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

我已经忘记自己第一次读《许三观卖血记》是在哪一年了，只是忽然之间这部电影就出现在了眼前。

而且编剧是余华。

是的，余华，那个我充满敬仰和喜爱的作家。

在韩国，意大利，余华的拥趸其实不比中国少，且韩译本和意大利译本在这两国的影响力也很大。

很多年以前，读余华的作品，总是被他逗笑，然后伴随而来的往往是泪水。

很多时候，好电影就像好人，总要遭受一些多舛的命运。

张艺谋拍完《活着》，至今也没有让它以正式的渠道出现在观众面前，当然这怪不得他，但是我想知道现在他自己是否还偶尔惦记那部给他带来声誉的电影。

1999年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使得韩国电影近几年迅速在亚洲范围崛起，电影质量之高，只能让我们站在身后，看人家的背影。

我想《许三观》很难有中国导员去拍摄了，无论是审查，还是铺排院线，在当下的中国，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部电影是我带着儿子一起观看的。

韩文我们听不懂，那些汉字，我五岁的儿子也只能看懂一个大概。

但是我想他看懂了电影。

艺术就是有那种震撼人和感动人的力量。

我知道我儿子看懂了，他问我为什么那个爸爸对待一乐那么不好。

我没有解释清楚。

后来看到许三观因为卖血晕倒，卖血的钱四散，被围观的人疯抢，他哭泣着喊道，不要抢他的钱，不要抢他的钱……除了知道那钱是卖血而来，他还知道那是给他儿子看病用的。

结尾的时候，看到许三观一家高兴地去吃肉包子，儿子开心地说，爸爸，我想给他们取几个外号，一乐叫一包子，二乐叫二包子，三乐叫三包子……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带着五岁的他看这样的电影，但是人世的悲苦与欢愉，隐忍、欢笑与泪水，从来都是近在咫尺，即使我们装作视而不见，它也在静静窥视着我们……

看着电影突然想起小时候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些卖血的镜头和其题材的电影。

想想看这些年好像还真没看到过了。

如果不是这个电影 大概已经忘记这回事了吧。

历史真的是个挺可笑的东西。

明明是实际发生的事 人人嘴里说的不同也就算了 但还可以通过不仅是时间的某种力 去埋没 改写 去控制它。

也是够可悲的。

电影是很久之前就看到了，知道是韩国改编余华的小说，直到昨天看完原著，今天才拿出来看一看。

好多人都不喜欢原著被翻拍成电影，更别说是由别国来拍了，而我却一直觉得这很有意思，文学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本来就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更别提是由外国人来拍了。

好在韩国同天朝同属东亚文化圈，有着相似的伦理道德文化背景，这也使在大体符合原著成为了可能。

总体而言，电影同以前看过的类似韩国很相似，都是可以打上“家庭”“温情”“轻喜剧”标签的。

故事不足而一，但套路倒是蛮像。

也许我们无法猜到开头，却能看了一小半就猜到了结尾。

最后在高潮中贡献了几滴泪水，于是送走了又一部电影，在看过电影list中mark了一下后，没几日就抛在脑后。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的这部翻拍版是无法做到同原著齐肩的，也许导演从一开始就没这么打算。

但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因此，韩方买的其实是一个故事，而将这种故事植入韩国文化中，观众熟悉的，是会买单的。

由此，我们无法责备电影对“原汁原味”的无能为力，即使好多台词从原著照抄而来，换了个语境，换了种语言，也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再者，原著的价值所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色在与当时社会环境的连接和对人性的深刻描写中。

