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1949]西柏林危机后,5.23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0.7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成立。

[1949-1955]此一时期,因其实行完全的斯大林式统治,民主德国从一开始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高度的计划经济以及德意志民族的高效率使东德在战后重建的速度上甚至超过西德。

[1953]斯大林死后不久，6.16东柏林建筑工人发起了反政府的罢工示威,罢工继而演变为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在苏军坦克的支持下,起义很快被当局镇压。

[1956]受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鼓舞，东德率先施行以国企重组和部分中.小轻工制造业半私有化为特色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率继续引领苏东阵营(除南斯拉夫)。

一定的经济自由也带来了一定的个人自由，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第一片官方许可的天体海滩，这在当时右翼基民盟执政的西德属于非法。

[1961]8.13柏林墙建立[1961-1965]柏林墙给了东德当局空前的安全感,国内的言论自由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1965底-1966]统一社会党(东德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1965 12.16-18)召开后不久,在当时的第二把手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大量的书籍,电影被禁,一批作家.学者.艺术家被迫离职。

[1971]在苏联支持下，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成为第一书记,上台后他发出文化艺术领域无禁忌的指示。

受此激励，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休闲月刊《Magazin》的中心插页改成《花花公子》式的裸体女郎；1973上映的社会.政治讽刺片《Die Legende von Paul und Paula》成了该国影史上的票房冠军。

[1976]11.16 Biermann事件(东德创作型歌手Wolf Biermann未经当局允许在西德作巡回演出,并在演唱会中对东德政府进行批评)后言论自由再次被收紧。

[1987]戈尔巴乔夫在出访东德时力劝昂纳克进行改革，遭其拒绝。

[1989]10.18昂纳克在党内改革派的压力下被迫辞职,11.9柏林墙被推倒。

[1990]10.3两德统一(东德电影简史待撰中)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

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

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

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

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

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

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

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

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

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

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

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

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

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

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

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

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

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

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

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

他的妻子简妮？

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

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

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

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

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

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

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

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

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

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

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

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

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

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

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

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

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

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

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

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

《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

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

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

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

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

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

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

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

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

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

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

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

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

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

音乐何为？

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

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

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

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

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

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

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

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

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

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

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

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

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

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

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初见此电影名，感觉这一定又是谍战片、动作片，但看完这部电影后，感窃听者——维斯勒那份安静与淡然，真的好有穿透力。

这不是一场窃听风暴，而是一场窃听心灵的心路历程！

吉欧德瑞曼是剧中结局最好的人，也是被保护的最好的人。

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身上缺少一种血性。

当他的得知克丽丝塔受到威胁时也只是请求她不要去，却没有实质的行动或言语来使女友安心。

在出版刊物的事宜上也显得过于乐观，对于如此顺利办妥此事竟没丝毫怀疑。

并被女友知道，没有保护好女友。

女友的突然失踪，之后秘密警察就来搜房间，这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

他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进行反政府事业，殊不知为此身边的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影片的结尾是他写了一本书给卫斯勒上尉，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

他获得了名声和财富而帮助他获得这些的卫斯勒上尉却因此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而他竟只是写了一本书给他。

但我不这么觉得，认为这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这个结局也不错啊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柏林，国安局为了掌握人民的思想动态无所不用其极地监听、审讯，很多艺术家“被自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文革期间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受到疯狂迫害。

情报员在监听艺术家夫妻的过程中动了恻隐之心，想方设法保全两人。

给脆弱的女艺术家力量、支走监听同行、隐藏窃听到的内容，因此被部长怀疑、丢了工作。

这或许是台词最少的一个主角了，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却是极大的。

与脆弱妻子的行为形成对比，妻子不愿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为了重回舞台，不惜出卖身体、出卖枕边人。

但也无可厚非，我谅解她的选择，这之于艺术的热烈值得我们敬仰。

影片中情报员的默默守护传递了一股人性的力量，我常常想，这一举动，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不仅保护了艺术家夫妇，更让情报员压抑寂寞的生活多了一丝温情。

他得是有多寂寞啊，当时的国安局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他不苟言笑、与外人的交流极少，招妓后，甚至妓女都不愿留下来多陪陪他。

这一守护或许也是情报员心灵上的一种慰藉。

柏林墙倒后，吉欧德瑞曼很偶然地得知其实并没有像自己想的一样，没有被侦察。

而是有那么一位秘密警察，默默地隐瞒了所有重要信息，在暗地里保护着他们。

作家坐着车，在街道上远远望见了那位曾经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他们、甚至因此丢了工作的人。

