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喜欢的作家曾说过，生活，那么轻易地，就会淹没我们。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逐渐成长，在生活的洪流里慢慢变成一个麻木不惊的人。

现代生活像一辆节奏迅速的列车，拖着人们前行，不容许停顿。

常年身处都市忙忙碌碌的男女，不会耐心去等待一次日出，更别提认真观察一只苹果、天空中的云变化的轨迹；研究一棵树的形状、聆听风的呼吸和感受树枝间斑驳的光影。

甚至于也许听见日久不联系的人突然离世的消息也只是愕然一下，然后便很快忘记。

习惯了庸俗的日常，美对于我们是遥远和陌生的。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杨美子大概和常人不同，现实生活的种种困顿与危机和按时造访的衰老，并没有将她变成一个迟钝麻木的人。

她像是田间果实落地后，阳光照射下明亮的果肉。

里面夹杂着纯真的坚硬的核。

并不在意四季的流逝。

已经年过六旬的杨美子坚持要写出一首诗，为此她请求报名期已经截止了的诗歌培训班再多加一个人，努力进到里面。

苦恼于如何才能写出一首诗。

多次询问别人关于写诗的事，随身携带本子和笔，为了记录突然出现的灵感。

没有人能够理解她，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总是衣着鲜艳，笑意盈盈地和周围人打招呼，问候他人。

对于生活，她看起来没有任何不满。

现在还要写诗，这无异是耐人寻味的。

甚至可能还会有人因此而笑话她。

与诗歌的纯粹和美相比，杨美子的生活显得并不是那么美好。

杨美子的记忆力开始逐渐下降了，医生告诉她慢慢会被遗忘的，先是名词，再是动词。

残酷的阿兹海默症会让杨美子逐渐忘记生命的各种细节，侵蚀她的记忆，直到某天再也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更别提写出一首诗。

年老的杨美子独自一人抚养着不懂事的外孙，靠政府的补贴和身兼保姆的工作勉强度日。

偶尔和外地的女儿通次电话，程序化地汇报生活。

电影里也不难看出，即使是惟一的亲人，对于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人，女儿大概是漠不关心的。

这样的现实危机并没有击垮杨美子对于生活的信心，使她抱怨生活。

相反，时间好像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依然美丽如昨天。

像天真的少女一样，敏感于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对事物充满好奇。

像对河里自杀少女的死充满关心。

如果不是外孙连同班里其他几个男孩强奸了一个少女，并对少女的死无动于衷。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现实生活里发生的种种和杨美子心中的诗意，这其中似乎夹杂着一道巨大残忍的裂痕。

杨美子本可以像周围人一样，日复一日平淡地重复着一天又一天的生活。

不用精心打扮自己、对周围的人温柔微笑、问候一个路边毫不相关的老太太、对无人问津的失去女儿后失控的母亲诸多关注。

也不用特地去到女孩自杀的河边，感受女孩的死、也不用关心一朵花的盛开和死亡，以及树下掉落的杏子，始终怀着颗温柔平和的心对待万事万物。

面对女孩的死，她可以和那些权贵的父亲们一样选择忽略。

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五百万，用来保护好外孙，日子照常延续下去。

而杨美子没有，她没能说服自己女孩的死和外孙无关，没能容忍外孙的麻木和愚钝。

五百万换不回外孙对于死去的少女的一次忏悔，这让她无法再平静下去，写出一首歌颂善与美的诗。

杨美子来到女孩自杀的桥上，风吹走了她的帽子。

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她或许想写些什么，哀悼女孩的死。

天空没有预兆落起雨来。

雨点打在纸上，斑斑点点，犹如无声的泪迹。

仿佛在哀哭。

一边是对写出一首诗的渴望，一边是平庸生活里的恶。

这恶如此强烈，如鲠在喉。

像是平静河流表面下隐藏的巨大泥沼， 某一天突然被挖掘出来。

没有人能够理解杨美子的痛苦与愧疚，所有人中也只有她为无知的男孩们犯下的罪恶痛哭。

也许只有年过半百的杨美子知道这个常识。

对着已经唤不回来的生命如何赎罪。

这份压在心头上的愧疚，将会紧随余生。

决定送走外孙前，杨美子告诫外孙要体面。

那是她一直以来对于生活的态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干净，还有内心的体面。

她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残酷的生活无法夺去一个人的体面尊严和对于美的向往，那是始终纯粹、热爱生活的人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对于生命的感激。

是她灵魂的底色。

诗歌可以拯救庸常的生活吗？

诗歌课上的老师说，写一首诗不难，难的是一颗写诗的心。

杨美子去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有人念到自己写的诗：“写诗就是，记住母亲的手，粗大的关节。

在冬至日寒冷的黄昏淘米，写诗就是在哭泣的夜晚独自醒来，建造一块坚固的基石，支撑起一个柱子，撑起破碎的心。

就是安抚整晚摇动的窗户的，光秃秃的窗框。

”《天堂电影院》中的老人告诉孩子，人生与电影不同，人生比电影难多了。

好像人只要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无法从庸常的生活中逃遁，幻想另一种模样。

也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沉重与复杂。

文艺并不能拯救生活，一颗诗意的心无法阻止这出现的罪恶。

有人说过生活从来无法被拯救，生活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只能被承受。

一如《诗》中的杨美子尽管心怀愧疚，也无法拯救愚钝冷漠的外孙，连同所有人面对这件事的残忍态度，悲悯让她无法再如往常般怀着一颗细腻的心继续生活，最终绝望，心灰意冷地将相依为命的外孙交给警察。

杨美子的善让她无法对这一切无动于衷，选择麻木。

就连收到雇主给的多出的钱都要告诉雇主的女儿就可以看出，这不符合她心中的善与美。

诗歌并没有拯救杨美子，拯救杨美子的是她的纯粹和与生俱来热爱生活的心。

和自杀的少女一样，把外孙交给警察后，杨美子最终回到了河边。

河流是灵魂深处的一次对话，一场救赎。

虽然杨美子无罪可有。

河流是冲刷，是洗涤，也是忘记，是终于可以放下的愧疚。

以往投河的少女灵魂去了另一个地方后，阳光如往常般明媚，河边的一切还是如此生机盎然。

世界残酷地如同娴静的午后，不会记住任何一个人的离开。

那首唯一交出的诗，是杨美子离开前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和对女孩由衷的忏悔。

在消失之前，在彻底遗忘之前还好可以再写一首诗也原谅我只能留下一首诗那是我全部的爱和对这世间仅有的回馈你在那里还好吗我就要离开了如果可以 请在我的墓碑前放上一朵花杏子选择落下是为了来年重生做准备死亡也许和生一样美丽记住我的诗如同记住我一样河水继续流淌 月光将夜夜如今晚般皎洁而我爱你

杨美子自从报名了一个“写诗培训班”之后，就经常焦虑地问别人，“怎样才能写出诗呢”，“灵感从哪里来呢”这之类的问题。

同时她也得悉她的外孙伙同几个同学强奸了一位同校的女生，最后导致了这名女生的自杀死亡。

在培训班上，老师教她诗要写出内心直接的感受；同时也教她诗是要寻找美的。

但这两种教诲在她的内心起了矛盾，她心中的愧疚感是如此剧烈，如何才能化之为美的诗呢？

初看李沧东的《诗》，它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由韩国老影后尹正姬饰演的杨美子，似乎也显得有些做作——她爱写诗，总是刻意要寻找那些可以入诗的材料，水槽里待洗的碗碟，手里的苹果，树桠间漏下的阳光，她都摆出张开双臂好似要迎接随时降临的“诗意”的姿态，实在是为赋新诗强“觅”愁。

如果她真的只是这么一位附庸风雅而无诗才的老太太，那她倒真的有可能写出几篇还能看得过去的诗章。

但是问题是，她确实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感心灵与悲悯情怀，她的写不出诗，不是诗情耗竭，而是情至深处，乃至无言。

但杨老太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有满腔的至情与愧疚，但她又敏感地觉察到，若把这种情感入诗，这对那位死去的少女又意味着什么呢？

她迟迟无法下笔直接面对此事。

杨美子的这种情感遭遇，其实早有先哲概括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如是说。

在别人的巨大悲痛面前，你的艺术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创作问题，而是伦理问题。

这和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有所区别，前者是指面对别人的苦难，后者则是省视自己的人生。

这时我们才发现，这部名为《诗》、大部分剧情也围绕“诗”来展开的电影，其实和主人公怎样写诗或者诗写得怎么样都没什么关系，甚至和诗本身关系也不大。

它那条看起来是副线的故事，即美子的外孙强奸少女致死，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这种表面与内在的主副线对位，显示出了李沧东高超的编剧技巧——未怪它获得今年戛纳的最佳编剧。

让我们从影片表面上的主线入手，来看看这两条线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影片中美子有一个笔记本，用来记录她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

