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

昨天在家看了《二十四城记》，洗脚的时候还在琢磨，但愿贾导不是就此江郎才尽了。

在担当了好多年的中国艺术电影发言人之后，他怎么也不能再步了老一代电影家晚节不保的后尘啊。

所谓的诗意，到这里成了明白无误的煽情，本来和成都没什么内在关系的一个片子，非要贴出“成都，仅你........”的抒情句子，我想这和翟永明的参与不无关系，而这还真的关照了那些泪点比较低的文青们。

对于国企变迁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的现实问题，导演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不断罗列的泪点（几乎每个人的讲述中都有一个）、工厂内景、新旧建筑物对比、新旧人物对比，在那些类似《百姓故事》的讲述段落中，因为专业演员的出现而使得叙述的真实感大打折扣。

比如吕丽萍丢孩子的部分，如果由一个工人来讲会是什么样子？

那些专门讲述惨痛往事的催泪电视节目在真实感上也不会比这个差。

当然，这些演员是专门加进去的，导演显然不满足于拍一个纪录片那么简单。

这些演绎的部分：小说化的陈建斌的残酷青春、陈冲的红尘往事，还有穿着戏装的人，抒情诗句，都在不断地将真实感抽离，这是贾导喜欢的手法。

在《三峡好人》里，灵光闪现的非现实和故事本身互相刺激，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宏大气场。

在24city里，这种不真实感则破坏了其作为背景的现实和真实人物的讲述，一种互相抵消的作用。

一个好的题材，加上并不深入的素材和抒情，以及不成功的构架，作为楼盘广告来说，的确是绰绰有余了。

这部电影再次集中了贾樟柯所迷恋的情绪和事物，怀旧、诗意、不锐利的触角，只是，这次呈现出的是它们的弱点。

几乎所有的电影内在地都是有提喻性质的，它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在方寸胶片之间，在数小时的限度内，去完成对于更大世界的描绘。

在其他艺术门类中，福克纳关于邮票的比喻，简·奥斯汀“两寸象牙上的微雕”，魏学洢的《核舟记》，都有类似的朴素表达。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

，他很自觉地意识到，“归根到底，电影还是想像的产物”，这说明，他的电影和我们普通所理解的“写实主义”相距甚远。

评论家说“贾樟柯发明了中国的乡镇”，并不是说中国的乡镇在贾樟柯之前就不存在，而是说他为中国乡镇的影视再现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语法，使它们在最顶尖的电影节，在当今的大众文化中具有了可见性。

我自从大学初年看《三峡好人》起，就把这位导演的名字印在脑海里。

最近几年，伴随着观影量的增加，我对他的认识加深了不少，但贾樟柯最近的电影《江湖儿女》《山河故人》，不像他前期的电影那么清澈和有形式感。

后来读他的《中国工人访谈录》，又重看了《二十四城记》，最终还是倾向于认为，贾樟柯最好的电影还是在他的早期，包括《三峡好人》《小武》《任逍遥》《站台》，还有《二十四城记》，也就是大致从1997到2008这十一年。

就拿《江湖儿女》来说，它的问题在于，影片太多地满足了观众对于底层黑（恶）势力的刻板印象——他们的自发正义，他们游移于法律和民间伦理裂缝之间的方式——却没有对此进行“电影的纠正”。

贾樟柯否定了自己之前设定的不走通俗传奇路子的限定，开始用镜头表演凶杀、牢狱、鲜血，他的电影多了“故事性”，一些并不是他骨子里就有的东西开始作为杂质进入电影语言，这种变化又不能用对时代症候的追踪和跟进来解释。

这些变化在影片《天注定》中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我凭借直觉判断，贾樟柯在他后来的电影中讲完了童年的“情结”，而开始杜撰了。

不是说在他身上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

在风格上他仍然是前后一致的，况且即使笔者竭力想辨识出某种不同，肯定会有人能找出更多的细节，指出他仍然是原来的那个导演，拍着他原来所拍的那些事。

但我仍然要说，在如何使素材更加有机、在结构上更加精致、原始，以及对电影作者潜意识的忠诚方面，贾樟柯在他早期的电影中做得更好。

用他自己的话说（参考他与王樽的访谈），就是电影的媒介自觉，“归根到底，电影还是想像的产物”，这在他最好的影片中是非常鲜明的。

而现在，他往往只是处于自己的中间水平。

两个极端也许是2015的《山河故人》和2004年的《世界》。

在前者那里，主人公通过“现实”感知世界，而在后者那里——也是以贾樟柯最有原创性的方式——主人公通过“摹本”感知世界。

“世界”是一个人造的公园，电影中的人物是生活在这种拟像之中的，对于“现实”本身的感知倒显得过分疏离了。

迪厅驻唱、县文工团演员、卖假药的人、假名牌包的爱好者，贾樟柯的理想主义人物许多都是非专业的，生活在被二次加工的世界中，成为影子的影子。

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领域的行家，连抢银行的都不是。

《任逍遥》中抢银行的孩子，从香港电影中学到了该怎么抢，最终因为抢得太不像了，被警察训了一通。

《立春》在这个层面上是十足贾樟柯式的，歌剧演唱家没有舞台，画家没有模特，只能以次充好，下里巴人，人本身只是“真正生活”的摹本。

贾樟柯的电影题材和影院的关系，就像是一桶泔水和艺术展厅的关系，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不是他的话题和尝试触碰问题的视角，而是他独特的讲述策略和升华机制，使贾樟柯区分于，比如说，李杨和韩杰。

《Hello！

树先生》和《盲井》也是“土”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但《二十四城记》和贾樟柯的其他电影却更加不同。

也许我想到的是，莎士比亚在写一个妇人的时候，说她脸上的斑点“像地图上的西印度群岛一样密集”。

要想了解这个比喻背后的信息，我们必须是“有教养的”，即是说，我们知道随着英国全球航行的完成，最新的、莎士比亚写作剧本时期的世界地图，正在西印度群岛地区添加复杂的岛屿线条，由此我们就能在一张脸，和世界地图-地球本身之间建立丰富的联想。

