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想看此片已是许久，对于汉娜·阿伦特，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

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到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汉娜·阿伦特总是给予我敏锐深刻和强硬不妥协的印象。

正好深圳有个德国电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订票观看。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

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

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

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

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

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

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

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

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

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

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

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

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

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

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

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

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

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

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

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

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

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

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

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

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

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

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

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

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

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

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

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

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

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

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

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

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

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

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

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

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

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

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

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

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

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

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

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

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

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

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

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

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

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

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

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

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

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

”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

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

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

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

”“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

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

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

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

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

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

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

许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他也终其一生印证了这一句话，始终把思考作为人生于世最大的尊严。

而当我们将视线从西欧的法国转移到东亚的中国时。

现代的胡适说:“我最大的信仰就是别人有思考的自由”。

当代的王小波也讲:“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如此痴迷？

为什么要思考？

思考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

思考，这是一个让自由人着迷的东西。

①思考，独立之精神。

思考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有志于思考，他就可以得到思考，但同时他又是最难保持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一生致力于思考的“哲人”“人神”“圣人”他们时常“反智”。

步履不停、思考不止。

在其间，汉娜·阿伦特的存在是如此的弥足珍贵，身为犹太人，在面对大屠杀时也没有“一边倒”，而是冷静的思考了为什么是犹太人，反思了犹太人的劣性根。

战后全世界批判纳粹刽子手时，她却能够从学者的立场严谨的指出，一切都是“平庸之恶”在作怪。

哪怕她的民族抛弃了她，哪怕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但只要能够不停的思考，那么一切的外在条件都不可以成为阻碍，因为思考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而将视线从德国转移到俄罗斯时，我同样也发现了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位被称作“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这是一位被评价为“用一支笔战胜一个超级大国”的思想家。

他因为坚持思考，敢说真话被国家机器放逐海外，囚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而在集中营疲劳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他说什么也打不倒他，因为他是这个集中营里“永远的逃狱者”。

“永远的逃狱者”——这是一个人对于自由的思考多么浪漫的追求！

②思考，无畏之恒心。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爆炸分别发生在先秦、魏晋、民国，无一例外不是战乱连年、名不聊生。

战乱为什么能和思考挂钩呢？

这就要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讲起，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办法则是依靠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文牍。

因此我们的政治非常注重社会的稳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绝对公允，所以统治阶层相信牺牲少数人换来的稳定是正义的。

他们（统治阶层）奉行的是正如老子所提倡“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夫知不敢”，文言翻译过来就是“使人们头脑简单纯朴，让他们的肚皮吃饱，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使人民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使有智慧的人不敢妄言（妄作主张）”。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号学家福柯提出的那个关于“权力”的理论——知识与权力。

从国家（延伸为邦国/部落）诞生初，知识就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部落时期的最高掌握者是神权代理人祭司和酋长，邦国时期是贵族阶层，到了封建王朝时期则是文官集团，他们控制着书本的传播路径、“异端”思想的交流、学校的建立以及知识的教授，他们相信要稳定的统治那么第一要义是“愚民”。

而那些妄图思考的“异端”例如李贽、黄宗羲之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身死狱中，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但乱世由于没有稳定的统治与成型的大一统国家出现，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大削弱，由此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随之松动。

这就让我们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最耀眼的三个时代，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魏晋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民国更是思想大拿层出不穷。

新思想的出现冲击着现有的社会阶层，“带血”的革命也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思考让人不在愚昧，思考让独裁者走向末路。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思考，为什么要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

没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存在，但上帝会分配绝对公平的人格散落人间。

似乎是19年，杨笠的“普信”言论出圈，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所以为什么舆论要让这群“体制内弱者”背锅，为群众的不满买单?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只要关注过一些社会新闻就会知道，现在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片面的、迅速的、极具个人（组织）观点的报道，所以往往一件事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最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其中媒介充当着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进行环境监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果不想完全被动的卷入“沉默的螺旋”，那么请学会思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出于何方立场。

