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按：是枝裕和《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对题材的突破之外仍与他的家庭电影紧密联系，家庭仍是电影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由家庭出发，这部电影的指涉并不止于家庭。

《第三度嫌疑人》在是枝裕和近年来的家庭电影宇宙中算得上异类。

影片围绕着一宗抢劫杀人案的辩护展开，而最终嫌疑人的死刑判决反而使事件的真相更加暧昧。

故事的场景离开了是枝电影中贯常见到的一家人居住的小屋、随处可见的街道，转而落入发生凶杀案的河边、狭小的监狱律见室和森严的审判法庭。

电影中登场的人物，也不再是心有嫌隙又无法割舍的父母子女，而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嫌疑人、落入中年危机的精英律师和忧郁的遗属少女。

只是，说这部电影是异类，并不意味着它就放弃了是枝裕和对家庭问题的刻画与探讨。

恰恰相反，家庭仍然是这部电影的核心问题之一。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电影对它的三个主要角色无一不花费大量笔墨刻画其所属的家庭：三隅高司，因年轻时的抢劫杀人案锒铛入狱三十年而致年幼的女儿孤身一人，从此没有往来，女儿说“这种人死掉就好了”；重盛朋章，中年离婚，女儿同妻子居住，自己忙于工作而无暇陪伴；山中咲江，父亲被杀，而其生前曾经强暴自己，母亲察觉却装作不知。

不难发现，这三个家庭，实际上聚焦了三组父女关系。

是枝裕和惯用对照的方法来表现人的情感与关系，远如《如父如子》中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抱错而养大的孩子与亲生而疏离的孩子，近如《小偷家族》中虐待由里的父母与将她“偷走”的“小偷家族”。

《第三度嫌疑人》中的三组父女关系，作为对照必有相似之处，其共同点便在于父亲角色的“失职”：无论是因工作还是因监禁而失其“位”的父亲，遑论对亲生女儿犯下兽行的父亲。

而这三组父女关系，又通过咲江父亲的被杀案产生了重合。

三隅被当年逮捕他的警官描述为“容器”。

放高利贷者欺压失业者，与他们没有个人仇恨的三隅却选择犯下杀人的罪行。

他的意识里仿佛已没有自我，只能选择装下他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隅妄想成为“上帝”——可以行使审判与制裁权力的“上帝”。

而三隅的狂妄，恰恰来自面对真正“上帝”的无力——也有像我这样，玩弄他人生命的人在吧？

有的话，想见他一面。

见到他，想对他说：‘不讲理！

’”“父亲，母亲，妻子也是，明明什么错事也没做却都遭遇不幸而死去！

但我却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被无情夺去亲人生命的三隅痛骂“上帝”的不公，对生活的荒诞深恶痛绝。

值得一提的是，三隅的父母与妻子在整部电影中仅有此处提及，却是奠定整部电影基础的关键人物。

电影中还有三个属于家庭却（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的角色，同样对电影的主题刻画有很大的作用：案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女儿咲江的施暴者山中，仅在电影开篇处展现其被杀害的场景，而通过重盛律师对真相一步步的探索，而补全其贪婪、邪恶的形象，进而猜测三隅（伪）“审判者”的身份。

重盛离婚的妻子，自始至终没有出场，却不难从女儿结花的状态中推断出其恐怕也不是一位全然合格的母亲。

父母健在、生活无忧的结花，依然落入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与咲江、同样从未出场过的三隅的女儿，共同作为其父母的“受害者们”。

