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迪潘

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影片《流浪的迪潘》，讲述了兰卡内战快结束时，三个陌生泰米尔人为申请政治庇护，冒充一家人来到法国开始新生活的故事。

片中南亚元素很淡，但内战给主角带来的伤痛清晰可辨。

在欧洲难民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欧迪亚的这部片可谓是生逢其时。

导演选择斯里兰卡，也许是因为兰卡内战结束已久，“兰卡难民"相较之下也没有那么敏感。

但是，斯里兰卡内战和“猛虎组织”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恐怖的记忆。

兰卡内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斯里兰卡最主要民族：僧伽罗族若你踏上斯里兰卡航空的机舱，穿着孔雀绿莎莉的美丽空姐会双手合十，对你道一声“Ayubowan”。

这个饱含问候，祝你吉祥如意的“Ayubowan”就是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之一，僧伽罗语。

僧伽罗语，自然是僧伽罗人的语言。

僧伽罗人占斯里兰卡人口的70%。

他们是远古时期，从南亚次大陆迁移过来的雅利安人的一支，信仰佛教。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斯里兰卡还通用另外一种语言：泰米尔语。

在兰卡的印度教寺庙数量庞大，这些都是泰米尔人的神殿。

二、从南印迁居于锡兰的泰米尔族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

从公元5世纪直至16世纪，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

14世纪初期，南印度的泰米尔人还在北部建立了贾夫纳王国。

如今，泰米尔人依然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

他们主要居住在兰卡的北部和东部。

信奉印度教。

三、神秘北部：贾夫纳的故事影片中最初出现的地点，就是泰米尔人聚集的贾夫纳半岛。

从地图上看，它像一片断裂的人类小腿骨骼。

骨骼底端，有个叫做Chundikkulam的保护区。

贾夫纳半岛就是通过这片十分狭仄的通道和锡兰陆地相连。

所以，从地形上你就能看出，这是锡兰岛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

她静默的躺在印度洋上，遥望着北面的印度。

这片曾经发达的区域历经沧桑，伤痕累累，在旅行者心中，至今是一片迷云般的地方。

同名的城市贾夫纳，是斯里兰卡北部省首都，同时，它也是贾夫纳半岛的行政中心。

历史上，贾夫纳是个繁华的城市。

1619年，葡萄牙人打败了贾夫纳王国，在这里修筑起了港口。

此后荷兰人和英国人分别入侵，不同国家的文化深刻的冲击着贾夫纳半岛。

但是泰米尔人始终是这里的主要居民，贾夫纳也是斯里兰卡的印度教文化中心。

1948年，斯里兰卡获得独立。

此后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的关系不断恶化。

四、两个民族的纷争由于民族和宗教不同，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泰米尔人推翻僧伽罗人王国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英国占领斯里兰卡以后，殖民当局用泰米尔人制约僧伽罗人，使泰米尔人占据了工商和行政部门的最多和最高职位，拥有政治和经济的巨大优势，从而导致两个民族夙怨的加深。

斯里兰卡独立后，约占全国74％的僧伽罗人掌握了国家权力，泰米尔人的势力消弱。

两个民族就业、工资待遇、住房和教育等方面产生了不少摩擦，矛盾日益激化，多次发生冲突。

极端民族主义是可怕的，在1983年，13名兰卡士兵死于猛虎组织的一次伏击，该事件引发了“黑色七月”（Black July）。

怒火和仇恨从科伦坡为起点，部分泰米尔人被烧杀抢掠，成百上千的人死亡离散。

此后，两个民族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内战。

1986年。

泰米尔猛虎组织长期占据了贾夫纳地区。

1976年，以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为宗旨的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成立，1978年，少数泰米尔极端分子成立了反政府的“泰米尔虎”等大小30多个恐怖主义组织，此后两个民族爆发多次大规模流血冲突。

2009年，在猛虎组织已被完全剿灭。

现在斯里兰卡是一个和平，安全的旅行目的地。

人民安居乐业，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2009年泰米尔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的最后一次交火中，猛虎组织士兵耶斯撒萨，或“迪潘”，侥幸存活了下来。

机缘巧合之下，迪潘与素未谋面的难民雅丽妮和伊拉娅相遇，组建起一个毫无亲缘关系、只为通过移民审查的“家庭”。

慌乱之中，他们踏上了前往法国本土的旅程。

尽管前路一片迷茫，但他们清楚一点，那就是无论那个未知的法兰西有多糟糕，都还是要比随时可能让人丢掉性命的斯里兰卡好上千倍万倍。

　　 逃亡，重生。

三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一个松散、脆弱的家庭，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国家，《流浪的迪潘》的故事由此展开。

　　 在2015年戛纳电影节上，《流浪的迪潘》无论如何也不是最耀眼的那部。

尽管新任艺术总监福茂选片求名大于求实的作风导致主竞赛单元影片实力普遍不强，甚至很多评论人将这一届称为戛纳电影节史上的“小小年”，但前有托德·海因斯的《卡罗尔》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后有匈牙利新秀拉斯洛·杰莱斯口碑爆棚的处女作《索尔之子》，导演雅克·欧迪亚想要凭借一部看似表现平平的作品突出重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其个人的执导经历上看，雅克·欧迪亚这一次获得评委会主席科恩兄弟的青睐，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千年的和尚熬成佛”，没有半点侥幸的嫌疑。

