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奏鸣曲

影片中经济萧条的日本，何尝不是日后的中国？

那一个个焦虑的中年人，何尝不是未来的你和我呢？

还未到中年，就已经体会到中年的焦虑，这种焦虑体现在赚多少钱都不够花，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在这种境遇下，一个家庭哪怕出现一点变故，都可能毁掉脆弱的家庭。

不管是失业还是得病，也不管是物价上涨或是股市崩盘，总之就是那么一点波动，就可能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

我总以为，只要自己想好好活，日子就不可能过得很差。

可在整体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作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我们真的无法逆流而行。

没经历过困苦，恐怕我们永远都无法想象困苦所能带来的伤害。

父亲经历的那个年代，没人重视教育。

初中辍学的他，很早就开始依靠体力赚钱。

建筑队打工、砖厂出砖、水泥厂扛水泥……几乎家乡所有的力气活，父亲都亲自干过。

小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为村里所有的成年男子几乎都在做这种事情。

可体力活吃的是年轻饭，稍微上一点年纪，就可以出现意外。

在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腰间盘突出、骨刺等一系列劳作带来的疾病一起找上了父亲。

本来温馨和睦、经济尚可的家庭一下陷入黑暗。

为了治病，父亲花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而且在治病的几年内都没法工作赚钱。

一家三口只能靠母亲在服装厂上班的工资维持生活，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家之主，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心中肯定不好受。

我是无法想象父亲当时的心情的，毕竟我不是他。

为了赚钱，父亲想过养羊，可我家四周都是人家，即便已经平了菜园做出了羊圈，最终也因为养羊气味太大，而放弃了这个计划。

后来父亲收过一段时间破烂，当时我认为这件事很好玩，却丝毫感受不到父亲心中必然会有的屈辱。

不是我看不起收废品的，可这个职业终究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

父亲说过自己捡垃圾、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事情，可这些事情他只是淡淡一提，从不肯深说。

收破烂并不能带来稳定的收入，后来父亲还是去当保安了。

四十来岁，这个年龄村里很少有人去当保安，可腰伤让父亲根本没法做力气活，不当保安还能干什么呢？

这保安一当就是十几年，此后的父亲换过无数单位，但保安的身份从未转变过。

现在父亲已经超过五十五岁了，这个年轻的村里男人，只要没什么文化，年轻是靠体力打工赚钱养家的男人，几乎都去当保安了。

可十几年前，父亲当着保安，看着他们还能靠体力赚几倍于己的工资之时，心里恐怕是五味杂陈的。

我想在父亲收破烂、当保安的初期阶段，心里应该是很落寞的。

谁都是要脸面的，就算再说无所谓，谁能真的不在乎旁人的感受呢？

女朋友很难理解片中家境优渥的上司夫妻一同自杀，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自杀的原因。

本来蒸蒸日上的生活，一下陷入了困顿。

房贷怎么办？

车贷怎么办？

子女的教育怎么办？

年迈父母得病、养老的问题又怎么办？

无解，一切都是无解的。

面对无解的未来，除了以死亡来逃避，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导演并未刻意放大普通人的苦痛，我相信真正的现实远比影视中所表现的世界更为残酷。

在困苦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坚强地活着，更不是所有人都能苦中作乐。

可即便如此，这仍然不是我们悲观失望、消极生活的理由。

直面困境也许过于艰难，可我仍然认为活着要比死掉更（呃……写到这里，我可能觉得活着好像更难一点）。

我圆不上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能理解那些自杀的人，也能理解主人公一家在那一天的崩溃。

谁都有被生活压垮的那一天，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在自己能控制的时日内，更精彩的活着。

前两天看到尼采的一句话（希望真是他说的）：“每一个不曾随风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活得更开心一些吧，至少自己想活的每一天，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啊。

不然，等我们真到了被生活压垮的那一天，可能就真的没什么值得回味了。

闲云 2018.10.16

常常是一阵风，一阵恰到好处的风，搅动起纵深处平整的记忆，让我们惊觉在看似封闭的透视线尽头仍然存在一个通向更广阔天地的裂缝。

在树影的婆娑中，在窗帘的摇曳中，它总是带来一些关于世界的消息——或者说，它就是世界存现的方式。

世界不只存在于景深之“深”处，同样也存在于镜头与景深之间，呈包裹状。

（文末附有参考书籍和文章，比我的影评更值得大家去阅读） 不可见的空间，家宅的印象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飘落的报纸和翻动的杂志指示出风的来向——逆风横移的镜头似乎正在寻找它，但却被下一个镜头打断，我们被直接告知了风的入口。

随后，女主角从左边入画，走向扁平的景深深处，关门，擦地，然后，像突然受到了某种感召，她拉开门，让风继续涌入。

片名显现。

这就是电影的序幕。

两个镜头，一个运动一个固定，一个扫视一个窥探，剪辑将两者接续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寻找风的来源，但奇怪的是两个镜头间并没有形成连贯的视点传递，我们尚不清楚两个机位在真实空间中的位置关系，以及两个镜头中所呈现的空间之间的位置关系。

此时，空间依然处于隐匿之中，但它已然预备了一个有待被塑造的——家。

这个预备是这样展开的：先有了一阵风，然后有了一位女性，在她慌忙的动作中，“家”开始显现，但又在她拉开玻璃门向外凝望的那一刻，“家”又变得含混不清了。

但它并不是回到了先前的状态中，而是具备了形变和复原的能力。

海绵只有在排出自身的水分之后依然能够持续吸水膨胀才成为海绵，我们像认出海绵一样认出了家的材质。

室内戏中，长焦远摄镜头压缩纵深感，将试图逃向消失点的线条囚禁在画框中，努力使景深呈现为一个与电影银幕近乎重合的平面。

于是，在我们的观看中，视线所及之处、银幕的表面、被摄空间的正面，几乎被挤压至同一平面。

我们的视线不再（像其他导演所做的那样）被虚假地卷入电影的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中，而更近似于，像观看银幕一样静观着空间的正面——我们的目光像在抚摸着景深一样。

黑泽清的景深镜头实则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空间的纵深感，空间是拒绝被凝视的，它只能被触摸。

因此，或许此时应该说，是电影的空间在看着我们。

而随后，我们的女主角走进景深中，拉开玻璃门，打开了空间的深度，解放了被囚禁的景深。

空间重新拥有了被看的可能，也就是说，它有了画外。

此时的空间既有看向我们的姿态，又不拒斥我们的凝视。

在日常的劳作中拉开一道门，用凝望迎接那生成之流的环抱——这几乎就是我们观看状态的换喻：先像触摸银幕平面一样触摸着与前者近乎重合的景深，然后才因风的涌入而重新开始“向里看”。

这里不存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观看的主体和客体，我们与电影同时向对方投去目光，就像我们与它同在一样。

但透过那扇门，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空间，事实上，几何学意义上测定的空间形象从未出现，我们看到的（或者说，与我们的观看共在的）是家宅的印象。

在《东京奏鸣曲》中，家宅不是一个实在的空间容器，而是一种印象，一种体验。

惯常的表现空间的镜头语法是，尽可能地通过各种不同的视点，将空间暴露在同一个恒定的透视的坐标系中，且视点与视点之间也常常会在形成互补的轴线上切换，令空间不存在盲区，也让观众方便调整观看的姿态。

这种做法的一个特点，通俗来说，是接下来的镜头必须告知观众：在前一个或前几个镜头的机位上，并没有一个摄影机真的在那里。

黑泽清显然没有这么做。

若我们仔细看这几组镜头，就会发现，相邻两个镜头的机位在空间中始终是处于藏匿中的，我们无法通过不同视点的切换来把握空间的全局。

或许是镜头所选的焦段的差异，或许也因为黑泽清从未试图建立轴线，不同的视点并不将空间澄明至可见的透视秩序中，反而令空间重新回到了包裹着人物的混沌中去。

长焦+手持。

与前一个镜头相比，此处的父亲仿佛不是出现在空间中的，而是他被空间击中了

上一个镜头的机位远在妻子身后，也就是说，在这个镜头的画外

一个越轴——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轴线。

摄影机藏在哪？

又越轴。

两人的距离被长焦镜头重新演绎了

前景的橙色吊灯去哪儿了？

中心点消逝透视法是一种权力结构，它利用一个透视点来计算在一个空间内所有事物的距离、摆放位置和尺寸大小，它是一个将周遭世界放入秩序之中的法则。

而黑泽清取消了这种观看的权力。

因此我们的观看永远存在盲区，不仅是画外的盲区，画内的空间也极大限度地保留了它自身的不可见性，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参照物来目测它们之间的距离。

