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历史之痛 桑克 　　对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解读，我看了一些了，《屠城血证》、《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南京1937》、《南京》，还有正在公映的这两部。

我的感情之沉痛是难以言表的，甚至不想写什么，因为逃避痛苦可能也是一个人救治心灵的办法吧。

25万活下来的人，25万被拉贝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救下来的人，他们如今应该有多少子孙？

我不是他们的后裔，但是我自己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后裔。

25万这个数字不是杜撰的，它不仅见于国际安全区的文件，也见于当时日本官方的文件。

　　感谢拉贝，感谢威尔逊，感谢魏特琳，感谢罗森，感谢……这是必须说的。

谁都可以批评拉贝，但是我不可以。

如果我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电影导演，我就更不可以。

　　拉贝的纳粹身份是让我厌恶的，做了再多的善事，这个身份仍然让人厌恶。

我为了感激会暂时遗忘这个厌恶，但是我忘不了被有组织屠杀的犹太人的尸骨，忘不了奥斯维辛冰冷的烟囱。

拉贝如果在德国，可能也会去救那些犹太人的，这点我坚信不疑。

　　比较《南京！

南京！

》和《拉贝日记》是有意义的。

前者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对人性探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合理程度远远不及《鬼子来了》。

在对人性与残暴的关系的叙述方面，迄今还没有哪个片子超过《鬼子来了》。

陆川是和姜文学过的，但是他连皮毛也没得到，这不怪他。

我已经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了，许多地方的精心处理就是证明。

然后我就觉得他太年轻了，他还驾驭不了这个题材。

这个年龄的解释，就是我原谅陆川的原因。

我忘不了我以才能的理由原谅过陈凯歌的事情。

　　直到听说《拉贝日记》的德国导演傅瑞安•加伦伯特也是一个年轻人，我的脸面就有点挂不住了。

他取消了我为陆川辩护的理由。

我相信对史料的掌握，陆川肯定超过了加伦伯特，但是从处理来看，加伦伯特完整而清晰。

他在一个有限的人物传记片中，完成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

我看过的史料应该不比陆川少，但是我还是头一次在电影中看到这么清晰的合理的过程。

都说德国人认真、严谨、理性，这回算是领教了。

　　我突然明白可能还不是史料的掌握问题，而是对史料的处理方式的问题，还有就是拍片的目的。

是惹起观众的心理反应还是引起观众的理性思考？

中国人是热情的，直观的，当然更喜欢《妈妈再爱我一次》，而理性对待历史之痛，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尽管《拉贝日记》之中的感性成分并不少。

　　张静初某一部分的戏有点多余，这个就不讨论了。

我还是愿意说说历史。

我头一次知道是谁下的有组织屠杀的命令。

朝香宫鸠彦，裕仁天皇的叔叔，日本陆军中将，日本皇室成员，就是这个人下了屠杀战俘的命令。

我要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我头一次知道国际安全区接纳和掩护战俘的前因后果。

开始国际安全区将战俘移交给日军，但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国际安全区才不得不将剩下的战俘掩护起来。

我头一次知道国际安全区是学的上海国际安全区的经验，头一次知道各国外交官与国际媒体重返南京之后，日本军人就开始掩盖屠杀的真相，开始“亲善”中国市民…… 　　非常遗憾，这些历史信息是《拉贝日记》给的。

《南京！

南京！

》只是让我知道了日本军人之中未泯的良心。

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汤道銮教授说过类似的话，1937年在南京因为内疚或者对战争绝望而自杀的日本军人是一个都没有的。

这种虚构其实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吧，它不但没让我解脱，反而让我的历史之痛更深了。

　　小时候，我听过狼来了的故事。

一个孩子无聊的时候高喊狼来了，村民们跑来援救他，来了之后，发现狼没来，就生气地走了。

这个孩子觉得非常有趣，就多次重复这个游戏，村民们开始仍旧来援救他，但是久而久之，就觉得这个游戏太无聊了。

狼真的来了，孩子着急地喊狼来了，但是村民们谁也没来。

　　大人告诉孩子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一个撒谎成性的孩子，即使说了真话，也是没人相信的。

换句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是没什么公信力的。

现在我已经成了大人，仍然相信这个故事的劝谕意义，同时我也明白，村民们警惕性逐渐丧失的过程也是必须反思的。

狼是一个存在，来与不来都是可能的，那个孩子也许只是一个预警者，或者天气预报员，预报的准确率比较低，但是预报这一行为本身是没什么错的。

但是我不想说谁谁就一定是这个预报员。

2009.5.6.

