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直面惨淡的人生，展现了暴力、宽恕、正义的复杂性，摘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影片围绕瑞典人安东在非洲、丹麦的工作和生活展开：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科大夫，安东在非洲难民营度过的每一天，都要面对愚昧、暴力、贫困、仇恨结出的恶果。

非洲、丹麦的风景有多美，安东的心境便有多么苍凉。

堪比纣王“剖孕妇而观其化”的恶霸划开了孕妇的肚子，一赌胎儿的性别。

这样的恶人要不要救治？

期盼妻子宽恕婚外出轨的安东，相信复仇只能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无法带来正义。

胡适推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随着对自由的认识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宽容只是自由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重要。

丧失底线的宽容和宽恕，实质上是一种狂妄无知的傲慢：自以为是上帝，可以赦免人间的罪恶。

宽容成为罪恶的挡箭牌，自由与自由的敌人大可把酒言欢，二战后何必兴师动众审判战犯？

不惩罚邪恶，何以播撒善与正义的光辉？

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南非，犯罪嫌疑人要获得赦免也必须符合犯罪动机并非谋财害命、澄清真相等四项条件。

非洲不平静，领衔全球幸福指数和清廉指数排行榜的丹麦亦非人间天堂。

安东的儿子伊莱亚斯身处校园暴力的旋涡，刚从伦敦转学过来的克里斯蒂安路见不平，用打气筒狠狠地给校霸上了一课。

影片不愿简单地指责或赞美这样的复仇，而是希望观众思考：在怎样的情况下，怎样的暴力复仇才不可或缺、代表正义？

当着儿子及其同学的面，遭到粗暴攻击和羞辱的安东既未还手，也没选择报警。

这倒不是因为他怕那个修理工，而是觉得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

为打消孩子们的疑虑，证明自己毫不畏惧，安东找到修理工，后者竟越发蛮横。

觉得无须在这样的“白痴”身上浪费时间的安东，俨然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孩子们则更加困惑，难道这样就算了？

不分场合、对象，非暴力主义不过是迂腐的代名词，圣雄甘地的伟大与其局限一样醒目：反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认为只要拥有非暴力信念，“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甘地甚至非常认真地建议犹太人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人精神领袖马丁‧布伯当然不会同意：“对于不明事理的人，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

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

”时至今日，印度宪政之父安贝德卡、敢于向殖民者操控的议会扔炸弹的巴加辛在印度的影响和威望，远远超过了狭隘地理解、维护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甘地。

假如没有暴力革命的威胁，面对的不是13世纪就建立了议会政治的英国绅士，而是日本、德国一类的法西斯，非暴力运动无异于引颈受戮、与虎谋皮。

回到难民营，安东尚未从非洲人的苦难里回过神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恶霸竟恬不知耻地声称他的手下有奸尸的嗜好，安东内心的火山开始喷发。

愤怒很快传染开来，恶霸遭到难民们的围殴。

《狗镇》（2003）里的格蕾斯，从宽恕到相信少了“狗镇”的世界会更好，安东从医生变成咆哮的公牛，都在表明：面对无可理喻的恶人或罪恶集团，居高临下、没有原则的宽恕这一“傲慢”的面具可以撤下了。

安东对修理工的“姑息养奸”引发了更大更难以控制的危险：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伸张正义，把修理工的汽车送上了天，也差点送掉了伊莱亚斯的小命。

在影片四平八稳、左右逢源的叙述中，编导的态度逐渐清晰：一个更好的世界，对暴力或非暴力都不能盲目崇信；即便非使用暴力不可，也应对方式和后果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尽量减少其副作用。

令人失望的《慕尼黑》（2005），表明真实的历史令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望而却步：1973年4月以色列特工在黎巴嫩追杀3名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恐怖分子，可不像影片里表现的那样怜香惜玉，怒火满腔的复仇天使在混战中打死100多人。

