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敬畏》：“五月风暴”中的让-吕克·戈达尔1966年，正处在婚姻关系破碎边缘的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与年仅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越走越近。

当时，位于巴黎近郊工薪阶层地区的南特大学刚刚录取了维亚泽姆斯基，这所大学修建的目的别无其他，只是想舒缓索邦大学和巴黎其他高校的人口压力。

毫无疑问，愿意放弃索邦等院校前往这种贫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和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都是相对激进的左翼人士，所以每当戈达尔前往南特大学约会时，都会遇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那些左翼朋友。

自此开始，戈达尔接触到了当时法国青年中逐渐兴起的左翼思潮，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戈达尔，最终凝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戈达尔和法国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人士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抱有强烈好奇，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和感召。

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戈达尔逐渐脱离南特大学的无政府主义学生群体，遇到了改变他电影观念甚至人生走向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亲密“战友”，供职于《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这一人物在片中也有出现，但其在影片中的地位远不如史实中重要，个中原因之后还会提到），并通过戈林结识了全法最核心的毛主义组织——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影响下的毛主义者朋友们。

同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

高师的毛主义者们深深赞叹和钦佩红卫兵在中国掀翻旧秩序的一系列举动，也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

在他们的影响下，戈达尔以维亚泽姆斯基为女主角创作了反映革命精神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1967）。

片中，维亚泽姆斯基饰演的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炸毁大学”，而有趣的是，这一现在看来基本属于恐怖主义的做法是戈达尔通过耳机现场提词告诉维亚泽姆斯基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戈达尔当时的思想已经激进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艺术家的直觉总是惊人的。

戈达尔对法国当时这股意识形态思潮的捕捉、记录和再创造恰好反映了“山雨欲来”社会现实，这也使得《中国姑娘》成为了一部公认的预言之作：不到一年时间，“五月风暴”恰以南特大学学生抗议为导火索展开，及至68年5月中旬，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以萨特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全国工人掀起罢工运动支持学生……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如是爆发。

弄潮，还是嘲弄？

谈及《敬畏》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主人公“戈达尔”所处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在片中的一切行为和故事的主体部分，可以说都是围绕“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的。

在影片中，戈达尔数次参加学生游行，和学生并肩对抗警察（尽管每每以落荒而逃收场）等等情节，其实都并非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杜撰，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就连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喜剧性情节——戈达尔的眼镜被打掉，都是确凿无误的历史细节。

《敬畏》：戈达尔与维亚泽姆斯基 除了高度考究的细节之外，《敬畏》的选角也堪称一绝：男主角路易·加莱尔从外形上有多像戈达尔，观众自有分辨，这里不再赘述；他的父亲，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国影坛、备受《电影手册》青睐的导演菲利普·加莱尔（Philippe Garrel）更在“五月风暴”期间与戈达尔并肩“作战”，前往电影中心研究处“索取”（中心总监大呼“敲诈”，戈达尔则说这是一个“建议”）摄像机[1]，而这恰好与影片中戈达尔手持超8摄像机在巴黎街头记录抗议实况形成互文。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访谈中表明选择路易·加莱尔担任男主角仅仅是出于角色特质[2]，但这种惊人的“巧合”无疑为我们点明了《敬畏》与现实在更深层次上隐秘交汇。

从历史角度看，“五月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法国当局就已经和电影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五月风暴”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68年2月，法国当局决定撤换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时任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这激起了大批自称“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的导演的不满。

得知这一消息后，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以至让·雷诺阿等人联名禁止他们拍摄的影片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几日之内，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导演纷纷加入抗议，包括卓别林、德莱叶、奥逊·威尔斯等在内的导演纷纷要求电影资料馆撤下他们的影片，除非朗格卢瓦复职。

新浪潮与“旧浪潮”、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国内导演与国际影人竟在一个事件上展现出相同的立场，这既体现出全世界电影人对朗格卢瓦一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认可，也表明六十年代末期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已达到释放甚至爆发的边缘。

在《敬畏》中，哈扎纳维希乌斯并没有直接展现“朗格卢瓦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凭借其对历史的巧妙编排和对细节的高度敏感将其与“五月风暴”的主体巧妙糅合在一起——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的闺蜜正在度假，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记者歇斯底里地报道特吕弗和戈达尔占领戛纳影节宫，并要求电影节停止举办——实际上，这一事件正是史实中戈达尔参与学生运动与特吕弗呼吁朗格卢瓦复薪两大要求的结合，而戈达尔又双叒被打掉眼镜也正是在此时真实“上演”。