片中她一共拿出来五次，第一次是在施害者家属开会的时候得悉外孙的罪行。

美子并没有在会上说什么话，其他施害者家属毫无忏悔的言辞令她如坐针毡。

她起身来到户外，对着一丛鸡冠花，写下了“血一样红的花”短短一行字。

这其中的愤懑、忏悔和鄙夷，似乎任何直接的控诉都显得太过无力，顾左右而言它几乎成为了最后的无奈。

就像辛弃疾“如今尝尽愁滋味”的时候，只能“却道天凉好个秋”了。

而此时“奥斯维辛”的伦理问题，在这里就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情感基础，因为有些事情你确实不能做，但这种不能做却不是由外在的伦理约束所带来的，恰恰相反，这些伦理约束是经过千百个富有良知的心灵所共同构建的。

就像美子，她未曾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但是情感和良知本能地告诉她，她只能顾左右而言它了。

在影片接下来的情节中，每次她拿出笔记本的时候，就是她的心灵受到此种震撼而却不能自由抒发的时候。

这种对心灵的自我束缚，正是她为死去的少女所做的忏悔。

第二次，她来到外孙的学校，看到他们毫无愧色地、无忧无虑地踢球，她写下了：“鸟的歌，都唱些什么呢？

”这近乎天问式的问题，表达了她的困惑与迷茫——她无法理解这些少年在想什么，为什么害死了人还可以这样“自由”。

当然影片中也未给出答案，但李沧东显然对电视是颇有微词的，片中愚钝的外孙多半时间都在看电视。

第三与第四句话可以连在一起看，在医生告知她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她写了“时间流逝，花朵凋零”，此时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

于是她来到那女孩纵身一跳的桥上，来到尸体飘零的江边，她似乎与已经死去的女孩有了某种超自然的沟通，她拿出笔记本，凝神，握笔，但是终于空白。

天亦知言语无能，便落起雨来，滴到纸上，像是人的泪。

全片的高潮出现在美子与少女母亲见面的那一场戏。

这也是全片中最富“诗意”的段落。

美子受其他家属的请求，去看望受害者的母亲——一位市郊的农民，以说服她接受赔偿的金额。

但少女母亲不在家，正在地里干农活，美子于是信步走向田垄。

路上，她看到一棵杏子树，枝头挂满了杏子，熟透了的已经掉了一地。

美子捡起一个，放进嘴里。

此时，她写下了第五句话：“杏子摔到地上，为了重生而甘愿被践踏。

”此时的美子，被眼前的美景所折服，她的心灵希望能够以最大的代价来换得自由。

经过愧疚与忏悔，现在需要的是代价。

但并不是金钱那么简单。

美子在田间偶遇了一位妇人，肤色青黝、貌容朴素。

她们娴静地交谈着天气、收成和杏子，阳光照进每个开着窗的心灵，一切是那么的平静，简直可以以此为题材来创作一首静美的田园诗。

但是导演最残忍的地方也正在于此：这个妇人就是那位少女的母亲——最美的景致里有着世间最大的悲痛。

美子在告别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是美子的潜意识没有让她去认出这位她该谢罪的人。

她只敢偷偷地去看少女学习过的学校，偷偷地写这些辞不达意的“诗句”，她已经在心里忏悔过无数次，但碰到真人，她说不出那句对不起——这个时代的对不起已经变得和写诗一样廉价。

她要以行动说出这句对不起。

美子最终的决定是把外孙交给警察。

她也曾给过她外孙一个机会，她把少女的遗像摆到他的面前，以期能引起他的主动忏悔，但是他并没有，他继续看他的电视。

最后的结果是他应得的，正如片中一个诗人说诗的死亡是它应得的。

影片的结尾，美子写出了她的第一首诗：“你能收到那封我不敢寄出的信吗？

我能给出那次我不敢做出的忏悔吗……”这首诗意浅白、技巧朴拙的小诗，却是美子深深酝酿的一曲悲歌。

美子不是诗人，她没有诗人华丽的辞藻和高超的诗技；但她又是真正的诗人，因她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因她懂得诗艺的边界，也因她这份自我救赎的勇气。

谨以此文献给像诗一样活着的人们！

不得不说李沧东真的很胆大，在这个浮躁的充斥着商业铜臭的年代，在这个银幕上布满暴力和情色的电影市场，他敢给这部长达2个多小时的电影取名叫《诗》，他也敢拍一部以六十多岁老太太为主角的节奏缓慢的文艺电影。

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满分为5分的话，我就给它评5分。

有人说这是一部女性电影，但我却觉得不如说它是一部艺术电影，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但我却认为它只是在讲一个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人如何像诗一样活着。

但无论它是什么，它都是一部需要慢慢欣赏，细细品味的电影，我深信不同的人会从这电影里看到不同的东西。

杨美子之死好的电影总是会做到首尾相承，电影的开篇是一具漂浮在河面的女尸，在结尾的时候，杨美子独白的诗句两次提到“是离别的时候了”，进而她苍老的声音变成那个女中学生，二人合二为一预示着杨美子选择了与那个女学生一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随着演职人员字幕的出现，哗哗流淌的河水声无止尽地响彻整个房间。

我知道会有许多人欣赏美子的干净和纯粹，但我想干净和纯粹的另一面，是她实在无法适应这个苍白空洞的社会，而导致她无法适应社会的根本原因，是她选择坚守自我。

坚守自我的人，是孤独的人，是寂寞的人，同时也是纯粹的人。

无数次我在静夜里独自遐想，想到《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会想林黛玉如果不是生活在大观园里，而是来到物欲横流、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她会如何生活，她从事什么职业以赚取生活费用呢？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曾经说过：“如果不能美好洁净地活着，我宁愿选择死去”。

面对那个自己曾经施以人道主义协助的会长蔑视的眼神，我想象杨美子的感觉像是被一张密密麻麻布满针刺的纱网从头到脚紧紧包裹。

然后影片就来到了尾声，她给外孙剪脚指甲，边剪边教他要保持个人卫生，她说：“身体洁净了，心灵才能洁净”，我就知道她是要死了。

她可以接受女儿长期不回来，她可以接受与女儿那停留在表面的关系，也可以接受外孙的冷漠和不尊重，甚至她能够接受去向受害人的母亲求情这样的差事，但是她却无法接受自己去向会长要钱的行为，因为她认为那玷污了她的身体和灵魂，因为她认为在诗会上谈论直白的性话题是对诗的亵渎。

代际传承的命运轮回如果说西方的家庭治疗观点认为家庭对人的影响很深远，但这样的理念来到中国，应该改成宗族对人的影响很深远更加恰当一些。

自古以来（大概这得追溯到商周时期），我们的文化就一直是宗族制的。

到了宋朝，宗族制的影响力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也就是说，几千年以来，我们的祖辈并不仅仅只受他们父母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时候还受他们的叔伯姑嫂的影响，还受整个家族里面的人们的影响。

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所秉承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包括很多我们根本就无法有意识的深层信念，其实不完全是从父母身上得来的，而是从我们上五六代，甚至上十几代的先祖们身上得来的。

电影里并没有交代杨美子为什么没有老伴儿，但交代了她的女儿是离婚之后才把儿子丢给老妈自己去了釜山，且从未回来过。

母女俩虽然经常通电话，但她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疏离的，以至于当别人问杨美子：“既然你们关系很好，像朋友一样，为什么你都不肯把这件事告诉她？

”，她是无法回答的。

我们从杨美子无力教育她的外孙上，就能看到她当初是怎么教育她的女儿。

杨美子自己并没有学会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的妈妈过早离开她，而她本身又是一个抽离于世外的人，所以她的女儿也就无法掌握这一项能力，所以她的女儿才可以做到一走很多年都不管自己的孩子。

让我们看看这个规律：杨美子自小没有妈妈——杨美子的女儿虽然有血缘上的妈妈，但是妈妈没有承担责任，所以相当于没有妈妈——女儿的孩子（外孙）自小也没有妈妈……假设这故事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那么如果杨美子的女儿到离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在重复妈妈的人生模式，那么这样的模式将一直延续，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后代中有人忽然明白过来，选择改变，这样的传承才可能会被打破。

干净的灵魂和现实生活之间，总有一道宽大的鸿沟。

跟随姐姐长大的杨美子，直到六十多岁也无法释怀缺乏母爱的支持所带给她的伤痛，这使她的内心里有一个总也不愿意长大的部分，而正是这不能长大的部分，使她的生命充满生机，但同时也正是这部分，使她无法有力量去驾驭自己的生活。

一个没有力量驾驭自己生活的人，势必在情感上会遭遇坎坷，一个过多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势必对外部环境就会感到陌生。