《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是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故事，只是同时安排在了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不打算将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说些什么，也不是先看哪部电影的问题，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拉贝日记》的放映被安排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影厅里，观影时，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华谊兄弟想和电影局抗衡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亲爱的电影局驾驭权利的能力。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影片中，我们在战争中体会着微妙的温情，这是西方的文化所造就的，有时候，讲历史也可以不用冷血，毕竟是不用带着历史仇恨去观看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

在那些默默的小温情中，似乎更能给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影片的结尾处，我看到Florian Gallenberger给我们讲的道理，当拉贝第一次被西门子公司安排回柏林时，国民政府授予他一枚勋章，一个德国商人被中国政府誉为英雄，而当拉贝第二次也就是最终要回柏林时，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英雄，没有勋章，没有政府的赞誉，这英雄的头衔是人民授予的，他成为了真正的无冕英雄。

这才是最动人之处。

在小厅里观影，那些浪漫手段与战争同时燃起时，观众的笑声多次升起。

我不明白那笑声缘何而起，只是觉得脊背阵阵发冷。

国民的观影态度，暂不谈起，毕竟，阉割版总给人不完整的感觉，再加上蹩脚的配音，和忽而国语，忽而英语的衔接，让人不知所谓。

当然，这是电影局造的孽，不能怪我们可爱的人民。

导演大概没有想到中国的大环境下，观影者大多数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走进影院的，血腥，剧情曲折的减少，难免会让大多数人失望，尤其是逐渐升起的温情。

那些莫名发笑的人似乎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吧。

观影，请带上大脑。

尤其是严肃电影。

期待未阉割版。

再次强调下分级制度，这依旧是不适合孩子看的电影。

1937年12月4日，日军的轰炸机在我们的头顶上四处轰炸的时候，我打开了大门。

许多人在那面巨大的德国国旗下安静的坐着，那地方很安全，因为日本是我们忠实的盟友，看见我们的国旗就停止轰炸。

1937年12月11日，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我看，但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让朵拉安全地离开这里。

1937年12月11日，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涌入我们的安全区，致使我们的工作几近瘫痪，现在就连日本大使福田先生，也同意了我们安全区的设立。

1937年12月13日，趁着日本人还没有进城，国际委员会不断地往安全区内运送白米、面粉、盐、火柴、药物以及毛毯。

目前日军在上海有六百架战机，加上坦克部队，这样庞大的军队一旦发动攻击，南京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方面，目前将它仅有的士兵部署在城门外，他们打算誓死抵抗，意义不大，依我看战事还是尽早结束的好。

1937年12月15日，要养活安全区内的二十万人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日本人对我们提出的“往安全区多送些米”的要求置之不理，我们都希望外交大使们能够尽快回到南京，有他们在或许能够约束或制止日本人。

1937年12月19日，安全区的门口堆满了尸体，日本人似乎毫不在乎，城里到处都有人被处决。

尊敬的德国元首，阿尔道夫·希特勒主席，作为一名忠诚正直的德国军人，我在此恳求您的协助，日本军队夺下南京之后，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平民百姓所施加的暴行，那景象令人难以置信。

我恳求您伸出援手，制止这场灾难。

以德式礼仪敬上。

约翰·拉贝。

1937年12月21日，我们已经同外面的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有谁会料想到，我如今竟然必须以一命换取一命，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牺牲掉几百名士兵的性命来保住安全区，还是叫我自己不要软弱？

这问题太难回答了。

1937年12月23日，明天就是圣诞夜了，我们的安全区已经走投无路，支撑不了多久了，我决定把我们家的存款，拿出来捐给安全区。

如今谁还用得着这些钱？

1937年12月24日，这近三十年来，我的每一个圣诞节都是跟朵拉度过的，会有一棵圣诞树，还有朵拉最拿手的奶油圆蛋糕，不过我不后悔留下，因为我们拯救了许多人。

1937年12月25日，朝香宫鸠彦亲王要清除安全区的消息走漏的很快，几百名群众挡在入口前，他们说要拿他们的性命来捍卫安全区。

1937年12月29日，由于各国大使回到了南京，朝香宫鸠彦亲王终于接受了安全区的存在，不过我们的胜利也为我们的工作画上了句号。

就在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好消息是，我将再见到朵拉，这简直是个奇迹。

网易娱乐专稿http://ent.163.com/09/0430/09/584TLEAP00031NJO.html 　　在刚刚公布的德国电影奖中，《约翰•拉贝》【注：在本文中，以《拉贝日记》指称图书，以《约翰•拉贝》指称本片】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和影帝在内的四个奖项，而获提名无数，包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内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空手而归。

