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

我很喜欢的一档影评节目，用“焦虑感”去总结《金都》所营造的氛围：两个香港人的蜗居、一个大陆人对香港身份的渴望、长辈的催婚、逼仄的、服务中低收入人群的金都商场。

我对这种令人精神紧张的生活状态印象颇深，因为在香港短暂停留时也租住过所谓的劏房。

然而，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却体会到某种比焦虑感更难表现的内容：按社会习俗来说，这种情绪叫做就业之后、结婚之前的尴尬；从主角们的心路历程来看，我却更愿意称它为漫长中年时代的漫长疲惫。

这疲惫跨越深圳河，横亘在两岸八零后的日常生活里。

在我看来，通过《金都》对两岸疲惫感的展现，导演黄琦琳不知不觉绕过了身份认同的鸿沟，捕捉到2019年前后两岸共享的某种“时代精神”。

女主角阿芳的性格有点逆来顺受。

她在金都商场里的婚纱店打工，租住的房子夜晚也被金都的霓虹灯映得通红。

她终于和同居了几年的男友走到结婚的门坎上，才发现自己当年为了赚快钱而假结婚的对象，到现在都还没有和自己离婚。

她遍寻不着这个只存在于政府档案中的大陆“丈夫”，却被“丈夫”在金都商场的扶梯上堵个正着。

大陆人希望她帮忙把流程走完，她却在暗暗纠结自己是否愿意和现任男友走进婚姻。

随着阿芳想法的变化，一系列故事就此发生。

从阿芳的视角看出去，她的生活简直浸泡在发霉的气味里。

男友在她面前极其随便，游戏机不停、指甲刀不收、厕所门不关；两人都在婚庆行业做事，见惯了与爱情无关的婚礼，自己也对婚姻缺少热情；阿芳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穿衣打扮都要受男友监视，虽然好朋友还是有的，但就连好朋友的工作也还在金都。

夜晚红灯之下，男友抱着她求欢，她却没有兴趣，只是觉得不便冷落他，才由他抱着。

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比恋人关系突出得多。

游戏、孤灯、采光很差的房间、以及这对香港情侣无数个下午中的一个。

与此同时，之前假结婚的对象出现在阿芳面前。

这个大陆人杨树伟要的是香港身份，想的是多点自由、多点改变。

他眼中的自由自在，除了拿着香港身份证到处旅行之外，还有不着急结婚、去洛杉矶生活等等。

杨树伟不守规则、对着女生抽烟、为人急功近利、为达目的不太在乎手段。

但在这部电影里，上述特质竟然构成一股微带土味的清新空气，像是在女主角不眠不休的霉味生活上突然开了一扇小窗。

阿芳和男友缺乏主见、随遇而安的日常，也因此被杨树伟执着而单调的进取心打破。

导演用的是在香港学过表演的大陆演员金楷杰，把这位打扮、谈吐都很入时的大陆角色塑造为农村子弟，而且连他家乡到底是福州还是惠州也没分清楚。

这些缺陷确实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但瑕不掩瑜，大陆人寻求改变时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绝对是可信的。

这股劲头野蛮生长、自顾不暇，与上述的香港八零后情侣一潭死水形成鲜明对比。

导演提到这个大陆角色时，说他“有点追求自由，骨子里那种价值观却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有点不同。

这种中国内地的人，对于我或对于阿芳的冲击……（帮助）我们跟着主角去反思和尝试离开自己所谓的舒适圈。

” 我很喜欢这段表达。

导演不仅直面香港故事中的大陆因素，而且竟然能用“冲击”这个词去形容大陆观念对一个香港故事的影响，这里面透着香港艺术家难得的客观角度和人文精神。

为了成功离婚，阿芳和大陆人杨树伟在家居店补拍生活照。

杨目光炯炯，阿芳的眼神却一如既往，有点涣散。

具体到影片中杨树伟和阿芳的几此对话，就可以看到导演塑造人物关系时如何不落俗套。

杨树伟口中的“自由”是毫无政治含义的、纯粹利己式的自由；但为了追求利己目标，他身上却时时透着一股阿芳和男友早已丧失的活力。

阿芳不愿意用微信、因为害怕被监视，杨树伟马上反唇相讥：你现在走到哪里都要向男友汇报，这种恋人关系不也是一种监视吗。

杨树伟的活力不是什么正面的东西，导演也没有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高下之分。

她着意刻画的是某种人之常情：你的活法或许与我不同，却能给我当下的困境带来启发。

阿芳不需要接受杨树伟的生活、更不需要追随他那些漏洞百出的生活哲学。

但杨树伟的活力和折腾劲儿，却最终帮她走出了一段漫长的疲惫。

讽刺的是，杨树伟的结局却是疲惫的：等了许多年的香港身份终成泡影，身边的女友逼得他奉子成婚。

他打开门接待走出香港的阿芳时，身上那股向往自由的活力也走到了尽头。

阿芳借花献佛，把杨树伟之前送她的彩礼原封不动地推给了杨的未婚妻。

杨树伟直推脱，未婚妻却掩饰不住喜悦，匆匆拿钱道谢、去厨房切水果待客。

这段戏，阿芳洗去了一身疲惫，显得温柔笃定，言谈举止间甚至带着点雍容。

影片最后的镜头，是阿芳在大陆乡间的背影。

由于导演本身渴望在阿芳身上寻求与自己的和解，这一段影像也被处理得如同长出一口气般轻松。

但我最喜欢的，却恰恰是电影本身所描摹的疲惫和不轻松。

阿芳并不差，她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温柔安慰男友，懂得待人接物的常理，日常打扮虽然不入时、但从来算不上难看。

这是一个温柔得体的普通人，为了离婚给杨树伟拍下那张婚纱照时，照片里的样子也和婚纱影楼橱窗里的佳人一样美。

她看得到生活的尽头，不代表她的生活很差；她只是疲惫地活着而已。

正是这种贯通全片的疲惫气息，才让《金都》的细节显得那么精准、完整。

描摹日常是最难的，大艺术家能透过日常去表现真理，而有天赋的小艺术家则往往靠直觉、靠观察、靠反思，就能拍出一批社会切片、组合成完整的电影，模糊而精确地展现独属于当下的某种气韵。