一个六十多岁以钟点工为生的老阿姨，由于雇主给了一些小费而欣喜得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是她每天衣着优雅，妆容得体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会静静地观察花朵，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她会随手记下蹦出脑海的有意义的句子，她关心路上随便遇到的每一个人，她能感受到医院里偶遇的失去女儿的农妇的绝望，她能听懂诗歌老师说出的每一句关于诗的含义，她自然而热烈地向身边的人们表达自己那美好的情怀，并且根本不管人家是否听得懂。

这不由得使人们赞叹她内心的纯真，欣赏她对生活的真挚热爱。

她拥有干净而纯粹的灵魂，然而这灵魂却无法在现实生活里找到安身之处。

像诗人一样活着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少数，但我知道即便是少数，如果把他们聚集起来，还是能有成千上万，按全世界人口的1%算，他们也该有六千万。

大多数时候，由于杨美子们认为他人会如自己般相信爱，相信真理，重视和谐的环境，追求公平合理，而采用自己认为“好”的方式与他人相处，但屡屡换回挫败感。

所以杨美子们中的大部分人无法胜任商业竞争太强的工作，这使得在目前的国情之下，看起来杨美子们的生活现状显得不太适应社会。

因为剩下的几乎占有全部人口99%比例的人都在忙着为生活奔波，忙着钻营名利和计算得失，并且他们观察到周围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生活，所以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像杨美子这样时刻在感悟生命，体验内心的人让他们感到陌生，而这陌生让他们感到不安和排斥，因此他们就会用冷漠、嘲笑或者伤害的方式对待杨美子们，然而由于杨美子们情感上的丰富和纤细，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个肢体语言都能被敏锐地捕捉到因而感受到深深的刺痛。

或许有一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上也开始重视人文教育，多出一些人文学科的工作岗位，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使得任何一个岗位都能够有机会发展，任何一个职业都能够被人们尊重，到那个时候，杨美子们的春天或许就来临了。

杨美子们融入生活的解决之道电影里表现杨美子想要教训那做了坏事的外孙，可是她用尽几乎全身的力气也无法把蒙在外孙身上的被子拉开——事实上，她不可能拉不开那被子，拉不开那被子的，是她的内心。

她任由外孙漠视自己，站在屋子的角落里看着外孙吃饭，她希望外孙对自己做的事情有所悔悟，可是她只是默默地把受害女孩的照片放在饭桌上，偷偷观察外孙的反应。

屏幕前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无力感。

她无法大声地喝斥那个不懂事的小子，因为他小的时候，她就不曾那样做过，她不是不愿意，而是她根本无法让“喝斥”从她口里发出，但她也不是不懂得“喝斥”的方法，她只是内心里缺少让她可以“喝斥”的力量。

甚至，她也许认为自己不可以不能够不值得去“喝斥”。

她很少承担起对生活的责任，看起来她在做那个小子的姥姥，但事实上，那个男孩子的内心深处根本不认为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她只是一个沉溺于自己内心的小女人，这一辈子，她都只是活在自己内心的小世界里，按照自己喜欢和习惯的方式去生活，而不管其他的人是怎样的，也无法顾及身边亲近的人的感受和需要。

她的女儿知道，她的外孙知道，但可能唯独她自己不知道——她是在用这样细腻地体验世界的方式逃避生活，进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其实她明明也可以在听说外孙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暂时放下那些小情小调，暂时收起那些伤感和柔软的情绪，昂头迎着那些挑战走上前去，学习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学会与那些麻木的人们周旋，尤其是学会根据场合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不是用同一个状态面对所有人和所有事，尤其是明白“了解别人，并不意味着与之同路”的道理。

她当然可以在危机解除，自己一个人独处，或与亲密伙伴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恢复到伤感、浪漫和柔软的样子，并且当然那个样子是最美的，也是值得尊敬和欣赏的。

她可以在诗会上由于私底下与女伴说的话被擅自公开，而直接表达愤怒和不满，她也可以直接告诉那个她认为亵渎了诗歌的警察：“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并且我现在依然是这样的观点”。

而不是低着头羞怯地无地自容的样子，之后更加一个人走到花园里默默哭泣。

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之内，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杨美子们最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就是这句话。

最后，我想对杨美子们说的是：在现实生活的洪流里，要么升华，要么毁灭，全凭你自己的内心选择。

命运之神把你放置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充满尴尬的时代，而恰好你又天生是这样的一种人，那么你别无他选，要感受作为人的幸福和温柔，体验到生命的活力和意义，你就需要做出选择：要么一半理想一半现实地活着，学习生活要求你掌握的能力，学习与周围环境周旋的各种技能，学会妥协，学会伸张自如，接受生活的现状；要么纯粹按照内心的自我去生活，随心而动，成为内心镜像里一直呼唤你的那个样子，但你需要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去承担这个决定（或者最好有一位灵魂伴侣不离不弃地支持和陪伴你），否则就得接受有一天你会无法继续前行，自我毁灭的欲望无法控制——虽然我个人认为那毁灭，也是一种美，相信会做出这个选择的人，亦是如此认为。

以诗之名，恶之救赎纵观李沧东的多部前作，都充斥着极端压抑的人生处境和现实黑暗，极尽悲怆而绝望，而电影《诗》在李沧东的创作维度中显得更加内敛、老道而余味深厚。

电影借“诗”的创作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充满自省式的诗歌创作是对整个社会、文化乃至文明深处的疟疾的痛定思痛；另一方面，从老人杨美子的视角去探究“恶之花”的绽放与救赎。

两条线相互穿插在一起，杨美子在寻找创作“诗”之美的过程中也体味着丑与恶的存在，正是在这种矛盾且冲撞的现实面前，“诗”才能超越现实，达到一种超然的、凝练的精神意蕴的存在，而李沧东的《诗》也是影像之“诗”。

与《诗》的内在特质紧密相连的是李沧东的文人气质，在成为导演之前他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小说家（1992年曾获得过韩国日报的创作文学奖），并且李沧东对鲁迅推崇备至，而鲁迅对社会、人性的犀利批判和斗争精神也能够在李沧东的电影中瞥见。

李沧东电影中的人物从来都是边缘的、渺小的底层人物，他们被赋予了某种巨大的希望，在现实面前不断的挣扎、奋勇的向前，而现实总是残酷且强大的，观看李沧东的电影像是在亲历一次注定失败的人生挣扎，看人物如何遍体鳞伤后依然选择抗争，那种个体生命的巨大无力感与悲怆的人生体验是与整个社会机体是一脉相连的，这也正是李沧东电影所显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意识的原因。

而《诗》也秉持了李沧东的这种现实主义倾向，且更加内化与充沛。

在《诗》的开篇，李沧东用两个别具意味的场景来点名“诗”的诞生，以流水、鸟叫、孩童嬉戏的田园景观来映衬在和熙阳光下的“恶之花”的绽放：一个异物从上游漂来，男孩伫立、极目远眺，女尸渐入眼帘，占据银幕的全部，随即电影名《诗（Poetry）》出现。

这一“惊颤体验”不仅仅发生在本雅明所谓现代人的城市生活体验当中，也同样发生在观众在面对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影像时，个体被置入到了一个别无选择的必须快速去应对不断出现之新影像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观众的心理机制逐渐获得了一种快速反应能力，自然而然的会试图去理解并阐释这个令人“惊颤”影像段落，套用本雅明的观点，这也可以说是影评人的标志所在。

李沧东用沙滩边天真玩耍的孩童与潺潺流水上漂浮的女尸形成两组鲜明的对照，美与丑、善与恶、最天真与最残忍的影像交织在一起，一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所谓的美其实是与肮脏、丑陋、痛苦密不可分的，而要想寻找到“美”，必须揭开那些丑与恶的伤疤，而写诗正是李沧东寻找美的方式。

诗——作为观察的方式当美子第一次进入诗歌讲座课堂之时，李沧东借老师之口讲述对诗的理解：“要想写好诗就得好好地观察，在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看，看，就是观察。

”老师借苹果的例子来讲述观看的意图，“为了真正去了解苹果是什么，为了关系它理解它，因为想和它对话而去观察它才算是真正的看它。

”在这里可以将写诗看成是李沧东拍电影的方式，他在自我阐释创作的方式，即观察。

无论是作家，导演还是诗人的创作，都无法离开现实的土壤，而观察则成为一种介入创作的基本方式。

首先，李沧东的电影带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从《薄荷糖》观察到个体命运在时代环境下的挣扎，到《绿洲》里对残疾人的爱欲关怀、对社会主体的审视，再到《密阳》中的宗教反思态度，以及最近的《燃烧》对当代韩国社会、青年一代的精神困境的再现。

纵观李沧东的创作，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导演的强烈社会意识，他观察现实同时也表达现实。

如果说李沧东是一个社会观察者，那么投射到《诗》当中的角色便是杨美子。

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太太，在“诗”的感召下，尝试去重新观察世界、对话世界、认知世界。

