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此行

-为什么要活着？

比起这个，更为严肃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去死？

《不虚此行》的主人公闻善，在社会层面上，勉强活着。

但我想，对于导演而言，“勉强不死”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境况。

我首先会惊叹于刘伽茵对空间的直觉。

闻善家天花板的矮，与他的瘦长身材几乎矛盾；家具是“领包入住”款公寓标配的二人沙发，披上一张廉价布艺沙发套；晾衣绳半死不活地吊着；室内则常年昏暗，下午才会照进“阳台”的采光是城市规划仅有的怜悯。

会有通风吗？

闻善偶尔会在那里抽烟，但怎么解决换洗衣服沾上烟味的问题？

闻善佝偻着身体在笔记本电脑前写作，一盏台灯是全部的照明。

电脑没有音响或外接显示器，聊胜于无地配备了电脑支架和蓝牙键盘，使得长期伏案不至于太过辛苦。

多余的娱乐是严格被限制的。

开销：出行、香烟。

伙食没有看到，终归不会太好。

刘伽茵将闻善此种贫困的生活状态评述为一种自觉的伦理选择，以此确认某种“普通人”哲学，然而她并没有选择在影像上消抹这个空间与形象给观众带来的难以忍受的体验。

我丝毫不怀疑这是导演自己某些时刻的精神写照：一种生命的贫困贴附在人物的身体上，变成一种强迫症般的拮据、节食、禁欲，人的姿态呈现出塌陷的趋势——演员身体的驼背、紧张、内缩、谨慎。

这个形象太令人熟悉又讶异。

在形象之外，我们还能看见导演在电影里分裂出的二重身，它不仅是另一个幻觉式的人物，还是在一种精神疾病的暗示背后，更为深刻的“对疾病的需要”：一种倒转，病症维持着人的生命。

这与片中的其他角色形成对比。

刘伽茵所展示的一种内在分裂就在于对“贫困”的有意反写。

电影里人物与卡佛笔下的人物是相反的，他们所表现出的经验的富裕、交流的富裕和感受的富裕令人乍舌。

这几乎是一种与现实相悖的经验。

但在一个更本体的层面上，他们在电影中“富裕”的讲述正是出于导演“之手”，是写作令他们变得“富裕”，在此，写作即是讲述，刘伽茵凭靠“写作”将现实的断裂之处联结了起来。

闻善在悼词写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他人的创伤，并将一些不堪的、悲剧的细节有意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富裕的情感。

写作者在贫困中生产了富裕，这是来自人格的温柔。

-布朗肖谈及一种“惩治式握笔”，他写道：“这只手，在某些时刻，感到一种强烈的抓的需要：它应当拿起笔，必须这样做，这是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要求。

”逝者的家属要通过不断的“讲述”来拖延死亡的真正到来，闻善要凭靠聆听“死亡”来避免自己死去。

他需要沉浸在死亡的场所中，写作才能得以进行。

如此，“写作悼词”才作为一种职业成为一种驱力。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伽茵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一部电影了。

写作者在某一个时刻受到强烈的感召，一个故事、一个人物必须要被写出来，这样的写作是一场漫长的消耗，但与此同时，这是一部“关于心脏”的电影，因为如果停止写作，“我”便会“死去”。

柄谷行人说，死亡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观念问题，而是一个结构的问题。

某人死人，那么他生前所拥有的诸种关系里就出现了一个空白，活着的人就必须去填补这个空白，把死者从自己的生活空间里驱逐出去，重新建立新的关系网络。

闻善就是这样一枚中间的介质，他是这个社会消化不良的症状，被排泄在“活着”的意义缝隙中，用来填补结构的空白之处。

在电影一个不起眼的镜头中，一位操着塑普的程序员挤在咖啡厅窗台的一角，一边回复工作、一边向主角介绍他去世的创业伙伴的生平。

两人之间忽然走来一位服务员，她利索地收拾了台面的垃圾又转身离去。

导演没有把注意放在她身上。

而在下一个镜头中，闻善走出了咖啡厅，木讷地站在街上，身后是现代的高楼大厦，程序员隔在“橱窗”后被挤在构图的一角，外面是匆忙的人潮，没有人停留。

这个略显畸变却容纳了很多人流的镜头忽然击中了我，但我说不清为什么。

一股巨大的疲劳感向我袭来。

或许，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验的毁灭不再是巨大灾难的后果，而单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单纯是疲惫就能让人失去经验的能力了。

我猜想电影中的更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将这些经历转化为经验，他们说不出来，或者感受不了，捕捉不了。

摄影机看到了，但无能为力。

他们就这样被隐藏在了影像的罅隙，填补着结构的空白，转瞬即逝，没有悼词。

-在采访中，刘伽茵将闻善描述为一个难得的倾听者，但在这个人物身上，我看见了一种属于写作者自身的语言的匮乏。

这也许是长期贫困所致，也许，躲藏也会是一种死去，他变成一个与外界不协调的人，一个不懂斗争也没有归处的人。

刘伽茵并没花多少笔墨描写他是如何来到这样的困境的，仅有只言片语：写不了剧本的编剧，最好的悼词家……生活在导演这里不是一个连续的东西，而是一个充满断裂之物。

刘伽茵镜头下的闻善只能用一种类似自我保护的方式去回避自己的现实（比如，幽默？

），以“他”来替代“我”。

他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为涮锅店一家编写温馨的“故事”，慰藉方阿姨和陌生网友，这些故事固然感人，电影却在“疗愈”的表象背面走向了人物自身生活的匮乏。

闻善在整部电影里都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但他在很长时间遗忘了这一点。

他只能向老师模糊地交代一句“我过的不好”，他无法向观众描述他自己。

同样的，刘伽茵并没有向我们交代过闻善的创伤。

只有在临近结尾，我们才模糊地察觉到了他的悲伤。

他孤坐在动物园里，等待着电话里母亲的回应，这个声音把他带到一个确定的场所。

似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突然间爆发，却又像《爱情万岁》里那段哭泣一般“找不到缘由”，他痛哭了起来。

导演似乎在告诉我们，有一种生活的经验或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或者图像来表述的。

那一刻人物是“背对着”我们的，他的眼泪充满秘密，却真实无比，他为自己而哭，这是幸福的眼泪。

（“我想，我要活下去。

”）还记得《牛皮》中那个关于牛皮的故事么？

刘伽茵借父亲之口用一段简短的讲述便在死去的材料（牛皮、悼词纸）上唤起了活着的生命——一头牛及整个家庭的血肉与生命历程，通过赤热烙铁留下的火印，被永远地铭刻在了牛皮的表面。

因而，胡歌就是闻善，闻善就是胡歌。

他的脸，右眼眉梢旁车祸留下的伤疤，刘伽茵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遮掩它。

透过这个伤疤，我们似乎看见了一道死与生的真实之界。

在被略去的生活中，生活的重量获得了完整的在场。

原文首发于 陀螺电影 https://mp.weixin.qq.com/s/51gPLyxjts7Q1zg2ZzMfOw

7.5分。

虽然不是我的菜，但还不错。

一个失败的电影编剧，却变成最好的悼词写手，写不出虚构角色的人却能总结好陌生人的一生，人生很重，电影很轻。

唯一有些不理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会请一个外人来书写自己至亲的悼词。

北漂、独居、编剧研究生毕业、自由职业...主角所有人设与符号都离我本人太近，因为太熟悉所以不忍卒读，甚至评论都写得瞻前顾后。

摄影上风格鲜明，所有构图整体上移，人物被放在画面底部，头顶留出大量空间，表现出人的渺小卑微和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概念。

