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整部电影的人物关系全部都莫名其妙，没有一个能解释通的，李善德的老婆每次都打他耳光，李善德还爱上了他老婆的耳光，这是要宣传什么？

李善德和苏谅更加莫名其妙了，啥都没经历，李善德甚至可以说背叛了苏谅，但是苏谅最后还来救他，这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吗？

作为一部讽刺黑暗官场的剧，这不是很站不住脚吗？

李善德和侗族姑娘也是莫名其妙，小僮为什么突然就愿意帮他了？

比如说小僮在做实验的时候为什么会同意砍树？

作为一个养荔枝的人，怎么可能同意砍树？

我们养花都舍不得把花摘下来啊！

如果没有这些关键人物的帮忙，李善德如何做出转运荔枝的方案？

尤其是苏谅，这是男二的位置，却交代得这么不清不楚，不能用电影时长不够来带过吧？

如果电影时长不够就可以连最主要的配角都不用交代清楚，那电影好坏的底线在哪里呢？

整部电影人物关系莫名其妙，情节故意讨好，比如说打耳光，故意设置这样的情节来逗笑观众，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也是，想故意加一些搞笑的成分，结果不伦不类。

导演可能还想延续年会不能停那种搞笑+讽刺，结果这种严肃的古装剧和马伯庸那种严苛的细节控根本不适合，就像高考时穿旗袍的爸爸们一样又滑稽又不合时宜，既侮辱了旗袍又折损了男性的风采。

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部电影要说啥，所以怎么讲好故事就很考验剧本了。

大鹏演农业部下属管后勤二级局的李副科长，先奠定基调：业务能力好情商低的人在职场啥也不是。

然后用一堆摸鱼、画饼、房贷、踢皮球的梗活跃一下气氛，这都是大鹏雷打不动的惯用套路。

这部电影后续要演好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见微知著，通过小故事小人物串起来调动观众情绪，他现在很喜欢通过巨大的反差来玩：前面轻松写意，后续悲惨绝望。

我听到现场观众反馈最满意的片段就是林邑奴跑马拉松和救主赴死。

李善德的人设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开绝学,为万盛开太平。

但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公务员，不管在片中还是在现实中谈这些，大家都只能感受到喜感。

表面上好像在说：克己奉公、勤奋努力就能做好工作，其实表达的是干什么都得有贵人相助、处理好人际关系才是第一位。

可惜这部分的情节交代很粗糙：苏谅尚且还能解释为投资利用，而阿僮莫名其妙对他好，就因为他笨拙的做一点农活？

嘴上说最烦谈生意，显得好像是不为名利、就为真情实意，可真相是越是底层人越精于算计，因为底层的生存空间更有限，不这样做很难活下去。

反而是富甲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们知道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亏了也不影响生活，你看苏谅即便被罚的倾家荡产，后来不还是去波斯做生意做得比他哥还成功。

每个人都只会坐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与自己利益冲突，那就要使绊子出阴招，最后啥也办不成。

所以老乡杜少陵说得对：与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你只有替别人着想，别人才会替你分忧。

送荔枝是敕令，它是苦差还是肥差就看你怎么理解，它可以是一次性的运动，也可能成为长效机制，里头的操作空间极大，赚钱还是砍头都有可能。

赔钱的买卖没人做，砍头的生意多的是人做。

你李善德业务是好，但别人凭什么要帮你？

做好了是你的功劳，搞砸了经手的部门都要追责，所以要把别人的功劳记上。

可即便是这样也是困难重重，直到他拿到了右相令牌，享受到了权力的快感，也感受到了效率，那这时候的李善德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应该善加利用这权力，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

或者反过来想想：这工作幸好是让我来做，换了别人，那能是五万贯打得住的吗？

我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去继续握住这份权力不落贼人之手尽我所能帮助那些苦难老百姓？

在现实中，砍树时，李善德是听不到哭声的。

他这时候要考虑全盘工作，特别是后勤补给和物流，不可能站在那儿当监工，更别提京城的大爷们。

所以他去责问杨国忠，是非常抽象的行为艺术，充满喜剧效果，杨国忠更是不可能被他两句话气到拿着金刚杵砸他，多跌份哪！

杨国忠从佛的眼里看坊间，暗示他在这里就是代表真理——我一个至高真理、一个制定游戏规则者，你九品监事连见我都不配，配让我揍吗？

李善德这种精打细算一辈子的人，我不信他不知道忤逆权力的后果，也不会不知道权力的作用，你上个月还四处碰壁转头就能号令百官、你老婆孩子前两天还跪在城门口等着砍头呢！

“如果你觉得朝廷不好，就去考编做官”，不是吗？

至于贵妃吃没吃荔枝，根本就不重要。

马伯庸小说的套路都是借古讽今，最后落一句是朝廷腐败就过去了，其实真正要哭的可不是被流放的李善德。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在中国电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场环境，暑期档的几部大片一度被视作“救市之作”。