请学会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而不是坚持所谓“以河为界”的正义，相信河这边杀了自己人是魔鬼，杀了河对面的人是英雄。

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发声，我们不在冰冷，我们坚信有一份光便发一份热，那时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Hold on&Humble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

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

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

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

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

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

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

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

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

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

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

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

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

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

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

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

下了什么样的判断？

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

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

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

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

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

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

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

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

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

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

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

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

但是为什么？

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

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

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

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

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

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

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

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

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

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新爱豆的传记片，觉得演员表现出的样子就是我心里的阿伦特的样子。

电影节选了艾诗曼审判前后阿伦特的生活，穿插介绍了与海德格尔的情缘，并没有猎奇的过多揣测名人之间的儿女私情，而是克制地表现了阿伦特的启蒙和成长「敢于否定思想上的导师」，还有舆论的愚蠢，对于并没有读过的书，各种所谓知识分子都认为可以随意置喙，只要是接近他们熟悉的议题。

真是提到独立思考，上帝不发笑，大众都气的跳脚。

电影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学生的态度「选课人数和最后公开演讲时候女学生的直至核心的问题」。

青年人总是有勇气去直面思考，心无旁骛地去探求，就仿佛是阿伦特本人年轻时候对海德格尔的请求：请教我思考吧。

阿伦特的观点其实就是一句流行语啊：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都有。

想想现在那些网红大号大V，就是新时代的极权主义，极端的观点引发不加思考的民众狂热的信任和追随，假以时日，和纳粹有什么分别？

群体的狂热都是愚蠢和危险的，需要学会思考，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获得力量，去做有责任的判断。

她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她只是不因为标签去爱一个群体，她只爱她的朋友「经过挑选和判断的人」，她爱的是人作为人的责任与判断，她爱美好而强大的东西，聪明而坚强勇敢的思辨之鹰。

试图通过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去理解智慧者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最快捷的笨办法是读书。

但是电影片段展现人生，呈现出另一位与波伏娃相同又不同，独特的女性样本，简直令人着迷。

女性之所以不敢显露锋芒，是因为没有独树一帜、优异到脱离通俗男性社会规制的领袖，通览她们的人生，每一次观影、读书都是伟大心灵的激励。

汉娜.阿伦特与波伏娃相同，学术研究始于千页文献，夯实写作文本，从严肃勤奋地攀登书山开始。

很多时候窝在家里，是闭门造车，亲临现场所产生的扭转性观念转变，“他是长相如此平凡、怯懦的男人”，与报道渲染的杀人不见血的魔头毫无相通之处，促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完成。

纳粹犯下种族灭绝罪，人们将其简化归类为恶魔和绝对错误，汉娜阿伦特的书写，试图帮助理解艾希曼作为平庸的普通人被推上历史舞台黑榜的过程。

原来以色列的年轻人会背向这段黑暗历史，借库尔特之口，以述说填补受害人下一代具体感受的空白。

公审的意义在于杜绝绑架、杀害的私刑，给罪犯腾出空间，口述罪恶，核对证据，借审判程序性彰显人类正义的美德，从长远意义上，保证所有人都能经由正当性程序走向罪责相当的结局，给予受难者仪式性的悲恸出口。

辩论是另一种人道形式，汉娜.阿伦特被允许在课堂上为自己的文章申辩，没有鸡蛋、青菜乱飞，胡乱发泄情绪毫无益处，那是“人格暗杀”，克制愤怒，尊重并聆听对方辩手的陈述，是赤膊相见的相扑手合力完成的文明之舞。