美术做得很细，接地气，租住的廉价房屋内堆满大桶的农夫山泉，逼仄到站不下人的卫生间和布满灰尘的老旧阳台。

声音的设计很高明，配乐使用极其克制，对白录得清晰干净，所有的环境音和群杂都被有意规避和压低，全片声音的处理都保持了较统一的简单纯净，而影片隽永朴实和意味深长的气质也油然而生。

从剧作类型上讲，本片其实是侦探片的某种变形，胡歌扮演的悼词写手闻善实际上是一名喜欢刨根问底的侦探，他不断去探寻和追问逝者生前的种种，用一篇篇饱蘸情感的悼词送死者最后一程。

影片的结构看似零散，实则却十分工整、富含深意。

片中主要死者/案件其实有4个：1.开饭馆的万晓勇和万晓梅兄妹的哥哥2.王先生（黄磊饰）的父亲3.老陆的创业伙伴/上司4.邵金穗（齐溪饰）的网友，因抑郁自杀的律师/配音师而这四段故事分别也对应四种情感——1兄弟/兄妹之情，2父子/爷孙之情，3朋友/伙伴之情和4.男女情愫/爱情，可以说导演用一部电影四个故事以点带面讲尽了人间诸多羁绊和生死悲欢。

故事的结尾和核心也落到主角的自我成长与自我实现上，而这个主题是通过两个比较明显的伏笔实现的——1.身患癌症提前向闻善预定悼词的方阿姨的去世；2.贯穿全片的“幻想朋友”小尹（吴磊饰）身份的解密。

这两个人物分别对应了主角闻善的两段职业经历——悼词写手和电影编剧，一个是提前就准备好的真实人物的悼词，一个是怎么也写不出的虚构人物的经历。

两个“角色”、两种生活状态相互对照，互为镜像。

影片最后，方阿姨去世，小尹这个角色随着写作完成而消失，而主角闻善也突破了自我，重获新生。

说在前头：本文只是短评扩充。

具体写了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清楚，如果你会读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笑话，消遣去读。

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脑海中想到的是上个月在电影院里看《野蛮人入侵》女主角说的一句话：“一部洪常秀电影。

”

是的，《野蛮人入侵》根本不是洪常秀电影，但《不虚此行》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部洪常秀电影。

为什么是洪常秀的电影？

我大概只看过十部左右洪常秀的电影，熟悉的三件套是 推拉镜头，固定镜头，大量的人物对话。

而《不虚此行》刚刚好完全契合这个洪常秀电影的模式。

本片用4：3（查不到具体纵横比，但非常接近）的景别+大量的固定镜头+大量的对话。

塑造人物也非常接近洪常秀电影理念，人物秉持着尴尬的体质进行融合，对话，碰撞产生化学反应。

说回电影 洪常秀电影中的人物一直是尴尬的，但是自由的，同道理《不虚此行》也是，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很多我觉得尴尬，不合理的事情。

但洪常秀的电影中的人物是没有状态的，或者说没有固定主题的。

而《不虚此行》选择的是写悼词的人，是殡葬行业相关的，是接近死亡的。

这就意味着电影有了主题性和关怀度。

因为我不知道电影中那些写悼词是否夸张化或者情节化，脱离了现实等等，直观给我的感觉没有不舒服。

但电影你让我相信这些语句，这些人物是否鲜活存在。

我是不相信的。

1.北京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一直在发出疑问。

在电影里被呈现的分为三六九等的“悼词套餐。

”北京真的很小（编剧圈），又好大（地理）。

人物一边说北京很大，一边说很小，北京这座城，这座城市的人，跟电影一样变成了没有生气的存在，这座城市的存在，我找不到贴切的形容词，但最像的，应该是小尹（不存在的人，没有情感的城，随时消失的）。

2.这些人物是真的吗？

邵金穗，老陆，方阿姨，王先生每个故事我都觉得无比虚假。

阶级只看到了中产，没有穷人。

像有钱人花钱买来的自我感动。

每个故事都如此令我难以置信，但总归是电影呈现的悼词人pov的一环。

一方面觉得假，一方面是觉得他们存在真实的情感链接。

像洪常秀的电影，人物秉持着尴尬的体质进行剧情描写。

3.故事到底是真故事还是是文学性呢？

无从得知。

就像闻善笔下的人物一样，同样对这个电影塑造的人物进行质疑。

是编剧（导演）自说自话，还是真心地替角色说话，无从得知。

电影拥有干净，整洁，轻盈的调度，拥有着文本性与电影与电影之外创作者的共同性。

是通过框架（大量固定镜头）+文本（对话）而成的剧本性写作。

拥有着矛盾的主角，尴尬的对话和情境融合，却能自洽。

这点是放在华语电影里面很少能看到的东西。

但电影描绘的北京，对生死，和闻善的困境，在我看来呈现的像是一件物品，一座冰冷的城市，是需要借着这些东西表达现实之外的东西。

很多人骂导演自恋，电影矫揉造作，骂是北电团建，将死亡分成三六九等，从这方面也看得出来电影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我不过多赘述。

怎么说呢，《燃冬》跟《不虚此行》我都不太喜欢更谈不上讨厌，喜欢的讨厌的当然可以理解，起码他们绝对是健康无害的电影，两极分化评论非常正常。

它又好看又难看着，对我来说，它总归是不太好看。

洪常秀的电影里有熙熙攘攘活着的，干净的人，他们调侃着，生活着，尴尬着，存在着。

但刘伽茵的洪常秀电影，只看到了无毒无害，创作者的困境，看到了尴尬，看到了自恋，也看到了能尬死人的齐溪老师，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条线。

电影到最后，写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无非是文本与现实的自说自话，通过闻善之口，悼词人，悼念编剧导演自身。

洪常秀的电影也有借角色之口说自己，如《之后》的权海骁大叔，他说的，调侃的也是洪常秀本身。

整个电影最不对的点，是一直在说，而片名的英文名是《All Ears》，但说了这么多，观众就一定要听吗？

跟陈哲艺的《燃冬》一样，他精准的捕捉了三个青年人的精神状态，逃离，迷惘。

描绘的再好，我们能跟着他们一样发疯吗？

说到底，电影是情感状态选择，你看到什么，你就会选择什么。

你掏心掏肺，但观众可能会觉得是狼心狗肺。

《燃冬》和《不虚此行》就是如此。

电影殊途同归是洪常秀的电影，但绝对不是好看的洪常秀。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开心就好。

感觉导演的初衷是做几个关于逝者的故事的拼盘，但是又找不到一个契机把它们串联起来，所以搞了这么一个写悼词的落魄编剧，做了一出ppt式的流水账，对每一段的刻画都是很矫情的浅尝辄止，根本没有触及到人情感的最深处，我觉得还不如做单元剧，深挖每个小人物背后的故事，都比这牵强附会的重组家庭感人得多。

