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

我想作为武汉人是没有办法批评这部电影的。

无比熟悉的俚语与地名制造了观影中三个人疯狂的自娱自乐，而其实单单是陈刚的健健那无比地道的痞子头头形象便早已瞬间征服了我们，甚至穿越到93年的场景中出现的扬子江牌空调公交车都令人心生感动，因为证明着所有场景的确是在这座炎热而焦躁剽悍又耍拉的城市完成的。

然而一旦提及这座城市，话题便显得难以言说，因为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武汉一定是最最符合“万箭穿心”的风水标准的城市。

平汉粤汉两条铁路长江汉江两条水道联络了全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然而这样的风水注定了多少繁华也是留不住的一场空。

汉正街嫂子李宝莉没能留住丈夫又丢了儿子，而汉正街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

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紧接着便成了所有水货淮货的代名词。

或许是偏袒但从小在这条街边长大的我觉得这与诚信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夹在东部的制造业与西部的资源中间，这整个迷失的地界上，恐怕也只剩下市井的一点点算计和一点点斗狠可以打发时间求得安慰。

当然这种属于城市的落寞与沉沦并不构成生活的符号。

过早的品种多少远比经济报表的数字更能决定多数人每天的心情，买得起的房价也远比看起来灯火辉煌其实与己无关的CBD来的实惠。

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可以在鸡毛蒜皮中活得一点也不做作，可以在撒泼骂街中豁出去尽情释放，可以在诅咒过天气以后淋漓地流汗，然后打赤膊吃宵夜爆酒瓶子，目睹玻璃渣子在开成飞机的公交车尾灯中闪烁一点光亮然后快速消散；这时你便了解这的确是不服周的楚人的地盘，而你也无法否认的是，这样的地盘上也可以诞生屈原式的浪漫。

从电影一开始就不喜欢女主，说话刻薄，恶毒，强势，不给老公面子，不给邻居面子，不给搬运师傅面子，不给商铺老板面子，反正就是不给任何人面子！

自以为是，优越感十足，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虽然家里只是城里卖菜的，但是自己是城里人，长得好看，看不起乡下人有文化的丈夫！

一口一个乡下人！

典型的占了便宜还卖乖！

如果她丈夫是城里人，又有文化，会看得上她吗？

如果不是她丈夫，单位分房福利，她这个菜场卖菜的女儿，又在汉口街打零工，能住得上带电梯的新房子？

还住在那个脏乱差的胡同里呢！

没有觉得这是丈夫的功劳，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

对前来投奔的婆婆态度非常恶劣，摔摔打打，把老人家又逼出门！

虽然后面接收了老人，铺床的是她，做饭的也是她，可是因为嘴巴太刻薄，所以出力了也不讨好！

还责怪丈夫不提前和她商量，丈夫诺诺的说，想和她商量来的，她说，难怪男人昨天在床上那么卖力，原来有所图，可惜男人的老二不争气！

这样的人太可怕了，让人只想远远躲开！

儿子不喜欢这个像凶神恶煞一样的妈妈，只喜欢温和的爸爸，小小的孩子简单的认为爸爸是好人，妈妈是恶人！

儿子也亲近奶奶，奶奶刚来的时候，小孩兴奋的冲过来抱紧奶奶，说明孩子和老人之间的感情很好！

这个女人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戾气，真的很难和这种人相处！

只有建建这种混社会，有暴力倾向，或者说有男人气概的男人，更适合她！

丈夫出轨了，她不想离婚，表面上看来是原谅了丈夫，但心里又一直不甘心，又时不时的挑起来刺一下丈夫，当着老人孩子的面，毫无顾忌的说话！

丈夫本来是很内疚的，感谢她的，但是给她这样反反复复的说，那一点愧疚感也没有多少了吧！

丈夫跳江以后，她挑起了养家的担子，吃了很多苦，她的好友也曾经劝过她，愿意拉她一把，但她的强尊严拒绝了好友的帮助！

为什么不能接受好友的帮助呢！

非得卖苦力，搞得这么悲情，证明自己的伟大吗？

她的丈夫性格懦弱，也是有原因的，片中曾经说过，老头死得早，就老母一个人，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性格懦弱，才能容忍女人这样性格，换一个有性格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就算是欣赏她泼辣的建建，说不定也是天天打架！

女主这样的性格，嫁给谁都不会幸福！

一个人也不会幸福！

女主也没有读过书，不会独立思考，不会反思，所以获得幸福的机率也比较低！

虽然片中表现了女主生活的艰辛和吃苦耐劳，对其他的扁担朋友遇到不幸时，会同情，伸出援手！

但自己的人生都是一团糟，也不能给到别人什么好的建议！

我不同情女主，女主就是反面教材，她做的所有事情都要反着来看待，我也认为是她把一个好好的家毁了，千万不要学她！

一部电影太接地气是会让人不舒适的，选择看这部电影之初就做好了自虐的心理建设。

而它却比想象中更加完美的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

跟《桃姐》一样，从相当一定程度完成了我自虐式的人生记忆的回放。

失败的婚姻是万恶的根源，然而人的选择又往往取决于她的个性使然。

老公外遇的时候，宝莉对闺蜜说：你不知道啊，当初凭我的长相，追我的人排成排，我选了他这个乡里人他一辈子应该感激我。

多么相似的话，仅仅因为对自己城里人身份和外貌的自信和骄傲，你的人生悲剧恰巧也起源于此。

你的人生里有太多的固执和骄傲，又有很多妥协和隐忍。

你有你的放不低，所以即使是一段失败的婚姻也要维持住人前和睦光鲜的表象，你不会去自己亲手主动戳破爱人出轨的现场，选择迂回的你认为保全颜面的方式让爱人丢了工作，可最后在爱人自杀以后都顽固的不肯掉一滴眼泪，你认为那不是你的错，你不愿意认输。

你下岗以后在汉正街帮人卖袜子，你习惯了大嗓门跟别人讲话姿势有点粗鲁但又有迫于生计的狡黠。

这跟你出身的卑微不无关系，你没什么文化，你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来挽救这段婚姻，这都是你的局限。

而你的局限又恰好形成了你的勇敢和强悍。

你也有你的放低，他来自于你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带来的洗练，你天生的憨和钝，你可以去卖袜子，更可以一人挑起一家三口的生计去街边给人挑扁担。

