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

瑕不掩瑜，封神作+1前面的铺垫有多么漫不经心，后半部分的主题展现就有多沉重父亲，母亲，外公，弟弟，黑人，群像，人物有血有肉弟弟的懵懂和不谙世事从一个纯洁的视角看到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站在白人角度黑哥用行为掩饰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导演用力恰到好处，也给了一个从黑哥的角度去看世界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外公和父亲都是这样的人，做和父亲一样的选择也是无奈之举，既然世界有错，而我吃到了世界的红利，见到了世界的肮脏之后，是否还能热爱它呢？

回归现实，我们又怎么不是踏着别人的“尸体”才有今天的地位呢，这其中不乏惋惜之辈，生活的真相就是不公平和肮脏，常怀感恩，常怀善良本片弟弟的演技对于懵懂和那种纯洁和赤子之心的演绎太过惊艳，选角之灵性，以至于入戏后让观众带入，通过两个孩子的“梦想”讽刺这个社会，明指1980，实指2022+，现在的社会也是千疮百孔，令人唏嘘此外，这片的音乐水平也极高，各种背景音乐的浅入淡出，起承转合，情感铺垫，积蓄爆发，对叙事和主题深化极大帮助

世界末日是一种隐忧，包含有精神的麻痹和信念的崩塌，那些经由物质造成的灾难，来自于意识的反作用……故事的道理可以轻松窥出，我却很害怕说出这样的真相：那是因为，总有人在承受不公，也总有人在拾取好运。

那些被苦难折磨的同类，习惯了受伤、习惯不被人尊重。

他们不是傻子，不是自作自受，更不是厌弃幸运的眷顾。

而是，条件剥夺导致发展的限制和自我创造能力的缺乏……未来由强者缔造，但并非那些个不食烟火、趾高气昂的家伙，而是明白每一份享受资料的汲取，都是踩在了某些弱势的身上，只有怀揣这种感激之情并发奋图强，才能逐渐缝合生活中的不公……果然，又开始难受了。

包含剧透。

这部电影让我看得既生气又揪心！

我觉得这熊孩子真够坑人的。

对我来说，这个电影从头到尾讲了一个熊孩子坑人故事。

坑爸妈，家里有饭非要点外卖，这地方他最喜欢吃饺子挺好笑的。

坑朋友，第一次就算他不懂，他跟他朋友一起嗑药，他可以不懂药是什么。

但第二次不懂我就不理解。

家长为什么没有从小教会他不能偷东西呢？

还敢去偷学校电脑？

这主意馊到我都失语。

他这次学会了敢做敢为，在警察面前说是自己干的，但在我看来结尾他还是很懦弱。

他做了坏事，还眼睁睁看着规矩向白人一端倾斜导致自己的朋友真正的进入监牢，断送前程。

这样的角色塑造不知道黑人会不会买账，反正我看着挺生气的，也没干啥坏事一直被坑。

我没看出来小男孩到结尾真正成长了没有，他只是在车里含含糊糊的答应了他爸而已。

最后真应该用孩他爸的话说，孩子反应慢，整天活在想象里，啥也不会！

感觉安妮海瑟薇没啥戏份，没有很出彩的镜头，主要还是在讲小男孩跟他姥爷，姥爷教会小男孩一些东西吧。

1. Armageddon Time翻译成世界末日似乎有点偏了，善恶时刻，决战时刻，是不是更贴近电影主题一些？

2. 呼吁有黑人演员的电影能不能别把色调做那么暗，已经被迫从客厅投影转移到书房电视上，拉上窗帘都还是看的很吃力，这对演员太不友好了，我看了一刻钟才发现妈妈是安妮海瑟薇演的。

3. 虽然但是，演员的水准真的高，从小演员到老演员，都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劳模姐那几十秒的半张脸的speech将那个时代(其实现在也一样)的价值观用一张强势的女性脸谱完美呈现了出来。

安东尼霍普金斯就更不用说了。

这么看来，安妮海瑟薇又弱掉了。

4. 如果只看到导演想表达政治态度，那确实比较cliche。

但能看到导演从中产视角对这个社会本质的纠结与无奈，就会产生深深的共鸣。

我们看到孩子视角的善良与正义，但也看到为人父母的焦虑与崩溃，我们想像敬重的长辈那样与命运的不公抗争，但我们同时又庆幸不是弱肉强食世界里的弱者，而我们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弱者的加害者。