或者设计另外一个更合适的角色把这几个主人公串联，比如邮递员呀什么的，如果更有巧思一点可以让闻善成为穿针引线的角色让世界线收束，这种设计在很多电影里都有使用，而这部片的编剧偏偏采用了最不动脑子的方法，直接插了个写悼词的人去连接这些故事，感觉很不用心，就像初中生作文里学生硬生生加进去一个线索贯穿全文试图让一切变得圆融高级一般。

包括闻善这个人的形象也是很单薄的，我从他身上只能看到一些符号化标签化的性格，并不觉得他是一个打动我的活生生的人。

小尹的设计是有意思的，但是又缺乏力量，刚开始看还以为是工具人室友呢，其实可以给他安排更多出彩的点明主角内心活动的戏份，小尹也是看不出性格的人，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幽灵，两人的对话很尬。

感觉真的浪费了这个设定，有点可惜。

全片有一种系统性的八股文式的造作，从台词到故事，大部分时间在自我感动，形式大于内容。

这种根基上的出发点上的问题就导致这整部电影逻辑上站不稳，我就想问一个对逝者有深厚感情的人真的会让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写悼词吗？

骂闻善写得不好不了解逝者乱写悼词的时候真的很可笑，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还有，到影片最后都没看见他那值四千五的悼词，是编剧根本编不出动人的悼词所以干脆不给观众看了是吗？

每个人都要经历两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脏停跳时，第二次是被世界遗忘时。

我不知道哪一种死亡更令人绝望，但起码有人不甘认命——那些努力拯救第一种死亡的人，大多是医生；而那些努力拯救第二种死亡的，则是为亡者写纪念悼词的人。

胡歌在新片《不虚此行》中饰演的闻善，正是鲜为人知的第二种人。

他凭借这个出乎意料的角色，荣获今年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

而本片的导演兼编剧刘伽茵，也借此斩获最佳导演奖。

世间所有的爱，都该趁早胡歌饰演的闻善，当编剧挣不到钱，转行在殡仪馆写悼词。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从逝者的亲友口中，一点点拼凑起逝者的过去，最后汇总加工成一篇在追悼会上当众诵读的悼词。

然而，在很多时候，生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歪曲、掩盖关于逝者的事实。

遇到这种情况，闻善倒又像回到自己的编剧老本行，在还原每一个关于逝者的故事中，他都要竖起耳朵听，找出他们“台词”中的已说、未说和不可说；他更要睁大眼睛看，因为人物的真相不光显露在他言语中，更隐藏在他下意识的行动中。

有一处场景，是闻善坐在客户王先生家的客厅里，为了帮他的亡父写悼词，向他收集关于老人家的相关信息。

王先生一边回答闻善的提问，一边盯着手中的两部手机，应付不间断的信息和来电。

事实上，他的确想当一个孝子。

如果图省事，他完全可以直接用闻善给他的模板悼词，没必要专门让他上门写定制悼词。

然而，他不光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父亲。

孩子还小，如今竞争环境又如此激烈，他肩上扛着一个家，难免顾此失彼。

正如他的自嘲：“到了我这年纪，不进则退。

”当闻善问起他父亲喜欢什么时，他还要发信息问老家的叔叔才回答得上来。

此时，路过客厅的王太太提醒他，老爷子喜欢种花草。

闻善提出想知道更多细节，王先生明明从沙发前抬起了屁股，却又莫名其妙地坐下了，低声说了句“算了”。

又是王太太打破僵局，一把拉开客厅半遮的窗帘，露出一排半死不活的盆栽。

她当着闻善的面，摘下一片片枯枝败叶放到王先生手里，他难免神情尴尬。

她当着外人暴露家丑，非常值得玩味。

可想而知，王先生整天忙事业，忽视的不光是父亲，还有她这个妻子。

她正是用这种近乎拆台的方式，来表达对丈夫拼搏事业而疏于陪伴家人的不满。

事后，闻善从王先生的儿子飞飞口中得知，爷爷经常想找父亲聊天，但是他总没有时间。

有一次原本一家三代回老家，父亲又因为忙工作缺席，他和爷爷钓鱼时差点溺水。

闻善通过观察他们一家，敏锐地推断出，飞飞是故意掉进河里的，这样父亲就会放下工作赶来看他了，也能实现爷爷的愿望。

他鼓励飞飞，将这个秘密告诉爸爸。

没多久，王先生带着妻儿回了老家，正是他当年缺席的那片苍翠竹林。

曾经，他在父亲的庇护下，在这片土地上度过青少年时代；如今，他送走父亲，从儿子的身份毕业，继而学习如何做一个父亲，理解家人的陪伴无可取代，爱的行动要趁早。

像这样清风拂面般的细腻视角，以及克制却潜藏丰沛情感能量的叙事风格，在本片中比比皆是。

除了王先生以外，还有万家兄妹、老陆、方阿姨和邵金穗等等客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悲欢。

正如这张《不虚此行》的海报，闻善在为逝者撰写悼词的过程中，以笔为桥，促使生者以全新的角度审视与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再次连接曾经深爱、如今却已疏远的人。

“表演就是探索人性”电影的大多数时候，闻善都显得内向、拘谨。

他站在客户面前，高大的个子微微佝偻着，略低着头，每次说话前总要停顿片刻，仿佛深思熟虑后才开口；说话时语速平缓，字斟酌句，会向对方确认每一个词的准确含义。

初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人仿佛社会适应不良，缺乏为人处世的圆滑。

他也亲口承认了，他就是比别人反应慢半拍。

随着情节的推进，当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一次次从那些客户口中窥探到真实的人性时，也得以从他不时整理书包肩带的手、从他略微向内摆放的脚尖，从他内向拘谨的表象之下，窥见他的真相——一个专注的倾听者，同时也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用闻善好友的话来说，他微微一笑就是兴高采烈，面无表情就是心情不错，略显丧气那也是一切正常。

总而言之，他的反应凡事都比别人低一档。

毫无疑问，这样情绪波动范围狭窄的角色，对每一个演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然而，即便没有爱恨激烈的大收大放，这部电影中有两处“小收”和“小放”场景，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邵金穗到闻善家里，想查阅两年前他为甘铭写悼词时留下的资料。

他从电脑里找出采访甘铭亲友的录音文件，当邵金穗带着耳机听的时候，他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

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脚以微小的幅度左右摆动，似乎在犹豫，自己站在这里是不是打扰她了。

他迟疑了片刻，用一种比往常更加谨小慎微的步幅，轻手轻脚退到她身后的沙发前，近乎慢动作一般缓缓坐下，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然而，他由于一直盯着她的背影，一屁股坐在了沙发的文件夹上，又小心翼翼挪到一边，手里捏着文件夹，目光却再次看向她。