前者理所当然无法再现，而后者私以为电影也辜负了原著。

无所质疑，小说对人性的描写是深刻的，但这种深刻复杂却充满柔情。

从三观夫妇对何小勇一家的痛恨无法原谅到劝说一乐给小勇叫魂，到最后路上碰到的来顺来喜兄弟的好意相助，小说对每个人的描写都入木三分，看了叫人叹息却最后欣然。

而电影却将人性模板化了，除了对三观一家性格着墨些许外，对一群配角描画却略显单薄。

这从何小勇死后三观上门向何家借钱就可以看出。

不过也许是电影时长有限，无法一一详细刻画导致。

最后，电影和小说表达的情绪或者主题还是不同的，一个着重家庭温情，一个涉及更深的社会与人性。

因此，此三观非彼三观，大家看看就好，不要太认真了。

当初一直想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因为已经看了余华的原著，想看看韩国人到底能把这部小说拍成什么样，结果这部中国小说拍的很韩国。

由于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这样的故事移植到韩国是很困难的，所以呈现出来的电影还是以荒诞的风格作为基调，剧情构架，人物表演都以此为基准。

《许三观卖血记》这个故事的成功肯定是基于余华对于特定国度特定时代里特定人群的人性的深层挖掘，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人群在遇到了卖血这样的事情，才形成这样的好故事。

而这样的故事移植到韩国缺乏了该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他是很难成立的。

即使把故事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后重建的韩国也是牵强的。

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农村跟韩国的同时代的农村是不可比较，故事里的人物应该是发生在经济落后，地域偏远，愚昧落后的中国农村，而不是战后重建，可以倒卖军火，开着小汽车吃西餐的韩国农村，故事里的农村人是不可能拥有这些的，他们落后封闭，才会形成千年的懒惰，万年的愚昧，他们才会去卖血换个吃的换个婚姻换个活人。

而电影中的这些群像他们没有这样的可靠动机，所以显得不真实。

(看看韩国首尔高楼林立汽车拥堵，马路宽阔，就连小镇子里医院的卫生间都有现代化的小便池梳妆镜，洗手池，而那时候的中国拥有什么？

农村是什么样，北京是什么样，真是不可同时比较啊。

)(那个年代的韩国到处都是中国的汉字，说明中国汉字在那个时代还比较通用，韩国是近些年才渐渐的将中国汉字慢慢消除掉了的)

这个画面最搞笑中国的那个时代里没有爱情，婚姻是由家长决定，所以许三观和桂花的婚姻才能形成。

而韩国没有许三观和桂花的婚姻成立的条件。

电影那样讲，故事就那样顺着走，缺乏人们可信的条件是让人不能信服的。

1王德威写过一篇《余华论》，名为“伤痕即景，暴力奇观”。

伤痕与暴力，这是余华最重要的两个书写母题。

但他的小说不同于另一流派——“伤痕小说”，余华触及了伤痕，可用的却是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

和《活着》类似，对大众来说，《许三观卖血记》的重要性也在于它描摹了一种“伤痕”，那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一些苦难，余华将其作为小说的重要背景，成就了《许三观卖血记》的历史感。

但这样的结构组织，并不稀奇，和我们熟悉的《阿甘正传》很像。

当然，这不是说余华对苦难的展现不重要，事实上，他很好地将对历史记忆的重现组织进了叙事结构中，主人公的行动与大历史之间，有着微妙又紧密的联系。

不过，作为一个现代小说作者，“写什么”远不如“如何写”重要。

《许三观卖血记》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的语言——而这也是小说这种文体的立足之本，余华用了一种轻盈的笔法来叙事，语言表层的“轻”与陈说内容的“重”，构成了一种反讽。

这其实是改编《许三观卖血记》最难的地方。

对韩国的“专业”读者而言，余华并不陌生。

2000年，《许三观卖血记》入选韩国《中央日报》评选的“100部必读书”。

但河正宇要拍的是商业片，他的思路在最开始时就很明确——影片受众不是小说的忠实读者，而是更多没读过小说或仅仅听过“许三观”这个名字的人。

改编，从来不是亦步亦趋，而是对原作的一次重写，改编者要提取的是最吸引自己的部分，然后用另一种语言——视听语言创作出全新的文本来。

从故事内容看，《许三观》作了大面积的删减，50年的跨度缩短为15年，然后从小说里截取了两个重要的事件（除卖血之外）——一个是许三观娶妻，一个是许三观和许一乐的父子情，然后用大团圆为影片作结。