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存现状么？

53岁导演詹姆斯·格雷的童年回忆录，85岁霍普金斯出演外公，跟特朗普还是校友。

以点概面的反应出1980年代美国时期的政治背景，美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天壤之别，并且点出精英教育，还有同为歧视链中犹太人和黑人之间的另外一层芥蒂。

在种种社会现实事件的刺激之下，开始发奋学习。

不怎么深刻，但足够诚恳。

影片全球赢得两个奖项10项提名，被美国国家评论协会评为2022年独立电影十佳之一。

詹姆斯·格雷，一位智商高达180的犹太裔美国导演，拍了一部《世界末日》，并大声告诉你“不要做白日梦”了，请死了这条心。

《世界末日》海报法国《电影手册》刚刚公布了年度十佳片，格雷的《世界末日》仅差1分位列第11名。

《世界末日》基于导演格雷自己的童年记忆创作，讲述了在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时期，梦想成为艺术家的男孩保罗在家庭变故和转学风波之后心灰意冷的成长经历，几乎可以看作是一部格雷本人的自传式影片，被称为美国版《贝尔法斯特》？

格雷携《世界末日》主创出席戛纳红毯《世界末日》是一个关于友谊与忠诚的故事，影片的开场点名了这一点。

男孩保罗·格拉夫在六年级课堂上画恶搞画被老师发现，无奈地接受了惩罚。

与他一起受罚的还有乔纳森·戴维斯，一个自称“詹姆斯·邦德”的黑人留级生，也是保罗最好的朋友，“一黑一白”的关系设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绿皮书》。

1980年代的秋天，保罗和乔纳森在纽约城皇后区173公立学校就读，两个少年都深怀宇宙级别的梦想，因为视种族主义混蛋教师为共同敌人而成为好朋友，并深信彼此是同类。

然而事实上，保罗的外公是早先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母亲是家校联合会的会长，而乔纳森无父无母，和头脑不清的外婆生活在一起，两个人的差别不仅仅在于种族和肤色，更在于阶层的本质区别。

接下来是保罗的家庭聚餐，一幅全景式的家庭描绘，在这样一个空间矩阵中，严肃苛刻的母亲，一本正经的父亲，和蔼可亲的外公，自私霸道的兄长……每个成员慢慢抖落出千差万别的性格。

就像里根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是否正在见证世界末日”，人们都在担心着未来，城市是否会变为一个个罪恶之都，世界将走向何方？

而《世界末日》的名字来自英国摇滚乐队The Clash著名的翻唱，可以追溯到1979年威利·威廉姆斯的雷鬼即兴演奏。

“是时候让我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了，并尽我所能创作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以拒绝向外看就能给我们答案的想法。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无法理解关于宇宙的无限——它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我们所能尝试揭开的只是我们的灵魂……”对于格雷来讲，他的大部分电影作品都有着城市的背景，这部《世界末日》让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纽约，这个伴随了他整个童年的令人窒息的地方。

但年少的保罗对这个家，这座城市，这个世界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外公向保罗讲述，他的犹太母亲因为战乱而不得不逃离乌克兰，经历磨难一路生存下来，并最终来到美国。

作为一个外乡人，他们以犹太人的身份，追逐着自己的美国梦。

保罗会在梦里反复回味外公这些意味深长的话，但梦醒之后，他又和乔纳森回到孩童的欢乐状态。

保罗鬼使神差地从家里偷偷拿钱给乔纳森，然后一起去古根海姆博物馆参观。

保罗在古根海姆博物馆里观看康定斯基的画作，看得入迷甚至幻想自己成为一个人人追捧的画家，宛如一个白日梦想家。

而乔纳森则趁着老师不点名，带着保罗从学生群体中逃离出来，一起打电动，去克罗尼唱片店买专辑，还约定下个月去看Sugarhill Gang乐队（中文译为“糖山帮”）的演出。

乔纳森在地铁上向保罗讲述他遥不可及的美国航空航天宇宙飞行梦想——“戴维斯计划”，却被同行的黑人乘客出口侮辱。

实际上，种族歧视不仅仅发生在白人和黑人之间，更发生在黑人与黑人的同类之间，一方面凸显了像乔纳森一样的黑人群体的生存境况，另一方面，也对两个少年的价值观造成了冲击。