因牢狱而失去父亲资格的三隅，却在偶遇咲江后，弥补了作为父亲的缺憾；痛苦于病态父女关系的咲江，也同样在这个男人身上，短暂获得了来自“父亲”的疼爱。

三隅小屋中共享的花生酱，纯白雪地上砌起的生日蛋糕，父亲的笑脸与女儿的笑声似乎可以净化过往的罪孽。

只是最后躺倒的两人一大一小宛若十字架般的身体，戳破了美妙的幻想。

对审判的怀疑与弑父的欲望正是他们背负的原罪。

“参与”这一梦幻的雪地游戏的，还有律师重盛。

在对与嫌疑人三隅来往密切的死者女儿咲江的“尾随”中，重盛无疑在她身上投影了自己同龄的女儿。

保护“女儿”的欲望更使他最终同意了三隅的无罪辩护请求。

但很明显，影片更想刻画的，是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这是贯穿电影、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

二人的重合，发生在两层意义上，其一是父亲身份的重合，其二是对审判的观点的重合。

最初面对年轻律师时，重盛曾说“为了辩护，理解、共鸣什么的是不需要的”；在发现三隅与咲江的联系后，他试图从三隅口中套出更多信息，却被三隅以“比起直接对话，通过手传递的热量更能了解对方”道出自己的父亲身份；而在寻找三隅女儿作为证人与对咲江的调查中，在审判之外，对三隅的父亲身份的理解是重盛个人意志所无法阻止的。

同时，在审判之内，两人也不断表达出对审判制度及其系统相同的观点。

由此，影片成功将镜头由家庭推移至审判体系。

三隅与重盛观点上的重合，最先表现在对生命荒诞性的思考上。

两人先后说出了几乎一摸一样的话：“与他们的意志无关，生命被挑选着。

”生命不会被事先征求同意而降临，也很少经本人应允后而结束。

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结果却往往不是如此。

而法律是人类发明出用以对抗荒诞的工具之一。

以法律保护善者，保护生命；以法律惩罚恶者，结束生命。

审判是民众赋予审判者的权利，象征着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审判者代表民众成为“上帝”，以“正义”对抗荒诞性。

认识到生命荒诞性的两人，却站在了审判体系的对立面。

三隅是审判体系的破坏者，而重盛却是审判体系的拥护者，即三隅口中的“你们那边”。

两人的分歧始于三隅以自己的审判而非法律的审判对抗荒诞。

三隅对重盛说：你们那边有些事看见了也会装作没看见吧？

”曾经的（被）审判经历让三隅认识到了审判体系并不总是以正义为目标。

在真实的审判中，可能出现的是如果没有报销就放弃寻找求情证人，是不管事实如何先考虑减轻刑罚，是为了完成指标和节省经费可以放弃仔细求证强行推进审判程序。

而作为三隅辩护律师的重盛，也在（揣测）三隅与自己保护咲江的意志之下，放弃追求真相，以三隅的死刑判决达成审判体系的“正义”，与三隅共同成为了实际上的审判者，也让咲江验证了三隅所说的“这里谁也不说实话”。

审判体系自身，也染上了荒诞的色彩。

影片日语名称为《三度目の殺人》，直译为“第三次的杀人”，前两次指的是三隅的两次杀人事件，而第三次的杀人则是来自法律的“杀害”：……杀掉也不是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吧？

”“重盛先生那边不就这样在解决问题吗？

”“你在说死刑吗？

”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考察三隅的观点，自然是偏激而错误的。

审判体系尽管在“人”对“程序”的执行中产生了异化，但仍然是保持社会稳定、体现生命尊严进而对抗荒诞性最有效的工具。

而私人审判，无论其背后原因如何，只是对司法正义的消极抵抗，难掩其无助解决荒诞性的本质。

是枝裕和曾在阐述自己的电影《无人知晓》时说： ……我不想讨论谁对说错的问题，也不想追究大人应该如何对待孩子，以及围绕孩子的法律应该如何修改等。

所谓的批判、教训和建议都不是我想讲的。

我真正想做的是讲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一旁观察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话语就不再是独白，而是变成了对话。

同样的，孩子们也通过双眼观察着我们。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可以合理推断，是枝裕和在《第三度嫌疑人》中想做的也绝不是通过对审判体系的批判而提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想做的，也不过是讲述那些身处审判体系中的人的故事，无论他们是站在哪一边。