如同可见的肉身有了灵魂，黑泽清将不可见性重新还给了空间，这才有了家宅的印象，它是“空间的灵魂”，是形象、记忆与想象的混合体。

它意味着：我们与它同在，或者说，我们在它之中，它也在我们之中。

黑泽清督促着我们将自己从透视法则的认知中解脱开来：与其追求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注视下所能抓住的东西，倒不如接受自己是和电影中的世界环抱在一起的。

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家宅，像婴儿第一次睁开双眼一般。

我们投出的目光不再是将对象具体化的注视，而是一种没有企图的、不带权力意志的、与世界进行交互的，身体性的观看。

通过藏匿的视点与焦段的变换，每一个剪辑点都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形象。

我们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在用整个身体去看。

我们发现自己在体验一个无法依靠理性智识辨认的空间-时间中，就像那只镶嵌在蒙德里安画作中的时钟一样，一个绝妙的譬喻。

黑泽清所描绘的正是与我们同在的家宅的印象而非空间的形象。

在这里，甚至时间都是可以被省略的：开头这场戏，没有经过任何转场的交代，一个剪辑点就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场景中，而看到小儿子背起书包去上学时，我们才得知此时已是第二天早上。

物件，身体的记忆 在家宅中，总是存在许许多多的触发点，一张桌子，一台电视，一只茶壶，在人经过它们时，触发一系列的动作。

而这些动作早已被写入了家宅的历史之中，它们只是等待着被一遍遍地读取。

那些被周遭之物所塑造的身体的记忆是如此根深蒂固，在父亲两次发怒的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他近乎无意识地走向餐边柜，拎起茶壶，然后“毫不意外地”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另外，父亲与小儿子的冲突中，还有一段怪异的停顿：尽管事情显然没有结束，父亲却转头抄起报纸看了起来，而小儿子却走到餐厅，打开一包零食吃了起来，如此安然自得，仿佛两人已经在各自的物件的安抚中获得了满足。

我们看黑泽清是怎么编排两场冲突的高潮部分的。

大儿子面对父亲的不理解，先是收走桌上的担保书，转身将其装进背包里，而受到大儿子的话语的刺激（准确说，是受到他这一整套动作的刺激）的父亲，走到大儿子跟前，在言语上试图宣告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的同时，还在肢体上宣示着自己对家中物件的支配权：他提起背包，扔在大儿子身上，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收拾这个背包——尽管这一宣示的动作无疑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他明明是要阻止大儿子的离开，却亲手将背包送到了后者手中。

相似的，尽管因为身形的差异让父亲能够更肆无忌惮地对小儿子进行直接的肢体暴力，但在这之前，一个宣示般的动作仍然是面对物的：他抓起那包零食，狠狠地摔在地上——比他打小儿子的那一巴掌狠多了。

所有宣示般的动作都是发泄式的，正如他的言语一样，它们并不解决问题。

家宅中的男性都深深地受困在自己身体的记忆中，只能像孩童争抢玩具般宣泄自己的情绪。

挥出一巴掌后，他的手在并非惯性的作用下仍然徒劳如抽搐般地晃动了几下，仿佛刚才的动作是一种并不受他自身控制的应激反应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仿佛在确认刚刚的动作确实是自己做出的

转身好像要寻找什么，但是又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失去了物件的依托似乎令他陷入了短暂的尴尬和焦虑中

“你打孩子干什么？

”“嗯……”

终于，他找到了一样在此时此刻不会让他感到尬尴的物件，似乎是一面镜子

他从刚刚的抽搐中逐渐恢复过来，好像通过这一物件重新确认了自己一家之主的身份

说完一通后，似乎还是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不太自信，转身又找到刚刚那面镜子寻求抚慰

不安和焦虑来自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他人凝视的客体，自己不再占据支配地位然而，正如序幕中两个跳跃的机位所暗示的，在人与家宅之间，身体与身体的记忆之间，也有着一阵穿堂风，它勾连着二者，略过了空间，也意味着它有能力将二者分开，将家宅抽为真空。

它给沉睡的记忆带来了梦想。

它是对人物滑向失真鬼魅之态的邀约。

以往的黑泽清作品中，捉摸不定的失真感提供着恐怖与焦虑的来源，但在《东京奏鸣曲》中，它是事物或人的待定状态。

往往是这样的情况：身处家宅的人们在某一瞬间突然意识到，在自己与家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正如我们与家宅的印象也不存在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家宅中所有的物件都是如此的自在且自足，似乎并不需要人的介入。

在这一瞬间里，人们知晓了自己的位置，人和家宅同时意识到了对方的在场，但于此同时，人的身体仍然保持着以往努力塑造的家宅支配者的记忆，可身体已经不具备行动力。

在“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和“身体试图去做什么”之间，产生了一股撕裂的力量。

（其实，把这段话中的“家宅”换成“家庭”，把“人们”换成“父亲”，大概就是影片的故事情节了） 当人们真正发现，自己并不能够支配什么，而周遭的世界也并不需要人的介入也能自足，人便进入到一种待定状态，此时只需一点点的外力就能将人推入失真。

面对做噩梦的丈夫，惠在试图叫醒他之前，有一段异常反常的安逸，此时的她似乎在享受这一刻，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陷入噩梦的丈夫已经达到了某种诡异的自足状态，而她反而是不自在的：“吃炸油圈吗？

”

妻子停下手中的碗筷看向黑须，后者咀嚼的动作慢慢停止了

妻子继续吃饭，黑须却似乎因为妻子这一主动的凝视而呆滞住了。

“一家之主”的身份只需一个看的动作便瞬间土崩瓦解这种待定状态来自于对家宅的印象的体验——也就是说，它来自于空间肉身的形象、人的身体的记忆和人的想象的混合之中。

它“是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东西……是身体变形的催化剂”（Deleuze）。

它伺机以待，随时准备击中一具身体，如同一阵穿堂而过的风。

在家宅中，一台忘记关闭的电视、一扇敞开的玻璃门、一盏没有照在人脸上的台灯，都是它即将显影的迹象。

甚至我们可以说，黑泽清镜头下的家宅的印象本身就是一种待定状态，是家宅中诸多物件之距离的待定、物件之功用的待定、人之距离的待定，人之举止的待定。

黑泽清所致力于描绘的，是一具具身体在日常与失真之间的反复，而非探究社会症候和做现实批判。

因为后者不能被描述只能被论述，而它往往就在每当我们试图讨论它时开始消失。

在这里，黑泽清表现出了他的非批评立场。

他所做的，不再是“挖掘”社会症候背后的根源，而是去展现这种症候是怎样作用在个体身上的。

家庭作为社会晶体的一个折射面，在其中“社会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对社会的体验状态”（Jules Moonerot）；个体也是同理。

人被一个又一个空间击中，其中不乏断裂、出离和滑稽（比如后半段一系列的戏剧性桥段），将人的种种行动粘连在一起的，并非宏观意义上落到语义实处的社会图景，而是人的体验，是身体在待定状态中的体验。

怪异的剪辑点：前景凭空出现两个交谈的路人。

被入侵的视线，是对他此时状态的折射

一个通过视线与动作来确认的流动空间，同样是个体状态的折射

整个日本社会似乎都同主角一起，陷入到这种待定状态的焦虑中，苦苦等待着那一阵穿堂风能够带来一些契机、一些梦想。

在惠这个角色身上，黑泽清无疑释放了他最多的柔情。

她等来了属于她的那一阵风，而相比之下，龙平捡到钱的情节反而更多地成为了一个笑话，为了达到这种戏谑感，黑泽清甚至用上了一小段倒叙。

而处于焦虑中的我们也意外地等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黑泽清鬼片御用演员役所广司。

（特别有趣的是役所广司在《回路》中也友情客串了一个船长，接上了出逃的主角们。

脑洞大点的话似乎可以通过他串联起一个“黑泽清宇宙”？

）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黑泽清居然让他迅速变成了一个喜剧角色。

尽管他打破了家宅的待定状态，但他自身仍然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被物件所支配的身体。