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一句台词，只有动作和神态的呈现，但足以泄露他的心声。

尤其对他这样情感内敛的人来说，当他用一种比往常更加“收敛”的方式来应对时，这种细腻含蓄的表演所传达的意蕴，越发深邃动人。

还有一次，是闻善带着老家的茶叶，去探望读研究生时的导师。

他在老师的询问下，默认了自己目前困窘的处境。

他低着头，垂着眼，略微佝偻着背，不时轻微调整手和脚的位置，似乎不知道往哪儿放，带着一贯的内向拘谨。

很快，在老师的启发下，他们像当年在学校时那样，一人一句，开始口头即兴编剧创作。

他们以他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在殡仪馆写悼词的人，怕被老同学知道，没想到偏偏遇到老同学举行追悼会，没人邀请他，他却躲在墙边偷听。

闻善说这个即兴故事时，仰起脸，眉眼舒展。

他说话前没有丝毫停顿，老师话音刚落，他立马就接上；语速也一改往常字斟句酌的平缓，变得迅疾而激越。

很快，他们之间的氛围再次沉寂下来，因为彼此都意识到，人生不会总是停留在拥有无限可能的第一幕。

然而，在闻善这昙花一现般的明朗中，观众得以窥探到他的这个人物的真相——他不再写任何剧本，甚至当面推掉导师介绍的活儿，不是他不喜欢编剧，恰恰因为太喜欢了，才会在一次次失败的打击中，对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

有了这一幕，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他想重新开始写小尹的故事时，伸向电脑键盘却微微颤抖的手。

胡歌在饰演闻善时，像这样幽微细腻的表演，在本片中比比皆是，这与他对人性的洞察密不可分。

正如他携本片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时所说：“表演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学演戏要先学做人。

那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以为‘做人’就是要学习如何为人处世。

直到很多年后，有一位我合作的演员说，表演是一个探索人性的过程，我才明白‘做人’的含义是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人到底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最近我才真正摸到了表演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巧的是，闻善在剧本里曾经写过一个主角叫“小尹”，是以闻善自己为原型的普通人，当然不能在偶像剧里担当男主角，理所当然地被片方拒稿。

这种“偶像剧男主”与“普通人”的落差，正好映照了胡歌的转型之路。

他在访谈中回忆，自己前十年都在演古装偶像剧，这和他对演员的设想不太一样：“演完十年古偶剧后，发现我的表演有套路，变得不真诚。

回头看我演第一部戏的眼神，我已经做不到了。

所以我决定回归舞台，重新开始，打破固有的程式化的表演。

我一直都在跟自己较真。

”“闻善”作为他这次“较真”的产物，在如此契合的缘分下，他以这个出乎意料的转型角色，获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倒像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正如他在首映时所说，自己与影片中的闻善有许多同频共振之处：“这个角色可以让我照见自己。

这里面有两个含义：首先是他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的样子。

我之所以那么想成为闻善，是因为看到他和内在的我非常接近。

同时我又看到了自己跟他的距离，跟他相比，我缺乏勇气，缺乏和外界对抗的魄力，所以我特别想通过参与这部电影，让自己变成理想中更好的样子；另外一个意思是，他温暖了我，也治愈了我。

这个角色弥补了我在生活中很多的遗憾，甚至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自责和内疚。

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就像是你在人生某个时刻命运的齿轮停顿了或者卡住了，却因为遇到这个角色，会感觉命运的齿轮又咬合住了，可以正常地运转。

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说法，闻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我接着走下去。

”渡人者，终将自渡。

对于演员如此，对于观众而言呢？

就如本文开头所言，每个人都要经历两次死亡。

闻善写悼词时的轴劲儿，犹如以笔为刃，在冰冷残酷的现实中，以勇气和执著，奋力为逝者对抗第二次死亡。

在他这样的平凡英雄主义面前，或许你也会像我一样，在观影过程中，会想起某个再也无法见到的人，记忆鲜活，逝者宛如重生。

2023.9.6首映 观后补充：《不虚此行》需要找到它的观众，我虽然不是其中之一，但并不影响喜欢它的观众欣赏它。

距离刘伽茵导演的上一次电影创作，已经有14年了。

在曹保平的敦促下，她于2021年末交上了这部影片的剧本。

媒体场映后交流的最后环节，导演刘伽茵这样说到：“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观众会在其中找到自己，所以希望大家来看这个电影，帮我们找到《不虚此行》的观众。

”———————（以下写于2023年上影节期间）对这部电影有较高期望，导致有不小落差，还因为赶场而错过了后1/3，没看到齐溪的出场。

本来应该秉承“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但看到闻善在中关村下车，站在路边点开王先生的朋友圈，内容是几只嫩竹的照片，就觉得种种表达实在太直白。

创作者有意舍掉了影像叙事的很多优势，为了给观众营造出一种真实的“纪录感”，你几乎看不到什么人物表情的特写，尽管我理解她的表达，但这种处理并不合我口味。

作为讲故事的艺术，电影创作和悼词写作有相似之处；这一特殊的职业，要求主角闻善成为他人生活的旁观者，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他都要远远地看在眼里，但又不能做出什么主观的评判，因为悼词需要相对客观。

闻善在北京动物园看到假猩猩，他对世界日常的观察被打断，那一幕很有意思；另外，影片背景是疫情时代的北京，闻善拜访火锅店大哥的时候，镜头能够伸到火锅底下，凑那么近地去拍煤炭燃烧时迸发的火星，却选用这样一种极其疏离的方式来讲述死亡与逝去，不知道是不是有无能为力的苦衷。

《不虚此行》不太像是一部结构完整的现实主义电影，更像是一首浪漫现实主义散文诗，丰满简练的细节里装满了不同类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这部电影的最大魅力在于，每个观众，都能从这些故事里，窥见自己人生中的身不由己和言不由衷，深深与剧中人物共情。

闻善，名校研究生毕业的编剧，为人木讷，不善言谈，独来独往，在任何场合他都不可能是主角，是自动隐形的社恐人设。

从写电影、电视剧的光鲜编剧到无业人口，给去世的人写悼词，这其中的落差与转换，不难想象。

胡歌的表演给闻善这一角色的可信性获得了无限的可能。

一个不善交际、有点“鼠眉”、不懂变通还高自尊高敏感的人，要想在影视圈里长久立足会是何等艰难。

当然这样的人，往往身上都带着一股子拗劲。

即使工作地点换在了殡仪馆，工作内容从造梦人到用文字送人最后一程，他依然有一套坚守的叙事逻辑。

写悼词，也不能糊弄，要去了解人，了解去世的这个人，在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多重角色关系里，他是怎么被身边人看待，了解普通人的一生，有多少秘密，又有多少言不由衷和波涛汹涌。

无论是为亲人预约悼词的王先生、万家兄妹，还是为离世网友讨要说法的邵金穗，为同事约写悼词的创业者老陆、为自己预约悼词服务的方阿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委托人，闻善都不是套用万能模板批量化生产悼词而混口饭吃。

闻善搜集每个去世者的生前爱好，了解他们与家人、朋友的关系，甚至精细到捋清去世者生前人生轨迹线路图，最后，他比身边所有人更了解和靠近死者，可他们的家人并不关心，他一次都没有成为被邀请的人，出现在逝者告别的葬礼。

