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我控诉》，罗曼·波兰斯基，四星半。

影片改编自法国史上有名的冤案“德雷福斯案”，当时法军的一名犹太军官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流放。

影片以德雷福斯被定罪流放开始，讲述了皮卡尔上校发现这个案件中的一些疑点的过程。

影片虽然是说德雷福斯案，但是全片中德雷福斯出现的频率很低，波兰斯基更重点的对德雷福斯遭到的迫害和一个“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人进行描写。

整部影片来看，延续了波兰斯基一贯的风格，整体色彩偏幽暗，黑色而阴郁，叙事缓慢，而然这也是我给本片打四星半的原因，叙事缓慢、基本找不到集中的冲突点，会有一些观众因为这种因为而错失这部好片。

整部影片来看，对于中立和客观有极大的保持，基本无挑动、无煽情的场景，波兰斯基尽量将事件摆上台面，借以德雷福斯的话来说“你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从画面来看，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画面的质感了，无论是背景、服装、道具还是其他，水准比某些剧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再聊一下这个名字《我控诉》，这个控诉到底是控诉什么？

或者是说，是谁在控诉？

是冤案的受害者的德雷福斯，主角皮卡尔？

又或者是波兰斯基在借影片之口控诉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遭遇？

关于这个的解读有很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本片的主要更多是在聚焦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一种疯狂的激进民族主义，一种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就像是在原片中的一段话“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至于冤案本身的着墨点确实是太少。

另外附几个补充。

1. 本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或者电影节最佳电影也就是金狮奖的是《小丑》，另外还获得了法国电影凯撒奖的11项提名，最终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服装设计三项；2. 在本片获得凯撒奖时候，引发了法国社会的抗议，而《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拉·哈内尔和一些其他人员当即离席抗议；3. 德雷福斯冤案的除了腐朽落后官僚体制的原因，还有严重的反犹主义的影响，而男主皮卡尔上校，也恰巧对犹太人也带有偏见；4. 片中出现过的乔治·克莱蒙梭，就是我们所知晓的克里蒙梭，后来的法国总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位；5. 在专栏上写我控诉的作家左拉，就是爱弥尔·左拉，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据说巴黎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取材自第三共和国的大事件(Affaire Dreyfus)：1894年法国炮兵团的犹太军官被军方指控秘密向德军提供情报，而被判以终身监禁；那时的法国仍沉浸在普法战争的创伤里（阿尔萨斯-洛林割给了德国），民众中充斥着反德，反犹的激愤情绪。

德雷福斯的平反历时十二年，直至1906年，才最终得以平冤昭雪。

期间，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曙光报》联名请愿，为现代意义的“Intellectuel”正名；法国社会分成对立的两派，以报纸为媒介进行论战，对共和国、宗教、公平正义等概念加以阐释，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距离在冷峻的色调中缓缓展开；在远近镜头的切换下，观众的眼睛可以舒服地旁观人物的对谈与独思；而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对比也和谐地共存，透着古典的端庄与典雅；整体而言，导演对严肃题材的处理令人惊喜，会再刷～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

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

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

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

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

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

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

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

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

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

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

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

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

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

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

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一是反犹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

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

”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

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

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

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

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

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

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

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

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

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

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

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

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

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

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

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

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

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

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

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

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

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

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

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

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

”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

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

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

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

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

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

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

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

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

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

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

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

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

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

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

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

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

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

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

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

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

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

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

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

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

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

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

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

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

”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

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

左拉予以严词拒绝。

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

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

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

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

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

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

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

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

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

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

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

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

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

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

”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

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

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

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

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

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

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

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

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

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

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

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

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

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

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

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

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

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

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

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

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

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

”、“法兰西万岁！

”，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

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

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

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

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

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

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

》。

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历史图片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

（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1，反犹历史早的很？！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

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的德皇！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

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

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

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

（第十八段）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监禁中的德雷福斯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

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2，到底电影和导演如何评价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