这让《许三观》看上去和一个典型的家庭片没什么不同。

看得出河正宇的求稳之心，他在各重要段落上都采取了保守做法——比如用最习见的慢镜手法，描写男主初见女主时的一见倾心。

2对《许三观》不满的声音，多集中在它历史纵深的消失。

《许三观卖血记》的主人公许三观，虽然只是个丝厂工人，一辈子也局限在一座小城里，但这个人和这座城，却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起落。

个体的磨难，和历史的苦难，在一些地方形成了交集。

当然，余华没有努着劲儿要去控诉什么，而是将这种控诉藏在了许三观的一言一行之中。

河正宇没有刻意强化时代景深，这个片子只是勾勒出了模糊的历史轮廓，就是韩国五、六十年代的贫弱。

这是导演的取舍，他将“历史感”处理成了一种“毛边”嵌在影片里，比如它的开场就是这样。

镜头先是扫过西瓜地，然后是一个稻草人，许三观和他的叔叔入镜。

这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后景中的“历史符号”——房屋外墙上刷着“坚决要求战后统一”的标语，时代氛围就这样轻易建立起来。

当然还有一处明显的历史毛边，就是在女主角许玉兰第一次出场时，镜头里出现了一些美国大兵。

只不过，小说里的每一个历史事件，始终牵动着人物的行动，好比许三观用嘴炒菜，它对应着五十年代末的特殊时期。

电影里，导演也保留了这个富于神采的段落，但它出现的语境是什么呢？

就是许三观一家很穷，一直很穷，他被设定为一个穷苦之人，至于外部的时代动荡如何作用于许三观，影片对此没有表现。

作为导演，河正宇这样做当然是有意为之，他将娱乐性摆在第一位，过于深重的历史感会改变影片的外观。

而现在，我们见到的许三观，是一个在韩国电影里常见的形象——抵受着生活的压力，但乐观，有小聪明，会把日子过得尽可能舒服。

不过好在，河正宇有一种痞气，这让许三观看上去有了些别样的气息。

但女主角选河智苑，人物形象上就显得过于娇弱。

小说里，许玉兰的性格里有一种女性少见的粗粝，但在《许三观》里，她一开始还呈现出一股蛮劲儿，可越到后来，许玉兰就越偏向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而许三观也朝着一个单向度的慈父造型而去。

这是河正宇在处理人物时流露的短板，他还是缺乏将人物形象立起来的能力，这导致角色容易扁平化。

3当然，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许三观卖血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叙事段落。

血的意象，在余华写来显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指代意义，这一点，王德威说得很清楚——血与泪，曾见证了一代中国人的苦难……在鲁迅的《药》里，革命烈士的血被无知乡人用来治病，但余华却反其道而行，“《许三观卖血记》破题就点明：鲜血是有价的。

”电影里，河正宇当然还是给足了“卖血”这一行动充分的叙事空间，但它不及小说有力。

这是因为，余华在“卖血”的叙说上，采取了“重复”的手法。

许三观的每一次卖血，都以相似的语句推进，尤其是他卖血前喝水，卖完血后点一盘猪肝、二两黄酒，都被余华在小说的不同位置不厌其烦地一再描述——重复，带来了一种力度，呈现出生活内在的苦涩。

可惜，河正宇主动放弃了这种“重复”，他只在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时，详细记录了他卖血前后的一系列动作，但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导演省略了其中的“重复性”。

应该说，《许三观卖血记》最吸引导演的，是它在苦难的夹缝里透出了幸福感。

所以，河正宇将许三观和许一乐之间的情感弧度作了着重表现。

根据小说的表述，许三观和许一乐的关系呈现出的，是一道裂缝逐渐弥合的过程，而这破碎的起点，从许三观发现许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开始。