这确实说明了某种问题。

在我看来，近年德国电影的确有傲视欧洲的趋势。

看看这些作品：《再见列宁》、《逃出柏林》、《香水》、《窃听风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还有这部《约翰•拉贝》，作为具备一定思想性和话语生产性，并具备较好市场认可的电影，似乎英法西意诸国还没有如此的规模效应。

当然德国电影奖（大致相当于奥斯卡或者中国的金鸡奖）颁给《约翰•拉贝》而不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正确或者某种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在其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实际上就影片本身而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德国电影，但是由于它旨在批判和反思六十年代的内在伤痛，并没有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给提名而不给奖实属理所当然。

而《约翰•拉贝》的获奖，大约能够说明这部影片的书写方式是获得主流认可的。

　　 　　那么还是来讨论《约翰•拉贝》。

很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之中更具备话题和讨论空间。

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阅读《拉贝日记》以及没有做相关的史料收集，所以在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点，而暂且搁置更加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

最明确和直接的入口有两个，其一是上周上映的《南京！

南京！

》，我会在本文最后给出一个比较阅读；其二则是现在要分析的，拉贝是谁—— 　　 　　在《拉贝日记》引起中国思想界讨论之前，我相信若非从事历史学或者相关学科的人，大约对史实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东西包括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以及30万遇难同胞；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约翰•拉贝的安全区，以及约翰•拉贝这个人——在电影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

这是另外一半的故事，而于我而言，这件事要从外部被告知，无论是通过图书还是电影，而非始自中国本身的语境，这件事本身就不无怪诞。

因为就中学教材的写法而言，像拉贝这样的外国友人，仅就数量而言，他救下的人难道不比白求恩更多么，那么热衷于赞扬外国友人的教科书为何对拉贝只字不提——这就值得我们讨论了。

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这是他永远不能洗脱的身份；其二，某种冷战思维和冷战逻辑的延续，因为南京是国统区，因为拉贝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于是，之前的《拉贝日记》出版和今天拉贝重新显影在此时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冷战意味的写作行为。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

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

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

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

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

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

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

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

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

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

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

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

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

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最后说两句《南京！

南京！

》和《约翰•拉贝》的对比分析。

这恐怕是现在和将来的讨论中难以绕过的的话题。。

《南京！

南京！

》并没有绕开拉贝这个人，但是拉贝在《南京！

南京！

》里真是面目模糊，或许陆川认为这是不需要交代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事实根本就长期处于匿名状态。

另外则是，《约翰•拉贝》正面展示了强奸——尽管未遂，正面展示了百人斩少尉和他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尽管是从门缝里看，这个场面也比《南京！

南京！

》更有冲击力。

话说回来，《南京！

南京！

》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大约是那一片像麦子一样倒下的中国士兵，相应地，《约翰•拉贝》里两段日军射杀战俘也不相上下。

《南京！

南京！

》的问题在于剧作，《约翰•拉贝》的问题也在于剧作，但至少《约翰•拉贝》好歹还是一个故事，比《南京》问题少一些：如果《约翰•拉贝》能够把拉贝的两难处境强化一些，删去不必要的线索和人物，可能剧作上更加流畅一些，但是鉴于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历史表达的困境的话，剧作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说白了，《约翰•拉贝》本意不是拍南京大屠杀，对它而言，南京城也只是景片而已，它的诉求是写人——写拉贝这个人，进而表达某种思考。

这部影片的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而是德国人的反思。

如果如果有人说《约翰•拉贝》就是一商业片，对，它确实是一商业片，但《南京！

南京！

》也不是艺术片啊。

要是有人说《南京！

南京！

》因为删减而如何如何，《约翰•拉贝》删减的部分估计也不少，确实很多地方不流畅。

至于一定会被拿来比较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才是商业片和商业片。

依我看，《约翰•拉贝》的讨论空间比《辛德勒的名单》还大一点，因为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中天然的特殊性。