用影像世界传达横跨深圳河的疲惫感，这就是《金都》送给观众的最好礼物。

金都，看完了。

开头短短五分钟就带给观众那种被操控被压迫的窒息感。

镜头也都是通过物品把人物包围住，加强逼仄感。

就是那种很舒服的小格局香港电影。

大陆人想移民真辛苦啊…金都导演自己就移民了，应该比片子里的人容易一些…他们屋里那海报是不是《暖暖内含光》啊？

因为断网所以连着看了两部早就下好的电影，明显觉得更好看且更专注了，不会脑子乱糟糟的想别的，也不会一闹心就暂停跑去刷视频，看电影前还看了一小时书，是平时不会啃的偏学术的书，每次断网都能让我找到某种平静，克制堕落的享乐的大脑放空尽情走神的欲望果然光靠自我是不太行的，还是得靠外力…久违的找到了某种观影快乐，但如果让我一直断网大概会更焦虑。

困兽，困坐，一辈子没法逃离，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这些？

比这精彩的，深刻的，我都看过，第一时间想起了双雪涛聋哑时代的第一个故事，从单纯故事上讲，那个故事一个结尾的震撼力就远胜这片子了，就像看这片子是一直想要是最后啪一下10年大陆男杀妻，那多有力量多深刻，但这么平静这么细碎地讲出了婚姻的可悲，正是这片子的稀缺性。

4分。

终于意识到最合适的这电影的词，轻盈。

近年来，正宗口味的港片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香港导演北上发展，合拍片成为他们创作的重心。

而新一代的香港导演更倾向于拍摄低成本的独立制作，这类作品往往采用平民视角，生活气息强烈，同时大胆瞄准现实话题，勾画出香港社会和香港人的真实面貌。

近年来的《踏血寻梅》、《一念无明》、《沦落人》、《翠丝》都算是代表作，而今年接踵而来的《叔·叔》和《金都》也毫不逊色，尤其是这部出自女导演黄绮琳的处女作《金都》，绝对是近年来港产片里的惊喜之作！

《叔·叔》和《金都》两部作品都异曲同工地将某个特定群体的感情生活作为描述重点，前者是老年同性恋人，这部则是适婚的年轻男女。

剧本以真实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个婚纱店女员工和婚礼摄影师拍拖多年，正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女主角却无意中发现自己过往的秘密，导致婚事一波三折。

影片以平民化婚庆圣地金都商场作为拍摄背景，大部分情节均发生在男女主角的工作场所及其蜗居的爱巢里，平民百姓的烟火味弥漫着整部作品。

叙事以女主角的视角展现，她在和真老公结婚与假老公离婚，两件“人生大事”之间奔波，幽默地刻画出香港年轻人对待婚姻的态度。

女主角只想结婚后搬离原先的金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而男主角则对母亲言听计从，对未婚妻的控制欲有增无减。

两人都对婚姻没有太多主见，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何要结婚，于是深陷在各种小事里反复纠缠，在争吵与发泄中失去信任。

在精准的日常细节和生活化的通俗对白里透露出香港年轻人对婚姻本质的感悟，并非进入到人生另一个成熟的阶段，反而是从一个围城跳到另一个围城，像极了女主角在宠物店看到那只肚皮朝天的乌龟后的举动。

更出色的在于假结婚情节，以及假老公这个角色，进一步印证婚姻岌岌可危的本质。

结婚也许并不是两人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可能存在着金钱交易、互相获取利益的虚伪性。

这一段讲述女主角与假老公离婚的情节极富喜剧意味，金句层出不穷，导演对这种社会怪现象想必提前做了一番资料搜查和深入研究，目的并不仅限于增添影片的趣味性，更重要在于引出婚姻与自由的探究，这无疑是令作品高于同类型题材的关键。

结婚后是否没有自由？

不结婚就一定有自由？

这种辩证的思考在女主角与假老公的诙谐对话里不断溢出，在令人反思婚姻本质时，似乎也发散出若隐若现的政治意味。

近年来，大陆与香港的矛盾冲突在不少港产片中有所反映。

意外地，在这部影片中却是以一种毫不偏颇的方式呈现，令人耳目一新。

曾几何时，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成为了根深蒂固的常态，没想到在此却能看到大陆人对香港人的讪笑：“千尺豪宅”、“赶着结婚的香港人真老土”，还有诸如现金和电子钱包，蹲地时脚后跟着地等等，这些密集式对比呈现的观点留给观众广阔的思考空间。

不论是（表面上）女主角对结婚的抉择，还是（隐喻层面上）针对自由的论断，剧本始终秉持着一种中立的姿态，这种悬而未决的价值观给观众对影片主题有各种开放的理解。

由此，举重若轻的叙事与启发性的剧本不断闪现出难得一见的导演天赋。

作为一位新人导演，黄琦琳在这部处女作里喜悦地与观众分享了她的迷影情结。

从贴满家中的各种电影海报，到男主角如厕时手捧的书籍，再到拍摄男女主角同床时的摄影角度和颜色，暗号般的迷影细节填充在叙事的空隙里，既是在向影坛大师导演致敬，也似乎在酝酿着港产电影的又一次新浪潮。

喜欢单身的就单着，喜欢俩人一起的就合着，谁都别劝谁，一旦有了‘牺牲’的感觉，怎么着都不对了就。

操蛋的就是单身的巴巴的说单身多妙，您甭急着结婚。

操蛋的是结婚的对着没结的巴巴结婚多美，您得尝尝。

当然最操蛋的就是没想明白自己乐意不乐意呢，硬是被逼着随大遛儿，就张罗着要结婚了，结果辜负了想明白自己要结婚的枕边人。

这是活生生的蠢人误事啊。

最后您吃着粉就开心的拍下了客厅大的桌子，多任性，多自由啊，然而又是多矫情，多啥比啊。

3月中旬，日本大阪疫情开始蔓延，大阪亚洲电影节在极其微妙的局面下，放弃了电影节最重要的Q&A环节，依然如期展映了所有电影节的参赛参展作品。

而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导演在没有Q&A环节的情况下，依然来到大阪。

从去年年末开始引发热议的香港电影《金都》的导演黄绮琳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有幸在大阪和黄绮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

