉到身上那股流里流气的味道。

虽然我可能不太了解这段历史，对张学良的认识也不够深刻，但是从剧情来看，张作霖给他儿子张学良请过不少名师，他可以说是饱读诗书，骨子里最起码透露出一丝丝文人气息，从文章饰演的张学良出现到现在我没有观察到这点，就像是一个地痞流氓混进了上流社会的既视感！

我在说说李雪健老师，我看豆瓣上有很多评论说李雪健老师在外形上与张作霖不相似，但是我从没有看到说他演技不好，演不了张作霖，只能说好的演员不管在外形上多么不相似，但是你只要进入了那个角色，你还是可以演的惟妙惟肖。

这就更加凸显了文章的演技！

我记得刘德华曾在一部电影中扮演张学良一角，虽然只出现了那么短短那一幕，但是我直到现在还记得，这一点更加说明了，导演对主角文章的选取方面还是不到位的，真正适合的角色，就算出现了仅仅一个镜头，也是能让观众记忆犹新的！

说了那么多，就是想客观得喷文章，外形上不像张学良，演技上更演不了张学良！

文章的戏路还是只适合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类似于小爸爸，他只适合演他自己，他用不了别人！

看来不喜欢文章的不止本人，即使不喜也打分公允，文章犯了天下男人都有的病，得治。

至于少帅麻，出身地位，外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人不风流枉少年，没玩够就成家错也没错，少年丧母，缺管教，子承父业，不是软禁的话有几房是迟早麻。

至于说为少帅洗白，如此看来，黎叔也没这意思吧，人本多情，亦正亦邪，抛开教科书的正即是正吧，人生本来就是第一次跌跌撞撞往前迈步，没有西安事变，历史长河的推进始料未及，而我们少帅的跌宕人生戛然而止，如同用一己之力推动历史大车轮，相比于凤至人说悲剧，那少帅他个人是一出什么剧呢。

对于韩剧给高分的童鞋们，各位高抬贵手，让我们也心宽体胖，为国剧加个油吧。

第一名：李雪健 - 大帅老戏骨就是老戏骨，没什么好说的。

专治各种不服，此剧前半部只见大帅，不见少帅，可改名为大帅，或少帅他爸。

第二名：黄品沅 - 郭松龄绝对碾压文章。

此前没看过黄的任何戏，不知道哪冒出来的这人，把郭松龄这个角色的热血爱国、刚直不阿、不同流合污、不合群演绎的淋漓尽致。

第三名： 白宇 - 冯庸 散尽家财创办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东北第一家私人大学，潇洒、儒雅，正直，有理想。

可惜戏偏少。

无论是人品还是境界均在张学良之上。

白宇同样也在各方面傲视文章。

第四名： 周思羽 - 儿时张学良 一口东北腔，虎头虎脑，加分不少。

第五名：褚志新他死的时候真感到心疼了，忠诚。

第六名： 五姨太 和角色比较贴近。

聪明伶俐、又深明大义，识大体。

第七名： 张作相 慈悲为怀、忠诚不二，创办吉林大学。

和张作霖不是亲兄弟，是结拜兄弟，名字只是巧合。

第八名： 宋佳 - 于凤志 不赖宋佳，大少奶奶这个角色限制了她的发挥。

照电影师父里的表现差太远。

第九名：喜顺贴身侍卫就应该是这样。

看着喜顺给各夫人最后一次斟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帅府的背影真的很心酸，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过这个人物是虚构的，或者说是张作霖若干贴身侍卫的综合体。

张作霖的贴身侍卫是张四飞和冯德双。

第十名： 文章 - 张学良 演的什么玩意啊？

还是那个屌丝气质。

你是猪脚就一定排第一吗？

一口京片就可以把分扣光。

怎么也得加几句东北方言应应景吧，连篇累牍的京片儿啊，好出戏知道吗，就因为父子两占过北京？

还占过天津呢，怎么不说天津话啊导演？

而且话太多，嘴太碎。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很多角色都是如此。

一贯非常喜欢张黎导演，但本剧中的一些细节实在大失水准，作为一个略知历史的门外汉都不忍直视。

1、张伯苓在东北作“中国不亡——有我”的演讲时，说“火车拉来了人口、城市，改变了中国的近代史”。

试问时人会称他们的当代为“近代”么？

2、在珲春的日本领事馆上面写的是“日本国”，而当时的日本正式名称应是“日本帝国”。

3、张学良访问日本的时候居然礼服家常服帽子，看得实在别扭。

4、从日本归国后和张作霖看得电影显然不属于1920年左右的影像，大致是一二十年之后的。

5、字一般是被别人叫的，自称一般用名。

而剧中汉卿、茂宸被大量用于自称。

目前暂时记得这么多，想起来再补充。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三年前，导演张黎身陷一个宏大项目的泥沼：以100集的篇幅拍摄二战时的亚洲战区。