这点上，电影的叙事走向和小说近似，随着苦难一天天加重，几近破碎的许三观一家却得到了重新的整合。

但在具体的呈现上，小说在刻画这对父子的关系上，有其微妙之处，父子间的情感粘度不是一路平滑的向上，它更像有棱有角、迂回曲折的K线，而电影还是选择了光滑的弧度，许一乐一直在努力讨好许三观，后者终于渐渐被他打动。

等故事发展到许一乐病重，电影就一发不可收拾滑向了韩式苦情的套路，它是那么想要描摹生活的悲惨。

因此，我们不仅看见了小说里原有的许三观不间断地卖血桥段，还看见许玉兰卖肾，看见许一乐在人群中追寻父亲的身影。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站在煽情的角度，河正宇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使影片流露出了它鲜明的市场诉求——一部催泪的家庭题材电影。

所以，《许三观》的结局必然要定格在一家子其乐融融的画面上，因为这是一个观众期待的收尾。

事实上，电影的后半部分一直踩着类型片的标准节奏往前走，里头的起承转合，都符合一个有经验的电影观众的预料（韩国电影最强的地方，当然是它的类型片写作，而《许三观》的不甚出彩，反映出的是在类型模式中寻求有限度的新意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前半部分明显更有神采，拍出了一点有趣的生活气息。

包括许三观和许玉兰约会，以及许三观上门提亲这段，这都是小说里本来就有的，导演仅仅作了轻微的调整，但这些场景，都形象地展现出了一种不为观众所熟悉的生活逻辑。

而这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

小说最后，许三观老了，又一次去卖血，但没人要了。

于是，他哭了。

河正宇丢掉了这次败落，所以，电影里的许三观是一路向上的，就像影片最后的镜头段落是如此明艳。

也许，正是这种明艳，让《许三观》少了点曲终人散的感伤，不那么有余味。

（by 淹然）原载《看电影·午夜场》

生活回忆是一道一道精彩的门槛，其他的就是些乏善可陈模糊一片的灰地砖。

老许又干又瘦但自信无比，脑细胞虽然不多胜在排列整齐，说干就干计划粗糙行动力超强，所以他的生活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都不会有什么悔不当初的遗憾，像个动物一样忠于自己的人性，这样的人怎么看都干干净净的。

这其实是一个印象派的童话故事，不是生活的素描，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后，一切荒唐的人都瞬间变得可爱起来，我自己从来没那样坦白的生活过，因此而羡慕且感动。

喜欢把一切新鲜蔬菜都腌得又咸又辣的韩国导演，这次难得控制了把人杀光的冲动，放过了老许一家，他们熬死了宿敌，战胜了脑膜炎、贫血和器官移植、成功穿过了都是汽车的大马路，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担心这家人劫后余生后整整齐齐在饭店里集体撑死......但他们从此以后全须全羽幸福的生活下去了，真好啊。

在传闻《许三观卖血记》要被改编成电影十几年后，韩国电影《许三观》终于与读者、影迷们见面了。

不知道大陆会不会引进这部韩国电影，我已经通过网络资源“先睹为快”了。

第一个直观印象是这部电影号召了很多韩国重量级演员，扮演许三观的是曾经出演过《追击者》、《黄海》、《死亡直播》等电影的河正宇，扮演许玉兰的是曾经出演过电视剧《黄真伊》、喜剧《色即是空》的河智苑，其他配角也是一些活跃于韩国影视界的明星们。

第二个直观印象是电影对于原著的忠实。

除了改编为韩国历史背景外，原著中所有主要人物的名字、主要情节、细节等都被忠实地改变成电影。

当用韩语说出“三观”、“何小勇”这样的中国名字时，在略显滑稽的背后是对韩国电影人严肃的创作态度的尊敬。

但是，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只有7.2，相对于9分高分的韩国优秀电影《熔炉》、《辩护人》来说，这部电影明显还有差距，差距的背后是电影将一部充满巨大张力的小说（喜剧的故事、冷漠的叙述和悲剧的内核）改编成一部彰显父子之爱的家庭喜剧，原著的丰富和深度几乎丧失殆尽。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论述古希腊悲剧时认为，悲剧的内涵是个人的正当性与习俗的正当性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的个人毁灭。