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采访首发于日本媒体“映画.com”（部分）转载请注明）

“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首先想问您【金都】这部作品的制作背景。

黄绮琳：因为我从小就住在金都商场对面，就小时候看到商场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裙子啊婚纱，就会想说长大之后要穿这个结婚什么的。

但是当我长大了到了20多岁左右，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结婚了，然后我就给姐妹们当伴娘，就觉得结婚并不是那么的梦幻，美好的一件事，然后就开始想说为什么人要结婚呢？

为什么到我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其实除了结婚，一个女人不是事业有成的话她还能干嘛呢？

她是不是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呢？

所以我就，其实也是一直对结婚这个题材很有兴趣。

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不知道原来结婚和爱情有关系，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人，他们从来不会在我面前拉手啊亲嘴，我是一次都没看过。

所以我以为想说，我就5，6岁的时候问妈妈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老公，我以为是政府派给我的。

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哇，原来是和爱情有关系嘛，我完全是很惊讶，所以我觉得结婚这东西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很想自己第一部电影就说一个我一直有兴趣的题材。

想请您为日本观众介绍一下金都这个地方黄绮琳：金都商场其实在香港差不多90年代左右就有一个主要围绕结婚主题的商场。

那结婚主题的话他们什么都有，比如说喜帖啊，婚纱啊，礼服啊，结婚的服务，什么都有，有三层，地下还有一层，总共是四层，然后上面就是一个住宅，住宅也是很多不同的公司会在那边开，比如像说上面有一个侦探社，然后也有一些中医馆，就整个金都商场旁边也有一个中港的旅游巴站，所以整个地方是很混杂的一个有趣的地方。

然后他婚礼主题那些服务也不是那种很高档的，他是那种很平民化很便宜的一个价钱，所以很多香港人他们结婚的话就会去那边看，就好像一个展览会这样子。

然后您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还是经常会去那一块？

黄绮琳：对，其实在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就在它对面，那个联合广场，就两边就是两个霓虹灯，就是在对面，所以我其实那个剧本我是看着金都商场的那个牌一边写的。

这部电影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剧本的？

黄绮琳：在2017年的5月，就是我刚刚30岁的时候开始写的。

其实就是30岁生日那天就觉得哇，我人生好像很失败，这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然后电影也还没有拍过，然后就起床就写了。

写完之后再拿去参加那个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然后就开始拍。

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当年12月就公榜，所以整个大概写了半年以后，拿了那个基金之后再改，我们就在2018年的11月就开拍。

这之间有没有和周边的朋友啊和我不知道您学校是什么样的，和老师有过交流吗？

黄绮琳：剧本上是拿了那个基金，得了奖之后才跟他们交流，有跟我的监制，我的一些编剧的前辈去给他们看剧本，也挺多前辈有给我意见。

剧本是申请的时候，您交上去之后，得了奖之后，还是可以再进行修改的是吗？

黄绮琳：对对，其实也修改的，整个主题没有变，整个我想表达的没有变，但是里面的剧情有一个最大的改动就是我把里面本来有的侦探社的一条线拿走了。

因为本来想说上面刚好有一个香港侦探总会，那应该要把金都商场这个特色也写进去吧，但是写完之后就觉得，一来是我那天取材提问他们说侦探社不是可以公开他们的工作范围的，所以我没有拿到资料。

另外就是我写完之后觉得很像日剧，就比较具有戏剧性，所以觉得跟我整个风格有点不搭，就拿走了，所以里面本来是侦探去找杨书伟那个很大的剧情就没有啦。

“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您刚刚也说到戏剧性，然后您之前也说到那个关于婚姻的问题。

这部作品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在婚姻与幸福之间这种描写相当细致，而且这种细致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就是刻意去营造这种浪漫或者什么，就是很多应该是属于浪漫的东西，您都藏着没有很刻意的去描写，包括阿芳和爱德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您几乎没有怎么去触碰，好像是现有已经存在的，然后是之后他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方向，是围绕着那块故事展开的，这是不是您在创作之前就很希望营造出这种氛围进行拍摄？

黄绮琳：因为我觉得很多爱情电影都是写追求爱情和爱情很甜蜜的一个时段，但是对我来说我很长时间，其实我常常是有跟不同的男生拍拖，也不能这么说，我有长时间在那个关系中，现在没有，然后就很长时间我没有跟电影一样在一个很浪漫很甜蜜的状态，我是完全没有的。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觉得我是处于一个分不了手的状态，是出于一个生活跟关系有很冲突的一个状态。

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讨论男女关系的话，我觉得那一部分才是最大的我想讨论的。

非常直接的去描写这方面的矛盾，以及真正的爱情是什么这一块是吗？

黄绮琳：对，我也很好奇其实是只有我是这样还是说其他人拍拖都很开心，是我自己麻烦，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分是被忽略了，在其他的电影里面没有看到很多。

这方面我觉得导演在描写方面特别纯粹，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不一定是那么纯粹的，很多人结婚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婚了，现在国内这类事情不少，很多婚姻甚至不是双方决定的而是周围的人制造出很大很大的压力，造成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导致最终婚姻的破裂，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社会形态？

黄绮琳：其实香港的离婚率也是蛮高的，越来越高，我也是很多朋友他们已经经历过结婚离婚再结婚，我还是一次婚都没结识比较失败。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大家可能是对于结婚这个东西的看法很多时候都没有共识，究竟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承诺，有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法律的制约，然后有人觉得他是一个爸爸妈妈叫你做就做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也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对他的看法都不一样。

所以你很多人告诉你去结婚然后你结婚了，然后你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会离婚，所以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理解结婚这件事才导致了很多问题。

黄绮琳：对，结婚是什么没有想清楚。

“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影片中另外一个主题，或许就是“自由”。

影片中也说到了很多身份的问题，但其实很多人身上的问题，其实和自由活着身份什么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和他自身有关。

