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距离东欧剧变、罗马尼亚革命、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其与妻子被反对者处决，还有2年时间。

大学生Otilia冒着犯罪的风险，帮助意外怀孕的室友Gabita，与地下医生Bebe角力，进行秘密堕胎；《四月三周两天》是Gabita从怀孕到堕胎经过的时间。

凭此片摘得戛纳金棕榈奖的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就像努力融入欧洲政治、经济版图的罗马尼亚一样（电影上映的2007年，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致敬欧洲学院派传统，近乎苛刻地遵守一场景一镜原则，全片亦无任何配乐，形式上的整体观感如同影片的主题一样，散发着独裁政治下的致郁气氛。

在着手实施秘密堕胎的一天之内，影片着力描述了两组亲近的关系：Otilia与室友Gabita、Otilia与男友Adi。

Otilia像个圣人一样帮助Gabita，而后者却以各种软弱又无脑的行为，让她不断受到阻碍。

Gabita为了让酒店接线员以为是外地的订房，选择了电话预订，结果Otilia入住时被拒，只好换了一家非Bebe指定的酒店且房费超支，只能预支了堕胎手术的钱；Gabita怕Bebe不肯接4个月以上怀孕时间的堕胎，对他谎称自己只有2个月；Gabita不敢自己私下和他见面，谎称Otilia是她姐姐并让她去接头……一切都导向了最后可怕的结局：Bebe胁迫两人以性交易来弥补堕胎费用的不足。

Otilia和Adi看似平等的恋爱关系，因为堕胎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不可靠。

Otilia明确告诉Adi，她晚上去不了庆祝他母亲生日的晚宴，Adi却坚持要她去。

在经历了性交易堕胎事件后，Otilia依然如约来到了书香门第的Adi家，却在餐桌上观赏了一场知识分子阶层虚伪的群戏（本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最后的晚餐”式的长镜头）：自以为是的阶层歧视——听说Otilia家庭的军人背景，调侃“头脑简单的人比知识分子更懂人情世故”；男尊女卑的家庭关系——父亲抱怨妻子的土豆不如母亲烧的好吃、妻子吐槽儿子的挑食，“给这家人做菜简直比入党还难”；强加给女性所谓的“女性特质”——假设Otilia不喝酒、假设她在节食、质疑她在男友父母面前抽烟的行为。

当Otilia在Adi房间，坦白了自己帮助Gabita秘密堕胎的事，后者则保持了一贯的逃避态度。

上述故事发生之时，罗马尼亚的禁止堕胎770号法令已经实施了20多年。

1966年，齐奥塞斯库以一系列的法令，禁止堕胎，将一切节育、避孕和流产行为视为犯罪；禁止离婚，要求每对夫妻至少生4个孩子，不能生育者、超过25岁没有生育者要额外缴纳税金。

更无孔不入的是，为了及时发现女性的受孕情况，全国女性例假都被记录在案，由被称之为“月经警察”的基层执法者督促女性每个月做妇科检查。

这是影片一开始，Otilia因为经期晚了两周，而被辅导员要求提交证明的原因。

禁止堕胎不是孤立存在的。

影片中的罗马尼亚像个大监狱，没有自由市场，买包烟都要走黑市，人民被划分成了监控者和被监控者（同时统一受更高层级的监控），连酒店前台都像警察一样，除了盘问，不会用其他语气说话。

影片外，荒诞的事情更多，举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规定凡拥有打字机、成为打字员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执照；若打字机需要修理，必须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人，都必须上交政府或申请执照；损坏的打字机不得私自处理等。

禁止堕胎服务于更“宏大”的目标：为了满足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口需要。

果然，法令推行1年，罗马尼亚新生婴儿数量便翻了1倍。

然而，代价却是一场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医疗资源无法应对新生儿暴涨，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迅速升高；因物资短缺、营养不良，近半数婴儿无法活过保育期；大量怀孕妇女失去劳动能力，家庭收入降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孤儿院人满为患。

除此之外，如本片所描述的，禁止堕胎显然也禁止不了堕胎，“地下堕胎”盛行，导致大量孕妇死亡。

观影过程中，Otilia会看上控制欲极强却没有担当的Adi，观众勉强还能理解，Adi家的餐桌上谈及当时严密控制女性的政策还包括——女大学生在校期间没能结婚，就只能嫁给地方的教师或神父了。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Otilia为什么会那么无怨无悔地帮助Gabita，甚至牺牲了自己，毕竟Gabita这个角色的设置让人厌烦透顶，表里不一且极度自私。