从第一部作品《男人最痛》（1994）开始，欧迪亚就已经拿下了三项包括最佳处女作在内的三项凯撒奖。

其后，无论是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作品《自制英雄》（1996）、还是再得三项凯撒奖的《唇语惊魂》（2001），欧迪亚都是稳中有进、步步为营，直到2005年的《我心遗忘的节奏》，欧迪亚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巅峰。

　　 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子承父业的房产中介人如何一点点厌弃每天讨债的暴力生活，最终通过弹奏钢琴获得心灵救赎的故事。

对照《流浪的迪潘》可以发现，寻求内心平静、通过放弃暴力救赎自身——即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过程在这部影片里其实已经有所展现。

此外，影片中作为房产中介人的男主角每日需要对付的正是处在法国社会底层那些没有容身之所的流浪者和移民。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心遗忘的节奏》与《流浪的迪潘》恰好呈现出一种显著的镜像关系，后者相当于从移民的角度复刻出同一社会和阶层的阴面，进一步完整了欧迪亚对社会问题的探讨。

凭借其流畅的叙事和深刻的见解，《我心遗忘的节奏》力压同年达内兄弟执导的影片《孩子》，殊为罕见地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八项凯撒奖。

　　 四年之后，欧迪亚再次发力，使得一部黑帮电影《预言者》（2009）震惊了世界影坛。

在这部电影当中，超现实元素的运用、充满迷幻色彩的慢镜头和极富打击感和表现力的音效等等特点几乎重新定义了欧迪亚独有的影像风格。

甚至可以说，除去这些风格特征，《预言者》便会降格为一部不上不下的黑帮电影，欧迪亚这个名字也会和平庸二字永远联系在一起。

　　 幸运的是，《流浪的迪潘》全盘继承了《预言者》的影像风格。

举例来说，影片最后一段，本该让人热血沸腾的桥段在欧迪亚的处理下变得节奏缓慢而富于诗意：慢镜头的尾随下，迪潘只身一人闯进黑帮成员占据的大楼，脚步沉重地登上楼梯，穿过汽车爆炸产生的迷蒙的烟尘，一枪一个地干掉了楼里所有敌人，救出了自己的妻子。

影像展现出一种意蕴悠长的诗性，一种毅然决然的力量，更展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好像作者要以介入时间的方式给予迪潘生机和希望，而这又与《预言者》中主角马利克在轿车狭小的空间里遭遇的一场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枪战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在这样的影像之中，欧迪亚达至了一种既不乏暴力又不欠缺温情，既让人感受到残酷又使人流连于诗意的境界，让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张力与震撼之中，不断经受剧中人所面临的撕扯与拷问。

正如《卫报》影评人安德鲁·普尔弗所言，“《流浪的迪潘》也许不是雅克·欧迪亚最能让人一眼看去便浑身过电的作品，但它却以一种极其克制的方式展现出惊人的力量。

”虚焦下闪着幽蓝光芒的蝴蝶结，时常从梦中泛出的锡兰神象，目光里逐渐走进黑暗的躯体……刨除“人道主义政治正确”的剧情，《流浪的迪潘》中的确还蕴藏着纯粹的影像带来的无以言表的震撼。

　　 另一方面，以《男人最痛》为起点，欧迪亚对黑帮题材的掌控也在《预言者》中达到了近乎完美的水平。

于是，《我心遗忘的节奏》中的移民和《预言者》里的黑帮两大话题统合在一起，构成了《流浪的迪潘》的故事主干和矛盾冲突，使之成为了迄今为止欧迪亚作品序列中视野最广、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欧迪亚对移民与黑帮的统合绝不是“物理性”的，二者在发生矛盾和冲突之后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合成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感：观众会猛然发现，可怕的黑帮分子自己火并还不够，竟然还和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恐怖组织老兵交上火，而且被一枪一个地干掉了。

人们不得不由此联想，一场比黑帮火并还要残酷不知多少倍的战争到底是怎样日日煎熬着斯里兰卡平民，一个被冠以“恐怖分子”头衔的难民想要获得新生是多么不易。

　　 很难想象，现实生活中的耶斯撒萨确实曾经是一名猛虎组织成员。

在戛纳电影节记者会上，耶斯撒萨表示这个故事中50%来源于自己的经历。

1986年退出猛虎组织后，耶斯撒萨辗转由斯里兰卡到达泰国。

由于几次申请移民加拿大和英国未果，耶斯撒萨只得前往法国，在那里干过洗碗工，做过小商贩，最终成为了一名严厉抨击斯里兰卡政府和猛虎组织的泰米尔语作家。

他的两部小说《打手》和《叛徒》如今已经被译成英文，成为了猛虎组织罪行和持续了三十余年的战争的永久见证。

　　 从这点上来说，迪潘倒是比现实中的耶斯撒萨幸运太多。

影片结尾，历经磨难的迪潘一家人逃离了法国，组建了坚不可摧的真正的家庭，在英国定居下来。

雅克·欧迪亚如此直白地表达着美好，哪怕美好得有些“脱力”——一如《预言者》结尾一家三口的团聚和《锈与骨》结尾那些重新接续的手骨——无非是因为，“重生”，便是他对角色一如既往的企盼和祝福。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这样吗？