当然，关于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屠犹是“人类的灾难”，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这其间的话语斗争，犹太人的话语权，以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都是巨大的问题。

于是结论就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而言，一部高票房的、国际语境中的商业片，比十本学术著作或许更加有效，只要它能提供话题和思考的空间。

一个读后感式的写法会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强权，他可以做出一些伟大的选择；一个广告式的写法会是，《约翰•拉贝》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各国评论一致激赏”（见影院广告）；一个批判性的写法是，《约翰•拉贝》在自我矛盾中展示了某种反思性——但这些都是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部颇具讨论和思考起点性质的文本，从这里进入，是更多的阅读，以及更有参照意义的言说可能。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

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

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

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

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

南京！

》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

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

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

中国人怎样看电影？

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

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

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

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

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

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

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

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

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

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

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

《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

南京！

》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

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

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

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

《南京！

南京！

》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

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

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

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

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

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

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

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

“《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

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

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

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

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

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

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

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

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

——怎么办？

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

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

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

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

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

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

南京！

》，和一切用《南京！

南京！

》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

南京！

》中的最大一处符号。

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

南京！

》不是一部好电影。

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

南京！

》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

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

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

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

没办法不把《拉贝日记》和陆川的《南京！

南京！

》做对比。

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映，题材又是在中国极端敏感的南京大屠杀——甚至连《南京！

南京！

》这部电影中，都不可避免的提到了拉贝这个人。

而在电影上映之前，《南京！

南京！

》的导演陆川就已经将自己的电影和《拉贝日记》牵扯到了一起。

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表示，拉贝的作用根本没有那么大，中国人不应该只记住三十万的死亡人数和拉贝。

我还没有看《南京！

南京！

》，所以不好评价这部电影。

但是对于陆川导演对拉贝的的一些言辞，还有颇有些不认同。

就我个人来说，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是我单单记住了三十万的死亡数字和拉贝这个人，而是我在此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拉贝这个人。

我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拉贝这个人是谁，可能也是无关紧要的。

这可能是我的臆断，不过也许两部电影获得的不同待遇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我是在石家庄看到《拉贝日记》这部电影的，观影地点是这座城市最好的电影院之一。

比《南京！

南京！

》上映时间要晚的《拉贝日记》，被安排在了最小的数字放映厅——只能容纳23个人。

而在此之前的《南京！

南京！

》则在两个大的放映厅同时上映，每个厅里可以容纳二百人。

而当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场也只有四个人在看。

我们刚进场的时候，女朋友还开玩笑：“不会是我们包场吧？

”“上一场有几个人看‘拉贝’？

”电影开始之前，我问门口的检票员。

“四个。

”她回答道。

看起来确实没有太多人在意拉贝是谁，也不会有太多人在意是否记住这个人——其实我也不在意，虽然看完电影后，我对我的不在意心存惭愧。

但是我在意的是，我们无论是看《拉贝日记》也好，看《南京！

南京！

》也罢，我们到底要记住什么？

陆川导演又要我们记住什么呢？

我在之前写《我为什么不喜欢<叶问>而喜欢<赤壁>》的文字中，曾表示，只是让人记住仇恨的抗日题材的电影，不是好的电影。

我不知道《南京！

南京！

》希望让人们记住什么，但是我感觉，在《拉贝日记》中，有一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好东西——不只是拉贝本人，不只是国际友谊，更是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

对于战争来说，人道主义可能是最难缠的敌人。

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对此恨之入骨。

那个日本亲王，最后为什么不敢向拉贝及其朋友们开枪？

我想，不完全是因为日德同盟的关系，更是迫于国际社会对于战区人道主义的关注——人们可以不在意国际正义，不在意一个国家正在欺凌另一个国家，但是却非常在意人道主义。

探讨这个话题当然很有意义，但是我对背后的原因知之甚少。

但是无论悖论是多么的令人困惑不解，对于那些“平民区”内的难民们来说，他们至少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电影中的说法真的有些夸张，或许拉贝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挽救二十万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争执于这个数字的多寡意义到底有多大，我只是知道，对于那些免于一死的人们来说，拉贝真的做的不坏。

要知道，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一个纳粹党员。

而正是这个纳粹党，这个德国人，和其他的朋友们一道开始挽救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中国人。