你做这个决定想都没想没有任何迟疑，你只有努力生存下去的信念对自己完全没有半点怜惜。

你最可爱最宝贵的也是这一种憨和钝，它让你无畏生活里各种形式的苦难和打击，你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你要养活你的儿子和婆婆，供儿子上大学，这是你坚定的生活目标和念动力。

那个曾经相互扶持过的男人羞辱了你，你也只是转头骂回去回家给儿子做晚饭，想想还得过下去，什么尊严啊感情啊暂时又都不值一提。

可儿子要跟你断绝关系的时候，你万念俱灰，母子之间多年积压的误解和委屈早在你心里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

你被儿子赶出家门独自深夜在江滩边枯坐，可是以你的性格断然再绝望都还是不会想到去死。

于是，当你抬头看见夜空中突然绽开的烟火，一群中学生在很欢乐的给其中一个孩子庆祝生日，他们来喊你过去帮他们拍合影，那男孩喊你婆婆喊了两遍。

50岁不到的你在他眼中白发丛生脸色焦黑已然如此的苍老了。

你跟他们按快门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眶酸涩了，你想到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失败的婚姻从小就失去的那些同龄人应有的快乐。

是的，从来就没有烟花、没有同伴、没有聚会没有祝福，只有没有父亲的家，班主任嘴里变调的那句他妈妈挑扁担都能考第一名。

你瞬间就原谅了儿子的绝情与任性，转头回家打包一个人的行李。

你走的那天就用扁担自己挑了两担衣物，碰到了那个“打牛”的男人不得不别别扭扭又上了他的面包车，儿子在远处冷冷看着你，好笑的是车子发动不起来，你跳下来踢了一脚骂了句“婊子养的”推了几步终于点燃才又坐上去走了。

这里电影就落幕了，没有那些后来死去活来的拖拉和煽情，大概以后的日子你照样会闷头过下去，你不求能幸福，但求无愧于心的活着。

想到不幸的人生也有千万种，电影里能演出来的也仅仅只是万分之一，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里，每个年代的人都有生死疲劳的宿命。

最近看了好些电影，一直都没有正正紧紧的写影评了。

但是看完《万箭穿心》之后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定要写点什么欲望太强烈。

那就写点什么吧！

等到电影快下线了才跟闺蜜去看了，两张票包场。

我真谢谢闺蜜的坚持相邀，要不然就错过了这么好的片子。

　　开始的半个小时我跟闺蜜一直都在对李宝丽跟马学武的方言上吐槽，后来两个人都没有讲话，越看越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妈妈那辈的武汉女人大多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坚强坚韧，往往比爸爸更能撑起一个家，但是也因为这样在一个家里过多的主张了自己的控制权，不给自己的丈夫面子，几乎将丈夫的尊严摧毁殆尽，往往得不到丈夫全心全意的爱还有孩子的理解，注定了在家庭里得不到幸福。

但是她们依旧坚韧，为了一个家，苦苦的撑着，不幸的生活着。

看完之后，给了自己很多的思考。

女人在婚姻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宝丽是个地道的武汉市井女人形象，她身上都是那个年代武汉女人的特质，正因为这样也注定了她婚姻家庭的悲剧。

在影院的时候一直在默默的流泪，李宝丽为了儿子为了撑起整个家在鱼目混杂的汉正街当起了10年的扁担，最终却得不到儿子的理解和半点爱，更是在儿子高考结束后就无情的被儿子赶出了家门。

真替李宝丽不值，但是又能怎样呢？

这样的结局她何尝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呢？

现在武汉女人也许不会重蹈李宝丽的覆辙，但是有些骨子里的性格是武汉女人改不了的，直来直往，说话直，刀子嘴豆腐心， 不给男人留一点面子，这样的武汉女人是不被男人喜欢的，所以武汉女人总是或多或少成为了婚姻家庭里那个悲剧。

　　片子有太多的回忆了，那些武汉俚语、还有汉骂、街景，仿佛让我回到了童年，其实影片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儿子的极端性格，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让一个做儿子的对含辛茹苦10年将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如此残忍。

这里应该是电影里塑造的最狗血的地方，为了给李宝丽添上自食恶果的悲情色彩，而刻意的渲染了儿子的无情无义。

我只能说电影渲染的很成功，成功的赚足了我们的眼泪，让我们看到了李宝丽为了当年的一时气愤将丈夫与小三偷情的事报了警，并最终成为丈夫自杀直接原因的这件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对于一个起早贪黑靠着体力辛苦工作、全心全意爱着儿子爱着这个家的母亲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相当不喜欢马学武这个角色，如果说李宝丽是造成她自己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那么我认为马学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纵使妻子对自己的瞧不起，并在自己跟别人偷情的时候报警导致他的人生被毁，这些都是李宝丽的不对，只能说李宝丽傻，爱丈夫却用了一个最蠢的办法留住了他，而且最后还成功的让小三报复的母子反目恩断义绝。

但是不得不说作为丈夫在一开始的婚姻生活里马学武就没有给过妻子最平等最真挚的爱，只斤斤计较妻子如何的让自己没面子、如何的控制自己，不去检讨自己，反而想从其他女人身上寻求慰藉，最终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样的男人注定会是个以自杀来逃避责任的悲剧人物。

马学武跳了二桥、死了，从此一个人了无牵挂的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剩下的艰辛、困苦都让自己的妻子来承受，这样的男的真是让人所不齿。

如果说颜丙燕演绎的李宝丽将武汉市井女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么陈刚演绎的建建则完全还原了码头文化下的武汉市井男人。

作为本身是武汉人的陈刚，在建建一出场正宗的武汉话和汉味十足的形象就完全的折服了我。

建建是最能融入到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其他人除了李宝丽和马学武的扮演者不是武汉人，其他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武汉人，但是只有建建的味道是正宗的汉味，一点也不出戏，尤其是那句“你晓得我撒，我就是嘴贱”。

真地地道道的汉正街混混的样子，这样的建建也许粗鲁、也许市侩，但是比起马学武来更男人，至少他会真心的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好。

影片的结尾我很喜欢，李宝丽最终放下了自己的担子，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也许不幸福但至少比现在快乐的路。