我们也跟随着美子的视角去观察电影中的世界，孙子对所犯下的罪行选择无视、逃避；家长们考虑的无关生命与歉意，只是金钱和利益；受害者的痛苦、崩溃、弱小无力显示出弱势者的悲苦；物质社会下诗人的变质以及诗本身的消亡等等。

在电影中，面对诸多社会问题都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跟随着美子写下一句句诗作为窗口，提供了一种如罗兰·巴特所言“可写的文本”，让观者参与进影像的表达之中，悬置答案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答案，观看（影像）/观察（社会）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思想的生成方式，诗——作为书写的形式阿多诺说过：“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面对纳粹的恶性、战争的荒诞，指出了诗在人性之恶下的毁灭，而人的精神信仰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李沧东选择了反向的观点，《诗》有着的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同时追寻着诗与美的精神归属。

片中并没有说明美子想要写诗的真正理由，只是打电话时带有调侃意味的“有做诗人的天赋”，她也不知道“诗”对于她这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许仅仅是出于某一刻的念想，对于六十多年常态人生的一次异轨漂移。

美子写下的第一句诗是“血一样的红花”，是一个初学者重新去观看事物后的直接观感，日常生活所忽视的东西隐藏着诗意；而后“鸟的歌，都唱些什么呢”是一次来自心灵的发问，疑问是想去探寻世界，而大多数人已经被告知了人生的答案，只顾庸碌一生；第三句“时间易逝，花朵凋零”显示出美子对自我的关照，花朵的凋零比喻着衰老的身体，满怀着自怜的情感哀愁的诗意；最后一句“杏子摔到地上，为了重生而甘愿被践踏”来自对眼前之景的直接感受同时赋予象征性的手法，面对受害者母亲感受到内心的愧疚，以及自我救赎所做出的牺牲。

影片的最后，美子写出了一首完整的诗，但诗人以不在场，作者的缺席让诗不再仅仅局限于创作者的经验思考，而是超越了个人成为一种自由的书写、表达形式，诗是自由与美的象征，它不属于任何人，也属于所有人。

同样，李沧东也在用影像写诗，大量的留白、空镜头、自然音响、缄默时刻、独白、意象等等（因为数量太多，暂不细说），用诗意化的影像与“诗”同构，使影如诗，浑然一体。

诗——作为感受力的色情学李沧东在讲到他的创作灵感来源时提到，《诗》的故事情节来源于真实事件，几年前在韩国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群年少的男孩强暴了几个中学女生。

李沧东回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想起这个新闻。

不过，我始终没有找到办法将这件事放入一个电影之中，我也能够把它拍成一部随处可见的老套的影片，商业上也许会更成功，但那不是我拍电影的方式。

在日本旅行期间的某天，当我在宾馆房间打开电视，同时在读一本书时，突然有一个词语跳入脑中——诗！

电视里的一个频道正在放着一些为了失眠的旅客准备的节目，电视上出现了一些普通的画面：一条静静的河流，鸟儿飞翔，渔夫抛出渔网捕鱼，背景则是舒缓宁静的音乐。

突然我就想到了要如何在电影中处理这个残暴的事件了。

我需要通过诗歌来处理。

换句话说，我是要通过“美”而不是“丑”来表现这个暴力事件。

主要人物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她生来第一次开始学习如何写诗。

他的孙子犯下这件暴力的罪行。

这些角色组成了基本情节，而“诗”这个名字也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此段引用）如上所述，与其说《诗》的创作灵感来自真实事件，倒不如说是来自导演感受力的生成，而这种创作的感受力也同样衍生到他的影像和表达之中。

电影中大量的留白、空镜头、自然音响、缄默时刻、独白、诗歌意象等等都不涉及电影的剧情连接，反而是一种情绪、氛围的延续放大，其目的是让观众去感受这种凝滞的时刻，听风吹树叶的簌簌声，看雨滴落在纸张上缓慢散开，甚至捕捉美子面无表情陷入沉思的单个镜头，它们兴许皆无所指向，仅仅是让你感受不曾留意过的画面。

李沧东所呈现的“诗”在我看来更像是苏珊·桑塔格所主张的“艺术的色情学”（出自《反对阐释》），诗和其他艺术一样，其审美体验来自感性的生成，而非是意义的阐释，一件绝秒的美术品无论多么高深的文字阐述也不如亲眼目睹那般的震撼。

李沧东深知，当下物质社会的快速发展，从物质到精神的麻痹已经让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原初的感受力，而写诗正是对这一感受力的强烈呼唤，重拾现代人失去的那份无利害而生愉快的审美愉悦。

导演似乎更在向我们诉说：不要急着阐释它，先试着去感受它！

凭借《诗》，李沧东获得戛纳最佳编剧奖，这就能活活气死三拨人：作家、导演、编剧。

倒不是因为在每个领域都极其优秀，而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名有利的作家，一名有文化的导演，和一名能执导筒的编剧。

　　　　 　　　　《诗》讲述的不是什么故事 　　　　 　　《诗》讲得当然不是如何成为诗人、如何写诗、以及诗和生活的关系，虽然影片里有大量情节——按照粗暴的讲法——很具“诗意”：女性啦，花朵啦，河流啊，诗歌训练班啦，树叶的摇曳，丰收的果园啦，但是仔细回想，这位女性60多岁了，花朵是假的或是痛苦的，河流里飘来的是尸体，诗歌训练班里每个人的回忆都是痛苦的，摇曳的树下是一群强奸犯，丰收的果园里是加害者面对受害者时痛苦的良心拷问。

　　 　　《诗》讲得当然也不是“女性”，鉴于主演非男即女，只因尹静姬为主演就说它是女性题材电影是很不公平的。

李沧东接受采访时，也认为毋宁说是人性而非女性。

但是有此二者，即“女性题材”和“诗意”的标签，这部片子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被接受了，就好比说《密阳》的主题是反基督教，说《绿洲》关注的是底层边缘人的内心。

　　 　　那么这是一部如奉俊昊的《母亲》一般展现亲情的祖孙电影么？

更不是，只要想想多数场景中，祖孙之间只有无法消除隔阂和陌生，孙子只看电视听摇滚乐，祖母连电脑都对付不了。

甚至在轮奸案发生后，祖母进屋要和孙子谈谈，画面非常有冲击力，孙子被子蒙着头，祖母使劲全身力气也没办法掀开，而对话只有一句：为什么？

但这个问题，影片结束都没有答案。

　　　　 　　　　《诗》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诗》讲的是一个女学生被六个男同学强奸多次，最后自杀的故事。

不，不对，它讲述的是女学生被六个男同学强奸最后自杀，除了美子，全世界都对此视而无睹的故事。

李沧东本有更澎湃的讲法，比如《密阳》那种不忍逼视的疼痛，让人没勇气再看一遍，但《诗》的叙事手段非常隐晦含蓄，也更深沉曲折。

　　 　　故事由两条线索展开。

第一，美子要写出一首诗；第二，女同学投河自杀，男同学们的家长们（包括美子）解决善后补偿问题。

　　 　　稍微有点编剧常识，就知道李沧东的胆子有多大才敢拿第一条线来当主线，就像只有李沧东才敢用《诗》来做电影的名字。

影片用了巨大的篇幅讲美子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做笔记，如何寻找灵感。

但等一下可以看看，美子记下诗歌笔记，以及诗歌出现的场合，都非常荒谬。

　　 　　事实上支撑《诗》的是第二条线，虽然这条线展开的非常缓慢，既缺乏时间的紧迫性，情节上也没有戏剧性，更兼这条线不断地被自然美景和诗歌朗诵会打断，但故事的主干还是很清晰地：美子的外孙和另外五个男同学一道，在科学实验室强奸班上的女同学朴姬珍数月之久，导致其最后跳河自杀。

事发之后，学校和家长都力主隐瞒，想与受害者家属私下达成赔偿协议了事。

美子作为家长之一，也被裹挟进这件赔偿案之中。

　　 　　 　　李沧东的《诗》最重要的特点是细节完整。

一个女孩儿自杀身亡，来看看这条线的整个细节。

　　美子在医院门口看到自杀女孩的妈妈，紧接着就在超市和偏瘫老先生的媳妇谈及此事，对方的反应是完全麻木，而且对比极其强烈，因为之前和之后，这个媳妇和美子的对话都很完整，恰恰是关于死去的女孩，对方完全是置若罔闻，连客套性的敷衍都没有。

　　美子第二次和孙子谈到自杀的女孩，孙子完全不关心自己的同学自杀了，两眼看着电视，问外婆要新手机。

　　美子正式知道自己的孙子是强奸犯时，一群家长约在一起，有的赶时间，有的想喝点酒，有的说这女孩其实很又矮又丑，而且并非被强迫，有人责怪学校管理不严格，还有些好奇男孩儿门为什么找这么个丑女孩，话题直接就切入赔偿。