这是电影中的又一个悖论。

我知道全世界的人，对纳粹党和纳粹的旗帜都恨之入骨。

但是，就在日本人轰炸南京的那个晚上，成百个中国人——他们大多是拉贝所在的工厂的工人——躲在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下面，免于日军战机的轰炸。

而身患糖尿病的拉贝，最后还是依靠日本人提供的胰岛素捡回了生命。

然后，重新活过来的拉贝，又开始打起精神，为了保护难民们，和他的战友一起，站在了日本人的枪口面前。

看起来，这是一部完全由外国人做主导的电影，电影里的主角都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陆川导演对这部电影抱有偏见的原因之一。

他或许——我只能说或许——过分夸大了拉贝等外国人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连当时中国政府，都放弃了这座城市的情况下，面对着那些残暴的日本人，似乎贫弱的中国民众，也只能依靠拉贝等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得到拉贝和他朋友么的帮助，但是那些得到帮助和庇护的人来说，确实是幸运的。

或许，《南京！

南京！

》在表现手法上，会比《拉贝日记》更好，拍的也更好看。

但是我实在不想再看这部电影了。

虽然我上面罗列了许多《拉贝日记》的好，但是在我心中落下最深印记的，仍旧是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恶。

那是一种几乎让我感到呕吐的恶。

在黑呜呜的电影院里，每当那些恶出现的时候，我都会一哆嗦。

这不是一种矫情，而是当你真正的想像自己处于那种境地的时候，当自己做为俘虏，坐在空地上，前面几个日本兵拿着自己同胞做杀人比赛的时候；当你想到，你也即将成为他们人头数中的一份子的时候；当你感觉自己身处的那艘油轮，被第一枚炸弹炸到的时候；当你刚刚站起来，却被机枪扫射，木然倒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中国人，只是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我有时候会想象到我就在其中。

我想我可能真的记不住仇恨，但是却能记住那种恐惧。

原地址：http://www.lipuman.com/archives/do-not-only-remember-john-rabe

因为读过《拉贝日记》这本大部头，所以对电影《拉贝日记》有所期待，尤其是在《南京！

南京！

》之后，尤其是在据说该片颇获好评之下。

国内公映的版本片长134分钟，据说还有一个五个多小时的电视电影版本，未来将在CCTV电影频道播出。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下来，我更想看看那个五小时的版本，因为这个公映版本多少让我有些失望。

删减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这部被评论为“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电影其实并不像《辛德勒的名单》那么深刻，而且拉贝先生在电影里已经失去了他在那本厚厚的日记里所具备的精气神。

于是，我再一次领教了影片宣传阶段的影评的不可信。

国内主流媒体给这样一部电影那么高的评价，我不知道是影评人和编辑们看走了眼，还是这个时代普遍对艺术的要求降低了，抑或是在南京1937这样一个民族的历史创口面前不敢说真话了。

无可指摘的，是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

无论是乌尔里奇·图库尔（拉贝）、丹尼尔·布鲁赫（罗森博士）、史迪夫·布切米（威尔逊大夫），还是香川照之（朝香宫鸠彦亲王），他们的表演都是可圈可点的，这是这部电影能够让我看下去的主要原因。

而本片的最大亮点，其实也不在拉贝先生身上，而在朝香宫鸠彦亲王的出现，这一角色的出场，实在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一个突破，对那段历史的追问、反思因此也深入了一层。

当然，如果没有读过那册厚达580余页的《拉贝日记》，这部电影仍然可以算作一部不错的电影。

但是，如果读过《拉贝日记》，你就会发现这部中德法合拍的电影明显地被好莱坞化了。

当影片的编导不惜改变历史细节的真实以营造感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拉贝先生被抽去了精气神，从而变成了一个理念符号，虽然编导试图用一些人性化的色彩来涂抹这个符号的苍白，但毕竟电影里的拉贝先生已经不是日记里的那个拉贝先生了，甚至连他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动机，都被编导弄成了他和威尔逊大夫之间的一种赌气。

对这部电影，国内主流媒体的影评几乎是一边倒地叫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影评实际上并没有对影片本身做出多少评价，针对的反倒是历史事件的本身，以及对于拉贝先生评价的“政治正确”。

