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中国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里，有无数个丁若铨般的士大夫形象的存在者，可偏偏中国没能拍出像《兹山鱼谱》这样一部电影。

本该由自己讲述的历史人文，却是一部韩国电影。

看完《兹山鱼谱》，想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其实是杜甫，或许对应的是昌大步入仕途后亲历的百姓疾苦。

老师在兹山的流放生活让我想起出使匈奴被扣的苏武，在西伯利亚牧羊十九年之久才得以返回长安。

但谈到丁若铨的思想，不得不让人想到李贽。

提及李贽，说来颇有渊源，我的老家在麻城，正是李贽曾在此讲学时，每一次都万人空巷，从者数千人，其中还有不少平时不迈闺门的妇女也会去旁听的那个麻城。

我家门前的那条大道，被冠名为李贽大道，我家的门牌号也永远和李贽有了这样一丝微妙的联系。

说丁若铨是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莫过于说他是走在时代前的思想启蒙者。

他所期望的社会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一个生在纲常伦理的时代的人，怎么能认为一个国家是不需要君王的呢？

这对昌大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也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他问老师，为何在书堂上梁写上圣礼学的核心复性。

老师回答，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就都可以用。

老师说他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在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他也容不下。

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

这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昌大无法回答。

一个不需要君王的世道，谁是主人，又有何不同呢？

和《兹山鱼谱》比起来，昌大更愿意选择《牧民心书》的路。

他以为只有投奔君王，才能为百姓做事。

昌大和老师分道扬镳。

可惜步入仕途后的他，并没能通过朱子礼学使自己走上渴望已久的那条能为百姓做事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他这才清醒意识整个官员体系不过是一个腐败的体制下拥有着不断奴役压榨着人民的特权而已。

“既然无法学以致用，那就按我的性情活着好了。

”最终，昌大选择了和老师一样的道路。

和丁若铨颇为相似的李贽，同样大胆地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

他提倡人类平等，婚姻自由，尊重妇女，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他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

老百姓并不卑下，侯王贵族并不高贵。

他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并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

他堪称时代的超前卫思想者，却并不被时代所接受，时代的力量也无法接受他。

毫无疑问，丁若铨和李贽都是悲剧式的人物。

这种悲剧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老师临终前留给昌大的信里，这段话令我念念不忘，引人深思。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读书的目的和对求知的渴望，最终都是基于功利心为了满足自我想达到的某种物质阶层而作出的努力，那我还是会有些失望。

如果说电影对我启发最深的一点，莫过于它让我再一次深刻相信着我所认识的一个真理：知识并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它能改变看待命运以及应对生活的方式。

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无功利之心的爱着喜欢做的事：阅读，思考，写文字，坚守内心。

当一个大隐隐于市中最安贫乐道的姑娘。

丁若铨这个人物真是太耀眼了，原来也是个通达儒学的士大夫，但是又没有理学的迂腐，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接受西学，并学以致用。

这个电影里出现了很多对比，丁若铨和丁若庸兄弟俩的对比，开头政敌的话一语戳破兄弟俩的不同，"哥哥才是可怕呀"。

其实兄知弟，弟却不知兄，丁若庸其实还是想着圣君思想，君君臣臣那些儒家的理想话化的东西，而丁若铨其实想的是没有君主的世界，他是压根反对君主制。

但是丁若铨很难得的一点是他深知这个思想根本无法实现，索性就不去想，彻底融入黑山的生活，研究鱼类，记录鱼谱。

他其实是性情豁达，时刻活在当下的，他跟岛上的寡妇结合就可以看出其性情。

电影里昌大的成长以及他跟丁若铨师徒间的思想碰撞是很有意思的，昌大早期是更向往丁若庸的，典型的圣君贤臣的思想，以及通过考科举实现入仕的梦想。

但是经过大考落地，花钱买官，一步一步被教做人，最后明哲保身也根本做不到，最后发现自己奉为真理的《牧民心书》真是无用武之地。

这时，他真正理解了丁若铨，并走向了跟他一样的道路。

电影最后，《兹山鱼谱》的序薛景求的旁白念的实在是平实感人。

居山家的和丁若铨的感情拍的很好看，流放中年士大夫和黑岛中年寡妇的感情拍的实在是浪漫动人。

现代转型中的痛苦，每个人物都是其中一种类型。

传统儒学的现代命运，在丁若铨这里，他找到了西方进行拯救。

从日常之物中发现新的道理，将自己的政治意图放置在鱼谱之中——沈从文经历的不也是同样的痛苦吗？

他教育张昌大，但是里面却是一种痛苦，自己作为最高层的设计者之一，提倡西学却落得如此下场（开头部分感觉可以删掉），其他民众又怎么办呢？

可笑的是，作为最通识儒学与西学者，被流放之后，却被不识任何知识的民众斥责为异端——但是他们信奉的又怎么能被称为正统？

“异端”甚至也是建立在改良儒学的基础上的（改良最终没有好下场）。

甚至异端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了正统。

丁若铨是一个有抱负的士人，选择西方是可以理解的道路，（对鱼类的兴趣和科学精神是相通的，他的转向可以看作是从欧陆走向英美），可是他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倡导天主教的方式？