这种悲剧观一直被西方文学继承下来，可能后世的习俗是不同的，但是个人同习俗、时代、社会等，即相对于个人来说强大得多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对抗却是一以贯之的。

这才是悲剧的真正含义。

在原著中，许三观一生卖血11次，第一次是为了娶妻，第二次是为了支付一乐打伤对方的医药费，第三次是为了解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最后一次是老年时为了自己。

这四次卖血相隔时间很长，而剩下的7次卖血则是为了贿赂二乐下乡的生产队长而卖血请客和为了抢救一乐而在去上海的一路上卖血。

原著的动人和批判来源于对造成普通公民贫困、只能用生命来换生存的历史、制度的批判以及在其中展示的被异化的人性和始终坚持的美好的人性。

作者始终保持一种有距离的叙事态度，小说由喜剧转向悲剧、作者对许三观的嘲讽所带有的“智识阶级”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转变为对人物遭遇灾难时的“冷眼旁观”所造成的巨大情感张力，使原著成为余华最好的小说。

原著中许三观与一乐的和解发生在何小勇出车祸后的“喊魂”，这时小说的喜剧阶段即将结束，许三观之后的卖血将悲剧推演到顶峰。

而电影因为抽调了原著中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因而导致个人与习俗相对立的悲剧结构无法成立，无奈只能拍成一部家庭喜剧。

于是，许三观与一乐的和解、电影的高潮只能放置在许三观去汉城路上的一路卖血。

因为我不熟悉韩国历史，对于那段韩国普通民众的贫困的原因不清楚，因此无法判断导演如此改编是否具有严肃的批判含义。

但是，由此反观中国观众对于这部电影评价较低的原因就是，观看这部电影的可能都是余华小说的粉丝，在他们的认知和情感中对于那段历史的态度是鲜明的，当电影抽掉这段历史后，中国观众当然无法从电影中获得像从小说中获得的相同的震撼与体验。

尤其是在看过《熔炉》、《辩护人》这样非常优秀的、具有严肃批判精神的韩国电影后，对《许三观》的评价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十年前，张艺谋改编了余华的小说《活着》，这部电影虽然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但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

在传闻改编《许三观卖血记》的十年后，我们有幸看到了这部电影，但是我们同时尴尬地看到，这是韩国电影人改编的。

2011年《熔炉》上映后，我们感叹中国电影人何时能拍出像《熔炉》一样的电影；2013年《辩护人》上映，我们问了同样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想这种问题会被我们多次问起。

我再次强调我几年前形成的一个观点，即韩国电影已经把中国电影甩得远远的了。

如果说我们拍不出《熔炉》、《辩护人》可以找审查制度做借口，但是我们也没有拍出多少优质的、多元的商业电影。

龙斌说，有什么样的电影消费者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生产者，我们应该用手中的电影票将很多粗制滥造的中国电影赶出去。

但是，可惜的是，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同样不要脸，无论多烂的电影我们照样会去电影院买票去看。

没有健康的电影生态环境、没有优秀的电影制作人是不会有好电影的，没有优质的电影观众，结果也一样。

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换钱渡过了人生一次次的难关，以许家为主线，描绘了在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的酸甜苦辣，以简单的叙事、略带傻气的对话，将沉重的话题用轻描淡写式的写作方法表达人在面对厄运时对家庭、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求。

韩国翻拍中国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保留大致情节的同时，根据国情作了许多细节上的改动，使得作品更为偏向一部家庭伦理剧。