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就布满了这样的双重话语策略，普通人可能不明白，但也为这个比喻的夸张怪诞而叫好，一小部分人则为这种细微的、带有新闻性质的卖弄会心一笑。

贾樟柯正是使用一种我称之为“提喻”的方法来进行话语整合的，提喻最大的特征，即是以大指小，或以小指大，从而达成不同空间事物的错位并置。

提喻是文学的一种常见手法。

美国文学理论家肯尼斯·伯克认为，修辞学中的四个主要比喻是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

伯克将提喻描述为“整体中的部分，部分所属的整体，容器中的内容，所指事物的符号，制造事物的材料……效果的原因，原因的效果，物种的属，属中的物种”。

举几个例子，“白宫”是美国政府的提喻，“长城”是中国及其悠久文化传统的提喻，“丝绸”是服装的提喻，“金属”是铅的提喻。

提喻在文学中是一种很经济的表达，因为它只需要简洁的词汇就能引起广泛的暗示。

贾樟柯这部电影标题中的“二十四城”是成都的提喻，实际上也是大西南，以及更广义地，改革、转型时期的中国都市的提喻。

“二十四城”来自古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因此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提喻；这句诗在电影中引自一位导购小姐之口，于是就在泛滥的商业文化和只言片语的“古典”之间进行了多层熔铸，因此，拍摄本身就像是考古的挖掘工作。

与未来的“二十四城”的繁华相比，电影主要讲述的是现在的“420厂”的悲剧性衰落，或者说，两种辉煌之间的低谷。

这正是他对“传统”的理解：传统存在于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传统的地方，在传统衰落到无人能够辨识的地方。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任逍遥》的标题中，首先，它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是对经过香港影视作品转换的中国民间忠、孝、侠、义文化的提喻；其次，它是庄子的《逍遥游》，用剧中人的话说，逍遥，“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提喻为贾樟柯的电影提供了多维的表述空间。

在这种多维空间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他如何在一种中立化的风格中，自然而然地把政治带入讲述之中。

在上文“白宫”的例子中，之所以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用“白宫”代替“美国政府”或“美国总统”，是因为后者往往是隐形的、缺席的，而前者是一个不动的地标、一处建筑，可以随时拍照，在Google地图上也没有位置变动，它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在场、一种真实感知的可靠性。

提喻有时就是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

让我们想想电影中打群架的讲述者：有一天他骑车误入成都本地孩子的地盘，发生冲突，后者却饶恕了他，理由是“今天是周总理去世的日子”。

他回到家里，听到广播，真的听到说，周总理在那一天去世了。

在访谈中，贾樟柯对新闻事件发生和到达之间的“时差”显示出很大的兴趣，他意识到“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在很多层面仍然是由时间充满落差的褶皱构成的，广播、报纸、影视、“组织上”根本不可能轻易地抹平它。

所以他频繁地问“毛主席去世那天你在干什么？

”“你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的？

”……“周总理”在这里也是一种提喻，不过和讲述者表面上的强调意图正好相反，它指涉的并不是政治，而是高层政治的缺席。

周总理在故事中的唯一功能，就是阻止了一场小孩子的群架。

正是在类似“周总理”的例子中，贾樟柯非常娴熟地解析了政治话语在中国平民社会中的微观运作。

它像成都出生的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描述的场景——外在的事物、观念通过层层变迁，以弱化的、被改组了、由当地人重新赋值的方式呈现在巴蜀的土地上，我很惊喜地发现李劼人的“天回镇”也出现在贾樟柯的采访里，并且意识到这种断裂的文脉的隐微传承。

这也是他在访谈中提到的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学传统，也是电影中从《马路天使》到《新不了情》的“尊重世俗生活”传统。

同样地，《任逍遥》中，村委干部指着验兵体检的化验单说：“你得相信，这是科学。

”这句台词的言外之意是：在这里，压根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科学。

《世界》中，“从金字塔到曼哈顿只要十秒”，言外之意是，“人们能复制一种建筑，但不能复制一种生活，一种社会制度，或者文化传统。

生活其中的人们仍然要面临自己的痛苦，从这个角度讲，享受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解决历史造就的时差。

”（《贾想1996-2008》）用同样一种解读方式，我们会发现，频繁出现的外星飞行器、银河这些具有贾樟柯“签名”性质的镜头，尽管也是一种天文学的提喻，想说的却是它的反面：现代人太过忙碌，以至于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井水，却忘了抬头看一眼永恒的星空。

420厂的航空发射器，是文明“科技前沿”的提喻，但要说的却是“虽然我们的工作是制造发动机，我为此感到自豪，但是说实话，我对祖国的航空事业其实不了解。

”正是这种附加的“言外之意”，使贾樟柯的电影采取了和主旋律电影完全不同的情感结构。

在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中，在冯小宁执导的《黄河绝恋》《紫日》中，八路军、黄河、民歌的符号体系所指涉的就是八路军、黄河、民歌，干干净净；故事虽美，但其隐喻体系却是从旧的话语中生生搬运过去的。

如果我们用罗兰·巴特的神话理论来分析，就会发现，在《黄土地》《黄河绝恋》中，黄河就是一种“神话”，它在一级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二级语言，形成一种语言链，作为一级符号，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母亲河”又作为第二层能指，它的所指是“我们祖国有一个自强、保守、多灾多难的文明”，其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文明主要是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它可能需要激活”。

在这个复杂的隐喻场背后，暗示着1840年以来文明衰落的创伤经验。

而在贾樟柯这里，一切都是间接的。

他讲国营企业转轨的问题，讲几亿人由计划向市场的剧变，却用提喻的方式进行了扭曲（我的意思是，电影的视觉在倍率上进行了精细的调整和微缩处理）。

他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典型”，虽然其中也有那个时代的“三八红旗手”，那个时代的“科长”，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但更多地，他暴露的是他们作为典型的不健全。