“找了很多人，网络写手、军迷、二战发烧友都试过”，但到了2013年，剧本还没写出来，那意味着肯定赶不上两年后的“七十周年”了。

这时，资深文化官员、影视界的“金牌策划”张和平建议他拍张学良。

张和平和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很熟，而张闾蘅掌握着“少帅”题材的家属授权。

最初，张黎并不看好“少帅”这个题材：“他带着一种败相。

”剧本是江奇涛写的。

此前两人合作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曾获庙堂和民间的一片喝彩。

“读完本子，我发现这个人还是可做的。

他符合创作规律：始终处于困境，最后一困就是50年。

”张黎要把《少帅》拍成一个另类生命的生长史。

在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少帅自己说：“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仅以这15年计算，张学良亲历的历史事件已构成一条急剧压缩的时空隧道：第一次直奉大战、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入关、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1928年6月3日，张学良生日当天，其父张作霖去世。

27岁的少帅成为国中实权人物争夺的对象。

最终蒋介石更胜一筹。

台湾历史学者张德瑞在著作《山河动》中记述，张群、吴铁城作为蒋介石的代表赴东北与少帅谈判时携有巨款，如不够可随时从中国银行提款。

为拉拢张学良，蒋的心腹张群曾花21个通宵陪张学良打麻将，并在麻将桌上有意“放水”，博其欢颜。

28岁，张学良出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晚年，张学良告诉历史学家唐德刚，那时到“中央”开会，自己尽做打油诗：“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

”按照蒋介石的规矩，座次根据年龄安排，六十几岁的坐头一排，张学良坐最后。

“你想想现在二十多岁的男孩，还撒娇吃奶呢。

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跟张学良没法比。

不是钱没法比，是位置和担当的责任没法比。

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授上将衔。

蒋介石是上将，他也是上将。

他二十岁在东北剿匪，见过了生死。

现在的‘官二代’开开汽车行，能开飞机吗？

他当时开飞机可不是玩，他是送航邮。

”张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张学良是孙中山《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的推崇者。

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的《张学良年谱》曾统计过张学良治下东北现代化建设的10个中国第一，“张学良驾驶飞机从沈阳到营口送邮件，开中国民航之始”是其中之一。

此外的“第一”还包括：东北农业公司和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开中国使用农业机械之先河；东北自建自营铁路历程居全国之冠；东北无线电总台首开中国与欧美各国国际通信网络；张学良兴办现代教育的私人捐款居全国首位；张学良支持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奉天体育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麻将桌旁分权力，“这比京戏好看”按照《张学良年谱》的记载，19岁前，张学良的“信史”只有寥寥几件：母亲赵春桂临盆时，响马张作霖正跟对手海沙子以同时拔枪互射的方式决斗。

张作霖获胜后，听到长子出生的消息，所以张学良最初的小名叫“双喜”。

算命先生说双喜与父亲是“今生父子，前世冤家”，张学良和姐姐张首芳、弟弟张学铭一直与其父隔离开，与其母赵桂芳生活在一起。

8岁，张学良经父亲做主与于凤至结下娃娃亲。

12岁，赵桂芳去世，张学良回到父亲身边，16岁与于凤至完婚，随后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岁从讲武堂毕业。

在这一系列“信史”开始前，《少帅》演了足足两集。

开场是母亲过世，姐弟三人投奔父亲。

夹风带雪，三个少年偷偷打量张家大院的一切，极像林黛玉进贾府。

学铭带了一只狗，五妈妈的狗欺生，把学铭的狗咬死了。

学良指使堂弟把五妈妈的狗毒死，扒下狗皮放到皮货店里去卖。

那一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

新官上任，张作霖杀了违反军纪的小舅子立威。

少年张学良看着父亲在麻将桌旁分配权力。

老奉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被江奇涛和张黎简化为张作霖和他身边的“八大金刚”——兽医出身的张作霖、泥瓦匠出身的张作相、“扛小活”出身的汤玉麟、衙役出身的冯德麟、马贩子出身的孙烈臣……这些人在清末起于草莽，民初进入庙堂。

身份转换中，权力的分配是重中之重，“张小个子”游刃有余，窗外偷窥的儿子兴奋地告诉发小：这比京戏好看！

窗内，张作霖企图通过权力分配完成人生的升级换代，他出身草莽，却想在东北建立起文官统治，为此他力排众议，起用东三省的大才子王永江出任高级顾问和警察厅厅长。

王永江查封汤玉麟开办的赌场时，与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发生冲突，张作霖站在王永江一边。

当然，即便文官的架子搭起来，掌握实权的仍然是军人，直至张作霖死后，这种状况并无太大改变。

学者卲建国在《北伐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一书中写道：“东三省政府自张作霖时代以来，就是‘军绅政府’，即政府的基础是军人和绅士的联合，但实际上东三省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全部是军人领导绅士’，这使在省议会、商会、农会等部门里集结的‘绅士’阶层对军人的专横极为不满。

”对于转型期的复杂，编剧江奇涛有深刻的洞察，剧中有句台词：“多年之后，少帅才明白，世界之新旧也不完全在一道坎上。

”但在当年，少帅显然认为，新旧之间应该判若黑白。

他不满父亲在他8岁时为他定下的婚事，不想子承父业，企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帮助下去美国学医。