看到这，你是不是会问：闻善，打个工，你至于吗？

闻善的工作动机是什么？

彷佛已经超越出了他工作内容的本身。

他失去编剧工作俨然很久了，但他没有告诉父母实话，父母眼中的大编剧，实际只是靠接写悼词的散活儿，在北京勉强生活。

朋友为他争取到一份稳定又契合他能力的工作，他又觉得，太稳定的工作不适合。

导师想拉他重拾编剧工作，他委婉拒绝，叹息离开这个圈子很久了。

闻善对剧作，不是没有野心，他一直坚持写观察日记，就连写悼词的工作，都是因为被人批评写剧本没有戏剧张力，所以才找到人世间最具戏剧张力的工作场景，试图理解什么是张力，融入生活，从而完成更好的写作。

闻善对于美好的爱情不是没有向往，那些逐一被删除的甜蜜微信，偷偷咽下的甘肃天水苹果，都带着心动的气息。

闻善不是不想改变自己，那些弱点和格格不入的地方，他比谁都心知肚明。

成为不了的人，以及内心无法触及的理想状态，使其外化了那个想象中的少年，即他笔下的人物小尹。

小尹阳光率直，敢爱敢恨，是他的向往之身。

闻善AB面存在的对立和矛盾，是我们当代人的心灵折射，沦陷于普通与特别、平凡与伟大、现实与虚无、现在和未来的相生相克之中，像是漂流在孤岛的船，回不了此岸，又到达不了彼岸，无人渡我，孤独无措。

闻善的难题，已不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于接纳自我的终极命题；他通过不停地了解别人的一生，一些已经不存在的生命，但仍有余温的永恒瞬间，去完成对人生自我价值的体认。

看见归期无定但终有归期的方阿姨，自我定位为癌圈网红，用魔法打败魔法的乐观，活一天就有活一天的精气神和意义。

创业公司老总猝死。

当员工们聊起他，一个普通得不像个老板的人，却有着说不完的细节和故事。

那些微亮的记忆，让普通和伟大的分界，变得无效和模糊。

《不虚此行》不是商业类型叙事那一挂，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同时角色也比较内敛，矛盾都在心中，需要通过眼神、微表情加以外化。

闻善这个角色不好驾驭，内心戏刻画得是一个有定力和内力的演员来驾驭。

胡歌个人气质与闻善性格也有着巧妙契合，对这种既疏离又孤独的角色，把握起来恰到好处，不留痕迹。

木心说，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

闻善的坚持，其实是在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处境里，探寻生命是什么的答案。

而他恍然体悟，时时刻刻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生活，恰恰就就生命本来面目。

这部电影像是给普通人温柔的嘱咐：我与我周旋许久，宁做我，才不虚此行。

能很清楚地感受导演想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所以从结果看，你不能说《不虚此行》失败了，因为它就是导演想要呈现的样子。

这是部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电影，但算不上艺术电影。

总体而言，就是台词叙事，用大段大段对话填塞，内容天马行空又形而上，表达书面化，金句频出，却离真实生活十万八千里。

臆造的职业，臆造的生活，臆造的人生，高度写意，却又努力营造成现实主义。

当然，还有超现实元素，固定机位，哲学思考，腔调足足的，但又遮掩不住镜头语言的匮乏和剧作的平庸。

导演自己倒也借角色自嘲不会写故事，其实也不太会拍电影，倒是诚实。

《不虚此行》把主题对准生死，主角的身份是社会中并不存在的悼词写手。

写手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是一个文学化的视角，极其刻意。

从编剧到悼词写手，这个反差的设计当然也足够富有文学色彩和戏剧感，就像日本的《入殓师》，从大提琴手到遗体整理人。

但显然《不虚此行》要跑得更远，甚至是躲开了普通观众，它只负责表达导演自己想说的，很私人，也很乏味。

导演不是没有试图让电影更“有趣”些，电影里有一些冷幽默，也有挺套路的抒情，甚至手段相当娴熟。

导演看起来像是洪尚秀的信徒，试图发掘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讽刺和幽默感，可惜只学到皮毛，仅有絮叨的形式，完全没有洪的洞查和机敏。

结果是电影既远离了普通观众，又很难取悦真正的影迷和知识分子。

可能胡歌的粉丝会喜欢？

胡歌有几段演得很精彩，让他摆脱了好皮囊的束缚，也拿了个含金量不太高的影帝。

吴磊角色设计的很有意思，这个设计本来可以更有趣，但电影显然是没能更进一步，浅尝辄止。

整个剧本的设计，是试图以“悼词写手”这个角色，以生老病死为主线，串联出无数角色的人生，以展示所谓众生相。

这个创意很像《入殓师》，所以是有可被借鉴的成熟经验，这里面又包含了亲情（父子、兄妹），友情和爱情，复杂的关系，被模糊了样子的往生者，被逐渐还原的人生，都是非常俗套的影视剧套路，重新混搭。

不过本片风格独树一格，没有走向大众。

但戏份的分配又是凌乱而碎散的，为什么齐溪那段占了那么多篇幅，因为爱情还是反转，它对整部电影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导演没有想得很清楚。

在一段段被回顾的人生中，男主角的意义是什么？

他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从电影看，他只是注视和复述，或者还原拼图，但依然是过客心态。

但他又莫名其妙被卷入了这些人的人生中，理由是只有他是可以被打扰的，又一个刻意而不合理的强设定。

是剧本刻意而为，是讲故事的需要。

所以我看到这部电影，剧情设计上其实非常媚俗，但表达上又要阳春白雪，这种分裂让电影几乎难以为继，只能磕磕绊绊。

最后导演唯有借角色之口自嘲，既要又要，可是两头不靠。

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也是很好睡的电影，几乎完全没有起伏和高潮。

如果你闭上眼睛，会发现几乎不会有任何信息量的损耗。

镜头语言在电影中沦为装饰，虽然画面干净清爽，但依然无用，无用到你可以想见，它出自于中文系或文学系，而不是导演或摄影。

沉重打击最后翩翩而至，啰嗦了快两个小时，好歹电影也营造出了它想要的疏离感与丧感。

我也在拭目以待，电影到底想上什么价值观，毕竟已经端了这么久。

没想到，居然是“普通人也可以是主角”，这大概是高中生写作文都不会去用的中心思想，没想到电影给点题了。

我甚至想，电影哪怕根本就没主题，也不会比这烂道理更差了。

这么慌不择路，是觉得再不赶紧结束，连导演也不知要怎么收尾了。

那种故作清冷下的心慌意乱，在这一刻展露无遗，最后到底没装住。

采访 / 异见者编辑部受访 / 刘伽茵稿件整理 / Sum & Anni全文约8800字 阅读需要22分钟 在远离创作十多年后，刘伽茵，这位曾以两部独立电影令世界瞩目的电影作者，以一种谦逊而不失自信的姿态回归了：久违的新作《不虚此行》，一个关于写悼词之人努力与其委托者们建立“真正的交流”的故事，是她首次在常规的制片方式之下完成的作品。