没有人觉得震惊，没有人觉得罪恶，没有人想这些孩子该受到什么惩罚。

家长们几次的碰面，镜头上都有种难堪的轻松，最后赔偿谈妥之后，有人用了“万事大吉”四个字。

　　接着是学校的老师来了，也是简短几句话，保证绝对保密，希望双方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学校难看，男孩子们的前途堪忧。

　　 　　而其中最恐怖的，是孙子的表现。

他知道女孩自杀了，知道外婆知道了，外婆把女孩儿的照片放在自家饭桌上，可他居然跟什么都发生一样，吃零食，看电视大笑，照样踢球，照样打游戏。

　　 　　 　　这一切都太平静了，李沧东的镜头下，一切都平静的近乎诡异，黄昏时乘凉的老人，玩呼啦圈的孙子，打羽毛球的两个人。

怎么能这么平静，罪恶在黑夜里都闪闪发亮，可没有人有哪怕一点内疚，船过水无痕。

她受不了，她质问孙子，她去参加女孩儿的葬礼，她偷女孩儿的照片，她去科学实验室，去女孩儿跳河的大桥，去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她到女孩儿的家里看到照片，她见到女孩儿的妈妈，心中的内疚和罪恶感灼烧的她仓皇逃跑，不能言语。

老年痴呆症的症状是健忘，可荒谬的是，比她年轻的人，忘记的速度比她快得太多了。

　　　　 　　　　诗和荒谬 　　　　 　　美子想写出一首诗， 这条线索像是一只埋藏的非常深的钟摆，给故事的推动力比赔偿费还来得深刻，而它的表象就是诗歌课程的结束之前，人人都得写出一首诗来，而美子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任何灵感，她不停问，问老师，问女诗人：怎么能写出一首诗？

　　 　　 　　翻回头看看，诗歌都出现在什么地方： 　　　　美子第一次观察苹果，学着写诗<——>七个男生在锁着的门里讨论被轮奸而自杀的女同学 　　　　美子坐在大树下观察和感受一颗树<——>美子即将得知孙子是强奸犯 　　　　美子蹲在鸡冠花下第一次写下诗歌“红如血的花朵”<——>美子得知孙子是强奸犯 　　　　美子在操场上第二次写下诗歌“鸟儿的歌声，他们在唱什么”<——>一群未成年的强奸犯在操场上无忧无虑的踢球 　　　　诗歌朗诵会“写诗是为了唤醒在内心心深处的孤独的呐喊”<——>美子观察孙子强奸女孩的科学实验室 　　　　美子在郊外写下诗歌“坠落尘土的杏子，在它的来生会遭到压榨和践踏吗？

”——>美子到田野里找受害者的妈妈要求降低赔偿费 　　　　影片结束，杨美子留下一首诗歌<——>大桥上死去的女孩转过身 　 　　　 　　所有诗歌都出现在完全没有诗意的地方，相反的，它们都出现在最残酷最痛的地方，那些伤害、死亡、疼痛、荒诞、折磨发生的地方，那些无法挽回的地方。

诗歌是她理解世界的地方，她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她打不开孙子的嘴，打不开孙子的电脑，她不能理解她深爱的孙子，她只能训斥“连动物都知道为自己善后”，她只能把女孩的照片摆在孙子的眼前，到最后她只能把孙子送走；诗是她治愈自己的地方，她也无法解决自己的内疚，无法宽恕自己，无法用一笔钱就两下勾销，所以她发狠斥责读诗的警察常说黄段子，玷污了诗，但声东击西也不解决问题，最后，她只能抱着膝头在夜晚的街道哭了。

警察大叔过来问：干嘛哭啊大姐，因为写不出诗？

　　 　　 　　美子写不出诗的地方，最明显是在女孩尸体被打捞的河边。

镜头非常直接。

她坐在那里，笔记本上空无一物。

一滴水滴下来，接着是更多的，噼里啪啦纸上全是水点，这当然是春秋笔法，明着写雨，暗着写泪。

因为下一场立刻就转到偏瘫老人家，美子冲进大雨杀到他家去和他做爱。

为什么呢？

因为老先生之前谈到死亡。

美子在河边坐着的时候，想到的一定是死亡，面对死没有诗，痛苦像是瓢泼大雨劈头盖脸，浇得她无处躲无处藏，对死的悲痛，对生的内疚，补偿到老先生身上了。

诗就是生活，并非说生活像诗一样美好，而是说，诗并不美好，而是像生活一样充满苦痛和救赎。

比如诗歌班上，镜头对准一个人，每个人的回忆自知不自知的充满痛苦，那一段非常动人。

　　　　 　　当然，她最后写出了一首诗，在影片结束之时。

强奸事件因为媒体的介入和刚正不阿的警察，无法一了百了，孙子被警察带走了。

两次打羽毛球，简直是传神之笔。

第一次是影片开头和孙子打羽毛球，孙子完全心不在焉，最后跑了，祖孙俩的世界是断裂的，无法交流的，祖母的想法孙子是完全置之不理的。

后一次是和警察打羽毛球，当时孙子已经被塞进警车，美子看到，却仍旧和警察，一拍一拍，所有的态度都在其中，某种程度，她的内心是认同这种惩罚的，但她又深爱着孙子，这种矛盾和痛苦的具体体现，就是美子自此再没出现在镜头里，只剩下一首诗。

她终于写出来一首诗。

　　 　　 　　《诗》当中的诗意的荒谬，简直不是硬币的正反面，而是有两个正面的硬币。

比如美子爱美爱花，第一次看花是鸡冠花，鸡冠花语是庇护，但当时她刚得知孙子是强奸犯；第二次是在医院看到山茶花，美子说，红色的山茶花代表苦难，但大夫告诉她那花是假的；美子急难之间向偏瘫老先生求助，老先生毫无情义的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给你钱，一段生死的恩义瞬间成了敲诈；他们在酒馆喝酒，遇到一位年轻的诗人，非常犀利，美子苦苦寻求写诗的办法，而这个年轻的诗人不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诗。

最惊心的例子，当然是美子和被害人的妈妈攀谈，互相却并没认出来，那么诗意的一刻，突然美子想起来自己孙子逼死的就是这个女人的孩子，那种荒谬感简直就是劈面一巴掌。

　　 　　 　　但美子最终是写出一首诗来了。

美子在诗歌训练班的老师有一段话：想写诗，你必须善于观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观察，我们是在观察中生活。

你们多少次见过一个苹果？

一千次？

一万次？

一百万次？

错。

你们以前从未见过苹果，一次都没有。

对苹果产生兴趣，去和它交流，才算真正看见它。

凝视它，观察它的阴影部分，从每一个角度感受它，运用想象力，想象阳光被吸收到苹果里，这才是真正看见一个苹果。

如果你们真的看见了什么，你可以自然而然的有所领悟，例如春天的积水，请准备好纸笔，等待那个时刻的来临。

　 　　　 　　美子是个天生的诗人，她感知世界的方法天生就是如此：“对她产生兴趣，去和她交流，才算真正看见她。

凝视她，观察她的阴影部分，从每一个角度感受她，运用想象力，想象孩子们曾经在街道上摇着呼啦圈，想象她穿过学校的操场，想象学生们在教室里听讲，想象她回到院子里和狗玩耍，想象一个孩子在黄昏里追着公交车奔跑，想象她们登上公交车，想象我来到你跳下的河边，这才是真正看见你。

”这份对人世的用情之深是很难的，美子的扮演者尹静姬也说美子是“这世间一份难得的礼物”。

　　　　 　　而李沧东拿到这个戛纳编剧奖实至名归。

这个剧本的难度，是在于以虚写虚。

它把人对世界的感知和关系，落在两个“虚”的主题上，一是自我救赎，二是诗。

这两个主题，但是一个分开来就非常难讲明白，更何况是打通了两者之间超越语法意义的通道。

这两个庞大母题在杨美子身上和二合为一，把自我救赎的道路并列在寻求诗的过程当中，两者的痛苦，两者的艰难，在整部电影中非常完整的表达尽了，而结尾处，全是空镜头，夕阳下奔跑的孩子，欢腾的狗，湍急的河流，第一人称镜头和第三人称交互使用，标识出杨美子的行动轨迹，这时候诗歌声起，第一句是： 　　 　　你那里好吗? 　　 　　还是那么美吗？

　　 　　……　　 　　你能收到我没敢寄出的信吗？

　　 　　我能表达自己不敢承认的忏悔吗？

　　 　　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

　　 　　诗歌中部，死者的声音出现了，生者和死者的声音此起彼伏，念诵着同一首诗。

杨美子完成了自我救赎的历程，电影结尾，死者转回脸，轻轻说： 　　 　　我开始做梦， 　　 　　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