这几乎撼动了整个王朝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了。

（难道又是文化之说迷信了文人？

）昌大完全是一个悲剧人物。

为什么丁若铨一直要强调“贱民终不可入仕”，并非一种歧视，而是讲昌大本人作为受难者，不可能接受权力享有者的逻辑。

他执意入官，最终见到的只有官场的败腐。

（这种败腐在今日何尝不如是？

声称规则却只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维持着整个体系的缓慢运作，运用权力压制他人谋求私利）丁若铨希望的是取消等级，取消贱民和帝王的等级，可是或许这句话在时人眼中，意思大约是“任何人都能做王”吧。

心中的帝王始终不能消失。

前半部分昌大质疑丁若铨的部分最妙；丁若铨写《鱼谱》与昌大入仕的部分也妙。

看到了很多，看到了梁启超，看到了严复，看到了晚清，看到了当下中国。

东亚诸国比中国的西方转型多一重对汉字文化圈的摆脱，这是当代比较重的课题之一，在当时或许不那么明显，这部片子的度把握的很好。

另外，朝鲜的海洋儒家美学，确实是汉字文化圈中又被遮蔽的另一重，可以与当下的华语文学媲美了。

想到《潮汐图》。

好片。

看完《兹山鱼谱》后，或许大多数人都会和我一样忍不住想，这其实应该是一部由中国完成的电影，毕竟这部电影的文化源头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

但电影产自韩国，以黑白色调与水墨氛围，将一位落魄流放的士大夫和一位以打渔为生却渴望学习的年轻人之间的故事娓娓道来。

故事的时代背景是朝鲜历史上的【辛酉邪狱】，天主教在朝鲜本土已形成广泛传播之势，因为担心天主教动摇政体，当权者决定开展对天主教徒的肃清行动，丁家三兄弟丁若铨、丁若钟、丁若镛因此被捕入狱。

丁若钟决意赴死，以死明志；丁若镛保持沉默，表示既要对得起兄弟又要对得起国家；唯独大哥丁若铨立即“跳反”，不仅不想死，反而还立刻表态要帮助检举揭发。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对丁若铨表示唾弃，毫无文人的风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苟活往往更需要智慧和勇气，正是因为丁若铨的态度，他和弟弟丁若镛反而活了下来，一个流放黑山，一个流放康津。

黑山，一座距离都城遥远的贫穷渔岛，丁若铨在这里遇到了年轻的渔民张昌大，故事便聚焦于两人之间。

儒学与西学自科举制度开始，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都以儒家学说作为自己学习和行为的标准，随着国与国间的交流，近而，儒家文化成为了整个东亚文化的组成部分。

但儒家文化一方面在传播知识和思想，另外一方面也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用以维护统治，扼杀了科学创造。

丁若铨恐怕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开始研究西学，毕竟整部电影中并没有听到他谈论太多的天主教，反而更感兴趣于随着天主教一同传播而来的科技。

但张昌大并不知晓。

在黑山岛，连像样的书都没有，想要系统性地学习儒学更是不可能，而流放至此的丁若铨恰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

起初，他是完全抗拒的，认为自己会被他的西洋邪学污染，但一来二去机缘巧合下，两人还是成为了师徒，通过知识的交易。

丁若铨教授张昌大儒学，张昌大传授鱼类知识给丁若铨。

激进与保守一个是连儒学都没有学透的年轻渔夫，一个是洞察到儒学与社会弊病的士大夫，这两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碰撞，阶级的，学识的，思想的……电影《兹山鱼谱》中有一点尤其有趣，看似激进的人实则保守，看似保守的人非常激进。

张昌大幼稚地认为，官府征收高额的税是因为“性理学问题”所致，换言之，也就是说，他认为人们没有学好儒学，才导致了这种现象，因此他在目睹邻居被税金逼到自杀后前往官府用书本上的学说去教育地方官。

但同时他又为自己的身份所困扰，他抗拒自己贱民的身份（朝鲜古时将人分为良民和贱民，不同阶级间不得通婚），贱民也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他痛恨被人轻视，想要活得像人，又自发地为遭受不公待遇的出头。

摆在张昌大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跟着丁若铨好好学习，然后求助于身为两班的父亲（两班，良民中的最高阶级）让自己参加科举。

这其实是非常激进的人生态度，想要出仕，想要被尊重，活得像人，然而他却寄希望于一套陈旧的知识，这些知识只能够帮助他参加科举以及完成阶级的晋升，并不能改变社会现状。

但反观丁若铨，他则沉迷于鱼类知识，感兴趣于他人的出海经历，不再写关于儒学或性理学的书籍，还与贱民结婚生子，与一位寡妇有了一儿一女，看起来对一切安之若素，有采菊东篱下的意思，但实则非常激进，因为他所渴望的是一个没有君主，也没有良民贱民之分的社会，但他也知道，这种理想在当时完全没有可能，索性也就与世无争，一心撰写《兹山鱼谱》。

碰撞与碰壁张昌大对于丁若铨收集鱼类知识的行为不解，认为没有用，上不能辅佐君王，下不能帮助百姓。

丁若铨对张昌大也感到惋惜和生气，张昌大跟着自己学习之后反倒生出了欲望，因为丁若铨深知，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科举仅仅只是为了当官牟利，鱼肉百姓。