保罗回到家，正赶上外公生日，外公送给他一盒珍贵的颜料，然后一家人去电影院看歌蒂·韩主演的《小迷糊当大兵》，讲述了一个犹太裔美国女性的军营成长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演员歌蒂·韩本人在十八岁只身前往纽约寻梦，最终成为了80年代好莱坞头号喜剧女星。

格雷在片中留下了很多类似细节，让本片稍显刻意，但信息表达却极为精准。

回去的路上，一家人在车上聊着各自的“美国梦”，父亲大谈蒸蒸日上的房地产和家装行业，保罗却说自己长大了想当个艺术家，遭到了其他人的嘲讽，母亲说艺术是个很难的行业，况且家里没什么人脉，父亲说要送给他一本心理学家爱德华·德·波诺的《成功的艺术》，要他学习赚钱的技能，比如计算机制图等。

与此同时，外公的腿疾犯了，更大的隐忧正潜伏在一个家庭的成功学说辞之下。

接下来，保罗的一系列行动都让他离成为大艺术家的梦想越来越远。

乔纳森因为辱骂老师被惩罚洗画盘，保罗跑去帮忙，两个人偷偷去卫生间飞叶子，被老师发现，还被叫家长。

面对这样一个“坏孩子”，全家人无计可施，打算将保罗送去特朗普支持的纽约皇后区邱森林私立学校，就连保罗最喜欢的祖父都表示支持。

随之而来的是，保罗面临着转学的危机，他和乔纳森那短暂而脆弱的友谊也因此变得岌岌可危。

新学校呈现出一片令人恐惧的蓬勃和繁荣，并且规训无处不在。

很快，保罗就意识到了这种本质的变化，他每天都得穿精致的西装，被迫接受那些成功人士输出的观点，在同学面前撇清自己和乔纳森的朋友关系，但他最想做的是直接跑开，逃避眼前发生的一切。

尽管《世界末日》表面上弥漫着格雷的怀旧情绪，但却以一种看似庄重的道德说教场景，将保罗的格格不入彰显出来，他对外部环境的抵触和反抗一点点变得强悍。

在对周遭失去信任感后，保罗将外公视为唯一想要倾诉的人，他们相约去法拉盛草坪公园发射火箭，外公戳破了保罗的心事，教他正确应对学校的压力，并给予他心理安慰。

但事态急转直下，外公病重，骨癌手术也不成功，最终离世。

不同于格雷前几部电影中植入的那些暗喻，《世界末日》显得直白朴素，放大了更多的生活细节，于是才有了“父辈与子辈”在密闭空间内的多场对话戏，那些“前世今生”的人生过往都被一一道来，而保罗恰好坐在了那个最佳倾听者的位置。

但外公的离世对保罗打击太大了，保罗急于抓住那个他曾经承诺给外公的梦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于是他铤而走险，与乔纳森一起去学校偷电脑，为乔纳森筹集现金前往弗罗里达州，参军入伍进入航天局，同时自己也可以继续画画。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的计划很快就失败了，甚至还因此被抓进了警局。

警察对保罗和乔纳森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哪怕保罗承认一切都是他主使的，但警察仍然对身为黑人的乔纳森嗤之以鼻，最终保罗安然无恙，而乔纳森却承担了一切。

“乔纳森”无疑是“保罗”成长故事主线的附属品，但格雷没有将两个人的友谊划归为一种道德困境，而是敏锐地保持着保罗对外部世界运行规则的模糊认知，他对少年的无力感有着深刻的理解。

身处美国这样的国家，白人享有特权，黑人被边缘化，这是保罗面对的现实。

当父亲从他人那里为保罗争取来滞后的补偿，保罗则以对友谊的背叛亏欠了最好的朋友。

影片处处散播着少年的失落，无法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将生活过成艺术，于是遗憾越来越深。

《世界末日》挑战了传统叙事的清晰节拍，它在种族差异、阶级流动以及道德说教的美国梦的重重包围下开辟了一条分径小路——仅仅有关少年的青春成长。

对于格雷来说，拍摄一部回忆之作可以成为对抗未来虚假愿景的精神力量，而年少的保罗根本无法理解他心爱的外公为何希望他“记住过去”，而一向追求实用主义的父亲却坚定地要他“不要回头”。

从本质上讲，《世界末日》超越了友谊和忠诚的故事架构，讲述的其实是保罗与父辈的关系。

譬如作为一家之主，外公亚伦·拉宾诺维茨一直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而困扰，他努力将社会经济稳定与维持稳定的代价相协调，但当保罗和乔纳森遇到麻烦时，他却充当了破坏两人友谊的帮凶。