纵使他的出场像是一个能动性极强的破坏者，但很快，他就“不得不”撕开封在惠嘴上的胶带，“不得不”摘下头套，“不得不”给惠松绑——若留心的话，他为惠松绑的方式也是十分滑稽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会用刀的人啊 黑泽清招牌式的棚拍车戏，在这里也有了某种浪漫意味：尽管这是一位第一次上路的家庭主妇，但我们都知道她并不会遇到真正的危险。

而这也反衬出了这段戏的喜剧感。

面对待定状态的被迫打破，惠似乎还有些不知所措。

但当她目睹了丈夫的逃窜后，黑泽清给了她一段长镜头，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确信：这是一位会开车的女性，而她已下定决心要逃离。

既然都敞篷了，那就别棚拍了吧

这无疑是影片最动人的镜头之一。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创作者对自己镜头下的角色满溢的爱意。

第二天，健二入狱后被毫无缘由地释放，躺在沙滩上等待涨潮的惠却在小木屋醒来，被汽车撞倒的龙平奇迹般地毫发无伤，将捡来的钱投入失物招领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家宅中，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吃起了饭，没有丝毫待定状态留存的迹象。

黑泽清给了我们关于现代家庭最美的结局：他们终于变成了鬼魂。

他们如家宅一般自在、自足，在自身的不可见性中得到圆满。

琴声停了，风也停了

“社会”仅仅是一具空壳如果说那阵风给我们、给片中的角色带来了什么启迪的话，那就是：我们是世界的一个点或是归零的刻度，而不是处于这个世界的外壳上，我们生活在里面，我们不是它的支配者，哪怕仅仅只是一个凝视的动作，世界也早已先向我们投出了它的目光。

我们应当去体验、去倾听，这不单单是观看的改变，还意味着感官和意识的开启。

就从这个小小的家宅开始吧，黑泽清对我们说。

本篇影评受到以下书籍和文章启发《知觉的世界》【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法】莫里斯·梅洛-庞蒂《重返风景：当代艺术的地景再现》【法】卡特琳·古特《空间的诗学》【法】加斯东·巴什拉《德勒兹论音乐、绘画和艺术》【美】罗纳德·博格《导读德勒兹》【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法】吉尔·德勒兹《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法】娜塔莉·海因里希https://www.douban.com/note/796447270/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165196/https://www.douban.com/note/800584938/

一個父親的尊嚴自從人來徹底脫離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以來，父親這個職位從來都不是容易勝任的。

他代表了一個社會最小單元的最高領導領導權力，當然也肩負了一個社會最小單元的最大義務，那就是無論通過什麽手段，都要滿足一個家庭的生計以及保護一個家庭的安穩。

鑒於父親這個職位為家庭提供了最原始最保障的基礎，家庭也賦予一個父親最高的尊嚴，最高的家庭地位。

就如我們經受父親們輪番打罵而不得上訴一樣，日本社會至今依然保留著餐桌上父親施令方才動筷的家庭生活習慣。

這是父系社會給以一個父親的尊嚴。

然而這種尊嚴并不是一個男人與生俱來的天性，一個男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只是盡可能多地佔據配偶以及盡可能多地交配。

對，和一條野狗無異，只管交配，撫養小狗是母狗的責任。

但是父系社會對父親這個職位的要求遠遠不止這麼簡單，既通過婚姻這樣具現代文明的法律程序限制了一個男人的交配權和交配對象，也將撫養一個家庭的重任自然性地配置到父親這個職位上。

可以說，父系社會史是一部男人的血淚史，它將一個男人圈養成為一個父親，默默地耕耘一個社會最小單元。

粵語社會對結婚這件事總結為“做老襯”三字，充滿了戲謔。

一個正常的男人都不會時刻萌生結婚成立家庭的衝動。

當然我承認我十幾歲認識第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我是很衝動地想去結婚的，但那時候我還是一個男孩子而不是一個男人，我不知道成立一個家庭需要肩負多少，我只是單純地希望對一個女人宣佈主權，甚至不是交配權。

一個時刻希望成家立室的男人，無非都是希望通過犧牲自己的動物性去換取父系社會成本越來越大的交配權。

對，這類男人是交配權的炒家。

其次，不排除一些希望成家立室的男人根本就不瞭解一個男人需要為一個家庭付出多少，懵懂如十幾歲的我，萬大事天塌下來再說。

這類男人則是交配權的衝動型消費者。

我說這些并不是我男權，也不是逃避。

而是希望每一個男人確實做好準備了，才去接受婚姻這一現實，才去組合一個家庭這樣的社會基本單元，自我圈養成為一個父親，即使這個家庭只有可憐的兩人，你都是這個家庭的最高領導者。

從此，父系社會賦以你一個父親的尊嚴，代價則是你需要為這個家庭去犧牲一切。

一切男人的動物性，男人的友誼，男人的尊嚴，男人的一切一切，在家庭面前，都是塵埃。

你唯一能享受的就是你老婆叫你回家吃飯，而且是在你施令以後全家才能動筷，哪怕這個全家只有可憐的兩個人。

我的兄弟們，哪天你們決定了做老襯，告訴我。

我們喝完男人之間的最後一口酒，以後你的所作所為，都可以通過父親這個職位來解釋了。

你這個社會最小單元的最高領導人，父親這個職位才是你這個可憐蟲最終的歸宿。

一個母親的堅強一個父系社會家庭，基本構成元素就是一個父親一個母親，有沒有子女寵物那些都是等閒的附帶產物。

由於我是一個慈母多敗兒的典型產物，我對母親的洋溢之辭早已氾濫到戀母的地步，亦不再累贅了。

就如一個男人要做好準備，才自覺把自己圈養成為一個父親一樣。

一個女人難道無需同樣做好準備，自我綁架成為一個母親么？

如果家庭是兩個人的事，作為一個女人，你有沒有做好綁架自己的準備了。

不知道是隨我年紀漸長還是整個交配權市場的需求差異，我身邊的剩女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即將步入三十的處女阿姨依然熱情期待著自己的初戀在粉紅色調的爛漫春光里如彩虹一樣耀眼來臨。

她們用粉底去修飾日漸失去光彩的皮膚，用廣告熱賣產品去標緻自己緊貼社會，用糾纏哀怨的文字去表述自己的際遇，用都市女子的身份與身邊的人擦身而過。

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為一個家庭而忘卻一些看似是基本元素的東西，比如車，比如樓，比如戶口。

女人當然需要安全感，需要穩定。

甚至，你可以說我可以不要車不要樓不要戶口。

但你絕對無法避免不久的將來你旁敲側擊暗示來眉眼去的都是這些東西。

而讓你無法取捨的理由不是因為你這個交配權賣得不划算，而是別人的交配權交易得更划算。

在這個時候，這些女人就如精明的商人，在成功銷售一件物品后通過不斷的軟件硬件升級來飽和自己的欲求。

有句說話說得好：家庭是女人畢生的事業。

一個女人如果真的希望組建一個家庭，第一個應該綁架的就是自己的奮鬥目標，全身心投入一個母親的角色。

忘記那些側忍纏綿流淚的生離死別愛情電影，忘記那些意亂情迷欲罷不能的廣告熱賣產品，忘記那些宿舍閨房裡姐妹間無厘頭的約定和毒誓，忘記那些曾經無數次構思過的世紀大婚禮，甚至忘記去問對方愛不愛你。

你要做的是全身心投入到母親這個職位上，學會堅強地接受這個家即將會面臨的貧窘、憂傷、磨難以及背叛。

除了媒婆，沒有人敢保證你結了婚人生就會有希望。

但一個母親的堅強，將是一個家庭最後的底線。

如果你今天被剩下了，不妨問問自己能堅強到一個家的底線在哪裡。

不要再拿處女膜交配權說事，也不要將文藝的愛情和殘酷的現實混為一談。

一個母親的世界里，只有家庭。

一個青年的追逐如果我這個八零后還算是青年的話，以下的說話就有意義了。

作為被教育的一代，紅旗下成長被譽為跨世紀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經歷了寒窗苦讀十餘載然後意氣風發地走到社會的時候突然就懵了。