恍然大悟之时，也是背脊发凉之时。

Otilia在与Adi的争执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如果怀孕的是我，你怎么办？

”“你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你就知道么？

”“你根本不清楚我的排卵周期。

”“不就是这几天么。

”“你又何必关心呢？

怀孕又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此时，再回忆起片头Otilia因经期晚了而被要求提交证明一事，忽然发现一切匪夷所思都能解释通了。

Gabita要堕胎，整部影片她却像个配角一样，很少有特写镜头，对话时也经常以画外音形式出现，而Otilia却是第一女主角，大量冲突发生在她的身上、大量对她的心理描写。

——原来，Otilia帮助Gabita，其实是不久以后自己也要进行堕胎的预演！

这时观众才意识到，Otilia在整个过程中，经受着何种如刀割的身心折磨！

她对Gabita的关心和超越普通认知的包容，是基于一个女性对遭遇同样悲剧的另一个女性，所抱持的深深同情、怜悯。

令人困惑的角色主次安排，正是编剧兼导演蒙吉的高明之处。

事情会发生在Gabita的身上，会发生在Otilia的身上，会发生在所有女性的身上，不论什么身份、什么性格，只因是可以孕育生命的女性，就很可能需要经历这可怕的一切。

高压统治下的愤怒总有爆发的一天，2年后，罗马尼亚革命推翻了独裁统治，臭名昭著的770号法令终于被废止。

然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服务于更“宏大”目标的禁止堕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却从来没有销声匿迹过。

女性的生育权利、掌控自我身体的权利，被一次又一次地剥夺，民主制的国家亦不例外，以道德的名义、以宗教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只不过说民主国家有个优势，运作效率低让坏事没那么快得以完成。

美国用了50年才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是对比，不是表彰），罗马尼亚独裁者心血来潮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女性彻底沦为生育机器。

《四月三周两天》是一根耻辱柱，却依然一再被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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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的暮光8.2赵琦 / 2021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

自从《4月3周2日》(2007)在康城夺得金棕榈奖，没有人敢小觑罗马尼亚电影了，又由于近年该国电影在康城屡获殊荣，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之名立刻不径而走。

《4月3周2日》无疑是杰作，运用长镜头配合手提跟拍，让演员有连贯性的演出外，也较全面地带出生活面貌，影片风格冷峻纪实，令人不禁想起戴丹兄弟(Dardenne Brothers)的电影作品，而题材上则近于迈克李(Mike Leigh)的《地下观音》(Vera Drake，2004)。

电影的设定时间是1987年的某一天，共产党统治时期。

主要演员只有三个：急切需要堕胎的女大学生Gabita，她为人优柔寡断，做事鲁莽；她的室友是Otilia，为人小心谨慎，做事认真；此外还有堕胎医生。

另外，电影情节清楚地分为三段：一是准备堕胎，由于手术费不足，Otilia要跟医生进行性交易；二是Otilia到男友家参加他母亲的生日会，Otilia跟男友不欢而散；最后是弃婴。

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没有在电影中展示他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是活生生地将她们一天之内的经历呈现出来，写实地反映铁幕政权下两个女大学生的苦恼，而压力来源自不同层次——威权政治、缺乏金钱、良心道德、男女感情、父辈训斥等等。

这就是现实的处境。

性是现代伦理道德问题中最富争议性的一环，不论是堕胎、同性恋还是影像私隐等等议题，都关乎性。

对此有人采取快捷的一刀切策略，立竿见影地说对骂错，但到底对人，对每一个案，对当事者又有没有充份理解呢？

又会不会关怀原则及立场比关怀人更多呢？

我十分欣赏《4月3周2日》的结尾，二人终于经过漫长而多舛的一天，Gabita堕胎了，坐在餐室里；刚刚扔弃了婴胚的Otilia来找她，坐下，喝一杯水。

Gabita拿起菜单再点食物——就是如此。

人活着，总是要吃喝，但吃喝甚么，人有自由。

可是人的自由，并不表示人必然做善和正当的决定。

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论自由意志》(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中指出有罪的人受到无知和无能两种惩罚，人因无知而缺少去选择行正当的自由意志，「无知使我们的行动错谬，无能则使我们的生活变成折磨和痛苦。