他不是圣人，无法消除美国各阶层之间的割裂现状。

对比强烈的是，保罗的父亲表现得脾气暴躁、执着上进，他是出身底层的电工，尽管时常陷入绝望的焦虑之中，却始终对成功抱有幻想。

就像影片中，外公一直强调保罗要想成为艺术家，首先就得学会在自己的艺术画上签上名字，导演詹姆斯·格雷也为这部关于他少年记忆的自画像加上了一个郑重其事的标题，听起来比任何其他电影都更像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

《世界末日》维持着格雷一贯的真挚温柔，两个小演员的表演完成度颇高，尤其是迈克尔·班克斯以不断累积的绝望感撑住了“保罗”这一角色纯真童年的最后一口气。

在保罗故事的尾部，他的梦想归于黯淡，他将浩浩荡荡的历史翻页，从说教的温室内出走，拒绝做这白日梦，然后一切陷入了独自一人的夜晚。

ELEVEN FILMAG撰稿｜阿do排版｜鹿川少女审核｜NAMU

电影《世界末日》讲述了一群青春年少的熊孩子为了实现自己梦想而奋斗的故事。

在这个叛逆期里，他们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家庭和学校的禁锢，以及如何正确应对身边的人和事。

电影展现的一个观点是：接近不良人物会对自己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这种观点可能被一些人视为保守或者压制，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古人的智慧中得到启示。

例如，《孟子》中提到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教诲，意思是接近好人会变得更好，接近坏人则会变得更坏。

同样，《孟母三迁》也告诉我们，在孩子无法判断是非的情况下，应该远离负面情绪和思想的侵蚀，引导孩子正确发展。

在电影中，熊孩子们因为自己的叛逆心理和错误选择，往往会与不良人物结交。

比如，主角格雷因为一时的冲动，结交了一个渣队友，并误入歧途。

这个场景给我们一个启示：在青春期的叛逆时期，孩子们常常会误入歧途，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引导和帮助。

所以，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教育孩子，帮助他们认清生命中的正反面，积极向上地发展。

同时，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熊孩子们并不都是不良少年。

他们追求梦想、有热情、有想法，只是由于自己的年轻和经验不足而做出错误的选择。

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也要注重引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培养他们自信、坚定和自律的品格。

更进一步地说，电影中的情节也让我们反思当前社会对青少年的关注和扶持是否够到位。

事实上，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

因此，我们需要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同时，家庭和学校也需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安全保障，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爱和关怀。

总之，电影《世界末日》通过一个动人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珍视青春、坚持梦想、避免不良影响的重要性。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注重引导他们正确的行为和价值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成为自信、坚定和自律的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末日 Armageddon Time (2022)#13thBJIFF 万象影城（丽泽天街杜比影院）。

7/10 成人和孩童在同一个世界面临相同却又不同的考验与磨难，于细腻温婉中透出阴霾、压抑和绝望，成为电影主题中的“世界末日”。

电影以家庭与校园的矛盾冲突为纽带，以中产阶级小世界影射时代背景下社会、政治、种族融合等议题。

主人公陷入《无姓之人》般无力抉择的现实困境，如同发射飞天的火箭终将坠落，在影片末尾的隆隆车声中，无奈逃离与过去作别。

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安东尼·霍普金斯和安妮·海瑟薇的表演，以及劳模姐杰西卡·查斯坦等实力演员的惊喜客串，或许已经值回票价。

小演员迈克尔·班克斯的表演很有灵性，让人联想起《小大人》中的西奥·泰普里兹，影片音乐有着特别的奇幻色彩。

原文地址：https://collider.com/armageddon-time-director-james-gray-interview/https://ew.com/movies/armageddon-time-james-gray-interview/\ 詹姆斯·格雷的《世界末日》：/“电影也许不会永远存在”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怀念有些过时但却不需掩饰的往昔，于是他自编自导了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作为对纽约度过的青年时代一次温柔的回顾。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这部苦乐参半的青春成长片在九月份与北美观众见面，我们很容易为它列出一连串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过真正走进詹姆斯·格雷在柳特莱德酒店的房间、面对面与他讨论这些问题却并非一件易事：我们试图弄清作品中那些自传性细节、对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时代背景的理解，亦或是这部电影在他职业生涯中的地位——格雷在1994年拍摄了低成本处女作《小奥德萨》（Little Odessa，1994），之后又有《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等好莱坞巨制。