党同伐异的网暴者，躲在背后的暗箭扣手，是冲垮理智堤坝的一只只蛀蚁。

汉娜阿伦特忠实文本，思考的巨浪将她裹挟到哪里，她就在哪里登陆，书写到那里。

她勇敢地冒犯所有人，不会预设读者情感，她毫无负担地写作，不做自我书写的第一道门槛，她为自己写作，为敏锐的思考写作，为良知写作，拒绝编辑的删改建议，全面刊登，不说对不起，这一点就值得所有女性学习。

集中营创造一个无意义的黑洞，人的存活，不仅赖于纯粹理性的思考，还需要积极的行动和反馈。

如果说话是上下嘴皮打架，进食为了保持活着，任何行动都如重拳打在记忆海绵上，力被吸收，泡沫回弹。

任何一个微小时空，靠着对人的规训与惩罚都可以迅速建立起奇怪引力的场域，即使无法反抗，也要保持对不合理行为思维的“说不”，同化最为可怖，成为“羊”不自知，陷落人之为人的大脑，请保持思考。

思考确实不会为人带来任何即时直接的好处，思考唯一的作用是让我们共同欣赏绚烂壮丽的浪漫落日，携手抵抗无意识的戾气汇集而成的破窗。

值得担心的是，国家机器下设行政机构日益复杂，人被精准细化，就像艾希曼在庭上诡辩，他只需为一小部分负责，因为他只是高层决策者，与集中营的毒气灭杀相距甚远。

每位公仆苍白着脸，空洞着眼，机械式后退，嘴里喃喃自语：“我只是收发文件，执行部分政策，没有选择”，推波助澜犯下灭绝人类自身的罪孽。

被分割越远，推及越高，人还能依靠内心的自然法则觉醒么？

可能有赖于人类的朴素良心。

这个电影从本身来说，技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其所阐述的内容，“平庸之恶”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确实会引起所有人的愤怒，尤其是涉及到诸多人生死的时候，这样的话似乎确实失去了说的意义，不合时宜。

但是汉娜说了，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击了真相。

是傲慢也好还是读书人的蠢钝也好，最终她还是将这个东西说了出来。

也许有人觉得她是再拿诸多人的生死在那里做作但是我敬佩她，揭开人性的真相去阐述我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是如此艰难。

就比如说，法律上也说法不责众。

事实上这与整个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所背离。

汉娜一直在坚持的是平庸之恶是造成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作为转运官员的那个刽子手，他只是在遵循命令。

而这种命令本身的遵循就是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良知的结果。

众多人背离良知的遵守命令，最终导致了恶果。

【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电影或是著作】同时她当然对犹太人有同情又关爱，这一点毫无疑问。

她希望通过唤醒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从而鼓励人们要用良知道德去抗争，而不是成为这个强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当你看到人们谩骂她是替刽子手辩护的婊子或是犹太人中的败类，你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被自己内心的伤痛所折磨，没有办法去正视汉娜的观点。

当然我也并不责备那一点，反击也没有意义，事实上很多人遭受那样的创伤之后永远走不出来，就像她那个同事再听了她如此明晰的观点也好，依旧在情感上接受不了。

汉娜是个真正勇敢的人，因为她正视了自己内心的伤痛，敢于自我解剖。

有良知的人放弃良知，有良知的人惧怕对抗，才是这个社会最为可怕之处。

我依旧记得我那个操着一口不标准普通一辈子是个讲师的法理学老师，他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社会变革、公共事件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下一个当遭遇不合理体制伤害的人就是你。