“他对父权是有一点点反抗的，他逃不脱所有男孩青春期的叛逆，但是他的青春期非常短暂，还没有过完就要直面人生了。

”张黎说。

电视剧《少帅》这样表现张学良的成人礼：在表嫂对他完成性启蒙的那个清晨，张学良从梦中惊醒，想起来那天是姐姐首芳的大婚。

赶去参加婚礼的路上，爆炸声传来，关东军策动宗社党，在那天暗杀张作霖。

躲过一劫的张作霖准时出现在婚礼现场，气定神闲。

几集之后，张学良的婚礼，各方道贺。

关东军的代表邀请张学良完婚后去日本上军校，段祺瑞的代表邀请张学良去读保定军校——其用意大约与苏联人邀请蒋经国到苏联学习类似，张作霖一概回绝，让儿子进了东北讲武堂。

剧中，少帅一再引用1924年孙中山与张氏父子会面时说过的话：“东北不容易，身处红白两大帝国之间。

”张作霖对红色帝国有更多的警惕。

他与日本人互动颇多，但对苏俄采取决不让步的姿态。

据《张学良年谱》，1925年5月7日，俄大使喀拉罕借口洮昂路侵害中东路权，拒绝与中国谈判。

张作霖答复：“吾在领土内筑路屯垦，殊无外人置喙余地。

俄人素以平等鸣于世，今乃出此有悖国际公法之行为，吾人自不无遗憾。

吾头可断，对俄此等要求，必不让步。

”“当时很多东北人不恨小鼻子，恨大鼻子，祖祖辈辈被大鼻子杀怕了。

长春为什么叫新京？

甚至到1944年、1945年，日本人在东南亚节节失败时，在它本土有个说法：宁愿放弃东京，也不放弃满洲。

”张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大鼻子和小鼻子的环伺之下，张作霖知道自己的活不好干。

电视剧以诙谐的手法表现了乱世之中权力的脆弱根基：出任奉天督军和出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张作霖两次照相，每次按下快门，总有前来议事的人打断。

常服、军服、礼服一身身地换，“大帅”神色仓皇，甚至有些沐猴而冠。

但一旦执掌帅印，这位前兽医、前响马确实做到了大节无亏。

“‘重大办’审查的时候，大部分学者也做出了非常客观的评价：在张作霖手里，东北没有出卖过一寸土地。

”张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25年，奉军高级将领郭松龄兵变，关东军曾以承认“二十一条”为出兵的条件援助张作霖，张作霖口头与日本缔结密约。

兵变平定，关东军找他“结账”，他“一直推脱到死”。

这段戏最后删了”。

1928年，二次北伐的兵锋所指，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无力招架。

学者邵建国考证，日本急于在张作霖败退出北京前，与其签下由“满铁”在东北兴建满铁支线的合同，不惜在济南制造“五三事件”和济南惨案，以阻挡蒋介石北上。

张作霖在“五路合同”上仍和日本人耍“拖”“缓”之计。

皇姑屯一声炮响，“五路合同”成泡影，日本人拿到的最后一份合约上，张作霖盖的是私章。

这个情节在剧中保留，只不过“私章”被“阅”字取代。

《少帅》里的张学良和他的时代电视剧《少帅》表现张学良的成人礼：在表嫂（图中，柳岩饰）对他完成性启蒙的那个清晨，他从梦中惊醒，赶去参加姐姐首芳的婚礼。

那天刚躲过暗杀的张作霖准时出现在婚礼现场，气定神闲。

（图源网络）“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血流成河的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少帅》里各占一集。

张黎知道，按照正统史学，军阀混战是不义之战，不便过多展开。

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大获全胜，张学良手下的团长告诉他：我逮到的俘虏，不要说拿枪，光拿嘴巴子就能把我的兵吃掉！

在山海关，张学良和张作相坐着士兵手摇的小火车看大战之后的战场，死尸枕藉。

他捂起少帅的眼睛：你不要看！

21岁的张学良从此知道，“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而内战几乎毫无意义。

几年后，北伐军打到河南，张学良退走时给敌军指挥官留信：我们剩下好多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黄河铁桥按说我应该炸，我毁了你们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炸，那桥梁是国家的。

不管义与不义，内战确是张学良作为军人最初和最重要的历练。

通过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新一代奉军崛起，一派大多出身于日本陆军学校，代表人物是杨宇霆；另一派出身于本土的保定陆军大学校，代表人物是郭松龄。

“杨宇霆那一派，掌握了新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观念和一些新的战法。

‘陆大派’能跟士兵同吃同住，郭松龄整军有一套，打仗就靠这个。

”与士兵的亲密关系，是郭松龄带给张学良的印记。

剧中，郭松龄有一个戏剧化的出场。

张作霖极重视长子的教育，希望他可以当文官，为此延请了一位又一位先生。

但张学良是一匹野马，私塾先生罩不住。

先生布置的题目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张学良写：说这话的人是坐井观天。

先生被气走。

张作霖只得把张学良带到司令部，哪位下属闲着，就充任儿子的临时老师。

“陆大研究生”毕业的郭松龄到奉天谋职，张作霖委派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给张学良当半天的临时老师。

这是小说家言。

张学良和郭松龄的真正交往始自东三省讲武学堂。

郭松龄是讲武堂的战术教官，而张学良则是次次考试名列第一的学生。

郭松龄善于治军。

“民初奉系军队教育败坏，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经过郭松龄的整军，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撤职，东北军自此便逐渐强大。

”学者张德瑞在研究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的著作《山河动》中写道。

对于张作霖，郭松龄是可用之才；对于张学良，郭茂宸是老师也是兄长。

《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述，张作霖曾骂儿子：“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个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