如果仅从风格层面来谈论一位作者，那么这部电影的确与理念极其鲜明独特的《牛皮》系列有着巨大的差异。

然而，正如导演本人所深信的那样，尽管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变化是必然的，但也仍有一些东西不曾改变：平视生活，爱自己的人物，不任意简化情感和现实，从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及最重要的，“和故事完全站在一起”，也即，选择与故事本身相符合的表现方式，而不是刻意强调一种高于故事的“个人化”标签。

正因为这样的立场，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外显的风格，也能辨认出这就是她的作品。

借着《不虚此行》在内地院线公映的机会，异见者编辑部对刘伽茵导演进行了一次线上专访，她与我们分享了这部新作的创作理念，以及故事和技术上的一些具体细节。

异见者编辑部（以下简称 D ）：您的早期作品《牛皮》和《牛皮贰》被广泛视为华语独立电影的里程碑，这两部电影仅由一个三口之家用极其简单的设备拍摄，但其粗粝的风格令人尤其难忘；而您的新片《不虚此行》选择了规模更大、更专业的制作，也采用了相对更为主流的电影手法。

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伽茵（以下简称 L ）：人处在不同的阶段，要表达的内容和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可能是一种规律，我自己也符合这样的规律。

十几年前，我也并不是那么有意识地要用那种方式拍电影；在那个阶段，那样拍对我来说是其实是最恰当的方式，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

并不是我被迫选择这样拍，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怎么看我、或者说想要成为做这件事情的人而选择这样拍，而是内外很统一、自洽的选择，特别自然。

但回到2004年，很多人觉得你不可以这样拍电影。

我拍完了之后，人们仍有可能觉得“这不是电影”。

当然对我自己来说，这样的拍摄方式是可以的，所以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就这样去拍了，但是拍完了之后还是会听到一些反馈的声音。

我并不拒绝听到其它声音，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干扰。

牛皮 (2005)我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的创作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到了这个阶段，我就会想讲一个这样的故事，会想起这样的人，这部电影也比较自然地进入到了一个常规的制作方式中。

虽然院线片在时长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这方面肯定与此前的作品有差异，但我在写剧本时完全是为自己创作，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改过这个剧本，这就是我现在的表达。

但是这样常规的制作方式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各种工作环节对我来说都是新的。

不过我仍然可以较好地完成这件事，因为除了创作本身的经验，人生所有阶段获得的所有经验都会用在创作上。

D：影片中，许多人物讲述了他们逝去的亲朋好友的故事，其中，齐溪饰演的邵金穗讲述的故事占据了影片结构最关键的位置。

可以问一下您为何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全片重心吗？

L：我觉得在一个比较自洽的叙事状态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位置其实基本上是唯一的。

邵金穗的这一段故事也几乎是它唯一能发生的地方。

另外，邵金穗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其实更容易看到本质。

并且邵金穗是一个言语非常快的人，别的人想说什么话之前可能先要想一想，而邵金穗就直接把话说出来了，这对于闻善这样性格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得到一个可以去说出一些话的情境；以前不能讲的事，现在可以讲了。

D：您刚刚提到邵金穗“更容易看到本质”，是否可以理解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讲述者，同时也是一个类似于闻善的观察者、倾听者？

L：是的，对于闻善来说，她是一个倾听者；而闻善又不太容易得到一个被倾听的情境。

他这样性格的人很容易被人误解，而他又不爱去解释，所以说话——也就是关于自身的表达——对他来说其实是有风险的。

只有邵金穗能给他一个完整的、不带太多成见的被倾听的情境，她让闻善能够不那么小心翼翼。

D：关于邵金穗，我还有一个问题：扮演邵金穗的演员齐溪，其表演方法更偏戏剧化，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似乎有比较大的差别。

作为导演，您让这种舞台剧式的表演出现在最终的电影中，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量呢？

L：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在她自己的理解中呈现出来的邵金穗。

她是非常生动的，和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每一个演员都会给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带来自己的理解，这是很好的。

我不是特别理解你说她与其他人有比较大的差别。

D：您认为他们的表演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L：也不能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在电影里都是融洽的。

因为有这样的邵金穗，我们才会看到这样双人关系里的闻善，他们的表演是互动的。

对我来说，拍摄现场有着很多在好的演员之间才会有的那种相互影响、那种默契——你进一步、我退一步的默契。

我觉得这恰恰是这样两个性格的人在一起时会有的一种感觉：邵金穗进入闻善房间之后，她会支配这个房间，就像这个房间的主子一样，她一屁股坐在了闻善的转椅上。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人会坐在闻善的转椅上。

这是一种小小的冒犯，是一种支配。

同样，在对话中她也是支配者。

但正是这种支配给了闻善表达的自由。

稍微有一点冒冒失失的性格反而会让闻善这样的人放松。

D：是的，邵金穗这个角色是带有一种幽默感的。

这恰恰也是我们非常喜爱您的作品的一点——它们在悲伤之外总有乐观和幽默的一面。

L：对，潘聪聪也是。

D：《不虚此行》关于死亡的部分平静而沉重，但也有许多让人会心一笑的台词和动作。

您的前作《牛皮》也是如此。

您是怎样调和电影中的不同情绪，以至于它们明明在质上不一样，但却可以很好地共存？

L：我觉得这些不同的情绪在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那么统一的情绪。

统一的情绪是简化的、标签化的，当我们要尽可能快地将它们描述出来、达成共识的时候才会采用：进商场时有着统一的开心，去饭店吃饭时有着统一的兴高采烈……但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

比如我参加过的追悼会，大家都到得比较早，在等待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哭、都在难过，我们也会回忆起那些有意思的细节，我们也会笑，这样的笑我觉得是非常温柔和真实的。

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被规定必须表现出统一的情绪；只是当我们要描述情绪、要用影像去呈现它时，才采用了统一的方式。

我也一直在写东西，我也写过不一样的东西，不同性质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要求和规定，这也是正常的；如果我去做那样的作品，可能也会选择统一。

但对于《不虚此行》，我的态度就是不去统一、不去简化各种情绪，而是真正地表达它们。

有了这样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具备把它呈现出来的能力和技术。

如果呈现得不好，这样的效果也就没有了。

D：我很好奇您提到的能力和技术是什么，因为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会非常地惊叹，但是又不知道它是怎么生成的。

L：如果只谈剧本，比如对白写得是否到位、对话所发生的情境的选择、道具的使用、主题的传达，把它拆分成一个一个板块来说的话，那么这就是编剧该做的工作。

你决定要写的剧本是某种风格，就会在这个风格里面去执行你的叙事。

但另一方面，这也确实不完全是技术和经验。

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去了解别人的人。

电影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我生活中的人；并不是我认识这样的人，或者我采访了这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放进了我的电影。

我就是我，我认真生活，这就是我的“采访”，因为所有这些情感和生活方式都在我的人生经验里。

如果我要去写我人生经验以外的东西，那我当然要去做功课，因为我不了解。

但是我写的这些，人物们所说的话、人物们的情感，是我了解的，我在写的时候，我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在说他们所说的话。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整个漫长的时间里，我在努力成为一个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人，我也在感受人和人的关系。

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

也许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D：您说您的电影来源于生活经验，如果用某种术语去描述这样的想法，也许就接近于我们所认为的“自然主义”。