《更好的世界》的大团圆结局过于讨巧，但它好就好在捅破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窗户纸：以暴制暴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金油，非暴力主义同样有其限度。

（新民周刊）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

如果，我想，制作炸弹的男孩跳楼成功的话，也许会更震撼一些，也更残酷一些，就像同是丹麦电影的《狩猎》，最后的那一枪，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如果这样子，恐怕电影名字就不叫《更好的世界》了。

两个破碎的家庭，两个缺乏关爱的孩子，与其说孩子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大人的问题，从伦敦回到丹麦的父子，开着奥迪，其父亲经常往返于丹麦和伦敦，住在奶奶家的男孩，固执任性，坚持自己选的房间，喜欢网络和游戏，和有钱的父亲缺乏沟通，其父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更无法理解孩子的一举一动。

小孩从其父亲那里学会了撒谎，从一开始的学校冲突，到后面的拿刀威逼，以及最后的炸车，跳楼，这个父亲仿佛永远也搞不懂孩子为何是这个样子。

另一个孩子，那个瑞典孩子，在学校经常被同学欺负，带着牙套，父亲是一个驻外医生，虽然知道怎么教孩子弃恶向善、原谅宽容，却没法做一个好丈夫，长期的驻外工作，孩子的教育工作也只能放在一个不懂得宽容的妻子手上，而这个妻子，眼中永远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比如丈夫的偷情，孩子的学校问题等等。

出现拿刀逼人事件之后，这个瑞典母亲，唯一不断重复的一个问题就是刀，方佛知道了刀的下落事情就圆满了，孩子出现自闭问题，解决的方法竟然是转校，而从来没有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想法，怪不得她儿子说恨她，在其孩子被炸伤住院之后，制作炸药的孩子去探望时，我就知道这个母亲注定要对这个始作俑者歇斯底里，而后这个炸弹男孩也果不其然的一心想死，只是觉得自己把同伴害死了，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个炸弹男孩要真是跳楼了，不知道那个歇斯底里的母亲会做何感想，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凶手呢？

她也许是个好妻子，却不是个好母亲；而不称职的丈夫，却是个称职的父亲。

谁人不犯错？

关键是我们怎样学会如何原谅和宽恕。

我想，这才是更好的世界。

你说呢？

PS:顺便说一句，电影中丹麦孩子歧视瑞典男孩，并大吼“滚回瑞典去”，这是两国的历史文化问题，一向不和，有敌意。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了丹麦女导演苏珊娜·比尔的影片《更好的世界》。

这部影片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

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却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

两个人为一点琐事吵架，结果却闹出人命。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

影片有一个国际化的生活背景，安东是一名外科医生，身为瑞典人在丹麦定居，工作却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难民营。

他穿梭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与如景如画的丹麦海滨城市之间，一再令观众陷入时空倒错。

他的手术台上，不时地躺着被切开肚子的孕妇，这只是因为当地一个叫做“大个儿”的人，与其他人打赌，看看年轻孕妇肚子里怀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

作为医生，安东的工作限于将这些女性开膛的肚子再次缝上。

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恶，情节恶劣却没有根基：作恶者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去做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

他像是一个盲者，完全缺乏某种能力及某些器官，来想象他人的遭罪，体验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他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逞一时之兴，想要怎样便怎样。

他表达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以此为乐。

在那个时刻任何人不要阻拦他，否则就是“不识时务”。

这种恶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丹麦同样存在。

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孩子之间也经常发生。

安东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伊莱亚斯12岁，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

他自行车的气门芯经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会被人无端拦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哄笑。

人们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长相，他的牙齿。

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帮他出了气，两人陷入被警察调查的麻烦之中。

学校孩童们之间的这种恃强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国影片《浪潮》（2008）。

其中那个绰号叫做“软脚虾”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学们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极权主义试验中找到了归宿。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苏联影片《丑八怪》（又译《稻草人》，1986），也将孩子之间的勃险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瑕。