尽管《中国工人访谈录》的末尾附了一张新中国重大事件年表，但其讲述方式却是为了拆解这一切。

讲三线建设，“这是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把军工企业靠近三线，靠山隐蔽。

我们原来的军工企业，飞机工业都在东北，所以考虑到整个战略部署，就是往大西南建厂”，但是真正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气息的、着墨最多的，却是在长江轮渡上被丢失的孩子：“丢失”是双重意义上的，这个孩子的故事在当时的“文化”中没有表述空间；即使孩子找不到，也只能乖乖按时回船，因为这是“军工企业”。

讲漂亮的女性，他就讲“标准件”，连性和审美，在那个时代，都和工业、机器、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也成为国营工厂的提喻。

“这标准件是什么呢？

我们厂每个零件都有一个标准 的样子，是从苏联进的，是生产的标准，他们就把我叫标准件，一开始我也搞不懂，后来我才明白大概标准件就是厂花。

”使《二十四城记》成为“中国电影”或“世界电影”的，除了提喻所构成的话语经济，还有贾樟柯的其他一些处理方式。

“420厂员工迁移线路图”：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坐轮船经上海到重庆，从重庆坐汽车到成都，时经半个月，这也是电影潜在的中国地图。

影片选择的人物显然是精挑细选的，尤其注重其身份差异。

“我们接触了一百多个工人，拍了五十多个工人，另外四个人物完全是虚构的。

”留下的人中有“小花”、保卫科长、职工、职工子女、节目主持人，有上海的、成都的、沈阳的，有男有女，有做香港代购的，有“混混”……总之，电影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粗糙，它在编码的精确性上做足了功夫。

电影中略显突兀的，把四川本土莽汉主义诗人万夏、朦胧派诗人欧阳江河、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中国古代小说家曹雪芹编织在一处，它显示了“世界电影”绘图的潜在追求。

贾樟柯也许想说：“我们的电影是关于一个西部地区破落的国营企业的，但是它像最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样好。

”贾樟柯最好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观看的方法，一种适当的距离，我们从中能够获得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认知。

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

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

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叶芝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万夏

PS：这是09年春节时写的，一直没发。

此片看了有段日子了，从看完就想写，但拖着。

理应不算短的放映时间，给人感觉却如此快的流逝。

由于并非文艺腔青年，就不想去评论贾樟柯的拍摄手法，也不懂那么多表现的技法，只能说有了一部电影，把曾经或者曾经以为会延续的生活方式用镜头给展现出来了。

这是一类人，此类人等也许有和我一样的困惑——每当被问是哪里人，不知道如何回答。

哪里人，无非就是籍贯。

一直听到都是两种说法，一为祖籍，另一为出生地。

最初登记籍贯时，应该是写的出生城市的名字，后在父亲的执意要求下，开始改为祖籍。

回到电影中。

开篇的工人与父亲相似的年龄，甚至外表都很像。

一样的有些黑瘦，一样的脸庞上刻上了皱纹，甚至一样的说话神情，他回忆的是他师傅的故事。

公交车上妇女那不南不北的口音，这段回忆是她父母那代人离开东北的家来到南方后对东北家人的思念。

看到这里的时候，暂停了播放，从电视前逃开，需要呼吸。

东北作为建国初期重要的工业基地，尤其辽沈地区（含大连），在50-60年代输出大量工人及设备去往祖国的大江南北支援建设举家南迁。

我以及我小学、初中的同学中有很大一类都是这些人的后代。

虽然从小出生在南方的某个城市，但生活的区域，却与此城市毫无瓜葛，那只是一个超大型的工厂及其家属区，其中又有一群人，说着已经不那么纯粹的北方话。

他们从出生、求学、求医、工作、结婚、甚至直到死亡，都是这个工厂的范围内，这是不是也是城？

这个城里的很多人，是幼儿园、小学、初中的连续同学，如果不是选择了高中，那么应该继续是技校同学外加今后同事。

和熟悉朋友曾经玩笑般说起自家很多在外人看来有趣的关系，如姑姑与舅舅是同班同学、婶婶与舅妈是同班同学、爷爷是妈妈的领导、姥爷曾经是叔叔的领导等等。

这群人之间网状关系，复杂度会远超过一般人群。

最初的那一代，也就是祖父母那一代，在他们人生最后的三四十年中，回老家的次数一般不超过5次，不可能在他们的父母亲膝下尽孝道了。

小时候，姥姥经常抱着我讲东北老家的故事，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讲家里还有什么亲人，讲那里特产的水果，讲她对那里的一切回忆。

这么多年那么多人都去歌颂支援边疆的青年，却很少有人去关注过这群人对离开的家乡多年的思念，因为他们没那么闪光的事迹，哪怕有同样的思念。

父母里面只有母亲曾经在车间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所以很多人她都称呼为师傅。

多年后她还带着我去看了一位师傅。

那是一个很慈祥的姥姥，退休后回到了抚顺的老家。

母亲和她的关系极好，那一天时间里面，她们一直在回忆，说着南方城市里面的往事，说着班组里面其他的人，说着分开这些年的故事。

那个姥姥问我是否还记得她，此时我不好意思只能摇头。

她女儿在旁接话说起了我小时候在她家的糗事，母亲脸上温柔的笑。

原来眼睛很湿了，擦干，接着看。

下面出场的是职业的演员。

不关注表演者，因为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是病人自己举着吊瓶，从医院走回家。

想起了原来住在楼上有胆结石的奶奶，想起了初中有严重胃病的英语老师，她们都曾经如此在我家楼下走过。

接下来的叙述中，有厂里发的汽水票类，这是我熟悉的，别说汽水，应该还有冰棍、饼干、奶粉甚至还有泡泡糖、洗手液（去重油污那种）、午餐肉罐头等等，这还没有包括过年节等的鱼、肉及其他物资，不但我有，身边每个同学都有。

还有那些工人组织的文艺表演，那些厂里美人爱情的故事，这些都是曾经听过、看过的。

唯一惊叹的是原本我以为是特定的故事，原来也发生过于别处。

父母工资里面没有保密费，但有自行车费、因为有了我多出来的独生子女费，劳保用品也有那种线手套，小时候曾经有过用线手套改织的小线裤。

结尾处买二十四城房子的话语把我拉回到了2009年的世界，这个世界距离过去两个小时已经那么遥远，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一个个工人描述着他人或者自己最难忘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城、一个厂。