」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人们自然会问，我做错了甚么要受此痛苦？

奥古斯丁又说，「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所不情愿的无知，而是因你不寻求你所不知道的。

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没有包扎自己的伤口，而是因你拒绝那要为你疗伤的唯一者。

」《4月3周2日》以威权的左翼政权时代为背景，当时人们缺乏自由，堕胎理所当然被视为不合法。

即管细想一下，现在人们又是否太热衷于站立在道德高点和威权中心，自命为立法官、审判者，而忘了大家本质上的无知和无能，忘了疗伤的唯一者不是我们。

我为死去的婴孩而哀伤，但也放下了手上的石头。

　　 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 　　 　　 为了同室好友能够顺利堕胎，而与打着道德幌子的流氓医生发生了肉体交易，这是影片里最让人心悸和动容的一幕，它说明堕胎在1980年代的罗马尼亚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中，是非法的，压抑到足以让人为之作出极大的牺牲，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说，“为了增加国家劳动力，政府将堕胎行为视为自由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犯罪行为。

”他强调1980年代后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堕胎失去了它的道德意义，而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和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抵制。

”从历史中我们知道，影片发生的1987年正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实行独裁进入第22个年头的时候，两年后，他长达24年的统治将在一场革命中灰飞烟灭。

“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消失后，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使堕胎合法化。

”当局的确有太多的理由把“堕胎”恢复到道德的领域。

　　 由此它所营造的叙事规则与《维拉·德维克》这部同样反映堕胎的电影有很大不同，虽然有人认为它们除了社会背景不同，主题倒是一致，但社会背景的功能差异恰恰把这两部电影引向不同的主题表述。

对于《维拉·德雷克》来说，背景描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影片中能够随着故事的进展从而对英国1950年代的堕胎情况了然于心，更重要的是，它在这里承担的是一种道德含义，尽管迈克·李不否认影片的政治性，“我的电影都是有政治意义的，《维拉·德雷克》决不例外：主角被社会体系驱逐在外。

”但主人公维拉力争堕胎合法化的行为终究是为人的权利，而不像《四月三周两天》，后者的政治性不允许它在道德上浪费笔墨，要不它连一些人所说的“政治隐喻”都将消失殆尽——“堕胎”喻指齐奥塞斯库独裁的流产。

　　 灰暗的城市街道、死气沉沉的气氛、逼仄的空间所指无不表明罗马尼亚政局的残酷和对人性的窒息，吉姆·霍柏曼说，处在这样的社会里，“甚至连关个车门都能引发争议”，蒙吉希望这种现实“只是故事背景，而不是主题”，他为影片做出的一个美学贡献也正是“去背景化”，如果我们不了解罗马尼亚当时的历史或者不刻意在资料里为它和影片之间寻求必然的联系，那么这影片不过是一个枯燥而乏味的故事，事实上，它的确让人犯困，但是“尽量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使背景成为影片的第一主角，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的美学，正是“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和“避免过多聚焦社会主义末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紧张构建了这种美学的价值，而最大限度地对“故事和人物”进行开发则恰如其分地规避了意识形态的过分渗透。

　　 从人物关系到社会背景，蒙吉从而建构了一系列对东欧剧变之前的罗马尼亚社会或明或暗的政治影射，“影射”或者“隐喻”在这里需要商酌，因为它不是一个寓言体，而是一段历史的呈现，只不过“去背景化”了而已，“去背景化”是卡夫卡作品的属性，寓言体写作是这位20世纪排名第一的德语作家的天才所在，但瓦尔特·延斯甚至都认为卡夫卡的解读不存在“意味”、“象征”、“隐喻”等等这些寓言性质的语汇，《城堡》本身就是一个拒绝拆解的寓言体。

不过对于《四月三周两天》来说，我们不妨相信蒙吉对它的评述，“城市传说”。

长镜头是否实现了如巴赞所倡言的那种现实质感？

在“城市传说”里，它的角色扮演在为数不多的空间交替里的确很难让我们轻易走出来，因为它以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冷战时期的东欧政治让我们既感陌生又熟悉。