于哈扎纳维希乌斯而言，这股抗议力量自有强大之处，但其如猛兽般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也无疑让人“敬畏”，哪怕是已经在全世界拥有极高声誉的戈达尔，都无非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在抗议后期成为学生抨击的对象。

影片里，戈达尔到各地参加学生集会，但无论他多么想接近学生的观点，多么想“重新做人”，学生都不买他的账；与此同时，戈达尔思想的激进化还导致其与朋友日渐交恶，由此成为了孤家寡人甚至“过街老鼠”（索邦大学的围墙上不少标语都是嘲讽辱骂戈达尔的，比如“艺术不会回来了，就算戈达尔也无力回天”“戈达尔：史上最大的亲中混蛋瑞士佬”）。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戈达尔不仅在生活中遭遇困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两难：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为了拍电影去美国寻找投资；既要在行动上支持学生运动，又不得不远赴重洋寻找精英认同……正如戈达尔的眼镜多次被打掉这一黑色幽默所昭示和隐喻的那样，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矛盾甚至虚伪，存在着太多抹除不掉的阶级属性，这注定他在只能被翻涌的波涛卷起又被吞没，腾空而又坠落。

——不过，又有谁不是呢？

理智，还是情感？

应该说，《敬畏》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无奈和挫败感，绝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因为一部“传记片”的视角可以有千千万，却只有选择其中一种，即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才能传达出如此微妙的效果。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称自己觉得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有趣”，并以此说服后者出让版权[3]——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直觉——但简单的“有趣”当中，必有哈扎纳维希乌斯从剧本创作时就植下的思考。

这里所谓“微妙”，首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如果问“五月风暴”当中的戈达尔与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那维亚泽姆斯基一定数一数二。

这种超近距离“特写”显然为展现戈达尔这段时间的生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微小分歧而显得稍有距离：现实中，戈达尔本想让维亚泽姆斯基在其68年的反映“五月风暴”的作品《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Un film comme les autres）中饰演激进派学生但遭到回绝，理由是“无法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而这仅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敬畏》里还有很多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渐行渐远的具体体现。

这使得前者能够跳出迷局，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戈达尔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行为举动，由此显露出这些举动甚至是时代浪潮本身的荒谬之处。

《敬畏》：心灰意冷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其次，之所以说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的亲密关系“数一数二”，但并不能确定二人是否最亲密，是因为这段时期，前文提到的戈林与戈达尔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制作革命电影，并在“五月风暴”之后一起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

这一时期，二人在思想的契合度上无人可以企及，以至于无论是在片中还是在现实里，维亚泽姆斯基都对二人的“形影不离”显得醋意十足。

通过这样的“三角关系”，哈扎纳维希乌斯实际上是为戈达尔清楚地排定了政治、电影和爱情的座次，同时他又刻意通过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降低了戈林的重要性，把爱情这个深藏在历史之中的因素凸显出来，开掘了作为电影天才的戈达尔和作为爱情白痴的戈达尔这二者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

应该说，正因为戈达尔不完美，其作为“人”的向度才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片中一直耐心等待他的爱人。

影片结尾时，戈达尔夫妇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这意味着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又失败了。

于维亚泽姆斯基而言，戈达尔依旧让人崇拜，只是现实过分透支了他的理智，让他变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迷途青年[4]。

反过来，戈达尔也仍然深爱维亚泽姆斯基，但政治已经使他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退化成了一架宣教意识形态的机器。

遭遇感情危机和事业挫败的“戈达尔”最终只能选择自杀——这是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敬畏》中对戈达尔生平最重要的虚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没自杀过，但确实在1971年经历了一场重大车祸，险些丧命），也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且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

的确，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戈达尔不应被杀死，他只能自杀。

只有这样，他才能脱胎换骨地根除“前维亚泽姆斯基”时期的自己，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无畏、更加政治的人生。

只可惜，一段原本曼妙美好的爱情也随之化为悲剧。

电影，还是政治？

归根结底，戈达尔只是一个电影导演而非其他。

他只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五月风暴”是戈达尔一生中最接近现实、最能触碰大众的一次良机。

正如前文所说，戈达尔在“五月风暴”前夕拍摄的《中国姑娘》标志着其电影生涯的某种转型，尤其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手法让整部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比如，戈达尔在片中全程大量运用间离手法（插入字幕卡、演员与导演对话、拍摄人员出现在片中……），目的就是打破观众对影片的沉浸，让观众积极投入思考，意识到资本主义电影的虚幻之处。