” “如何成为一个‘人’？

孟德斯鸠问了一个伟大的问题。

”

一开始并不认识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假的家庭，假的丈夫，假的妻子，假的女儿，一切都为了逃难。

在法国人眼里，这些斯里兰卡人基本都长的一样，反正，都是外来的。

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渐渐平静下来 ，抛开过往战争的伤痛，在当地安定，他们努力了，战争结束了，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是异国他乡，虽然身边的人本来并无关系，但现在，他们就是一家人。

但每个国家都不是完美的，平静并不长久，卷入帮派冲突的他们，又陷入了混乱...电影最后的十分钟，迪潘用自己熟练的杀人技巧，拯救了家庭，雅丽妮用自己的温柔，将迪潘拉了回来，从那个杀手，变回了保护家庭的丈夫。

最后，迪潘开着英国的出租车，和已经成真的妻子、女儿，还有新生的婴儿，过上了新的生活。

整部片子貌似有点平淡了，但也能让人看下去，一切拍得合乎情理。

一个假的家庭，一份真的希望。

讲的是严峻、冷酷的现实，但它还同时展现了诗意、流动的灵性。

影片中，一个角色向印度教中的智慧、财运之神“象头神”祈祷，而另一个角色则梦见了一片丛林，在那里，一头大象用包含深意的目光看着它，那眼神似是怜悯，审视，又或许是安慰。

欧迪亚的第七部作品给巴黎郊区带来了新的元素，它讲述的是一个临时组成的移民家庭，他们逃离了斯里兰卡的战火，却发现来到西方世界，还是避免不了被卷入暴力的冲突。

这部新作没有《预言者》那样复杂的情节，也没有《锈与骨》那种猛烈的情感，它更为低调，没有什么知名演员。

然而这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让观众发现自己就好像影片中法语有限的主人公一样，处于一种懵懂、混沌的状态。

欧迪亚再次向我们呈现了处于逆境之中的顽强人物，而影片从死亡开始，以希望结束，其间的过程感人至深。

影片以一场火化仪式开场，身为泰米尔反政府武装人员的迪潘在尸体上摆放棕榈叶。

然后，镜头切换到了年轻女人雅丽妮身上，她正在一个拥挤不堪的难民定居点寻找一个孤儿。

雅丽妮找到了小女孩伊莱娅，带她找到了迪潘，后者正从别人手中接过三本死人的护照，这将是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的新身份。

下一个镜头中，迪潘已经在巴黎夜晚的街头卖起了小玩意儿。

在一位翻译的帮助下，迪潘和雅丽妮通过了社会服务机构的面试，得到了位于市郊一处简陋房产的看门人的工作。

当地的联络人尤瑟夫带两人熟悉工作环境，但对方讲的法语，他们几乎只字未懂。

对于迪潘住所对面的一个贩毒团伙，尤瑟夫并没有透露太多，只是告知每天早晨须在团伙离开后进行清扫。

伊莱娅被送进了一所专收移民的特殊学校，起初她并不快乐，在操场上被其他孩子排挤时，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

但是，跟大人相比，她对新环境适应地要更快。

年轻的雅丽妮还没有做好当妻子和母亲的准备，她郁郁寡欢，精神恍惚，扬言要抛弃这个家，去伦敦找自己的表亲。

但是在迪潘的劝说下，她留了下来。

她还给一个老人打扫、做饭，老人的侄子布拉辛是当地黑帮的成员，雅丽妮对他保持警惕，但与此同时，两人试探性的沟通，让她感受到了异乡的一丝暖意。

影片的三位主人公相互之间毫无了解，却要同住一屋檐下，而陌生的环境，让他们之间产生了新的隔阂，欧迪亚和长期合作的编剧托马斯-彼得甘的叙述充满人性化的悲悯。

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细枝末节展现出来，没有一点煽情：“父亲”与“女儿”的温情一刻，“丈夫”向“妻子”悄悄投去渴望的目光，她为他无法理解法式幽默而忍俊不禁。

一个忧伤、沉默的男人，忽然间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角色，观众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的克制，同时又通过几个美妙的私密瞬间，体会到他对失去的故土的怀念。

影片始终都流露着一股隐隐的危机感，直到结尾才最终爆发。

起初，对于迪潘和雅丽妮，生活是平静地，他们总是站在窗前，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对面居住的“危险团伙”。

然而后来，他们成为了卷入帮派之争的无辜受害者，而迪潘在院子中用白色粉笔划出的“禁区”，当然没能维持下来。

《预言者》中的暴力是直白、钝重的，而在《流浪的迪潘》中，暴力被赋予了一层朦胧、迷幻的色彩。

作为一个参与过流血冲突的战士，迪潘也有残忍地伤害他人的能力。

但让欧迪亚更感兴趣的，是主人公还没有适应自己的新角色的内心活动。

影片中的暴力是碎片化的，而让高潮如此抓人的，是情感和表演。

选择以慢节奏来呈现一部剧情密度不高的影片，对创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欧迪亚用他的自信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摄影师艾波宁-莫曼苏和为影片作曲的音乐人尼古拉斯-贾尔都是首次与导演合作，他们用出色的声画带观众进入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世界。

众生皆苦，何以为家 《流浪的潘迪》2015年金棕榈最佳影片，当时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这部影片会力压《刺客聂隐娘》夺魁，现在看完这部影片后，或许能够服气。