如果注定将来可能会不幸，何不在一开始就不要走进这个不幸的圈子，原谅我是个婚姻悲观者。

第三遍看，每次看完的感受大体上相同，但细微处都有不同。

夫妻之间有了矛盾，不说话，不想办法解决，任由矛盾激化，最终伤人伤己。

还有作为父母不该在孩子面前吵架，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家庭本来是温馨的地方，如果变成冷漠的氛围，不要也罢。

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说出的话也不一样，看到电影弹幕的有些人评论，简直搞笑，说出的话，写出的字，都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看电影，我们要学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到自己的缺点，不然看这类电影反而会使观众心中的偏见和狭隘放大。

我历来相信一个观点，你对他人的态度，会变成他人对你的态度。

所以看问题不要抓住一个点来放大，这跟上纲上线有什么区别。

但论坛里的评论多半是抓住一个点使劲嘲讽，这和生活中的争吵大多相同。

相互攻击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只能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戾气十足。

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许多，不要让偏见和恩怨占据我们的生活。

《万箭穿心》本是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六万一千多字、写于2007年的中篇小说，先从小说文本和电影故事的对比切入，可以更好理解方方的故事和导演的处理手法：马学武：小说中描写为大专学历，原为技术员，然后当上了厂办主任，电影中万小景在李宝莉家吃完饭聊天时的情节：万小景说李不该总说马是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

这台词间接介绍了马学武的“凤凰男”身份。

原著中说到有厂长是他的同学，有意要提拔他，于是走入行政岗。

因为偷情时间被曝光，被贬称为技术员，后来因为此事名声不好，成为工厂下岗首先被裁掉的人。

小说中的马学武也很软弱，但并不似电影里刻画成那样。

马学武父母：小说中叙述为鄂西某市的中学老师，退休后房子被拆，听家乡马学武表哥的意见，来到武汉投靠儿子。

片中只安排出现了马母一人，其实老两口一直都有戏份，且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后来孩子在武汉工作挣钱了以后，在武昌的湖边买了别墅给二老住，为了凑买别墅的首付，小宝（马文昭）让李宝莉离开，要卖掉房子凑钱。

小说中马家二老和李宝莉的矛盾很尖锐，但电影做了温和处理。

李宝莉：小说中交代了是下岗职工，下岗后到汉正街一个卖袜子的老板处打工，小学学历。

因为长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马学武的学历高，人长得也不错，在马学武追求下和他结婚。

结婚前闺蜜方小景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李宝莉，但李宝莉看不上，小说开头李万二人开玩笑时李说：“就要找个学历高的人，将来生的孩子也聪明，能沾上光。

”小说中的李宝莉八面玲珑，特别会说话能干活，在汉正街的特别有号召力，有点《生活秀》里吉庆街“一姐”来双扬的意思，电影中将李宝莉刻画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宝莉父母和妹妹：这在电影中彻底被省略了，小说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汉人，李宝莉父亲原来是码头的，因为工伤内退，在巷口摆了个自行车摊；李母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因为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在文革时当过领导，改革开放后成为普通退休工人，却是个很硬气很能干的人，李宝莉的性格大部分跟了她母亲。

小说中对李家贫寒的生活在开始就有描写，后来李宝莉当扁担时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几次卖血被家母发现，后来没办法李宝莉去找家母借钱供孩子读书，但发现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于是没有张口，李夫后来去世。

李家另一个人物是李宝莉的妹妹，上了中专/职高，当了白领，小说开头就出现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对自己的学历有优越感，比较懒惰，衣服都是李宝莉帮着洗过一回。

万小景：李宝莉的发小，读过高中，小说刚开头就介绍了李万二人的学历。

嫁了一个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实亡，只负责要钱花钱，李宝莉最最忠实和可依赖的朋友。

小宝（马文昭）：小说中记载他从小就很怕妈妈，因为妈妈总在训斥爸爸，由于爸爸有文化，作为学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亲近一些，后来马学武跳江之后，他完全倒向爷爷奶奶一边和李宝莉做对，三个马家人欺负李宝莉，他以高分放弃去北大清华而报考了武大，他说因为怕李宝莉对爷爷奶奶不好，后来其工作后赚到钱，还在正月过年时去看了看外婆，李宝莉的妈妈，但是对李宝莉依然无情。

和马学武偷情者：小说中写成厂里打字员，电影里设定为工会人员。

众所周知国企的工会是个闲差，管福利管活动，本身就不忙，认识厂里所有人，这样也为两人的奸情提供点逻辑合理性。

扁担何嫂子：小说中没有何嫂子儿子受伤李宝莉借钱的情节。

建建：从李宝莉结婚前就喜欢她，后来多了监狱，出来以后他母亲得病，为了治疗替某人蹲了10年监狱换来50万给他母亲治病，出狱后开了一个酒吧，没有电影里刻画的那样黑社会或者地痞流氓受保护费的情节，小说里的他很文雅，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表达对李宝莉的爱恋，到影片结尾也没有上床或者后来李宝莉搬出来后和他在一起的情节。

相对小说中非常尖锐、让人读了以后揪心的矛盾来说，电影做了较为柔和的处理：马家人（二老加上小宝）对李宝莉的百般刁难，冷落和漠视，集中体现在李宝莉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伤，养病时马家老太生病，李宝莉不顾自己的伤势去陪夜看护，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马家人对此毫不领情。

另一处为：李宝莉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不得已多次卖血，被万小景发现不对劲，知情后万小景盛怒之下骂了马家二老，马家的态度稍有缓和，主动把养老金给李宝莉当作孩子学费。

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现。

李父的匆匆出场和李母的硬气、大气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话都是马母说出来的，如：她认为生活就凭自己的硬气，无论物质条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气。

马学武走后，她告诉李宝莉今后全凭一个“忍”字，凡事都是忍。

后来李父弥留之际说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为妻，李家的悲情戏份也比较有看头。

李父去世后，李母对李宝莉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道理，而且每个人的道理都不同。

当年我当革委会主任时，我觉得有道理，大家觉得没道理，现在我生活这样，我觉得没道理，但别人觉得有道理。

”小说和电影的中文名字叫《万箭穿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小说开头部分，分到新房子的李宝莉高兴地带自己的父母在楼上看江景，结果李父说出了这句“万箭穿心”的风水问题。

小说中李宝莉因为这个说法而在做家务时生过气。

电影中此言则是安排给了万小景，马学武走后李宝莉和万小景坐轮渡时万小景说的。

阶级影片中时常会出现一个镜头：房屋密集的居民楼，看上去特别像居住条件紧张的香港特有的“屋村”，这就是李宝莉“万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