但这些问题在他对电影本身和电影制作的热情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

《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他与我们谈了《世界末日》众星云集的卡司--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和曾出演《继承之战》的杰瑞米·斯特朗（Jeremy Strong）扮演他已故的父母，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他慈祥智慧的祖父；同时，他分享了这部电影在制作时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如何重塑一个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聚集的纽约皇后区，或是他在青春期与一个名叫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的硬汉家长领导的著名房地产家族之间的纠葛。

但53岁的格雷的野心不会止步于此，他要做的是超越戛纳电影节的束缚、打破后疫情时代赌轮盘式的选角局限、摆脱老大师们传统观念的禁锢，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电影。

Q: 对你来说，创作《世界末日》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格雷：实际上《世界末日》本身就在讲述我的整个生活。

当时我在巴黎答应制片人要做一部有关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歌剧，我一个人住在巴黎某个非常高级的公寓里，但是见不到妻子和孩子。

我当时非常孤独，每天都在做很奇怪的梦，或许是因为之前接连拍了两部电影，身体有些吃不消。

2016年我去亚马逊拍《迷失Z城》—那显然不是个适合人久驻的地方；之后拍《星际探索》（Ad Astra，2019）也是次不太舒服的经历，你能做的只是把演员吊在威亚上，看他们在满是绿色幕布的摄影棚里表演。

总之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回到那些私人化的小世界，停止在你和你的作品之间制造任何距离？

我想到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的《阿玛柯德》（Amarcord，1973），它有点像一部幻想曲，并非完全是他的生活--但又全部都是。

我并不想太过于政治化，但我隐约看到一条线将墨索里尼与特朗普串在一起。

《阿玛柯德》（Amarcord，1973）《阿玛柯德》中关于墨索里尼的内容无疑很博人眼球，因为它告诉你，尽管电影里的人物都很荒诞，但历史的暗流却永远存在——几年后，战争即将来临，国家将基本被摧毁；一切有趣而美丽的东西也都会被黑暗笼罩。

所以我想起儿时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与特朗普家族有过一段关系，那时我也失去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小时候的我在很多方面都做的很糟糕，于是我开始在巴黎构思这部电影。

很抱歉，我给你的答案是不是太长了。

（笑）Q: 是的，这涵盖了很多信息。

格雷：答案简而言之就是永远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永远都要做你自己。

因为你只有一个，你的作品越是个人化它就越具体，而越是具体就越真实。

在隔离期间，我和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一个11岁——看了大约150部电影，都是世界电影史里的经典片子，《七武士》和《偷自行车的人》、《四百击》、两部《教父》、《愤怒的公牛》、《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雨中曲》等等。

《四百击》再次打动了我，因为特吕弗做到了完全意义上的诚实，我认为这很美妙。

《四百击》Q: 现在确实是一众优秀导演推出个人化电影的时代，《诗人》（Bardo，2022）、《甘草披萨》（Licorice Pizza，2021），乔安娜·霍格（Joanna Hogg）的《纪念品》（Souvenir，2019）和索伦蒂诺（Paola Sorrentino）《上帝之手》（The Hand of God，2021）。

格雷：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说这是因为我们都老了（笑）他是当笑话说的，但我确实认为这是原因之一。

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某一艺术形式会永远持续下去，比如说歌剧，它流行了大概120年；彼时约有40万人排在街上参加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的葬礼；而1925年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还没完成《图兰朵》（Turandot）就去世了，在那之后的四五年中意大利当局用大量经费写法西斯歌剧，这种艺术形式也就随之死去了。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样也不会永远存在。

当你看到制片公司只对一种类型的电影投资时，你会感觉这种艺术形式正经历着很困难的时期，当然我并不是针对哪类片子，但如果电影公司只对制作某一种电影感兴趣，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只有僵化：你只会有一个观众，一个已经被某类电影洗脑的观众，艺术形式便因此越缩越小。

而当电影形式陷入困境时就会出现一种艺术上的集体反叛，我说的反叛当然不是指“不，《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讲故事的电影”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我想强调的是，必须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东西出现。