然而，即便是当前暑期档票房最高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仅收获三亿出头的成绩，足以说明整个行业仍深陷泥沼，观众的热情远未真正回暖。

不过票房成功与否并不能证明质量本身的问题，私认为这部电影比起大多数同类型商业大片，还是足够优秀的。

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偏好不谋而合。

如今的国产电影，几乎不会错过植入各类社会议题的机会：从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贪腐失业、体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病灶，层层铺陈，过分放大所谓的“社会痛点”，力求覆盖面广、共情点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安的荔枝》选择切入公务员的生存样态，算是少见的题材突破。

导演大鹏自《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商业喜剧起步，逐步完成从搞笑艺人到作者导演的转型。

尤其从《吉祥如意》开始，他开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这一探索的第一个完整成果。

不过，《保你平安》仍显稚嫩。

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销员，为了维护亡者名誉四处奔走，甘冒违法风险。

片中不乏对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的强行植入，叙事节奏屡屡为议题所让，仿佛唯恐观众读不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结合大鹏和柳岩此前在《屌丝男士》中被反复消费的男女话题，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迟来的自我辩解，或者说是一种对年轻的自己的赎罪。

他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一场本与己无关的风波，为恢复女性声誉而作努力，但其个人英雄主义般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长安的荔枝》的成熟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结构。

主人公临危受命，被赐封为荔枝使，肩负着将岭南鲜荔枝以最短时间运抵长安的政治任务。

这本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差事，却也因此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倒计时中被强行卷入庙堂之高。

他奔走于实地调查与实验之间，周旋于官场之中，为一纸公文而四处奔告，最终却因同僚暗算而几近丧命。

昔日的好友在皇命当前不得不转身为敌，权力的逻辑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让位于利益计算。

观众得以一路见证他的成长，也因此，在片尾与右相那一场近乎于动作戏的对峙中，听到了久违的百姓之声。

影片虽借用了部分爽文逻辑，却没有沦为嘴炮胜利的道德神话。

它不像《毒舌大状》那样在最后一刻将对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种伪宗教式的集体忏悔。

《长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旧处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却无背景，注定无法改变庙堂之高的运转逻辑，最终被流放岭南，身体被边缘化。

然而也正是在岭南这块朝廷控制力减弱的飞地中，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运阴差阳错地安排，又似一种被动的智慧，背后隐含着某种关于命理的议题。

这种哲学意味，是与其对标的《年会不能停！

》所无法企及的。

片中对宗教也做出了罕见的讽刺与剖解。

和尚因房贷致富，编造合同，借机攫取不应得的利益；而当主人公的官职晋升，又立刻转身以“免贷”示好。

庙宇成为攀附权力的工具，神圣光环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奴隶制时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隶所写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画的奴隶主们。

他们虔信宗教，却对奴隶毫无怜悯，信仰与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统治的工具。

影片在这里点出了宗教与体制合谋下对个体精神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的剥夺，刺得够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欢主人公观察地图时，对每一条路径的理性掌控。

路线的选择、距离的计算，每一个决策都与空间的重组相关。

在驿站逃役的情况下迅速切换线路，空间轨迹成为故事，身体的奔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

这种空间感的调度，让观众在潜意识中与国家版图建立了情感连接，送荔枝的线性任务，在穿越种种自然险境的过程里，化作对祖国空间之大与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也借助摄影语言得到具体表达。

大量的倾斜构图与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场内的等级秩序。

强者不必守规矩，弱者却需在层层流程与人情之间挣扎求存。

这种不对等的制度氛围，让无数身处职场的观众感同身受。

能力与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际规则，永远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处，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会因触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只得在这场残酷的生存中，比起应要执行的任务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显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约送达，体力人力物力倾巢而出，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

这种“草菅人命”的荒诞，才是《长安的荔枝》在当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一部电影能改变生活。

电影始终是无力的。

走出影院，观众还是得面对现实，继续琢磨下次要送领导什么礼，继续在复杂的制度中周旋。

偶尔唤起一点思考，让观众为这点思考而付费进电影院，已经是电影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意义了。