这套房是马学武厂里分配给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空间拥挤、建筑物色调和样貌高度整齐划一。

另一个常见的镜头是汉口的一个大全景，层层叠叠的楼房和最远处的长江、大桥，似有王安忆《长恨歌》小说开头写景的韵味。

这两个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杂乱、层叠、密集，色调阴郁，这实际上在预示这是一个关于底层人的故事。

他们辛苦在城市谋生活，时代变动面前往往成为最脆弱的一部分。

电影的时代背景也铺陈得清楚：香港武侠电视剧、汉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们的穿着方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置于90年代，这刚好是李宝莉下岗后卖袜子、后来马学武被下岗的大背景：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下岗潮。

马学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大工厂、上下班时的自行车流、铁路道口旁工人们吃着热干面等着过去，他是工厂的普通技术员，在市场经济之前是国家的主流人群，而他的工作和学历，也在小说中有所提及，都是一个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市民李宝莉所看中的。

但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对马学武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凤凰男”，她无疑在出身或城市的归属感上更有优越性，万小景在电影里对李宝莉的批评：“你早做么事去了？

他出轨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对他不好才导致他今天这样，你总是喊人家‘乡下人、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说这个搞么事？

”马学武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都被刻画成一个高度软弱、唯李宝莉命是从的妻管严。

除却李宝莉遗传了李母的硬朗霸气、马学武文弱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会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

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长得又好看，而且下岗之前也是工人阶级，这些都对凤凰男马学武极有吸引力，而这现象背后的城乡差距问题，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人们的发展和婚恋问题上有不少的影响。

从结婚到搬入新房，马学武在性格霸气的李宝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后工人们说的一句“被这样的女人罩着，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马学武心中的屈辱，当天晚上，他提出离婚。

离婚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人相对位置变化的表征：此时的马学武受领导的器重，已经由技术员升为厂办主任，进入领导层，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会阶层的跃升让他有了更多资源和更多选择，恰恰外遇也就发生在此时，外遇实际上是马学武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红利；此时的李宝莉则成为社会底层，早年下岗、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汉正街帮着卖卖袜子，在夫妻双方的博弈的相对关系当中，李宝莉全面处于下风。

李宝莉对此巨变应该并无深刻认识，在家中依旧对马学武吆五喝六，这让马学武离婚的心思实际上越来越成熟。

影片开头马学武对李宝莉求欢的排斥完全是这种问题在生活中的反映。

“万箭穿心”这一话语的实际承载物毫无疑问是房子。

新的房子是李宝莉在小说开篇欢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后剧情上演的舞台。

90年代开始的住房商品化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时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源，更是任何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主舞台——“城市”当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征。

在用惯了“有臭味的公共厕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宝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紧密勾连载一起的，因为房子是马学武给这个家庭和自己的馈赠，李宝莉决心好好待马学武（小说中开篇就有提及）；同时，马父马母不请自来的行为，在李宝莉眼中实际上是局外人对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对马父马母的排斥，实际上她对自己想象中美好生活的捍卫——但这种美好生活终究只是想象，更要命的是夫妻对未来的想象不同：马学武厌倦了对自己呼来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业的上升来送旧迎新，即便偷情后身败名裂，他依然会去和偷情女子见面，可见他对李宝莉从内心的彻底决裂；李宝莉则希望在新屋带来的物质改善当中继续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和马学武以前的生活和沟通方式——夫妻同床而异梦，离婚或者决裂成为必然选择。

李宝莉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两个成员（小宝和马学武）的互动中处于边缘化境地。

马学武一直辅导小宝学习，小宝也亲见母亲对夫妻的种种呵斥，小宝自然和父亲更亲，而马学武和李宝莉因为生活空间和阶层慢慢拉开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这方天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马学武走后，李宝莉由于忙于生计更不能融入小宝的生活，因此隔阂日深。

除却李宝莉自身，她背后“娘家人”也是她参与社会博弈的自身资源。

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李家实际上是城市低层，他们住在使用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的街区，因伤内退的父亲在巷口修自行车，因为时代转变、原本在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李母则成为新时代菜市场买鱼的小商贩，李宝莉的妹妹是个小白领，内心虚荣，看不上家人的做派。

后来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钱给小宝上大学，这一切都将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会激变当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宝莉也是这个下行人群中的一员，边缘和弱势的不言而喻。

李家社会地位下行另一个表现即：万小景在得知李宝莉为了谋生活而当了“扁担”，气愤的说：“你怎么能干那种下等人的事情。

”的确如此，万小景和李宝莉是发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们眼中，“扁担”这个活计是最低贱的体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宝莉确实当了“扁担”，李父也静静地去世了，这就是曾经的小市民在残酷社会分层中下行成为下层阶级的现实。

作为李宝莉“娘家人”的万小景实际上是给李宝莉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

她的生活可谓是“感情不幸钱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养着N个奶，万的老公是个生意人，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的赢家，对性资源的充分占有，只是其诸多胜利中的一方面。

影片中还有个场景能和此呼应：李宝莉去给何嫂子钱，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担专用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宝莉和建建交谈时，画外音是叫床声，镜头一转，另一个屋里的男扁担们正在挤在一起看A片，社会底层的人们因为经济上的溃败，性资源极度缺乏，无法拥有正当的性权利，只能通过这样意淫的方式解决，这无疑和万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对比：生活的对比，更是阶层的对比。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更是一个诉说阶级问题的文本。

离婚，不仅是马学武摆脱李宝莉“欺负”的唯一途径，更昭示了社会地位逐渐上行的马学武准备和李宝莉及李家日渐下行的社会阶层决裂的意愿。

这实际上是大时代社会激变、阶层划分这样残酷现实的一个显影：小家庭中的变动，反映的是社会大格局的变化。

离婚所表征的社会激变，是马学武的悲剧和李宝莉此后痛苦人生的开端，更是这出人间悲剧的真正原因。

马学武因为被举报嫖娼，前途幻灭，后来还因此而被下岗，曾经一切美好的东西化为乌有，他内心最为认同和看中的阶层上升的途径被堵塞，事业的失败使得自己去摆脱这样一个已经深深厌恶的家庭的可能性几近为零，绝望中，他选择自杀。