通过他们的对话，来观察我们，在生命荒诞性与审判正义性对抗中的我们。

因而，即使后来重盛又说了跟三隅一样的话“（咲江父亲这样的人）被杀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应将这种转变作为导演的态度，而应将之放在作品的范畴内思考。

除了直接的语言表达，电影还通过象征和摄影技巧来表现三隅与重盛的“重合”。

故事的设定中，三隅与重盛均出身北海道（后来咲江想报考的大学也是北海道大学）。

重盛得知女儿养的鱼死掉之后，告诉她“要好好地立个墓送它们走才行啊”。

三隅也为自己死掉的鸟儿立了墓。

但由于三隅对审判者的挑战（玩弄生命），他的鸟儿是在基于自己入狱后鸟儿无法独立生存这一判断上自己杀死的。

但他故意放走了一只。

能够生存下去吗？

或许可以将三隅放生的这只鸟儿视作咲江的象征，受到至亲之人伤害、过早认识到审判正义不足的女孩以后能够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吗？

大概三隅也希望鸟儿同咲江都能找到生存之路吧。

摄影上的“重合”也是该片别具特色的一点。

在监狱律见室中，分隔嫌疑人与律师的玻璃是比镜子更好的道具。

通过其反射与透射，摄影机可以同时捕捉面对面谈话的两人的表情与动作。

伴随着两人身份与观点重合的不断展现，两人在玻璃上的影像逐渐实现物理意义上的重合。

在深夜达成作无罪辩护决定时，摄影机垂直于玻璃板侧面拍摄而将玻璃板虚化，两人间几无隔阂而成为“同谋”；而在片尾审判结束后两人所能做的最为“敞亮”的一次对话中，两人影像的重合，几欲令观众起鸡皮疙瘩。

即便如此，最后三隅口中的真相仍是混沌不清的。

即使观众几乎可以判断出事实如何，也得不到百分之百的确信。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审判正义在执行中产生了异化，现实中并不总能找到真相，电影也不妨将真相掩住真容。

“连父子都不能相互理解，更何况是别人的事。

”重盛父亲的话点破是枝裕和的家庭电影与本片间的窗户纸。

不如剪一段漂亮的蒙太奇，让站在审判体系十字路口的“重盛们”去思考如何前行。

（首发于今日头条号：天涯小鸟movie）人真的可以审判人么？

人审判人真的公平么？

或者，何谓公平？

——题记近期我被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刷屏，大师不出手则矣，一出手必是9.1高分之作。

在众多曾经佳作频频的导演开始拍起烂片的当下，斯皮尔伯格依然出手不凡，可敬可叹。

而作品从来不会低于8.5分的是枝裕和却拍出了一部7.0分的电影《第三度嫌疑人》，和《头号玩家》同日上映。

斯皮尔伯格和是枝裕和，两位分别是欧美和日本的重量级导演，新作反响的天壤之别让我怀着好奇前去观看......

看完我明白了《第三度嫌疑人》被人诟病的原因。

大家抱着看悬疑片的心理去看，结果收获了一个节奏慢，连真凶是谁都没讲明白的电影。

你让大家怎么接受得了？

可是，是枝裕和真的在拍悬疑片么？

他的重点明明在探讨“人能审判人么”上。

片中，福山雅治饰演的律师重盛为役所广司饰演的杀人犯三隅辩护。

影片一开始便展示了三隅杀人的全过程，还特地给了三隅一个正脸特写。

真凶是三隅已确认无疑。

剩下的就是作案动机，按照日本悬疑的套路，作案动机也值得被好好挖掘。

但，是枝裕和依然没有把重点放在三隅的作案动机上。

一开始，三隅承认杀了自己的老板，后又供出老板娘买凶（他）杀人，最后又否认杀人，要求无罪辩护。

作为三隅的律师，重盛表示压力真的很大......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其中的因果。