这部影片故事通顺流畅，又抓住了法国包括整个欧洲的命门热点——战争难民，加上其他影片较以往戛纳电影都略显平庸，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潘迪》在这一届平庸的戛纳似乎理所当然的胜出了。

这部影片并没有刻意的渲染压抑悲伤的格调，甚至还有一点温情的氛围，但是这却是我看过的最让我感到压抑的电影之一，那种感同身受的压抑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男主人公是斯里兰卡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女主和小女孩是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的难民，三个人为了得到政治庇护假装组成了假的家庭，尽管破绽重重，但办理手续的公职人员还是见怪不怪的默许了他们的谎言，仿佛在这个大地上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他们终于辗转颠簸到了法国，这个离家万里的地方，成为了难民寄居在法国。

对在法国贫民区的三人的各方面不惜笔墨的刻画，表现，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流离失所，远渡他乡的无所适从，无法融入，被当做异类排挤的自卑以及战争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都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整个中东难民在欧洲寄人篱下的缩影，也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如果没有战乱，哪怕有一点点的希望，谁愿意离开故土，谁愿意来到异国他乡，寄人篱下，受尽白眼和屈辱，人们都看到了难民疯了一般的涌入欧洲，但是谁又能看到难民潮背后的无奈与辛酸。

纵使电影刻意地减少这些负面的表现手法，纵使他们一家人再怎么其乐融融，我还是能窥见他们心中的悲哀与痛苦，那是时间无法冲淡，笑容无法掩盖的悲哀，最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真实存在，甚至比电影中刻画的要悲哀数十倍，这让我想到了《1942》中河南逃荒难民的那种绝望，那种让人无力的悲哀，这是导演再怎么刻意美化，刻意掩饰，都无法抹去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尤其是对悲剧的共情，是难以想象的强大。

再回到影片，与《小偷家族》家庭结构类似的组建家庭，本就应该是各取所需，毫无感情可言的，但是与众多母爱泛滥的电影不同，这部电影先动情的竟然是男主，这个杀人不眨眼，对烧毁几座学校觉得不值一提的军队机器。

事实证明，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其实是军人，最容易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也还是军人，他也曾有过美好的家庭，但是他的家庭却在战火中支离破碎，而造成这一切的，在男主看来，是他一手造成的，失去了才愈加珍惜，所以当他死里逃生的时候，当他再一次有机会得到家庭的时候，他想好好守护家庭，他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去他妈的战争，去他妈的政治信仰，老子只想好好活着，所以当军队再次找到他希望卷土重来的时候，昔日狂热的战争分子的他拒绝了，所以当黑帮的存在威胁到他的家人时，他选择了与黑帮决斗来守护自己的家。

结尾突然的黑帮决斗让整个电影到达了所谓的高潮也在教父式的开头中戛然而止，或许说，整部电影都是性冷谈，在极其理智的视角下让我们感受导演所要表达的东西，最后的戛然而止，或许只是对难民们无尽的苦难的一种理想化的解脱。

战争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被释放，带来的永远是平民的无尽的苦难，终生皆苦，无数个潘迪都在流浪着，或许也早已倒在了途中，他们是谁的父亲，谁的丈夫，又是谁的儿子？

他们何以为家？

他们只能流浪。

（中东难民问题是欧洲人自食其果，他们挑拨战争，也吃到了战争的恶果，难民把欧洲搞成什么鬼样子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不要再装圣母说什么要收留难民，难道你想让中国的某个城市变成巴黎？

变成柏林那样？

我是同情难民，但是我坚决反对像欧洲那样无条件的收留他们。

） —— 观《流浪的潘迪》有感 2020 3 26 张浅止

流浪的迪潘，新晋金棕榈奖。

在去年叙利亚难民事件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不拿奖都难。

被预告片中那惶恐不安的眼神牢牢地抓住，私自想着作为欧洲最大的难民接收国，这个关于接纳和融入的故事理应逃不开法式的荒诞和温情。

故事诚然从一片触目惊心的民族屠杀开始，向着边缘群体朝西方主流社会的融入而发展，却并没有止步于忠实的记录和一厢情愿的弘扬。

相较于其他着墨难民问题的类型片，无论是叙事的角度节奏，还是对群体的刻画高度，迪潘的完成度显然更高。

迪潘的身份特征，从一开始的战乱和火葬尸体就得以暗示。

在其后相当一段时间的情节推进中，导演始终将这种身份的暗示弱化，假以一种弱者的姿态展示其艰难适应个体和家庭双重新身份，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若非要说主流批判性，也只停留在对边缘性群体有限程度的人文关怀。

神庙祭祀显然是个符号象征，群体内部各个维度的兼容性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戛然而止。

止于迪潘的真实身份被猝然揭开，作为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成员，迪潘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回归的拒绝，个体和民族间的永恒悖论以这样看似漫不经心的形式被抛出，更为其后无奈选择身份象征的回归营造了巨大的张力。

也许我们沉醉于欧洲电影枝繁叶茂的叙事圈套，入木三分的社会想象力，所以相较于好莱坞式的，我们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英雄主义。