比方说当你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之所以喜欢它胜过喜欢普拉多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是因为在那里我既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也能看到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荷马半身像，既能看到伟大的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也能看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正是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跨度如此之大的艺术作品才真正使我们成为人类，才真正使我们——我有勇气使用这个词——如此美丽。

Q: 有很多人在谈论大众电影的消失，就像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慢慢消失一样，但我们确实面临着某种一元文化（monoculture）的消失，而且我们都曾经在这些一元文化中获得过快乐。

格雷：给你讲个有意思的故事，当披头士参加苏利文电视秀的时候纽约没有一个轮毂盖被偷。

（笑）每个人都在家中看节目。

但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即中产阶级、大众电影的衰落或消失，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危机，它源于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任何制定政策的人能解决，就像你没法将诚信货币化。

教师是个高尚的职业，但它挣不到多少钱；当一个社会不再把诚信和道德摆在第一位时你能怎么办呢？

你只会看到一个纯粹的商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完美地让人们意识到，倘若做一件事没法给你带来金钱，那这事就毫无可做的意义。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Q: 当我们谈起曾经电影的黄金时期是多么辉煌的时候，也应意识到某些如今被人们视作经典的电影实际上非常一般—就像《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或者《年少轻狂》（Dazed and Confused，1993）那些片子。

格雷：《生活多美好》烂透了，它几乎毁了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897-1991）的职业生涯。

Q: 回到《世界末日》上，对你来说还原童年时期的皇后区有多困难？

毕竟纽约不会40年一直是一个样子。

格雷：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住的街区，那孩子在电影中住的地方离我家只有90英尺。

片头他们走在学校外面的路上，那所学校就是我小时候上的公立学校。

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见的皇后区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文化上的变化却天翻地覆。

我们是街区里唯一一个犹太人家庭，和一个长相、说话方式和行动都跟《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1971）里扮演Archie Bunker的凯勒·欧康纳（Carroll O'Connor，1924-2001）一模一样的人合住，我们各住在半独立的排屋中，他在他的门口放了一根旗杆，好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笑）我现在非常喜欢皇后区，比我在那长大时还要喜欢。

Q: 我想和你聊聊选角上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

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是早期选定的演员，但他最后不得不退出；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也在其中，你甚至一度打算让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扮演唐纳德的姐姐玛丽安娜·特朗普（Maryanne Trump），尽管她只有一个镜头。

格雷：我写完剧本后紧接着定好角色了，但正好赶上了疫情；每个人的行程都被完全打乱了。

其实Bob（对罗伯特·德尼罗的昵称）和凯特·布兰切特对最后的成片都有很大的功劳，Bob对这部电影很上心，他在剧本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拍成的。

但后来他去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y Scorsese）的电影了。

Q: 好吧，Bob!

罗伯特·德尼罗 和 马丁·斯科塞斯格雷：（笑）对此我能说什么呢，“不要去拍了？

”奥斯卡也一样，他正在准备的电影项目因为疫情被推翻了。

但你知道，电影总是很神奇的—有时它们会以命中注定的方式拍出来。

在原来的角色设定中，德尼罗本来要演我父亲的父亲，一个更像蓝领工人的角色。

安东尼·霍普金斯完全和我母亲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很有礼貌很有修养，是个很让人喜欢和尊敬的人。

而我父亲的父亲更像是个布鲁克林的、粗鲁的水管工。

因此我意识到必须改改角色。

幸运的是修改后我发现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我的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崩溃，在心理上一直没有真正恢复过来；因此我虽对Bob的离开很不开心—我爱他，我希望和他长期合作—但当Tony（对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昵称）加入后，很多原先剧本上的疑难被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整个故事也更加忠于我童年的实际情况。

安东尼·霍普金斯我承认，刚开始我没看过杰瑞米·斯特朗的作品，他在奥斯卡离开后加入的剧组；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但我必须为此去看《继承之战》。

然后我发现，哇，这家伙演得真不错。

Andy（对安妮·海瑟薇的昵称）则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

Cate本来要抽出一天演玛丽安娜·特朗普，但她还要同时去演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的《塔尔》（TÁR，2022），档期上有冲突，所以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加入了我们。

Q: 在戛纳获得长达7分钟的起立鼓掌时对你来说是怎样一种感觉？

你是否像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在奥斯卡典礼上那样觉得：“他们都很喜欢我”？

格雷：其实我对戛纳电影节又爱又恨。

我的很多作品都在戛纳展映过--《移民》（The Immigrant，2013）、《两个情人》（Two Lovers，2009）、《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家族情仇》（The Yards，2000），人们似乎总是对戛纳的电影热情高涨。