成年人力图加以掩饰的恶行恶习，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安东的小儿子大约两三岁，在儿童游乐场与一起玩的孩子发生争执，这本来是常事。

但是那孩子壮硕的家长走过来，不由分说在安东的脸上连扇几次：“不要碰我的孩子。

”这之后他也没有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将气撒到自己的小家伙头上。

他暴躁的身体中埋藏着太多的戾气，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当做他的出气筒。

这就是我所说的“琐碎之恶”。

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

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

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

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沉入水中。

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

”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

”在这样一种攻击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

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

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

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不知不觉地在生长，直到将自己长为一根尖锐的刺。

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

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不停地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

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

非洲的那位“大个”其实也是如此。

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

”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

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

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

也许因为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不落俗套”。

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

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

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

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

他赢了。

”儿子问：“你怕他吗？

”答曰“这不是问题所在”。

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

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

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

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

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

”“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

”“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

”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位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败。

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

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

”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

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

”让一个白痴占据甚至为此付出自身生命，这真是一个划不来的主意。

也许，一个人不仅要选择好他的朋友，也要选择好他的敌人。

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

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

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的两条命。

安东让他明白，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

“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

比较起来，同样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日本电影《告白》（2010）其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

两名少年杀死了女老师年幼的女儿爱美，残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样的轻率无知。

其中A（受害老师这么称呼他）与上部影片里的克里斯蒂安有点相似，因为失去母爱有些心理失衡。

不同于克里斯蒂安母亲患病去世，A认为自己要强的母亲抛弃了他。

他因而要做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母亲瞧瞧。

这中间还有一些琐琐碎碎的因素。

最终将无辜女孩置于死地的是B，这个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过度溺爱，也因此他有强烈的失败感，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残破品”。

A同学在接受老师盘问时，竟掉头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说了声“开玩笑的”，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下什么。

B同学的母亲在听整个事情过程时，不停为自己的儿子叹息，完全忽视了被害小女孩。

老师本身也认为，“A有杀意，可是没有杀人；B没有杀意，却害死爱美。

”两少年在一种几乎懵懂无知的状态中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

显然，学校与家庭对于生命教育的缺席，在其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影片中的女教师怨恨法律不能具体地惩戒这些少年罪犯，他们实际上与成年人一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骤的复仇计划，并付诸实施。

她声称已经让这两个学生喝下了含有艾滋病毒的牛奶，从而在精神上折磨他们，让他们接受苦果。

B同学因此发疯而不能上学。

受困的A则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母亲。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变态的故事。

你可以说，痛失爱女的女教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影片最大的缺点是少了一种价值观的透视，对女教师的行为缺少一种评价。

与少年们一样，这位女性后来只有从伤害他人的报复行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疯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获得一点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恶—恶”循环当中。

尤其是我们如果将这两部影片对比起来看更显出《告白》之缺憾，也更加能够体会到《更好的世界》中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对于价值观的关心及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而不只是如《告白》那样制造人性的奇观。

（《财经》杂志 2011年第08期 作者：崔卫平）

已经有很久很久时间没有这么沉静的看完一部电影了，眼泪是一直压抑着的，同时还有淡淡的柔光笼罩着。

也很久没有看完一部电影以后这么长时间不能缓过来了。

一张一弛好像是在心里慢慢的搅动着所有的情感 感觉好重 过了几分钟，水泥好像开始慢慢凝固了，心里好重不想看别人的影评，不想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它 不想有条理去分析它画面不断的切换到那篇丹麦的土地，游动的白云和三分之一的土地，Elias爸爸和妈妈是在是演的太好，爸爸在营地面对着“大佬”的无奈在脸上表现的丝丝入扣，大佬对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杀过人，男人，女人，小孩，他们一部奔跑的样子让我想到了《上帝之城》 医生对于每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当大佬走过来猥亵一个Elias 爸爸没能救过来的人的时候 他终于爆发了但是就算是爆发也是多么的有原则他带着孩子们，去问那个打了他的人 为什么要打他，就像耶稣说的那样，当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过去让他打。