　　我再次醒来， 　　 　　在炫目的日光下， 　　 　　我看到了你， 　　 　　站在我身旁。

　　 　　这种处理非常冒险，因为太含蓄了太深沉了，影像已经开始尝试叙说随时都会超越其表达范围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不大搞得懂这串空镜头和那首诗，也觉得故事没头没尾的。

两种“虚”的主题：自我救赎和诗，在一连串影像中高度共鸣，女孩的朗诵和笑打开了宽恕之门，就像有人问《绿洲》里男女主人公会团聚么，这根本不算是个问题，故事的结尾是封信，是女孩在阳光里洒扫房间，这就是李沧东故事的解决方式。

最后，电影回到起点，那黑魆魆的流水。

　　 　　剧本能挖掘出两者之间超越语法的关系，把这两条主题绑得骨肉难离，场次如此对比强烈又不喧宾夺主，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更困难的是，怎么把深层主题上的非语法关系，在影像上实现出来。

《绿洲》的主题是爱情发生学，因为剧本层面的减法已经做到极致了，呈现的结构就非常纯粹，纯粹到心碎，心碎到绝望，在这绝望中却生发出一切美好的品质，好比破碎镜面的光斑，原来是飞舞的蝴蝶。

《密阳》的主题是主副线，关于宽恕和爱情，主副线的交集很少，大篇幅的力气都在宽恕上。

爱李沧东，大多数人是《绿洲》，然后是《密阳》，但《诗》差不多就是单纯考编剧能力了，没有任何讨巧的手段，连个正经八百的配角都没有，就一女主角抗一整部戏。

除了尹静姬，再没有任何可炒作的点。

　　 　　《诗》让我想起卡佛的小说《家门口就有那么多水》，主题高度同构。

　　 　　题外话，作为导演，他的一些典型镜头还是一眼就认得出来。

奔跑的火车流淌的河水，贴在玻璃上变形的人脸，在《绿鱼》和《诗》都有惊心动魄的用法，对人物的塑造也非常精确，《绿洲》里薛景求追拍摄车的那一场，《绿鱼》追警察车的那一场，可以当教科书啊。

《诗》的剧本非常难做，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得服了。

好久没看韩国电影，一看就看了部牛逼到让个人瞠目结舌的。

电影的名字叫做《诗》，李沧东作品。

起初以为只是取了这么个名字而已，不可能真的是讲“诗”的。

这什么年代啊，谁会傻逼到去拍一部讲“诗”的电影？

没想到，还真的就是讲“诗”的。

主线讲的是，一个60多岁、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的老女人，努力学习写诗、最后真的写出了一首的故事。

倒是还有一条草蛇灰线的次线，是关于一个女学生被六个男同学强奸多次、最后自杀了，男同学的家长们解决善后补偿问题的。

神啊，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大的胆子，才敢拿前者当主线、后者当次线来拍一部电影啊。

更牛逼的是，准确点说的话，整个电影的处理，含蓄深沉得根本就不能说是一个故事，有太多的东西没有答案，有太多空对空的影像，尝试叙说的是随时都会超越其表达范围的东西。

或者毋宁说李沧东这回根本就是在写一首“诗”，真正意义上的诗，不是梨花体羊羔体一把好乳那种，是蔡康永所谓“所有别的方法说不清楚或者所有不应该被说清楚的”那种。

从前，个人一直有种重文字、轻影像的倾向，顽固地以为，很多东西只有文字才可以传达，再绚烂的影像很多时候也敌不过平常到无以复加的文字。

但李沧东这回告诉我的是，有些影像所呈现出来的张力，再华丽的文字也是难以抵达的。

《诗》是韩国导演李沧东从一条社会新闻汲取的灵感而拍摄的电影，获得第6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也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

影片主人公美子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妇人，以看护瘫痪老人为生，并独自照顾着尚在读高中的外孙。

美子一方面热爱诗歌，潜心学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外孙和朋友们性侵一女同学致其自杀，而自己逐渐老年痴呆的残酷现实。

片中，六个男孩对女孩的性侵罪孽深重，而男孩们的父亲、学校、媒体对该事件的处理更展现了男权对女性的压迫。

导演李沧东虽然从未宣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电影《诗》关注女性生存环境，展现女性遭遇的欺辱和困境，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

一、女权主义电影理论概述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思想在电影理论及批评中的一个部分。

女性主义又称女权主义，是指在全人类范围内超越阶级、种族和地域，打破男尊女卑，实现男女平等。

女权主义运动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末期的法国，巴黎妇女冲进法尔赛宫，向议会提出要求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这一浪潮也渐渐蔓延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并持续到20世纪初。

一般来说，1890年代——1920年代被普遍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美国及欧洲各国的女性主义被视为“第二次浪潮”，西方学者又称之为“新女性主义”（New Feminism）。

1在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在政治和经济权利诉求的基础上，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聚焦于文学艺术以及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呈现方式。

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成为女性主义学者探讨和研究的对象，也为电影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当代电影理论形成并全盛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沿地带；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一些电影理论开始反哺艺术和文学创作，甚至对人文学科研究产生影响。

”2 女性主义理论与电影理论的融合而来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不仅推动了电影理论的发展，也反哺了心理学、女性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纷繁众多，按照研究思路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如《爆米花女神：女性、电影与美国梦》、《从敬畏到强奸：电影中的女性塑造》等，它们侧重于观影后的主观感受，缺乏对其内涵的理论框架的反思；一类是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对于理论建构和反思，代表著作有约翰斯顿主编的文集《妇女电影评论》以及劳拉·莫尔薇于1973年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

莫尔薇认为电影在两方面吸引观众的无意识：其一是偷窥欲（Scopophilia），主动的观看者的快感来自于由注视被动的客体；其二则为自恋（Narcissism），即自我将理想自我与银幕形象的结合而引发他者认同。

莫尔薇详细解释了男性如何有意识无意识地掌控电影的生产与接收过程，创造各种形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无意识地欲望。

观影经验依据两性间的差异而建立在主动的（男性）观众控制被动的（女性）银幕客体上。

银幕的景象与叙事相结合，驱使观众采取一个以男性的无意识心理状态为主的观影地位。

3二、父权的阴影在电影《诗》中，主要有六类男性角色登场，他们分别是犯罪的男孩们、男孩们的父亲、学校代表、记者、美子护工对象、警察。

除了刚正不阿的警察外，其他男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子和被性侵女孩进行了男性的欺凌与压迫。

正如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所说，“尽管女人这样一个与全体人类一样独立而自由的存在，却发现自己在这世界上为男人逼迫，不得不采取‘他者’（The Other）的身份”。

男人们从家庭、学校、舆论和政府各个层面掌控着这个社会，男性对女性的侵犯成了可被噤声的现实。

1.参与性侵的男孩们电影中，美子的外孙是高三在读学生，父亲不知所踪，母亲将其托付给外婆照管。

外婆对他无尽放纵，吃完零食从不会收拾，他沉迷于电视娱乐节目和嘈杂的音乐，对爱他的外婆也是不耐烦的态度。

在与朋友们轮奸了同级女生后，他也没有忏悔之心。

被性侵的女孩自杀之后，男孩们只是短暂地心不在焉了一会儿，接着继续开心地看电视、吃零食、打游戏，似乎女孩的自杀与他们毫无关系，大人们自会处理一切。

2.男孩们的父亲面对自己的儿子轮奸一个女孩的恶性事件，五个家庭无一例外，全部由父亲出面。

他们第一时间不是忏悔道歉而是先商量着如何用钱摆平女孩的母亲。

谈起儿子们的行为动机，他们认为“说是女孩自愿的，个子矮还长得普通，不知道孩子们看上哪一点”。

对于女孩的自杀，他们觉得“死的孩子虽然很可怜，但要统一行动”。

六个男孩性侵一个女孩，在一般人看来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公俗，也触及人性的道德底线。