一开始三隅承认自己杀人，三隅说是因为其他律师认为这样可以减刑，他们不相信三隅没有杀人；后三隅称老板娘买凶（他）杀人，三隅说是因为不满老板和老板娘在生产中作假，借机报复；最后三隅否认杀人，虽然三隅没说原因，但很可能是为了保护老板的女儿咲江（广濑铃 饰演）。

咲江长期被父亲侵犯，并称三隅杀人是为了保护她，她要在法庭上说出这一切。

至于真相如何电影始终都没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只能用“三隅说”。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是枝裕和的目的不是探究作案动机，更不是挖掘真凶，而是一件案子里每个人的作用。

凶手打造了一件案子最初的模样，而这件案子最终的模样却有着很大的变数。

三隅的案子，律师只想着怎样减刑，法官只想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判决，媒体只关心案子背后的秘密......没有人关心真相本身。

所以这并不是一部类型片，而是一部写实的社会片。

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这部《第三度嫌疑人》，你会收获很多。

其实是枝裕和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写实社会片《无人知晓》，基于真实案件，讲述被不负责任的母亲抛弃的孩子自生自灭的故事。

用充满童趣的明亮画面去表现残酷，取得了三倍效果。

这部《第三度嫌疑人》也是如此，用一个悬疑案去表现人心的扑朔迷离，突显人心的迷宫，不得不感叹是枝裕和的创新。

虽然此片在叙事上有冗长的缺陷，使得两个多小时的观影有些难熬，但除去这点，这部电影仍值得一看。

因为它直指人类社会的一个深刻的话题——人真的可以审判人么？

影片中，无论是律师、法官、检方，都在各自的利益面前妥协了，一开始嚷嚷着“我和罪犯怎么可能是朋友”的重盛律师最后倒成为了唯一关心真相的人。

振振有词，看上去一身正气的女检察官在三隅翻供后，本来要求法院重审，但在前辈提醒下，也默认了法院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折衷方案......这样的审判，早已失去了公正。

审判的初衷是唤起民众对生命的敬畏，而失去公正，一心只想完成任务的审判早已背离了这个初衷。

那么，何谓公平？

这不是一部悬疑片，观众需要沉下心来回味。

说实话，近几年悬疑片、悬疑剧太多了，我难免审美疲劳，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部反类型的片子，还真令我眼前一亮。

而是枝裕和的剧本功底依旧扎实，全片没有一句废话。

拍摄手法上，为了迷惑观众，是枝裕和穿插进过往“真相”，尤其是咲江和三隅共同杀人的场景，亦真亦假难以辨认。

重盛律师和三隅的最后一次对话更是采用了人物重影的拍摄手法，悬疑和惊悚意味加重，颇值得玩味。

这部《第三度嫌疑人》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是枝裕和，关注小人物重建的是枝裕和开始关注起社会问题，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拭目以待。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

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

今天所见，可谓震撼。

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

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

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

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

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

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

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

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

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

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

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

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

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

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

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

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

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

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

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

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

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

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

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

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

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

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

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

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

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

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

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

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

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第三度嫌疑人》：人有杀死他人的正当权利吗？

刘强爱电影先说说片名的问题。

是枝裕和这部电影的日文片名“三度目の殺人”内地译作“第三度嫌疑人”肯定错，首先语法错，“度”是频度副词，后边不能紧接名词，“第三度成为嫌疑人”才对，但这又跟剧情冲突，全片也就只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高司一共做过两次嫌疑人，这个“第三度成为嫌疑人”实在不知其所指。

我猜啊，语法错误可能是因为起名字的人粗心了，至于选择“嫌疑人”仨字，则十有八九是为了规避“暴力、血腥”的“杀人”二字。

我咨询了会日语的朋友，港译“第三度杀人”或台译“第三次杀人”都是合适的，而且跟剧情也贴合，三隅高司杀过两次人，最终，社会以司法为媒介又杀了他，影片展现的就是这“第三次杀人”的过程。