对这样不必交流的人，Elias爸爸同样是隐忍 却不含恨 而在对立面，Christian却用另一套原则在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在任何学校都是一样，你先狠狠的打别人一顿，比人就不敢欺负他了。

他用极端的方式报复着恶，报复着他所仇恨的东西这和他尖锐英俊的长相非常契合 一种掐入皮肤的感觉 但是在Elias 爸爸把大佬拖出去以后，导火线也开始燃烧了，最后车子被Christian 的炸弹成碎片，双线的矛盾也在Elias被扎，Christain的叫喊声中拧成了一股紧紧的线一大片绵软的枯草跺，有一股温情开始蔓延，Elias爸爸看着床上出水的妈妈。

他们和好后，那股压抑的“悲悯”的力量终于从Elias 爸爸的纠结的挣扎中硬朗起来，压过了“以恶报恶”的气氛，最后释放了Christain 和爸爸之间的误会和仇恨。

画面太有质感了，Elias妈妈的爱护、恬淡、崩溃、谅解、温柔，特别是当她在医院里掐着Christain脖子，然后注视着这个柔弱的小孩的时候突然又软下来的那一瞬间，这个时候另一个护士正好走出来，拉开了她。

这一瞬间表现的太微妙了。

爸爸内心的那种矛盾也在不停的酝酿和梳理，那种变化也表现的太微妙了。

这是我看到的，记得的最好的治愈片！！

正如标题“更好的世界”所言，电影的宏观意义上的主题即：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世界不够好，怎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好。

为此，影片以三次没有理由的恶意作为故事的引子，以三个主要角色应对这些恶意的过程作为故事的主体，并穿插着描写了这个世界生活着的人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境及他们做出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呈现主题。

三次没有理由的恶意，分别指的是：（1）非洲的孕妇们没有做任何错事，只是因为自己怀孕的身份，就被黑社会恶霸Big Man捅肚子；（2）生活在丹麦的Elias是个好孩子，仅仅因为自己的门牙长得像老鼠的牙齿，就遭到校园恶霸Sofus率领的团伙的欺凌；（3）Elias的父亲Anton看到小儿子Morten和另一个孩子发生争执，上前劝阻，就遭到孩子父亲Lars扇耳光，之后对峙讨要说法时再次被扇耳光。

而顺着这三条主要故事线，我们还看到了：基数庞大的非洲难民，只能排着长队依靠零零落落的外国医生予以救助；Anton和妻子Marianne正在经历婚姻危机，这给他们自身和大儿子Elias都带来了深深的痛苦；Christian因为母亲的病逝而封闭自我，将深爱他的父亲Claus拒之门外，而父亲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和儿子沟通。

丹麦和非洲某国，一个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一个则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说是代表了人类所处的两种极端的现代文明。

但即便是物质水平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人们却都在对抗着突如其来的恶意，都在经历着不同的困境。

可见，电影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

Anton、Christian、Elias是电影的主要角色，在面对着这些没有理由的恶意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首先来看Elias。

他比较软弱，总是尽可能逃避冲突。

面对校园恶霸的欺凌，他选择默默忍受，上学途中被围攻，课上被同学嘲笑，每天推着被放气的自行车回家，父母和老师的沟通完全无法解决问题。

但是，看似软弱的Elias骨子里却是个善良的人，总会下意识地避免伤害他人。

看到自己的自行车被放气，他的第一反应是推着自行车回家，而不是破坏他人的自行车来方便自己；他一直担心Christian的爆破计划会伤害别人，而在看到无辜的母子即将被炸时，迸发了十足的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了他们。

然后再看Christian。

他的行事风格是以牙还牙——遭受到怎样的恶意，就要十倍以还之，向恶人展示自己的肌肉。

被校园恶霸用篮球打出鼻血后，他第二天就果断地以暴力回击，将对方打得鼻青脸肿，甚至拿刀子威胁对方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可以看出，Christian的攻击性很强，这也暗示了他的潜意识里自我意识过剩，或者说是缺少同理心。