[5]戈达尔研究者理查德·布罗迪则关注到了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段落：男主人公吉列姆（让-皮埃尔·利奥德饰）在黑板上写下几乎历史上所有重要剧作家的名字（契诃夫、莎士比亚……），然后一个个擦掉，最后剩下了布莱希特。

这一举动被布罗迪称为智识清洗（intellectual purge），吉列姆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戈达尔认为只有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能够符合其政治信条的诉求，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姑娘》：被擦掉的名字 中间是布莱希特 在很多层面上，《敬畏》都和《中国姑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片名“中国姑娘”指的是片中的维罗妮卡，而其饰演者便是《敬畏》的主角维亚泽姆斯基；为了让《敬畏》呈现出“五月风暴”前后的精准年代感，导演也是从《中国姑娘》中提取了影调和主色调，并还原了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拍摄《中国姑娘》时工作和居住的房间。

除此以外，哈扎纳维希乌斯也运用了不少戈达尔独出心裁的标志性手法，甚至还能在其中看到《安妮·霍尔》的影子。

间离也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加莱尔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表示，“我不是戈达尔，我只是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既表明了导演希望观众重新审视戈达尔的态度，也分明表现出1968年时戈达尔重新在社会/政治中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渴望。

总而言之，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真的做到了用戈达尔表现戈达尔，绝对可以称得上妙趣横生。

诚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看家本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凭借默片《艺术家》同时在奥斯卡和戛纳两大评奖体系中左右逢源。

但是，哈扎纳维希乌斯绝不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更是能将自己对电影本体、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的思考灌注进作品的能工巧匠。

《艺术家》对声音的惊人展现和探讨就属一例；《敬畏》更是如此。

在本片最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一次出现在了戈达尔的影片《东风》（Le Vent d'est） 中。

这一次，为真正实现电影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戈达尔在拍摄过程中召开了数次全体大会（《敬畏》对此作了精准的展现），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只能让电影拍摄失去方向和控制。

维亚泽姆斯基生无可恋地坐在一旁等待着大会讨论结果的出炉，“小将”们则个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试图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

“你是要电影，还是要政治？

”（Politics, or cinema?）有人问道。

戈达尔挠挠稀疏的头发，选择了后者。

艺术创作的流程可以民主化吗？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当如何？

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最后一刻抛下的这些博大精深的疑问，值得人们永世追寻，而让-吕克·戈达尔本人，也将用一生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具体参见 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Chapter Sixteen, by Richard Brody[2] 要演戈达尔，这一度让我觉得恐惧——专访戛纳竞赛片“敬畏”主创 真多亏导演“一意孤行”，时光网，2017.6.1[3] “他杀死了那个戈达尔”，南方周末，2017.6.10[4] 现实中的戈达尔甚至比片中还要混蛋，比如戈达尔跟特吕弗绝交之后依旧管他借钱拍电影，而且还毫不客气的撂下几句风凉话。

从这些细节上看，哈扎纳维希乌斯对戈达尔的叙写算是“手下留情”了。

[5]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

敬畏这个名字太正式，更喜欢台版翻译：情陷高达。

路易加瑞尔，梦戏巴黎里面的男二，难怪高达拿掉眼镜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眼熟。

对比他的正常有头发的照片，看来这次是先预演了年老脱发谢顶的模样，这么想想有点辣眼睛。

但是，演员的本职来说，真的完成的很棒。

高达古怪又幽默，话多又爱吃醋，觉得真的又可爱又嫌弃。

～～～～～～分了两次写的分割线～～～～～～《情陷高达》的电影，整个配色都是我喜欢的风格，真的想把每一格剧照都收下来，慢慢观看。

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高达的演员，摘下眼镜之后，有点面熟。

但是，因为高达的古怪又幽默，对他喜欢又嫌弃的情感，让我眼前只有高达而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角色。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去豆瓣上搜索，啊，原来是梦戏巴黎里面的那个法国性感的弟弟。

两个电影的剧照判若两人，放在一起才发觉，哦，原来是同一个人。

高达到像是演员谢顶胡渣中年版的样子，可见发型多么重要。

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对法国影响这么大，尤其是让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到处都是举着红色带着黄色星星的旗帜，还有共产党镰刀➕锤子的徽记。

我记得电影里描述当时的学运思想是，老板如果被被工人否定了，那他就没有意义，老师也是同样。

而高达所在的那两个人组成的派别里面，则是认为，拍摄电影需要由演员和导演一起讨论来决定拍摄，并非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服从政治的。