但是五位父亲只稍觉遗憾，为了儿子们的前途，应该迅速掩盖为宜。

到了要与女孩母亲协商的时候，五位父亲提出让美子去求情，表示“你们都是女人，比我们更容易更合适。

一个人养着孙子的可怜外婆去求情，可以边流泪边聊。

”在摆平了学校、媒体和少女的母亲后，五位父亲举办了庆祝会，仿佛甩掉一个麻烦一般。

在五位父亲的潜意识中，无辜的女孩被性侵只是件遗憾事，女孩母亲的伤痛可以用金钱抚平，独自抚养孙子的外婆可以哭哭啼啼地去求情。

无论女孩、母亲，还是老妇人，都是软弱的，她们被侵害了哭一哭就可以了事，所以她们是可以被任意欺负的。

3.学校教导处长学校出现如此恶性事件，校方的教导处长不得不出面，仍然是一个男性。

他谨慎地告诫男孩们的家长，“大家都要把钱准备好，这不单关系到孩子们的未来，学校也会鸡飞狗跳。

”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工作人员，对于女孩的自杀他没有同情，似乎事不关己。

对学校应承担的责任他只字未提，也没有任何心理疏导和普法教育的计划，只想尽快息事宁人。

4.记者轮奸案件发生后，当地一位男记者找到美子希望挖到料。

这时观众们似乎燃起一丝希望，觉得这位记者曝光这件案件，可以争取舆论的声援。

然而，这位记者收到封口费后迅速沉默，并帮助父亲们与自杀女孩的母亲搭线。

可见媒体并不总是站在正义那一边，对真相的追求有时不如金钱的诱惑。

5.老会长美子以照顾一位老会长为生，老会长虽然瘫痪不能动，但在美子打扫卫生时候一直直勾勾地盯着美子，并表示想要与美子发生性关系。

美子为老会长洗澡洗衣、做家务，但老会长还是以一种把玩的姿态对待美子，希望她永远对自己笑。

老会长并未直接伤害美子，但他从未真正尊重美子，只是将美子视为“凝视”和消费的对象。

6.警察影片中唯一正面的男性形象是美子学诗时候认识的警察，他原先在首尔工作，因为举报上司贪污被调到地方。

他性格直爽，爱在诗歌朗诵会上开黄色玩笑，引起美子的不悦。

但是，在看到美子哭泣时候，他主动询问情况，并在最后逮捕了犯罪的男孩们。

一场校园性侵，侵害者、侵害者家长、学校、媒体、警察相继登场，都是男性，他们掌握着韩国社会大部分的权力。

在家庭里，他们是一家之主，权威的象征；在学校，男性工作人员作为代表出面解决问题；四处调查社会新闻的记者也由男性占据；在职场中，成功男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年老后颐养天年；当然，作为国家政府权力的执行者——警察自然也是男性。

男性构筑起一座无形的屏障，庇护着自己和下一代男性。

因此，当一群男孩欺辱了一个女孩之后，他们不会内疚，甚至没有慌张，只有漠视。

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老师、记者们会庇护他们，成为他们的护卫，整个社会的男权制会成为他们的保护网。

三、女性的反击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曾经说过：在社会的性别秩序中，“女人”是一系列的固定角色，如果你拒绝这些角色，你必须付出代价。

电影《诗》的主要女性角色是美子和被性侵的女孩，她们面对男性对自己的侵害进行了严肃而决绝的反击。

面对五个男孩的性侵，女孩选择跳河自杀；面对父亲们对犯罪的漠视，美子选择揭穿事实。

1.对男权和父权的反抗美子在经济上拮据却独立，丈夫并未登场，唯一的女儿离婚后丢下外孙离开。

美子则独自抚养照顾外孙，坚强又乐观。

美子着装时髦，注重干净，她告诉孙子“要保持身体的干净，只有身体干净心才会干净。

”得知外孙参与轮奸，美子既震惊又羞愧，希望外孙能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但外孙只是躲在被窝逃避外婆的责问。

女孩死后，母亲虽然伤心还是选择收下赔偿金，男孩们冷漠得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男孩父亲们迅速筹钱想要迅速了结此事。

只有美子，良心难安，勇敢地向警察报案，将毫无忏悔之心的男孩们送进监狱。

这是因为美子同样身为女性，对被凌辱的女孩产生共情，生发出愧疚与悲悯。

美子在女孩的葬礼上看到女学生们吓得踉踉跄跄地逃出教堂，看到女孩笑容纯净的照片，她一阵眩晕，痛心涕泣。

相比于虚伪无耻的男孩们的父亲、教导处长、收封口费的记者，美子是正义的，是勇敢的，她敢于正视自己教育上的失责，试图去弥补自己的错误；同样，美子是善良的，是高尚的，绝不为了所谓的前途，掩盖外孙的罪孽。

女孩的正脸镜头虽然在电影最后才出现，却一直推动着影片情节的发展。

女孩家境困难，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劳作抚养她和尚在读小学的弟弟。

在学校实验室，六个男同学对她实施性侵，她无力反抗。

最后，女孩站在桥上，露出绝望又坚毅的神情，之后投入潺潺河水，这是一个被凌辱的女孩悲壮又决绝的反击。

2.在自然中得到救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斯娃·德·奥波妮发表《女性主义·毁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并在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更亲近自然，并和自然一样成为男性眼中的“他者”，受到肆意的压迫和贬低。

生态女性主义力图在生态批评的基础上，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去探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环境意识、人际和社会平等公正的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方面的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还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批评男权的文化价值观，赞美女性本质，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

《诗》便深刻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

在《诗》中，诗班老师告诉美子认真观察世间的一切是最重要的，各种角度观察才能写出诗，于是美子走到哪儿都带着笔记本。

在影片第二十六分钟，美子坐在树下看树，邻居问她为什么看树，她说，“因为想好好看树，树在想什么，在对我说什么呢，我想听听看”。

在影片第三十六分钟，美子得知外孙参与轮奸时候，走出饭店在鸡冠花旁边做笔记，一男孩父亲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只是在做笔记，血一般鲜红的花。

知道鸡冠花的花语是什么吗？

是盾牌，长得就像盾牌吧，守护我们的盾牌”。

在影片第七十一分钟，美子来到首尔看病，看到医生办公室窗前的山茶花，她喃喃自语，“我特别喜欢山茶花，冬天的花，红色的痛苦之花。

白花是纯洁，黄花是光荣。

”影片第九十六分钟，美子来到被害少女家中，看到少女与山茶花的合影，之后她去到田里寻找受害女孩的母亲，倾听鸟叫声，感叹落下的百日红的魅力，捡起掉落的杏子，写下“杏舍身奔向大地，裂开而又被践踏，只为了下一个轮回。

”由此可见，生活对于美子来说是残酷的，但美子仍然对自然和诗歌怀有眷恋，这是女性与大自然的天然亲近感。

而片中男性角色都带有工业化的痕迹，暗含着对自然生态的侵略和掠夺。

外孙严重依赖于手机、电视、电脑、游戏机、音响等娱乐电子产品；基范（参与性侵的男孩之一）的父亲用轿车代步，对美子写诗的行为也深表不解；男性记者向美子打探消息时候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拍来拍去。

男性习惯了现代工业化的世界，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利用机械可以掌控世界，包括自然和女性。

在影片最后，美子写下一首诗《阿戈涅斯之歌》：那边是怎样的呢？

会有多寂静呢？

傍晚依旧会有晚霞，能听到飞向林中的鸟鸣吗？

没能寄出的信，你还能受到吗？

没说出口的告白能传达给你吗？

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浅白朴素，运用了大量自然事物为意象，包含了美子对少女真诚的忏悔。

受辱的女孩跳入河水，长眠于大地。

受案件裹挟的美子向女孩忏悔，在自然中寻找诗意，实现了自我救赎。

影片最后，读诗的声音由美子转变成自尽的少女，两个女性合二为一。

“简 阿科塞拉认为：‘女性之间的理解与同情在道德上相当进步，它打破了自我中心主义并能够急人所难、情感的交流标志着姐妹情谊的加深和女性群体的建立’”。

4 美子与女孩同为女性，美子理解女孩的痛苦，这份理解促使她无法像男孩父亲们一样敷衍了事，而是让男孩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女性对女性的共情，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姐妹情谊。

小结韩国与中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男尊女卑”的旧思想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在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长期发展过程里，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这样对待女性是不公平的，并且习惯了女性的牺牲，享受女性的付出。

李沧东导演的电影《诗》便揭示了韩国社会这一隐藏病症，男孩们对女孩进行性侵，却得到整个社会父权制直接或间接的包庇。

同时，为了让被害者母亲沉默，家长们对老妇人杨美子进行二次迫害。

但是，女孩的自杀、美子的报案展现女性决绝而惨烈的反抗，这是女性内心深处的善良正义与相互理解。

杨美子对自然和诗歌的热爱更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观念，实现了女性的自我救赎。

注释1.秦喜清. 《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2.蔡满园. 从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看传记电影《弗里达》[J].电影新作2019(03):763.应宇力. 《女性电影史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6戴桂玉.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主体身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9

在编剧上对好莱坞编剧那一套的模仿运用缺陷就不少了：举报外孙的段落讲的太不清楚 跟小孩被拐卖了一样 外婆不知所踪的结局和女孩读诗太牵强 突然出现的醉酒诗人嘲讽外婆极突兀不幸的是 本来抱着李沧东跟其他韩国导演不同的期望 结论是 为了让韩国人拍出电影来 不仅要花季女孩被轮奸到死 还要老太太脱衣服洗澡 要老太一遍遍给残障老头擦身 最后六旬老太太被逼良为娼 这样就过瘾了 韩国电影可真行👍

