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在电影中最令人窒息的场景，或许不是那些鲜血淋漓的杀戮重现，而是在森林中，赫尔曼·科托将肉塞在安瓦尔·冈戈的画面。

镜头冷静地记录着他们坐在桌子上唱歌，而观众却无法不联想到那些被他们杀害的“共产主义者”。

安瓦尔·冈戈的自我戏剧化令人毛骨悚然。

他优雅地演示如何用钢丝绞杀受害者，声称这是为了“更干净”；他将屠杀方法归功于好莱坞电影的教育；他甚至在重现暴行时，像导演一样要求“受害者”表演得更凄惨些。

我们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影片中杀戮者毫无悔意的表现变得可以理解——这不是在为暴行开脱，而是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问题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及文化氛围。

1965年印尼政变后，苏哈托政权通过系统性污名化，成功将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建构为“国家公敌”，这使得针对他们的清洗行动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不仅被允许，更被鼓励和奖赏。

在这种扭曲的社会共识中，个体施暴者很难产生道德愧疚，因为他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清除害虫”、“保卫国家”。

而半个世纪后，他们依然活在这个剧本里，只是观众从当时的印尼民众换成了全球的纪录片观众。

这种“表演性“恰恰证明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如何通过叙事自我合理化。

当安瓦尔在影片结尾参观自己当年的行刑地点时，那突如其来的干呕成为了全片最复杂的时刻。

这是忏悔吗？

还是身体先于意识认出了罪恶？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不适并非源于道德觉醒，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他人暴力叙事中的受害者。

这种有限的“共情“恰恰证明了统治暴力的运作方式：只有当施暴者想象自己处于受害者位置时，罪恶感才可能短暂浮现。

这种社会认知的差异造成了我们观看影片时的强烈不适：我们基于当代人文主义价值观判定为残忍的行为，在当时印尼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却被编码为爱国壮举。

这让我联想到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先驱的崇敬——在资产阶级史观主导的叙事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常被描绘为暴君，但在革命者看来，他们是为社会公平献身的殉道者。

历史的评价永远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社会位置和文化坐标。

当马克思运动在法国失败后，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终结，更意味着资源公平分配的可能性被永久排除在主流社会想象之外。

而当时的印尼大屠杀选择共产党人作为目标也绝非偶然。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源重新分配的主张，直接威胁到当时掌控印尼经济命脉的政府利益。

这种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使得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文化下，我们应当批判的不仅是个体施暴者，更是那个制造施暴者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机制——它成功地将经济利益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对立，再将意识形态对立妖魔化为生存威胁。

最讽刺的是，那些声称最有信仰的人往往犯下最残酷的暴行，因为他们将信仰异化为绝对真理，从而免除了对具体他者的人道责任。

而观看《杀戮演绎》的痛苦在于，它强迫我们承认自己与行刑者的潜在相似性。

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下，我们是否也会成为安瓦尔？

当国家将暴力神圣化时，个人良知有多大抵抗空间？

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它撕开了历史记忆的伤口，让我们看到里面的脓血依然新鲜。

在全球化退潮、民粹崛起的今天，这种警示尤为迫切：任何将人群分类为“我们”和“他们”的叙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行刑者。

2025.04.12 Yuki

佩拉库·塞加拉：历史上并不存在和解这一说！

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已定格，这就是历史本身带有的意义，所以这世界没有和解这一说！

主持人：那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的孩子们从来都不宣称要替他们的父辈报仇呢？

安瓦尔·冈戈：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这么做，因为我们会把出头的人都杀个精光！

--安瓦尔·冈戈：她们让我自惭形秽，这些女演员在戏里哭的很真实，说实在的，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从没觉得这样的场面看起来会这么可怕，我那些朋友们让我表现得再暴虐点，不过当我在此看到，这群妇女和孩子的时候，我想了想这群孩子的未来，他们从小就饱受折磨，现在我们要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会一辈子诅咒我们这群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导演：当你想到“报应”这个词时，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你会感到害怕吗？