随后，很久没写作的吉欧德瑞曼出版了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魏斯曼经过书店，翻开书本，书的扉页赫然写着：致HGW XX～/7特工，那正是吉欧德瑞曼在档案局得知的他的编号。

“先生，需要包装吗？

““不，这是给我的“是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在黑暗压抑岁月里，以一己之力，保护着他人的好人。

如此震撼的结局是我没想到的，魏斯曼人性的光辉、传播的力量可以被世界上每一位读者读到。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纠结，为什么作家最后没有与特工见面？

写到这里答案不言而喻了。

（本片最让人激赏的是三段“床戏”，这三段经过精心设计的“床戏”，充分展现了背景，生活完全不同的三个男人的性格特点，堪称塑造人物性格的经典，也是特色，尤其是女演员在奔驰车上被文化部部长“潜规则”那一段……）关于1984年的东德，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性虐理论去支持，当人民被一种显而易见的体制完全控制了思想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对于“体制”的爱，一种信赖式的受虐情绪。

这点在维斯勒的心灵被作家德瑞曼点醒以前一直存在。

他相信一个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信心，甚至质疑的“不安分子”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危险，维斯勒的工作就是维护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保证每一个人真诚地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国家。

为此，维斯勒觉得自己干的这活儿非常有意义，他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见不得人的事业”。

最终，连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维斯勒在审讯可疑对象时的确有一套。

这说明他的内心有极强的国家意识，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维斯勒不惜采用各种“非正常”的手腕去折磨一些“和体制作对的人”，即使遭受自己学生的诘问，他也无怨无悔。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要这么做总有它的道理，他热爱这个国家。

可是，德瑞曼一家的遭遇，尤其是全天侯的窃听让他的内心领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忽然有那么一天，或者是由于长期隐约的感觉得到了证实，维斯勒发现这个国家的权利正在被一群丑陋的人把持。

脑满肠肥的文化部部长可能是电影中性欲最旺盛的人，直到电影结束，作为男人，他依旧是个胜利者。

他是邪恶的，自私的，他利用了他的职权强迫德瑞曼的老婆成为自己的情妇，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争权夺利，即使在柏林墙倒掉后，他还用可怜人的“床上功夫”作为嘲笑他的资本。

仔细想想，他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苦闷的，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

一个党员，一旦失去信仰后，他的业余生活也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偷情中寻找做人的快感。

在片中，从他由于性生活过度而麻木的表情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影子，他急吼吼脱下裤子，拽有夫之妇的胸罩，又啃又咬的姿态，恐怖地展现在电影屏幕上。

瞧吧！

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的国家干部，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出疯狂的“绝对权利”，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的赘肉……然而，这一切的杰作恰恰是维斯勒窃听的结果，他把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交到这帮官僚手里，纯粹是出于“责任”。

可是，他们呢？！

只关心自己的私利。

这些人从不在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理想主义，他们每天说的话统统是谎言。

这也是维斯勒从德瑞曼老婆，德瑞曼，以及他们周围朋友们身上窃听到的答案，他一贯冷漠的心，一贯的“问心无愧”在脆弱的人性前、在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的自杀前，在那首“献给好人的曲子”前觉醒了。

那一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爱上了他们纯粹、坦率，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

是的，作为“斯塔西（东德国家情报局）”的小领导，他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

但他什么也不能说。

因为他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陷得实在太深了……这时维斯勒的灵魂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意识”被血淋淋的真相击碎，他很伤心，这“伤心”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可耻，以及那一帮官僚言行的可耻，他伤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望。

试想一个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老导演，一个倍受人民尊敬的老导演，仅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就被“斯塔西”的人监视。

最终，被他们逼死——而且，高层人士为了刺探另一个“勇士”的政治立场，私人目的竟然是为了占有他妻子的肉体，然后通过维斯勒的“尽心尽职”体现出“某位领导同志的政绩”，打击政治对手，从而在权利的争夺中为他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

通过窃听与多年的观察，维斯勒对此心知肚明。

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如果是，那什么又不是社会主义呢……如此黑暗的实际情况，怎能不叫一个真心实意坚信这个体制的人感到心寒？！

执政者正在亵渎他们自己的誓言，这难道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吗？！

这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难道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吗？！