您怎么理解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L：《不虚此行》的剧本在气质上是单纯的，但在其它层面并不简单，反而非常复杂。

所以它当然是虚构的，也包含很多技术和技巧。

我觉得你所说的“自然主义”很难用在这部电影上，因为它涉及到的还是一个选择。

我们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真实性、写实性，以及最重要的，平视生活。

但是我们在讲故事，是在虚构，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

这部电影是一部剧情片，从前到后都在讲故事，不能因为它注重细节，就说它是“自然主义”；细节原本就是要有的。

D：“自然主义”确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可能我想说的是，在电影中，现实跟虚构之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它们共同连接在那个被称为“真实”的地方。

然后像您提到的细节，我也不会认为它们标识出了所谓的自然主义，而是觉得它们类似于某种触点，通过这些触点，我们能够被拉进一个更广阔的真实之中。

L：我们很难在短暂的时间中对于真实性这样的词汇达成共识。

并且，我要反复强调《不虚此行》是一部剧情片，它真的在讲故事，它选择了一个最适合这个故事的呈现方式，而这个呈现方式仍然是剧情片的方式。

真实感，是因为之前的每个步骤都做到位了，才会呈现。

假如什么都不变，换一个表演方式，或者假如我写的台词没有现在的完成度，还有真实感吗？

但这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样做、那样做，它都是剧情片，都是在讲故事。

D：说到讲故事，在贯穿整个故事的现实主义基调中，小尹的出现带来了童话一般的奇幻性。

将闻善笔下的角色具象化为一个真人，对此您是出于怎样的用意呢？

L：其实这也是比较现实的。

写东西的人和自己笔下的角色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关系。

这在别人看来是奇幻的色彩，而对我和闻善来说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D：也就是说，您笔下的角色会像小尹这样真实地出现在您所在的空间中吗？

L：对。

生活当中我们也都会和自己对话，没有人觉得和自己对话这个事情很奇怪，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

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因为我没有觉得它是特别的，而是平常的，所以也没有刻意去强调它。

对于写东西的人，这真的不罕见；罕见的可能是我没有故意让它显得特别。

D：作为一部以对话和讲述占据大部分篇幅的电影，《不虚此行》里的中文口语的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

可以分享一下您在写作对白以及指导演员念白方面的经验和理念吗？

L：先说演员念白的部分。

在与演员沟通的过程中，大家要对创作的风格、气质达成共识。

因为对台词和对白的处理是涵盖在所选择的表演方式里的。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对人物的理解要达成一致，对电影的拍摄风格、审美要达成一致，然后在围读、拍摄时就不会有偏差，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取决于对人物和创作风格的理解。

剩下的其实是对每句台词的非常具体的把握：用什么样的语气？

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里面也包含了技术和技巧，因为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尝试，但这仍然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前提之下。

再说对白的部分。

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言，对白就是会占较大的比重。

让人物在情境下说出合适的对白，并且让对白完成它的剧作任务，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当然我也喜欢自己写的对白，但我的意思是，这其实不是额外的事，不是锦上添花的部分，而是主体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这就是本分。

我在写这些对白的时候会代入到人物的位置去想、去写，或者说是用心在写。

我之前说了，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在很多很多日子里，在很多很多的白天、下午、傍晚、夜里，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你终究是要写好，终究是要找到那句话，“要想声音变老，你得先活到老”，你会找到这个句子的。

当然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句话，而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达。

所以它也不只是台词，因为台词写作里当然有一些规律和技巧，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更习惯的方式。

D：您此前透露《不虚此行》是完全依据剧本拍摄的，而且这个剧本不是分镜头剧本，是文学本。

请问在您的创作中，对影像的构思是在哪一个阶段开始的？

L：写剧本的时候，一些东西其实就已经在里面了。

进入到电影的筹备阶段，自然就开始了这部分的工作，和摄影和美术指导去沟通：我们要什么样的画面，以及我们一定不要什么——有时候，不要什么可能更重要。

美术和摄影两块工作实现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价值观、审美、风格气质的总体要求之下，大家逐渐能感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的轮廓。

我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是不要的，这个部分是沟通中比较关键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剩下的就是需要的。

此外，《不虚此行》的风格不是一个强调自己风格的风格，它比较像闻善的性格，不强调自己的存在感。

但它是恰当的。

而这一种不引人注目的风格，对于摄影和美术来说其实很难找到支点。

强调任何一个部分，都会更容易得到一个支点；但是普通的生活不好找这个支点。

“平视生活”不是很容易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能忘记你要去讲故事。

但是最终，在所有这些原则之下，还是能够去实现我想要的风格，这其中大量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闻善住的房子是北京的出租屋的样子，这个户型，这个面积，在北京是特别普遍的，要想把它还原和写实要做很多功课。

并且，在这是一部剧情片的前提下，是否要去简化、修饰它，换句话说，美化它？

比如增加30平米？

比如房子不要这么旧？

比如家具要新一点？

但不是。

这就是北京出租屋的样子，屋子里就是有在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各个租客留下来的不成套的东西。

D：您刚才提到了摄影。

我们也发现，《不虚此行》主要由固定镜头组成，有一种沉静的氛围；但许多镜头并非完全固定，而是在微微晃动，非常特别。

请问这是有意为之吗？

L：这其实是按照闻善的心境来设计的，他比较有安全感时，画面会微微动一下；其它时候则是固定的。

这也不是要特别去强调，但我们希望影像和主人公的心境是符合的。

D：所以这有点像主观化的表现。

L：对，是闻善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决定了外在。

D：在《不虚此行》对固定镜头-画外空间的运用中，我们能看见《牛皮》系列的影子，例如开场打断闻善和王先生对话的噪音、餐馆里进进出出的人物，还有闻善打电话时背后走过的北极熊……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L：我对声音比较重视。

一些画外的信息量是要通过声音来塑造的。

我比较看重这个部分，声音后期做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做声音后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和声音指导在一起，我特别喜欢在棚里做声音。

其实我们不想去特别强调这些，但我觉得这样处理会更有质感，更有流动性。

这似乎是比较本能的一个选择。

北极熊刚好出现在闻善身后这件事情，是一个恩赐，不是我们的安排。

我们没有拍很多条，去等北极熊出现在恰当的位置；那天北极熊就是在那儿走动。

选择在那个地方拍也不是为了北极熊，而是因为那个长廊是蓝色的，那个空间很像给妈妈打电话时所在的空间。

北极熊那天刚好也还没有回去，它一直都在后面走。

闻善在前面走，它在后面走，确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我知道北极熊在那儿，但是我并没有想刻意去安排。

这是一个很自然地形成的场面调度。

D：这是一种偶然性的馈赠。

L：对，所以也很弥足珍贵。

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觉得很美好。

D：电影中的猫也是吗？

L：猫是原本就在剧本里面的。

猫是按剧情“出演”的，它出现在电影中的位置和在剧本里出现的位置是一样的，剧情也是一样的。

D：我看了电影的片尾花絮，还以为它也是偶然出现的。

L：确实是偶然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有这只猫，而且它对我们很友好，所以我们不用去外面找一只猫。