母亲去世后，他只顾着自己的悲痛，朝着父亲发泄自己的情绪，却没有意识到父亲也一直处在煎熬之中；看到Elias的父亲Anton被反复凌辱、坏人甚至没有一丁点自觉时，他就准备用炸弹来爆破对方的车，结果差点让无辜的母子被炸死，还让自己的朋友Elias进了医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是戏份最多的Anton。

他的信条是不卑不亢、保持自我。

面对无故扇自己耳光的不讲理的恶霸，他不会示弱，但也无意与对方纠缠；面对捅死无数孕妇的凶手前来求医，他没有任何和对方交好的打算，但还是选择了遵从自己的职业道德，为对方治病。

但是，Anton所表现出来的这份清高和操守，注定不被他人理解。

当他不对扇自己耳光的Lars还手时，就遭到了两个儿子和Christian的当面质疑；当他为Big Man治病时，护士都远离他，村民们和他争执，孩子们也不再追逐着他的车辆，而可笑的是Big Man还试图拉拢他为自己人。

更加令人感慨的是，Anton虽然尽其所能地做好自己、避开纷争，但他终究也是有感情的人，内心里存在着一条底线。

当听到Big Man对死去的孕妇用恶毒的语言嘲讽时，Anton终于爆发了，毫不客气地将他驱逐出去，任由愤怒的村民们处置。

在面对没有理由的恶意时，我们可以看到：Elias虽然善良，但他的软弱让他无法凭自身摆脱校园恶霸的欺凌；Christian的强硬的风格能够打击一部分坏人的气焰、保护自己，但锋芒毕露的他却很容易伤害无辜的人，不管是自己、父亲、朋友还是路人；Anton的中庸的处事风格让他总是尽可能地置身事外，以超然的心态保持自我，但他却不被他人理解，而且在面对没有底限、无法被制裁的恶意时，他终究还是使用了强硬的手段，违背了自己的信条。

可以说，每个人的做法都是有其局限性的，万能钥匙并不存在。

除了这三次明面上的恶意之外，电影还隐含了一种潜藏在暗处的恶意。

Christian母亲的病逝，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来自上天的没有理由的恶意呢？

死亡就这么突然地降临，给生者带来伤痛，让他们不得不经历心灵上的苦难。

包括后来的Elias差点被炸死、Christian险些自杀，虽然当事人有过错，但这些惨剧都是源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并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

因此，死亡本身，还有这些引向悲剧的“巧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对生者的恶意。

从这些角度，我们看到了，电影有意地在向我们呈现这些“无解”的恶意，是在表明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个体的凡人所无法解决的。

因此，渺小、无助的我们只能让这样的世界变得更好。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电影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却通过一些线索给出了它的倾向。

电影一开始时，Christian在葬礼上朗读了安徒生的《夜莺》节选，表达的含义是夜莺唱歌不为荣华富贵，而是为了给人带来欢乐。

夜莺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显然照应的就是以医者身份到非洲救死扶伤的Anton，还包括了不顾自身安危去拯救母子的Elias。

这种无私和善良，是电影歌颂的第一种品质。

Anton和妻子一开始经历着情感危机，但是在Elias第一次卷入事故后，他们俩用电话开始尝试沟通；在Elias经历了生死危机后，他俩也更进一步地重新接受了彼此。

Christian原本不理解父亲、不接受父亲，但在经历了Elias的生死劫和白色大楼上和Anton的对话之后，他终于和父亲再次相拥。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正是因为灾难的袭来、死神的降临，生与死的白纱才会于一瞬间消失，这样生者就能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于是更加珍视眼前的美好。