这是两人间的碰撞，但好在两人都保持了自己的本性，不曾因为命运的不公而扭曲。

张昌大在考中进士后，离开黑山岛，前往陆地生活，也深刻地了解了官吏们的贪污，目睹了百姓生活的惨状，决定依从本心，杀死了一位官吏，最终被罢免，携带家人再次回到黑山。

丁若铨至死都留在了黑山，没有被当权者召回，撰写鱼谱，与家人一同生活。

不论是儒学还是西学，都没能够拯救百姓和王朝，这是他们的碰壁，可对于他们来说，遵从本心与自我的生活，恐怕已是最好的结局。

他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只是留下了一段忘年交，一段师生之谊。

同是天涯沦落人，黑山从此变兹山。

-END-个人公众号：流浪荒岛

以前常想，如果谁把苏东坡拍成电影，那定是极为好看，因为苏东坡的一生本就非常精彩，他的精彩不在庙堂，而在放逐的路上，写诗喝酒小发明，种菜斗嘴泡村姑，把日子过出了花来。

相比于三苏，韩国也有个知名的士大夫家族三丁：丁若铨、丁若鐘、丁若镛。

1801年，东西方文化交流扰攘盛行，高丽开始流行天主教，丁氏三兄弟接受了西学，受到当时奉行儒家圣贤学的朝堂排挤，丁若鐘被斩，丁若铨、丁若镛被流放。

《兹山鱼谱》讲的是丁若铨流放黑山，在放逐的岛上，放下圣贤学问，改钻研起鱼类习性的故事。

之中穿插大量西学、东学的灵魂对话，出世与入世的活法纠结，上流社会与平民百姓的阶层隔阂…都在电影的黑白两色中形成冲突与反思。

想想这几年敢拍成黑白片的，如台湾的《大佛+》、俄罗斯的《亲爱的同志》，以及这部，都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故事内核。

以前我们知道日本人玩东方美学非常厉害，现在看来韩国人也相当厉害，绝句格律信手拈来，圣贤之语脱口而出，黑白水墨跃然纸上。

但是，韩国人留了一手，学生问为什么不用汉字写诗，老师回答很巧，说是因为世界上除了汉字，也还有其它更好的东西。

你看朝廷那些个当官的，哪个不是满嘴儒家圣贤书，哪个不对老百姓吃人不吐骨头呢？

这部电影用中国风的形式，舞文弄墨的闲暇，写出了一部代表自然科学的《兹山鱼谱》，暗示高丽民族打破儒家文明次元壁，融入现代文明的艰辛历程。

让我一个中国人看了感慨良多，同时也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我甚至觉得这部电影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启示意义更大。

你看啊，高丽人也没说我们的泱泱国学不好，只是大海宽广，游鱼自在；天空辽阔，群星灿烂。

这部电影不像其它韩国电影经常用力过渡，倒是有点像日式电影，讲起故事来含蓄、凝练、平稳、从容，很典型的用普世语言讲述传统。

很好！

典型的启蒙模式是以一个特殊的代理人群体为主导的，表现为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有文化的人和无文化的人、直言不讳的革命者和无声的群众之间的主从关系。

但这种主从关系在《兹山鱼谱》中被打破了。

《兹山鱼谱》是一部去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导演李濬益携知名演员薛景求，联手打造了一部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完成度极高、且极具阐释空间的作品，它的最为特殊之处，是以黑白影像复现了韩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转折时期的文人心态和世俗生活。

这代表了当代电影中一种特别的走向，即用跟一个时代相对应的媒介形式来回访故事要讲述的年代的“真实”信息。

其中主人公丁若铨从一个刚刚开始读书的贱民昌大那里，学到了关于各种各样古书所不曾记载的鱼类的详实确凿的知识，这对他这个刚刚从庙堂来到乡野的文人构成了重大的冲击，促使他写下《兹山鱼谱》这部也许是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鱼类百科全书。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文化尚未完全普及的海岛上，丁若铨通过跟岛民的互动，向当地人热切地学习着如何有效地获取鱼类资源，也了解了他们对官方的松树保护政策的消极应对方式，这呈现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即韩国进入近代前夜时期，人们跟自然、海洋的多维互动。

因为它涉及大量关于人和鱼类、人和自然如何相处的故事，涉及人对生物的命名，它具有一种初步的生态主义色彩，然而它关于分类和生物形态学的兴趣，又受到儒家格物致知学说和西方的博物学、地理学、生物学的影响而产生，这使这部电影成为了解近代前夜东亚文人、民间与自然关系和在自然面前心理状态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们当然已经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不在场的，它的组织和叙述要依靠档案、文献材料，绘画、小说等艺术作品，而这些从来不是中立的再现中介。

因此，2011年版的《简爱》用了跟夏洛蒂·勃朗特时代的绘画风格接近的美术设计，还原了19世纪人们在英格兰荒原上清冷、孤寂的生活体验。

在2019年的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摄影师克莱尔·马松一道，用新古典主义的视觉风格统贯影片，构造了一个与故事发生的岛屿乌托邦相辅相成的美学世界，直观地传递了现代早期人们的心灵图景。

而在《兹山鱼谱》中，故事发生的年代同样有一种主导性的媒介，那就是受到中国国画影响的山水画和肖像画。

它所呈现的文人意境、文人趣味，使得作为历史片的故事背景变得可信。

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三重之“黑”：首先是影片的色调，是黑白的，它与主人公丁若铨被贬谪兹山、抑郁凄凉的心境有一种直接的映照。