前面有牢牢掌控著社會資源的中青派七零后，後面有無所畏懼的樂天派九零后，那種突然就哀傷了的感覺不亞於天涼好個秋。

我記得我畢業時候的某次面試，某人問我爲什麽選擇銷售這個崗位，我就說因為這個崗位和我專業吻合，能體現并證實我人生的價值。

對，當時我是千真萬確說了“人生的價值”這幾個字，於是被某人當場反駁：我請你來打工不是要你實現你自己的人生價值，而是你如何實現公司的價值。

我也并不埋怨某人這麼赤裸裸打擊我，我的確理想化而他說的也是大實話。

人吃人錢生錢的社會，快就是硬道理。

仁慈的開發商還沒把我們房子的錢收完，就把房子給我們住，然後這堆鋼筋水泥逐年歲磨滅了我們的年輕，也成為了我們唯一的成就。

唯物主義者認為，有物質存在的前提下，思想才有存在的意義。

於是，沒有房子的話就沒有愛情，也談不來精神層次的人生的價值。

我其實也不介意從一個社會主義螺絲釘變成一個和世界接軌的螻蟻，因為實質意義是一樣的，卑微是唯一的標識也是唯一的共識。

但一個社會主義螺絲釘他起碼自欺欺人地覺得國家需要這個螺絲釘，沒有這個螺絲釘機器就運轉不了。

一個和世界接軌的螻蟻則感覺不到被誰需要，除了做螻蟻生意的商人。

這種感覺不到被國家被社會需要的感覺很糟糕，除了儲錢娶媳婦還房貸不知道明天還要干什麽的狀態很悲觀。

日本彷徨青年加入美國軍隊，進駐中東執行任務，並且留下來維和。

這樣的故事于我看來，只是將“被需求”轉化為另一種表現渠道，逃避后重建自己的精神勝利法。

但精神層次的追逐，永遠是子非魚的問題，外人無權評價。

至少我們除了比爹比車比房外，還有另一種存活的勝利。

一個少年的煩惱人開始第一次認知世界，始於第一次產生煩惱。

這個小生命開始對這個世界產生了彷徨、迷惑、以及驚慌。

這個世界不再如你肚餓就哭，於是就有奶送到嘴邊這麼條件反射得自然。

這個世界開始有些東西是自己無法再輕易得到，或者自己無法得到，有些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等等。

而這些就是煩惱，即將佔據我們的餘生，直至彌留之際，還是縈繞著。

我年少的時候家境不好，除了吃飽和讀書必備的開支外，基本所有娛樂節目以及興趣培養都是自給自足的原生態。

而我身邊不乏知識份子家庭的家長犧牲一切去培養一個小同學的愛好，也不乏暴發戶叔叔對子女物質上的法力無邊。

於是我在他們身邊就如一道黯淡的風景，自小就學會了壓抑自己人生色彩的迸發。

我是一個敏感又懂事的孩子，我很小就學會在一個家庭里察覺自己的份量和家庭氣氛。

比如父母只肯在教育上投資我，我就想各樣的教育名目去向父母索取財物。

我會開家裡開什麽顏色的燈來決定一個晚上的節目安排。

開一盞昏黃的燈泡那是因為家裡只有我和母親，我得乖乖去做功課，即使沒有功課都要裝有。

如果開了明亮的光管，那是有客人或者家裡有正經事談，那我就可以到鎮上任何一個地方玩到我娘拿棍子來捉我回家。

那時候的煩惱還遠遠不止這些，還有偷了的番薯該埋在哪裡比較安全，僅剩的遊戲機幣藏在哪裡不容易被發現。

就是這樣，一個少年在一個貧困的家庭里，他僅能有溫飽的權利，而沒有夢想的理由。

面對這樣的煩惱，他只有兩種解決方式，要么是強硬地哭鬧強求，要么是乖巧地偷偷騙騙。

無論怎樣，這樣的小朋友都是不討好的。

貧困環境里的追求是無理取鬧，貧困環境里的夢想是盲目攀比。

這些小煩惱的日子不會太長，這些少年會被更多的煩惱填充了生命。

在這個過程裡慢慢學會了失去和放棄以及掠奪。

從前有一個小朋友他很懵，懵著懵著，變成了一條懵佬。

果然人老的最大好處是年輕時得不到的東西你不想得到了。

不代表你解決了這個煩惱，而是這個煩惱你這輩子都無法解決了。

我小時候很想踢足球為國爭光，現在我很想每天對著國家隊操國罵。

比起現在身邊糾纏不清的煩惱，那些年少的日子真是令人振作。

社会题材足够突出，但电影的结局是堕落的，后半程的戏剧冲突完全消解前期对冰冷现实情境打磨的架构。

以彪德西《月光》收尾，伴随着黎明的曙光，想要获得的抚慰和救赎是对生活无力的屈从。

看似充满希望的结局，其实更进一步充满讽刺，那些获得安慰的力量其实是令人叹息的。

可以这么说，前期对现实呈现得有多无力，后期光明的结局就有多敷衍。

东京奏鸣曲海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中产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支柱的父亲，有序维护家庭秩序的母亲，两个和父母价值观冲突的儿子。

故事一开始，中年危机感就扑面而来。

佐佐木被动辞职下傲慢的态度，立刻将“尊严”二字塑造在这个人物精致的西装革履上，后续一系列行为都加剧为维护尊严而带来的狼狈感。

在家里维护绝对话语权的形象有多努力，在外头扎堆求职，流落街头甚至领取免费午餐的模样就有多卑微。

惠子作为一个传统的日式家庭妇女，在电影中，充满着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迷失，带着被长久以来强权压制之后积累的苦闷，矛盾的是，惠子并不希望金钱构造的强权形象倒下，充满着害怕丈夫失业的焦虑。

佐佐木和惠子都在努力维护着各自在家庭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但两个人中间隔着厚厚的一堵墙，看似默契的目标，在两个儿子价值观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讽刺。

“谁拉下我。

”惠子躺在沙发上将双手举起，呆滞的空气，求而不得。

这是一个抛向谁的问题呢，是该问上帝，社会，政府，家人还是自我。

在这样的家庭中挣扎着长大的两个孩子，反倒觉得充满希望，而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典型。

健二在课堂上因为被老师误解不甘，而公然曝露其地铁上看小黄书的隐私，是一种反抗。

课后走向这个破败灵魂的自傲老师去澄清，带着渴望被理解的心愿，同时充满温度的人性。

人生难得有所爱，两人无论是学钢琴还是参军，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父母给不了的人生的答案。

“我现在什么都愿意干，可为什么就是没人愿意要我们呢。

” 电影的前半段，看似单调乏味的情节，将社会的无情冷漠展现得很好，我们所歌颂的勇敢向上和努力，在失业之后一切都变得无可奈何和茫然无措起来，稍微有点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向往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样的家庭。

电影的镜头不够统一，有些平静有些却又觉着嘈杂，跟整个电影的走向一样矛盾。

职业类型是否可以衡量每个人身穿的这幅高傲盔甲的厚薄，在购物中兴穿着清洁工服装，怀揣拾到巨款的佐佐木，撞见妻子后落荒而逃，那一刻为尊严所做的所有努力都破碎掉，非常荒谬，惠子跟着绑匪想要离开，去向无边无际的大海，曾经说的那句“家庭主妇也有幸福的时光啊。

”也变得非常凄凉。

大家都是在社会囚徒中日日要面对困难的人，只不过有些人是物质上的贫穷，有些人是精神上的匮乏。

当金钱是操控社会成员最有利的工具，那救赎的希望反而可能还是金钱，伴随黎明的晨光如约而至的，是天上渐渐熄灭的星辰。

这绝对不是温暖的抚慰人心的故事和结局。

表达现实，能把庸碌生活拍得格外醇美的导演，许鞍华，推荐《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也好，《女人四十》也罢。