有些幸运，在我出生到离开的那15年中，这个国家的冶金企业要比军工企业效益好，所以从居住条件、父母收入等比片中那个城好很多，另外我的那个城很大，至少目前还不会有开发商能有如此大气魄（料想几十年间都难有）拆掉它去盖商品房项目。

很多人都在批贾樟柯的这部片子，对比三峡好人，有人说少了这个有人说那个不到位，但技法也好，尝试也罢，我说：这是一部好电影。

其实去记录一个故事就是描述一段生活，一段真实发生过的生活。

让经过的人感到熟悉，感到感动，却又不会有任何突兀，这就足够了。

前些日子忆起当年学书法的老师，特在网上看了他的作品以及博客。

因为二十年前夏天的往事，没有了学习机会，也好多年没有了他的消息，虽然他儿子还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可那些敏感的事大家都会刻意回避。

在那个城，他的很多思想不为身边的人理解，但他依然写道：他爱这个城，在这个城他献出了本来要流失的青春，知道了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观影前，我对《二十四城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除了那部装腔作势的《东》，贾樟柯算是一位从未引起我真正反感的中国导演。

我读了一点电影的宣传资料，知道是讲三线厂的兴衰。

这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我就是一名三线厂的子弟，从小在东北人的群落里长大，对那种大厂的生活非常熟悉。

诗人翟永明参与剧本创作，吕丽萍、陈冲、赵涛，这样的组合也让我好奇不已。

我猜想，这可能是贾樟柯探讨女性命运的又一次尝试。

之前，他几次想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都铩羽而归，这次有了翟永明的加入，应该大有改观了。

结果……结果……看过电影的人都该知道，我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

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失望透顶。

贾樟柯拍的不是常规的剧情片，而是一部伪纪录片。

其实与电视台播放的那些纪录片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找几个人物做做访谈，闲聊一下往事和感悟。

剪辑的时候，主要是留下讲述者掉眼泪的镜头。

说的不好听，这种拍法非常媚俗，水平还在央视的《东方时空》之下。

唯一不同的就是，片子里有几个被访对象是由电影明星演的。

可能贾樟柯以为有明星助阵，这种平庸的纪录片也会有票房保证，但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应该知道，没有人会为了看明星坐在椅子上说话，就铤而走险买票进入电影院的。

何况，这些明星说的都是家常话，任何一名观众要想听，只要把自己平时说的话录下来就成了。

如果贾樟柯真的想保证票房，就应该想点靠谱的点子，例如让吕丽萍扮演同性恋，陈冲露出有纹身的乳房，陈建斌在澡堂搓澡不小心露出阴囊。

是呀，沉闷至死的艺术电影啊，除了色情镜头，我还能拿什么来拯救你？

实际上，贾樟柯自己也宣布了，他的下一部电影就是色情片。

唉，可怜的贾樟柯，你觉悟得还是太晚了！

这部戏已经把你主旋律的一面彻底暴露了出来，你想还有谁会相信你的电影会比《新闻联播》更意淫呢？

这是一部虚假的电影。

但并不是从电影明星介入才开始的，而是一开始就成了这样。

第一段是真实的纪录片，一位老工人不自觉地在镜头表演起来，倾诉自己对师傅的情感，然后接着两人相见，面对面老泪纵横，徒弟抚摸师傅的脸颊。

看上去很感人对吧？

这位徒弟已经很多很多年没见自己的师傅，如果他如此重情重义，为什么在摄影机出现之前这么多年都不看望自己的师傅呢？

这么简单的破绽，贾樟柯完全不理会，他要的就是落泪、感动。

接下来，吕丽萍讲自己死了儿子。

陈建斌讲自己失去了初恋情人。

一位下岗阿姨讲自己失去了工作。

然后陈冲出现了，讲自己失去了爱情和婚姻。

顺便插一句，陈冲的表演还真精彩，让我这个讨厌她的人也刮目相看，相形之下，吕丽萍和陈建斌那两段完全是垃圾时刻。

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陈冲的这一段，我会给这部电影打零分。

再之后，是一位成都的主持人讲自己的工厂经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还催人昏睡。

最后，贾导的红颜知己赵涛登台了，演出了整部电影里最糟糕的一段。

一位替阔太太购物的买手，讲述自己如何在某一时刻被感动，从而良心发现，懂得了体谅父母在厂子里消磨一辈子的辛苦。

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勤劳善良，面对的都是不公的命运。

正如那位下岗阿姨所言，我们都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会遭此命运呢？

继《三峡好人》之后，贾导又成功推出了《成都好人》。

实际上，贾樟柯的电影总是这样的走向，好人被遗弃，都是命运总不济。

而罪魁祸首呢，贾导吞吞吐吐，说的含含混混：仿佛是现代化，仿佛是商业化，仿佛是全球化，仿佛是城市重建，又仿佛房地产热。

但不管是什么，还是那个祥林嫂的故事，掉着着苍白的眼泪，说着无力的言辞。

“我真傻，真的。

”“我已经捐过门槛了，真的。

”只不过，这样的祥林嫂故事被包装成了艺术电影，而且还是现实主义的。

想想真不容易，艺术导演好不容易在里面塞了那么多弱势群体的苦难，我们这些酒足饭饱之徒又怎么好意思说什么。

某种程度上，贾樟柯必须感谢国家电影审查制度，在一片可怕的荒芜之中，他坚持了这么多年的表面化、模式化的电影也成了“艺术良心”的一面旗帜。

然而，真的要仔细想想，从贾导的第一部电影，那些流行歌曲的符号就始终阴魂不散。

就是这么一点小玩意小伎俩，贾导乐此不疲，许多年过去了，如今除了勾起中年男女们的怀旧情绪，还能带来什么呢？

回想起来，我喜欢过贾樟柯的电影，但也怀疑过他的诚意。

真正的转折点就是看了他的那部纪录片《东》，那里面充斥着造假的痕迹。

我注意到他电影的特质，他顺从，喜欢动之以情，既没有意志抗争，也不是理性说服。

这一艺术上孱弱的表现令我觉得他远远不如《盲井》、《盲山》的李扬。

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高明的投机分子，一直利用文化符号表现“现实”，他其实并没有深入到“现实”中去。