然而这样又会带来电影拍摄毫无效率，又不得不服从电影的。

而那时候，高达已经拍摄了轻蔑和断了气，还有狂人皮埃洛，中国姑娘也是刚刚拍摄完毕，那时候是1967年，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跟高达想要的那种跟上革命步伐的效果。

电影里面，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高达的眼镜，自从他结束中国姑娘的拍摄，参与到革命，就不断参与到学运公开发表言论，但是学生却不理解和看不起他，屡次被全场嘘声，于是他的眼镜就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踩碎。

这里，导演用了喜剧的方式来处理，第一次是高达最开始参与游行逃跑滑倒被踩碎，第二次是走在路上，被逃跑的游行者撞倒再次牺牲了眼镜，后来是通过广播播放，高达在记者会上反对电影节的继续举办，在人群的推挤中又被踩碎。

最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电影说，高达因为高额的眼镜更换费用，而不再参与革命了，这里既是幽默也是讽刺，高达后来总是把理由浓缩成一句话：我感兴趣的是学运，而不是参与学运的学生。

文 ／賴勇衡《高達：革命性改變》（Le Redoutable） 的導演米修．哈薩拿維斯（Michel Hazanavicius）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他並不對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着迷，其實並非想拍一齣有關高達的電影。

[1]Godard is not GOD-ard，高達並非高達雲端的電影之神。

[2]不論他多有才華和抱負，都只是個普通人。

這把一個享負盛名的大導演、無數影迷的偶像拉下神壇的想法，成了一齣喜劇的好題材。

《革命性改變》改編自高達第二任妻子安妮．維雅嬋絲基（Anne Wiazemsky）的自傳《一年之後》（Un an après），講述1967-68年間高達在藝術及政治上轉型的困境，以及他和維雅嬋絲基的愛情故事。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這部電影：（一）這電影不是為高達而拍，維雅嬋絲基才是電影的中心，她主導了叙事觀點；或（二）影片裡的高達沉溺於自己的政治和藝術事業難題，對妻子和朋友變得冷酷無情，哈薩拿維斯正是要對這個「以高達為中心的高達」保持批判的距離，並從中產生笑話。

《革命性改變》跟哈薩拿維斯叫好叫座的前作《星光夢裡人》（The Artist）同是有關電影的電影，男主角一樣要面對時代轉變及電影藝術轉型期的困頓。

電影風格表面看來大相逕庭，《革》彩色有聲的，反覆利用間離效果；《星》黑白無聲，大部份篇幅都是默片，最後迎接有聲歌舞片的興起。

事實上，兩者的手法相似，是導演賣弄小聰明的方程式：故事談及哪個時期及哪個類型的電影，便利用那個時期及那個類型的電影語言來戲仿。

哈薩拿維斯拍這些「關於電影的電影」，目標觀眾顯然是藝術電影或電影節圈子的小眾市場。

沒有看過高達作品的觀眾看《革命性改變》，大概只會看到一個不懂愛人、被慣壞了的大孩子，不會看出導演借用或戲仿高達當時期的電影風格，趣味會大打折扣。

對於高達的忠實影迷來說，面對導演把年近九十仍銳意實驗創新的電影藝術家「當佢死咗咁嚟拍」，感到不是味兒──尤其當他們看到高達試圖（為情？

）自殺的虛構情節 [繼續閱讀......]

这是我看的第N部路易•加瑞尔的片子。

他在上一部作品《圣罗兰传》里饰演伊芙的同性情人——一个拥有迷人眼神、散发着强大荷尔蒙的美男子。

两位男主角流连于声色犬马、酒池肉林，在放荡不羁中将自己燃烧殆尽。

在这一部作品里，主人公戈达尔头发稀疏，五官棱角分明，黑框眼镜内镶嵌着两颗无神的眼睛。

在看到人物的第一张正面特写时，我几乎以为这就是戈达尔本人。

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路易·加瑞尔。

让他来演戈达尔，是个相当聪明的选择，因为演员和人物原型有相同的眼神。

加瑞尔对于人物性格的演绎，与之前的几部作品太过于不同。

毕竟戈达尔本人也是超级与众不同的，如何从细微之处表现思想上的锐利、不随大流的心态以及一闪即逝的敏感，是很考验人，然而他都做到了。

就人物而言，一个人与众不同的特性往往也预示着在种种场合的叛逆。

影片聚焦了戈达尔这种性格中更多负面的部分，他陷入热烈的讨论中，就会选择性地忽视身边的妻子。

他被激进的思想捆绑，一心想着抛弃过去，乃至否认自己的作品，一意孤行跟同行和观众决裂。

在海滩度假时，对妻子的热情也不管不顾。

这种性格真的很讨人厌。

与女主角的美丽、真诚相比，戈达尔看上去自私自利又愚蠢。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戈达尔是一个如此令人生厌之人，那为何女孩在一开始对他投怀送抱？