学会珍惜，这是电影歌颂的第二种品质。

经历了母亲之死，Christian不理解父亲的痛苦，这既让他的父亲更加难过，也让他自身走入极端。

Marianne看到孩子昏迷不醒，在愤怒之下，逼迫前来探病的Christian离开，甚至通过说Elias死了来谴责他，于是被深深的惭愧所折磨的Christian选择要跳楼自杀，直到Anton赶来挽救了一切。

我们看到，虽然他们的情绪都事出有因，但他们的举动却在客观层面上让事情恶化，催生更多的悲剧。

因此，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学会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这种同理心、宽容之心实在是太重要了。

最后，Anton夫妇带着Christian去探望Elias，Christian和父亲紧紧拥抱，恩怨才得以化解。

可见，宽容是电影歌颂的第三种品质。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残破的，我们的反抗可能是无力的，但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让它变得更好。

我想，这些内容，就是电影的主题的体现。

然后简单列举一下电影里的几处对比：Claus在搬家整理物品时翻看照片，中间一张是Christian和母亲快乐地笑着，左边却是患癌症后做手术头发全掉光的母亲，右边是泣不成声的Christian。

看似随意但实则精心设计的构图将病魔对生者的摧残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也为后来Christian的偏执做好了铺垫。

Claus翻看照片Elias回家见到母亲时，母亲竭尽所能和他开玩笑打闹，但Elias却不领情，这和第二天Elias去接父亲时的欣喜若狂形成了对比，既暗示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问题，也表明了Elias更倾向于父亲，为后面发生各种事故时Elias总是优先找父亲求助而不是母亲做好了铺垫。

Elias对母亲的不领情

Elias见到父亲时欣喜若狂校园恶霸Sofus在厕所逼迫Elias不准把昨天的事情说出去时，Elias瑟瑟发抖地表示一定不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Christian拿着棍子从背后猛击Sofus，并将刀子抵在他喉咙处进行威胁，以暴制暴。

这里导演用了声画蒙太奇，用厕所里Sofus正在威胁Elias的声音搭配Christian从建筑外走到厕所里实施暴力的镜头，Elias的软弱和Christian的强硬在此刻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暴力宣泄的一瞬间也给观众以极强的快感。

Christian暴打SofusAnton为民众做完手术后，坐车离开时有非洲小孩奔跑追赶，但当他为Big Man做完手术后，坐车时却没有人追赶了，摄影机拍到的只有尘土飞扬。

这一对比，表明了Anton的选择不被民众所理解，更凸显出了他的孤独。

Anton为民众做完手术后，坐车离开时有非洲小孩奔跑追赶

Anton为Big Man做完手术后，坐车离开时无人追赶当Christian第一次到医院探望Elias时，Marianne愤怒地指责他，说他害死了Elias，将他赶了出去；经历了白色大楼的生死劫后，Marianne扶着Christian的肩膀，亲自带他到医院看病。

这一前后对比，表明了两个家庭的恩怨的化解。

而导演还特意将第二次来医院安排在了清晨，晨曦的照耀下，世界仿佛真的变的更好了，为故事带来了一抹亮色。

晨曦照耀下，两个家庭和解最后，说一下白色大楼这个符号。

白色大楼白色大楼直观上看就是生与死的临界点：站在高楼顶上，距离死只有一个跳跃。

而具体到电影里，主角们对大楼的态度则就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亦或是心路历程。

Christian喜欢待在白色大楼，暗示着他的不惜搭上性命也要以暴制暴的复仇方式；Anton认为白色大楼很危险，让Elias不要去，表明了他的洁身自好的理性，以及对Christian的不认同；Elias一边跟随Christian到白色大楼，一边被父亲Anton教育不要到那儿去，因此是否要去白色大楼就象征着Christian和Anton的理念冲突，而Elias则在两方的理念间摇摆不定。

当Elias答应父亲不再去大楼时，表明此时此刻他是倾向于父亲的；而当Elias不小心把Christian送的刀暴露了母亲的时候，他的内心因为充满了愧疚，而开始改变立场，更倾向于站在Christian那边，这时电影就再次仰拍了白色大楼，并特写了站在高楼上的Elias。