然而，如果要成就这样一种英雄主义，工整的叙事显然免不了细腻刻画配角的情感渗透。

迪潘的妻女从非正式意义向正式意义的转变，完成了自我的，以及相互间的叙述让渡。

这种类似蒙太奇般的平行表达，让整个故事显得饱满且触手可及。

这种人性关怀和社会维度并非软壳，也非包裹暴力美学的皮囊，因为影片的内核仅仅是难民生存这一宏大的命题，而故事最终的走向以及各条副线的铺呈无非是忠于主旨的叙事手段。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贯穿始终的群体高度绝缘自然也不值得多加批判。

因为，个体间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被群体边缘化的黑洞迅速吞噬，最终的身份回归对主流社会自娱自乐式的包容形成了莫大的讽刺。

影片的收尾，很显然只是一个光晕炫目的幻想，作为惜墨如金的重量级的导演，欧迪亚显然没有这样的普世情结。

至于在这样的英雄主义中自然不可或缺的一丝信仰，整部影片除了一场神庙祭祀外，并无意多加探讨。

尤其是多次出现的神象，仅用长镜头留白，虽流于形式，但也不失为敬畏，承认艺术表达在异国宗教面前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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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戛纳电影节，法国本土导演雅克·欧迪亚凭借一部《流浪的迪潘》夺得金棕榈最佳影片奖，让此前呼声颇高的侯孝贤屈居第二。

这个结果，虽使华语媒体们耿耿于怀，但也在情理之中。

今年主竞赛单元的五部法国片，被指责普遍质量低下，从电影节一开始就被各路影评人口诛笔伐。

《流浪的迪潘》在电影节末段登场，来势匆匆，还不等人们回过味来就迅速夺金虽然颇具戏剧色彩，不过细想起来，电影扎实的剧本，紧张的枪战，再加上充满社会关怀的现实题材，每一个环节丝丝入扣，代表法国成熟电影工业的水准，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将大奖颁给他是最保险的选择。

更何况，新主席上任的电影节，总是有意无意地提携着本土作战的法国导演，担任今年评委会主席的科恩兄弟又是犯罪类型电影的拥趸，《流浪的迪潘》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出生于电影世家的雅克·欧迪亚近几年俨然法国最成功的类型片导演。

在《流浪的迪潘》之前，他还算风光的履历表中就已有过三次入围戛纳金棕榈的战绩。

2006年，讲述被音乐感化的房地产小混混的《我心遗忘的节奏》更是连夺凯撒奖八座奖杯，成为当年最大赢家。

在电影创作中，欧迪亚不时显露出直指法国政治与社会现实问题的野心，并将其包裹在犯罪电影的外壳下，一边祭出扣人心悬的类型片段落，一边又通过日常生活的营造，提请观众那些看似遥远的不安因素其实近在咫尺。

2009年，其讲述法国黑帮纠葛的《预言者》便是一例。

到了《流浪的迪潘》，他大胆放弃法国明星演员梯队，启用三位毫无电影表演经验的斯里兰卡演员，用一部纯泰米尔语电影，勾划了一场发生在巴黎郊区的生活战争。

无论是密闭空间，还是开放地带，雅克·欧迪亚都非常擅长在电影中制造紧张气氛。

《流浪的迪潘》开头，泰米尔猛虎组织在斯里兰卡内战中燃起的熊熊火焰，一下就将生死一线的残酷呈现于银幕之上。

此后，当一位名叫雅丽尼的女人和素昧平生的迪潘在风中等待船只时，故事这才从绝地求生的窒息感中缓缓显示出一丝生机。

为了渡洋避难，雅丽尼和迪潘伪装夫妇取得了护照，加入到他们这个临时家庭中的还有一名叫做伊莱雅的孤女。

空间的变化为电影注入了不一样的气质，《流浪的迪潘》好似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三位难民，拍摄他们试图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挣扎与无奈。

当战火归于平静，黑暗中忽明忽现的灯光向观众逼近，不安的感觉笼罩全身。

这微弱的亮光，其实只是迪潘贩卖的闪光头饰，它们仿佛微弱的希望之光，蕴藏着千般心酸，却支撑着迪潘卑下的生活。

同时，电影仍没有忘记处理更为复杂的主题：难民间的情感培养。

在这里，雅克·欧迪亚结合了社会剧和爱情剧的拍摄方式，一面向外探索移民朝不保夕的工作与生存，一面向内探索着临时家庭成员间的漫长的认同与磨合。

虽然生存条件恶劣，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悯消解了个体的对峙，不时出现的幽默亮点也让故事逐渐拥有了更多温暖的底色。

电影时刻关注难民融于主流社会的艰辛是当前法国电影一大流行主题，从《触不可及》到《桑巴》，种族、宗教矛盾日益尖锐的当下，这一议题无疑彰显了法国电影界的现实关切。

随着欧洲政治难民危机的日益加剧，《流浪的迪潘》更现实出了其介入现实的政治野心。

作为一名千辛万苦来到欧洲的政治难民，迪潘无法逃脱对过去的记忆，彼时，作为游击队员的他就好像热带雨林中脆弱的动物，只能无奈地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掩藏在树叶之后。

欧迪亚两次重复使用“大象”的意向，无疑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法国也并非安居乐业的天堂，逃离战争的迪潘不过是从一片丛林来到了另一片森林，帮派丛生的郊区廉租房里，火拼和对抗仍旧是生活的主旋律。