一个男人，可能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这不同于女人，和马学武偷情的同厂女职工并未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可以苟活，但马学武却接受不了，因为这种苟活会让李宝莉对自己更加颐指气使，却又不同意与自己离婚，让自己进入无期徒刑——而这间接证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更依附于社会当中的相对地位、阶级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性别上段陈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说法，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可能是性别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但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这小说还是电影的中心情节，其实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故事。

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女人，李宝莉、万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说中从未单独出现，完全是在万小景、万小景+李宝莉的场景中才会出现）、李母（这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简介，在电影中并未表现）马家的代表马母（小说中始终和马母同时出现的马父在影片中删掉，而作为马家人的小宝，实际上只是一个马学武灵魂附体的人，是一个小“马学武”，体现的是马学武+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为女“扁担”代表的何嫂子（小说中的何嫂子远比电影中霸气），都是这个文本的性别特征。

如果这个故事的其他元素不变，而只是性别特征改换以后会怎样？

在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工厂技术员马学武因为事业平庸，自己为人又唯唯诺诺令人生厌，妻子离开（或绝望跳江或面临诱惑抛弃家庭远走高飞），他又不幸工伤致残，下岗大潮中被国家无情抛弃，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过来投靠（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他身无长物只好沦为汉正街的“扁担”，一个人含辛茹苦供小宝成为高考状元（期间小说中的卖血等情节不变），但小宝因为母亲的离开十多年来一直和马学武龃龉不断，最终还是不原谅父亲，于是马学武成为一个佝偻苍老、在汉正街上卖命的老“扁担”……这个故事怎样？

主人公仍旧是一样的惨，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却大打折扣，被李宝莉的故事的悲剧性甩出十几条街。

如果主人公是个男的，那么这个故事多少会让人读出一点励志的味道，反而成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有点正面意涵的故事。

作为男性的悲剧人物，这样的“男扁担”马学武能惨得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么？

能惨得过余华笔下的福贵么？

显然不能。

就算对故事进一步做改动，突出悲剧性：小宝不学好，成了少年犯，马父马母年老无钱治病孤独地客死都市，马学武为了解决生理需求去嫖娼结果染上了性病，身体崩坏，扁担也干不了了，于是在绝望和精神错乱中死去……惨是够惨，但这不同于悲剧性。

悲剧不光是惨，还要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方面，女性为主角天然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感受，这是被社会角色所规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视语言当中，同是扁担，男扁担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们大多抽烟开玩笑，脸上多少有点卖力气人的畅快和大条。

底层男性们心情低落或者面临困境时，打骂老婆，喝顿大酒、和朋友们哭得稀里哗啦，大骂社会或者和别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纾解心头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底层人的无赖姿态随便调戏女性，就像阿Q的行为，他们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视角，主要受众亦是男性），或者干脆去嫖娼、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男性在社会当中的愤懑和失望是有诸多出口的，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抗打击程度更强；女性恰恰相反，同样底层的女性，并不能通过男性的方式发泄不快，她们解决生理压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样随意和方便，她们无法打骂老公和孩子，无法像男性一样对社会施以恶意。

如果说底层人承担着这个社会最苦痛和最悲惨的境遇，那么底层中的女性，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群体，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远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剧。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风水”，“万箭穿心”也取自风水理论。

但实际上，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电影中，“万箭穿心”的情节出现都不超过两次，而且李宝莉对此还并不服气，她偏认为是“金光万丈”。

李宝莉不信风水，但她信命。

她偶尔会说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钱时说“每个人都是来世上还债的，借的越多下辈子就还人家越多”之类的宿命论的话，当李宝莉无法面对和无法解释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时，只能拿着这种说法来搪塞。

风水本事堪舆之学，将居住和建筑问题和人生运到的宏观事务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而且我也不怀疑制片方不愿用《一个女人的悲剧》之类的大俗话或者“万箭穿心”根本无法用英文翻译的初衷，他们用了“fengshui”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意蕴的词语，因为其很难解释，所以无法辩驳——当中国人遇到一些无法解释和处理的问题时，会用“命”“缘”“运”等等本身就没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来加以解释，一个“fengshui”，就概括了李宝莉的悲剧，这似乎是在说：李宝莉的悲剧是无法解释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因为这一切都是“fengshui”这样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毕方方的《万箭穿心》，我想起另一个武汉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两篇同由武汉女作家写出的汉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国市场进程和拜金潮席卷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人物故事。

《生活秀》里的来双扬风华绝代、精明强干，她生意红火、巧妙地争回房产、摆平家里的纠纷，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实现的感情救赎却最终破灭，是一个从诗意救赎的可能到残酷的生活逻辑重压之下诗意无奈消解的过程，但这不是悲剧，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种可能性；《万箭穿心》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绽放过、炫目过，她在底层社会终其一生，她眼里现实的生活逻辑是第一位的，她对更好生活过于急切的热望让她粗暴地表达自己，她并没有温柔地对待丈夫和孩子，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影响小宝考学，小说中她始终也不敢接受建建的爱。

如果说来双扬除了后来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庆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宝莉殊为可悲，她有底层人的粗犷大条、生活所迫斤斤计较，“美”在她的身上实际是缺席的，这让丈夫远离他——在爱情（马学武要离婚、出轨、自杀）和家庭（小宝和他断绝关系、马父马母对他形同陌路）彻底抛弃她之后，她真的一无所有。

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我之前提到的现象和观点：马学武自杀但偷情女未自杀，她虽然从此从工厂消失，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组了家庭。

社会赋予两性较为固化的角色让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极大支柱，来双扬没有爱情和一个不完全的家庭，这是她内心永远无法纾解和渴望被救赎的，好在她有出众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撑着她；没有这些特点的李宝莉在被家庭边缘化之后，悲剧性油然而生。

爱情和婚姻李宝莉是个美女，小说中交代了她年轻的时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后来当了“扁担”，因为打架受伤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也恢复了美貌。

她的美貌是她年轻时期最大的资本，加上她泼辣爽利的性格，大气能干（电影中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点，是个遗憾），她也算是个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帼”。

她小学毕业，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卖鱼卖菜，后来当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工人之后下岗去卖袜子，因此李宝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现实的生活逻辑”，草根出身让她将现实利益摆在第一位，发小万小景当年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他认识，建建也算是条好汉，不缺女孩子，但他独独看上了李宝莉，后来出狱开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宝莉年轻时拒绝建建的原因很简单，他学历低，没好工作。