但我要向你们坦白，每个人都对我说：“噢，你哭了，你是被喝彩声打动了吗？

”不，我流泪是因为我父亲在疫情来临前一个月去世了。

Q: 噢，我很遗憾。

他在去世前看过这部电影的初剪吗？

格雷：他没能看到，对此我非常后悔。

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在电影节上流泪是因为我曾想带他一起去戛纳，但他到最后都没能去成。

说实话喝彩对我来说更像是逃过了一劫—就像，真好，他们没有嘘声。

我一直坐在评委席那里，人们的座位在起身时会发出“砰”的声音；当时我在看一部很厉害的导演的作品——我不说是谁——差不多还不到30分钟就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一半的观众都离开了。

所以后来我一直战战兢兢，因此当你问我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解脱。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Q: 几年前我为《星际探索》写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人物介绍时，我问他是否会像他的明星同行一样去拍电视剧，他说他有可能真的会去拍，因为他喜欢那种长篇故事蕴含的大量的可能性。

我看到你在IMdB上有参与制作即将推出改编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作品的电视剧，你是否也有像电视剧转型的意向？

格雷：我确实有考虑过。

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1973）最初就是为电视拍的，而克日什托夫·基耶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十诫》（Dekalog，1989）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也有目共睹。

我要是说自己不会为电视拍东西那就有些势利了；但像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y Bondarchuk，1920-1994）曾为俄罗斯电视台拍了长达8小时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66），如果我对焦点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说：“Peter，我有一部8小时长的电影，你能发行吗？

”他不可能答应我，就算答应了也拍不出来。

很难想象现在有45%的美国人家里都有家庭影院，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我很幸运是其中的一员，家里有个110英寸的幕布、一个投影仪和爆米花机，但有件事我想我们忽略了，也是问题所在：“我按下了暂停键，站起来去上了个厕所，然后看了会手机，打算用微波炉热一下我昨天吃的虾仁什锦饭…算了，电影剩下的部分明天再看。

”如果你是个合格的观众，你就应该明白专业的制片人、编剧、导演等都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个紧张刺激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你需要完完整整从头到尾把它看完，期间去洗手间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电影就像肌肉一样，如果你断断续续地看，原有的紧张感就会变得松松垮垮。

《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你提到了《生活多美好》，如果你1943年在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然后把它拿到帕萨迪纳市去试映，观众都是专业人士—尽管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就像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

如果他们认为这部电影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周一达里尔·F·扎努克（Darryl F. Zanuck，1902-1979，美国好莱坞制片人）和路易·B·梅耶（Louis Burt Mayer，1884-1987，好莱坞工业大鳄，米高梅公司创建人）等就会对你说：“这个故事放这儿不合适。

”周二你就得让本·赫克特（Ben Hecht，1894-1964，著名编剧）重新写这个片段。

因此周三你得重拍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1904-1986）和英格丽·褒曼（Ingird Bergman,1915-1982）在第七场和第九场的戏，这样周四你才有时间去剪辑，周五一个全新的版本才能及时上映。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之所以那些影片能成为传世经典，是因为老一辈电影人总在不断完善电影的故事，一遍遍地重拍。

但在今天除非你有超高的预算，否则你没法重拍；就像我们目前在澳大利亚、白俄罗斯、罗马尼亚拍摄，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无法再次把所有演员都召集在一起。

Q: 没错。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明星往往被限制在与制片厂的合约中，他们也没法说不。

格雷：确实，他们没法说不。

加里·格兰特不想演莱奥·麦卡雷（Leo McCarrey，1898-1969）的《春闺风月》（The Awful Truth，1937）——那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他想要解除合约并赔偿制片方，他说：“请不要让我拍这个，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喜剧，而我是个严肃的演员。

”但最后他还是去拍了，一切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Q: 你是如何决定给这部电影起名叫“世界末日”的？

格雷：在构思电影时我想起里根曾和其他政治家一同谈论核战争和核末日的可能性，三年后，也就是1983年，播出了一部与之有关的电视电影叫《浩劫后》（The Day After，1983），也许你都忘记了，但我一直记得那段时间。