其次是“黑山”，因为觉得不吉利，后被改名兹山，它在影片中呈现为大海上的茫茫黑色异物。

第三，尽管影片很少直接以山水画的构图来描写环境，但这些人物的造型、服饰，在黑白影像之中恰切地还原了韩国古代肖像画中的人物风貌。

影片中有一种非常均匀的光色设计，我们几乎不会见到晃眼的阳光，也无法识别出天气、温度的状况，因为是按照东亚传统绘画的光学设计的，它大体上遵从了散点透视的原则，人物在稳定的构图中移动就像置身于画，对弈、对诗、农妇家庭生活、稚子求学、渔夫捕鱼、书生读书写字的场景，都以古典绘画、诗文的意境作为原型，因此在表象上就容易使观众沉浸于18-19世纪之交的前现代环境。

这部从昌大的角度看具有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样貌的电影，把故事的聚焦点放在中央与地方、庙堂与江湖、士大夫（两班）与贱民、性理学与西学、入世与出世之间，在师徒二人、丁若镛/丁若铨兄弟二人的不同选择之间，制造了复杂的张力。

从老夫子丁若铨到年轻的学生昌大，这种“教育”随着丁若铨对地方知识的了解而变成双向的互动。

丁若铨最初想教昌大读四书五经的正确方法，但紧接着被对方丰富而准确的鱼类知识所吸引，开始写一本叫作《兹山鱼谱》的书。

“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这类新鲜的表述从未被记录在典籍之中，普通人也从未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这让丁若铨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欣喜于自己是第一个给这些海生动物“发明”可被书籍记载的名字的人。

从昌大通俗准确、看似直白的描述中，他知道每一种鱼都有自己行走和捕食的方式，而且用一种综合了民间的俚俗感和知分子审美趣味的命名，给那些从来没有被记载的事物发明一个在文献中的位置，这让他感到生活有了新的寄托。

其实丁若铨对鱼类的命名和编谱方式，不是一种类似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样的汇编和总结。

尽管它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丁若铨本身对于来自边缘岛屿的生物，尤其是鱼类，对那些从来没有被文人所记载的鱼类的关注，尽管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学动力，但已经超出了实用价值，而成为对生命状态的研习，意味着他是朝鲜历史上最早对于海洋文明、对于西方文明产生兴趣的人，并且由此影响到自己观念的觉醒，他成为一个捍卫“个体”多样价值的现代人。

他的处境也典型地体现在中国的郑观应、冯桂芬、张之洞、洪仁玕等一批爱国救亡的知识分子身上，他的被发配到边疆，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宗教上受到的牵连，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确实是从性理学、西学、民间学问的相对性之中，意识到了人类并无贵贱之别。

他期待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没有君王的那种世道，但这无疑是一个遥远到看不见阶梯的乌托邦。

他知道若写下这种惊世骇俗之论，自己的家眷也会受到牵连，这使他无法像他的弟弟那样发表众多著作，看起来是在名山宿儒所不齿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

实际上，他回避了圣王之学，回避了经学考据，只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开始重视个体的价值，这些个体包括贱民、村妇和生生不息的鱼类，他意识到自己的所想的已经无法见容于当时的社会。

因此，这部电影从丁若铨何以如此关注在文人雅士那里看来毫无意义的关于鱼类的知识这个疑惑中，解开了被历史淹没者的内心图景，他的觉醒者的痛苦。

黑山最终成为囚禁他的铁屋子，而“鳐鱼要走的路鳐鱼知道，鲭鱼要走的路鲭鱼知道”作为隐喻，也成为影片中所有人物的寓言。

昌大一心想超出自己的贱民身份，但是即使中了进士之后也仍然被嘲笑，“这两班啊，走路姿势和普通贱民就不一样，要慢慢学习，知道吗？

”当看到往稻米里面掺石头、给婴孩征税等酷吏暴行之后，他难以容忍地决裂了，他知道对老师的背叛和“弑父”以失败告终，绝望地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的老师已经死去。

每个人最终走的只能是自己的路，就像每条鱼都有自己的路一样。

从昌大的悔悟和老师在《兹山鱼谱》序言中对他的感激而言，这种彼此的成长教育倒似乎是接近完成的。

影片也用了很多提喻的手法，以小见大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在中西、新旧、文野之间知识的“错位”，比如从海上捡来的地球仪，象征性地提示了大航海以来地理学对韩国的影响，但在普通人这里，直到19世纪，“地球是圆的”这件重大发现仍然是不被有效感知的。

而陪伴丁若铨的那位村妇，也被丁若铨视为有过人的见识，像一个才女：“好种子才重要吗？

播种的父亲，怀胎的母亲，缺一不可。

如果地不好，种子就不会发芽。

”她戏谑地说，本以为读书人的想法会更高明，会懂得这个道理……没想到这又是一次鲜活的反向教学——经常是“无知者”的道理，启发了那些饱读诗书的人。

这次流放，因此使丁若铨受到人生的第二次文化冲击，第一次是他通过性理学接触到西学，包括西方历法、地理学和几何学，让他对欧洲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感到震撼，并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则是他意识到在贱民、村妇那里也有文人那里最缺少的诗性和知识，开始打破不同学问的差别，在不同视域的交点上展开自己的工作。