维斯勒在煎熬……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成效，一定会再次得到晋升。

而一些真正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们从此也将跌入黑暗的深渊，万劫不复。

维斯勒的良心哭泣了，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利用手中的职权倒戈，肯定会被上级发现，自己从此的前途也完蛋了，他也知道自己眼下是可以拯救这对可怜夫妻的。

于是心烦意乱下，他找了一个妓女……妓女是按钟点收费的。

就在维斯勒尽性地折腾这堆肥硕的人肉时，时间到了！

他还没玩够，表情一变的妓女立刻离他而去。

恍惚中，他在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发现长期的特殊职业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冷漠、克制、理性的怪人，就连电梯里的小孩子也不待见他。

是呀，他自己何尝不是政府雇佣的婊子呢？！

这在性的问题上已有了足够的反应，维斯勒生理上无法满足。

心理上，窃听到的话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极权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现在！

他必须找回自我，假如说他还想做一个正常人的话；假如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值得他去爱的话……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后拯救他人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维斯勒自我救赎的过程，这也就阐释了为什么德国统一后，他依然选择了隐藏秘密，默默无闻地过完此生。

我相信，片尾当德瑞曼在车上看见他倒垃圾时，作家其实也已经敏锐地意识了这个人的心意。

他不愿意，也不忍心打扰“恩人”的生活，他知道这个曾经代号为“ＨＧＷＸＸ／７”的男人，他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在即将被人冷落的时刻做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渴望平凡的，仅此而已……反观德瑞曼这个人虽说早泻，但他对于老婆的爱也是真挚的。

而且他很有才华。

他理解文化部部长的欲求不满，这的确很能激发了一个女人受虐的期盼。

作为有文化的男人他只能企求老婆为了真爱而留下。

可是，专制下充血的权杖，那条威力无比的“生殖器”无法让他找回做为男人的“尊严”，他甚至在发现自己家的确被人24小时窃听时，心情也不怎么激动，他知道这一切早成为了历史。

他爱的女人死了，部长依旧活得很好，他甚至还可以去找别的女人，一切皆是悲剧。

只有那个“老男人”与他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体验。

他感受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爱，一个不怎么起眼，却异常感人的爱。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希望给他的好人送去一丝善意的安慰，在这里他的“性观念”已然得到了一次升华。

90年代的维斯勒无可挽回地渐渐老去，他欲望也不怎么强烈了，一个人早孤独惯了，这也挺好。

此时此刻，这两个老男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女人、还是对于一个意识形态。

只有当这个人发自内心地说“我愿意”时，爱与被爱才是“真和谐”，而不是“被和谐”，性爱也是如此，迫害狂式的“硬搞”只会导致一种畸形的病变……“国家”实际上和一个人是一样的。

一个人得病了，他就得打针吃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只好去死，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被意外地撞死了，东德也死了，这也不是“以她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

这是该电影所要揭示的一个象征——“信仰的促死”。

在她生前，导演（她的丈夫德瑞曼）爱她，观众（主人公维斯勒）也爱她。

可是，她仅有的一次性高潮可能并不是爱她的人给的，一个只想和她享受性爱的“大官僚”把她变成了泄欲的玩具。

这才是本片最大的讽刺！

他们被官僚体制强奸了。

在同一片乌云下，所有人活得都累，看不到丝毫的希望。

他们中有些人终于爱上这可笑的生活，比如维斯勒的顶头上司，而有的人选择了低调，沉默是金——这也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选择……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

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

《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

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

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

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

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

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

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其实第一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总觉得我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后来当我第二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从整体的结构和表现的主题上来讲，有一点像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两部电影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剧情的发展和推动也有所不同，可是这两部电影却带给了我同一种感动的感觉。

这部电影之中我非常喜欢曾经是特工，后来成为一个小小的邮递员的男主角，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算是极其伟大的，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也展现出了属于德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我想这也是导演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一种德国式的文化理念，我很喜欢他，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的了解到属于德国式的伟大和浪漫，这样的伟大和浪漫并不是来自于，拥有着丰功伟绩的委员，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

看完这部电影，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警惕文艺青年啊，文艺大叔也不能忽略！

对于国安局高层来说，看完这部电影会不会后脊梁发冷？

他们死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可怕漏洞：下属太文艺！

是的，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文艺大叔，如何因为太文艺，从一个严谨高效、冷酷无情的秘密警察头子，倒戈到了自己的敌人一边，冒着危险拯救敌人，最后断送前程，落到一辈子收发信件的下场。