这是完全的对生活没有责备的电影。

《京东奏鸣曲》是第一部黑泽清，希望不是我观影生涯的最后一部。

　　秋天，下雨。

　　整个世界都变得阴冷潮湿。

人们的生活也同样被泡在雨水里。

不同在于，雨后，潮湿的世界会恢复原貌，而潮湿的生活却可能起皱坍塌。

　　清晨，树下堆积的落叶很美，但无人顾及。

人们穿着黑色的西装、黑色的套裙、黑色的皮鞋，从四面八方无声地汇入街道中的队伍中，奔向同一方向，好像默契中形成的黑衣军队共赴战场。

　　职场即战场，人们扑在前线，必须忙碌，必须忘我。

至于他们本身，本没有太多人会挂记。

一旦有人主动挂记，也许会是灾难。

　　　佐佐木龙平，中年人，四十多岁，是所知名会社的总务课课长。

上司突然找他谈话，虚头巴脑的客套话说完，上司单刀直入，问龙平自认有什么能力。

这是一个百答百错的问题。

当上级需要抛弃一个下属来降低成本，当将军需要牺牲一个士兵来赢得胜利，从上而下的质问，既是序幕也是落幕。

能力？

不，能力根本不是问题。

抛弃和牺牲正在进行的时候，所有人只能回答——没问题。

　　龙平失业了，带着恨意。

他流连到失业者和流浪者聚集的公园，垂头丧气，那里的人们互为同类，自怨自艾，或同命相怜。

人们呆坐着、呆立着，像被雁群抛弃的孤雁，落了单，并且再也不算候鸟，无所适从中，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得曾经飞行过。

　　命运残酷，现实更残酷，唯一的出路是寻找零工，龙平小跑着赶过去，他在漫长到看不见尽头的队伍旁擦着边儿挤过去，当天的名额完结，他没有机会。

回家，只好回家，然而，从此以后需要赤手空拳地生活，他突然没有迈入家门的自信，挣扎着，绕过围墙，攀着消防梯钻入家门。

　　龙平的自尊受到巨大打击，但是，他决定隐瞒下去。

他依然衣着光鲜，自信满满地在清晨走出家门，好似一个继续为家庭打拼的男人。

中介为他介绍的零工在他看来近乎侮辱，公园中排队领取的慈善免费午餐实在难吃，为了装样装得像不能太早回家。

他在无尽的焦躁和愤懑中，遇见了自己的高中同学黑须。

　同样是失业者，黑须简直是一个异类。

黑须能够伪造“自己很忙”的完美假象，熟知失业生活中的各种事项与流程，他毫无落魄像，在体面和精干之余甚至表现出得心应手的倜傥。

龙平突然觉得，黑须简直是偶像，他也需要这种严丝合缝的伪装，保持自我、保持尊严、保持权威。

　　于是，隐瞒让生活继续分裂，龙平努力在家人面前维持权威，作为内心的弥补，然后独自在几乎醒不过来的噩梦中憋到满脸青筋、脖颈赤紫；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他放下身段，忍受比自己更年轻的招工者所给予的各种羞辱、嘲弄、甚至戏耍。

造化弄人，意气风发的时光一去不返，他和黑须这样的中年人，被公司抛弃、被时代抛弃，被抛入谷底、被抛入深渊，硬要端详未来，大概就是由无业游民慢慢沦落到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终于，滴水不漏的黑须都吃不消了。

他疑心妻子已经怀疑他，这怎么行，假象一定要完美，他聪明伶俐，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道具。

他邀请龙平冒充他的同事，回到自己家吃晚饭。

席间，黑须不余遗力地表演，他对妻子要稍微颐指气使，行使一家之长的权威，却遮掩不住家境的窘迫；他做戏做全套，指点上司、指摘同事，显示自己在公司中的地位无比稳固。

黑须的妻子忍无可忍，她捏着筷子的手僵在半空，侧过脸看了黑须一眼。

只这一眼，正在自编自导的戏剧中体验高潮的黑须，也瞬间僵化。

一场木偶戏，既要做傀儡，又要做牵动傀儡的人，黑须只能露馅。

好像霸王项羽，为了炫耀自己膂力惊人，却终究也没有举起自己正坐着的椅子。

面对最亲的家人说谎，简直是一场自我战役，既矛又盾，遍体鳞伤，结果永远是惨败。

　　黑须的小女儿小心翼翼地问候，惊到龙平，连点儿大的孩子都一眼看穿他们的辛苦和尴尬，他们谁都骗不了。

很快，黑须没了消息，龙平赶到黑须家，看到门口堆积着残败的白花。

黑须和妻子，在某个午后，打开煤气，躺在床上双双身亡，只留下小女儿。

这个孩子，穿了件黑色长袍，竭力地扭着头看着龙平，看着与父亲同样辛苦的人惶恐无措地站在同样的路口。

　　龙平开始认命，只要有工作，活计粗、累、劳苦、肮脏，他都接受。

他开始做百货公司的清洁工，站在开放的走廊间，换工作服，人流如织，没人注意他们，他依然觉得羞耻，而很快他就意识到，艰辛的清洁工作中同样充满无言的强烈竞争、无谓的阶层差异、和繁琐的仪式感，他咬着牙适应。

期间，大儿子贵应征美国志愿军，到最后关头才告知他这个父亲，龙平勃然大怒，他絮絮叨叨地为儿子规划人生的幸福和道路，留在日本，循规蹈矩，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高出他两头的大儿子捺不住性子，同样大吼，哪里还有这样的轨迹，哪里还有这样的道路，遍地淤泥已经被太多人踩过，连践踏的痕迹都看不清晰，除了染出一双泥足，别无出路。

大儿子应征招募成功，作为日籍美军志愿军去了美国，很快被派往中东。

　　小儿子健二违背父命，偷偷学习钢琴，被龙平发现。

龙平的累积的情绪统统爆发，他撼动不了命运，却可以拉扯儿子幼小的肩头；他人微言轻，却可以肆意对儿子怒吼；他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却可以在自相矛盾的教导中，左右开弓回击儿子。

终于，妻子揭穿他的伪装，他虚伪的权威让人作呕。

羞愤和难堪火上浇油，小儿子被他追打，从二楼跌落。

　　龙平的妻子恵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恵是一名家庭主妇。

她只有家庭，家庭却不那么需要她。

烹饪、洒扫，是理所当然。

丈夫早出晚归，沉默寡言；大儿子昼伏夜出，沉默寡言；小儿子正值青春叛逆，沉默寡言。

对于她而言，与家人的唯一交流，只在饭桌上。

但是，慢慢的，她悉心烹制的食物，似乎也失去了魅力。

恵默默地积攒自己的小乐趣，她独自考了驾照，独自逡巡在自己喜爱的敞篷跑车周围。

这些小乐趣是那样微不足道，不足以填塞她的空虚。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轻飘，好似沉入水底，无力呼救，更无人伸出援手。

　　拮据的生活还是其次，家人的改变一一到来。

　　她知晓丈夫失业，悄无声息地忍了过去。

　　几乎不与她交流的大儿子，站在她的面前直视她的双眼，温和地央求她在应征美军招募的材料上签字。

有很多话，她想说，没有机会说出口，却被丈夫滔滔不绝地道出。

民族认同、人生理念、工作生活，一切的理由都是无力的说教，被儿子应声击破。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这种高尚旗号打出来，儿子的底气硬了很多，他早看出世事艰难，再无他前行的路数，父亲色厉内荏，母亲忍气吞声。

大儿子在出发前，第一次和母亲并肩相坐，低眉顺眼地奉劝母亲离婚。

父亲那么不堪，母亲那么为难，不如离婚。

恵失笑，她那么渴望的交流，居然是在这个时刻、这种场合、这种话题。

离婚？

不要了。

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毒蛇在手，烈士断腕，可她不是烈士，她是妻子和母亲。

不幸福就放弃，不快乐就放纵，这不是一个家庭主妇的生存之道。

儿子无言，临行前的最后一刻，他站得笔直，向母亲敬了个军礼。

恵第一次感到自己受到孩子的尊重和眷恋。

　　游子在外，十指连心。

更何况，用战争来维护和平的现实，让恵心存疑虑。

她发梦，儿子一身戎装，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没有了最初的昂扬，只有因为杀戮太重所添的无数罪孽。

一梦惊醒，她想和孩子联络，却因为官僚的跋扈，连一个电话号码都讨不到。

　　小儿子健二也同样不省心，因为三个月不交午餐费和无数次翘课，恵被老师叫去学校训斥，小肚鸡肠的老师夹枪带棒，把积怨都发泄出来。

健二把金钱和时间都花在钢琴课上，恵非常理解孩子的爱好，小心护佑。

然而，阴差阳错，丈夫还是发现了。

所有的矛盾都被摊在桌面上，串成了串，点着了火，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等着爆炸接连响起。