”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师生二人组在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屡建奇功，却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分封。

郭松龄心怀不满。

在奉军应入关打仗还是退守关外建设东北的问题上，郭松龄跟张作霖亦有分歧。

1925年11月，郭松龄与冯玉祥暗地结盟，举兵反奉，并发表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张学良接任。

张学良旋即接到奉天发来的电报，起首是“汉卿先生阁下”：军队公举你做东三省总司令和奉天省长，请速来接事。

落款张作霖、王永江。

这是张学良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题之一，他选择了父亲。

但郭松龄的兵锋所向，张氏父子一度毫无招架之力。

张作霖做了下野的准备，在给东三省法团负责人开会时，他说：政治好像演戏，郭鬼子嫌我唱得不好听，让他们上台唱几出，我们到台下去听听，左右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见——这样的手段，在马帮老炮中间尚可转圜，在新与旧的主义之争中，却再无施展可能。

最终，奉军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打溃郭松龄。

郭松龄和妻子韩淑秀曝尸三日。

晚年在唐德刚做口述史时，张学良说，父亲的死和郭松龄反奉是他一生最难过的两件事。

兵谏相当于“擦灯泡”张氏父子在五卅运动中曾有出彩一笔。

正史多强调，运动初期，张氏父子曾人云亦云发爱国通电、捐款；在民众抗议危及天津秩序时，奉系军阀李景林毫不手软地镇压；奉系以维持秩序之名，进军沪上。

带兵进入沪上的正是“玉面少帅”张学良。

1925年6月，东北陆军教导队进入上海。

“教导队”是奉系中坚，全队队员都是东三省著名军官的子弟且本人也是军中长官。

4700人全通英语，臂上黄色方章写“为国保民，和平处事”。

剧中，张学良与英美领事侃侃而谈。

但英国巡捕曾向抗议的中国人开枪，和英国领事交谈时，张学良坚持用中文。

在五卅运动中，张学良捐款2000元，张作霖捐款2万元，李景林也曾捐款3000元，接济上海工人。

张氏父子，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在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众运动中，收放自如。

此前，张作霖早已有意栽培“前世是冤家”的长子。

《张学良年谱》记载，张学良自军校毕业后，父亲逐渐对他委以重任，剿匪、与北京政府之间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

而五卅运动，带兵进入上海，是少帅在国际社会的首次正式亮相。

两年后，张氏父子再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是张作霖杀了李大钊。

李大钊之死，《少帅》一剧并未实写，仅以张学良对父亲的谴责一笔带过。

一笔带过的还有中东路事件，电视剧突出的重点是蒋介石的出尔反尔。

蒋鼓动张学良出兵反苏，事后不援助、不善后。

《少帅》似乎在暗示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的某种顺承关系。

“现在还在争，‘不抵抗’应该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其实谁也不怪，只怪当时国力太弱。

”张黎说。

《张学良口述历史》和《张学良年谱》则强调，九一八之后，张学良并非无所作为：辽吉失陷后，他改组了锦县、通化、宾县、依兰、龙江、黑河等地的抗日政权，与日军和汉奸策动的傀儡政权对峙1年零47天。

1931年到1933年，张学良领导东北军进行了12次重要战役。

其间，张学良处决了担任伪职的堂弟张学成。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提议，由日本人出面清理张学良的家产，用火车运到北京正阳门外，张学良大怒：你这是在羞辱我，我是地方长官，我决不拿自己的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中国。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一度放下军权。

“宋子文、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一起说话，蒋先生说：这个船不能载三个人，总得有一个先跳下去。

我说，要跳下去，那我先跳。

”晚年，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讲道。

那时，东北军是张学良的包袱，背着是羞愧，放下又不忍。

在张黎看来，真正把张学良和东北军割裂开来的是西安事变。

张学良自谓一生只有两个长官:张作霖、蒋介石。

张作霖去世8年后，35岁的张学良对自己唯一的长官蒋介石实行兵谏，后又亲自把蒋送回南京。

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张学良说：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我把那泥菩萨扳倒了，那我至少得把泥菩萨扶起来。

晚年与唐德刚“口述历史”，张学良把兵谏之举比做“擦灯泡”：“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

”这自然不是枭雄的思维。

张学良其实更像一个历史的顽童，但历史确因这个顽童而改变。

演的是真差，前面看小孩子演的觉得很不错开始追，结果被文章演的没了兴趣，看他演的直起鸡皮疙瘩，笑也是长大了嘴硬笑，演的太浮夸，虽然不会说东北话最起码别老把北京口头禅一直挂嘴上吧，看老李演的多逼真，感觉文章就是个来客串的，完全没感觉到他的入戏，本来对他抱有希望，这么长时间没出来应该会演的很好，结果还没有个小童星演的到位，可惜了一部好剧本，也该提升自己的演技了吧，几部戏都是一个样子！