韩国翻拍中国小说，为了适应本国的国情，在细节上做了诸多改动。

主角们的工作全都做了改动，小说中许三观是一名丝厂工人，而在电影中成了下地干活的农民，娶了玉兰之后，继承岳父衣钵，干起了卖爆米花的生意。

许玉兰原是小吃店炸油条的服务员，在电影中成了卖油条的“油条西施”。

许三观在追求玉兰时，请玉兰去胜利饭店吃了小笼包馄等食物，还在饭后买了话梅、西瓜等小食，而在韩国电影中，许三观和许玉兰就坐在小咖啡馆里，玉兰小口喝着咖啡，桌上是用报纸包着的猪肉；还送了小小一瓶香奈儿香水、棉花糖、包子、冷面、烤肉……韩国在翻拍时，考虑到两国饮食文化、日常生活差异的不同，选取了韩国典型意象作为传递文化的工具，使得韩国观众在看这部作品时能够更贴近生活、贴近真实。

香水、咖啡馆这类代表资本主义的物品，在小说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是韩国深受美国的援助，这也反映出追求女生手段方式日益西化、日益进步。

情节改动。

小说中一乐非许三观儿子一说，仅仅是凭玉兰说漏嘴道出曾经和何小勇上过一次床和毫无根据的长相差别断定一乐不是三观儿子。

而在电影中，则用铁铮铮的血型化验报告断定三观与一乐非父子关系，更有科学依据。

如果说小说里许三观的绿帽子戴得不清不楚，那电影里就是板上钉钉。

韩国在当时有足够的技术去判定，也符合国情，更有说服力，也进一步表现出许三观对一乐浓浓的父爱，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亲情让他们牢牢依靠在一起。

人物设定也做了相应改动。

在小说中，何小勇和许三观一样都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这符合在六、七十年代中进人民公社平均分配的中国国情，每家每户一样穷。

而在电影中，何小勇从兴趣爱好、屋内装修、服饰装扮都可以看出是富裕人家。

这也符合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下部分人摆脱贫困的事实，也进一步通过许家与何家虽生活质量的不同，道出家贫而人心不散的感人温情。

结局的不同。

电影中，将文革片段全部删除，韩国不曾经历过文革，主创表现不出文革的惨痛，韩国观众也无法体会文革带来的沉重。

小说一直写到三个儿子长大，许三观年方六旬想要去卖血却被拒绝为结局，将一个质朴、会计较、甘愿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丈夫、父亲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

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家人的安乐，这份小人物在困苦面前展现的高尚是电影中表现不出来的。

电影少了小说中的沉重，在面对一乐患病需要巨额医药费时，小说中许三观一人扛起了承担巨额医药费的责任。

电影中，许三观同样是依靠卖血赚取医药费，但是在医院中不慎掉钱，用献血换来的钱被旁观者哄抢的时候，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许玉兰也为一乐的医药费不惜去做心脏移植临床试验手术，在经历了一系列苦难之后，一家人在饭店吃着包子与清蒸鲫鱼，在细微处遇见满满的幸福，苦难后的温情别样让人珍惜。

小说中更多想要表现生存意识，而电影更多是要表现家庭意识。

韩国翻拍这部影片，情节的变动更多是为了符合国情。

将中国小说中表现家庭亲情温暖的精华吸取，用本国文化去包装小说，最终成了韩国电影版《许三观卖血记》。

看了韩国拍的《许三观》。

因为好奇隔壁要怎么拍余华，而且呢，许三观也有三个儿子，想窥探一下同有三个儿子的家庭是什么氛围。

看了十多分钟就明白这是完全不同于原著的改编作品，像是色调温暖明快的生活流轻喜剧，看似艰难的关卡终将顺利通过那种。

于是我内心立即将它和原著解绑了，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新作品去看。

我觉得我看虚构类作品时最好的一点就是，我愿意去相信创作者的设定，然后投入地去欣赏和体会创造者的表达。

还记得书里许三观背着一乐边走边骂，一乐趴在他背上小心翼翼地问，爹，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