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只猫，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才有一只猫。

它跟剧本是完全一致的。

D：那您最初在剧本里写猫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L：写猫就是因为我喜欢猫，胡歌也喜欢猫，剧本里也有这个余地。

而且猫其实是很多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养不养猫。

就算不养猫，大家也都在谈论猫，对吧？

狗也是一样，但因为我喜欢猫，所以在电影里面就是猫。

另外，猫也是小区的一部分，是很多环境的一部分。

比如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流浪猫，好多人毕业了之后，怀念学校，怀念校园生活，其中就会包含学校里的流浪猫；很多小区都有流浪猫固定的住处，邻居会在那儿放些吃的东西。

所以猫，其实是在一个环境、一个社区中很常见的存在。

D：《牛皮》系列采用宽画幅，机位常停留在手的高度；而《不虚此行》则采用了更窄的画幅，机位普遍更高，在许多外景中我们只看到人物的上半身。

这样的改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您是如何与您的摄影师合作的？

L：它就是更适合这个故事。

不是说因为我想要这样的画幅和机位，才会这样拍；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故事。

因为有这个故事，所以会有和故事相匹配的画面，而不是一种标签。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原则性问题。

我没有必要放什么个人标签在里面：它就是我的作品，无论如何你都能看出来它是我的作品。

这一次选择的风格，是与这个故事、和这个主人公相契合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不是我想要什么风格，而是这个故事想要什么风格。

而我和这个故事是完全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的和它想要的不会矛盾。

这个故事的气质和闻善的那种状态就是不适合16:9，我和摄影师在这一点上很早就达成共识；我们要一起去找到适合这个故事的画框。

现在这个画幅比，我们是在主场景，也就是在闻善家里决定的。

这个画幅会显得比较“老实”，同时也没有那么主流。

选择16:9的话有个别画面可能是适配的，但是整体的感觉就不适合了。

我们也没有想用很特殊的画幅比，这真的就是在现场找到的，我们试了很多很多种，觉得这种比较接近，刚好是1.55:1。

但是你说1.54:1行不行呢？

其实也行。

但是因为155是我的身高，所以这个画幅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

D：我突然想到，相比于《牛皮》系列，在《不虚此行》里我们更多能看到人物的脸孔，但实际上在看整部电影的过程中，会发现脸孔似乎不是特别重要，反而他们讲的那些话——或者说讲述这个动作——明显更为重要。

L：你其实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

重要的是讲述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真正建立联结的过程。

闻善试图和别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努力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去了解逝者，同时，他其实也是在了解他所对话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受他的工作方式。

这些交流原本并不是真正的交流——如果你去回忆万晓勇、万晓梅、王先生和他对话的方式，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交流，是闻善在让这些成为真正的交流，哪怕非常短暂。

闻善真的试图去了解别人，也许这就是他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顺利。

但是在交流成为真正的交流的时候——按戴锦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

这种真正的交流并不容易，并且很多时候，尤其在工作中、或者在城市生活里，它也被认为是不需要的。

但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真正的交流的，它是好的。

哪怕只有十分钟，这十分钟是好的，它会让我们的关系不一样。

我体会过很多次真正的交流，所以我知道它很重要。

换句话说，讲述与倾听代表了人。

人物是不是要给特写？

如果没有这样的对话，我就给特写，那这就不会是你现在所看到和喜欢的电影。

所以，人与人能建立联结，不是因为我能把你看清楚，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真正的交流。

所以，当万晓梅和闻善能互相看见时，他们进行着这样的交流；而最后万晓梅没有看见闻善，但闻善在角落里看见万晓梅，这是真正的交流。

万晓梅和她二哥也能有真正的交流。

这是生命中特别可贵的事情，你会被这样的事情滋养；它会留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D：您认为交流是人的本质，换言之，人何以为人，其原因正在于交流。

您这样的理解，更多是出于个人经验的吗？

L：我可能没有那么主动地去这样想，但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想要去了解别人的人。

这是个人经验，但同时它也完全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这样，否则那些交流和沟通没有办法实现。

这是有来有回的，它带给了我力量，对此我心存感激。

D：从《牛皮》到《不虚此行》这一段时间里，您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创作电影呢？

L：首先是，直到这个故事之前，没有那么想讲、想分享的故事。

其次就是，你越不拍，你就会离它越远。

并且你在生活中已经有了一些其它要做的事，在另外的一个轨道上也有收获和平衡。

并不存在说因为我没有在创作，我就没有认真生活，我的生活就黯然失色；我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也做得非常认真。

当然，我终究还是要回归创作，但是在人生价值这方面，拍电影和不拍电影，两者其实是平等的。

D：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为《不虚此行》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L：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没有这些感悟，我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

毕竟我们都是被自己的经历所塑造的。

你多活一天，这样的塑造就会继续，你就会明白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交流，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没有拍电影的这十几年里，我就是这样一点点变化了。

我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变化，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

当然我可能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比较认真。

认真是一个我改不掉、也不想去改的一个属性。

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

在一些时候，认真变成了我人生中的障碍，带给我很多伤害，但我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型的人。

而我也仍然会保持着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刻意保持——这种保持和它所带来的接受是一体的。

D：十多年来，您的电影理念相对于当年有着怎样的变化？

L：我不是完全清楚这算不算电影理念的变化，但应该是的。

因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从二十多岁变成四十二岁，我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变化，但是所有人都会明白，这里面仍然有不变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有变化，同时又有不变的东西，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部作品。

我觉得这两者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好的。

D：您受哪些作品的影响最多呢？

L：我看的东西特别多，我看电影，还看大量的剧集，还有书；更重要的可能是生活。

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你。

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对它有思考时，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剧集和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平等的。

有那么多把故事讲得那么好的剧集，那么优秀的故事和讲故事的人。

你会尊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能把故事讲得这么好的人，他们愿意去讲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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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片放了好久，重視且期待。

我以為它會是像《入殮師》那樣，“死亡並不可怕，它只是生命的另一種狀態。

”借和死亡關聯的職業探討生死。

卻沒想到死人在本片中只是一個道具的作用，甚至於它起作用的對象也不是活人。

而是一個失敗的異鄉人。

這個人是寫劇本沒人要，這個人從上海漂北京，這個人是年輕人，這就是導演塑造出來的失敗者。

影片被旁述的悼詞主角們，一個個以未出現的方式出現，以死亡的方式活在親人記憶中，正當你以為死和生在溝通之時。

主角合上書本，把生死夾進寫作素材，高傲又故作弱態觀察自己咎由自取的人生。

我覺得他在褻瀆死人，褻瀆死亡。

他去殯儀館看死人和去動物園看動物，沒區別。

他寫悼詞和寫遊玩日記也沒區別。

主題欺詐是一宗罪。

創作設定也更顯其文藝自大，眼高手低。

通篇各種台詞角色視聽文藝鄒鄒，卻在最後需要靠一個極為現實且附帶神經質的角色來點破和圓底。

而一直誇大悼詞，整部電影雞賊只演示了一篇，但那篇完全打動不了人，也承擔不起前面所有的情感。

如此如此，這部電影就像親人花閒錢請了陌生人表演一次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