Elias在白色大楼，开始倾向于Christian观后感就写到这里，感谢阅读！

在滂沱大雨聲中看完榮獲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丹麥電影『更好的世界』，感覺隨電影一路出現的複雜情緒，那些抑鬱，憤慨，無奈，皆被雨水沖刷殆盡，僅留下雨後稍試平靜的片刻，與翻騰過後逐漸平和的心。

保持一顆平和的心，是這個公理正義難以伸張的浮躁時代裡，極重要的人格特質，不但能幫助我們思考面臨選擇之際該如何抉擇？

更能在關鍵時刻避免憾事發生。

然而，大部分的人在事到臨頭時，總難跨越橫在眼前的不公對待。

於是，以平和之心維持和平理性的世界，遂成為理想主義的口號。

因為我們是人，不同的是，好一點或壞一點的人，極好與極惡畢竟是少數，在符合人性前提之下，我們所看到的真實世界，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更好的世界』與同樣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告白』，不約而同將「校園霸凌」置入電影中。

兩者同樣出現 “以暴制暴”情節，而『更好的世界』更進一步將“以暴制暴”的方式延展至校園以外無所不在的社會霸凌中。

　重點不在於“以暴制暴”方式的對錯，而是造成非得如此，或是除此之外沒有更好選擇的原因。

我想，所有問題的答案依舊出現在“人”身上。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出現強欺弱，大欺小的情況，這與國家文明與否無關，而與人天生的劣根性有關。

因此，無論是文明先進的丹麥，或是野蠻落後的非洲難民營，隨處可見人與人之間恃強凌弱的粗暴對待。

電影中，生性平和的十歲男孩Elias，莫名其妙被班上大塊頭男生暴力相向，天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唯一挺身而出的轉學生Christian遭到連座，個頭矮小但性格強悍的Christian不甘被欺負，他的邏輯是只有立刻狠狠還擊，才沒人敢再欺負他。

事實證明，Christian是對的。

我不主張暴力，但有些人的惡毫無緣由，不反擊，在他們看來就是“不敢”反擊，默默忍耐，不會結束暴力，只會讓他們食髓知味，更變本加厲。

小孩的世界如此，大人的世界亦然。

Elias在非洲難民營當醫生的父親，平和理智，修養極佳，儘管在非洲天天目睹種族間互相殘殺，他仍不主張以暴制暴，他認為暴力相向只會招來更嚴重的報復，與更多無辜人們的傷亡。

醫生理性的想法沒有錯，也是維持和平的長久之道。

然而，會挑起仇恨爭端的人，往往並非常人，說是瘋子也許更恰當，如果能和瘋子講理，早就天下和平，世界大同了。

有一次，醫生帶孩子們上街，小兒子和另一個小孩為搶鞦韆發生拉扯，他上前勸架，小孩父親出來，不分青紅皂白就賞了醫生一耳光。

醫生沒有還手，不是因為害怕，而是不想與粗暴之人一般見識，然而，這一巴掌卻不偏不倚在孩子們心中烙下陰影。

醫生為了教育孩子不使用暴力並非出於恐懼，再度登門面對小孩父親，沒想到小孩父親不但不認錯，暴怒之下，竟又連刷了他兩耳光，儘管醫生認為錯的是對方，卻完全無法讓十歲的孩子信服。

Christian不以為然道：『你說他錯，但那個人並不覺得是他錯。

』醫生啞口無言。

這是我們在生活中偶爾與人磨擦會遭遇的狀況。

有一次，我父親按了前面一台車喇叭，準備超車，沒想到超前之後，那台車突然加速開到我父親車前面，硬逼父親下車，凶神惡煞般的車主怒氣沖沖拿了大鎖下來，質問我父親沒事按他喇叭什麼意思？