他他他！

他居然在监听敌人弹钢琴的时候听到内牛满面！

他他他！

他居然秘密潜入敌人家里偷人家的诗集看！

也许本片还能列为家长必看？

让你的孩子远离文艺！

否则他很可能头脑发热在关键时候断送自己前程甚至送命。。。

连我这个一贯标榜文艺的人都在怀疑，太浪漫了吧？

这种事。。。

真的会发生吗？

这只是。。

美好愿望一类的事吧。。

局长部长们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汉普部长对德瑞曼说：你坚信人会改变，但不管你在自己的剧作里如何演绎强调，人，是不会改变的！

好吧，让我们看看文艺大叔的改变靠不靠谱。

文艺大叔的改变不是空穴来风，他原本就具有可以转变的基础。

第一，有别于局长部长们，他是为信念而活的，骨子里，他跟德瑞曼们是一种人。

从一开始，他就显露出与局长“道不同”的隐形对立。

作为严酷高效的秘密警察，他的信念曾经是社会主义。

他的冷酷无情是在面对“社会主义敌人”的时候。

他曾对局长说：总得有人实践社会主义平等。

还在局长要求他不再监视部长的时候质问：你还记得入党宣誓吗？

局长回答：没有党员哪来的党？

让党员有权有势有何不好？

这时候文艺大叔的眼神显示，他对这样的党员所代表的“党”已经开始失望了。

动物性存在的人确实不会改变，为信念而活的人会。

部长和局长完全是动物性的存在，他们没什么信念可言，只为了性和权力，如果社会主义能让他们获得这些，他们就跟定社会主义；可以想见，如果权力和金钱掌握在其他主义手里，他们将很流畅地跟从其他主义。

卫斯勒跟他们不同，他是个严肃简朴的人。

他能安心做老师而不是跟局长一般追逐权力、他不惜亲身上阵日夜监听，而在生活上别无所求。

第二个基础：他对艺术有很敏锐的感受力，从德瑞曼的戏剧里，只有他嗅到了“自由”的气味，而立刻决定亲自监听这个人（因为他是看完整部戏之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而因为这样的艺术感受力，他喜欢女主角的表演，怜惜她作为一个优秀女演员的命运。

她被权势侮辱的命运点亮了他的感情，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招妓那一幕，真的很可悲。

可以说在监听中，他“入戏”了，而且入戏太深。

他被打动了，他对自己曾经坚信的信念动摇了。

而跟他换班的那个只对色情场面感兴趣的下士却还能守着自己的立场——所以啊，高层们谨记，酒肉之徒远比文艺青年值得栽培。

好吧，到这里为止我觉得都是靠谱的，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入戏太深的文艺大叔，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为了自己的敌人冒险犯难？

我认为这是一个任何“他人”都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生选择问题，而没有任何人能代替别人做出选择，因为这样本真的选择，是上天赋予每一个人最珍贵的个体自由。

那些说：“这样做绝无可能”的人，正是那些会轻易拱手放弃自己这份最珍贵自由的人。

文艺大叔没有放弃，他勇敢地承担了这份自由。

我非常喜欢结尾的安排，德瑞曼千方百计找到了HGW XX/7的下落，可当他看到卫斯勒本人，看到卫斯勒为了救他付出怎样的代价，并一直到现在都在承担这份代价的时候，他选择了默默离开。

是啊，他能做什么呢？

上前说一声“谢谢”？

这一声感谢该是多么苍白啊，怎能配得上那份恩情？

作为一个艺术家，更够分量的感谢应该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一部叫做《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作品，一部好的作品可以献给所有的好人，并应该，能催生更多的好人。

好人是什么人？

好人就是心灵还未僵死，会被真正好的艺术打动，有可能改变的人；好人是选择站在生命一边的人（村上春树说，以卵击石，石头虽硬，可蛋才是生命），好人更是那些勇于用自己的命运承担起这种选择的人。

部长们有自由可言吗？

他们被动物本能和私利挟持无力自拔。

好人也许收获不到美色和高位，但好人可以如此心怀坦荡和欣慰地，收下一首诗，一阙歌——他们知道自己配得上。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

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

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

”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

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

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

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

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

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

“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

”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

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

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

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

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

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

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

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