安瓦尔·冈戈：“报应”这个词，就相当于是大自然的法则。

我以后可能身患残疾……我总是觉得上帝会惩罚我。

--阿迪·苏卡德里：我们会往他们屁股后面插木头棒子，活活折磨死他们；我们会用木片割断他们的脖颈，然后把尸体悬挂起来；我们会用铁丝勒死他们，或者直接砍下他们的头颅；我们会开车碾过他们的身躯。

我们有权这么做，证据就是，我们杀了人，却没得到任何惩罚。

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已无能为力，只好接受现实，也许我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我确实做到了这点，我永远不会心生罪恶感，不会抑郁，不会做噩梦。

这部纪录片某些片段看得我极度不适，我选择了跳过。

他们的荒诞，他们所谓的自我安慰，他们所谓的乐在其中。

都是建立在噩梦般的他人的痛苦中。

流氓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自由人，真的荒谬！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制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

他们拥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享受此糜烂生活并乐在其中。

我们好像没有批判和审视的资格。

那毕竟是他们选择的，但是他们的人生影响到了其他无辜人的人生，那便是有罪。

纪录片前半部分，安瓦尔和他的同伴享受着重演杀戮的快感，享受自己将他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权力。

可是慢慢的当影片行进到后半部分，他看见熊熊燃烧的房子和妇女孩童，他不再笑了，他的痛苦慢慢的开始揭露在大众眼前。

他也是痛苦的。

他背负着上千条人命。

当他自己去演习受害者的时候，他终于体验到了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他对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导演对他说：你知道这是在演戏，而他们知道接下去就是死亡。

毫无疑问，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在痛苦中挣扎。

最最魔幻的事情是，那些受害者为他颁发的金牌。

他也在尽力说服自己，安慰自己。

杀了他们是正确的吧。

影片就这样在安瓦尔的干呕中结束，当然我也跳过了。

在豆瓣上标记了无数的纪录名片，大多也只是变成一些片名，静静地躺在豆列里。

足有5个月没有提笔冲动，直到今天完成了受众研究的作业：观看纪录片《杀戮演绎》。

本片原名《the act of killing》，中文名翻译的太好，深邃到带了些哲学味道。

纪录片向来是小众的，类型片才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题。

或许是自己水平有限走到了理解的瓶颈，2013年年底开始，我发现在家把一部电影从头至尾看完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通常要分成几次。

开篇的乏味，固定角色的设定，人物生死安排，起承转合，对于我来说只是一遍遍的重复。

类型片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造梦机制，有时我情不自禁去研究它的运行原理，又经常死守固定的几种类型，趣味大大降低。

原本对纪录片是毫无兴趣可言的。

记得在世界电影史课上，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影像是为了再现我们所需要的真实，那么当它去再现日常的真实的时候，不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吗？

为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这种宣扬把摄像机搬到大街上去的理念会被电影界推崇至此？

又为何所有现代电影运动都奉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演出为电影真髓？

我想通过《杀戮演绎》可以窥见一点原由答案。

影片拍摄于印度尼西亚，导演目的是想挖掘并重现1965年前后印尼反共屠杀的真相，起初摄制组的对象集中在被害者身上，但民众至今不敢提起恐怖往事，共产党在当今印尼依然是禁词。

于是机缘之下，摄制中心转到屠戮者身上，突然一切都豁然开朗并且可以顺利进行了。

影片围绕主角安瓦尔·冈戈展开，他是那场大屠杀中屠戮千人的恶魔，但看起来也只是一个贫穷国家的普通老人。

剧组请来一些当年曾经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来一同组织拍摄一部“纪念、回忆大屠杀”的电影，借此机会也直接采访并拍摄了相关的元老头目。

这是一部“记录电影”的纪录片。

但所谓的拍摄电影只是一个幌子，导演的真正目的是旁观这场回忆，在其被再次构建的荒谬过程之中，以摄像机观察人们的所思所感。

于是，当年的刽子手成为了真正的演员，他们将出演自己。

全片前30分钟容易让人陷入犹疑不定的状态，完全看不出叙事的立场。

直到逐渐进入状态才明白过来，原来在印度尼西亚，这场大屠杀从未被定性、被批判、被追悔。

当年一手下令、实践的人们而今依然身处权利之中，并且毫不避讳谈及当初的屠杀行为。

在采访之中，人们言笑晏晏，从这些政客、党派代表、机构主席脸上我读出的是对往事的追忆神情，在无数个四季更迭，晨钟暮鼓的回忆里，他们谈笑风生的却是关于眨眼间取人首级的生死大事。