黄绮琳：是有，但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本来我想写剧本的时候纯粹是想写一个你们不要逼我结婚啊，你们结了婚很厉害吗？

我就是要自由啊。

本来我的计划是我拍了这电影经常的观众看完之后，一出去就要离婚，我要写一个这样的电影。

但是现在没有，因为拍完写完之后，我自己有一点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所谓自由，您以为结了婚没有自由，但是其实自由这东西不光是跟婚姻有关也跟你生活有关，或者两者都没关，是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看待生活怎么去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创作者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去年颁奖季的另外一部作品【别告诉他】里面的台词也说到，中国现在这么的好赚钱，那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其实很多在这方面大家或许都是一厢情愿是觉得美国更好，但是美国对他们而言是不是真的好，他们没有去深层次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好多问题也许就卡在了那里黄绮琳：对，所以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地方最有自由，就是一个怎么的人要选择一个怎么地地方去生活。

我刚刚也在飞机看了那电影，挺好看的。

这次影片中谈到了假结婚的问题，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来日本的，然后日本其实也存在着假结婚的案例，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到这里和日本人结婚，然后为了那一张签证，然后可以在这里生活。

黄绮琳：我也想来（大笑）这种事例很多，这次您拍摄这个故事有做过一些调查吗？

黄绮琳：本来其实只是很纯粹的，因为我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念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的很多朋友，应该是说我那一届的导演班全部都是中国来的同学，然后其中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跟他结婚，因为跟他结婚之后他就可以不用念，就直接可以留下来拿香港身份证。

那时候我就想假结婚这东西对结婚来说有一点讽刺。

就说如果我喜欢那个男同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真结婚了呢？

但是如果我收了他钱是不是就假了，那么这个真假的定义是什么，我就开始想。

所以我在想说要拍一个结婚的电影的时候，我也挺肯定自己要用假结婚这个题材，然后我就开始去搜一些新闻，就几年之前香港很多新闻也有说很多假结婚的后遗症开始出现，因为10年之前香港确实很多中国内地要来香港的人跟香港人假结婚，然后隔了差不多十年之后那个问题出来就是找不到假老公找不到假老婆要他们结婚才发现，就跟电影一样。

然后我就在搜索的时候，不知道那个电话是不是有监控，我收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在line，一个是在微信，就想说有中介问我要不要赚钱去结婚这样，我就发了个信息回了他说我有兴趣，然后就用了阿芳的资料，说我二十多岁什么什么，然后就跟他去拿那个资料，然后他打给我我也跟他谈了两次电话，真的问他这个流程是怎样，到第三次我说其实我不是有兴趣，我是一个编剧我在写一个电影，然后那个中介就屏蔽了我，就没再给我联系。

然后我再通过其他朋友，他们有接触过这类案例的人，再拿资料。

做了很多资料创造出这个人物吗？

黄绮琳：对，那个人物其实很像我自己，只是中间那个假结婚要办什么婚书啊手续那些要调查一下。

假结婚那块现在香港还有吗？

或者说是不是比以前少很多了？

黄绮琳：我觉得是，中国来香港应该减少了很多，因为我电影学院全都是内地同学嘛，其实他们每一年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讨论的都是拿不拿身份证，其实在香港的情况好像是不拿比较好，就13，14年左右，然后过了几年就是可能可以申请一下吧，然后就是不，现在情况不好，所以其实我也挺了解他们对香港的看法，他们好像杨书伟一样，要不要去又不想去想去，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也挺像我电影里面的。

这其实也是无法逃避，或者说您想逃避但又会不自觉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年香港一系列的变化，对您自身有什么影响吗？

黄绮琳：这个电影如果是现在拍的话肯定是故事不一样了，太子也不是这样了现在，所以我怕里面有一点过时，剧情和中港关系都有一些过时。

然后其实变化很大，我其实自己拍这个电影之前我31岁的时候拍，是完全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

然后18年的11月开始拍，到我们差不多拍完全部就是19年的5月，然后之后世界不一样啦。

可能是那个变化比较表面化出来了，那个问题一直都在，只是把他表象化了一些。

所以现在很长时间会想一些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

我就也挺阿芳的，吃完那个福州面之后我要去哪里了，我下一步要怎样，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除了香港现在这样的情况世界现在这样的情况之外，也挺大关系是因为我爸爸在19年2月的时候走了，他离开了之后我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好像没有一个责任再留在香港，好像这个世界什么地方也可以试试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有很认真去想我自己其实是不是要离开香港一下去其他地方这样。

是的，很多与其说是住在哪里去哪里，还是要我自己今后考虑一下更好，所以您选择要来日本学习？

黄绮琳：对，拍完这部电影很长时间，除了三个月在日本之外，我刚刚在参加大阪电影节之前，我是在美国一个多月，然后就很多时候想说，啊30多年没有离开香港，不如去看看其实外面是长什么样的，也好去认识一下，也好去增加一下自己去创作的养分。

去年这部作品去金马展映，然后台湾观众有和导演交流感想吗？

黄绮琳：有，很开心和他们交流。

我觉得台湾观众都非常热情跟他们都看了很多电影，而且对电影的讨论都很认真，然后我也从他们的问答中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有一场跟他们一起看，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杨书伟一出场只要他说的对白有自由两个字他们就笑，他们觉得中国人讲自由这个字本来就已经很冲突很搞笑，这个我是在香港没有的一个情况，要来观众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他们的看法也跟自己当时的状态有很多关系，因为他们那时是在大选之前，就是那个气氛是很有趣的。

所以就觉得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之前有去韩国首尔，现在在大阪也有跟观众一起看，我就留意到亚洲不同地方对于电影中的笑点也不一样。

比如说在日本，里面有一个台词是杨书伟问阿芳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老婆的孩子，然后阿芳就是肯定是男生，因为女生的话你才不生，打掉。

这个在日本也有挺大反应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日本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吧，我不知道，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也有关系，所以那个笑点跟他们的文化也有挺大的关系。

“日本观众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挺开心的”这次在这种情况下（3月中旬，日本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您还能来到日本和观众交流，其实电影节组委会也非常高兴，很多观众也非常高兴。