看完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原著党是满意的。

飞快的节奏、浓缩的叙事结构，避免了注水问题，还原了小说中“一事贯穿”的紧张感。

且相较于做实验的智力博弈，更浓墨重彩放大的是原著后半段，职场里踢皮球、走流程等现实问题，时代大背景下权势对底层的碾压，这些都下了十足的力道。

批判上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非常得劲儿。

差不多演到半小时，当大鹏、白客、庄达菲三人组凑合到一起时，我就回过味了：这不就是《年会不能停！

》三人组的配置吗？

原来大鹏改编《长安的荔枝》的契机和适配度，在这里搁着。

这电影简直可以又名《荔枝不能坏！

》，那些打工人的生存痛点、日常的吐槽控诉，在这两部电影里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实际上，马伯庸笔下的这个故事，在这三年间到了近乎“家喻户晓”的程度，以至于写评论，都不用太费心介绍剧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短短一句诗，背后是5000里“冷链”的荔枝远征。

唐天宝年间，人到中年的李善德，被上司安排接下“荔枝使”的肥差。

结果“荔枝煎”变“荔枝鲜”，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肥差转眼变成催命符。

而接下去的事，走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发展路线——起初，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着是官场众生相，以及全国接力接荔、酣畅淋漓的极限挑战。

最终则是盛世之下的溃烂，是深入骨髓的悲凉与刺骨的现实，是人生大起大落后幸免于难的五味杂陈。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是李善德、阿僮甚至林邑奴，表面上有阶层差异，实际上都是没得选择。

也有人是职场老油条，上至杨国忠、鱼朝恩，下至赵辛民、刘署令。

但无论是谁，最后都拗不过时代与命运的力量。

下面逐一和大家聊聊，电影里那些值得细品的细节与台词。

·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打工人最害怕的事，无外乎是有个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大老板。

为什么怕？

因为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甚至一不小心就会丢命。

大家都习惯了用“行活”去维护体系运转，去保持自己向上汇报的体面，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布满天坑和想象力的活儿。

就像正职把难做的活推给外包，创意成了就是自己的，不成那就找个老实人坑，甩锅给他，无论如何都对上面有了交代。

李善德俸禄低微，却进了这么庞大的送死局。

原因就在于，他虽身处体制内，但地位实际上是个被排挤的编外人员。

但后续发展却出乎意料。

人的意志能胜天，在李善德身上给具象化了。

在长安蹉跎小半生，他一直都没用上自己的才华，和其他人一样做“行活”。

直到前路是死，放手一搏，他才走出“试试”的一步，勘察路线、精算里程、测试保鲜，算出哪段路骑行、哪段路水运，人员调配换马的速率策略，荔枝从干到枝再到果的分装策略。

把创造力拉满后，他发现只要执行力也拉到最满，沿路驿站都做好接力，就能跨过这道天降的绝境。

没有他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斗志，没有他对妻子与女儿的爱，没有他走出“行活”的一举，岭南的鲜荔枝送不到长安。

大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演这样的人，从《缝纫机》《保你平安》《年会》到这部，认真努力、内心理想主义、偶尔圆滑、绝不放弃。

他真的演出了我心目中的李善德，特别是后段被拽入艰险困境时，整个人的状态，与书中别无二致。

· “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流程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小时候总被父母PUA，成绩好没用，14亿人不缺你一个，你要把脑子放在别的事上。

“别的事”，就是所谓的“花花轿子”。

李善德算出方案、回了长安，却从管预算的户部，踢到负责发诏书的中书门下，再踢到太府寺、礼部、工部……踢完直接下了狱。

为什么职场上一心想着踏实做事的人，往往最先被干掉？

这很能说明原因了。

只是一两次没注意，李善德就陷入万劫不复。

你出头了，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脸往哪搁？

职场不是单靠能力与本事就能立足。

踢皮球甚至都算客气的，更害怕的是遭人暗算，反手举报，前途尽毁。

直至右相出场，他背后有了“靠山”，众人开始站队，一切才有了结果。

各部门站队前，他疲于奔波，是因为流程于打工人而言，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可那些他去求的人呢？

他们完全凌驾于流程之上，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流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束缚下面人的枷锁。