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最爱的一幕 勇者带着刀把证据推倒最顶峰写在前面的话：我必须承认我有私心 在看这部电影时代入了自己的感情投射 我正在经历一场语言暴力 和电影主角一样 正在经历一场无妄之灾而这部电影的导演 正是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一位毁誉参半 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个因为多年前的性侵丑闻被排挤至今的导演,用《我控诉》这么直白的名字作为电影名字；很难不让人遐想连篇……正是因此，人们不仅讨论电影里的主角 、同时也议论波兰斯基；最激烈的讨伐者来自于女权主义者，各种舆论下，导致该片公映一度受阻，并衍生出一场关于“审判导演”的争论。

但是,抛开政治正确之外的言论，以一个不同于导演的角度去回看德雷福斯事件，似乎相比一百多年前，我们和过去所经历过的历史情境根本没有更新，而场“惊世骇俗”的案例仍在“洗心革面”地上演根据外网采访，我们得以看到波兰斯基的心里话：波兰斯基承认拍摄《我控诉》有“私心”，“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部电影里迫害个体的运作方式十分熟悉，可以说是现实经历启发了我。

我可以看到同样武断的裁决、否认事实、以及谴责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大多数指责我的人都不了解我，或是这个案子。

”影片名为《我控诉》，其实这个“我”完全就是波兰斯基自己。

影片一开始，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在大众睽睽之下，被脱去了军装，拔掉了勋章，象征着军官荣誉的佩剑被折断。

问：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是一种感情宣泄吗？

答：不，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

我的工作不是一种心理疗程。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电影中展现出的的控诉以及它们复杂过程的运转方式都感到十分熟悉，它们给了我很多灵感。

问：你对控诉的体验开始于莎朗·泰特（Sharon Tate）吗？

答：公众看待我的方式，“我的形象”，的确是从莎朗去世时开始建立的。

那个时候，即便我已经经历了一段糟糕透了的日子，媒体仍然对这悲剧死死不放，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就用最可鄙的方式去报道，用这事件撒旦主义的背景，暗示我是该为她的死负责的人。

对他们来说，我的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证明了我是与恶魔为盟的。

这一连持续了几个月，直到警察发现了真正的凶手，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和曼森“家族”。

这一切到今天还是我的噩梦。

一切的一切。

它像是雪球一样，每一个季节都会多滚上一层。

我素未谋面过的女人讲出可笑故事，为了半个世纪前据传（supposedly）发生过的事情指控我。

问：你难道不想回击吗？

答：为了什么？

这就像唐吉柯德大战风车，根本是徒劳无功的。

波兰斯基来拍“我控诉”，仿佛是一场反讽的行为艺术。

不过手艺好到一定程度，让观众连反讽都忘了，于是乎只剩下艺术。

德雷福斯的世纪冤案，经过波兰斯基的讲述，居然成了一个与正义无关的故事。

十九世纪末，一个被腐朽的法国军队和一堆偏颇的种族主义者草草定罪的犹太人，背着不实罪名被流放多年。

而他当年在军校的恩师为了将真相公之于众而经年奔走，甚至于自己也锒铛入狱。

这听起来多么像一个为了还爱徒公道而倾尽全力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可拍电影的是波兰斯基，怎么可能。

导演时不时穿插倒叙，观众这才看明白了：这位叫皮卡尔的军官这多年奔走能掀起这些波澜，多半是因为熟识媒体大佬——克莱蒙梭和左拉，岂是凡常人可随意上达的天听？

从一开始，他拿到的怕就不是一个重感情的小人物的剧本。

而曾经作为军校教官的他其实也讨厌犹太人，他那坚毅，执著，苦行僧一般的求索，说到底是为了那个逍遥法外的叛徒，和那个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的法国。

所以当特赦来临，皮卡尔“义正言辞”地说德雷福斯不应该接受，因为正义的宣判就要到来，而他们已经走了漫漫长路，怎能在这一刻轻言放弃？

他记得自己这一路奔忙，却忘了那个承受了这所有不公的人已经多年未见妻儿。

你皮卡尔为了信仰受苦，几乎甘之如饴；可孤身一人日复一日在绝望中坚持的德雷福斯，他究竟是为什么而等待呢？

德雷福斯还是接受了特赦，与妻儿团聚。

而腐朽的法国军部也终于在左派的胜利中仓皇离场，正义之士皮卡尔成了新任将军，坐在了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曾多少次为了德雷福斯冤案来到这里，手握铁证据理力争，却一次次灰溜溜地离开。