黄绮琳：是很幸运，因为我之前一个月再美国不是从香港飞过来的。

公映结束后也在外面大堂和观众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吗？

黄绮琳：可能不行，因为不能聚集（笑）之前有对这个电影节有了解吗？

黄绮琳：了解。

因为之前几年都有看到香港的电影来，他们还有聚焦香港环节，因为是有合作。

这次您过来，虽然最终没能举行成Q&A，但您感觉电影节氛围怎么样？

黄绮琳：我觉得日本观众的上座率是很好的（两场都满座），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观众很多时候电影节啊买了票不去，然后或者是他们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在香港日本电影节他们都不会看完片尾。

然后在日本我去外面不是电影节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会看到最后。

我就觉得日本人是不怕闷的，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这个让我挺开心的。

“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这次您来日本学习日语，然后从小是不是也看一些日本作品，接受一些日本文化？

黄绮琳：日本的电视剧我有看，电影也有，漫画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一些，但我动漫看的不是特别多。

主要是其实去我去大阪学日语是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妈妈学了日语20多年，因为她有在跟一些日本人做生意，她是做皮具手带的，所以跟她一起来才开始接触日语，然后其实是很喜欢，很想留下来。

有什么深受影响的日本作品或者人物吗？

黄绮琳：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吧。

然后也有那个电视剧的编剧，坂元裕二，就看他的作品都觉得嗯，很有感觉。

在香港也有时刻关注着日本的新片之类的吗？

黄绮琳：有，很多身边的人，我们70后80后都跟日本有一种不知为什么的情结，很喜欢日本，然后就会觉得日本出品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那您自身认为日本的作品也好文化也好对您而言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黄绮琳：我觉得是认真，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是非常认真，你看你去超市，他们收银员放那个东西，把东西放进篮子是放的那么的整齐，去美国去香港就是乱丢，你就会觉得人家一个收银的妈妈，都那么认真去看待自己的岗位，你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没有认真对待你写出来的每一个字，你拍的每一个镜头，我真的会觉得很羞愧，我真的要像日本的每一个人去学习他们的认真对待每一个东西。

这次这部作品参加亚洲电影节，其实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有很多亚洲各国的共同合拍作品，然后现在香港和内地合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现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合拍也好，和韩国的合拍也好，包括韩国和菲律宾的合拍作品这次也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公映，您觉得未来亚洲电影这块，特别是在【寄生虫】获奖之后会有什么更大的改变？

黄绮琳：亚洲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吧，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香港可能会被他们遗忘了，可能他们自己合作没有香港的份，因为我觉得可能，嗯，香港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市场很小，我们要拿出自己的长处吧，我们香港比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可以大家交流学习呢，是不是我们有特有的文化，还是说我们有特有的技术，还是想说有特有的想法呢，我们也需要加强自己各方面才会能跟他们学习交流的时候能互相的学习。

“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故事”最后想问您，导演关于您自身的问题。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想成为电影导演的？

黄绮琳：其实每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我都有一点害羞跟觉得羞愧，因为其他都会说我从小就想当一个电影导演，但我却不是，其实我以前主要是喜欢写东西，中文中文比较高分的样子，会写小说啊，有写歌词。

然后长大了，念完大学，其实我是生物学系的，念完之后觉得科学好像不是我整个人生想对着的，所以我就想说，再念一个研究生这样子，然后就报了两个，一个是广告一个是电影，电影是三年，广告只是一年，然后就说啊我不想找工作念三年比较好，可以多三年再毕业，就选了浸会大学的电影，选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挺开心的，写东西拍东西，然后就毕业之后就去当编剧。

当编剧跟其他导演合作有时候就想说，你拍出来的东西不是我写的东西，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是不同，但是有些故事也想自己去表达，所以【金都】这个剧本很有我的个人特色，所以就想自己去拍咯。

您第一次拍片什么感觉黄绮琳：其实拍的时候很没有信心，每天都在想我要死了，我以后不拍了，拍完这个我就做编剧算了。

但是拍完之后，上映后有一些好的评论，有时候也会偷偷想，嗯，下一个作品要干嘛干嘛。

下一个作品有什么头绪吗？

准备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黄绮琳：有，去年来这边念书，班上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然后听他们说为什么要来日本，然后听到很多爱情故事，听了很多有趣的生活的故事，所以想拍一个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一个故事，感觉风格会比较，也是关于人口流动的。

摄影：朱恒斌整理：Ruby

簡體版：https://mp.weixin.qq.com/s/N-_fHIz8LiON6qKZkUX0Cw女性性從一開始就不屬於女性，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鄧麗欣飾演的女主這麼“愚蠢”，她看起來逆來順受，毫無主見，為了逃離家庭而掉入了另一個家庭。

不過，這也是為什麼厭女文本最“貼近”女性——那些吹捧大寫夫人或者女強人的文藝仍然不能表現出父權制之下的女性性，唯有充分地表示愚鈍與邪惡的女性形象，那才是最為真實（也是最為普遍的幻象）的女性性。

女性性不在於女性，那麼在哪？

這在於別人的目光——由婆婆（父權代表）看到的媳婦，由男朋友（丈夫）看到的老婆，以及女主去看別人的老婆——這就形成了一個話語環路，即女性性的外在釐定以及返回自身的一個循環，但是歸根結底這種主體性仍然是在外的，而回到自體卻無所適從。

這個驅力的過程則是以快樂為準的——或許用享樂（jouisancce）更為準確，享樂不等於快樂，而是一種碎片化事物，這是失落而無法復歸之物——越不存在，你就越想要，越快樂就會越痛苦（反之亦然）。

因此我們能從男主女主中看到男女的兩種享樂，男性的享樂總是順從大他者的，卻也在爭取不可能性——快樂的婚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非常“媽寶”（任由母親為自己拍板），也很懂得詼諧（懶叻），這種短路便使得他表現起來非常娘娘腔而沒有主見（俗稱“大唔透”）。