所以至少在价值判断上，我感觉作者对戈达尔的态度是客观不足，偏见有余。

五月风暴时期，戈达尔和他的妻子在校园、游行队伍、首映礼现场以及海边探讨问题，耳鬓厮磨。

人们热切争论革命思想，人人都渴求反叛。

戈达尔是其中一名战士，只不过他更加不拘一格、更偏激。

一个人挑战全世界，甚至连妻子也无法理解他。

这是深切的孤独。

戈达尔行走于孤独之中，在结局错失了美好的爱情。

可惜了，影片呈现了这种孤独的结果，但是却鲜少交代戈达尔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他战斗在各个场合，和各种人争论，我们看到他的狼狈，看到他的傲慢，但是在人群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导演和编剧务必将人物的过去交代清楚，但我在看完影片后的感觉是，对戈达尔没有同情。

即便他是主人公，我依然对他没有好感。

不管怎样，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还是有点不够全面了。

影片对于战斗精神，对于“革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戈达尔正好是典型的研究切入点，成为了他们表达、吐槽的工具。

导演啊，编剧啊，你们真敢玩，不怕戈达尔来你们家查水表吗，哈哈！

女主角纯天然的脸庞和身体真好看。

喜欢开头的长镜头，女主起床，一丝不挂，拿着抱枕遮住身体来到厨房和戈达尔共进早餐。

两人都没有说话，脸上带着笑意，他们接吻、拥抱、在面包上抹黄油，收音机播放着关于“敬畏号”的消息。

法国人拍片子用很简单的镜头语言，干净简洁，不加修饰。

简即是多，不加修饰即是美好。

一开始没有预设地看这部电影，Louis Garrel饰戈达尔扮演得惟妙惟肖，如出一辙。

从爱人的角度阐释自我和自由的形式，用戈达尔的电影拍戈达尔，用演员的使命拍摄和传达敬畏。

这部像是《中国姑娘》的外传，延续章回剪辑、对色彩和肌体之美的不遗余力的刻画，但继续对政治艺术的讨论难度不小，并拉进现实维度的观照。

《中国姑娘》开启戈达尔政治电影的走向。

戈达尔认为，电影的唯爱主题是情感的独裁，无法产生真正的革命。

对年轻人的喜爱与宽容，让戈达尔对革命真义有更深的理解，也多一分苦衷，至少戈达尔不会利用他们，但也因此未建立起群众基础，甚至失却爱的基础。

轻蔑与敬畏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

有一种革命者的孤独，是用政治拒绝了全世界。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或因年幼，涉世未深，看向戈达尔的眼神里是不解和不舍参半，敬畏之上，爱慕未满，她需要的是能带她打开眼界，又支持她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做个总是去照顾对方心情，却很难共鸣和直面问题的乖巧花瓶，被丈夫推着行程和思想的傀儡妻子，妄谈革命。

虽被革命的形式所执迷，也逃不过被爱情中的人性所困惑，这也是后期戈达尔电影始终围绕的两个主题。

所幸，电影提供了比演讲更适合戈达尔发声的表达方式。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两部电影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新浪潮活化石导演戈达尔，一部是阿涅斯瓦尔达的纪录片《脸庞，村庄》，另一部则是这部《敬畏》。

新浪潮祖母瓦尔达在那部纪录片里亲身前往戈达尔家里，却无奈遭遇闭门羹，她老泪纵横的样子不免让人心酸，同时也让人猜测戈达尔私底下的性格与为人处事。

而这部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自传《一年之后》的新片里则充满了不少关于戈达尔本人一针见血的刻画。

总觉得要拍摄一部人物传记片，导演对尺度的把握相当重要，尤其对象是一位尚在世的重要人物。

不知戈达尔有没去看过这部揭自己老底的影片，也不敢猜想他看过后的复杂心情。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片中刻画的戈达尔是一副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形象，以及最终众叛亲离的下场，然而他在电影革新及推动电影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影片中导演也充分交待出戈达尔在经历《中国姑娘》失败之后逐渐向政治实验电影转变的艰难过程。