70年代末，特别是1980年俄国人入侵阿富汗后，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可悲的是，这几年那种气息好像又回来了，从911事件到如今乌克兰的局势，我会对“基地组织有核武器吗”这种问题感到不安与挣扎；对“世界末日”持续的恐惧感从我和我哥哥小时候开始就很沉重。

1980年我爱上了The Clash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Armagideon Time”，由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1952-2002）演唱。

我在电影里使用的是由雷鬼艺术家Willie Williams翻唱的版本，歌词“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任何晚餐（‘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本身是悲伤的，但他用了欢快的调子去唱。

The Clash的版本则更像是朴素的哀嚎，颇具威胁性与危险感，与电影画面产生了冲突。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里根总统的选举、他对核末日的言论、我对The Clash的热爱及当时的整个文化运动等等交织在一起，“世界末日”似乎是个很好的标题；它对孩子们是一场灾难，对国家是一场灾难，甚至对所有物种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就像歌词里写的“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晚餐，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正义。

记住要推翻他们，没有人能够领导你。

世界末日。

（‘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 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justice tonight. Remember to kick it over. No one will guide you. Armagideon time.’）”，整首歌都在强调很大一部分人的那种绝望情绪，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强有力的片名。

Q: 你曾说“我爱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他们现在都变成幽灵了。

”这句话很打动我，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电影也很打动我，它和我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

你把已经是“幽灵”的、那些对你很重要的人再次带回到现实中，制作这部电影是否比其他电影更让你感到压力和责任？

格雷：我不好说。

每次开始拍一部电影时，我都感觉我的世界要毁灭了；每次我都很害怕，想象拍出来的东西将面临人们潮水般的厌恶。

拍《世界末日》前我同样如此，强迫自己把所有细节都做得准确无误—听起来挺奇怪，因为之前我并没那么精益求精。

拍《星际探索》时所有的灯光、飞船上的开关我都要过问，但《星际探索》和《世界末日》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因为后者需要还原所有逝去的人的精神。

拍摄时我父亲还健在，他是在我剪辑的时候去世的，我为此抑郁了一段时间，也使我重新审视这部电影的主题。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之后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我的哥哥—我很敬佩他—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要等到纽约电影节才能看；我的孩子们问我：“你有没有提前跟艾德叔叔说过？

他在电影中可是把你打了一顿！

”我说没有。

我现在和他很亲近，总是在一起聊很久很久。

我现在才明白他在电影里，或是说在小时候的所做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他只是想保护他的弟弟。

所以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或许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但当你问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自己对待这个主题的方式，在那时确实承受了比以往都要大的压力。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Q: 事实证明你已经能够获得制片方的青睐去拍电影，但是否有一个你一直想拍的项目却因为资金困难没法实现？

换言之，如果你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去拍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会选择拍什么？

为什么？

格雷：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俄国革命、拉斯普廷（Grigori 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沙皇沙皇夫人和俄国皇室的史诗电影，它的规模一定相当巨大。

如果现在我能找到一些很合适的优秀演员去演拉斯普廷以及杀死他的费力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1887-1967），或许这部电影就能落地。

我认为除了在俄罗斯本土，任何地方拍它都不合适，所以当俄罗斯终于对我们开放时我很兴奋，心想我可以凑够资金去实现它；但鉴于目前乌克兰的糟糕局势及普京的执政，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是做不到了。

因此这是我最想拍的，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剧本：一些人屡次尝试想要刺杀拉斯普廷，而拉斯普廷又是个难办的狠角色；拉斯普廷和最终杀死他的尤苏波夫两个人的叙事分别展开，在结尾合到一起，达到高潮。

这一定是个惊艳的故事。

Q: 你有为这部电影起名吗？

格雷：我想我会叫它The Dream of a Thousand Men。

影片结尾小男孩离开了贵族学校，一切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并不是。

对于有些人来说，无论犯了什么错误，都有别人兜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存在就是错误。

小男孩长大后成了导演，赚很多钱，还是社会精英。

少年犯黑人小孩长大后还会和他父亲一样搞大女人的肚子然后消失。

讨厌这种自以为是的反省式影片。

完全就是以一种看似政治正确，但是对于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的根源屁都不放一个。

还自我解脱的说自己只是一个幸存者。

如果小男孩把外公的话听进去了，就不应该仅仅是从宴会上离开。

他至少可以画一副感恩节由来的画，让大家看看美式的感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就非常虚伪。

什么时候美国人把其他民族的人当人也当看了再谈政治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