女主的les朋友因此說男主像個女人。

那麼，女性享樂在哪？

這不是我上述所言的女性性，而是一種疑問：che vuoi？

你（大他者）到底要我做什麼？

營營役役的未來婆婆和未來丈夫都墮入了這個話語結構，包括結婚一定要買樓，還有男主質疑她假結婚和貞操，他們實際上不為結婚貢獻什麼（也就他們自己覺得結婚是“本分”），但是卻站在大他者的角度來要求女性擁有好的女性性，也對壞的女性性進行糾正——在大他者的擔保之下，他們是可以為所欲為的，這種壞無限帶來的便是女性性的永恆之惡。

所以，女性的癔癥同樣不是外來的病症，而是女性的內在——即質疑大他者（如安提戈涅），女主的癔癥卻真正的使她擁有了自己的主體性——她從原本的隨波逐流變成了逐漸擁有主見，學會了解別人的慾望（也是自己的慾望），並且懂得拒絕男友的死纏爛打，這都是在脫離金都才實現的——這種女性出走的戲碼是很經典的隱喻，卻不只是隱喻——正如金都是香港的隱喻，卻是現實。

-分界線-這部電影是恐婚的，但是這裡面有一個特殊因素——那就是有一個突然闖入的第三者，而且是以大陸人形象出現的。

這個大陸人剛出來的形象就是渴望自由世界的典型，但是他發現自己被婚姻（實則是未婚成孕）困住了，於是無論什麼樣的自由他都沒了。

然而，這裡仍預設了婚姻是不自由的，而不結婚其實仍然不代表自由，女主最後逃出金都，這恰好體現了緊張狀態的解除——就像嬰兒以fort da遊戲來消除對母親的焦慮，這時候逃出金都（香港）就是個fort da遊戲，但是她終究也要回去，也要回去面對可能的婚姻（只是很可能不和男主一起）和其他被人框定的“幸福”生活。

這裡大陸和香港人的想象一致卻又不太一致，一旦有什麼事情，一般香港人都是犯事之後逃上大陸躲避風頭，或者上去嫖娼與包二奶，但是這些事情都是男性的，《金都》的突破點就在於女性和大陸的聯繫。

如果明白在後殖民批評中的黑暗大陸的東方異域想象，就能明白女性性就是黑暗大陸——一個不可捉摸的禁忌，誘人卻可怖的母性超我（男主因此說“大陸人會熔了你”）。

《金都》把“娜拉”出走之後的地點放在了這一超我之後的大陸，卻去禁忌化，把大陸男女的問題給體現出來——他們的婚姻的難題和女主面對的一樣，其實大家都是受困於自己，而不是被別人給困住——一堵墻總不是擋著一邊的人，而是擋著兩邊的人互相來往。

毫無疑問，香港代表的的原有的自由幻象（於大陸人看來），總是更容易被外人擊破——大陸人直接指出香港房子又小又貴，只是為了自由——為了一個和大陸不同的幻象而一直被慾望牽著走，最後才發現自己不需要單程證，女主也是如此，這就是穿越幻象帶來的未來——幻象總是不可靠的，但是為了有什麼“靠”一下，那還是要重新弄點什麼，在戲中表現的則是將創傷再符號化（買了又大又貴的茶几）。

經過如此的分析，這裡的隱喻就不算隱喻了，Prince Edward既是愛德華王子和太子地名的象征，也是男主的名字——香港的“男性性”就是如此，他深受港英殖民影響卻仍然未能去殖（原因請自己想），中（大陸）港兩地的聯姻是不成功的，因為兩邊仍然沒有看到女性所在——每個人都有男女兩性，但是這一視差不是代表一刀兩斷，而是一分為二：唯有站在對方那裡才能了解自己，進而才能了解彼此。

因此齊澤克提出在人們越來越疏離的時候，應該互相“異化”——在差異之中進入彼此，两地需要的不是經濟契約式的婚姻，而是拆墻——先拆掉心裡頭的隔閡，而不是把對方當做洪水猛獸。

然而我說的是一，又是多——沒有特殊性就沒有普遍性，而普遍性是特殊性的最後實現——從來都不是團結完再鬥爭，而是在鬥爭中求團結。

《少年的你》：在差异中进入彼此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634604/

电影有个很棒的隐喻，阿芳买乌龟的时候，不是她自愿要买的，但她就被老板莫名强卖了。

之后她回到家，她丈夫说，你不过是把它从一种禁锢带到另一种禁锢里啊。

阿芳饲养着乌龟，渐渐也与乌龟产生了感情。

就像影片中的阿芳自己，她没有嫁给爱情，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莫名推进婚姻的坟墓，从家庭、生活的牢笼来到婚姻的牢笼，区别是笼子更小、桎梏更多了，但她也慢慢能接受和屈从，直到有天她跳出来，终于大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时，她才意识到，自由是多么令人舒坦。

乌龟是缓慢而被动的，就像阿芳自己面对爱情一样。

而她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性格，与自己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从这一段婚姻里，我们应该好好反思当代独立女性如何在这个巨婴男人国里立足。

影片里有一段，阿芳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想要父亲参加自己的婚礼，父亲含糊其辞，自己在那头打麻将玩得不亦乐乎——典型的在原生家庭中缺爱的孩子。

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在成长中都更倾向于不断讨好父母，日后就养成了自己讨好型人格。

所以在买乌龟的那一段，她根本没想买，老板硬塞给她，她也就接受了。

在婚姻里也是，这个男人硬塞给她的许多东西，尽管她不想要，但她还是莫名全盘照收了下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个男人的家庭，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以至于他什么都听母亲的，自己除了上班和打电动什么都不想，面对爱情极其的幼稚，没有担当，只知道不断向女人索取，电话轰炸，根本不关心阿芳真正想要什么。

看的时候我恨不能往这个男人嘴里直接塞个奶嘴来堵住他的迷惑发言。

这对香港人其实是当下很多人在面对婚姻时都会出现的状态，男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把女人变成自己的客体与他者，希望女性在婚姻中满足他们各种需求，比如说，与他承担家庭的负担，帮他抚育子女和照顾老人。

看似好像是男女在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责，但其实这划分是由男人定的，男人把自己当成主角的时候，觉得女性只有两种，一种是被驯服的小鸟，一种是无法被驯服的“荡妇”，只有当我们进入女性视野，以女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才能看到女人在这一生要经历多少不幸与艰辛。