“还是设惠煮意的罗马尼亚实行的强制生育政策。

1966年，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齐奥塞斯库实施了禁止堕胎乃至禁止节育的政策，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

法律禁止堕胎避孕离婚，每个家庭必须生四个孩子。

没有生育能力的人要缴纳税金，私自流产的人要受到刑罚囚禁，还设立了专门妇科检查的警察。

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说一下罗马尼亚实行这个生育政策以后 给妇女和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妇女不愿成为生育机器，铤而走险偷越国境想到邻国寻求庇护，却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边防军的射杀；罗马尼亚国内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应运而生，却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的无法保证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妇产医院、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的数量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仅仅在“新生育政策”实行后的一年内，该国婴幼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

不仅如此。

很多婴儿生下来养不起或者没有人愿意抚养，就他们卖掉。

这些婴儿、女童很多一部分被卖到地下色情产业，当雏妓都是好命的，有很多被卖去拍色情虐童片，被活活虐死。

这些性虐视频也被卖到整个欧洲。

还有一部分孩子被送到孤儿院，但由于贫困，孤儿院环境恶劣，从小无人关爱，这部分孩子长大后都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等其他心理疾病。

”

几乎不到12个小时，几乎记录下了每一个瞬间。

看到孩子成形的时候，我想，身为母亲的资格和权力有谁来保障？

如果母亲都无法自由，禁止堕胎的法律保障的还是它的初衷吗？

女性的禁锢，被社会、被男性，甚至被法律。

从得到孩子到失去，是走向自我的历程，用性换来堕胎的机会，在堕胎中反省着女人在性中的失衡地位，在社会在爱情在男人那里的无力和厌倦。

直到孩子的最终失去，死去的是一个生命，活过来的却是一个女人。

孩子的生命开始于男人的精子，也结束于男人医生的精子，这不是个讽刺吗？

如果男人对于生命是如此儿戏，那么社会又凭什么由这些男人来制定这些禁止的法例！

女人就像影片开头的画面，在鱼缸里永远被禁锢的鱼儿，鱼缸不换，鱼儿已经不知是第几番了……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似乎随着你腹中那个夭折的胎儿，一并死去。

影片的名字叫做四月三周两天，我却不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的期限。

和你们分手后，我在长安街上迎着寒风走了很久很久。

我无法像影片中的Otilia一样责问你：为什么拖延，为什么迁就，为什么不能真诚和直面。

于是我给很多人打电话，激烈地批评和解释，精疲力竭地证明我的理智和你的荒谬。

那一刻我想永远忘记他和你，离开这个让我感觉无法把握的局，义无反顾地转身而去。

然而不过区区四个小时后的凌晨，我便从噩梦中惊醒，心脏狂跳着坐在黑暗中，鬼使神差地想起那个早已随着救护车声远去的夜晚。

那是你第一次在我面前喝醉。

酒桌上，你轻慢而美好地一杯一杯，慢慢地给我讲你和那个男人的故事。

直到你说有点困了，然后轻轻趴在桌子上。

我无法唤醒你，在空无一人的酒店里，抱着你，看着酒水从你的唇边不断地溢出来，唇角还挂着微笑。

那是从未有过的恐惧，你的强韧和脆弱，凌乱和美好在同一时刻击中了我，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从那时起，我就隐隐觉得，无论我对你做什么，都不免做错，不免懊悔。

我无意向你批评男人的丑陋。

影片里那个第一眼看上去还算正经的医生，已经把他们可能的肮脏嘴脸刻画得足够淋漓。

我也不想再赞美男人有多美好，无论如何，男人是我们生命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至今为止，我们最甜美最痛苦最深刻最切肤的体验皆来自于他们。

我们因他们而成，因与他们的纠葛而有所分享，因憧憬他们的甜美而存念希望，因疑虑他们的弱点而相互依傍。

Otilia对男朋友说，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Gabita会帮助我。

我毫不怀疑她的话，但我坚信她们之间不仅如此，我们之间也不仅止于此。

我不愿把影片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甚至不愿套上爱或责任等等词汇的冠冕。

那些微末的平常之情并不需要更加光亮肃穆一些，人往往不及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强大，许多危难时的惊人之举，往往只是下意识的挣扎与不甘。