与其说是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更像是一部具有恶搞讽刺意味的浪漫爱情喜剧。

这位奥斯卡导演依然采用戏仿的方式来重现电影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段历史，准确地说，应该是带有鲜明戈达尔标签的新浪潮作品。

这里的革命性应该有两种含义，其一这种电影流派彻底颠覆了在它之前的叙事手法与美学风格，其二则较为逼真地还原了法国6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时期。

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要数1968年五月风暴时学生上街游行，以及戛纳电影节被迫中止的两段。

尽管导演运用的是比较戏谑的手法，比如先后多次让男主角的眼镜摔破营造出喜剧不断的效果，但是服装与美术设计做得相当到位，时代感强烈。

另一个令我深思的部分，则是男女主角共同经历的那段感情，从甜蜜融洽如胶似漆，到裂痕出现难以沟通，再到最后无法挽回，让人觉得不胜唏嘘。

原来大导演心目中爱情的地位远不如狂热的电影梦想来得珍贵，这很可能也是由戈达尔本身的性格造成。

他过于自信与盲目自大的做派，导致事业失败后性格突变，破口大骂周遭的朋友，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唯独太太一直身边默默支持力挺。

然而他倔强和不留情面的性格也令她陷入两难处境，最后她得以脱身去意大利拍电影后，更成为两人分道扬镳的契机。

感觉导致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并非表面上所描述的男强女弱，女演员配不上天才横溢的导演，而是两人所追求的理想出现了分歧。

到后段很多场景里，观众都可以看到太太对丈夫的主张和观点茫然所措，形同陌路的感觉开始冒出头。

没有共同理想往往是关系中难以维持下去的致命因素。

谈到演员选角，不得不对两位男女主角的演技赞赏有加。

路易·加瑞尔的造型跟戈达尔年轻时相当神似，加上他故意模仿的口音，令这个角色的真实度倍增，而出演过《女性瘾者》的斯塔西·马汀更让我刮目相看，那种复古味十足的发型和面容，让人恍如时光倒流至六七十年代的影片里。

她的侧脸特别耐看，有数个两人在家中打情骂俏的场面拍摄得相当有新浪潮韵味。

相信戈达尔的忠实影迷会在这部迷影之作里感受到接连不断的趣味与惊喜。

形式上来看，导演不断抄袭并重新演绎戈达尔的拍摄手法：配标题的段落、跳跃剪辑、让演员对观众说话、负片效果、诗朗诵对白、奇怪的字幕等等。

而当中最为瞩目要数模仿戈达尔名作《周末》和《一切安好》里的超长平移长镜头，摄影机对准男主角和他几位朋友聊天漫步走过大街，身后的墙上写着一句戏谑的法语，可惜在香港电影节上看的版本没有翻译出来。

而从情节来看，这部恶搞细节纷呈的喜剧也正好在致敬新浪潮电影之余，用高级的手法讽刺了戈达尔一把，正好为《脸庞，村庄》里老泪纵横的瓦尔达奶奶报了一箭之仇，有点大快人心。

（又是因为短评下不下了只好写在长评区了，算不上影评，几句碎碎念而已） 1. 好像不踩两脚这个片子显不出自己看过戈达尔哈我自己带着并不高的预期，看完倒是有点喜欢上这片子了，它拍出了长久以来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直观印象：革命在他那还就是请客吃饭，就是一边喝着咖啡抽着烟，一边跟漂亮姑娘吹出的牛逼。

同时它也拍出了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终极疑问：假如疙瘩觉得别人都是傻逼，那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也是个傻逼尼？

或者客气点说，他也有犯傻逼的地方和时候？

2. 这片子有简化、矮化、庸俗化的倾向吗？

就算有，那又怎样呢？

耍一耍疙瘩当年玩过的小伎俩，那又如何呢？

渎神了？

不管戈达尔自己乐不乐意、承不承认，他已经被摆在神坛上供起来很久了，用（至少那个时期）戈达尔会用的语气说，他戈达尔的命怎么就不能革了？

3. 看到（路易·加瑞尔扮演的）戈达尔一脸疑惑地抱怨中国那边居然讨厌《中国姑娘》，说我拍得一坨翔，天知道我笑得有多开心4. 我特别好奇，疙瘩本人宅在瑞士的家里，有没有看过这片子呢？