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评判的国度，规则完全是由当权者写就的。

这些年纪渐长的刽子手沉浸在对记忆的歌颂之中，无比热忱。

导演用一整个反讽的时间，拷问了这段触手可及的历史。

只是或许观众很难有闲暇去体悟内里的艺术表达，任何一个文明世界有自由意志的人都会身陷惊诧之中，身陷在其由独裁话语权构建出的，令人发指的社会恐怖之中。

纪录片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所具备的力量，影像的真实力量。

纪录片可谓是回顾、拷问这类历史事件最佳的媒介了。

不必由我们来排演彼方的对错，一切全由着他们自己来展现，甚至主角们自己都浑然不觉误把这场目光的审视当做荣光倒履相迎。

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杂，在人物身后投出一大片阴影。

故事的走向本身也是未知的，当事人经历了一次追忆，直到他自己扮演了被拷问的受害者，他略带疑惑的反问：当年那些人也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吗？

我感到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了。

答曰：那些人比你还要痛苦，因为你知道这只是表演出的审判，那些人却真的要死了。

几十年来屠杀的实施者们或多或少也受到过心灵的拷问，有些人疯了，湮没在历史的深河之中，有些人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出口，活的不尽心安但也还算理得。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安瓦尔·冈戈再次来到曾经行刑的天台，他再一次描述行刑的细节与画面，他在无声的流泪，因巨大的情绪波动导致一次次干呕。

这是影片最终的情感落定，是导演的拍摄初衷与立场，也是观众收获的立场。

并非审判后的认罪，却于无声处撼人心扉。

而整个的记录过程，也因为这种不可预判的、流动的真实性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们看到的并非精心编造的梦幻，而是历史，是人性，不该被随意操控，也不该被任意改写。

如果说有些现实与意识形态是旁观者无力介入改变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记录它，具象它，留存它。

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回归应有的位置。

而一部好的纪录片，是与历史、文化、社会并行的使者，这也是影像能释放出的最真实强大的力量。

（另：推荐南方周末专题文章《“他们对谎言上瘾” 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图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在观看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影的结尾，主角不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突然发现自己身负着不可救药的罪恶感吧。

果不其然，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这么直白无故的出现了，《杀戮演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中意的那块料。

电影里，所谓的诡异感，到底从何而来。

来自历史背景的荒谬，大数据所分析的结果，在印尼剿灭的共党的死亡人数，数不计数。

建立在放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极为特殊的个例上，在电影里亲身所经历的人们，缓缓诉说的故事，不仅直指历史，还直指传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如他们所说的，是还原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造神运动。

在意识形态先行的电影里，诡异的是，或者说让人倍感复杂的，在于放在一个虚假的摄制环境中，不管是群众还是主演，切实的在这个本知道虚假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恐惧，喜悦，以及麻木，在虚假的场景中，人的真实情感和劣质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我们在镜头面前，并不把这些可笑的道具当回事，但是，身处于镜头前的人们，却把一切切切实实的当做发生在当下的了，在这种矛盾中，人的情绪经过渲染，脱离了当下的场景，放弃了依附于事件的叙述，直至最为纯粹的情感，像动物般演绎。

但是，这场景有被化解的余地，当行刑人空中的描述告诉我们，这里或者那里所封存的历史时，我们下意识的给所见的一砖一瓦贴上了名为“真实”的符号，也倾向于和主角共同感受彼时所发生的悲剧，拒绝当下的演绎了。

所谓的诡异感，大致上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作者在本部片玩了结构的把戏，但是他也有明确地指向的。

在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同时，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CANGO总会去审阅那些已经拍好的桥段，如果放在电影工作流程中，这并不奇怪，但是，当电影的摄影机对准CANGO记录他所观看的反应之时，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不仅仅在于记录，而在于一种批判，一种揭露。