Otilia是在帮Gabita，也是在努力做到自己。

因此片中最动人之处不是她义无反顾地为她失身，为她辜负男友母亲的好意，为她怀揣一个死婴徘徊在黑暗可怖的街头；而是在影片的最后，她们静静地对面而坐，压住心中万般的愤怒和委屈，努力忘记过往，陪伴对方。

那是不知从何而来的，无条件的宽容，怜悯，和原谅。

因为深感于彼此的痛，所以不再太看重自己的伤。

1.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时间的焦灼感诠释得这么好。

连罗拉快跑都没有。

甚至没有配乐，没有大特写，只靠手持镜头和长镜头。

我好像在看一出浸入式话剧，我好像全程就跟着O，即使画面几乎几分钟都没有动，却没有一秒是浪费的，因为每一秒都是在焦灼的火焰上添的一把柴。

而且焦灼的不只是故事的参与者，所有人的对话都推来搡去的，内容繁琐冗长音调又低又平，好像每个人对自己对他人都很不耐烦，焦灼的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

即使最后二人相对而坐的许久沉默，也是浮动在半空中焦躁的沉默。

2.越往后看终于明白这个对闺蜜又爱又恨的姑娘为什么甘愿为她做那么多，因为不管你是怎么坑我的，在这个时代面前我们依然在同一战线。

这不是什么闺蜜情，这是战友情。

3. 编剧真的还是太善良了，一个轻易能合理引出各种悲剧结尾的故事，却让每一个转折都有惊无险，但这种善意却更像是打在胸口的一记记闷棍——他没有拍出来的情节，自会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他把故事交代到这里，剩下的我们其实都懂了。

这个导演好厉害啊，没有一句浪费的台词，甚至当女主进到男朋友家，背景中有位女士说，“他们总说我是谁谁谁的太太，都忘了我其实是化学专业。

”1987年，在那种环境里她说出来的话，想想就很酷。

后面用全家人既JJYY吵嚷又“指点”女主的杂乱声（导演甚至都没有给那位说教人的脸），不仅交待了时代背景，更是用全屏装满了说这些生活化琐碎但窒息的话语的人，这个画面框满话语和人，但镜头对准女主的技巧，让我从情感上完全get了她被围困的绝望。

然后是，虽然我也不喜欢她的室友，但我好像能理解她的“冷漠”、做法和诸多“错误”。

稍微地了解了她们那段历史，我想不会有几个人能做到女主那么冷静（当然这里或许有她不是当事人的原因），面对怀孕或堕胎，像女主室友应该才是慌张失措、无法正常思考的大多数。

（一开始我以为真是姐姐和妹妹，还为当姐姐的需要承担这么多而小小地难过了一阵。

）喜欢女主的态度。

男友面对她的质问，含糊下只说出，“（如果怀孕了）那我可能会娶你。

” 女主说，“我不愿意给你煮一辈子的土豆。

” 而且她也很冷静，反而男友真是，甚至搞不懂他究竟是顾左右而言他，还是不在乎，还是根本没想过两个人相处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觉得他还可以，转而认为女主当时是无理取闹（呵呵），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可以用“基本盘”概括他。

这部电影看起来不轻松，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是有技巧的），就是平铺直叙＋放慢速度，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能让人专注叙事本身。

愿意把它看完，我认为也是一种“进步”。

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

该政策禁止离婚，并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又颁布法令，称节育和堕胎均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甚至妇女月经期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执法者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如被查出，便会受到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故事恰好发生在21年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大学里。

在影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女主角欧蒂莉亚到底在忙些什么：她似乎正在帮嘉碧塔做一件什么事情，但又不得其详；去见了男友，并告诉他晚上可能参加不了他母亲的生日聚会；辗转在饭店定下了一间客房，本想定三天但囊中羞涩；尔后又去见一个叫做贝贝的男人。

直到欧蒂莉亚和贝贝来到定好的客房面对嘉碧塔坐下并进行一番对话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欧蒂莉亚帮嘉碧塔做的，正是整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寻医堕胎。

钱、性和谎言对嘉碧塔来说，堕胎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堕胎本身，而是钱。

归根结底，嘉碧塔不能顺利堕胎的原因其实是她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抵偿贝贝先生为之堕胎——如果以“四月三周两天”计算，则应该叫做谋杀——的风险。