而这一次，是德雷福斯走了进来。

他想向这位为了他的自由而多年奔走的恩师，讨要另一份公正：那些流放的岁月理应计入他的年资，所以他应该得到更高的军阶。

答案是“不”。

皮卡尔甚至带着愧意说，自己能当上将军还“多亏了”德雷福斯的这一桩冤案，可是作为将军，却实在不能开这种特殊照顾的先例，即便他也知道，这样的补偿其实很公道。

犹太人眼中泛泪，失落而去，从此师生不再见。

其实对观众而言，这伤感的结局在情理之中，甚至都不在意料之外。

从皮卡尔劝德雷福斯拒绝特赦起，他的态度就再明确不过了：我为了心中那个秩序井然赏罚分明的法国可以倾尽所有甚至不惜性命，可你的痛苦，本与我无关。

再说的无情一点，为了你的自由而大声控诉毕竟让我在万象更新之后当上了将军，可作为一个将军开一个特例给犹太人，于我何益？

不知那最后一次对谈之后，德雷福斯会不会记起多年前在军校走廊上他与皮卡尔教官的对话。

德雷福斯问他的老师是不是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压低了分数，皮卡尔神色坦然地回答：“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犹太人，答案是不喜欢；但如果你问这会不会影响我的评判，那我向你保证：不会。

”这第二个“不”，才是我这多年奔走大声控诉的原因。

而这第一个“不”，则注定了我这多年的控诉，都与你的苦难无关。

仗义执言，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良心的代价到底有多大，真相的意义又是什么，看完这部影片或许会有一个新的认知。

这是一个与权力，与群众，与世界对抗的故事，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陌生人”。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巴黎，那是印象派的时期，也是著名的“美丽时代”，巴黎受到世界的瞩目。

“我控诉”取名自伟大的法国作家左拉的著名文章标题，改变自描写德雷福斯冤案的小说《一个军官和一个间谍》。

从任何角度该片都是波兰斯基的回归之作，善于描写人性探索其中的堕落与阴影的他，这次将焦点集中在了一名被诬陷的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与为其奔走抗争的法国军官皮卡尔之间，高层因为自己的偏见与掩盖失职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卑鄙的手段，错误地指控了一名忠诚的军官犯下叛国罪，开除军队并将他判处了长期监禁。

皮卡尔从影片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更不接受污蔑和背离真相的曲解一个无辜之人，从而踏上了为德雷福斯寻找真相的自毁般的道路，其身边之人无一幸免。

可能很多人并不解那个真正的间谍埃斯特拉齐为何不能被定罪，所有人都要去维护他，查资料发现了真实历史中的细节，匈牙利王子埃斯特拉齐是奥地利和匈牙利最高贵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一位代表在1890年到1895年间搬到了巴黎，费迪南德·埃斯特拉齐是一个放荡的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债台高筑的球员，但同时也是一个法国陆军的炮兵少校，阿尔萨斯的省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是有着黄金背景的贵族后代，另一个是勤奋认真的犹太军官，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与歧视至今仍在欧洲像幽灵般的回荡着，所以当权者选择了贱民，选择了所谓的“人民”的对立面，选择去用权力打压一个好人，而放过恶人甚至不惜为恶人去站台摇旗呐喊。

但还好那个时代有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优秀的媒体人，去为了真相不惜自毁，左拉的报道被疯狂的群众比拟为替“犹太人”呐喊，收了“犹太财团”的黑心钱，甚至其妻子的死亡都跟这篇报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到为了真相和良心不惜将自己的名誉甚至生命毁掉的人，是一件十分令人唏嘘的事情。

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导演，波兰斯基其实非常容易就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某种弱势群体自诉的角度从而获得更多的同情分，但值得称赞的是他并没有把《我控诉》变成反犹太主义的研究，或另一种“政治正确”的影片，这些对于他来说一方面太容易，另一方面他是不屑的，所以我们才有了如此精彩的一部电影，甚至在影片结尾，皮卡尔不辜负对自己的承诺和良心，将自己的生命和爱人，朋友置于危险之中，揭露了政府卑鄙的掩盖行为，最终把德雷福斯从魔鬼岛救了出来，可是德雷福斯对其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只是询问他八年的牢狱生涯为何不能算作服役（这一笔真的是太绝了，太妙了）。