这片子以后要是能出戈达尔的评论音轨，那绝对无敌。

5. 我原以为斯塔西·马汀的肉体是全片唯一的精华，看完之后要改口说那只是最精华的部分而已了。

我的天哪她也太好看了，不禁遐想在大银幕上观看这么标致的肉体是什么效果——IMAX最好，对了，高达对IMAX会作何评论？

好奇 again。

回复一下评论前几那位除了骂人就拉黑封评论的人：安妮拍这个，说明这部电影主要就是经验性的电影，你却要偏偏执着于戈达尔本身对于电影或者政治上的建构性，来讥讽别人没有拍出你心中的戈达尔。

你心中的戈达尔是历史的还是经验的还是符号的？

既然瞧不起这个编剧的表达方式又干嘛引用别人对于戈达尔的评价显得你很高深？

她能说出这话你说不出来说明还是要比你强一点，你凭借自身想象所构筑的戈达尔形象，不比别人在日日夜夜与当时事件的时刻接触下所感受到的高贵。

金庸写的是小说，照你这么说是不是金庸的小说笔下所有人都要跟戈达尔一样不能改编了，而且人家金庸是东邪西毒编剧我又没有喷：这个电影好得真烂，完全破坏了东邪西毒的伟大形象！

P.S.戈达尔在68年五月风暴后的业界形象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想搞完美化的毛主义，一方面中方不买他票，而且走向了极端，跟当时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批评的综合走向格格不入，具体怎么样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东风》这本书。

@比耶侯以及，戏仿不等于嘲笑。

随意

看《艺术家》的导演通过一部《敬畏》来表达对戈达尔的戏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越看到后面，尤其（或者说或许）是看了豆瓣影评后，对这部片子的厌恶有增无减。

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半吊子用它所学到的半吊子水平去嘲讽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前辈。

有勇气，但又不是青年志士的血气方刚，更像是一个市侩小民在街头发发牢骚碎碎念；有本事，但也谈不上娴熟出色的技术输出，更像是一个电影技术教学课堂，跟艺术家一样，罗列已有，中规中矩，没有突破没有超出；有聪明，但又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观点输出，看完了片子就好像是听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念叨了一个下午的流水账，但这位朋友归根结底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就只是发发牢骚，走出门可能就忘了这回事。

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戈达尔的形象甚至比导演本人都更有输出，这或许是戈达尔的功劳，因为戈达尔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

而louis的表演也值得表扬，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包含五月革命内容的片子他还真是不落下。

louis一直都是有灵性的，在我看来。

但anne的角色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的身份除了所谓戈达尔的妻子这样看似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外，完全可以被任何其他角色取代。

看上去就是一个情绪化的有事不说闷在心里的普普通通的寻常女朋友，这种人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已经不讨喜了，当然，批评这个角色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电影里，当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时，这个角色没有存在的作用和必要性，连推动情节发展这样简单的任务都不曾有过。

当一部电影里只有一个人物在输出，其他都是陪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的电影。

当一部电影有过分的炫技的嫌疑时，便已然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观感。

这在当今乐坛选秀也是层出不穷的。

但这也很矛盾，一首歌四五分钟，一部电影最长两小时，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关注，炫技是否也无可厚非呢。

毕竟观众越来越难抓住了，这个时代让所有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尤其是人心。

但也可能是人反过来作用了时代，然后把错误归结到时代身上，时代也很委屈。

尽管我本人认为不论各行各业各种方式，能够长期吸引人的方式都是真诚，真实。

但其实从这部电影里能看到的也是一个警告。

片中的戈达尔在激进时期所说的言论，对自己言论的自信和坚持，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礼等等，我们无法说对错，但我们确实抱有一定的态度。

他很真实，又或者说，他假装得很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否来源于他自己，他自己又是什么，或许片中的他也没有想明白。

真实难道就真的是真实吗，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时间地点，人的成长和变化，人的经历，场景，思想，甚至气候等等的变化都会让真实有所不同。

一旦这种真实被后来的自己推翻了，那在前段已经输出的被人所推崇的真实是否也需要由后来的自己化身敌人粗暴革命呢。

就不要在这里纠结什么还可以温柔改革的无聊问题了。

这又来到了之前和美术系的朋友争执的问题：对待艺术要包容还是挑剔。

如果我能对影片中戈达尔表现出的气质感到鼓舞和共鸣的话，那很明显我是挑剔的批评家，一个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卫士，一个拒绝平庸和平常的脾气不好的怪人。