很多人忍不住拿这部电影与《82年的金智英》做对比，确实，金智英就是结婚生子后的阿芳。

金智英带着小孩去咖啡店，小孩不断拍打智英导致咖啡洒了，路人都在议论、不满，希望女人就乖乖在家带孩子，别带着孩子出门了。

然而一个女人所要面对的艰辛与不幸，以及在社会里受到的压迫，没有人能看见。

“凭什么你在认识我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对我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呢？

”这是智英对那个陌生男人说的。

然而来不及俩人爆发激烈的争吵，这段就此收尾，因为，传统观念在潜意识里告诉他们，“好男不跟女斗”。

这个世界说到底，还是男人在指手画脚的世界。

小的时候，女孩子从父母那儿听到，男孩子拉她们头发、欺负她们，那是因为男孩子喜欢她们。

可是没有人问过她们，被扯头发的时候疼不疼，男孩子欺负她们的时候，她们会不会觉得无助与想哭。

再等大点，父母又教育她们，“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反正都是要嫁人的。

”为什么嫁人与读书冲突呢？

因为在他们这句话的潜台词下，嫁人=当男人生育的机器。

于是，在整个东亚地区，无数个金智英和阿芳出现了。

说回《金都》。

其实里面那对大陆人的感情也很有意思。

他俩代表着另一种感情模式，导演明明让这对出现在福州，女人嘴上操着的却是川渝方言，这是有一定用意的。

在川渝地区，女性通常没那么顺从，她们会更为泼辣，所以那个女孩敢直接跟男人吵嘴，告诉男人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最后男人是安稳回归到她身边了——但这是以男人牺牲自由为代价的。

虽然电影里直接表现出来的吵架只有那一场，但当着一个陌生女人的面她都敢这么吵，可想而知在影片没表现出来的地方他们俩经历了怎样无休止的吵架，才会让一个向往着在LA晒着太阳喝着威士忌的男人变得唯唯诺诺，在香港买几罐奶粉，然后乖乖回家，养儿育女。

影片中，大陆男的单程证迟迟没有办下来，我们可以做个设想，如果他的单程证办下来了呢？

他会不会抛下这个怀着他亲骨肉的女人远走高飞？

而且，虽然实际情况是他回归了家庭，但以他这种自由惯了的人，他的心就能安稳下来吗？

一个强势的女人与一个拴不住心的男人的组合，未来恐怕也是不堪想象的地狱吧？

在当下社会环境里，女性地位确实相比过去提高了不少。

但我们应该看到，女性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尊重与平等的对待，因为遗留在人心的偏见和女人不得不面对的生育问题，注定男女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冲突和对立。

婚姻，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两个人的婚姻其实是两个家庭的联姻。

影片中有一段，阿芳谈及婚礼的时候，她认为自己只是在表演的演员罢了。

确实，如果放到大陆，问题会更严重。

婆媳问题、彩礼、房车、婚俗等等各方面千头万绪的东西叫人心烦。

亲朋好友闹婚玩得不可开交，四个长辈能七嘴八舌地吵到他们入土，自己本是婚礼的主角，现在反倒搞得像个局外人。

当人们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刻幡然醒悟：我们结婚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自己本就悲剧的人生变得更加悲惨不堪吗？

难道婚姻的意义，不是两个相爱的人，为了获得神圣的承诺，在真诚的祝福里，相伴扶持着走完一生吗？

人应该是要大胆追求真爱的，不应该被婚姻束缚了手脚。

尤其是一个女人，当你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问问自己，这个男人值得你托付一辈子吗？

将来面对生活的千头万绪，你们有能力一起抵御狂风暴雨来犯吗？

如果你笃定地相信他可以，那么你是幸福的；如果不行，你就像影片里的阿芳那样，把全世界拉黑，给自己的心放个假，远走高飞一次，暂时的逃离，喘口气，好好想想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1、看完这个电影的第一感觉，就是邓丽欣饰演的张莉芳，没有一丝丝的快乐，无论是被求婚还是已经真正离婚后的她，从来都没有感受到快乐。

2、感觉电影里无论是张莉芳还是殷俊荣都不是真正的爱对方，或者是喜欢对方，只是时间到了，应该要结婚了。

张莉芳一直担心被自己男朋友知道已经离婚的的恐惧并不是自己爱对方想跟对方结婚，怕伤害对方，而仅仅是不想其他人知道而已。

影片中除了被知道之后，通过肉体的补偿也没见任何内疚、愧疚的情绪。

3、殷俊荣明显也没有在爱张莉芳，就例如张莉芳所说：“如果是让她选择被公车撞死还是跟其他人有染，他肯定会选择她被车撞死。

”各种的生活上的细节，妈妈丢掉乌龟、买房、订酒席没有询问过她、经常张莉芳在跟他说话的时候，还是选择在玩游戏。

明显就会导致另一方情绪的爆发，但是他不在意，或者心里是想反正抱抱就没事了。

4、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爱的情感并不突出，反而不能感受到被发现结婚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就感觉看起来殷俊荣最后很紧张在找张莉芳，却没有共鸣。

5、当然本身影片的基调就是不知道应不应该结婚，结婚和自由之间的探讨，但是通过从发现已经结婚、解决、沟通的过程来进行思考，但基于他们之间的情感并没有想象中的热烈，反而显得已经结婚这件事并不重要，你会发现即使抽掉这个情节，角色的情绪没有变化的。

最后的结局看似是已经跟自己的妥协，做自己，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整个过程她都是在做自己，因为这段感情中她也没有妥协，一直都在情绪发泄，疑虑。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总觉得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出来。