德雷福斯获得了自己的应有的名誉，而皮卡尔收获的是人格的完整，相比较皮卡尔这一路情人家庭被毁，朋友被杀，军中老领导甚至整个部队视其为叛徒，平明百姓对其冷嘲热讽最后却并未换回一句“谢谢”，只是为了一名跟其连熟悉都不算甚至是从骨子里并不喜欢的人，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偏见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皮卡尔会有些惊讶于德雷福斯的不知感恩，但归根结底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已，虽然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影片中的美术真实还原了巴黎“美丽都”的原貌却不失风格，从家具室内陈设甚至到门把手的细节无不考究，影片拍摄十分大气，几段群戏都显示出波兰斯基深厚的导演功力，而灰暗的冷调与并不抢戏的配乐为影片的叙事与氛围提供了强有力的输出，演员从主演让·杜雅尔丹到配角艾玛纽尔·塞尼耶（波兰斯基的老婆）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马修·阿马立克的笔记鉴定师角色非常出彩，每一个对手戏都令人沉醉。

这个世界不缺“聪明”的人，甚至是“务实”的人，大部分人做事情也都是在乎别人的眼光为了别人而做，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转换角度只是另一种躲在群体中的懦弱和呐喊，在那个年代歧视犹太人就是“政治正确”。

非黑即白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但是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非要说出真相，还被冤枉者以清白，这时总会有人用卑鄙的内心去揣测他，去污蔑他，去诋毁他，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人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或动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有人可以为了良心，为了一个对自己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人去仗义执言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不理解，人做事情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荣誉。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

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

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0.html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

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

…… ——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篇力透纸背、带着满腔正义的公开信是1898年法兰西最愤怒的声音，这不仅是埃米尔·左拉对四年前被定性为叛国贼的德雷福斯的声援，更是对法国当时政界、军界甚至社会各界暴力审判的讨伐，一笔为剑指向的是官僚制度，指向的是种族歧视，指向的是对于真相“沉默的大多数”，当左拉喊出“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当“我控诉”成为一种公民的热切渴望，“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当发表这一篇文章的《震旦报》在街上被传阅，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德雷福斯”案件是“大多数”操控的结果，“我控诉”也是不沉默的“大多数”的正义声音。

在“大多数”与“大多数”的较量中，谁胜谁负似乎主宰着事件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当左拉在最后写道：“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结局却走向了另一面：左拉被政府控告传唤至法庭，最后在“反控诉”中败诉，被判有罪入狱一年，甚至在审判之前群众大喊“左拉去死”；左拉决定撰写此文时得到了当时拉布里律师等人的支持，此事件发酵之后，拉布里在街头遇刺身亡；而揭露这个黑幕的皮考特上校更是遭受了威胁，他怀疑真正的间谍艾斯特哈吉少校竟当众羞辱他：“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去找你的妓女吧！

”而德雷福斯案的当事人在经历了“魔鬼岛”的恐怖囚禁生活之后，也并没有在“我控诉”的声浪中马上还自己一个清白——一年后的9月9日，虽然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但是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被改变，只是这一次判决他被减刑10年，直到7年之后的1906年，法兰西最高法院最终判他无罪，官复原职——从1894年12月遭到指控、逮捕、剥夺军衔并判处终身监禁，被流放到千里外的魔鬼岛，到1906年被判无罪，这12年的生活对于德雷福斯来说，无疑就像被流放的魔鬼岛一样，“在无人岛上，没有人讲话就是一种折磨。

”为正义而发声的“我控诉”，激情群怒的“我控诉”，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我控诉”，最后依然从“大多数”的声音变成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甚至在罗曼·波兰斯基的再现中，最后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落幕：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开始重审，德雷福斯被减刑十年，“法兰西万岁”成为对于这一结果的第一次胜利表达，皮考特似乎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向已经离婚的女人莫尼耶求婚，她却拒绝了他，作为在最困难时期支持他的红颜知己，莫尼耶一直是皮考特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拒绝时莫尼耶微笑着说：“你的内心深处不适合结婚，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吧。