直到更上面的人，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才反向进入李善德的流程里。

不平等与潜规则，向来如此。

流程和规矩，不过是弱者用来约束自己、强者用来操控局势的工具罢了。

要在复杂的环境中隐藏锋芒，要在利益分配时感谢所有人，懂得平衡。

只有让周围的人都获益，才能让事情顺利推进。

这些职场的厚黑学，李善德内心曾经不屑，但现实教会他不得不“从善如流”。

大家也迅速换了副嘴脸，让他尝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受人尊重的滋味。

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拍出了李善德的坚持，也拍出了他转变后心中的那点窃喜，太真实了。

· “为求安全就会层层加码。

”“荔枝与国家，不知右相心中到底如何权衡？

”在大银幕上看到砍荔枝园这段戏，依然会被气到上头。

太可笑了，一个不合理的KPI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无非是上面要求三十丛，可到下面执行时，为保证任务能超额完成、万无一失，便毫无节制地 “加码”，直接将整座荔枝园砍掉。

大家平时工作时，肯定经常听到一个词：“取上得中”。

为了一个漂亮的结果，必须设置不合理的目标。

这何其荒谬，何其残忍。

看似是在积极办事、为上头着想，实则是只想着自身仕途，丝毫不顾及底层人的生计。

一棵棵果农的心血被毁于一旦，沿路驿站的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无情摧毁。

他们的绝望与无助，全都被那些要求层层加码的人所忽视。

李善德的“掀桌”，是整部电影最酣畅淋漓又令人心碎的高光部分。

他本可就此揽下送荔枝的活，每年辛苦一个月，就此平步青云。

但他却选择直面杨国忠，撕破“不劳一文”的弥天大谎——“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从何而来？

只能从黄草驿馆、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

”他比谁都清楚“掀桌”的代价，但他更无法忘记岭南朋友们的损失，还有这些天的沿途所见。

从百姓们身上刮取的两万贯荔枝钱，加上每驿垫付半年的三万六千多贯开支，结余的两万五千多贯尽入私囊。

而就算是不进右相的私囊呢？

这五万多贯，相当于190套首都的房子，相当于今天上亿甚至几个亿的钱财。

多少家破人亡，才换来一盘荔枝，值得吗？

· 它只是众多水果里的一种，甚至没被吃“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知与不知，有何分别呢？

荔枝上桌后，贵妃本想吃一颗，却被安禄山的献舞打断，手缩了回去。

镜头渐渐拉远，原来荔枝也只占宴桌上的一小角，其他的水果、珍馐佳肴琳琅满目，其中不乏热带水果。

一个镜头，瞬间让我的脑子一激灵。

还有多少人，在做“芒果使”、“香蕉使”？

还有多少家庭，毁在这宴席之下？

还有多少像林邑奴这样的底层失声者累毙，尸骨无存，才换来这几秒钟欢愉？

我们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问题，代入他，看到他的不易，看到底层的血泪。

但却忘了，历史是统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只有上位者才是看到最终结果的人。

而结果是，这趟奇迹般的荔枝转运，上位者也只是听个响。

无人问津的巨大反差，瞬间带来一种震撼的虚无感。

所有的汗水、鲜血，殒命的驿卒、被毁的果园，也轻飘飘地消散了。

· “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一个处理，就是结尾李善德知道安史之乱的烽烟吞噬了长安后，狂吃荔枝、嚎啕大哭。

这一刻，他没有先庆幸自己躲过一劫，而是哭到不能自已。

结合上面两句台词，立意瞬间拔高了一层。

为什么他的情绪那么大？

因为自己晃悠了半辈子，读书、为官，起初就像初入职场时的我们，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

到头来期望落空，一输再输，却依然带着不甘，触怒权贵，撕破对方的虚伪，因荔枝而“离职”也“离枝”。

结果只是短短一年，多少百姓陷入战争，朋友杜少陵又会过上多么痛苦的日子。

自己坚信了半生“落户长安、为民做官”的人生观，曾经的所有打拼，顷刻间化为乌有，白费了。

但真的全白费了吗？

此刻在岭南，有无条件爱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内心归于安定的自己。

荔枝树下，李善德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不是一事功成，而是平凡人守护“小我”的坚韧与良知。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选择放下与释怀，唯有脚踏实地的生活、劳作与情义，才是真实的依托。