小说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马学武追求的动因：“找个学历高的，将来生个伢也聪明，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当大官，让我享清福。

”这就是草根李宝莉的婚恋观：现实计算是个主要方面。

爱情和婚姻从来都是有所关联的两码事，爱情更多属于感觉层面，来时山呼海啸，去时瞬间全无；而婚姻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充满了算计和考量。

万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关系，但这种婚姻的主要内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边搞外遇，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财产不被分割而不断给小景钱花，小景和老公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

马学武和厂里的打字员（影片中设定为工会人员）之间是两情相悦的，两个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内陆城市还不是很开放的社会风气里，能出去偷情，则无疑是爱情的表现，但残酷的生活逻辑是不能让他们走到一起重组家庭的；出狱后独资经营酒吧的建建始终对李宝莉不死心，处处提供帮助，这种爱情李宝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向往之，即便在万小景极力促成之下，小说中他俩也始终没有走向婚姻。

爱情或许是个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个必需品，像面包。

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须选择婚姻生活，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因为两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证自己活的更好的概率更大：稳定的家庭会提供稳定的生活、为稳定的发展提供支持。

当初马学武和李宝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马学武看中李宝莉是武汉人，而且长得好看，这对“凤凰男”很有杀伤力；而李宝莉看中马学武学历高，有不错的工作，将来能保障自己的生活。

在婚姻中的现实问题面前，李宝莉和马学武冲突不断，这实际上已经在冲击两人的婚姻共识，尤其是李宝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压在马学武身上时，马学武的背叛终于让李宝莉做出报警的严重举动。

旁观者清，万小景对此非常明了，因此她会说“你疯了？！

”她很清楚李宝莉在生活上对马学武的高度依附性，而报警的真相一旦被马学武知晓可能会让李宝莉失去所有。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为90年代武汉底层人生活的情景，其实在当下中也有现实意义。

爱情和婚姻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题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现实的生活逻辑和商业化浪潮之下，“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言论、“干爹”、小三、援交包养、离婚率提高等现象的出现，《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各种相亲网站和活动的风行，婚恋话题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乃至社会问题出现在这个时代。

在此前社会相对简单的年代，婚恋问题相对容易地开启，即便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但也会很快选择进入婚姻，而后相对稳定和顺利地变成那时人们单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单纯性在现今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传说——如今的婚恋问题无限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也催生了整个婚恋产业的繁荣，从相亲交友到婚庆再到婚姻矛盾调解和心理咨询，婚恋问题本身成了一个产业，把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剥离出来加以商业化运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万箭穿心》讲的是一个底层女人的悲剧，一个从阶级到性别都在现实的生活逻辑重压下的悲剧。

说房子的风水不好，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房子里出了高考状元，能直接上北大清华；说房子的风水完全无关，那么这个故事就无从讲起，李宝莉的悲剧就从住上这新房子开始。

最终李宝莉离开了这让她充满痛苦和艰辛的房子，这房子曾经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她的离开又开启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会好起来么？

小说和电影都没说，或许这就跟“风水”这个词一样，“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说；或许就跟底层小人物拿这个时代没办法一样，说了也白说。

李宝莉就是找错了对象，没找个门当户对的，她一个城里卖菜家女儿，满嘴脏话却找了乡下的书香世家，搞得一辈子都苦逼了，其实她的心一点儿都不坏，为人还义气呢，当营业员时对扁担大姐很好，后来还捐钱给她，老公死后对儿子婆婆也很好，一门心思赚钱养家，每天赚的钱都上交给婆婆。

她那个书生老公真是想离婚就好好离婚，和已婚同事搞外遇，一遇到点挫折就不顾自己是独子抛下老娘就走了，儿子也是白眼狼，从小就看不起她。

很写实的手法，注意到这部电影没有配乐（也许是有但不突出），单单通过画面、语言就把故事叙述的很完整。

有评论说女主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觉得这是国人的认知偏差。

刀子嘴造成的严重后果这部电影极端化的体现了。

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也包括心理的。

日日浸淫在刀子嘴的生活中是很不利于心理健康的。

女主最后醒悟，发现她的孩子从来没有像正常孩子一样展露笑容，才知道自己带给孩子心理多大的创伤。

只要进入到《万箭穿心》这部电影的世界中，就几乎不可能不被颜丙燕那朴实而锐利的表演刺伤，以至于大银幕那个神情恍惚的女扁担每一回头，就好像有根长箭把人钉回座位。

所以她的好，无法多说。

武汉乃是以水陆码头而起的繁华，"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身处华中地区交汇处，于是似乎天然兼备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某些特性。

加上热，加上闹，加上拥挤，天真与狡黠，粗暴与脆弱，刀子嘴和豆腐心同时出现在坊间女性身上似乎是最正常不过。

不能说李宝莉代表了谁，但她随时溢出的那股“狠”和“糙”，确实是让本地人十分熟悉的劲儿。

非常凑巧，内地影院同时在上映着的奥斯卡获奖外语片《一次别离》，有着跟《万箭穿心》如出一辙的开场戏。

主角搬家，搬家工人扯各种理企图临时多要钱，这是我们很常见的生活一幕。

《一》里的中产女性西敏在努力辩驳之后选择了妥协，而《万》里的李宝莉采取用更激烈地态度挑剔工人的工作，并且在所有人面前大驳丈夫面子。

小说如此描述：（李宝莉）一边搬一边跟他们吵架，嫌他们放电视机时手脚太重，又嫌他们摆冰箱时，不是一次到位，却是在地上拖了两寸，把新铺的地砖划出两道印痕。

再就是进门不换鞋，把她家新地板的亮光踩毛了。

搬家的工人被她吵得恼火，更加捣蛋。

马学武便满嘴地说好话，不停地递茶上烟，试图和谐关系。

气得李宝莉踢他一脚，恶声恶气道，我是出了钱的，他们就该好好给我干活。

茶不是钱？

烟不是钱？

你是不是扣出来？

你真是生得贱！

看完电影之后很多天，都一直忍不住试图暗暗分析李宝莉人生悲剧的真正根源是来自于哪里。

是无爱的婚姻？

是情绪的失控？

是冲动的惩罚？

还是她从未学会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思考问题。

细究可能都有一点。

至少，从上面那段能看出的一点是她下意识的短视--为了省一点钱，或者争一口气，在人前对自己丈夫的这种伤害，恐怕是饭桌上多少顿精心调配的晚餐，熄灯后多少的软言细语都难以弥补的。