如果你有这么一颗心，你就会有良知。

一个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傻逼。

决定去借汉娜的著作来看。

Arendt & Eichmann: The New TruthMark LillaHannah Arendta film by Margarethe von TrottaHannah Arendt: Ihr Denken veränderte die Welt [Hannah Arendt: Her Thought Changed the World]edited by Martin Wiebel, with a foreword by Franziska AugsteinMunich: Piper, 252 pp., €9.99 (paper)1.In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Primo Levi’s final book on his experiences at Auschwitz, he makes a wise remark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rendering judgment on history. The historian is pulled in two directions. He is obliged to gather and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material and perspectives; but he is also obliged to render the mass of material into a coherent object of thought and judgment:Without a profound simplifica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would be an infinite, undefined tangle that would defy our ability to orient ourselves and decide upon our actions…. We are compelled to reduce the knowable to a schema. lilla_1-112113-250.jpg Hannah Arendt Bluecher Literary Trust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Sicily, 1971Satisfying both imperatives is difficul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with certain events may seem impossible. The Holocaust is one of those. Every advance in research that adds a new complica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ppened on the Nazi side, or on the victims’, can potentially threaten our moral clarity about why it happened, obscuring the reality and fundamental inexplicability of anti-Semitic eliminationism. This is why Holocaust studies seems to swing back and forth with steady regularity, now trying to render justice to particulars (German soldiers as “ordinary men”), now trying to restore moral coherence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Among Primo Levi’s virtues as a writer on the Holocaust was his skill at finding the point of historical and moral equipoise, most remarkably in his famous chapter “The Gray Zone” in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It is not easy reading. Besides recounting the horrifying dilemmas and unspeakable cruelties imposed by the Nazis on their victims, he also gives an unvarnished account of the cruelties that privileged prisoners visited on weaker ones, and the compromises, large and small, some made to maintain those privileges and their lives. He describes how the struggle for prestige and recognition, inevitable in any human grouping, manifested itself even in the camps, producing “obscene or pathetic figures…whom it is indispensable to know if we want to know the human species.”Levi tells the story of Chaim Rumkowski, the vain, dictatorial Jewish elder of the Łódź ghetto who printed stamps with his portrait on them, commissioned hymns celebrating his greatness, and surveyed his domain from a horse-drawn carriage. Stories like these that others have told and others still have wished to bury are unwelcome complications. But Levi tells them without ever letting the reader lose sight of the clear, simple moral reality in which they took place. Yes, “we are all mirrored in Rumkowski, his ambiguity is ours, it is our second nature, we hybrids molded from clay and spirit.” But “I do not know, and it does not much interest me to know, whether in my depths there lurks a murderer, but I do know that I was a guiltless victim and I was not a murderer.”Two recent films by major European directors show just how difficult this point of equipoise is to find and maintain when dealing with the Final Solution. Margarethe von Trotta’s Hannah Arendt is a well-acted biopic on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d its place in her intellectual and personal life. Claude Lanzmann’s The Last of the Unjust is a documentary about Benjamin Murmelstein, the last Jewish elder of the 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 who was considered a traitor and Nazi collaborator by many of the camp’s inmates, and was the only elder in the entire system to have survived the war. The directors have very different styles and ambitions, which they have realized with very different degrees of success. But neither has managed to replicate Levi’s achievement.2.Hannah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was published fifty years ago, first a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New Yorker and then, a few months later, as a book. It’s hard to think of another work capable of setting off ferocious polemics a half-century after its publication. Research into the Nazi regime,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the gestation of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xtermination machine has advanced well beyond Arendt, providing bette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she was among the first to address.In any normal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e would expect an early seminal work to receive recognition and a fair assessment, even if it now seems misguided. Yet that is