荔枝易朽，人心难灭。

如何用电影勾勒一首唐诗？

动画片更容易一些，看看《长安三万里》，李白的将进酒被动画片的想象力具现化了。

我觉得这次大鹏把唐诗进行的具现化，要比长安三万里的形式要好而真人电影如何表达唐诗的形意呢？

大鹏在《长安的荔枝》里做了一次大胆且成功的尝试。

影片末尾高潮处，历经劫难的李善德，身负最后一罐荔枝，策马冲进了长安，此刻，他的包袱散开了，里面是他答应妻子带回来的岭南的木棉花。

木棉花红似火，在飞驰的马上，木棉花从李善德的包袱中飞散出来，一道红帐，随着马儿的前进，在他的身后延展而出。

下一个镜头里，以荔枝为第一人称视角，它被摆上了圣人和贵妃的桌前。

荔枝上桌，贵妃面靥轻翘，她笑了。

飞驰的骏马，身后的红色木棉花，贵妃的面靥——一骑红尘妃子笑，就此在影片里达成。

而影片里，这一骑，这红尘，其中包含的点滴，全部都在这一幕之前酝酿出了味道。

这一骑，毁了百亩荔枝园，背叛了朋友，荒废了村庄，白了头发。

影片想讲述百姓苦和帝王的奢靡这红尘，是妻子拜托自己从岭南带回来木棉花，这一家子，是他愿意拼死一搏的动力。

大家莫忘了，这一句共七个字，不要以为大鹏眼里的妃子笑，就只是那面靥的轻翘。

又是下一个镜头，圣人讨好地跟杨贵妃说，这是鲜荔枝，是国忠弄来的。

贵妃的手伸向了荔枝。

但又停了下来，她被安庆宗的舞蹈所吸引。

荔枝就摆在那里。

只有妃子笑，没有荔枝的甜。

讽刺的味道拉满了。

这一句诗，构成了整部电影。

如果说一骑和红尘所做出的牺牲，是为了家国天下、黎民苍生，这部电影不过是一部乏味的古装剧情片，就算大鹏再怎么用神来之笔，也会透着平庸。

但马伯庸的原著神就神在，让这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奋战，都建立在一个荒诞的终极目标上。

妃子笑。

大鹏，则在原著主题之上，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笑了，但是荔枝没动。

整体这一段，大概10分钟，真是及艺术性和讽刺性于一身，堪称全片精华。

但是很遗憾，这最杰出的一段是在影片的末尾，它无法解决影片前半段的平淡和乏味。

假如这片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自然可以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在前半段加入打打杀杀；假如这片以武则天时期为背景，那自然可以放一些鬼狐仙怪，弄个无头案，幽灵案啥的，增加猎奇度。

可惜作者选择了安史之乱前一年，仿佛还是四海升平，还是圣人的天下。

此时的烦恼，也就是城里的房价太高，城外的白役太频繁。

李善德在接到任务后，影片展现给我们什么？

没有阴谋、没有历险、没有高手。

他遇到的是官场的推诿、技术上的难关，和穷。

其实在本片里李善德遇到的问题和《年会不能停》里胡建林，《胜券在握》里白胜他们两人遭遇的问题是一样的。

而后二者将其放在了现代，做为职场戏，它是符合时代的，符合观众认知的。

而古装戏，观众们更想看的是什么，或者他们更习惯看什么？

就是我上面曾经提到的，鬼狐仙怪、武林高手、断案清官、喜剧小丑。

职场戏，还是西服革履比较适合。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在影片后半段，李善德面对阿僮的荔枝树被砍，面对苏谅的食言，这种变化和《年会不能停》里，胡建林后半段的变化很相似。

因此没有了刀光剑影，意境的高潮又只存在于最后一段，就使得前100分钟类似于流水账。

对人物的塑造上，大鹏我不想多说啥，李善德就是穿着唐装的胡建林，从始至终始终是在以耿直忠厚展现在观众面前，估计是大鹏也觉得不能一成不变，因此在外形上，李善德是有变化的，时而破衣烂衫，时而风尘仆仆，尤其最后一段在最绝望的时候，愁得满头银发双眼血红，当时的确让我心头一颤。

相由心生，此刻谁都能看出来，李善德的心力交瘁但是从人物性格变化来说，却是没有太大亮点，要我说，没有他之前在《第八个嫌疑人》里的表现好，那部电影我觉得是大鹏的演技天花板了。