但这种情境我们又何其熟悉，太多人近乎本能地每天忙碌着去应对生活里各种细节，以各种态度，却很少去想他们在面对的是这背后的什么东西。

马学武自杀之后，李宝莉以一己之力扛起家庭的重担养起儿子和婆婆，平时只吃热干面，钱留给儿子买牛奶。

可惜的是，这个非正常的家庭，并未因她的努力赎罪而变得正常。

她肉体承受辛劳，却依然没去关注到孩子的精神状态，对她的恨意到底有多严重，有多深（这种一昧的"乐观"导致最终崩溃）。

其中即便有逃避的心态，但归根结底仍是不愿或不会思考。

只是咬牙，埋头把自己托付给那些每天要面对简单问题。

“奶奶年纪也大了，儿子最终还是你的”，旁人也只能这么说。

好像问题就会随着时间慢慢解决，其实我们都知道。

不会那么简单。

电影剧本一直在试图铺垫出某种和解的可能，方方的小说则完全像钝刀子拉肉一般割得人生疼，公公婆婆一点也没有真正谅解李宝莉的意思，而儿子更是以一种复仇的心态在折磨自己的母亲，哪怕她为了给儿子筹集学费而偷偷卖血。

马学武这种来自周边农村靠学习优异而晋身为吃商品粮的知识分子，与城市中普通家庭出身的中低文化程度的勤快女孩喜结连理，算是一个时代非常标准的夫妻模板，再简化也可称作男才女貌。

观者不能妄言其婚姻就一定是凑合的产物，但过于泼辣女性在家庭的存在感太强，自然会导致整个家庭的存在意义变弱。

只是这种状况下，我们往往会发现也无法再多责怪李宝莉什么，她就是这么个人，她就是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方式。

脾气不好人不坏，难听话说过就完了，心里不爽能让自己想通。

冲动和坚韧都是这个女人品质的一部分，她那些迷人之处和折磨人的手段混合在一起成就了她。

但是否看清楚这一点，“她就是这样啦”，问题就迎刃而解呢？

当然不会。

毕竟一天一天的气都还是马学武甚至儿子在受，而李宝莉从来都无法彻底感知。

她快活地在目力可及的日子里享受着这样的家庭生活，丝毫不知在儿子眼里这就是一个“爸爸天天被欺负”的家。

她毫无恶意地大声抱怨着丈夫，骂着儿子"老子忘记了你也姓马"，直到把自己推上命运循环碾压的车轮。

终究很难总结出一句“李宝莉这是咎由自取”就了事，这个让人又烦又怜的武汉女人像大多数同胞般忙碌着在泥泞中跋涉，却找不到自处的时刻。

说到底，无论我们如何被她强悍的生命力和不屈精神所感动，又或看到她因善良得到回报而产生浓浓暖意。

我们都该清醒地发现，直到江边看烟花之前，她始终都没有成长过。

当她终于发现儿子从小到大都未曾开怀地笑过，这个女人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人生同内心理解真的产生了太大的偏差。

她甚至开始反思着，假如当时同意离婚，生活再坏也不会比现在更坏。

可是这一切太晚，太晚了。

解脱了，是高于对错之争的境界。

生活总还是要继续，没有建建，也会有设设。

坐上一辆开不动的小破车，骂句婊子养的，踢一脚，也就还能向前。

导演王竞之前的作品《一年到头》《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始终都是密切关注现实，且紧跟社会热点话题走。

《万箭穿心》依然很现实，却换了一个平静的视角。

似乎在讲一个女人的悲哀，似乎在讲至亲之间的伤害，似乎在讲人格与命运的一缕关系。

好在导演并没有企图做任何定论，只是把那些文字无法取代的痛感放大，毕竟国产片这样的空间实在太少。

谢飞导演在一次演后谈呼吁导演们还是多关注下文学性，其实也是同样在指出当下的缺失。

技术水平与银幕数都在与日俱增，但控制文本的能力却似乎一直没有长进。

说到技术，手提摄影保持了对人物真实化表演的把握外，也将画面局限在相对比较窄小的视野内。

毕竟这是一部讲述80、90年代的电影，以其较低的成本并不是太容易做到还原。

所以即便看到剧情中的新公交车、高楼也就淡淡笑过便罢，电影有它自己假定的时空。

剧本基本算是较成功的再创作，对一些人物做了合并与删除，并且把建建这个原作者凭空献给李宝莉的“礼物”，变成了同样在底层挣扎，伴随着疼痛而逐渐相濡以沫的伙伴。

真要说较为别扭的地方，方方老师的原小说其实更单纯，而电影有了逻辑叙述压力之后，往往会有些“补充”分散力量。

比如在小宝上中学过程里，加写了李宝莉这个“扁担”身份给儿子带来的不适，这个感觉虽然完全合理，但是否真需要强调是值得商榷的。

两位主角颜丙燕，焦刚的武汉话都不算标准，看采访说由于是临时决定用方言演出，演员只好一边学一边演，最后在发音和情绪之间反应不过来，只好先保戏，这也倒都能理解。

口音问题对外地人来说区别不大，本地人初始该会被这个极似四川话的腔调弄得有点出戏，看下去习惯也就好了。

武汉话的咬字其实并不难，没卷舌，没前后鼻音，R、L、N不太分，也极少连音。

麻烦在于日常讲话那个腔调通常往下走，但语气又是上扬，加上平均语速很快。

所以即便音全部准，但说得像念书一般平缓，感觉依然是怪怪的（比如武汉演员赵倩扮演的小景）。

陈刚很好地把握了街头语言中那些“个板马”“尼玛”等零碎（通常管这种状态叫“带把子”），甚至是声音压在喉咙里的发声法，让这个人物身上的痞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搬家的工人，工厂的书记，汉正街的老板的味儿也都很正，他们大多来自武汉说唱团。

反是扮演奶奶的省话剧院的何明兰可能长期在普通话环境里，时不时会蹦出几个不属于本地的字音。

最后再赞一次颜丙燕，她通过自己张弛有度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好的演员就该是一把刀子，只要碰上合适机会就能在观众心里留下创口。