当CANGO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某种解释的时候，或者说，对电影发表某种看法的时候，在这几个片段里，CANGO从浅入深的给每一段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口中也不能离开对于他所拍摄的电影里，人物的政治符号化解读，以及对应到历史的真实，所展示的意义。

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解读后，CANGO和两个孙子观看了片段，在进行一段后，CANGO让两个孙子离开，将最终的问题对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似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起效的仍是“扮演”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换位思考”，CANGO在上述虚假的场景中所面临的恐惧，让他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对人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如同他所解读的，他将他屠杀的人不看做人，而是一种符号，“某种主义”的代表，而他作为行刑人，他所背负的罪恶理应归于国家，归于下命令的领导，这就是他能下意识杀人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本身的嗜血性。

所以在这段历史下，罪恶是不在于人身上的，而在于某种体制之中，但是，这样的体制现在在印尼还继续实行，不得不说的是，当把体制拨去，将罪恶还给人类自己，所谓的忏悔，会发生，也会迅速消散。

而让这一切得以转变的，是拍电影这件事情，在那里，CANGO才能稍微拨去体制所产生的禁锢，从而在狭小的空间内，让思维充盈自身，思索历史的意义，自我的意义，当面对最纯粹的自己时，他才会明白，自己被异化到如此地步，而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是在电影里的压抑和释放，是在电影结尾之前每一个片段所造成的积累，量的积累才能引发质的变化，让CANGO跳脱出所有框架，审视自身，人文关怀的回归也许只是素材上的一窥，但是，对于这部片来说，也就够了，结构所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如此明了，而第一层次的（纪录片）的结构，更加预示着，这是个符合好莱坞的故事，而非作为更深层次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在展示上玩出那么多花样的作者，做的也够多了。

素材的组合造就了这部电影，也毁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道德价值批判也极重。

作为藏在背后里的作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导CANGO，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出的结论却又如此简单，也如此直白，单纯，让人感到诧异，厚重的人文关怀在截取了CANGO的悔过，在曾经行刑场干呕，也就仅仅如此了，CANGO一生的经历，在那个晚上，全部被毁掉了，而第二天呢，他又如何，他是活在肯定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之上，而得以苟活的人，就在那一晚后，他又如何活下去了，电影里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作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CANGO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然后呢，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思想，也为自己泛滥的人文关怀用极为嘲讽的方式抹上重重一笔，可是嘲讽的力量在于伤人，当他们坚定无比的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带着摄像机，成为大法官，来审视眼前犯人的时候，谁又能成为批判作者的法官呢，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们，这样的行为也许是拯救，也许是毁灭，而拯救和毁灭，仅仅存于一线之隔。

真正的结局不止于此，而我们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6.8】1、这电影的评分多半来自其意义，意义是有的，记录嘛，但是真不好看2、印尼流民杀贡惨當，这些流民徒手杀人，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罪恶感，特别是那个男主角，他最后回到犯罪现场，那个呕吐我觉得应该还是真实的，至少看起来很真实。

但是真正的刽子手呢，那些憎渍家，赠腐，这些组织的头目，依旧没啥罪恶感，因为正如那个报社老板说的，他不用出手，手下自有人出手杀了他想杀的人，他没啥负罪感，这种才是最大的BUG。

3、人类因为群居才在自然界存活下来，所以人类的基因里就有厌恶族群相残的基因或者倾向，所以杀人狂魔人杀多了，也会内心不适。

4、整个电影比较无聊，一度看不下去。

历史上的屠杀太多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憎渍家的野心而死去的人更是比这多多了，一个人徒手杀一辈子，也不如憎渍家快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

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

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

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

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

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

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

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安瓦尔向镜头展示他的钢丝杀人方式

当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讲述当年杀人方法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

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

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

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

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

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

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

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

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

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

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

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

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

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

他恐惧了。

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

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

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

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

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

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

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

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

“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

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

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

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

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

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

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

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

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

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

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

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最大的特点是角度非常特别被摄者是参与屠杀的流氓，而不是受害者，这一点与普通纪录片大有不同。