白客扮演的苏谅，我认为是本片最成功的角色，因为他贡献了全片仅有的幽默，而这种白客本色式的幽默，丝毫没有不协调感，很好的融合在了这名胡商身上。

杨幂除了扇巴掌，我实在记不起她干什么了，刘德华扮演的杨国忠戏份太少，不值得点评。

另，本片大批量使用了米未和单立人的喜剧人，多到应接不暇，多到一个人两句词就结束了，多到感觉是硬塞。

在高潮之后，潮水散尽，李善德被发配岭南，他知道了长安陷落的消息。

李善德哭了，一边哭，一边吃着荔枝。

苦涩的眼泪，和香甜的荔枝汁水混到了一块。

哭的是曾经几十年的奋斗和人生目标毁在了战火里；甜的是，他幸存了，他的亲朋好友都幸存。

苦乐相伴，才是生活。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着实愣了好一会儿，不知从何下笔写电影日记。

这种踌躇并非源于影片本身难以评述，而是片中岭南荔枝转运的层层困境，与我作为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时亲历的种种体制困境产生了惊人的共鸣，那些年我奔波于五六个城市之间，与各管理部门周旋时遭遇的结构性难题，与片中"荔枝使"面临的官僚困局相似的有点吓人！

更令人唏嘘的是，我们最终都选择了同样的"出路"：就像主角李善德被迫贬谪岭南却意外觅得桃花源，我当年无奈转行离开那片让人窒息的职场丛林，如今看来竟成了一种命运的馈赠。

这部看似讲述盛唐传奇的电影，实则是穿越千年时空的职场寓言，将中国职场文化的深层密码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作为一个摸爬滚打十一年的"老江湖"，我想从主流影评未曾触及的角度，解码隐藏在"荔枝转运"这个历史典故背后的九条职场生存铁律。

长安的离职：9条潜规则《长安的荔枝》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今天是，2025年7月20日，这篇电影日记关于《长安的荔枝》。

1.会议、面子与出头鸟规则1：大事不开会，开会无大事。

电影里同事们一片热情洋溢，可能协助李善德真正解决问题是在哪儿呢？

是在驿站？

在岭南府？

还是田间地头？

会议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它就是个舞台，各路牛鬼蛇神在上面装模作样，表演对上级的忠诚，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互相勾心斗角。

就看李善德转运荔枝成功前后，那些同僚和领导态度变得比翻书还快，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正关键的较量和交易，都在推杯换盏的饭桌上呢。

记住了啊，“开会就是唱戏，酒桌才是动真格的地方”。

在饭桌上可得管好自己的嘴，一不小心放松警惕以后说出的真心话，一不小心被捧杀以后飘了的心态，一不小心醉了以后签的字，说不定就会变成伤害自己的利器。

规则2：面子比里子重要。

“面子”可是维持权力结构的关键。

电影里杨贵妃的生日庆典，看着是给杨贵妃过生日，实际上就是为了向四方展示国力，震慑那些外族，就是个面子工程。

哪怕为了这个耗尽老百姓的力气，也不在乎。

现在的职场也是这样，就像《年会不能停》里讽刺的那样，企业就算再困难，对外的面子，比如年会也绝对不能停止举办。

“长安的荔枝”就好比那个时代的“PPT大法”，核心技术，水路联运、保鲜运输可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故事千里送鲜荔枝必须讲得精彩。

记住了，不管实际情况咋样，表面上得营造出繁荣的景象，这可是获取更多资源的关键。

规则3：枪打出头鸟。

电影里最让人觉得冷酷又悲伤的，就是李善德跑去跟杨国忠说荔枝转运这事儿耗费了多少民力，对国家根本有多大损害，他还天真地以为说出真相能让杨国忠良心发现。

结果呢？

差点当场就丢了性命。

先不说这件事李善德心里其实是有一丝荡气回肠下，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自恋感觉，我们就只看看那些处在高位，还做出疯狂决策的人，还有改变的可能吗？

他们的想法早就被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自保的想法给固化了，你想去改变他们，就像拿鸡蛋碰石头。

记住这个道理，揭露这些人的真相，想去劝他们回头，不仅没用，还可能给自己招来大祸。

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一般非蠢既坏，坏的话，要么是早就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你说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麻烦；蠢的话，要么就是特别爱面子，绝不能容忍在你面前显摆你的信息量。

遇到这种可以拯救大局的时刻，多问问自己，是不是太自恋了，这么大的摊子，轮到你来拯救吗？

2.能力、管理与利益分配规则4：说你不行，就不行。

职场上对一个人能力的评判标准，永远不是真实的成果，而是管理者嘴里的判定。

就像李善德运荔枝这事儿，“别人要是觉得你行，你就算不行也会被说行；别人要是觉得你不行，你行也得被说不行”。

更麻烦的是，有时候你在绝境中拼死拼活成功了，结果却可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大危机。