拉贝先生当年在南京付出的努力，当然是值得歌颂、值得赞美、值得铭记的。

如果硬要把拉贝先生和辛德勒放到一起比较，那么，个人以为，即便刨除了民族情感的因素，即便抛开了救人多寡这样不必要的数量因素，拉贝先生也是比辛德勒要伟大很多的。

但是，真正的拉贝先生在日记里，电影里的这一个充其量只及那个“活菩萨”的十之二三。

拉贝先生的经历无疑是一个好题材，无疑可以写成一个好故事，然而，这个题材被浪费了。

五个小时的电视电影版本尚未上画，但是，仅从目前公映的这个两小时版本来看，编导加仑伯格实在是缺乏对这种历史题材的把握。

虽然据说出生于1972年的加仑伯格被看作是德国最有前途的导演，但从《拉贝日记》这部片子来看，他的路还长。

而他的这部《拉贝日记》也不会像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样成为经典，苛刻一点说，只能算是一部习作。

还是去读那本厚厚的《拉贝日记》吧，或者看看那部美国人拍的纪录片《NANKING》。

二战中，日本人之于中国人，就好像纳粹党之于犹太人。

二战最惨烈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唯一对犹太人开放的口岸，无数在波兰、德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中国人接纳下来，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一直到以色列的成立，犹太人怀着对中国人的感恩离开了上海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

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高丽的子民拖家带口越过长白山，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的土地上，靠着豪迈东北人的接济，躲过了日寇的追杀，他们扎根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直到他们的祖国足够的有力量保护他们，却仍不肯回家去。

多年后，日本右翼彻底否认战争中残杀的历史，杜撰了许许多多的掩饰侵华惨案的故事，华丽丽的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我们却只有愤慨，抗议。

我想日本是曾经辉煌过的，毕竟他攻破过中国的首都，而我们的军队却从来没踏上日本的国土。

日本学习过大唐，臣服过大明。

但却选择了在老师的家中烧杀抢掠。

日本学习英美，君主立宪迅速资本化，力争脱亚入欧。

但却选择了与世界为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同的意识形态中，相同的政党领导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就好像纳粹党的拉贝选择留在中国保护南京的难民，而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却丢下南京“撤退”到武汉。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人云亦云的年代，或许我们该正视历史，回顾过去不仅仅是像陆川那样把血淋淋的伤疤揭露给人看，那不该是炫耀，不该是乞怜。

应该是深刻的，震撼心灵的反省。

脸谱化的电影让我们几十年处于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中，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这让我们的大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难道日本人就真的全部都是喊着“八嘎”留着人丹胡子的罗圈腿小矮子吗？

难道德国人就全都是穿着笔挺时髦军装，却用毒气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

那些高举万字旗而活下来的中国人，犹太人会以他们为敌吗？

国破家亡的时候靠着纳粹的德国人，靠着美国人传教士，幸运的他们有了一丝生存的希望，他们称他为活菩萨，感恩戴德，这是拉贝应该获得的勋章。

说拉贝拯救了南京25万的难民，或许有一定的数据，但在安全区也并非的太平无事的。

史料记载东京审判中一位美国驻华记者作证说：“ 12月13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雷伯(编者注：雷伯实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间日军司令部中将谷寿夫，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乱行动，但他们的访问与恳求是徒劳的。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部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

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实在痛楚极了。

”公诉人中国政府的起诉状中其中一句更是让人泪垂：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

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

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曾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人到她所在的学院抢女子，不然就要以搜查伤兵为由进入安全区，结果“有些妓女主动站起来跟他们走了”。

活下来的国人也在万字旗的保护下积极的展开自救。

或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Heil Hitler或者Heil Shitler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乱世中活命的护身符，人都有苟全性命的本能，我们又怎么能因为他——拉贝是纳粹而绝食周粟？

堂堂中华儿女要靠独裁者的旗帜来保护，而本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军队呢？

老蒋当年决意死守南京，但却并未亲守，他知道南京必定沦陷。

接战第七日就着手军队进行撤退。

留兵抵抗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苏联出兵和国际声援。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

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约为五万。

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自己人的误杀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

这就是真正的历史，残酷的历史。

30万平民被杀害，无数妇女被奸淫，5万缴械军人被屠杀，只有几个传教士般的外国人在南京奔走，保护沦陷区中国人的生命。

拉贝对他为之奉献大半生的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告别妻子留在南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从一开始对日本人心存幻想到最后坚决的站在朝香宫鸠彦的面前，一次又一次的为安全区的中国人争取权利。