因此，他的三本书《兹山鱼谱》《松政社议》《漂海始末》，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故事受到启发，而用文人化的语言进行了记载，这种记载又是受到西学强大在场的影响。

总体上看，丁若铨打算放弃那些抽象的道理，研究具体直观的东西。

这是朝韩历史上的“实学”传统在一个流放者身上不期然开出的花朵，也是西学第一次来到朝鲜之后对文人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

也许，生态思想只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侧面，丁若铨思想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在东方与西方、古代与近代的“接触地带”形成的，这是一种关于坐落在不同视差之间的知识的命运的电影。

在这个问题上，马丁·斯科塞斯的《沉默》也是一部值得提及的电影，背景是16-17世纪的日本，涉及最初的几代天主教徒在一个仍然奉行本土信仰的国家的命运。

斯科塞斯的影片是史诗的，而李濬益的《兹山鱼谱》则是抒情的和艺术性的。

后者对于士大夫趣味、民间文化以及二者之间错位方式的理解，是相当现代的，这部电影展现了文人传统中最好的方面。

丁若铨娶了一位当地的、几乎是文盲的妻子，这是一个在今天才变得“可见”的选择。

这意味着他被黑山的文化所同化了，成为一个“当地人”，最终不是他留给典籍的那些生僻鱼类的汉文名字被记住，而使他作为一个被遗忘的人被记住，就像那些生生不息的鱼类，不需要官方的、中央的知识来给它们命名，它们就生活在水中，有自己的生活、习性和自由，一代代繁衍不息。

就此而言，丁若铨也确实通过在著述中死亡，从昌大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中国历史上，在屈原、苏轼、柳宗元等流放者身上，我们理应也会发现这种知识。

即将发表于《三峡杂志》

我在早年一直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就是：一部电影真正需要给观众传达的不仅仅是感官上愉悦的视觉画面，正如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赞叹语言的细致工笔，奇妙排列。

一部真正好的电影应当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至少可以激发观众对于人生，人性，宇宙，历史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一部好的电影让人思考什么是电影”。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非常片面和浅显的观点，也深知电影艺术不能单纯地以这样的角度去评判，但我还是坚持我的选择。

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才算得上是好的电影，以及我们为什么已经很久没有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当然这里对于“好”的认识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我这里仅代表个人的审美观念。

这里的“我们”也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发出一声轻轻地叩问：从前那批“劳驾，把摄像机架这”的导演去哪了？

在这个追求商业化利益化的时代中我们能不能回过头来好好审视自己的文化，拍出一部兼属历史现在未来的影片。

让我们看《兹山鱼谱》是怎样拍好“文化”这一命题的。

一，镜头语言的极致运用。

镜头语言是电影艺术最基本的元素，本片突出的是全片的黑白画面，夹杂三次彩色镜头。

用黑白画面简单地赋予影片水墨画的艺术质感，又让人品出历史的悠远厚重，领悟阴阳调和的哲学意味，十分成功。

三次彩色镜头又分别象征了人物思想的三次升华：一次是昌大在丁若铨的引导下转变观念开始接受西方知识，打开人生和思想的新天地；一次是从海胆里振翅而飞的青鸟承载着丁若铨对昌大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一次是昌大选择顺从自己的性情，远离污浊官场驾船驶回黑山。

左右空间切镜 二，内容 电影《兹山鱼谱》是以朝鲜文臣丁若铨所写《兹山鱼谱》的序文和其弟丁若镛的《光冲氏墓志铭》等史料为依据改编的，那么真实的故事—影片原型是什么呢？

史料记载丁若铨被贬黑山“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娇贵相加。

”入岛后，后与当地人相处融洽，通过向当地人教文授课来获取衣食之资，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国潜兴未论才。

凉飚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雁欲回…樵儿钓叟全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

”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

电影中把张昌大塑造成一位向丁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但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丁对昌大的态度是“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丁若铨曾作诗给昌大：“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

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

”由此可见在丁看来，昌大是一位能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交往，也是苦闷生活的慰藉。

而在电影里对张昌大的改编太多，也太过于戏剧化。

相对而言，倒是我们历史当中姜唐佐与苏东坡的故事更具真实性，戏剧性。

这说明，对我国历史人物的改编也是切实可行的。

几乎每一个经历九年义务教育，稍微读过些书的中国人看完影片后都会惊呼，这不就是苏轼吗？

这才是一部真正应该由中国人来拍的片子啊！

原因就在于影片中的羁旅漂泊，离愁别绪，对月赋诗的情境是我们最熟悉的，丁若铨也正是无数失意文人的缩影。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苏东坡“且陶陶，乐尽天真”之派，陶潜“纵浪大化，不喜不惧”对超然，他是“活生生的，最终成为了历史，文学，乃至于哲学本身”的中国古代文人形象的集大成者——愁时借酒抒怀，兴起对月赋诗，羁旅苦中作乐，在野里仁为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知其不可而为”的入世精神，刻在骨子里的经世致用，绝处逢生的精神内核。

而电影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它是在深刻地把握这一可贵的文人精神，分析和感悟文人在面对无可救药的社会现实时做出自己的选择时的那分无奈和必然，隐隐中透露出的力量温润，深切，感人，这浩浩汤汤的五千年文化忽然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三，人物 丁若铨被塑造为文人形象的典型，昌大则是以一个贫士的形象存在。