以处理暴力闻名的雅克·欧迪亚在故事的开头就埋下了令人不安的暗线。

这条闪烁着火光的导火索引向叙事的爆炸，迷失无助的移民，将最终成为混乱社会的受害者。

此处与彼处，并未见得有多少不同。

和《预言家》一样，《流浪的迪潘》的黑色暴力离日常生活仅一步之遥，雅丽尼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在小区的一家黑帮老大家做护工，平日里与她和善有加的混混们，下一秒就有可能拿着冲锋枪冲出房门上街火拼。

影片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叙事节奏的不温不火，营造出一种家长里短的气氛，欧迪亚慢条斯理地积累情绪，直到最后的绝望爆发。

通过《流浪的迪潘》，雅克·欧迪亚完成了对斯里兰卡政治冲突及欧洲经济动乱的双重批判，他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试图拯救第三世界人民，而是充满同情地为他们设计暴力反抗的唯一出路。

电影包含了对于战争的细致描摹，也着重刻画了法国贫民窟街区的惨淡现状。

如果说，电影中难民之间，甚至难民与小混混之间培养起的细微情感给人以短暂的希望，那么电影后半段的急转直下则表达了导演的绝望。

然而在这里，欧迪亚却显示出了自己的短板，或者说，在对现实题材的处理中，看似漂亮的类型电影捉襟见肘，甚至将电影原本浓郁的社会诉求推向了虚无——也许是出于商业发行的考量，雅克·欧迪亚画蛇添足地为电影设计了一段大团圆尾声，这也被认为是电影唯一的败笔，这颗抚慰人心的糖衣炮弹，不仅削弱了电影黑色暴力的狠劲，更降低了通篇的批判力度。

除此之外，滴水不漏的剧本已是难得，素人演员真切感人的表演，又为电影增添诸多光彩。

《21世纪经济报道》

斯里兰卡。

为了逃离内战，迪潘，一名与政府对抗的军人，和一个年轻的斯里兰卡女人以及一名九岁的女童，组成了临时家庭，登上逃亡法国的轮船。

他们在移民聚集的郊区“安顿”下来，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并艰难地融入全然陌生的法国社会。

与此同时，郊区泛滥的军火和毒品交易用枪声和鲜血把如惊弓之鸟的迪潘他们带回战争的恶梦。

晚了五个月，弥补了戛纳的遗憾（虽然在文化中心差点热吐）。

移民问题，就像天朝的腐败，是法国社会无解的毒瘤。

然而，或许出于一种仰视的文化心理，在新闻学院读书的两年，我对探究这个话题总是持一种不情不愿的态度，无知而有畏：地铁里拿着小本让你签字找你要钱的穆斯林女人、蒙马特高地拴一身钥匙扣的北非青年、以及美丽城那些不言自明张口就是“咋的啦”的东北妓女，都使我感到不安、不适。

现在看来，除了因为彼时我处在这辈子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还因为，在内心深处，“外国人”这个身份像一个自我隔离的小标签，无论你多么努力，其实都难以完全抹去那种不知所措的慌张尴尬，当然还有那一种站着说话的抽离感。

斯里兰卡的前史交代过后，迪潘从夜色中走来。

欧迪亚诗意梦幻的慢镜头里，一个米妮老鼠的荧光蓝斑点蝴蝶结由远及近地闪烁，迪潘的棕色皮肤、深色眉毛与眼眸，全都与黑夜混为一团，面容模糊不清。

而闪着蓝光的蝴蝶结透出一种稚拙与廉价感，与如梦似幻的镜头和音乐形成令人感伤的对比。

待迪潘面容清晰映在橘黄的路灯下以后，他那一句带着口音的“您好，两欧一个”把所有在法国生活过的人都带回了一个极为熟悉又从似乎从未留意的场景。

在巴黎特罗卡德罗广场，你眼前的埃菲尔铁塔会被一群推销钥匙坠和荧光小玩意儿的移民挡住——他们将游客包围，同样是只会迪潘那两句话，与其说推销，更像是乞讨，且常以一种死缠烂打的形式。

我对他们避之不及，但我从未认真想过（或者压根懒得想），那每一个周身挂满廉价小商品，或嬉皮笑脸或面露凶相的人，都可能带着一个生计毁灭、尊严残破的故事，都是一个故土难归的流浪者。

戛纳影展期间，影评界对欧迪亚争议颇大，有些人甚至“出离愤怒”，说他“傲慢自大、愚蠢、居高临下、陈词滥调、完全是讽刺漫画的视角、带着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评价都是有道理的。

可情况就是，讲故事的人是谁注定要影响到讲述的口吻和视角。

我们对他者的“理解”，往往最终难逃“我以为的你”。

如果发声的都是“我”，那么你真的就只能做“我以为的你”。

可是我比较想说的是，试图做一种“理解”，关注现实的社会话题，已经是作品本身一种莫大的意义。

电影不是说教，但是电影如果完全与现实脱节，不关照，不思考，不反映，绝对是一桩集体无意识、思想阉割的悲哀事件。

有一年我们做电子杂志，主题是“文化多样性”——一个所有移民社会最热衷又最虚伪的话题。

拍封面照的时候，版面限制不能全班都上，只能选10来个，我这张唯一的黄面孔忽然物以稀为贵，被拥到最前排。

跟我关系不错的突尼斯裔女孩也首当其冲。

更可笑的是，一个白人女孩的男友因为是西非移民的黑人小伙，拍照那天也特意被传唤到学校充当“多样性”。

我感到既无聊又不爽，对同学嚷嚷，你们这是弄虚作假，我觉得非常可笑。

突尼斯女孩对我笑笑，你说的没错，但就是这样！

你以为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做的有什么不一样么？

有关移民的话题，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段子库，不管是歧视的、冒犯的、暴力的、恶搞的。