本来一开始，对文章的戏路就不感兴趣，演小混子，演不过夏雨，演真汉子，于震都甩他几条街，从最开始奋斗里的那个叫啥来的小子，就一直觉得不咋地，总在脑补，是不是换成夏雨，或者谁谁谁好点，到后来猎豹里的那个残疾团长，有感觉有点生硬，比李幼斌的那个团长差太多，后来演小爸爸，就感觉整部片就小孩子过家家，看了两集弃剧了，直到这部少帅，本来不想看，在朋友的一再推荐下，硬着头皮点开了少帅，从一开始的几个小孩子在冰天雪地里，脸冻的通红，到几个后妈都没有想象中后妈那种刻薄，各种感觉，说实话，挺不错的，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部好剧，结果，第四集，文章出来了，靠，我是看过一本台湾女作家写的张学良传记的，别骗我，虽然张学良吃喝嫖赌抽样样都会，可总得是张家大宅里出来的贵族血统吧，有点傲骨可不可以啊，这么大一个题材，就说说和她表嫂偷情那点事吗，总给刘岩的大奶和大屁股甩镜头几个意思啊，好吧，现在电视剧，有那么几个博眼球的镜头不过分，还是说说张学良吧，从一开始的名师教育，到与生俱来的英气，还有自幼对各种兵器的熟悉对横刀立马夺天下的挚爱，，，，，最后长大，就长成了那么一个文章版的地痞浑混，简直就是韦小宝和田伯光的合体啊，不是说张学良不能是混混，翻阅民国的老报纸，看看那些记录片，可以理解，张学良除了在西安事变那种大是大非面前，爱国了一回，也没多少正能量，可仅仅就是这样，张少帅也是民国美男子啊，风流倜傥第一人啊，就算风花雪月了，就算胆大包天了，那也是个轰轰烈烈的人啊，能不能别那么浮夸的演啊，不笑，咧着嘴硬笑，哎，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文章真的不行，演张学良，只是一个败笔，如果此剧叫大军阀张作霖，或者叫东北王，或者直接叫雨帅，让李雪健老师挑大旗，文章打打酱油，也应该是一部好片，，，，，这，少帅，演的狗屁啊，直接叫民国小男人，或者乱世小混混好了。。。。。。

这两天集中看了《少帅》，一个争议演员演了一个争议人物，确实很有一些娱乐话题。

不过，我看它倒不是因为演员，而是因为导演张黎。

张黎拍过很多知名历史剧。

比如，《走向共和》拍的是晚清的危局与改革；《人间正道是沧桑》，拍的国共的合作与纷争。

可以说，这两部历史剧，是现今最丰富，最耐人寻味近代史版本。

而今，我把《少帅》看成他近代史的第三部，讲的是军阀的飞扬与苦撑。

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电视剧主题的设置重点，并没放在九一八和西安事变上。

九一八可以看成前事的宿命，西安事变更是草草收场，无心和正史发生冲突。

电视剧的重点，反而放在张作霖与张学良这两代军阀的父子关系上，并由此演化出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师生情谊，以及张学良与杨宇霆的主臣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导演其实很巧妙地把历史剧转化为家庭剧，运用子承父业这个百试不烂的设置，写出了一个历史家族的喜怒哀乐。

这布置像极了科波拉的《教父》和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的混合版。

它们的主题都是，一个深深爱戴父亲的儿子，决心把父亲的事业继续下去，为此扭曲自己竭尽全力。

一个无心权力的人，不得不坐上权力的宝座，为自己的宿命无望挣扎。

说到张学良，不能不提到张作霖。

张学良的肉体生命是父亲给的，他的政治生命也是父亲给的。

在传统历史形象中，张作霖是马匪出身，“妈了个巴子的”不离口。

电视剧也反映了这个形象，不过更突出了他心思如发、善于周旋的政治本色。

在剧中，张作霖说：“什么是江湖。

江湖,就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

懂全了不可能,打那是土匪。

”这浓缩了他的政治哲学。

虽是土匪出身，却精通人情世故，知道政治的本质。

在和冯德麟竞争东北王的过程中，他没有一触即跳、用武力解决，而是外交结北京政府，内以金钱、情谊安抚。

同样对汤玉麟的分裂图谋，他当机立断解决兵权，事后又择机多加安抚。

最终他兵不血刃解决了东北王的归属，避免内讧带来的实力损耗，也强化了集团内部凝聚力。

这是他比关外军阀的高明之处，关外天天是府院之争、直皖大战，他是团结弟兄攒实力、谋发展，借助关外这个天然的避风港，实力安能不逐渐强大起来。

同样在内政上，张作霖也多有建树。

他重用王永江整理财政金融。

东三省的收入从每年亏损二千万两，扭转到每年收益三千万两。

这为奉系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是奉系出关逐鹿中原的最大本钱，可以说王永江是奉系的最大功臣。

军事更是张作霖的重头戏。

他依靠他的绿林兄弟打下江山，又重用各色军校生整顿训练部队。

张作霖说，东北军里有三种势力，一种是老派，和他一起起家弟兄们，对他忠心不二、生死与共，代表是张作相；一种是洋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见多识广、通晓现代军事，代表是杨宇霆；一种是土派，陆军军官学堂毕业，从基层干起和士兵同吃一锅饭的，代表是郭松龄。

他们各有各的优势，老派是忠，洋派是新，土派是能。

张作霖要做的，是三派都要用，又不能对一派过于亲近，而是既重用又牵制，把三者拧成一股绳，让他们完全为己所用。

此等既是政治心术，又是推心之言。

细细想来，近代史上哪一个政治团体，何尝不都是如此情形。

最后脱颖而出的不是能力最突出的，而是最善于整合各派势力，能够为所有人接受拥戴的。

张作霖正是用此等手段，将势力扩张到整个北方，成为北洋最后一位大元帅。

但胜者败之因。

也正是如此，在势力膨胀到顶点后，奉系也快速衰败。

因为奉系的强盛，并非其军事实力足够强大，而是张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技巧，加上能人王永江积累的财政储蓄。