“你在那边还好吗？

感到孤独吗？

日落时天空还会变红吗？

鸟儿还在通往树林的路上唱歌吗？

你能收到我不敢寄出的信吗？

我能表达我不敢承认的忏悔吗？

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

”　　 　　 我没有五百万来对你赎罪。

只能写一首诗。

我在急速老去。

阿兹海默症渐渐令我忘记一切词语。

先是名词，再是动词然后，我会忘记你，忘记我的孙子，我的女儿忘记童年姐姐美丽的呼唤，最后是我自己。

我将忘记爱，忘记恨，忘记所有的美好与罪恶。

所以，在这之前我要写诗在所有记忆飞速旋转消失的每一刻我努力的，努力的蹲在路边，写一首诗我观察阳光下的树，倾听鸟儿的歌声我捡起落在地上的杏子，尝尝它的滋味我该留下点什么给我定意要离开的世界也该寄去点什么给你死去的世界我的感情，我的记忆，伤痛与忏悔。

唯有诗。

　　 “现在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就像风停留了，又走了一样。

像影子， 承诺永远不再回来， 为了那封始终掩藏的爱意， 为了轻吻我疲惫脚踝的小草， 以及跟随在我身后的小小脚步，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 　　 我去参加了你的安魂弥撒牧师说，你在天国会比在这个世界幸福。

我不相信，我得不到安慰。

我知道你是承受了多么沉重的痛苦才放弃了生命。

但是，也许你就是那颗落在地上的杏子？

被车轮碾压，被脚踩踏的汁肉模糊，只是为了来生做准备。

我这么说，因为我也是一颗杏子啊。

　弥撒以后，我偷走了你的照片。

我将它放在饭桌上，提醒我的孙子，他甚至不知道，对你所做的事，是不可饶恕的。

太年轻的孩子，甚至连灵魂都没有。

看到你的照片，他不过呆了一秒钟。

就若无其事的拿起遥控器看电视。

荧幕上的光，一晃一晃，照上他青春的脸。

那光闪电般劈在我的心上。

而他这时没心没肺的咧嘴笑出来。

这是多么肮脏。

虚伪的日子里还有多少这样的罪，从来没有人去请求宽恕。

从不请求宽恕的罪恶，如果不是更大的罪恶，又是什么呢？

世界是一个垃圾场。

我在垃圾场里写诗。

也许居住在诗意中才能让我逃避这劈头盖脸的肮脏。

这是逃避吧，或许。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

唯有诗。

　 “现在黑夜降临， 蜡烛还会点燃吗？

我在这里祈祷， 所有人都不再哭泣， 为了让你知道， 我有多么深爱着你。

在炎热夏日的午后，长长等待。

那条苍老的小径就像父亲的脸， 孤独的野花，悄然消逝。

” 　　 　他们说，拿出一笔钱就可以摆平这事。

摆平学校、媒体，还有你妈妈。

他们居然还办了庆祝会。

庆祝什么呢？

庆祝逃脱了惩罚？

他们能够逃脱心的惩罚吗？

他们让我和你妈妈谈谈。

用我的生活唤起她的同情。

别忘了掉两滴眼泪，他们说。

于是我去了，对不起我去了。

我忘记了他们教我说的话。

我只想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就这样我也终于还是无法开口。

于是我去了你投河的地方。

风把我的帽子吹起来，飘飘荡荡，坠入河中那么白，那么轻盈，随风无定就像你年轻的生命。

既然我不能说出道歉。

还能以什么来折磨自己，清洗自己？

唯有沉默。

唯有诗。

　 　　 “我曾那样深爱过， 每当听到你那微弱的歌声， 我的心就悸动不已。

我为你祈福， 在我渡过漆黑的河流之前， 带着我灵魂最后的呼吸。

我开始梦到，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再一次醒来， 被阳光刺痛双眼， 我遇见了你， 你就站在我的身边。

”可是我却不会写诗。

我用尽力气也写不出一句诗。

只能在笔记本上涂着几个零散苍白的词。

小时候老师对我说美子，你长大了会成为一个诗人？

那时我几岁？

9岁，还是10岁。

现在我已经66岁了。

这五十年啊，我都做了什么呢？

我没有成为一个诗人。

甚至写不出一句诗。

于是，我问每一个与我交谈的人要怎样才能写出一首诗？

诗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

张开翅膀它就会飞出我的心。

它被什么捆住了？

我用尽全力解开它，让它飞飞向彼岸的世界，飞向你好的，现在是道别的时刻了。

我给你们留下这首诗。

《那喀索斯之歌》你知道那喀索斯是谁？

他也是一个投水自尽的人。

有人说他是死于自恋。

不，他是死于世界的荒凉。

他死于他的美，不能与任何人分享。

美是清晨热腾腾的早饭。

美是我这样一个衰老的女人还穿着艳丽的裙子。

美是你在自杀之前，回望家门时那双纯净的眼睛。

最美的时光，我们都心知肚明。

而记忆和生命的沙漏，已经快要见底。

是什么能颠倒它？

颠倒恶与丑，罪与痛？

是什么带我们去到来世？

唯有爱。

唯有诗。

2010年，《诗》在戛纳电影节上映，距离李沧东的第一部作品《绿鱼》已有13年。

从《绿鱼》到《诗》，一路看下来，我发现一位伟大导演对世界和生命观感的嬗变。

虽然从《绿鱼》开始，李沧东就开始了探寻生命意义的尝试，但是风格却逐渐由刚烈、浓郁、直白变得含蓄、委婉、淡定。

从《绿鱼》的躁动、哀伤，到《薄荷糖》的无奈、感伤、痛彻心扉，再到《绿洲》的愤懑、宣泄、卓尔不群，然后是《密阳》的痛苦、绝望、迷失，直到感悟，最后是《诗》的冲淡平和。

始终不变的是对生命尊严的强烈信念和生存意义的深刻体验。

生活之苦生活之苦既然存在，又何需渲染。

贫困、孤单、负疚、恐惧、担忧、窘迫，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老年痴呆，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是随时可以压垮她10次的生活之苦，然而在李沧东的影像里却来得轻描淡写——每到山雨欲来，却又归于沉寂；或是如同祖孙二人互相拍击的羽毛球，来来回回，让人麻木，单调却又充实的布满每一个夜晚。

电影没有渲染苦难，在叙事方面避免戏剧冲突的进一步延展，有意压抑情绪波动，不断消解着廉价的煽情倾向，甚至在电影语言的选择上也尽量平淡无奇。

相较于李沧东以往的作品，《诗》出奇的克制。

所有的生活之苦几乎都弱化成了名词，杂糅到日常生活之中，一切似乎都在承接《密阳》的最后一幕。

生存之痛有怎样的生活之苦，就将承担怎样的生存之痛。

剧中美子面临着几重选择，赎罪，但是不敢直面；补偿，但是囊中羞涩；筹款，却要以身体和尊严作为代价。

同时她还要面对不成器的外孙和步步袭来的老年痴呆症。

诗成了感受生命美好的唯一方式，但是凭心交流，却在诗友的聚会中，逐渐发现诗对于他人只不过谋生的工具和茶余饭后的消遣；独自感悟，坐在微风吹拂的河岸，摊开记下灵感的小本子，诗情未至，大雨先到，浑身湿透。

现实就像个冷酷的玩笑，充满恶意的嘲弄。

生存之痛，尤其痛在承受生活之苦的同时，精神也无所依托。

生命之美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寻找生命的意义。

让美子患上老年痴呆症，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情节安排。

对于美子来说，失忆反而让她能够享受到片刻的生命美丽。

朴赞郁的《老男孩》、奉俊昊《母亲》也都有这样的设计，但是相比前两者，《诗》显得更加自然和巧妙。

美子与女孩母亲交谈的一幕，是电影中阳光最明媚的时刻，如同“密阳”。

短短几分钟，却是整部电影最让我动容之处。

感受到生命之美，生命就有存在的意义，生命的尊严方可显现。

影片中老师说诗来自内心，美子一直在搜寻着内心的诗句，即使种种负累不断纷沓而至。

当终于一无所有、失无再失的时候，那首心中的诗终于成型。

又让我想起了《密阳》，但是《密阳》还带着一点暧昧，《诗》却显得坚定。

在片末俗世镜头的拼接下，“诗”轻巧的穿梭其中，从美子幻化为死去的女孩，生者与逝者的生命之美同样散发出光辉，河流奔腾不息。

生命之美在于其原初之色，而非附丽，反之亦然。

我原本一直觉得李沧东是个悲观到底的电影诗人，但是自《密阳》开始改观，至于《诗》，我开始相信李沧东电影中的人生哲学远非如此简单。

尽管《诗》中仍然充斥着冷漠和虚伪，但是相较于《绿洲》，已经没有了“举世皆浊我独清”激烈挣扎和高傲姿态，李沧东对于世相和人生已经变得更加宽容和豁达。

对于李沧东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却归于了生活。

应该感谢李沧东，感谢电影，因为诗歌之于美子，正如电影之于李沧东、之于你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