其实，两个家境十分普通的女大学生缺钱似乎是理所应当，但随后我们便发现，缺钱的不只是两个大学生；贝贝先生也并不富裕。

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好像也不止缺钱。

80年代以后，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共为了还清外债，极力缩小进口、扩大出口，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农副产品抵了出去，而这笔外债直到1989年才算还清。

在电影中，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有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幕：贝贝先生在随欧蒂莉亚到饭店之前，先开车回了一趟家，快到门口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坐在门口。

问及原因，母亲说是为了替邻居排队买糖，回来发现门被风吹上了。

由此可见，钱物两缺、物资匮乏已经成为当时波及罗马尼亚社会各个阶层十分严重的问题。

终于，我们来到了问题的起点：嘉碧塔缺钱，贝贝先生也缺钱——人性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暴露出来。

人们往往称贝贝是个披着郎中皮的禽兽，喜欢对他的恶行大加鞭挞；但，一个十分理性的医生在这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物质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快慰，还有什么选择余地？

反倒是，欧蒂莉亚的失身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嘉碧塔其人产生怀疑：她到底为什么对贝贝说欧蒂莉亚是她的姐姐？

同学向她推荐贝贝先生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对各种条件心知肚明吗？

难道她不是为了自己口袋中并不多的钱而牺牲了欧蒂莉亚的贞洁吗？

毋宁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表面上的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们的手段伎俩和心中的真正意图了。

出于对“弱势者”的同情，我们会对贝贝先生严加指责，会对嘉碧塔心存怜悯，但恐怕他们还都当不起这些评价。

只有欧蒂莉亚，她先是牺牲了参加男友母亲生日聚会的时间，而后冒着坐牢的风险帮助嘉碧塔把贝贝先生带到饭店，而后在行经期为了室友失身，接着又在黑夜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把胎盘丢掉了垃圾站。

无论是出于同为女性的同情，还是出于共处一室的友情，欧蒂莉亚无疑展现了人性当中最光辉、最母性、充满了爱的一面，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当时那个社会所能承载的一切现实价值，尽管她的爱时常是体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三种人和一盘肉世上有三种人——当然，我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男人、女人和公职人员。

这样的分类并不旨在区分他们的生理差距，而是要区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

从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教室门口的接待人，到饭店的女前台、长相酷似齐奥塞斯库的前台经理，所有这些人的特征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官僚化”，而是“职业化”。

各种行业的各式规定把人框定在一个范围内，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情感而成为职业的附庸。

他们在城市当中占据要职，有着稳定的工作，不用担心被分配到乡下，因此也就往往“高人一等”。

在他们之下，才是那些在身体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

导演在这部影片里着力刻画的两个男性角色——贝贝和欧蒂莉亚的男友，实际上都是性情温和、顾家敬业的好男人：贝贝对患者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医嘱时轻声细语；艾迪对女友也十分不错，言谈举止间给人感觉充满了爱。

但是，当贝贝面对没有钱的嘉碧塔和欧蒂莉亚，艾迪面对女友怀孕会怎么办的问题时，他们却双双偏离了好男人的方向。

毫无疑问，是毫无自由且极度不公的社会制度站在了人性的反面。

试想，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堕胎的有关规定，贝贝会做这种生意吗？

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规定夫妇结婚之后必须要生四个孩子，那么艾迪还会为责任问题在女友面前如此闪烁其词吗？

也许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人性的反面是制度。

这种解读很可能是“对丑恶的男人的丑恶的辩护”和“故意将电影政治化”。

那么让我们返回欧蒂莉亚手捧嘉碧塔四月三周两天的孩子快步行走在黑暗小路上的那个夜晚。

手里这个不久之前还是个正在孕育着的生命的东西使欧蒂莉亚恐惧不已；如果处置不好，自己连同室友和医生都将被投入监狱至少十年。

而伴随着这种双重恐惧的，还有一个夤夜里怎么也甩不掉的高大威猛的男人。

所有这些无疑可以深深嵌入她的记忆，构成欧蒂莉亚一生当中最恐怖的夜晚。

最终，她爬上了一座公寓，趁人不备将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胎盘扔进了垂直的垃圾通道。