是枝裕和这部新片去年无论是在日本上映还是在国内点映，口碑都一般，一反近年出一部好评如潮一部的态势，我还纳闷儿，看完后，就明白原因了。

对主流观众来说，看电影要能看出创作者对于某件事物的明确态度，鼓吹什么，反对什么，不能模糊。

这其实跟艺术的属性特点相冲突，合格的艺术品从不下结论，只是启发受众自己思考。

宣传品才会急赤白脸地告诉你各种“真理”，生怕你觉得它说的不明白。

艺术品毕竟不是自说自话，表达就得或多或少地顾及受众的接受习惯，“炮弹”要牛逼，“糖衣”也得好吃。

《第三度嫌疑人》跟是枝裕和之前的作品比，“炮弹”是更牛逼了，配套的“糖衣”则“刷”得有点儿薄，含“糖”量不够，没能遮住“炮弹”的苦味。

《第三度嫌疑人》探讨的是非常前沿的司法伦理问题——人有杀死他人的正当权利吗？

所谓“正当”，是指合法，具体说就是通过审判剥夺他人的生存权。

影片并未给出答案——如果承认这种权利，三隅高司之前被执行死刑，那就没有后面他解救社长女儿的事儿了，这个女孩还得继续忍受父亲性侵，或者杀死父亲后坐牢，葬送掉自己的青春；吊诡的是，三隅高司不被处死，得以实现自己后续人生价值的手段，却又恰恰是杀死社长或者为杀死社长的女儿顶罪，总之是承认人具有杀死他人的正当（“合”自己内心之法）权利，这是既保护女孩隐私又惩处禽兽父亲的唯一办法。

说《第三度嫌疑人》具有艺术性而非宣传性正是因此——它没有直接回答人“有”或“没有”杀死他人的正当权利，而是给出这么一个“有”或“没有”都不合适的情况，让受众自己领略现实世界的混沌，以及人面对这种混沌的无力与迷茫。

可贵的是，影片对上述混沌的探讨并未就此而止，它通过搁置三隅高司到底杀没杀社长的悬念，促使观众审视现有司法制度，尤其是刑侦-审判制度的弊端、缺陷与盲点，意识到死刑错杀后果的不可挽回性；通过表现社长女儿、三隅高司和律师重盛都对杀死禽兽父亲毫无异议，反映个人在维护死刑制度方面所起的不自觉作用——并非是毫无人格可言的法庭、法律，或者作为职业人的法官、检察官、陪审团判处了犯人死刑，归根到底，是组成社会的每个人，将共识凝结为法律，再通过国家机器要了他们的命，于是，通过死刑伸张正义的荣光属于每个人，错杀的罪恶也属于每个人。

犯罪事实不清楚、谁是凶手不知道、对死刑有没有存在必要态度又很模糊，习惯了被拉着走的观众，面对这部电影产生审美不适很正常，可这并不影响这部标志着是枝裕和将创作焦点从凡人往事终于改弦更张到犯罪悬疑的影片在开拓观众认知、促进观众思考方面的艺术价值。

说了这么多，最想说的还没说到——3月30日，这部影片将在电影院上映，希望大家都能去看看，喜欢是枝裕和的呢，可以抱着“补票钱”的心态，对是枝裕和无感的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役所广司出神入化的演技，他所饰演的三隅高司这个可能杀人也可能没杀人的角色，倘若找不到能够让其在具象表演上站住脚的演员，本片只能永远停留在抽象的剧作阶段。

役所广司这次“封神”级别的演出，不在大银幕上欣赏咂摸其中的细微妙处，恐怕会遗憾终生。

我不是托儿，热心罢了。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

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對抗式，進步和革新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

你骗人！

你抢了我！

”“你才骗人！

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真相，只是副產品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说得是《三度嫌疑人》。

片名的模糊就让我想起《我要复仇》，看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拳叔这样无恶不作的人该是被复仇才对啊。