”而在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被判无罪，晋升为陆军准将的他见到了官复原职的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希望能把自己监禁的时间考虑进去，那样自己就可以晋升为中校——本来在魔鬼岛被监禁就是一起冤案，这十年多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当然应该重新被计算在服役时间里，但是皮考特却摇了摇头：“不可能了，现在环境变了。

”两个人在走廊上面对面站着，目光相触，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万千感触都变成了某种无奈，最后德雷福斯说了一句：“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职。

”字幕打出：“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种沉默，甚至一种凄凉，在最后迎来胜利的人生写照中成为别样的风景，不是隔阂，也不是冷漠，而是在几乎来迟的判决面前，一切似乎都没有被改变，连同皮考特的爱情一样，在“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中落幕。

无论是德雷福斯不断喊出“我是清白的”的呐喊，还是皮考特不断追求真相以证明“他是无辜的”的真相，或者如左拉在“我控诉”中剑指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他们都是不沉默的少数，而且以不沉默的少数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是当一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最后依然被笼罩在冷酷之中？

为什么最后还是以沉默作结？

或者他们依然是“少数”，而用左拉1898年“我控诉”作为片名的罗曼·波兰斯基，所关注的正是事件中的“少数”，早在2012年，还没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少数”的兴趣：“我早就想拍一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不是当作古装剧，而是间谍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了解其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热媒体的景象。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就是由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组成的大多数造成的，而罗曼·波兰斯基从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联结到了当今世界，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基于波兰斯基个人遭遇的原因，甚至“我控诉”更是他内心真切的呼喊和愤怒，面对“大多数”的不公正和偏执，也许只有在对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讨伐中才能不变成沉默者。

但是波兰斯基最后又选择了偃声息气，在“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将历史封尘，也将自己的遭遇封锁起来，这又意欲何在？

抛开波兰斯基的个人诉求，其实在《我控诉》电影里，与其说掩盖了真相使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如说强大的权力机构制造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少数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少数群体。

在电影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当事人德雷福斯和最终找到翻案线索的皮考特，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并被流放到魔鬼岛，他无疑就是一个沉默者，甚至如果不是皮考特发现了真相，他的这一生都将在无人岛上度过，而当德雷福斯面对不公的命运，他在无奈中只出了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但是在这一个人的命运里，在一句话的无奈里，单数世界注定会被复数湮没，“犹太人去死！

”“杀了卖国贼！

”逮捕和判处成为一种仪式，而在仪式举行的广场上，群众高喊着这些口号，他们成为“愤怒者”，而这些愤怒的声音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种族，或者说德雷福斯所犯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罪责，而这些集体的声音无疑无情地覆盖了德雷福斯自我辩解的声音，群体的强大声音对个体弱小声音的覆盖，就像他被流放的那个魔鬼岛，一个孤立无人的小岛静立在大海之上，它会随时被无限所吞没。

德雷福斯被流放，皮考特便成为唯一发声者，他是接替桑德赫尔上校而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应该说，皮考特也是权力机构的一份子，以权力反对权力，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皮考特上校在罗曼·波兰斯基眼中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正义甚至只代表着个体。

调任至情报部门，他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和诡异，从大门到办公室，是不同岗位的值守者的奇怪目光，办公室的那扇窗户似乎永远无法打开，截取情报和信件甚至也是清洁工的职责，所以皮考特一进入其中就感觉到了奇怪，他开始重新建立制度，一方面了解情报部门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对德雷福斯案件给予了更多关注——似乎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来自于自己的亲力亲为：他亲自取到了被截获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封电报，“我和R家族的联系”，电报发送的收件人地址显示是艾斯特哈吉少校；接着皮考特查阅了艾斯特为哈吉最近的通信记录，显示他刚从卢昂调到巴黎总参谋部；当皮考特查看信件的字迹，发现和德雷福斯作为间谍证据的信件字迹很像；于是再按图索骥，打开了没有被桑德赫尔销毁而被锁在保险箱里的德雷福斯相关文件，通过字迹他才发现，所谓作为德雷福斯间谍证据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原始信件的字迹不符，也就是说，真正和德国通信成为他们间谍的其实是艾斯特哈吉。