他的出身恰如其分——两班父亲的私生子，因此一旦拥有改变命运的一线生机，他就要去抓住它。

改变命运的欲望支撑着他早期的求学之路，当丁若铨问他为什么读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为了活的像样一点。

”，由此看出获得知识对昌大来说是其次的，最重要的还是证明自己不同于常人，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

但是昌大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这样的血性注定他不会与官场同流合污。

他看不惯，也不能理解执政牧民官鱼肉百姓的野蛮行径，怀着一颗救民于水火的心，毅然决然地踏上“牧民新书”的道路。

此时的他还不知朝政的不可挽回，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这已经腐烂的体系。

从昌大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官场的污浊与不堪，向我们解释了丁若铨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这一人物的改编和塑造是很有典型性的，从昌大身上我们也几乎可以看到当年陶渊明对官场的厌恶和无可奈何，“达官必蠢愚，贤者无施处。

”

四，意象 地球仪 昌大对丁若铨的接受是从“地球仪”开始，“那些西方人，明知地球是圆的，可依然要信奉天主教，而我们在打渔农耕的时候，他们又不知道在造什么我们根本未知的东西，这难道不可怕吗？

我用圣理学接受了西学，圣礼学和西学绝不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昌大明白了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不可取，于是开始向丁的求教之路。

青鸟 青鸟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常用来表达思念：“青鸟殷勤为探看。

”而在影片中从海胆中生出的青鸟又何尝没有承载着丁若铨对昌大的思念。

丁若铨是昌大的老师，清楚的明白以昌大的气性不可能在腌臢浑浊的官场里如鱼得水，以个人之力改变现实必将喷得头破血流，他料想到昌大有一天会弃之而去，所以写下了“如白鹤之生虽好，而兹山之污泥亦善矣。

”的话语抚慰昌大的心，坚定他的选择。

而至死，丁若铨都在念着那个给予他两次生命的徒弟（一次从海里救起肉体，一次从蛮荒救起灵魂），“这些都是昌大告诉我的”真切而感人。

在黑白画面中生出的一抹亮眼的青，也蕴含着一种蓬勃的希望和生命力。

五，结语 昌大最后的那句话“如果没有办法学以致用，那就按照自己的性情去活好了。

”道出人生玄理——即使没有办法改变世界，那至少可以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

因此也不用苛责我们好没有一部足够好的作品，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美好与悲哀。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电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原文参考澎湃：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42180 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电影《兹山鱼谱》以朝鲜著名学者丁若铨（1758-1816）流配兹山期间，在当地编纂鱼谱的往事为叙事主轴，讲述了他与当地人张昌大的友谊，并借二人的对话与经历来阐述导演自身对理想社会的设想。

按电影片头所称，整部电影参考的是丁若铨为《兹山鱼谱》所作的序文。

该序文全文如下： 兹山者，黑山也。

余谪黑山，黑山之名，幽晦可怖，家人书辄称兹山，兹亦黑也。

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博物者所宜察也。

余乃博访于岛人，意欲成谱，而人各异言，莫可适从。

岛中有张德顺昌大者，杜门谢客，笃好古书，顾家贫少书，手不释卷，而所见者不能博。

然性恬静精密，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

余遂邀而馆之，与之讲究序次成编，名之曰《兹山鱼谱》。

旁及于海禽、海菜，以资后人之考验。

顾余固陋，或已见本草而不闻其名,或旧无其名而无所可考者，太半也。

只凭俗呼，俚不堪读者，辄敢创立其名。

后之君子因是而修润之，则是书也，于治病、利用、理财、数家固应有资，而亦以补诗人博依之所不及尔。

嘉庆甲戌，冽水丁若铨书。

按上文所言，兹山本名是黑山，因黑山之名“幽晦可怖”，所以丁若铨及其家人才改称“兹山”，“兹”也是“黑”之意。

黑山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角之处，今属全罗南道新安郡。

离黑山岛约38千米的地方还有名为“牛耳岛”的岛屿，在丁若铨生活的时代，人们也把兹山称为“大黑山岛”，而把“牛耳岛”称为“小黑山岛”。

中国典籍亦记载了该岛，按《宋史·高丽传》所言，“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

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

”这里提到的“墨山”即“黑山”，《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为“黑山”。

黑山岛是宋人从浙江赴高丽的必经之地，不过宋朝灭亡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更依赖北方陆上交通路线，黑山岛渐失交通要冲的地位。

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居于大海之中，交通不便的黑山岛历来被用作流配犯人之地。

影片开头出现的垂帘听政的大妃即贞纯王后金氏（1745-1805），她的兄长金龟柱（1740-1786）在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即位后被指为阻碍正祖即位的罪人而被流配黑山岛。

贞纯王后及其背后支持势力不可能不清楚黑山岛艰苦的生活条件，把丁若铨流配该处，显然暗含了故意折磨他的意图。

《兹山鱼谱》，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手抄本 丁若铨被贬黑山岛的背后，其实是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遭到信奉性理学的执政势力强力镇压的历史。

早在1784年，李承薰（1756-1801）随担任使团书状官的父亲李东郁（1739-？

）赴清，在北京天主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天主教徒。

这一年也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开教元年。

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后，主要在受西人排挤、政治基础薄弱的南人党以及民众间传播，一度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