不过，我一直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过于挑剔，以某种恶意在揣摩他人的内心。

但这部电影似乎肯定了那些长久压抑在我心头的负面评价，他是的，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假装思考，他也假装关切。

电影结尾意外地出现的是这么几行诗： “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当贾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默默的失败，以及人们刻意掩饰自己失败的尴尬举动，难道他会觉得这是可以被另外一些人拿去“荣耀”的东西？

我们观看那些消逝的东西，卷走了别人的青春和梦想，这竟然会成为自己一生的荣耀？

这首诗是翟永明的朋友万夏写的，显然不是出于反讽，而是出于画龙点睛的需要。

其实依我看，这句话泄露的是贾导自己的心迹，他是被自己的平民情怀感动了，自我感动。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他又用电影抚摸了一把弱势群体，多荣耀啊，这是高雅的、艺术的荣耀。

没人再有耐心读文字的时代我想在每个周二晚十点，讲一个荒唐的故事，欢迎关注

－－－－－－－－－广告结束，我让路－－－－－－－－－－－ 片子开头的那段军号声，我太熟悉了。

它伴随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整个少年，整个青春期，直到我离开那个家。

我给了这部片子四颗星，是因为一些原本我以为会全部忘记的东西，竟然这么根深蒂固的埋藏在心里。

子弟幼儿园的生活很复杂。

作为一个四五岁的小男生，我很乐意去揪女生辫子，或是藏些小毛虫到她们背后的帽子里。

但是我不敢，并不是因为我天性善良或者说我不正常，而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小一班的美女老师，包括凶神恶煞的厨房大娘，包括各位可爱小女生的爸妈，大多同我的父母都认识。

他们都在一个单位。

那个如420厂一样的在成都有着另外一个秘密编号的地方。

每天放学，我背着书包到家属区旁边那个巨大的铁门外等我的妈妈下班。

铁门好高啊，抬头怎么望也望不到顶。

墙的那一头是个神秘的地方，平时我们都不能进。

门口甚至有背着长枪把守的战士。

临近傍晚六点，窸窸窣窣的脚步从铁门那边传来。

然后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嘈杂，只要你趴在铁门外朝门缝里张望，就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黑影，无数双错乱不安分的脚。

军号声突然响了。

急忙跑到旁边的乒乓球桌上站好。

哗啦一声，铁门开了。

潮水一样黑压压的人群从里面涌了出来。

我睁大眼睛望着，大叫一声“妈……”。

运气好的时候，一下就能望见挥着手的妈妈。

军号声一天会响两次，一次是现在，另外一次是每天早上八点妈妈上班的时候。

片子的前面几段，让人看得泪流满面。

正像冬天去洛阳（这个北方城市同样拥有众多规模巨大的工厂）时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那些大工厂里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

我正是这样的所谓国企子弟。

那些大工厂的故事多多少少印留在我零散的记忆里。

那天我跟我妈打电话说，有个导演把420厂的故事拍下来了。

我妈说，怎么可能拍的完。

今天看过电影，我跟她打电话，我说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跑到铁门外等她下班的样子，我妈说：“是啊，都那么多年了。

” 前两年她退休了，现在继续她年轻时候的舞蹈梦想，全国各地演出。

“要是一开始就去跳该多好，现在哪里还会是这个样子，早出名了。

” 但在那个时候，在这么有名的工厂里做工人，无论是名声或是待遇都是别人没法比的。

正如前面所说，电影的几段采访让我很感动，甚至在采访那个老师傅和那个下岗女工的时候，我已经哭的不成样子了。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成长环境，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样流这样多的泪水，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流这么多同别人不一样的泪水。

电影里的那些细节历历在目，工厂门口涌动的工人人群，陈冲所在的那个公共厨房，红砖紫瓦的车间……我都见过，甚至与它们相处了太多太多年。

太过真实的身临其境，导致我无法更客观的来评论这部电影。

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我只能说贾樟柯一面让我感动，一面也让我太过过失望。

对于我父母这一代工人的境遇与生活，他仍然讲的太少，也讲的太浅。

他们的一大半青春在这个地方渐渐消失殆尽，以至于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来警告人们不要忘记。

单是这样一部纪念性的电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往往是某些人性深处让人觉得耻辱的东西。

是的，镜头很美，音效音乐节奏配合的恰到好处。

但是蒙上一层所谓高档的面纱之后，有些味道变了。

也同样让我有点怀疑贾樟柯是否同所有名导一样乏善可陈。

我的父母大半辈子耗在这儿了。

其中不仅仅有痛苦，也有快乐。

他们同厂子里的所有人一样，曾经对生活饱含固化了的憧憬与神往。

你要知道，这样的憧憬与神往并不同于我们的理解，而是在日复一日重复化固定化的的零件制造中硬是挤出来的希望。

即便结局大多差强人意，但是也不必蒙上悲剧性的凝重色调，这些无疑是他们整个时代的人的共同生命记忆。

无非是换了场景，换了对象。

专业演员的进入是这部本应安静的电影里让我最失望的地方。

甚至在看片的过程中，自己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让演员来说导演想要说的话，与想要交待的时间环境人物过程，的确要比天罗地网的寻找素材来的容易得多，何况也都是优秀的专业演员。

但是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本不应该出现的做作感突然冒了出来，而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属院里找人。

突然见到小时候的幼儿园老师，她是那时真正的厂花。

她从我旁边擦身而过，当然已经完全忘记我这个人。

但是我记得她，那种眼神和走路的姿态，虽然体型早已发福，但是太多的东西一点也没变。

陈冲演的不像，一点也不像。

并不是因为人物各不相同，而是因为她没有“真实”。

而“真实”才是记忆的全部，也是记忆的责任。

片头那个老师傅，或是那个下岗女工，你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太过嘈杂的地方，讲起往事，他们仍然能够泪流满面，或是开怀大笑。