“荔枝鲜运长安”这事儿，本来就是权力斗争中杨国忠，给鱼公公挖的坑。

鱼公公想的是怎么止损避祸，要是李善德搞砸了，他就把李善德当弃子；可李善德偏偏成功了！

这不仅打破了权力斗争原本的平衡，让杨国忠虽然表面风光却暴露了更多问题，还彻底得罪了设这个局的背后主谋。

所以说啊，有些所谓的“功绩”，完成了反而可能变成罪过。

该不行的时候，一定要怂。

规则5：有技术当不了管理。

可别对领导抱有啥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你擅长的专业领域，领导的认知水平一定不如你。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很多都因为各种繁琐或者要命的规则，根本爬不到权力的高位。

在职场里，多看看那些话不太多，时不时还帮你解决一些技术问题的老员工，说不定才是本来应该当管理的人。

所以实际情况下，你头上的管理者，大部分都是那种“混日子等退休”的人，他能坐到那个位置，关键不是他有多懂，而是他敢接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敢在更大的管理者面前吹牛，然后把自己的前途都押上去赌，赌赢了，就能飞黄腾达；赌输了，就像电影里一样，有李善德这样的人给他兜底。

所以说，管理者的位子是赌出来的，而你就是他豪赌的筹码。

规则6：别让手底下的人喝不到汤。

李善德没能把荔枝运好，有个问题就是在各个环节都没有给别人“留点儿好处”，像驿站的人、漕工、地方官员这些“底下人”，要是都能从他这儿捞到点油水，不至于最后只有苏凉和佣人帮他。

当然这些油水，要可控，千万不能超过管理者给定的原则。

职场可不是个干干净净的真空环境，利益的流转很正常。

要是你太刻板，一点好处都不给别人，上面的人可能觉得你不懂事儿，反而把你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度”，让出一些不影响根本和原则的小利，就好比古代新朝重建皇城，看着好像浪费，实际上能让工匠有活儿干，盘活经济，巩固根基。

水太清了就没鱼，人太计较了就没朋友。

当然，这水要浑浊到什么程度，能保证里面的鱼的活力，以及整个鱼缸不要崩掉，这就是管理的艺术了。

3.成功、助人与家庭规则7：想成功的都是傻子。

李善德的悲剧就在于，他真的相信自己能在长安城出人头地。

这种盲目相信的“长安梦”，其实是管理者编出来，然后在民间到处传播的“成功学神话”。

这类故事为啥能吸引人呢？

就是用少数人的“奇迹”，让大家不停地付出，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知足常乐才是真。

电影里，李善德心态一直非常蓬勃向上，甚至被贬到岭南的时候，还想靠自己的力量救活被砍掉的荔枝，直到电影结尾李善德在荔枝林里疯狂吃荔枝，那一刻，才是他心态崩了。

他奋斗一辈子的目标，原来只是权力游戏里的一个虚幻道具。

所以啊，大家得看清成功学的本质，它就是个概率游戏，别被那些宏大的说法忽悠了。

有时候，自己脚下实实在在的地方，比那些像海市蜃楼一样的“长安梦”靠谱多了。

规则8：别帮助弱者。

电影结尾，商人苏谅让他哥哥找岭南的荔枝姑娘，再让她告诉李善德长安陷落的消息，这其实就是暗示让李善德避难。

但苏谅自己没直接出面帮忙，这可不是苏谅无情，而是一种智慧。

对于一个曾经因为误会和你反目，甚至在你看来背叛过你的人，他要是直接帮你，很容易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慢慢地你就会依赖他，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最后变成一个没担当的人。

记住，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直接帮他其实是在伤害他的灵魂，也会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

规则9：跟家人说实话。

李善德为了给老婆孩子弄个“长安户口”，差点把命搭进去。

现实里也一样，家人常常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被拉进和邻居的物质攀比里，这就会让职场上的人更想冒险去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

解决办法就是，跟家人说实话，把风险讲清楚。

就像电影里李善德老婆那句“我嫁的是你，不是长安”，为啥能说得这么通透，就是因为她经历了那晚，百辆马车最后死到只有丈夫一匹白马的时候，她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

当家人知道风险和收入到底是咋回事，他们往往更愿意选择安稳，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虚荣。

家是让人安心的港湾，可不是用来争名逐利的地方。

但千万不要再崩盘的前一天晚上，再跟家人说。

《长安的荔枝》把“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美好外表剥开，是权力像机器绞碎个体理想，让人性的温情变了味的残酷现实。