　　然而还要活下去，仿佛船已进水，要么跃入水中，要么站在甲板上，等待水没过足踝、膝盖、脖颈，只要还未没顶，这艘船，她不弃。

　　突如其来的劫匪终于打破家里最后的秩序。

不，这人几乎算不上匪类，只是一个笨贼。

情急之下，恵被劫持，坐上了笨贼偷来的车，第一次真正驾驶。

正是她钟情的跑车，正是她憧憬的刺激，可惜时间、地点、人物完全不对，但是，如果站在绝望的生活中对视，或者，这一切又都算对了。

她有逃走的机会，却为自己和笨贼购买补给，转身遇见穿着清洁工制服的丈夫，丈夫否认了自己，也否认了她。

这种猥琐、卑微和虚伪终于激怒了她，她返回车子，一路狂奔，和笨贼驶到海边。

　　不再有路。

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事事失败的笨贼也没有。

每个人的人生主题齐齐碰面，居然面目一致——到底如何才能重新开始？

到底如何才能脱离绝望的轮回？

　　恵站在海中、坐在海中、躺在海中，都不得其解。

翌日，沙滩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轮迹，笨贼驶着车冲入深海，既然人生沉没，他选择加速下沉。

轮迹像不祥的路标，恵闭上双眼，亦步亦趋地趟下去。

然而，太阳初升，阳光包容她，震慑她，感动她——人生并不只有这一条路。

　　道理简单，甚至尚是孩子的健二已在无意中参悟。

他开始跌跌撞撞地成长，大人的虚伪、同龄人的盲目，他看在眼里，却都消化不了。

他与成年人的世界生出罅隙，一份真诚的坦率未能换来老师的原宥；他与同龄人的世界生出距离，无心之过在同学的放肆和喧嚣中成为他的负担。

他和同学们，像丛林里刚刚换掉乳牙的小兽，还不适应自己的利爪，就已对丛林心生不满，对抗不了丛林，就对抗自己的父母，却不知道利爪可能先伤着自己。

好在健二遇见了钢琴，不，开始打动少年的是美貌的钢琴老师，她温婉、亲切，洞悉了他的才华，引导他寻找真实的自己。

　　一夜波澜之后，健二、恵、龙平，先后走着同一条路回了家。

　　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吃着同样餐盘中的同样饭食。

　　家中的一片狼藉，他们不过问，也不解释。

　　昨夜的惊险遭遇，他们不打听，也不讲述。

　　他们不知道，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们三人狂奔在不同的街道，迈开双腿，或者，紧踩油门。

　　然后，　　龙平满身伤痕地昏睡，清醒之后，抵挡了内心的混乱，守护住诚实和纯良，问心无愧。

　　恵在海边的阳光中宛若重生，神清气爽，步履坚实。

　　健二沉默地击退了成人的恫吓和威胁，回归初心，不卑不亢。

　　没有人安然无恙，每个人却又完好如初。

四个月后，健二终于坐在音乐学院的入学考场内，不同与其他考生的竭力炫技，他的琴声缓慢悠扬。

琴声极美，人们忍不住，走近，再走近，聚在健二的钢琴旁边，屏住呼吸，聆听。

琴声在高处，生活在高处，龙平和恵满眼是泪，曾经遥不可及的重新再来，在美妙的琴声中有了答案。

人生果然可以重来，人生当然可以重来。

每一次重来，好似在琴键上击出一个新的音符。

重来，不是与过去决裂，不是与现实脱节，是接受，是承担，是坚持，是专注于生活以致神魂合一。

人们聚在生活之中，站在美妙之处；人们聚在嘈杂之中，站在静谧之处；人们聚在苦痛之中，站在憧憬之处；人们聚在秋寒之中，站在艳阳之处。

21世纪初至今，日本导演黑泽清保持着惊人旺盛的创作力，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埋首于90年代赖以成名的惊悚恐怖片拍摄上，而是不断尝试类型片的杂糅实验。

往往是在同一个类型片空间的最后一幕引入毫不相关的类型片元素情节，产生出极其突兀的断裂感。

这远非普通意义上的“反转”，而是融入到导演美学风格中的一种拿手戏，或者准确说是作者标签。

尽管有时候令人困惑失望，《光明的未来》算是千禧年来的初次尝试，成果一言难尽；但也有令人满意的时刻，这部《东京奏鸣曲》显然属于后者。

影片在当年没能入围竞赛单元有点遗憾，尽管最后在一种注目单元也获得了影评人奖。

这部算得上是黑泽清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巅峰代表作，这种类型融合实验并不令人厌恶，反而产生出耐人寻味的效果。

影片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津安二郎擅长的家庭伦理剧，而黑泽清也确实借助这种题材的结构与叙事方式，娓娓道出一个当代传统日本家庭的故事。

中年失业的男主角、心生厌倦的家庭主妇、青春反叛期的小儿子和心怀理想的大儿子，这个故事看起来似曾相识，跟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情节并无太大区别。

导演在处理这个司空见惯的类型题材运用了不少独特的方式，令影片有别于常见的电视剧拍摄。

最有戏剧化的场面和容易煽情的时刻一律省略，立刻转场到下一段情节，不仅给观众制造出留白的想象空间，而且有效控制着情节沦为电视肥皂剧的趋势。

另外一种手段是采用场面调度，黑泽清并不遵循小津的固定机位拍摄家庭室内戏，而是采用多种调度方式，混合机位拍摄对话，设置多个视点，令单一狭小的空间呈现出复杂的立体感，家庭成员间泄露出暗流汹涌的意味。

比如一家四口在餐桌上吃饭的那场，男主角先喝酒，其他人却没动筷子，等他一声令下才开始一起吃，气氛极其怪异，似乎暗示着这个家庭里统领一切的父权。

接着是大儿子跟父亲商量出国参军的那场，镜头完全回避了儿子的正面描绘，背对着父亲接受严厉训斥的情形，镜头焦点却落在另一边母亲的凝视上，三人间的微妙关系处于博弈抗衡；还有一场则是父亲回家看到钢琴老师推荐信之后大发雷霆，忍不住打骂小儿子，不断推拉的镜头追随着儿子与父亲的位置变化，而当儿子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处理也极尽心思。

影片前面四分之三的情节准确地把握住家庭伦理剧的节奏，谎言与欺骗、父子无法沟通的困境、夫妻关系的日益冷漠等等问题不断累积，逐渐指向一个四分五裂的悲剧收场。

如果说黑泽清仅仅是拍出了一部发人深省的家庭伦理片，那明显是小觑了他对类型实验的不懈追求。

因为他在最后半个多小时里毫无预警地插入一段意想不到的入室盗窃情节，由役所广司扮演的盗贼劫持了太太，两人前往海边度过一晚的离奇情节。

整个影片的气氛节奏突然变调，前一刻还处在严肃压抑的家庭伦理叙事，转眼间便陷入到疯狂滑稽的舞台剧场里。

役所广司这段客串的演绎完全是照搬《分身》里的角色，流露出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

太太在被绑架途中意外碰见做清洁工的丈夫，两人之后分道扬镳走向不可预知的轨迹，太太把心一横想彻底摆脱家庭主妇的身份，而丈夫也不顾一切想用自杀的方式来终结生命，想不到过了一夜，第二天还是回到家中重回之前的生活轨迹。

至于个人心里变化却根本无人提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至于儿子钢琴选拔比赛的那段情节貌似完美的结局，却又暗藏着另一层引人猜测的意味。

尽管这个家庭饱受打击，却依然有着惊人的韧性得以恢复，这个带有希望色彩的结局耐人寻味至极。

黑泽清除了类型实验之外，还在剧本里充分融入社会问题与国际时事热点，令这种类型原有的小格局得以不断延展和丰满。

男主角的失业问题指向了日本在经济危机之后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而丈夫用谎言来隐瞒家人明显突出的是日本传统社会里男权主导，男人不能输呆板思维。

而最耐人寻味的竟然是剧本里潜藏着对后911时代日本与美国关系的探讨，这一点在大儿子主动参军、母亲梦见儿子归来，以及儿子最后来信这几段情节足以显示出创作者清醒的思考结果。