皮考特发现真相似乎并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在情报部门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门卫和值守，还是手下的亨利少校，其实都知道实情，也都在隐瞒，但是在皮考特更大的权力面前，发现线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作为权力部门的一员，真正对皮卡特构成威胁的其实是整个体制，而此时，寻找真相的皮考特所面对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桑德赫尔上校是皮考特的上任，他的遭遇或者对皮考特提供了一种命运的样本，皮考特去看望他的时候，桑德赫尔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疾病让他濒临死亡，他对皮考特说的一句话是：“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言语中更多是失望，甚至绝望，当法兰西不再是曾经的法兰西，是不是他必须沉默？

这种沉默关涉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上级让皮考特替换掉他？

在他手上为什么不销毁德雷福斯那些字迹？

他为什么不敢设置秘书？

他的窗户为什么永远也打不开？

桑德赫尔无疑是官僚体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既是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侩子手，也是整个体制的牺牲品。

皮考特似乎也走上了桑德赫尔这条凸显双重身份的困难之路，他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于是将这个真相报告给上级，但是强大的官僚体制让这个不想沉默的人变得沉默：他质问乔尔中校，“他们是上级，我们只能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不知道德雷夫斯是否无辜，我也不在乎，若你让我杀人我会去，如果你之后说我杀错了，我会伤心”；向上将展示秘密文件与对照的书信对比字体，上将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早就应该销毁了，你第一个不应该过来找我，我也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德雷夫斯案了。

”当他向贡斯将军禀报案情，贡斯却提出警告：“忘了它吧，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束了，你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军人的天职！

”不公开不是皮考特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命令——从部下到上级，似乎每个人都在沉默，每个人都在回避真相，而作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皮考特无法僭越而成为言说者。

但是皮考特却不肯罢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作为正义的个体却遭遇了制度的压制，甚至因为违反了国家秘密法而被最终解职，在被质询之后调离职位去往了遥远的巴黎，接着又去了非洲，而皮考特的居所被大肆搜捕，他甚至被监视了——和德雷福斯的魔鬼岛一样，皮考特似乎也被这个权力机构流放了，而流放或者正是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也正是不想成为永远的沉默者，在律师拉布里的寓所里，“这件事必须传播出去”的皮考特终于在左拉等人面前将这起冤案公布于众。

沉默者终于不再沉默，但是当左拉被判入狱，当拉布里被刺杀，当德雷福斯案重审之后依然维持叛国的罪名，甚至在法庭内外还是听到“法兰西万岁”的群体性口号，他们依然是不沉默的少数，依然在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制造的声音里被湮没。

甚至，和皮考特仅仅作为一个正义个体偶然发现线索一样，最后案件出现反转似乎也是一种个体的偶然。

1898年3月的一天，皮考特和亨利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亨利的右臂被皮考特刺中，这一次纯属娱乐的击剑游戏在罗曼·波兰斯基那里完全变成了剧情反转的重要事件，也许是皮考特的剑代表的就是正义，刺中而受伤揭开了亨利忏悔的内心，几天之后的消息是，亨利已经承认自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做了伪证；接着，亨利在狱中自杀——随着对皮考特的指控被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在亨利的忏悔和自杀中浮出水面最终实现了反转。

如果亨利依然保守秘密，那么也就意味着不沉默的少数最终会在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中成为沉默者，而德雷福斯案件也再无被翻案的可能。

历史是一种偶然？

罗曼·波兰斯基似乎并不想把个人命运维系在这种或然论中，但是不管是皮考特还是德雷福斯，甚至桑德赫尔、亨利，似乎都在这个“我控诉”的故事里成为波兰斯基眼中的宿命论者，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少数群体被迫害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喟叹，于是桑德赫尔在病床上独自感叹：“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于是曼尼耶拒绝了皮考特的求婚说：“你的内心不适合结婚。

”于是皮考特对已经清白的德雷福斯说：“现在环境改变了。

”也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控诉”才是最人性的反抗，忠于职守便是最后的不沉默，它们在内心中会变成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我在等待。

”——波兰斯基也在等待自己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