它用荔枝的红色，染红了李善德，也染红了从古到今每一个在职场里艰难前行的人的路。

好的，以上就是《长安的荔枝》。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在极其失败的剧版映衬之下，影版的《长安的荔枝》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一般，虽然看着经费贫穷，但仍以极其尊重原著的态度与大鹏足以令人信服的演出（远胜白客庄达菲杨幂等角色）让本片有了上佳的观感。

不得不说马伯庸的这部作品，以一个小小荔枝使的视角，在精算路途花销之间，上观圣上权贵，下察民生之多艰，个人的命运无常置身于王权将倾之刻，确然精彩。

在《超人》的失望之后，《长安的荔枝》也算让我解了解毒，虽还不知《东极岛》成色如何，好歹暑期档国产影片不至于全军覆没。

如下内容包含少量剧透影片里有一镜头我念念不忘，那就是一盘岭南荔枝摆放装盘，送到贵妃面前，其后镜头几度迁移，最后回到这无人问津的荔枝之上。

这个镜头我想了很久，纵然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比如李善德为民慷慨发声，比如李善德一家被贬岭南，比如一年后长安沦陷他们因祸得福，比如北望长安，嘴里塞满了长安望而不得的荔枝鲜...但我觉得，既然名曰《长安的荔枝》，不如就稍改这一桥段，以此做结，反倒更有感觉。

下面是一个一镜到底的长镜头：镜头对准骑马入城的李善德马背上的一瓮荔枝。

这一瓮在马歇后立刻被宫内人团团围住，七手八脚扛入御膳房内，掀开瓮盖，清理覆盖的黄泥，从中掏出仍然新鲜的荔枝一串。

镜头继续跟在这一串荔枝之上，几双巧手剪除荔枝枝叶，用水濯洗后，排布整齐，挑出里面最为饱满，色泽亦最为鲜亮的十三颗，剩余之荔枝被剥开品尝以验证滋味是否变化。

这精挑细选的十三粒荔枝，被置入早已准备好的冰鲜承盘之上，一四八垒至三层，所谓“步步高”之寓意。

这三层塔的荔枝，被交由宫内办事最稳妥的太监，让其托着送至贵妃寿宴。

接下来便如电影一样，这几颗荔枝穿越胡旋的西域舞姬，穿过献艺的西洋异士，穿过戒卫森严的禁军将士，穿过前来贺喜的文武百官，最终呈递到了桌面之上。

此时镜头稍微拉远，只见桌面上左右琳琅瓜果，哪个不是平日皇城少见之品种。

镜头继续对焦至荔枝之上，只听一画外音说：“这是右相与鱼总管合力从岭南转运的荔枝鲜十三枚，请贵妃品尝。

”听见银铃般的笑容，只见画面上方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就将拿起那顶层的一颗荔枝。

又一声画外音传来“这是安禄山带来的节目，请贵妃过目。

”那只手缩走了。

而后歌舞升平喧闹之声，而画面一直对着这三层荔枝孤塔。

画面上荔枝周围的空间，字幕尽可打上这十三枚荔枝转运前前后后之价格，收于民脂民膏，填于大唐国库。

字幕尽可说李善德一家之后贬谪岭南之事，重新种上荔枝树，也算求得了内心平静。

字幕尽可再说一年之后安禄山起兵，长安沦陷。

此时那承荔枝小盘中的冰块稍融，撑不住这荔枝塔，顶上的那枚荔枝悄然滚落。

此为结局，现标题：长安的荔枝

至于其余需要讲述之事，用彩蛋等方式周知观众亦不唐突。

既然是《长安的荔枝》，那就让这十三颗长安的荔枝，成为本片的结尾吧。

ps：前些日公司购置桂味荔枝发给每个员工一箱，家中人丁不兴，荔枝吃多亦容易上火，只敢日啖五枚，不几日那荔枝纵然存于所谓零度保鲜冰箱之内，亦不免色变，香变，乃至味变不可食用，一箱荔枝，最终扔之大半，不免心有所惜。

之前也读《长安的荔枝》，顿感时代不同，当年大费周章转运的荔枝，如今已是遍地都是，不再稀奇，只是这巧立名目，剥削民脂民膏之事，似乎从未绝断。

为了这浩大帝国的颜面，为了龙颜一悦，今日用谎言粉饰太平，明日穿大洋挑起争端，大事小事皆要占点便宜，赢而不麻，赢而不倦，如此之帝国，倾倒不也在须臾之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