only now starting to happen within the history profession, in works like Deborah Lipstadt’s judicious, accessible survey The Eichmann Trial (2011). As the strong reactions to von Trotta’s film indicate, though, the Arendt–Eichmann psychodrama continues in the wider world. Now as then critics focus on two arguments Arendt made, and on the fact that she made them in the same book.The first, and better known, was that although Adolf Eichmann was taken by many at the time to be the mastermind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trial revealed a weak, clueless, cliché-spewing bureaucrat who, according to Arendt, “never realized what he was doing,” an everyman caught up in an evolving bureaucratic program that began with forced emigration and only later ended with extermination as its goal. That one “cannot extract any diabolical or demonic profundity from Eichmann” did not, in her eyes, reduce his culpability. From the start Arendt defended his capture, trial, and execution, which were not universally applauded then, even by some prominent Jews and Jewish organizations.1 This her critics forget, or choose to forget. What they remember is that she portrayed Eichmann as a risible clown, not radically evil, and shifted attention from anti-Semitism to the faceless system in which he worked.Had Arendt written a book on what she called “the strange interdependence of thoughtlessness and evil” in modern bureaucratic society, it would have been read as a supplement, and partial revision, of what she said about “radical evil” i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o one would have been offended. But in Eichmann she made the unwise choice of hanging her thesis on the logistical “genius” of the Holocaust, whose character she tried to infer from court documents and a few glimpses of him in the bullet-proof glass docket in Jerusalem.To make matters worse, in the same book Arendt raised the sensitive issue of the part that Jewish leaders played in the humiliation and eventual extermination of their own people. These included the heads of the urban Jewis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at facilitated forced emigration, expropriations, arrests, and deportations; and the heads of the Jewish councils the Nazis formed in the ghettos and camps to keep the inmate population in line. These men were understandably feared and resented even if they carried out their duties nobly, while those who abused their power, like Rumkowski, were loathed by survivors, who circulated disturbing stories about them after the war.There was littl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se figures, though, until the Kasztner affair broke in the mid-1950s. Rudolph Kasztner was at that time an Israeli official, but during the war he had worked for a group in Budapest that helped European Jews get to Hungary, which was then unoccupied, and then tried to get them out after the German invasion in 1944. As thousands of Jews were being shipped daily to the gas chambers, Kasztner and his group entered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Nazis to see if some could be saved. After various plans to save large numbers failed, Kasztner persuaded Eichmann to accept a cash ransom and allow 1,600 Hungarian Jews to leave for Switzerland, many of them wealthy people who paid their way and others from his hometown and family.In 1953 a muckraking Israeli journalist claimed that Kasztner had secretly promised the Nazis not to tell other Jews about Auschwitz, trading a few lives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Kastzner sued for libel but lost his case when it was revealed that he had written exculpatory letters to war tribunals for Nazis he had worked with in Hungary. Before his appeal could be heard Kastzner was assassinated in front of his Tel Aviv home, in circumstances that remain obscure to this day. He was posthumously acquitted.The cooperation of Jewish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with the Nazi hierarchy became more widely known through the Eichmann trial and the publication in 1961 of Raoul Hilberg’s monumental stud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which Arendt relied on heavily without adequate attribution. Though Hilberg’s book is widely revered today, he was just as widely attacked after its publication by Jewish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ations for emphasizing the leaders’ cooperation and the rarity of active resistance, which he attributed to habits of appeasement developed over centuries of persecution, an argument Bruno Bettelheim echoed a year later in his controversial article “Freedom From Ghetto Thinking.”So Hannah Arendt was not betraying any secrets when sh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in a scant dozen pages of her book; she was reporting on what came up at the trial and found herself in the middle of an ongoing, and very sensitive, polemic. But exercising her gift for the offending phrase, she also portrayed the Jewish leaders as self-deceived functionaries who “enjoyed their new power,” and she termed their actions “undoubtedly