他向谁复仇呢？

这种惊愕同样伴随片尾字幕缓缓出现，想起《千杯不醉》里方中信吃完法国大餐的表情。

是枝裕和的电影让人无所释怀是意料之中的，但如此云山雾罩还是不免令人：你啥意思啊。

也是一种心理习惯的被反转：这是凶案，先告诉我真相，哪怕是岛田式华丽扯淡的那种也行。

然后。

但是本片直到最后都没有给这个然后。

这个电影唯一没有反转的就是尸体始终还是尸体。

比较意外的是尸体似乎算是死有余辜：1.要挟刑满释放人员做廉价劳动力；2.食品造假；3.性侵亲生女儿（女儿坚持说因此跳楼致残）4.其他这样的人总有其他致死之由。

这具尸体也像所有的尸体那样完美地，不会回嘴。

也就是律师、凶手和女儿的那句话：有些人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

据说这个电影是讨论这些内容的：1.这个世界不存在真相，人始终把自己看到的一部分当作真相的全貌（盲人摸象）；2.谁有审判别人的权力；从镜头而言，中景，近景，特写甚至是大特写反复出现。

犹如被导演摁着脖子凑近“真相”。

大有你快放手，你哪怕长得不好看你说得我也觉得是对的。

大部分的所谓反转是通过对叙述的反复否定完成的。

每一次又开上帝视角让你觉得这比真金还真。

有没有参与谋杀，谋杀动机到底是什么，观众和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甚至包括被告和律师大家一样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役所广司对演技再次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方寸之间，浊浪排空。

福山雅治则是春光明媚，得寸进尺。

罪犯要求的并非逃脱罗网，而是要这个根本不当他是回事的世界正襟危坐；律师则是想尽快公事公办，结果就像浪子这次真的动了心。

于是在一种困惑甚至暧昧的纠缠中，更多的人卷了进来。

于是，复杂的问题忽然变得简单。

这并非是在讨论哪一个真相更趋向“本来”，而是提醒不要执着于自己看到的，自己想到的。

真相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如释重负。

了解真相的一个最大副作用就是就此束之高阁，自此心安理得。

所困扰的，所焦灼的，似乎猛然子虚乌有。

即便凶手伏法，即便那个曾经的恶魔已经不能再祸害这个世界，即便整个司法体系又一次将各方面平衡到了一个临界点。

即便小女孩的悲惨往事没有被宣诸于世。

这一切其实的确并不是心心念念所在。

始终在关注的还是答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更不可能像对所有人都可以奏效。

看完电影，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疑惑丛生。

这大概才是电影真正想诱发的东西。

“知道了”。

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陷阱重重。

第一次在影院观赏是枝裕和，少了以往家庭题材的脉脉温情，杀人犯通过自我审判化身为人性善恶的容器，残酷而凛冽。

是枝裕和通过一次审判，严厉地拷问了法律和道德审判背后的人性冷暖。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却不知如何救赎，理性的困惑和道德的困境，只能依靠冰冷机械的法律条文。

这是一部悬疑片，却拍得异常细腻。

反高潮的叙事方式，真相随着剧情发展逐渐模糊，直至不再重要。

黑道高利贷、食品造假、家庭性侵、司法弊端和社会不公等问题渐次浮出，堆雪人、写明信片等极少数倏忽而逝的温情瞬间更令人深思人性的阴暗与复杂。

结尾惊艳无比的重影镜头背后，漠视和掩盖真相的每个人脸上应该都沾着血污。

作为目前最喜欢的日本导演，这部新作的镜头一如既往的克制而冷静，很高级，很喜欢。

我不知道那些激烈批评是枝裕和的人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当看到是枝裕和这四个字的时候人们在期待什么。

难道真的是期待他拍了多部伟大的电影后去拍一部推理片？

世界上不缺类型片导演，是枝裕和这次对犯罪推理片的反讽很有新意。

这两年看完了所有是枝裕和的长片，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在大银幕看他的片子，很高兴。