美国一直宣称要保卫全世界，实则却是牺牲年轻参军者投身战争和杀人，日本一厢情愿为美国做后盾的做法值得反省。

而这种国际关系似乎又暗中影射着这家人的关系，一家之主男主角口口声声为保护家人，事实上却满嘴谎言欺骗，为的只是维持自身的父权（霸权）地位和形象。

剧本里的这种彼此对应的隐喻写法极其高明，令影片主题有超出家庭伦理剧的诠释理解角度，无疑成为黑泽清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2008年的日本影坛风光全属于《入殓师》，这部由伊丹十三的“情报电影”与亦悲亦喜日剧模式所组合而成的温情情节剧。

但我相信时间终将证明，《入殓师》的成功不过是迎合了日本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后等待救赎的集体症候。

它是疗伤药，是麻醉剂，是属于日本疗愈系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它消解了现代人亟待解决的“逃避”与“归宿”的心理矛盾，构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语境下的世外桃源。

过于精巧、过于完满，反而减弱了影片与观众间的内在张力。

这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拯救的入口，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观众注定还是会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口。

所以，这只能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它距离“伟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在去年，真正能配得上“一部伟大的日本电影”这个称号的当属黑泽清的《东京奏鸣曲》。

在5月斩获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之后，很多影评人反而不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这部电影的质量足够进入主竞赛单元，完全没必要“屈尊”去“一种关注”单元。

（我个人也认为这是继《加州之梦》之后，戛纳“一种关注”单元中发掘出的又一部影史佳作。

）黑泽清这次“转型”着实让人意外，由恐怖片过渡到家庭伦理题材。

让我担心，他是否要把家庭题材拍出恐怖意味。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

没有温情的刻意营造，有的只是普通人的失意与迷茫，失败者的痛苦与追寻，长时间的矛盾聚集的突然爆发，最后一切又终将归于平静。

犹如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暴风雨过后一个个徘徊着的孤独灵魂仍然要继续前进。

黑泽清这部家庭伦理剧，无法让人联想到小津安二郎式的传统日本家庭电影，这类电影的矛盾设置是“私人的”，最终解决也多是由家庭内部机制进行调和。

《东京奏鸣曲》则更具如《美国美人》般的西方家庭剧特色，家庭中的矛盾是“公共的”，最终则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来解决。

父亲的失业、母亲的身份迷茫、哥哥的理想缺失，最后矛盾冲突的大爆发则意外缘于一个强盗的介入。

在小津的《东京物语》中，外人的角色无足轻重，他们只是顺路过来“嘘寒问暖”，矛盾最终化解则是家庭成员自己的付出与牺牲。

在黑泽清那里，家庭的性质不再是构成社会的“单元”了，而是从属于社会被社会所控制、所毁灭的对象。

这是社会与家庭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现代化的必然。

社会高高在上，俯视着一切，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傀儡木偶，家庭依靠社会生存，殊不知，你索取得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

一个普通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作为家庭支柱，因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电影中，父亲的失业无疑是对这种权威的毁灭性打击，而维护这种权威的努力就变得近乎于堂吉诃德同风车搏斗般无力、可笑。

但事实证明，他做不了堂吉诃德，因为他信仰的“权威”是世俗的，而非理想主义的。

世俗意味着被社会操控，被社会操控则是迷失自我的前奏。

电影前半段以父亲为中心，就业中心里的高不成低不就、公园里游逛，领免费午餐、家中的拼命掩饰，影片在这几个有限的场景中转来转去。

乏味、单调，正如现代都市人的生活。

随着电影的推进，我们发现一家四口人，都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中。

母亲被家庭限制，小儿子被学校。

大儿子是一个首先“觉醒”的逃离者，不回家并不代表他不受限制，他是被限制在这个社会对理想主义的排斥上。

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在周遭人看来幼稚、无聊。

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堂吉诃德，他尽一切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参加美军的伊拉克反恐战争，当他拿着参军文件要求家长签名时说：“你们不签也无所谓，有专门代理签字的机构。

”他已经决定要反抗“父权”这座大风车了。

最后的醒悟也与堂吉诃德临终前的忏悔如出一辙。

小儿子是第二个逃离者。

音乐、钢琴成为了他摆脱空虚、重复生活的凭借。

但来自父亲、老师的压力却是实现梦想的绊脚石。

被“父权”压制的一代人率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而父亲、老师精心建造起来的“权威”在反抗之下不堪一击，最后只有使出“暴力”这个杀手锏。

（父亲的打骂，老师的罚站）正如毛主席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种外强中干的权威倒地是迟早的事。

黑泽清让权威倒掉的同时，又给了观众一个冷冰冰的现实：这种“权威”在其它地方仍然变换着脸孔来压制人。

小儿子帮助离家出走的同学以失败告终，同学还是被捉回了家。

小儿子最后的反抗在强大的“父权”面前更无异于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

他因偷窃被警察抓住，在看守所关了一晚。

这里无疑受到了特吕弗《四百击》的影响，《四百击》中安托万偷父亲的打字机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影片还有一处有明显的《四百击》痕迹，下文再表）。

结果还是一个悲剧，父亲、老师虽然失去了权威，但这个社会仍在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威，敢于逾越社会规则的人，注定将被边缘化。

强盗正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角色。

原先是一个锁匠，失业后做了强盗。

母亲被强盗绑架后不愿离开的情节似乎是在说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根源正在于对现实的不满。

而强盗正是她逃离虚伪生活的力量，是她的凭借，如小儿子的钢琴，大儿子的参军。

而刚取得的驾照无疑是她身份迷失的绝佳注脚。

“可以用它来代替身份证”当她回答大儿子“我们家又没车，拿驾照干吗？

”的疑问时说。

剧情发展正凸显出“驾照”这个物件细节所蕴含的引申义。

驾驶强盗偷来的车来到海边（海边正是《四百击》最后经典长镜头的落脚点），他们来到了世界尽头，前方再也无路可走了。

她知道逃避一切决不意味着重新开始。

她只是害怕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那个被谎言所包围的生活（丈夫隐瞒失业、小儿子拿餐费当钢琴费、大儿子参军不和她商量，只当她是个签字工具、她做的面包圈没人吃）。

父亲借以逃避现实的凭借正是那笔打扫厕所时捡到的意外之财。

金钱是社会操控社会成员最有力的工具，父亲因失去金钱而丢掉“权威”，当他得到重获“权威”的机会时，当他面对道德上的抉择时意外撞见了妻子，自尊心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

他开始不顾一切地逃跑。

四个人都开始了逃离，逃离那个叫“家”的地方。

疯狂的一夜过后，父亲将金钱投入到失物箱中，表明他已彻底放弃了那个脆弱、空乏的“权威”（与之相对的是父亲的同学，将“权威”带进了坟墓），母亲拒绝了强盗的性要求，表明她还是选择了家庭作为自己的归宿。

小儿子离开看守所后选择了回家，三个人坐在一起面无表情地吃着饭，似乎一切都从没发生过。

一首奏鸣曲的精髓部分不在于高潮处的激动人心，而是在高潮落幕，尾声开始的瞬间。

在这个时刻，这首奏鸣曲所要传达的思考与感动会全部释放，就如这个吃饭的场景一样，不完整的家庭（大儿子在伊拉克参军），各怀心思的三个人，物是人已非。

救赎的希望伴随着黎明前的晨光如约而至，这缕晨光驱除了谎言与冷漠，恐惧与彷徨。

电影结束于小儿子的音乐学校钢琴考试，父亲继续做清洁员，母亲继续操持家务，大儿子认清了美国“自由战争”的实质，决定留在伊拉克。

其实就这么简单，生活亦然、电影亦然。

《东京奏鸣曲》与《入殓师》同样是逃离，同样是寻找归宿。

但只有前者让我们在逃离与归宿之中看到了救赎，也许我们会不自觉地放弃痛苦与沉重，可是救赎本身就是既痛苦又沉重的呀！

影片演到一半多，琐碎的生活与无所不在的强大压力，让我满脑子不得不只有这样一个想法——日本果然是个压力大到BT的国家，一个男主人的失业，便让这个一直保持着内部和谐的家庭转眼间就危机四伏，大有完全不可逆转之势。