许三观突然停下温和地说，是的。

当时我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还留了个书评说“妈的给我看哭了！

本能的感情战胜了愚昧的认知，在这本书里是第一次啊！

“片子里一直期待看这一段要怎么拍。

结果拍得很拖沓模糊，让人失望。

但是片子也有自己的神来之笔。

是一乐被迫在做法事时为生父叫魂，他又怕又委屈，只能机械地一遍遍喊“爸爸不要走，爸爸快回来！

”可是当许三观从窗外一闪而过，小演员直接大爆发，一声声“爸爸不要走，爸爸快回来！

”喊得肝肠寸断，让人鼻酸。

总之改编之后呢，成为了一部有笑有泪的平庸之作，后半程煽情太过，搞得片尾全家一起吃肉包子和蒸鲫鱼那一幕鬼感十足。

原著克制悲悯的质感一点也无，感觉和老谋子拍的《活着》差了十部《满江红》这样。

两个难忘的点：玉兰是十里八乡公认的精明能干的大美女，走过街巷时会被聚集的男人们啧啧称赞，其中有个人说“啊，她能住在这里，我就觉得很感激了！

”这个表达一下子击中了我，就是那种对无法触及的美好存在，心存巨大感激，是“啊知道有Ta的存在就很感激了”那样卑微又真诚的心情。

哈哈。

还有就是，卖血医院的厕所墙上刷着“严禁就地死亡”，而卖血三人组分别是三观、《请回答1988》里的德善爸和金社长。

这是一部我从不期待会拍成电影的电影，虽然最终的执行者是一个韩国导演，看过原著并且看过很多遍原著的我实在没有办法脱离对原著的感情去看这部电影，所以只要这是一部不算胡来的电影基本上都会打到四星，我所思考的是对于那些没有看过原著直接看电影的那群人，他们所看到的电影，导演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不过，感恩之余还是觉得，书中的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等时代背景和重要事件太具有特征性，强行灌入到韩国的历史中，并一味的以贫穷去解释一切问题的起源未免有点牵强，原著中许三观给家人假想做饭的场景就让人颇为深刻，原著中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在别人家很多人饿死的背景下，而电影中当何晓勇一家过着富庶的生活时，这一家却因为贫困面临着这些场景似乎只是穷人的悲哀，没了原著中的一些精神，似乎是一种即是无奈，也是永远不倒下的一种坚忍……电影中安排了许三观报血型的环节，然后坐实了一乐并不是许三观的儿子，但实际至少个人解读的结果是一乐分明就是许三观的儿子，何小勇真的是被误会了，原著中许三观和许玉兰结婚那天，许玉兰正在过节，因为许三观怀疑徐玉兰不是处女，许玉兰说不是见了红了嘛，许三观回说那天你过节，所以搞不清楚是否是处女，结合前面曾经说过的话，我们知道过节就是她来月经了。

根据常识，如果许玉兰在婚前和何小勇发生性关系，并且怀了许一乐，这个时候嫁给乌龟许三观的话，那么结婚当晚是不可能来月经的。

也就是说，嫁给许三观的时候，既然她正在来月经，那么许玉兰是绝对没有怀孕的。

因此，如果，许玉兰在婚后再没有和何小勇有过关系的话（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的），那么毫无疑问，许一乐应当就是许三观的孩子。

原著只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戏剧性，可电影中坐实这个事情还是让人觉得有些没有必要。

更何况一个贫穷且没有很好教育的一群人，连称自己血型都是圆圈血（O型）的人突然站在那里分析，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应该是什么血型的还是有些不合理的，不能卖一次血就啥都懂呀，本质上还就是个农民。

电影的结局，原本说是说一乐治好病第二天带着一乐去补那顿没迟到的肉包，先不说二乐、三乐为什么出现了，以及不去争论究竟是不是一家人的想象，就算真的一家人坐在餐馆里一起吃了肉包和蒸鱼也不能说明许三观一家摆脱了电影的设定也就是贫困，一家人仍生活在平困之中，看不清楚未来，一时的开心，并不是真正的happy ending。

原著中许三观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卖血去解决家中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以年老的许三观因为想再吃一次炒猪肝去卖血被拒，所以奔溃大哭又具戏剧性同时又是原著中及其精彩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出现的电影中真的很可惜……最后，猪血糕的设定也许是增加韩国观众的认同感，看过原著的我还是希望出现的是许三观坐在胜利饭店说着“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