很多人看了不喜欢大概是有了错误的期待，看片名这应该是个“嫌疑人x”那样精彩的推理片，但是枝裕和是不屑于拍类型片的，这是反推理片。

凶手是谁观众第一时间已知晓，而且凶手在电影一开始就已经归案，电影的悬疑点在于检方、被告律师方、法官三方各自的工作内容都不是追求真像，以至于案件看起来越来越扑朔迷离，在诉讼过程中司法制度的漏洞反而荒谬到让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狠狠的讽刺了司法审判的所有参与者们，同时是枝裕和也没有丢掉他一直以来对家庭关系的探讨。

福山雅治演技还是被男二号碾压，日本黄晓明的帽子看他什么时候摘掉。

广濑铃倒是还行，这人物一直都是一个状态，也没什么可发挥的。

第一凶手应该就是役所广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完美地立了起来，也让这部电影更有质感和艺术价值，对得起导演是枝裕和的良苦用心。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高明的表现技法。

传统的推理片，大家会推测凶手是谁。

或者有些指明了凶手，让观众去推测他的杀人动机。

这部片开头，便将役所广司杀人的画面公布于众，但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观众会发现已经认罪的他，不断在细节上说谎。

随着性侵、造假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凶手究竟是谁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役所广司也开始了惊为天人的表演。

推测他的说谎动机，成为了一个最大看点。

而福山雅治作为役所广司的辩护律师，两人的飙戏也异常精彩。

福山雅治代理这桩官司，显然在道德上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审判”，但正如玲所说的“法庭上没人会讲真话”，法律终究不看事实只讲证据，福山雅治利用一切手段希望能够为役所广司减刑……在发现了性侵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原本就胜券在握了，这时在那次开庭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役所广司突然不认罪了！

他反问福山雅治，到底相不相信他，并在崩溃中说出了“真相”……那一段表演看得我都快窒息了，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显然不符合所有逻辑。

相信观众看到此处，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他们，也会近乎崩溃，这简直不啻于在绵长的刀锋上踏刃而行…… 但这一段妙就妙在，役所广司用一种惊为天人的演技，几乎把观众都要欺骗了，让我们甚至误以为凶手另有其人，让我们真的以为他是冤枉的了。

个人觉得，这段表演放在电影史上，都堪称一次能够留名史册的演出。

这一出的设置究竟意欲何为，相信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隔着玻璃的那段对白，给出了一个最接近于“真相”的“真相”，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令人沉醉的高级质感。

役所广司不是没有想过求生，正因为想过，所以才会动摇，才会在细节上说谎，才会让辩护律师想尽办法让他改判无期。

但他内心更大的绝望，来自于对这个没有真相的世界，以及个别人动辄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绝望。

在这种绝望下，他人性所发出的最后一丝光亮，便是尽全力保护好命途多舛的玲，不希望她再遭受任何一丝的伤害了。

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最终说服了自己，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决意赴死。

这不是一部推理片，这时一部人性和法律碰撞下，开出的一株绝望之花。

你用推理片去看它，可能不会很喜欢。

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它，会觉得是枝裕和还是那个是枝裕和。

那么玲有没有参与到这桩谋杀之中呢？

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

各种细节上的暗示，都能让观众得出一个她在场的结论。

而后，结合役所广司的说谎表演和动机，也从另一个层面“出卖”了玲在场的事实……至于她在这桩谋杀案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

除了几帧镜头，几乎看不出枝叔作品,平庸也就罢了，影片的三观也绝对不值得提倡，为了不让女孩说出被老爸性侵的事实（女孩已表示不想把这个事埋在心里）男二宁可自己被判死刑（说出来可免死）。

如果有那么一些片段还算悦目的话，那么最后的价值观一出，简直是要给整部影片负分了…反正是枝裕和，已摔下神坛，他的电影票我是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