或者在陈词滥调的重复之中，会有些微进步，会修正偏差，又或者屁用没有，只是人们既要跟这颗毒瘤共存又心生怨愤的碎碎念。

那一次电子杂志，所有同学的报道都要围绕“多样性”，我和拍档选择了巴黎书展里的“移民文学”，采访了做研究的大学老师和移民区走出来的青年作家。

一个北非裔的年轻女孩，刚刚出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讲述臭名昭著的巴黎郊区移民生活，间或回忆自己的父母如何以难民身份来到法国。

此间种种，在第一人称叙述下滋味更加复杂。

但是我相信，如果讲述者变成她父母辈的一代移民，况味或又将不同。

可是话语权的流动，恐怕比阶级还要慢。

住不进先贤祠的加缪，永远还是最有名的“异乡人”。

电影过半的时候，我后面的朋友凑过来小声说：下次去巴黎，我要跟他们买一个铁塔钥匙扣。

这是很可爱亦真诚的反应，不是出于接济的居高临下， 而是靠近和理解。

这靠近很可能属于一厢情愿，这理解也没准是误解。

但是，你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切可能的开始。

如果现实永远是一个装睡的人，这至少是一根细细的茅草，撩拨鼻孔，直到那个人忍不住，打出一个喷嚏来。

文艺作品如果都不能是那根茅草，而只愿意成为谄媚取悦的工具，兼与资本同流合污的狗腿子，难道不是因为社会本身病入膏肓么。

最后，给文化中心放映的这一版中文字幕点个赞，非常符合中文的语法习惯，没有翻译腔，好几处很精妙，比如迪潘在街上兜售时和伙伴们被警察追逐时那句“城管来了” ，呵呵。

（其实我絮絮叨叨一堆浅薄的碎碎念主要是因为昨天看片前先看了一个让我出离愤怒的国产大烂片……）2015年10月17日于北京重雾霾夜

本文翻译自indiewire戛纳影评系列，评分是A-在大家都不能看电影的时候，随手偷窥一下金棕榈得主应该是什么样子吧。

在过去十年内，雅克·欧迪亚成功跃升为当代最广为人知也最出色的法国导演之一。

2001年他凭借《唇语惊魂》获得国际关注， 2005年又拍摄了可圈可点的《我心遗忘的节奏》。

但还是2009年的监狱史诗《预言者》令他真正享誉全球，该片不仅被奥斯卡提名，还荣获2009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风头一时无两。

2012年的《锈与骨》依然好评如潮、拿奖拿到手软，并且由于当红巨星玛丽昂·歌迪亚加盟，导演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群。

然而他这次的新作却有些追本溯源的意味，一部小成本电影，一帮十八线演员，和一个全新的主题。

如此说来它的成功可能也并非偶然，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欧迪亚迄今为止最有力的作品之一，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却少了以往的缺陷。

也许片尾最后几分钟要另当别论，但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本片由雅克·欧迪亚、Noé Debré以及托马斯·柏戈恩联合编剧，后者还曾与导演合作过《预言家》和《锈与骨》。

故事始于斯里兰卡，一个叫Yalini的女人 (Kalieaswari Srinivasan饰)要为年轻孤女Illayaal (Claudine Vinasithamby饰)寻找容身之处。

她们找到一个几乎素昧平生的男人拿到了新护照，三人一同乘船前往法国。

他们都是泰米尔人，是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少数派民族，过去一直为独立而抗争，却在2009年结束的战争中惨遭战败。

而这个现在叫做迪潘(Antonythasan Jesuthasa饰)的男人，则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退役军人，从前受任于泰米尔猛虎组织。

这个临时拼凑的家庭在法国被批准进入避难所。

深受战争和妻儿之死折磨的迪潘，住进一个受毒贩控制的破旧住宅区，并做起了看门人。

Yalini也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她负责照顾当地的帮派大佬Brahim (樊尚·罗蒂埃饰)的残疾叔叔并为他做饭，而Illayaal则必须要适应在异国新学校的学习生活。

他们都努力想往前看，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但当纷争再起时，迪潘决定不再忍让。

欧迪亚从不吝于在影片中刻画多元文化，但《流浪的迪潘》是他第一次直面殖民体验，而这也为影片赋予了新的元素。

斯里兰卡在电影中出现得很少，但推动全片发展的却正是主角们对它的思念与对新生活的希冀，而在描绘这一场背井离乡的旅途时，影片也表达得极为详尽又情真意切。

片名其实有些不准确，因为电影关注的是主角三人，而非只有迪潘（遗憾的是，尽管饰演Illyayaal的新人演员表现非常好，她在后半部分戏份比较少），但由于背负着最沉痛的过去，迪潘是最渴望能融入法国文化的。