the darkest chapter of the whole dark story.”Perhaps by “dark” all she meant was especially awful and a sign of “the totality of the moral collapse the Nazis caused…not only among the persecutors but also among the victims.” But pulled out of context her phrases made it appear that she was equating doomed Jewish leaders with the “thoughtless” Eichmann, or even judging them more severely. In any case, the whole discussion,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book, was psychologically obtuse and made her monstrous in the eyes of many.And the response was ferociou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r now former friend Gershom Scholem sent Arendt a public letter complaining, rightly, about her “flippancy” and lack of moral imagination when discussing the Jewish leaders, and declared her to be lacking in “love of the Jewish people.” Siegfried Moses, a former friend and recently retired Israeli official, sent a letter “declaring war” on her and got the Council of Jews in Germany to publish a condemnation even before serialization of her book in The New Yorker was complete. (He then flew to Switzerland to try to persuade her to abandon the book project altogether.) The American Anti-Defamation League sent out a pamphlet titled Arendt Nonsense to book reviewers and rabbis across the country, urging them to condemn her and the New Yorker articles for giving succor to anti-Semites.And in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 circles that had become her adoptive home, she became the focus of angry attention from friends who once admired her. At the controversy’s peak Dissent magazine organized a forum to discuss the work and invited Arendt (she declined), Hilberg, and their critics. Hundreds showed up and the evening quickly descended into a series of denunciations of Arendt, who was defended briefly only by Alfred Kazin, Daniel Bell, and a few others. Only when President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in November did she finally escape the spotlight.3.This messy episode is the surprising focus of Margarethe von Trotta’s much-discussed new film. As von Trotta tells it, her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trace the arc of Arendt’s life as a whole, much as she did with Rosa Luxemburg in her award-winning biopic Rosa Luxemburg (1986), but found the material too unwieldy. And so she choose to limit herself to Arendt’s life in New York. As she says in the short German book on the film edited by Martin Wiebel, what interested her was not the ins and outs of the Eichmann case but rather Hannah and her friends. This seems an odd choice for a movie but makes sense in view of von Trotta’s other work. Her specialty is didactic feminist buddy movies—in fact, one might say that she’s been making the same film throughout her career. The story usually involves two women, either friends or sisters, one of them a visionary or pillar of strength, the other a jejune admirer, and follow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against a political backdrop.In her first solo directed work, The Second Awakening of Christa Klages (1978), a woman holds up a bank to save the child care center she works at, then gets help from a soldier’s wife who becomes her lover and goes into hiding with her. They end up in a rural Portuguese cooperative getting their consciousness raised, are expelled for lesbianism, and have other adventures before it all ends badly. Marianne and Juliane (1981) uses as its model the life of Gudrun Ensslin,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Baader-Meinhof gang who committed suicide in her cell in 1977; the story follows the Gudrun character and her sister as their relationship develops from alienation to reconciliation, and ends in a display of sisterly solidarity that reaches beyond the grave.lilla_2-112113.jpg Bettmann/CorbisAdolf Eichmann with Israeli police at his trial in Jerusalem, May 1962Von Trotta’s Vision (1991), which treats the life of the medieval mystic Hildegard von Bingen, is the most transparent example of the type. It portrays a courageous, enlightened woman prone to epiphanies who stays true to her visions and resists the church’s attempts to silence her. Along the way she develops a deep if unequal friendship with another nun, then another, provoking jealousy and misunderstanding, though it all works out in the end. She dies revered by those around her, though not by the powers that be.And this, more or less, is the story of Hannah Arendt. The film opens with a jovial Arendt (Barbara Sukowa) in conversation with her best friend Mary McCarthy (Janet McTeer), who in the movie is reduced to a hyperactive sidekick. They discuss men, they discuss love, they have a cocktail party with Arendt’s devoted if wayward husband Heinrich Blücher (Axel Milberg) and fellow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n they get news of Eichmann’s capture and the imminent trial. More drinks, more discussion, and then Arendt is off to Jerusalem, where she witnesses the trial mainly from the press room (where she could smoke) and visits an old Zionist