而这样的人，就在我的身边，也在你的身边。

相比宁浩替第九城市旗下游戏所拍摄的短片《奇迹世界》，外界对贾樟柯与华润相结合、推出《二十四城记》似乎颇有微词。

原因在于宁浩被认定是名商业片导演，而他之前的小众作品无人知晓，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贾樟柯不同了，作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他身上还扛着艺术电影的大旗不倒，现在大胆地向商业倾斜，总难免落人口实。

事实真是这样？

那如何去看待贾樟柯从地下时代到浮出水面的转变。

判断一部好电影，商业与艺术绝不是区分好坏的硬性标准，二者也不是势如水火，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像无中生有。

在张艺谋时代，无论他怎么拍，没有手法上的批评也总要遭受道德上的质疑，那真是中国电影的两难局面。

如果宽容看待，无论《二十四城记》是命题作文还是长久构思，只要质量合格，主流满意，对于贾樟柯将来的身份多样和路线转变，影片的出现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变动《二十四城记》并非贾樟柯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它的两不像引发了激烈的观点冲突。

有人认为贾樟柯应该更加平实，用传统手法像《铁西区》那样去表现没落与变迁，拍出一部浩浩荡荡的纪录片。

这种指责拒绝了任何变动与突破的可能，而《二十四城记》恰恰是一部游走在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电影，它用知名演员去扮演受访对象，讲述那些真假难辨的人生经历。

故事原型是真实感人的，但从演员嘴里说出来又带有不真实色彩。

整部影片就是如此奇异，给人嬉笑也带来感动。

《三峡好人》记录了三峡工程跟县城拆迁的互相影响，《二十四城记》也起到了相同的文化研究功能。

国有大厂420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终于支撑不住，接受了改变的命运。

表面上贾樟柯变得小心翼翼，用不同人的讲述碎片，尽可能地讨好所有人。

实际上他没有背离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注，只是包裹的东西复杂了些，美学观念上受到了影响，比如演员的引入，令人联想到了房间内的假花。

假花能装点周围、美化一切，但是它的存在却破坏了整体的真实。

相比之前作品，《二十四城记》少去了常见的生活细节捕捉，一段段的口述史跟一篇篇的访谈录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

诗句与演员互相配合，煽情手段也不再掩饰。

《二十四城记》比任何一部贾樟柯作品都要有感情，看银幕上不同的人儿泪水纵横，打出的诗句述说着一座工厂到一个城市的变动。

但在深挖掘与不修饰的层面上，在震撼观众的可能上，影片多少表现得有些力不从心，见好就收。

　　哀愁《二十四城记》用讲述人的年龄变化，带出了工厂命运和观念改变的必然。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集团，只因命运安排来到了成都；这是一个微缩的小社会，存活在中国的母体之内。

420厂和二十四城的背后都有一双大手，一双影响中国社会的手。

贾樟柯想用他的摄像机去充当眼睛，告诉观众，让他们看清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就犹如把所有感情放在沉默的镜头中。

那时候的固定镜头长时间对准着420厂的工人，犹如给不同的人画肖像画一般，让观众有足够时间从正面去认清他们脸部的特征。

这种相对的静止起到了不断强调、强化印象的功能，放大了一个个人物所包含的细微魅力，与观众达成面对面的交流。

他们有的眼睛微微湿润，有的身体放松自然安详，有的还表现出不安与羞惭的神色。

人们对待420厂的情感，肯定不会变成二十四城崛起时的满心激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套房子去孝敬父母。

贾樟柯的哀愁也不仅于此，那样会变成廉薄的同情。

他的镜头景深里，依然有着数百成千的工人，统一身着蓝色制服，无论是进还是出，看上去都如此相似。

然后厂区里逐渐萧条，空无人烟。

门上大字被拆掉，更新换代。

老去的父辈跟消失的工厂，在淡淡的怀旧情绪和流行歌曲中，贾樟柯的哀愁油然而露。

这种哀愁放到结尾的俯瞰里，成都是如此迷人，但是它笼罩在一片薄雾里，身影迷朦。

迷朦里的命运，未来往哪里，这次的贾樟柯没有了超现实，但一样的是未来并不可知。

http://ent.sina.com.cn/r/m/2009-03-19/16052428366.shtml

当我在柯达影院的过道里等朋友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声音：卫生间就在前面。

哦，谢谢。

不经意地望去，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赵涛，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来看《24城记》的。

静静地站着，等她从面前经过。

一身黑色，比我想象的矮一点，淡定。

我在想象卫生间里的朋友，想象着她在水龙头面前，看到旁边的人是赵涛时的表情。

那一刻，想打电话给朋友：嘿，赵涛也在卫生间。

哈哈，算了，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

不，应该说自己一直遵循导演灵魂制，只是还没到布列松那样把演员当棋子。

一直习惯于那些陌生演员，因为陌生，便没有预期，没有固有的印象，也就有更多的可能，这算不算电影上的“政治正确”呢？

只是，即使这样，还是会从心底里佩服极少数演员，赵涛便是其中之一吧，《站台》的最后一幕时常涌上心头，王宏伟搭拉着睡在椅子上，手上的烟还没熄，赵涛在旁边抱着孩子，炉子上的水烧开了。

将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上演这一幕，有点奇怪的念头啊。

想着等一下她出来，是不是该上前打招呼，说一声你好呢？

哈哈，还是忍住了，即使让我见到那些最喜欢的导演，还是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或许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在小饭店吃个饭，随便聊聊便够了。

作品才是最终的灵魂吧。

看着她再一次从眼前走过，又想起了那次看到差事剧团的李秀珣挤地铁的情景，恩，生命本该如此普通，于谁都一样。

　　　　每次吃饭同事们聊天聊到电影时，都会说起他们最近看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片，很多次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看的这么多电影中，是否和你们的生活发生过关联，或者说曾经被电影刺痛过吗？