等前者捉襟见肘，后者又逐步耗尽，张作霖的政治结局只能黯然落幕。

同样是张作霖命门的，还有他和日本人的关系。

在剧中，杨宇霆打了个很生动的比喻，一个人向银行借钱，如果只借一元、两元，银行是他的老板，但是他一下子借了一亿元，这样他反而成了银行的老板。

银行怕他倒闭，就不能还钱了。

于是，他以此为借口不断向银行借钱，借了几十亿几百亿。

为了表示信用，他也会有抵押。

借钱的人就是张作霖，银行就是日本人，抵押品从东北扩大到华北。

起家之初，为了壮大自己，他必须向日本“借钱”。

为了向日本“借”更多，他要保证自己更加强大，描绘的蓝图从东北到整个北方乃至全中国。

但是等到张过度膨胀开始节节败退。

日本人就开始担心他们的“借款”，要求张尽快兑现承诺的利益输送。

可是，张作霖依旧用他的江湖手段，打哈哈拖着不办。

日本人骂他没有契约精神。

国家主权当然不是生意。

但日本人也不是只会动口的生意人。

他们策划了暗杀，张作霖命丧皇姑屯。

张作霖的死，也意味着军阀时代的终结。

在军阀时代，依靠外国援助，可以强化军事实力，割据一方领土，左右中国政局。

现在，那样的时代逐步逝去。

说完了老张，再说小张。

张作霖是天生的政治家，张学良却原是无心政治的年轻人。

他有年轻人的共性、有活力、有理想、易冲动；也有公子哥的特征，爱美酒、爱女人、爱party。

他有他的烦恼，那个庞大家族的一切他都得适应。

看到那个刚刚死去亲妈的小孩，来到奉天陌生豪华的大院里，得新认一帮年轻又陌生的妈妈们，我能感到那种尴尬、别扭和无措。

在那个热闹繁华的地方，没妈的孩子内心如此悲凉。

在这个基础上，电视剧把他和表嫂的不伦之恋，演绎成一种内心取暖的恋母情节，是由一番戏剧的合理性。

他有他的愤怒，婚姻这个终生大事，竟由父亲专断决定，作为一种政治报答，让他娶大自己三四岁的女人。

他一度想悄悄逃离这个家，买了船票去美国去读医学，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如果真的成功了，也许人生就完全改写了。

可是在检票口，他被拦了下来。

前来的杨宇霆告诉他，他是张作霖的儿子，所以父亲不同意，他永远也离不开奉天。

杨说：“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别人的庇荫之下，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咱们这个父权的传统里，儿子天生就对父亲的全是充满渺视和贬抑。

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奉天参谋长，有必要对你这个一身奶味的青年说这种语重心长的话么？

”杨宇霆虽然理解张对父亲的不满，但他也代表着张的父亲，某种意义上也成了父亲的化身。

这个象征，可以看成电视剧后面张杨冲突的伏笔。

强硬、固执、粗暴，如果父亲给张学良的只是这种形象，他就是五四时典型的反封建家长的革命青年。

不过，父亲还有另外的形象，亲情、信任、期望。

谆谆教导和精心培养，成了父亲向儿子表达亲情的方式。

父亲手中庞大的家业，也激发了张学良的责任感。

父亲原指望他读书上学做文官。

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他决心进入东北讲武堂。

在军校，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师——郭松龄。

在张学良眼中，郭松龄有才干、有理想、有道德。

他的新思想深深吸引了张学良。

他们在军校成了好师生，在军队里成了好搭档。

在他们一起整顿军队、革新军事。

张学良也获得自己的军队基础——奉系第三军团。

某种意义上，郭松龄成了张学良另一个意义上的父亲，思想上更为高尚，情感上更为深厚的父亲。

在郭松龄看来，拥有新思想却在旧军队不得志的他，遇到了他原本看不上的执绔子弟，却成就了一段奇缘，就像管仲遇到了齐小白。

郭有了一展才智的机会，也拥有了更大的抱负或野心。

特别是在他战功赫赫却赏赐不公的情况下，他打着拥戴小张的旗帜反叛老张。

自己情深父子的老师，却要反对自己敬爱的生父，而且是打着拥护自己的名义，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他夹在两者之间痛不欲生，最终还是选择了生父，自己权力的真正支柱。

他率领军队在巨流河与老师对峙，让打着自己旗号的老师落荒而逃。

郭松龄最终被捕惨死，他也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弑父。

在精神的幻灭与挫败感中，他选择花花公子式的方式麻醉，女人和吗啡。

离开了精神上的父亲，他还有真正的父亲。

张作霖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教导他、培养他，为儿子能真正执掌自己身后的权力竭心尽力。