friend.Von Trotta deftly intersperses clips from the actual trial into her film and shows Arendt watching them on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in the press room. This device allows her to stage a conversion scene. As the camera slowly zooms in on Arendt watching Eichmann testify, we see on her face the dawning realization that he was not a clever, bloodthirsty monster but an empty-headed fool caught up in an evil machine. She leaves Jerusalem, writes her articles, and all hell breaks loose in New York.It is not true, as some reviewers have charged, that the film portrays Arendt as flawless. Throughout she hears complaints about her tone, from friends like McCarthy and her New Yorker editor William Shawn. She is also challenged repeatedly by her close friend the philosopher Hans Jonas (Ulrich Noethen), who is given some of the best lines in the movie (some drawn from Scholem’s letter). Jonas rejected the very idea of “thoughtless” murder and criticized her for lacking psychological sympathy for fellow Jews trapped in the most horrifying circumstances imaginable. Still, by and large, her critics are portrayed as irrational, defensive Jews who, unlike Arendt, refuse to think about the uncomfortable complexities of the Nazi experience, whether out of shame or omertà.But although Arendt defends herself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deftly throughout the film, particularly in a fine public speech at the end, we don’t see her arriving at her position through thinking. Film can portray inner psychological states through speech and action and image, but lacks resources for convey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weighing evidence, interpreting it, and considering alternatives. Barbara Sukowa smokes and rifles through documents and stares into space like a silent picture star, but we get no sense of the play of a mind. And so we are left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she, like Hildegard, has had a vision.And perhaps this is how von Trotta sees Arendt. She admits in the book by Wiebel that she, like many on the German lef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urned their noses up at Arendt for comparing communism and Nazism as instance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refused to read her books. But later she came upon Elisabeth Young-Bruehl’s biography and discovered a strong figure, a female philosopher engaged in political debate whose personal life was also rich in friends and lovers. This woman she could admire and celebrate. The problem is that von Trotta has chosen an episode in Arendt’s life where the stakes were so high,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that they cannot in good taste be treated as the backdrop of a human interest story. Though the battle may be lost, it can never be emphasized enough that the Holocaust is not an acceptable occasion for sentimental journeys. But here it’s made into one, which produces weird, cringe-inducing moments for the viewer.In one shot we are watching Eichmann testify or Arendt arguing about the nature of evil; in the next her husband is patting her behind as they cook dinner. When Blücher tries to leave one morning without kissing her, since “one should never disturb a great philosopher when they’re thinking,” she replies, “but they can’t think without kisses!” As for the short, incongruous scenes about her youthful affair with Martin Heidegger, the less said the better.The deepest problem with the film, though, is not tastelessness. It is truth. At first glance the movie appears to be about nothing but the truth, which Arendt defends against her blinkered, mainly male adversaries. But its real subject is remaining true to yourself, not to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In her director’s statement on the film von Trotta says that “Arendt was a shining example of someone who remained true to her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One can understand von Trotta’s reluctance to get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Eichmann case, let alone foreshadow what we know about it now, which would have violated the film’s integrity. But something else seems violated when a story celebrates a thinker’s courage in defending a position we now know to be utterly indefensible—as Arendt, were she alive, would have to concede.Since the Eichmann trial, and especially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 great body of evidence has accumulated about Eichmann’s intimate involvement in and influence over the Nazis’ strategy for expelling, then herding, and then exterminating Europe’s Jews. More damning still, we now have the original tapes that a Dutch Nazi sympathizer, Willem Sassen, made with Eichmann in Argentina in the 1950s, in which Eichmann delivers rambling monologues about his experience and his commitment to the extermination project. These have recently been collated and analyzed by the German scholar Bettina Stangneth, and the passages she quotes in her new book are chilling:The cautious bureaucrat, yeah, that was me…. But joined to this