一阵瘆人的叮叮咣咣，接着一声闷响，这个东西终于落地。

欧蒂莉亚返回饭店，却意外发现嘉碧塔并不在客房里。

几经寻找，发现她正在餐厅准备就餐。

欧蒂莉亚眼见侍者从对面的喜宴托来了一盘牛肉、猪排、肝脏和骨髓，二人盯着这盘东西，沉默良久。

惊于匮乏？

惊于骨肉？

影片在这里的戛然而止。

相对这些眼神和情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正如一些评论提到的，“难道禁止堕胎不是人道主义？

”嘉碧塔的男友为何如此坚定地要和她分手？

她与未出现的男友两个人在整个堕胎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007年，《四月三周两天》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当届金棕榈。

无比沉稳的长镜头、行云流水的叙事、精确的构图、悬念的营造以及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深刻揭露，凡此种种，都使这部电影成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巅峰之作。

现在想想，无论是贝贝为嘉碧塔作探针时的疼痛感，还是欧蒂莉亚在男友家与众人围坐一桌时的紧张和不安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可见影片带入感之强，而作为克里斯蒂安•蒙吉的第二部长片，《四月三周两天》还仅仅是个开始。

有一场戏的镜头剪辑印象深刻，感觉很新颖。

就是两个女孩和江湖医生在房里的讨价还价中的一小段。

先是拍医生给女A在床上做初检，然后镜头跟着医生摇到床对面的椅子上，这时女A已经不再镜头内，只有医生与女B，接着一场很长的讨价还价，都是一个镜头；接着，直接切到已经坐着的A，她说的话的内容一开始与医生和B的讨论一样，会让人有她加入了讨论的错觉，但是随着她与A对话的深入，观者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在私底下商议；商议完之后，镜头一拉，出现了原先医生坐过的椅子，这时是空的，这时医生从背景的洗手间内走出。

这个剪辑很简洁。

其实整部影片所追求的影像风格就是简洁，虽然有一些体现纪实性与渲染气氛的跟拍镜头，手提摄影机有时也会微微晃，但看完之后，简洁却是很深的印象。

这和导演在关键场次的镜头剪辑很有关。

像上面这个有趣的例子，就省略了很多东西，所以显得有趣。

比如女A坐起来，医生退场去洗手间，都通过很新颖的剪接被略掉。

看到这里时，心里疙瘩了一下，突然觉得有东西在动，其实是导演没有用常规的人物对话的剪辑方法。

固定长镜头当然也让它很简洁。

有一个很大胆的又长又大的特写镜头，以前从未曾见过。

就是镜头长时间盯着那个躺在地上的死去的四个月大的胎儿。

一般上对于这种事物的拍摄，大部分电影都是一个快速的运动镜头一扫而过；更残酷一些的，就是长镜头拍摄装它的容器，以引起观众的想象共鸣。

但这个长时间的血淋淋的正面特写，逼着观众去凝视，去思考，导演真是个残酷的人啊。

这个镜头不仅融合在这部电影的美学取向内，也充分表达了导演的追问。

因为通观整部电影，导演其实都是在力图客观地讲一个故事，他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都点缀在背景中、次要人物的言谈中、以及开头的时间提示之中。

唯一的一次他的情绪（愤怒、悲凉、思考？

）的主动表达其实就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中。

拍摄这样的镜头是需要勇气的。

当一部索然无味的电影出现这样的镜头时，创作者会被称为不尊重生命，或者当另一部严肃讨论生命的失败之作出现这样的镜头，也会被视为哗众取宠。

这个企图还原天亮之前的黑暗的罗马尼亚导演，他不但拥有使用这种镜头的道德勇气，也具备了相当的技术实力。

知耻近乎勇。

嘎纳在六十周年给它大奖，不是因为它微微出色的技术，而是一个国家电影人敢于反省的勇气。

而罗马尼亚近年电影的回暖，其题材，无一不是直面现实与历史。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领导人身上，以逃避历史对自身的审视，几乎就是人类的通性。

责备齐奥赛斯库很容易，反省自己却很难。

但每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对历史的悲剧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导演力图用镜头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犬儒、冰凉、以及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也试图用镜头寻觅在犬儒、冰凉和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生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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