有这位北京女演员来演武汉的李宝莉，是这个角色在十年苦难之外最后的福气。

《万箭穿心》是去年口碑不错的一部小片，但跟主人公李宝莉的悲惨命运一样，影片在早先的宣传推广上接连出事，没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热议。

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对人物命运的表现都显得“太中国”了，放大女性的坚强、韧性以及偏执之余，又找回了前辈导演在通俗剧上对道德伦理传统的关注（但没有大团圆结局）。

从主角到配角，从汉正街到武汉这座城市，它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强调在地性。

影片把焦点对准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最后死的死、走的走，十年如一梦，很快散了。

婚姻家庭是现代社会最小的组织单位，而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所承载的意义好像还要更重一些。

从家庭崩溃到人物内心情感的崩溃，《万箭穿心》都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悲怆痛击。

有人总结说，《万箭穿心》的悲剧是由李宝莉的人物性格推动造成。

如果带着感情色彩去看，我可能会同意这个说法。

然而，由于十年的时间跨度，影片不断强调这个家庭所处的城市空间，我更愿意相信，《万箭穿心》不过是中国步入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剧案例之一（搬新家换新房）。

正因为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片中比较善意地提到了风水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世俗里，那些无从解决、难以理清的东西，想来都是风水不好造成的。

可哪怕丈夫没出事，儿子没爆发，李宝莉的人生都是注定悲剧的。

丈夫在她面前是典型的妻管严，对待儿子又是中国式家庭教育。

电影安排了一段对白，李宝莉提到自己的出身背景，这些原因导致她寸步不让的算计性格。

她是没文化的城市人，丈夫是有文化的乡下人，家中大小事就变成了女性主导。

当丈夫分到单位房子，他就试图改变这种落差，由新家带来的矛盾公开化，种下了后面的苦果。

《万箭穿心》出现了中国人最关心的房子（家）、工作（钱）和教育（下一代），不幸在于，无论李宝莉、丈夫还是十年后的儿子，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都是失败的，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情感和信赖被放在了错误位置上。

他们宁可在一个漩涡中消磨，拖延并继续下去，也不愿果断离开那个岔路口的家。

或许，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之处，他们的生活无法离开家，家又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

正因如此，我是如此喜欢《万箭穿心》的推车结尾，收得干净利索，令人动容。

它意味着主人公决心走出恶性循环，不愿深陷在失败的生活当中。

当什么都可以失去的时候，家也就不算什么了。

很多人没看明白这个电影。

有几个细节，第一就是搬新家，工人坐地起价和宝莉因为钱在楼下争执，跳江哥没有出面调和、制止或哪怕是帮老婆。

而是在事情解决完了出面发烟演白脸。

可想而知之前平房更加逼仄的生活中也一直是这个模式，宝莉演红脸一直强势争取两人的生活资源，跳江爹享受宝莉当坏人争取来的生活而自己和邻里当白脸演演好人，私下里却带着知识分子对李宝莉的看不上。

（插播：有几位和我杠这条的，情景带入一下譬如你的女友带个你的大件东西去找你，实在打不到出租和快车坐的一黑车，到地点了司机狮子大开口加钱，不给钱不让下车不给拿东西，你女友急了和黑车司机理论起来，这时候二十米外的你会做什么？

躲起来像马学武一样？

还是像个正常人一样据理力争也好破财消灾也好去解决事情？

马学武已经不是文化人不会争吵和懦弱的问题了，完全是另一种人精的自私。

）第二就是跳江男是先提出离婚才出轨的。

所以他想离婚不是因为外部因素是因为内部主观因素，提出离婚的节点就在搬家之后，而此时的李宝莉却是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的。

让跳江男想离婚的原因是李宝莉的粗鄙么？

不是的，是因为人生之喜事第一发财（住新房）第二升官（当主任）那第三步就是换老婆，他的人生上了一步，不需要在平房区和人争争抢抢了，市井的李宝莉配不上他了没用了。

这里呼应小宝高考后奶奶赶宝莉说的好听让她找自己的新生活然后话风一转让把房过户给小宝一样。

婚姻不幸跳江男和李宝莉其实都是受害者，如果单看跳江男和李宝莉的关系是没办法把错归结到一个人头上，但凤凰男和寡居老母（就算标签化叙述但比较贴切）加在一起做的事来看，这家人除了小宝属于是被灌输的教育有问题，跳江男和奶奶都是卸磨杀驴虚伪无比的人。

李宝莉嘴里说着城里人乡下人，但下岗了仍出去谋生干家务做饭带孩子都没落下，是当着家里人在过日子，而跳江男和奶奶却从未把宝莉当做过家里人来心疼。

第三，呼应之前说的卸磨杀驴，小宝在找到宝莉在建建那的时候，当面说了句恶心，而其实此时李宝莉已经寡居十年了。

这个评价的潜在逻辑，别说把李宝莉当妈妈看待了，根本就没把她当做一个真正的人。

奶奶和小宝都把李宝莉当成了一个“养家的工具人”，而宝莉的幸福和需求他们根本不考虑，所以会考上大学就赶走她让她交出房子。

李宝莉就是个棒棒，不是另有存款和产业的小老板，让她交出房本离开这个万箭穿心的家，她只能流落街头。

看懂这些细节，就知道了宝莉的不幸因何而来。

在这场婚姻里她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但这不是她承受不公的合理原因。

另外关于奶奶，在电影里跳江男死后乃至最后结局表面都没做什么太过分的事和说太过分的话，但实际上小宝的言行才是奶奶真实的内心写照，李宝莉做牛做马的十年里奶奶这个文化人一直在对小宝进行的仇恨教育。

要多扭曲才会把自己爹出轨绿茶看成追寻真爱。

跳江男是因为同时对事业、家庭、爱情都失去幻想才走上绝路，在见绿茶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事业要被下岗和家庭里与李宝莉关系依旧不美好，他巴巴的给绿茶诉衷肠而对方的回应淡淡也灭了他爱情的盼头，可谓生无可恋走上绝路。

最后还有棒棒何姐和宝莉的发小，宝莉的发小明显就是宝莉的对照组设置，一样的出生一样长得不差一样与丈夫关系有龃龉，但一步步走下来两人却成了截然不同的人，以此引发思考是什么让她们过上了不一样的人生。

而棒棒何姐就是另一个宝莉，也有着自己的不幸，真是众生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