到底是包容使艺术进步还是挑剔使艺术进步呢。

好像这是一个无法辩论的命题。

朋友并不赞同我对另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做出的艺术的评价。

那个人之前把学校的废弃车辆涂成白色写上问号，我认为这是非常垃圾的手法。

原谅我如此偏激的语气，我真的不喜欢。

我也当面跟那个人说过，我认为这是非常差劲的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的东西的话。

要么融入，让人隐晦地发现，要么别出心裁到令人欢呼，我认为这些车应该这么处理，如果单纯地想引起注意的话。

而把他们涂白写上问号，就像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说这是艺术，我更倾向于是一种消费。

对，他们更像广告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消费完了就抛了，引发讨论然后呢，没有然后。

而所谓的引发讨论，引发了什么呢，所谓的讨论呢，所谓的关注呢。

如果我们想要平庸的艺术，那这已经达到了，这可以说是了。

但如果我们想要有突破，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结果，那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或者说，想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什么才是艺术，这他妈的谁知道。

谁都不敢也不能瞎说。

你想扣个帽子，扣什么都行。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你确实得有行动，得做，但与其做出这样的东西，不如先想，想到几乎要放弃了，或许才是起步阶段。

我个人认为，咱们只说艺术，不是其他方面，也不是，也不止，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范围，挑剔出精华，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精华，跟真实一个道理。

包容出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精华，但那是平庸大众的“精华”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罢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一切也需要我再好好研究完戈达尔的各种人物传记才能有七成底气地评判关于戈达尔的电影的好坏吧，做人要谦逊，也要自知。

1.安妮安妮的祖父父亲都是作家，她的出道作是布列松《驴子巴特萨》的女主。

本片改编自安妮写的一本关于戈达尔的回忆录，所以片子始自女主介绍戈达尔的旁白，结束于戈达尔在她心中的死亡。

2.片名片名《敬畏》，就像是戈达尔《轻蔑》的反义词。

戈达尔曾经说过，他让演员干什么，演员就要遵命，所以难免产生蔑视。

戈达尔自己天天说革命，可安妮却生活在他男权对女权，导演对演员的双重压迫之中。

3.新浪潮新浪潮当年之所以能够成功，“双低”也是原因，即低成本，低年龄。

新浪潮的导演们之所以能拍得成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低成本（这里特指处女作）。

之所以低成本还能言之有物，做出高水准，是因为由新理论导致的新拍摄方法。

当年的制片人只需拿出普通电影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刮到一张不错的彩票。

新浪潮之所以能卖座，也与战后一代的大量年轻观众有关。

《筋疲力尽》和《法国康康舞》的观众平均年龄差个十几甚至二十岁，都是有可能的。

4.对戈达尔的致敬本片有大量对戈达尔旧作的致敬，比如《轻蔑》和《已婚女人》片头对女主的特写，比如《随心所欲》一片中女主在电影院中看德莱叶版的贞德，比如在《美国制造》中大量写在墙上的标语。

导演通过刻意模仿戈达尔1968年之前的几部作品，打造出了一种廉价的戈达尔风格。

这也成了电影可以从头笑到尾最大的因素。

5.革命狂热戈达尔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满早在《随心所欲》，《轻蔑》中就已经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随心所欲》里面一个女孩由怀揣演员梦的售货员到妓女的转变，《轻蔑》里导演面对制片人，已经与娼妓别无二致。

《我略知她一二》，在剧情上与上述两部电影一脉相承，并明确了政治指向。

在戈达尔眼里，他眼中的旧电影已经变成了现有秩序的一种麻醉剂，维稳工具。

正如片中司机所讲“电影就是为了娱乐”。

现实充满了如此多的丑陋灾难罪恶，观众不但不正视现实，改变现实，反而跑到一个避风港，消费美梦，自我欺骗，真是岂有此理！

6.自我革命面对激进学生的指责，戈达尔自然不愿意像其他导演一样，生产虚假的美梦，做欺骗观众的帮凶。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自己以前拍的电影已经死了。

本片中的戈达尔正在经历这辈子最大的转型期。

7.推轨镜头所以当戈达尔于片尾成立了电影小组，开始追求一种比新浪潮更低成本，更具有革命性而不再是消费品的时候，组员们对于推轨镜头的抗议也就可以理解了——一方面出于更加激进的理念，一方面也出于成本的局限。

8.革命在他国文革对于法国的影响之大是超出很多中国人想象的，在2016年，法国还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文革50周年研讨会。

戈达尔知道革命要杀人，却在警察面前唯唯诺诺。

他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未必知道引蛇出洞，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