丁若铨、丁若钟（1760-1801）、丁若镛（1762-1836）三兄弟在党派上亦属于南人党，并受姻戚李蘗（1754-1785）的影响而接触到天主教。

1791年，爆发了珍山（今属忠清南道锦山郡）的南人尹持忠（1759-1791）与权尚然（1751-1791）烧掉祖先牌位，采用天主教仪礼的事件，即“珍山事件”，老论僻派借此大举打击南人以及南人党领袖蔡济恭。

正祖李祘虽然处死了尹、权二人，但并没有将事件扩大化。

1800年正祖李祘突然去世，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朝鲜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天主教成了贞纯王后与其支持势力——西人僻派打击政敌的重要借口。

1801年春，贞纯王后下令肃清天主教，大量天主教徒被处死或流配，这次事件也被称为“辛酉教狱”，丁若钟即死于这次教狱。

此外，一些王室宗亲与外戚也受到波及，如思悼世子李愃的庶子恩彦君李䄄（1755-1801），他因妻子宋氏与儿媳申氏是天主教徒的缘故被牵连处死，惠庆宫洪氏的弟弟洪乐任（1741-1801）亦被指为天主教徒而被处决。

早在1794年，清朝神父周文谟随归国的朝鲜使团进入朝鲜半岛，后来一直留在朝鲜传教。

虽然1795年朝鲜官方就获知周文谟入朝传教之事，但他躲在信徒家中，免遭厄运。

不过此事亦在“辛酉教狱”审问过程中被发觉，周文谟被逮捕并遭处决。

朝鲜官方还搜到了黄嗣永（1775-1801）等朝鲜信徒试图通过北京天主堂，捎给罗马天主教廷的信件，这封书信就是“黄嗣永帛书”。

黄嗣永在帛书中提出包括请西洋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朝廷接受天主教等六项建议。

朝鲜朝廷发现这封帛书后，大惊失色，派出使团携带《讨邪逆奏文》上告清廷。

然而清廷却不以为意，也不相信朝鲜叛党与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

按丁若镛所作《先仲氏墓志铭》的说法，主导肃清的洪羲运、李基庆等人的最主要打击目标是他本人。

洪羲运的主张是：“杀了千人，不杀丁若镛，将安用之？

”不过朝鲜朝廷最终认为丁若铨、丁若镛与“黄嗣永帛书”事件无关，免除了二人的死罪而分别发配黑山岛与康津县（今全罗南道康津郡）。

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从汉阳出发，同赴流配之地，在罗州城北栗亭店分别，从此再无相见之日。

按丁若镛的记载，丁若铨入岛后，“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骄贵相加。

岛氓大悦，争相为主。

”看起来丁若铨与当地人相处得较为愉快，当地人也乐意把他迎接到家中。

与电影中展示的由当地人负担丁若铨衣食之资的景象不同，实际上丁若铨的开销是由他自己支付。

按后人对亦曾被贬至黑山岛的崔益铉（1833-1907）的流配生活的记载，“黑山大小岛，本无迁客支供之例，类多自费。

而先生至是，正切在陈之忧，不得已为塾师资食之计。

”即按黑山岛的惯例，流配之人的开销由其自费负担，与当地无涉。

但在黑山岛这样的偏远之地，罕见文化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流配之人可以向当地人教文授课，从而用自己的学识赚取生活所需。

崔益铉以担任塾师来谋生糊口，丁若铨亦是如此。

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

”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也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

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

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

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

”（《沙浦小集次杜韵》） 正是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

电影把张昌大描绘成向丁若铨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关系。

但按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所言，他对张昌大的态度是“遂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虽然丁若铨也说张昌大“家贫少书”，但考虑到十九世纪初黑山岛的社会经济状况，张昌大的家庭能允许他“杜门谢客，笃好古书”，已经证明他的家庭绝不是社会底层，而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富之家。

此外，丁若铨也未明确记载张昌大的职业是渔夫，仅简略提到他对“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

黑山岛地处海中，靠海吃海，张昌大即便不是渔夫，由于日常所见所闻，应该对鱼类有较多了解，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丁若铨才会做出“其言为可信”的判断。

丁若铨曾作诗寄给张昌大，诗云：“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

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

忽忽初更话，悠悠隔海音。

何当穷日夜，到底理源深。

”（《寄张昌大》）在丁若铨看来，张昌大是一位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士交往，也是苦闷流配生活中的慰藉。

而影片在张昌大身世上多有发挥，称他本是两班张氏家族的庶子，不被生父承认，跟随丁若铨学文识字后才获得生父的认可，并通过生父的帮助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体验了一段官宦生活，近距离接触到朝鲜基层吏治的腐败。