cautious bureaucrat was a fanatical fighter for the freedom of the Blut I descend from…. What’s good for my Volk is for me a holy command and holy law…. I must honestly tell you that had we…killed 10.3 million Jews I would be satisfied and would say, good, we’ve exterminated the enemy…. We would have completed the task for our Blut and our Volk and the freedom of nations had we exterminated the most cunning people in the world…. I’m also to blame that…the idea of a real, total elimination could not be fulfilled…. I was an inadequate man put in a position where, really, I could have and should have done more.2 In the end, Hannah Arendt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Holocaust or even with Adolf Eichmann. It is a stilted, and very German, morality play about conformism and independence. Von Trotta’s generation (she was born in 1942) suffered the shock of learning in school about the Nazi experience and confronting their evasive parents at home, and in a sense they never recovered from it. (She convincingly dramatizes one of these angry dinner table confrontations in Marianne and Juliane.) Even today this generation has trouble seeing German society in any categories other than those of potential criminals, resisters, and silent bystanders.When left-wing radicalism was at its violent peak in the 1970s the following false syllogism became common wisdom: Nazi crimes were made possible by blind obedience to orders and social convention; therefore, anyone who still obeys rules and follows convention is complicit with Nazism, while anyone who rebels against them strikes a retrospective blow against Hitler. For the left in that period the Holocaust was not fundamentally about the Jews and hatred of Jews (in fact, anti-Semitism was common on the radical left). It was, narcissistically, about Germans’ relation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unwillingness, in the extreme cas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Von Trotta’s Hannah Arendt shares that outlook.And so, in part, did Eichmann in Jerusalem. Reading the book afresh fifty years on, one begins to notice two different impulses at work in it. One is to do justice to all the factors and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inal Solution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might have affected its functionaries and victims, in surprising and disturbing ways. In this Arendt was a pioneer; and, as Bettina Stangneth notes in her contribution to Martin Wiebel’s book, many of the things she was attacked for have become the scholarly consensus.But the other impulse, to find a schema that would render the horror comprehensible and make judgment possible, in the end led her astray. Arendt was not alone in being taken in by Eichmann and his many masks, but she was taken in. She judged him in light of her own intellectual preoccupations, inherited from Heidegger, with “authenticity,” the faceless crowd, society as a machine, and the importance of a kind of “thinking” that modern philosophy had abolished. Hers was, you might say, an 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 Closer to the truth w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Artur Sammler in his monologue on Hannah Arendt in Saul Bellow’s 1970 novel Mr. Sammler’s Planet:Politically, psychologically, the Germans had an idea of genius. The banality was only camouflage. What better way to get the curse out of murder than to make it look ordinary, boring, or trite?… There was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sacredness of life. Banality is the adopted disguise of a very powerful will to abolish conscience. Is such a project trivial? Claude Lanzmann’s recent film The Last of the Unjust leaves no doubt abou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At the center of it is a remarkable interview he conducted in 1975 with Benjamin Murmelstein, the Jewish elder of Theresienstadt who survived the war. Murmelstein worked closely with Eichmann for seven years and saw through his camouflaging techniques; he even witnessed Eichmann helping to destroy a Viennese synagogue on Kristallnacht. Yet Murmelstein was also a master of the gray zone, a survivor among survivors whose reputation was anything but pristine. Lanzmann’s film plunges us into that zone and reveals more than perhaps even he realizes.—This is the first of two articles.

“平庸之恶”是成立的，在巨大的时代裹挟下，大部分人都只是其中的一根羽毛，风往西吹，它便朝西，风往东吹，它便朝东。

有些羽毛扎根于土，不愿受其摆弄，便被狂风折断。

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之时，人们开始追究那阵狂风中的每一根羽毛，认为其罪大恶极，是正义的对立面。

但非善即恶在这个世界是不成立的，即便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去除思考，将其行为定义为绝对的天性的恶，而忽略时代狂风的吹动力，这是一种思考的惰性，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惰性，于是人们对于艾希曼的绞死判决欢呼鼓舞，坚信正义由此得到声张，这是扎根于“思考之大地”的哲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惩罚其所作所为，固然合理，但放弃思考，将一切归于本性之恶，就是对人类思想的亵渎。

这个审判可以定义为那段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个人的审判。

当民族主义泛滥，以恶治恶，以满脑子的愤怒去对待迫害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像极了当初的迫害者，同样是民族情绪高昂，同样使用暴力，同样是大众失智，集体放弃思考。

这是不是同样的“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