屠杀的最后一日，日军统帅下令杀入国际安全区，数百中国百姓站在安全区的出入口组成人墙，与日本人抗拒。

日本人没有进攻，请求增援，并调集来两台坦克。

中国人没有挪动脚步。

朝香宫鸠彦下令作战状态，日本兵枪栓都拉上膛，中国人虽然人群中稍稍骚动，但依然伫立。

朝香宫鸠彦下令射击，中国人哭号着脚软了，人墙立即出现缺口……是的，人都会怕死。

谁都害怕。

怕死就不要站在那里！

早早的逃到乡下去！

永远躲在阴暗角落里面向隅而泣吧！

回顾历史，我们该反思的是什么？

谴责法西斯主义？

或者要求日本低头道歉？

或让日本天皇来磕头谢罪？

局限于狭隘民族性的刻薄，继续传承阿Q精神？

抵制日货？

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典范。

他可以突破不同的种族、文化、党派、信仰，为和平做出了如此大牺牲和贡献。

我们呢？

可不可以真真正正的做一个大国子民来正视那场惨案？

该反思，该忏悔的恐怕不仅仅是日本人。

为了万字旗下苟活的生命，为了和平，为了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也可能不会发生的，望我国人收起那打鸡血般的义愤填膺，少些口战，多些实干，国富民强的时候人家自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攻破首都的。

这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不是历史记录片。

约翰·拉贝，纳粹党员，西门子工程师。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那刺眼的纳粹党员身份可能会让人觉得他非是善类，在1937，在那个血腥的日子里，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拯救了200000中国人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驱动着他这么做？

古道热肠？

悲天悯人？

侠肝义胆？

人文关怀？

不，都不是，只是那句“你们俩都是固执的要死的人”。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27年，工作了27年，而一切的肇始，只是拉贝想要保住他的工厂和他的工人——和我们的辛德勒如出一辙。

但又是什么，让拉贝终于毅然留下，领导那个“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保护中国平民？

是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他感到义不容辞的使命，甚至，还有一丝与威尔逊医生的赌气——男人的尊严。

但他对战事的预估，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拿着日本军队洒下的“日本军人是你们的朋友”的传单，试图告诉人们，日本人会避免无谓的杀戮，甚至见到了那位皇室亲王，他依旧抱着一丝期望，希望日军有所收敛，骨子里，拉贝对战争的理想是天真的——就好像他发电报给希特勒，要求希特勒干预日本的行为。

但正是这个对战争抱有幻想的人，却在战争中拯救了无数的中国人。

——谁人生而伟大？

厌倦了高大全的英雄，厌倦了标语式的口号，我更希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

我们的教育，那种英雄主义的情节，那种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已经完全挥之不去——一如那绵延几千年的圣人崇拜。

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我们传扬了数代，但却再也不见黄继光，再也不闻董存瑞——我们的宣传机器，一直高举着理想主义的大旗教育我们的后代，告诉他们，要向先烈学习，要舍生入地狱，忘死救万民；但我们的生活，却又抡起现实主义的大棒，把我们狠狠敲醒，“别做出头鸟”，“见义勇为是傻子”，——我自身，便是这样的体制的产物。

我厌倦了。

我不想看到一个人的大爱无疆来得毫无缘由，一个人的巨大牺牲只是为了中国不亡的口号，一个人的甘愿赴死变得理所当然——这样的英雄，毫无意义，或者说，永远只有书本上的意义——但我们不能抱着书生存。

于是我需要拉贝和他的那些朋友们，会互相赌气，会盲目天真，会从自身利益权衡，会产生爱情，会破口争吵。

——因为无人生而伟大，也只有坚信无人生而伟大，我们才能达到伟大。

因为我们都是凡人，都有私心，都有胆怯，都会逃避——但正是在那些历史镜头下我们表现出的无私、勇敢、担当，才能印证我们生命的伟大。

绝对的亮点，尤其是她对拉贝先生的感情，发乎情止乎礼，看的哥哥很有感觉不知道这样严肃的片子我这样解读算不算过分，但是我确实觉得她充满爱心很善良啊Dupres似乎是个虚构的人物，原型应该是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一位值得尊敬的女士，可惜在1941年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