电影是在尖沙咀的英皇影院看的，人不多。

在香港电影日渐式微的大潮下，这电影有些超出预料的惊艳，电影的完成度很高。

香港近些年来拍的一些轻喜剧的都市爱情小品还挺耐看的，很有味道，可以细品。

编剧不错，这位新晋导演未来可期，她原来是今年爆款港剧《叹息桥》的编剧，刚查了一下，她还有一部《刺杀黄大仙》要在2022年上映，到时候一定去看。

在后港片时代，香港的电影导演基本分化为两支，一支选择北上，比较成功的就是林超贤；另一支则选择留守，还是在拍这个城市的小城小事。

有很多人批评说，现在的香港电影越来越本土化，越来越小众，越来越执着于这个城市的困境，意思无非就是说电影越拍越小。

但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越是香港的，才越是世界的，香港电影描述的这个城市的精神困境同样也在其他城市出现，在精神的放逐与自我寻找的漫长道路上，人类从来都是相通的。

这一部电影融合了香港人拥挤的生活状态，代际冲突，女同，陆港关系等一系列议题，也算是对当下香港青年心理的如实写照。

当我看到男女主生活的拥趸的房间，每天早上都听到楼上的装修声，我当时哈哈哈就笑了，这不和我的日常一模一样嘛。

这部电影的重点在于讨论结婚与自由的关系。

电影中一句台词是，我们常说结婚了就失去了自由，可是不结婚就自由了吗？

其实自由与否，似乎并不是结不结婚决定的。

这其实也与其他命题类似，格式基本都是假如做了某事那你就失去了自由，很多人会反问那不做这件事你就自由了吗？

社会常常强加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规范，我们就常常反叛地以为，假如没了这些束缚，我们就真的自由了。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自由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真的很难说有了什么就有了自由，但是自由的意义更像是一个消极概念的存在，这是针对不自由或者被压迫的遭遇而言的。

我们可以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获得自由，但是我们却应该知道做了什么就会不自由，我们要为抵抗不自由的压迫而奋斗。

我们往往很难在某个状态下说自己是自由的，很难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但假如有些事让我们觉得不自由，那就请毫不犹豫地拒绝它，无论这种压迫是来自资本的，还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

粉碎枷锁所带来的快感往往十分短暂，之后我们就会忙着去抵抗另一种压迫。

但是在粉碎的那一瞬间，我们终于可以高呼：自由了，自由了，我们终于自由了。

又一部婚姻劝退的电影，凭借并不高高在上的视角，接地气的陆港环境，以及最熟悉的粤语语境，令我对这个故事有着特别的亲切感。

作为一个也曾在婚姻大门前徘徊许久的观众，这部电影让我尤为感触。

金都大厦是一个香港的专业平民婚庆商场，相恋多年的男女主都在里面上班，也就近把家也租在了金都楼上的住宅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都离不开金都，所有的故事也自然都围绕着金都发生。

男女主在一起已近八年，早就如同夫妻一般生活，正当他们也茫茫然随约定俗成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却以女主十年前参与过一场过桥移民假结婚为导火索，让生活自此坠入了漩涡，再无法恢复到从前的平静中。

女主阿芳的性格虽没有经典港女的缺点，却仿佛走向了另一个懦弱的极端。

也许受疏离的父女关系影响，她习惯性迎合别人，默默忍受着生活中各种不如意，对自己的恋人，自己的未来婆婆，甚至是街上乌龟店的老板，她一直以这样卑微的态度来面对，直到在与男友关系即将升级，最矛盾的问题不得不面对的同时，遇上了描绘“自由蓝图”的“假丈夫”杨树伟，令她逐渐觉醒过来。

与之相反，男主Edward彻头彻尾继承了港男最让人生厌的一面，他愚蠢又自以为是，妈宝而懒惰，思想传统之余，习惯性地控制着女友的一切。

他限制女友的衣着，不经女友同意就丢弃掉他认为不合适的衣服、宠物，他把生活中的琐碎都丢给女友处理，又同时霸道地私自安排着两人的未来，时不时的短信轰炸，求婚仪式上硬塞过来的戒指，硬接上去的吻，还有争吵时盖住双耳歇斯底里的狂叫都显示出他的幼稚不堪，这根本不是一个即将组建家庭，成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应有的表现。

当阿芳为乌龟被随意丢弃动怒时，Edward的回答是乌龟没什么好养，还不如养猫养狗养小孩；当阿芳反问到了年纪就随大流结婚是否有意思，Edward的理解是对方想要一个童话式婚礼；当阿芳最后提出想男友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时，Edward立即反驳道他的心思全花到求婚派对上了。

我觉得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中，当我们做的事物既没收获意想之中的回报，却反过来将我们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都是一场悲剧，而更悲剧的是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每一个事物都没法理解到对方的点上。

“如果让他选我坐巴士被撞死，还是跟你暧昧，他一定宁愿我死。

”Edward既不自信，也缺乏信任，造就了他难以发自内心去尊重阿芳，也自然而然地无法以同理心去认真考虑对方的想法与需求。

从前，没有契约约束的恋爱关系尚能让阿芳如温水煮青蛙一样忽略掉鱼缸里一点点被蚕食的自由，但当一个反面参照物出现，加上契约意料之外地快速逼近，让她开始有意识地去感知自己即将要为婚姻付出的代价。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强行把婚姻与自由对立起来看待，像结局中，原本选择婚姻的阿芳选择了放手离开，而原本认为婚姻就是不自由的杨树伟却选择了婚姻，可见自由并不只存在于LA，婚姻也不就是自由的坟墓，他们最终收获的自由显然并不一样。

婚姻只是一种形式，带给阿芳压迫感的实际上是她的妥协与Edward的步步紧逼，是这段不合适的二人关系。

这无论是在从前的恋爱中，还是未来的婚后生活，其实都存在。

而在一段合适的二人关系里，彼此应该能真实地发自内心要给予对方美好，而非以占有对方为目的，那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我们都能留出自由呼吸的空间。

从前常说要过二人世界，其实二人各有各的世界，才算是真的二人世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把象征美好的“囍”字演绎成海报上的四个“苦”字。

不经意间，我最迷恋的校花Stephy也走到了中年，看到她禁不住百般思绪涌上心头。

经历过那么多年感情磨砺，分分合合，她在银幕上的演出也越来越顺手拈来，水到渠成，眉目间仿佛就是在叙述她自己的故事一般，可知道这当中是否曾有万刀甲的影子浮现过呢？

精彩，保守推荐，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