在父亲身边，他得到了一丝安慰和感动。

有意思的是，和父亲关系的改善，也方便他改善与正妻的关系。

他开始慢慢尊重和喜欢这个知书达理、精明能干的太太。

从常规预期看，父亲的生命还有很长一段时光，他可以在父亲庇护下享受高级军官的潇洒生活。

这未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康复。

然而，皇姑屯事件发生了，他失去了父亲。

那个父亲，虽然有时粗暴固执，但能给足够支持和援助。

他可以躲在父亲背后，不立即面对政治风雨。

现如今，他只能依靠自己，扛起东北军政重任。

这时，他只有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的年龄，你让一个富二代立刻全权掌管父亲的上市公司，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都是很难的事情。

何况是当时要接管东三省这个庞大的基业。

这么看，接不上班倒是正常的事情，然而惊奇的是张学良反而接上了班。

当然有老臣们的一片忠心，但也要看到军阀子承父业的只此一家。

从这个角度看，张学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他是军阀后代中的佼佼者。

他把奉系乃至自己的政治生命延长了7年。

不过，具有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他仅仅是表面上接上了班。

他没有力量和日本对抗，也没有手腕和日本周旋。

老臣们服从他，仅仅是因为他是张作霖的儿子。

这一点在杨宇霆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他一心要像辅佐老张一样的辅佐小张，却轻蔑地把他称为孩子，嫌弃他懒散的公子做派，嘲笑他离不开吗啡。

他把他急于东北易帜的心态，说成小孩急于证明自己的冲动。

他在剧中说：“老帅不在了，东北的情况呢，叫满局残棋余劫子，这孩子刚上台就不知轻重，和日本人在易帜改棋问题上打劫，对日外交搞了几个月了，杀得昏天黑地的，劫子还是劫子，这事完全可以由我来办的，线钓得长长的，事办得缓缓的，早早晚晚我都能赢他日本人，无奈啊，这孩子太想证明自己可堪大用了。

上台的当天就急着办，完全把我给避开了。

我杨宇霆伤心啊，那你又能怎么办啊，孩子就是孩子！

”这态度从他的角度无疑是忠言逆耳。

不过，张学良正处虚弱无助状态，渴望做大事证明自己。

杨宇霆无疑是公然藐视，加上郭松龄在时的旧怨。

在忍无可忍状态下，他下令枪杀了杨、常。

张学良借助杀人立了威，但是也让老臣们噤若寒蝉。

杨宇霆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父亲，喜欢教导、自恃权威、爱摆架子，可以看成张心中负面父亲形象。

杨宇霆代表的负面父亲形象，与郭松龄代表的正面父亲形象，两者合起来正是生父张作霖的丰富形象。

然而生父死了，郭也死了，张也通过杀杨完成另一类弑父。

电视剧就讲完三类父亲的故事，从戏剧结构上进入尾声。

他心中的父亲全死了，身边的老臣也不敢多言。

他真正孤立无援了，只能摆弄自己纸糊的部队。

在中东路事件中，奉军遭受惨败；在九一八事变中，奉军不敢抵抗。

从某个角度，九一八是张学良政治的宿命，是他急切政治的必然结果。

杨宇霆说的没错，年轻的他太急于证明自己了。

他急于和日本对抗，改旗易帜，诛杀重臣，急于出关，左右局势，甚至还听信中央，攻打苏联。

结果他扩大了自己的敌人，却没有增强自己的力量。

当日本恼羞成怒，真正开始出动武力时，他却没有可以真正依靠的力量了。

他期望中支持他的南京政府，也不过隔岸观火、虎视眈眈。

九一八对他是个两难选择，是伸头瓦碎，还是忍辱偷生。

他突然又恢复了军阀本色，选择保存实力甘受骂名。

不过这仅仅是保全了6年。

1936年，他又遇到同样的困境。

前有战力惊人的ZG，后有虎视眈眈的中央军。

结果他又超出想象力的发动西安事变，也顺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我觉得，剧中的张学良虽然有军阀的父亲，也能做出些军阀的手段。

但在内心深处却不愿是一个军阀，这只是他勉为其难的一个责任。

他时刻都想逃避，年轻时想离家赴美学医，从军时用酒精女人麻醉自己，随蒋回南京不也是逃避呢？

他抛弃了自己的军队，可以心安理得做个怡然自乐的自己。

软禁对剧中的他，何尝不是一个解脱。

只是他会后悔么，后悔那段从检票口被截开始分叉开来的路。

他应该主动进入讲武堂从军么，他真的需要扛起父亲留给他的基业么。

从1917年年到1936年，仅仅20年的时间，他是证明了自己，还是否定了自己？

他说过，我的事情到36岁，然后就没有了。

他可以用后半生时间，好好思考自己的生命。

这部剧很有意思的是，剧中的每个人都在对张学良评价，这些评价出于各自的立场，但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张，实质上是导演声音的代言人，成了张学良评价的多重奏。

下面选择一些典型：这一位东北的继承人，有一股冲动和任性，他自己都很难控制，奉系内部有新派和旧派之分，其中新派里又有士官派和陆大派之分，郭松林事件后，陆大派集体受挫。

他们依附于张学良之下，充满了对士官派首领杨宇霆的集体仇恨，张作霖死后，陆大派咸鱼翻身，反而是士官派的杨宇霆变得举步维艰，但由于初登舞台的张学良要实行易帜更化，遭到我国阻击之后，权威顿失，怀疑声四起，虽然奉天的军权掌握在张学良手上。