对于不怎么看文艺片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是突兀的，不合时宜的。

有时候会想：同样是下班回家，同样在看电影，但却如此不同。

　　　　痛和愤怒并存，这是看这部片子的直接感受。

虽然当那些轰轰烈烈的变革发生时，我们还没来到这个世界。

这里面有产生一个问题：假如知道即将出生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不公，过去，现在，将来还会有，你还会选择降临这个世间吗？

这明显是个伪命题，因为谁也不能决定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出生。

可是，还是忍不住要追问：凭什么让那么多的个体去承担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无奈，残酷呢？

凭什么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被毫不留情地抹杀呢？

打住，再愤慨下去就要语无伦次了。

冷静，冷静。

从现在的眼光看，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那样的历史，那样的时光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在几十年前，它真实地在这片土地，在我们的父辈身上发生了。

在这个历史被随意篡改的年代，这种民间的记忆就显得弥足珍贵，它让那些曾经被尘埃化的人们有了倾诉的机会，关于过去的，集体的记忆，他们的失去，青春，流逝的痛楚。

从这一点上，贾樟柯极其同行者的电影是底层的珍珠，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可是，恩，还是要说可是。

前几天看了《圣诞故事》，看的时候想到几年前的《过年》，类似的故事情节，一群孩子过年---圣诞回父母家聚会，其间发生了冲突，争吵，和解。

看的时候，我总觉得其中有很大的差异，但就是无法清晰地表诉出来，当然，这里面的差异不是指地域的差异，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很低，这种低不是个别片子的印象，而是整体的，内在的东西。

看电影之前有导演和观众的交流，其中有一个朋友问道：我很喜欢你的电影，看之前就知道那是贾樟柯式的电影，贾樟柯式的感动和力量，但是，没有意外的惊喜。

我能明白他所说的那种惊喜是什么。

不久前看到陈丹青和贾樟柯的谈话录，说到他第一次在美国看到朋友寄给他的《小武》的录像带时，他意识到新的电影时代终于到了，我第一次看《站台》的时候也有这种新浪潮的革新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激动。

可是，十年过去了，那种新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全面开花，不敢有六七十年代新浪潮的高度，至少像台湾新电影那样的轰轰烈烈，但是，遗憾的是，那些奇葩却是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而后，就只剩下零星的火花了，是的，所谓新的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款款到来。

　　　　就在不久前看完了《无用》，老实说没有太大的惊喜。

在回家的地铁里，我突然间意识到了前面的低的指向，稍微清晰一点。

如果说好的电影需要一个强大的触发点，或者说激发点的话，前面提到的《过年》中冲突的聚焦是在金钱或者说物质，《24城记》在于强大的集体/体制对个体的抹杀，而这些东西都都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框之下，这么多年来很少有所突破，甚至连反思都不深，再看看《圣诞故事》，它的支撑点在哪呢？

横在兄妹之间多年的矛盾并不是物质那么简单，或者根本就不是关于物质的矛盾，他们的冲突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有宗教，性格，信仰，信念，哲学上的种种冲突。

那种无法言说的东西恰恰触及了人性底部的东西，而这些底部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永恒的东西，现在看有深度，几年，几十年后来看，那些冲突仍然存在，仍然被不断地讨论，不断地被思考。

但是反观《过年》，剥离金钱--物质这层冲突，再把时代背景拿掉，就剩不下什么了。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厚和薄的区别。

还有一个例子是不久前看的《午夜的巴塞罗那》，当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在什么小三、婚外恋的矛盾中津津乐道时，伍迪.艾伦早已经跨过了那一层，直接提出了两女一男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的背后关心的是关于理性和感性的对立和冲突。

高下之分，不辨自明。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归咎于我们和他们物质条件的差异，套用政治话语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面上合理，但实际上是偷懒，疏于思考的搪塞。

精神上的思考一定是在物质满足之后产生的吗？

看看捷克和波兰的新电影，他们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未必比我们好吧，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涌出来。

再者，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问问自己：当前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困扰你最深的东西难道真的是物质上的吗？

在我看来，形而上的思考和形而下的问题总是并存的，即使在物质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比如说古代，在那样低的物质条件下，同样有伟大的思想。

而华语电影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在揭示整个时代的面貌时就显得单薄，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就像这部《24 城记》，你看到种种的不幸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必然有那样的痛失，一切都在预料当中，这样的逻辑或者模式无疑是简化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人的多样性。

而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小写了人字，人在历史的帷幕中又一次被渺小化了。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巫山云雨》，比如《夜车》，《鬼子来了》《颐和园》《赵先生》等等，这些少有的独行者就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这条宅胡同，展现了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景和更多的可能性，若干年后，它们还会被不断地提起。

　　　　这样的批评似乎有点苛刻，有点鸡蛋里挑骨头，有点对小贾同学的不满，哈哈，不，恰恰因为这部作品是贾樟柯的，而他，私底下认为是华语电影中有可能成为大师的少数导演之一，可能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也可能长久以来，太渴望有当年《小武》式的横空出世，无所顾忌，太渴望被那些牛B的作品震得目瞪口呆的快感了。

当然，根据作者论的原则，无论什么时候，导演都不用讨好观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作品出来，自然有公论。

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是站着说话，就要说大声，说出不足，至于怎么走，那还是导演的事。

或许，还是创作力的问题，没飞起来就是没飞起来。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时，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前面关于高低的分析是不是从西方的语境或意识形态出发的呢？

看了一下自己的片子库存，华语片不到10%，也就是说自己的思考是基于另外90%的外国的片子出发的。

这样的思考方式会不会有偏颇呢？

即使有问题，可是现实就是现实，这种比例只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已，经常看国外的电影，听国外的音乐，看国外的小说，但却在华语的生存环境中，这种关于偏袒的指责又是站不住脚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只能接受它，面对它，剖析它，往深里挖，脸上没有笑容。

就在去电影院的地铁里，听到旁边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对话：　　　　 ---昨晚和小王他们吃饭了？