不过这一段纯粹是编剧与导演为深化影片主题而加入的想象，并无明确的史料依据。

《漂海始末》，全罗南道新安文化院藏手抄本 影片中段演绎了丁若铨、张昌大与当地人文淳得会面，听文淳得讲述此前漂流到琉球、吕宋诸地故事的一幕。

听完故事后，丁若铨觉得此事值得记录下来，所以写下《漂海始末》一文。

丁若镛的门人李纲会（1789-？

）在《云谷船说》中提到：“淳得业商者也，虽无文字，为人慧能。

岁壬戌，淳得漂到中山地，即琉球，自中山发舶还国，又漂至吕宋。

吕宋者，海外番国也。

福建、红毛、西洋等诸舶互相通商，其船制亦多妙解。

自吕发舶顺风十一日，始抵广东澳门者，西南海舶辐辏之地也。

”在朝鲜王朝晚期，朝鲜朝廷与琉球等地并无直接官方往来，朝鲜人想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大多通过书籍间接获得知识，或是通过燕行使臣在北京与这些地方的使臣进行交流。

偶尔发生的船难、漂流对当事人来说虽是一场灾难，但也开启了他们直接踏上异国之地，了解异国之情的可能。

文淳得于1801年阴历十二月出海，次年正月遭遇风难漂至琉球，从琉球出发回国时又遇风难，再漂至吕宋，又到澳门等地，后来一路往北直到北京，跟随朝鲜赍咨官回国。

待他回到家乡，已是1805年正月了。

《漂海始末》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日记，逐日记录了文淳得的经历；其二是文淳得滞留琉球与吕宋期间对当地风俗的观察，包括风俗、海舶、物产等内容；其三是用汉字表意，再用谚文（古韩文）标记出琉球、吕宋的语言。

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会吕宋语，曾受朝廷之命为漂到朝鲜的吕宋人充当翻译也不是虚言。

按《朝鲜纯祖实录》所载，“罗州黑山岛人文顺得，漂入吕宋国，见该国人形貌衣冠，其方言亦有所录来者。

而漂留人容服，大略相似，试以吕宋国方言问答, 则节节脗合。

”不过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因该次翻译出色被朝廷授予“嘉善大夫”的赏赐之事则有移花接木之嫌。

实际上直到1835年，文淳得才通过“纳粟”的方式获得这一位阶。

文淳得纳粟帖，新安郡南平文氏家藏 丁若铨花费心血认真记录文淳得的经历已然昭示他认为文的经历非常重要，有利于拓展见闻与学习外国的长处。

如在《海舶》一节，丁若铨仔细记录了琉球海船与吕宋海船的样式与优点，这其实也是朝鲜在造船时可以学习的地方。

实际上，丁若铨不论是编纂《玆山鱼谱》，还是记录《漂海始末》，乃至因目睹岛上松政的弊端而撰写《松政私议》，无一不是他重视“利用厚生”的实学学术倾向的反映。

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的荒唐景象常常上演。

但沉溺于性理学的两班们只懂高谈与实际的国家治理相距甚远的“理”“气”“性”等概念，一边享受奢侈的生活，一边纵容胥吏们盘剥百姓。

这些只会高谈概念的两班们其实也不懂税收、铸币、松政（朝鲜把松树视为贵重资源，种植养护松树之事即松政）等具体之事，往往委派胥吏们全权处理。

有鉴于此，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才会撰写如《玆山鱼谱》《松政私议》《牧民心书》《经世遗表》等一系列或有助于“利用厚生”，或有助于“牧民”的实用之书。

然而可惜的是，丁氏兄弟的这些书籍在当时并未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直到后世才有人才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并把丁若镛奉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

借由制作鱼谱，无名的黑山被知识化，变成了兹山。

而知识与权力的紧密媾和，注定了知识的确立是经由文人（权力阶层）的指认来完成的——影片固然可以延伸出这样福柯味道的解读，但这又并非导演强调的重点。

至少从表面看来，黑山/兹山还是承载着东方意义上的师徒二人虽殊途但同归的知己感。

很有意思的是，影片的两条脉络可以视为形成了两个逆向的运动。

兹山被知识化，可以看做“边缘的中心化”，无名的岛屿经由中心的指认获得显名。

而昌大选择抛弃两班身份回归黑山岛，未尝又不能看作“中心的自我边缘化”，是昌大与自己出身的和解，也是儒家官僚阶层的自我流放。

两相结合，或许寄托着一种期许：儒家知识通过自我整顿和自我更生获得崭新的生命力。

时间背景1801年，是朝鲜王朝1392年—1897年末期，也是朝鲜正祖时代结束（卒1800），内部纷争日起，国家开始日益衰落。

辛酉迫害朝鲜正祖时，朝鲜形成了天主教会，广泛传教。

当时有两派：时派：正祖、丁若镛；僻派：王后代表。

正祖偏袒时派、打压僻派，随着正祖的去世，僻派掌权，政府开始迫害天主教，是朝鲜半岛史上首次全面镇压天主教运动。

三丁丁若锺被判斩首示众，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有悔意，改流放。

天主教朝鲜正祖时期，开始经过明朝末年的朝鲜使节传入。

两班-士大夫两班：韩语发音：양반yangban，即文班与武班的合称，是古代朝鲜贵族阶级。

颜文谚文是朝鲜语使用的表音文字。

在谚文发明前的数个世纪中，朝鲜借用汉字记录朝鲜语。

在朝鲜世宗的组织下，谚文于1443年创立，并于1446年被推行。

由于精英阶层以汉字为正统、阻挠谚文推广，谚文在20世纪前应用有限。

直到19世纪，使用者仍然局限于妇女儿童和劳动阶层。

1948年以后朝韩两国相继废用汉字，经过大力推行，目前朝鲜半岛大部分的日常出版物均完全以谚文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