而Yalini则不那么情愿了，毕竟她只有26岁，却突然摊上了年长的假丈夫和孩子，还要磕磕碰碰地学一门新外语。

两位主演都非常优秀，而且相对来说都算是荧幕新人：饰演迪潘的Jesuthasan是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而饰演Yalini的Srinivasan则是首次进军大荧幕的印度话剧演员。

他们略显青涩的演出却仿佛一个轻描淡写又浓墨重彩的姿态，让电影也拥有了鲜活的心跳声。

假戏成真这个桥段容易让人想到《美国谍梦》，但片中描绘的爱情甚至远比《锈与骨》更有火花。

电影既保持着欧迪亚式原始的生命力，又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悲悯和有人情味儿的一部。

首映后的轩然大波表明影片最后一段尚存争议，也就是迪潘为保护家人奋起反抗的一部分，导演选择了一种自己更为习惯和更加保守的拍法。

我对此倒没有太大异议，毕竟这个转折出现得也不算太突兀。

随着电影渐趋尾声，那种覆水难收的紧张氛围越来越浓，而迪潘奋起保护这个临时家庭（即使她们可能并不需要帮助）的决定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曾痛失妻儿却无能无力。

也许是欧迪亚拍摄的手法有些太极端了，所以才会引起这些争议，但这对于电影和角色本身依然是妥帖的：迪潘逃出一个战场，却又踏入了另一个；而增强这一幕的视觉冲击，也使得观众对此举能更加感同身受。

当然，尽管如此，我也承认结尾部分是全片最大败笔，它太过整齐，看起来一点都不走心。

此外，本片在视觉和声效上无不俱佳。

新锐摄影师Eponine Momenceau贡献了几个本届戛纳最有纪念意义的电影画面，电子音乐人Nicolas Jaar的配乐也同样可圈可点。

这就是欧迪亚的鼎盛之作，他摒弃了《锈与骨》中为求深挖人物内心而用力过猛的矫揉造作，而选择了一种极为人性化、甚至显得温情脉脉的世界观，于是，我们就迎来了这部今年在戛纳大放异彩的作品。

原文链接：http://blogs.indiewire.com/theplaylist/cannes-review-a-prophet-helmer-jacques-audiards-dheepan-is-an-excellent-searing-compassionate-drama-20150521翻译当然是我。

“戛纳夏夜，解暑人生”，第三届戛纳获奖影片线上展映。

昨晚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影片《我的国王》的映后嘉宾对谈回放并没有如期与观众见面，但今天，我们在《流浪的迪潘》映后迎来了电影《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和影评人陀螺的直播对谈。

中途虽有网络延迟与卡顿的影响，但导演李睿珺和观众交流了很多，我也尽我所能记了一些，当作今晚参加的一个记录吧。

提到金棕榈，相信每一位影迷都不陌生，它是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它是影史奖项皇冠上的明珠，承载着每一位电影人的期待与崇敬。

“强大的国际视野，高水准的制作，金棕榈是意外也是情理之中！

”当谈到金棕榈，导演李睿珺这样说。

戛纳的首映礼是最具仪式感的首映礼“那么李睿珺导演是如何看待金棕榈这个奖项的呢？

它在您心目中的地位如何？

”“金棕榈的仪式感是三大中最强的，电影宫的阶梯是一条特别的路，而拾阶而上就是最光辉的高峰。

”对创作者来说，入围已经不错了，而对导演李睿珺而言，在戛纳电影节得奖，最重要还是要看评委。

“如果真的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只能说是一个额外的幸运和礼物，并不是前进与奋斗的目标。

”反而得了，对很多导演是一种压力，是一种无形的枷锁。

聊完戛纳，转回头再聊聊电影本身，-非常规家庭中的人性挖掘为何成为了表达的共性？

-基于生活！

而“基于人物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生产方式最重要，如果生硬，则割裂”。

“给悲剧性的人物赋予富有希望的结局，这是欧迪亚一贯的。

”影片最后的火拼所运用的长镜头是十分出挑的，导演欧迪亚有意隐藏了对演员面部的捕捉，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部分的完整过程”，而这就是他作品反类型之所在。

“导演欧迪亚的作品《预言者》里也有枪战的镜头，但却明显不同于这部《流浪的迪潘》。

”那么问题来了，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导演该如何把控？

导演需要做的就是调动和鼓励，让演员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进入状态职业演员面对原生态的表现方式，也很容易受挫，感受到不被接纳。

职业演员有自己的工作方法，非职业演员更放松，但不自信（非职业演员需要自信，职业演员需要融入当地生活）。

导演需要做的就是忘掉惯常的习惯，回归原初的感受！

——李睿珺浅谈非职业演员和职业演员的合作题材类型化处理，《流浪的迪潘》比《小偷家族》更类型化，而又介于《小偷家族》与《寄生虫》之间（《寄生虫》，典型的类型化电影）。

相较欧迪亚导演的其他作品，《流浪的迪潘》在他的导演生涯中并不是最类型化的一部作品。

像他之前的作品，更多融入了毒贩、黑帮、监狱等诸多元素，基于城市里的不同阶层，像这种题材的电影，很易类型化嫁接。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加上类型化的处理之后能够更容易突破国界和语境。

“我也有过想法去尝试，但更多考虑题材合不合适。

” 李睿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