　　 ---是啊，上周还是吃结婚喜酒，昨晚就是散伙饭，证书从红色变成了绿色，这种事情，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或许，他们不能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东西。

　　　　 jude_chen　　 2009-3-10 上海

《任逍遥》之后就没看贾樟柯的片子了，当然不是因为把他把视野从山西汾阳拉到了全中国大时代，原因是我不买碟了，狂热追过所谓文艺片，狂热看过一段娱乐片。

打击盗版的事业让卖碟的躲躲藏藏，我也懒得再去了，况且家里几柜的蝶也只看了六成。

好吧，说导演，说电影。

去过西藏的人回来说，西藏太商业了，我说人家也要吃饭，不能光为了你们这些观光客保留原始。

城管打人了，官员腐败了，我也说有很多是逼不得已，像邓小姐不是逼急了会杀人吗？

有些城管也是被小贩骂过打过的。

那些第六代的电影在电影院公映了，我也说好啊，总比偷偷摸摸强，牺牲点自由算什么。

今天我要收回我的话，只是关于电影的我要收回。

应为看了24城记这砣Bullshit。

早就觉得贾樟柯有野心，导演有野性是好事情，对于观众来说可以看到他的一部部走向大师的野心之作。

但是贾不可能是，至少在我眼里他的才华已经到头了。

想反映大时代？

小农村比大工厂要成功的多。

小武一个人比一个厂三代人也要成功地多。

一首献给爱丽丝也比幸子、早恋、下岗、拆迁这些元素成功的多。

之前网易新闻做了一个24城记的专题，一帮人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发力太狠了，B装大了，不知道杀人于无形，嚎啕大哭是不能催泪的。

这些年贾樟柯都把话题放在大时代上，其实之前也是这样，但是表现形式不同。

对于他对八九十年代的情感我也不怀疑，但是当你真的觉得你的表述或者你牛逼得可以让大家反思或者改变什么的时候，就误入歧途了。

贾的电影注定是小武时期的影响一部分人，当他试图影集体的时候，一是他没有达登内这样的功力二或者没有他发挥功力的大环境。

三峡好人的三峡、世界的世界、24城记的改革，当描述这些时代话题的时候，作为一个阴谋论者，我只能认为贾樟柯是个投机者，就像我恶心很多媒体肆无忌惮的说512一样。

也许有点夸张，但我真这样想。

推荐另外一部电影：《在屋顶上流浪 Hallam Foe》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二十四城记》引用诗集古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据说是因为宋人赵忭在《成都古今记》中记载说：“五代时，孟蜀后主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因此才有二十四城的诗句，再现了彼时“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的成都。

另外：“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这句诗仅在罗念生《芙蓉城》里提到过，原始出处不详。

上下两句的尾字都是“花”，第二个花应该是“华”的通假字。

沈韶（明）《琵琶佳遇》中有“吴中自昔称繁华，回环十里皆荷花”。

宋英宗时，赵汴曾为成都长官，作《成都古今记》记载道：“五代时，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二十四城”的来历在该书中或许应有记载。

《玻璃工厂》 欧阳江河一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

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

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

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就象鸟在一片纯光中坚持了阴影。

以黑暗方式收回光芒，然后奉献。

在到处都是玻璃的地方，玻璃已经不是它自己，而是一种精神。

就像到处都是空气，空气近于不存在。

二工厂附近是大海。

对水的认识就是对玻璃的认识。

凝固，寒冷，易碎，这些都是透明的代价。

透明是一种神秘的、能看见波浪的语言，我在说出它的时候已经脱离了它，脱离了杯子、茶几、穿衣镜，所有这些具体的、成批生产的物质。

但我又置身于物质的包围之中，生命被欲望充满。

语言溢出，枯竭，在透明之前。

语言就是飞翔，就是以空旷对空旷，以闪电对闪电。

如此多的天空在飞鸟的躯体之外，而一只孤鸟的影子可以是光在海上的轻轻的擦痕。

有什么东西从玻璃上划过，比影子更轻，比切口更深，比刀锋更难逾越。

裂缝是看不见的。

三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说出。

语言和时间浑浊，泥沙俱下。

一片盲目从中心散开。

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玻璃内部。

火焰的呼吸，火焰的心脏。

所谓玻璃就是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就是两种精神相遇，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

水经过火焰变成玻璃，变成零度以下的冷峻的燃烧，像一个真理或一种感情浅显，清晰，拒绝流动。

在果实里，在大海深处，水从不流动。

四那么这就是我看到的玻璃——依旧是石头，但已不再坚固。

依旧是火焰，但已不复温暖。

依旧是水，但既不柔软也不流逝。

它是一些伤口但从不流血，它是一种声音但从不经过寂静。

从失去到失去，这就是玻璃。

语言和时间透明，付出高代价。

五在同一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

人们告诉我玻璃的父亲是一些混乱的石头。

在石头的空虚里，死亡并非终结，而是一种可改变的原始的事实。

石头粉碎，玻璃诞生。

这是真实的。

但还有另一种真实把我引入另一种境界：从高处到高处。

在那种真实里玻璃仅仅是水，是已经或正在变硬的、有骨头的、泼不掉的水，而火焰是彻骨的寒冷，并且最美丽的也最容易破碎。

世间一切崇高的事物，以及事物的眼泪。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贾樟柯/侯丽君（受访工人）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叶芝（爱尔兰）Though leaves are many, the root is one;Through all the lying days of my youthI swayed my leaves and flowers in the sun;Now I may wither into the truth.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红楼梦·葬花吟》 曹雪芹（清）怪侬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泼了的牛奶》 叶芝（爱尔兰）We that have done and thought,That have thought and done,Must ramble, and thin outLike milk spilt on a stone.我们曾经做过的和想过的，曾经想过的和做过的，必然漫开，渐渐地淡了象泼在石头上的牛奶。

《本质》 万夏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人终究不尽完善太多的机会都留在错误中我们却在幸福里得到进步说和做并非本质喝酒的时候口含一颗樱桃我们可能错读一本书认识一群内心脆弱的人物为那些被粉碎的东西伤心和痛哭这些也不是本质最高最完美的是一些残缺的部分我们完善的两次事件之间这一切又仅仅是过程你祈求和得到的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