实际上通过杀人者的角度来阐述事件，更能体现出事件的残忍，同时这些人的轻松的举止也更体现出所述事件的客观真实。

尤其是某个当地武装头目向当地华人一个个收钱的事件，“一边讥笑一边说谁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呢”就连面对受害者也是笑脸相迎，同时还骄傲地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来。

这样的角度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制组不再着眼于被害者有多可怜，而是着眼于加害者有多嚣张，观众在这样角度下受到的冲击力会更强大。

反过来看，这些加害者走上舞台缺是万众瞩目，众星捧月。

政权领导者公开追捧所谓自由人组织而成的青年团，却不顾普通人民的正常生活，去支持“在其他法制国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恶劣违法行为”，而受害者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出身备受排挤折磨，纵观整个国家的状态，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讽刺意味。

中景、全景为主的景别中景是新闻报道和叙事的常用景别，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事情和情节，同时又不丢掉太多细节。

在纪录片中使用中景，是一种更为直接客观的拍摄手法，对于被拍摄者来说，这样的距离感也是很舒适的。

所以不论是讨论政治立场，还是讨论残忍的杀人过程，阐述者都能没有防备地进行完整的描述，并且还可以捕捉到所有的动作和表情。

用最简单客观的叙事手法再现最残酷的事实通过叙述政府与人民的现状，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年前事件发生时与现状的对比。

所有叙事者对事件的态度都如此轻描淡写，则更能看出事实的残酷——通过杀死反对者换来的一时平静。

尤其是青年团长一边打着高尔夫，一边描述自己如何带人去杀死共党的经历，这是一种尤为鲜明的嘲讽。

多角度展现人物之间的联系主人公冈戈与报社老板、省长、青年团长等人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但这些人同时又大有不同，从而体现出这一派的整体形象。

这些人自称为自由人，只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只遵从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去做事，观众不禁会联想到这样的社会与自己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从而产生更多的政治思考。

感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片面的法律、强权的军队、畸形的经济，却没有道德的约束，将变成什么样？

这部纪录片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

他们不是真的恨中国人或共产党人，他们只不过是被政府和军队利用的政治工具。

当一个男人骄傲地说自己因为参加屠杀华人的行动，于是毫不犹豫地捅死了自己女友的父亲，并且开心地笑出声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事实，바로在恶魔和政治面前没有道德与理智可言。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恶的一面，但恶魔一定没有善。

“我不需要赞同那些国际法律，只有胜利者可以定义罪行”

字幕里有一句，电影里好像没有。

00:00:35,370 --> 00:00:47,030人类法律禁止杀人，所以一般杀人者都会受到惩罚；而那些杀人如麻，又以此吹嘘的人却能逍遥法外。

——伏尔泰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兄弟太惨了，1960s被残害，2000年左右好像还是有一次残害事件，现在2010s还是在被公开敲诈！

可是他们为什么离开故土和亲戚朋友？

为什么跑出来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讨生活？

为什么跨越千山万水去那个生番横行的鬼蜮呢？

因为可能待某些地方更危险，在那里更被敲诈得更狠，在那里会受到更可怕的非人对待！

在那里杀人更多人的老疯子，因为自己的待遇和子孙的特权，现在还在用各种方式吹嘘自己的赫赫战功，其实就是杀人，杀好多人...在那里公开敲诈更是横行，它们讹诈你的方法更绝更狠，巧妙和阴毒到极点，你得赔笑脸说好话求着它们，它们才会勉为其难得收下你主动献上去的保护费...我是说美国杀印第安人，交所得税，他们才不去美国，你懂的........印度尼西亚的野蛮生番对杀了这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是可怕，但是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还冇有进化好，几乎不算人。

而且不管是真是假，最后一个老刽子手内心还是受到极大地煎熬，或者他的灵魂下了地狱，从精神层面已经得到了报应。

电影充满了隐喻和讽刺，我的欣赏水平较差，有些看不太懂。

但是至少能看出来：整个恐怕只是一个缩影！

影片有特色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