其实，只几个晚餐的镜头便可看出，本是一家人，却十分的拘谨与慎重，大概是和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与教育有关，我们不太能在公众的场合看到他们放纵的一面——除非疯了，或是崩溃。

许多人拿得了Oscar的《入殓师》与本片相比，我很难找到他们的共通处。

如果《入殓师》呈现出的是温暖，是感动，和对生命的极大尊重，那这个部前半段沉闷无比的故事则是无限的抑郁与沮丧。

甚至嗅不到一丝希望的气息。

而后半部分的情节急转，冲突不仅明显，也有一点矫揉的成分。

大概是这位以惊悚片见长的著名导演第一次回归家庭主题与现实主义，仍旧需要一些剧烈的情景来结束这场冲突。

而结尾那个健二的《月光》，更像是喻示着全家人都在挣扎与无奈中，终于找到了暂时的妥协与和谐。

奏鸣曲，sonata，百度词条的解释：一种多乐章的器乐套曲。

亦称“奏鸣曲套曲”。

由3、4个相互形成对比的乐章构成，用1件乐器独奏（如钢琴奏鸣曲）或1件乐器与钢琴合奏（如小提琴与钢琴合奏的小提琴奏鸣曲，长笛与钢琴合奏的长笛奏鸣曲等）。

其中各乐章的基本特点和曲式结构如下：第1乐章为快板，用奏鸣曲式；第2乐章为慢板，用变奏曲式、复三段式或自由的奏鸣曲式；第3乐章为小步舞曲或谐谑曲，用复三段式；第 4乐章为快板或急板，用奏鸣曲式或回旋曲式。

有了这个基本了解，对电影《东京奏鸣曲》的结构和视角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以“东京”命名的电影，看过《东京物语》、《东京日和》和这部《东京奏鸣曲》，印象中还有一部《东京塔》没看过，当然了，那部著名的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也看过。

没去过东京，觉得它应该是不同于我们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的，比北京更商业些，比上海更深厚些，比香港更有底蕴些。

这些都是从影像和文字中得来的信息，二手的。

佐佐木一家大概是东京最普通的家庭，佐佐木先生46岁，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课长，妻子是家庭主妇，照顾一家人的衣食起居，大儿子应该是没有读大学，干着发传单的活，小儿子还在念小学。

这支“东京奏鸣曲”里，佐佐木先生是钢琴，影片前半段选择以他为主要视角来推进，他被公司炒了鱿鱼，没有告诉家人，每日一早还是按时出门，在外面找工作或游荡，吃公园里派发的免费午餐。

这期间他碰到了同病相怜的老同学，一个失业了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也不敢告诉家里的男人，向他传授了一些怎样不被老婆发现的经验。

同时，影片还隐隐地透露出佐佐木的妻子对家庭主妇平庸生活的恐惧，大儿子对未来的担忧，小儿子在学校里无意中得罪了老师，萌生了学钢琴的念头。

然后这些矛盾一一浮出水面，情节推进得有条不紊，老同学夫妇在绝望中自杀给了佐佐木先生沉重一击，他饥不择食地开始了在大商场当清洁工的工作，大儿子坚决要参加美国军队，并很快被派到了中东战场，小儿子瞒着父母拿午餐费去学习钢琴，妻子偶然间发现了丈夫失业的秘密。

如果说之前的影片是现实主义的，接下来就进入了荒诞，大概就奏鸣曲中第3乐章的“谐谑曲”吧！

此前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演员表演，都有一种内敛、省俭的真实感，几乎没有任何配乐。

从这时开始全都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脱离了原本的生活轨迹，妻子在家里被一名拙劣的小偷挟持，被迫开着送他，路过一家商场时碰到了身穿清洁工服装的丈夫；而丈夫此刻刚刚捡了一大笔钱，正准备逃跑。

两个人相遇，妻子视角和丈夫视角交叉，此后转为以妻子视角为住来推进。

看到丈夫当了清洁工，妻子大惊失色，随后她和小偷把车开到了海边。

对一家人来说那都是艰难的、处于崩溃边缘的一夜，妻子几乎自杀，佐佐木先生一路狂奔最后被一辆汽车撞倒，小儿子逃票被抓后拒绝出声被投进了监狱。

清晨的阳光再次照耀东京，妻子在海边的小木屋中醒来，发现那名走投无路的小偷已开车冲进了大海；佐佐木发现自己并未受伤，他将那一沓钱放回了商场的失误箱；小儿子被放出来，回了家。

一家人坐在餐桌边平静地吃早餐，没有人发问，也没人说话。

影片的结尾是小儿子去参加音乐中学的考试，弹了一曲德彪西的《月光》，影片在他优美的钢琴曲和四周围拢上来的人群中结束。

大概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一个时刻跌落谷底，对现实的不满和容忍达到了极限，会像影片中的佐佐木先生和妻子那样，仰头问天：“我只是想重新开始，为什么这么难？

”我们仿佛被命运钳制得死死的，只能按照它制定的路线孤独地、绝望地走下去，除此以外毫无办法。

有一个时刻，我们力量迸发决定反抗，或者至少保留结束生命的权利，但那不是人生的常态，清醒过来后会发现，即使改变、重新开始，生命也不过仍然是平缓地、一分一秒地前进着。

你所有的只是这个自己。

影片的结尾总算有一丝温情，佐佐木先生终于同意了小儿子学钢琴，并在他的演奏中被感动，电视报道上传来大儿子的消息，他所在的部队被召回，撤离了战场。

这些温情和音乐中获得的感动，也许于死水般的生命常态全然无济，但是片刻的慰藉总是聊胜于无，就像黑沉沉的天空中，一颗若隐若现的星星，给予人生存下去的动力。

导演黑泽清是日本的恐怖电影大师，这部可算是转型之作。

可能是拍摄恐怖片的影响，很多画面拍得干净而又意味深长，如开始时下起了雨，雨水飘落到家中的地板上；小偷自杀后留下的车辙；妻子深夜在海边眺望，远处层层灰白色的浪花……

#亚洲电影巡回放映-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精选电影《东京奏鸣曲》黑泽清导演映后座谈人总要有一次逃离。

从窒息的家庭里，从无望的工作里，从现实里。

前半非常有现实感，失业扼住中年人的喉咙，搞笑又可悲。

虽然又只有英文字幕，大家都精准地发现了笑点。

那个失业几个月，还将自己的手机调成每小时响五次铃声，来假装自己工作很忙的大叔；做清洁工的男主，发现自己的清洁工前辈和他一样，上班一身工衣，下班在洗手间换上全套西装拎着公文包回家。

后半开始打破和谐的面具，一家人四分五裂。

每个人都有想要逃避和逃离的情景。

出国参军的大儿子、偷窃的小儿子、和劫匪逃去海边的妈妈、撞车的爸爸，不得不说表达情绪太浓烈了，略微变成了一种超现实。

才发现小女孩是土屋太凤演的！

井之胁海琴弹得可真好。

只是释放情绪之后回归的happy ending，未免有些刻意正能量了。

黑泽清的映后，因为这部片也不是新片，所以也没有特别去聊，更多的是从他整个导演经历去找一些话题。

比如他说：“说一个秘密，请不要说出去。

虽然很多人说我的电影有社会性，说我是什么电影作家。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喜欢拍电影而已，社会什么的没有想那么多。

大家那么夸我，让我很不好意思。

”主持人问他下次是否可能拍个跟人工智能有关的爱情故事。

他说，“拍爱情故事我不擅长。

拍爱情故事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

虽然我拍爱情故事不行，如果要拍有人死了的那种可以找我。

（笑）但是如果说让我拍有夫妇两个人的，一个家庭的，比如一家四口的日常。

就好比刚才我们看的这部《东京奏鸣曲》，一家四口人看起来很和平很温馨有信赖关系，但实际上四个人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不同的事情，因此某一天就分裂了。

如果是这样的爱情故事我倒是可以哈。

”（笑）还讲了和他最爱用的演员役所广司的故事。

说“他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演一些大老板、总统、厉害的老爸之类的角色，演了很多这种后，我觉得他的样子越看越讨人厌。

我就想让他在我的故事里演一个强盗，结果他听到可以演强盗，太高兴了，就想演这种不一样的角色。

”只是以后合作的机会应该越来越少，因为年纪大了，自己的作品里不一定有合适他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