但权贵中的要员几乎都重聚在杨宇霆身边。

张学良已经感觉到他的权威正在流失，却又只能问计他并不喜欢的杨宇霆，他无法面对如此复杂的危急局面。

他变得容易急躁而冲动——————菊池武夫这孩子刚上台就不知轻重，和日本人在易帜改棋问题上打劫，对日外交搞了几个月了，杀得昏天黑地的，劫子还是劫子，这事完全可以由我来办的，线钓得长长的，事办得缓缓的，早早晚晚我都能赢他日本人，无奈啊，这孩子太想证明自己可堪大用了。

上台的当天就急着办，完全把我给避开了。

我杨宇霆伤心啊，那你又能怎么办啊，孩子就是孩子！

——————杨宇霆那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是上将，我也是上将，到底是谁领导谁啊——————蒋介石张这个人属于新时代，花花公子，未经危难，摔一跤也不完全是坏事。

——————蒋介石的幕僚我们弄清所有人，都要弄清他的出身、他的学历，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否则将无从谈起——————宋美龄我的事情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张学良

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重新应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1928年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事件：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张学良的决定主要是基于权力政治的考量。

北伐军的胜利和国民政府的强势逐渐确立了其在国内的主导地位。

张学良意识到继续维持与南京政府对立的独立状态对东北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不利。

因此，他选择了政治上的归属转变，以确保东北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保住自己的政治生涯。

安全考虑：易帜还体现了对外部威胁（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意图）的应对。

张学良希望通过加入国民政府，强化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以抵御日本的进一步侵犯。

自由主义：国际合作和法制：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合作和遵循国内外法制有助于实现和平与发展。

张学良的易帜，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合法化的过程，他通过接受国民政府的统治，使东北从一个相对孤立的地区变为国家统一体系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东北地区的法制和行政体系与全国统一，从而促进了更广泛的国内合作和稳定。

建构主义：认同和规范：建构主义关注认同和社会规范如何影响政治行为。

张学良易帜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和民族主义的认同上。

通过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张学良不仅为自己在新政府体系中寻求了位置，也响应了国内外对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强烈呼声。

话语权：张学良的决定改变了他在国内政治中的话语权。

由一个地方军阀变为国民政府的支持者，这使他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新的角色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张学良的易帜符合现实主义对安全和权力的追求，符合自由主义对法治和国际合作的重视，也符合建构主义对认同和话语建构的分析。

这一决策是对内外压力的响应，是试图在动荡时期为东北寻求最大利益的战略选择。

1949年，李宗仁欲释张学良，蒋介石指示陈诚“不知何在”1949年初，蒋介石受桂系逼迫下野，另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开展和谈。

李氏欲向外界展示其和平“诚意”，以求在和谈中获取舆论支持，故拟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但此举却未获成功。

台湾国史馆编纂之陈诚档案，披露了张未能被释放的前因后果。

先是，1月24日，李宗仁以电报及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杨。

顾将此事推给陈诚、张群。

李遂再电陈诚，声称：“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

张汉卿兄(学良)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日内派机来接……”①2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询问蒋的意见。

除告知李宗仁电报内容外，陈诚并表达个人意见，认为张学良可以释放：“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

为此，似可听其释放。

如何仍乞电示。

”②27日，蒋介石回电，指示道：“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

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③奉蒋介石指示，2月7日，陈诚复电李宗仁，表示此事“与省府无关”，自己没有办法：“(程)思远兄来台，……关于解除张汉卿先生(学良)监视一事，承思远兄转示，完全为一种和平姿态，自应……遵照办理。

惟……此案过去既非警部承办，更与省府无关，经饬查后，似系由中央直接管理，其经过情形，业已在此面告思远兄。

”④所谓“业已在此面告思远兄”，指的是陈诚曾告诉程思远，张学良现在处于蒋介石亲信俞济时和毛人凤的控制之下，“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象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要别人过问。

”⑤1958年，蒋介石召见张学良，慨叹西安事变“损失太大了”此番李宗仁释放张学良失败，显示在国共鼎革之际，蒋介石对张的坚决不原谅。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召见张学良，谈话中透露了此种不原谅的根源。

据张氏日记记载，蒋、张会谈内容如下：“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

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座车来接，我同刘同乘，约四点三刻抵大溪。

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来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

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

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小书斋。

我说：总统你老了！

总统也说：你头秃了。

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

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

总统答曰：都好。

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

余详答眼病近情。

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

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

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

总统说：好！

好！

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学很好，希望你好好读些书……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

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

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

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⑥黄绍竑曾回忆，蒋自西安返回南京后，“自我反省”称：此次事变是他的威德不能感化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最难感化的。

蒋建议张读《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实际上即怀有此种以养德之学术，感化“家庭出身不好”(土匪)的张学良的心思。

张实际上很明白，晚年口述回忆中，曾明言：“蒋先生讨厌我极了”。

⑦注释：①②《电呈可否释放张学良》，1949年1月25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

③《手谕释放张学良命令似可暂不置复》，1949年1月27日。

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

④《电复李宗仁监视张学良似由中央直接管理与省府无关》，1949年2月7日。

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

⑤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P1056。

⑥《张学良日记》，1958年11月23日。

⑦(台)林博文：《少帅痛贬蒋介石——张学良口述历史正式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