還好我父親年紀漸長之後不再像年輕時那般氣盛，直說自己年紀大看不清楚，怕撞了他車，那人才做罷。

可見，“文明”在粗暴之人身上完全起不了作用，這就是為什麼犯錯必須付出代價，不受到懲罰，原本就不可理喻的人只會更自以為是，一個慣性對人暴力相向的人，不受控制的舉止彷彿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炸傷觸怒他的人。

文明世界都充斥著粗暴之人，非洲原始野蠻的部落更是可想而知。

丹麥醫生不顧眾人反對，本著救人天職，治了殺害無數孕婦的壞蛋的腿，卻在那人一句泯滅人性殘害女性的話語中瞬間失控。

他終於明白：“惡性重大”這件事並沒有休止符，就像人的欲望宛如無底洞，不阻止，洞只會越來越深，人只會越來越壞，世界只會越來越糟。

更壞的事隨時在發生。

我們除了明哲保身之外，訴諸法律當然還是維持理性世界最好的途徑。

然而，法律畢竟有太多漏洞可鑽，我已經不相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

那些被法網漏掉的人，繼續以惡劣的方式傷害別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告白』與『更好的世界』這樣的電影，提醒我們在這不美好的世界我們需要的已不再是單純的相信明天會更好，而是面對明天也許不會更好的事實，更要因此學會保護自己，才能悍衛我們愛的人。

雖然“以暴制暴”解決不了不好世界的根本問題，但仍有助於受害者心理的平衡。

此外，電影同時點出“以暴制暴”可能製造出更大的傷害，甚至留下更多遺憾。

所以，該怎麼做？

始終沒有最好的答案，只有相對自己而言更好的答案。

更好的世界，是所有良善之人對世界的期許。

看電影時，我想到的題目是“沒有更好的人，怎會有更好的世界？

”現在我把它改成“有更好的人，才會有更好的世界”。

因為，我們雖然改變不了世界，但至少我們可以讓自己變成更好的人，當每個人都變得更好，無形中就會變成讓世界更好的一股推力。

而黑暗中的一線之光，往往就來自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

原文發表於：http://blog.sina.com.cn/aiyung

丹麦女导演苏珊-毕尔所执导的电影《更好的世界》，勇夺今年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

凭心而论，这部电影是非常典型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手法和议题上没有太多争议性，一张四平八稳的安全牌。

长久以来，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遴选方式受到许多诟病，首先是一个国家只能选取一部作品参加比赛，在这部分，许多手法创新、批判性强的作品往往就被剔除（这也是中国作品能获得欧洲奖项，却很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主因）。

其次是片中英语发音部分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审团由大约三百人组成，他们必须看多达二十部电影，然后从中选出最好的。

而这些评审成员主要是一些年纪较大、已经退休的人，因此对影片的偏好自然是中规中矩。

今年奥斯卡奖的评审过程虽然做了细部调整，将评审团分成几个小组，减少看片的数量，但结果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

《更好的世界》的拍摄手法和议题内容都在一般的水平之上，只是它是否是2010年间最好的作品，很多人都抱有疑问。

《更好的世界》的丹麦片名是“复仇”，但参赛国外奖项时，导演将英文名称改为“更好的世界”，颇有讨好观众和评审的意味。

《更好的世界》的主要议题是“暴力”与“报复”，影片中运用了许多二元元素来突显人性中的挣扎与困境。

影片主角安东是一个从瑞典移民至丹麦的男子，平日在非洲的难民营行医，妻子和两个儿子则居住在丹麦一个平静的小镇。

由于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战乱不平的世界，安东必须面对大量的血腥伤害，极尽全力救助暴力的受害者。

然而在家乡，安东十二岁的大儿子艾利亚斯却因为“瑞典佬”的身份，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安东尽管知道儿子所面对的困境，但由于工作的性质和与妻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他被迫成为儿子生命中缺位的父亲。

安东生命中的矛盾，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到来而激化。

克里斯提也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母亲病逝后，他和父亲一起搬到安东所住的小镇，并成为艾利亚斯的同班同学。

克里斯提性格强硬，由于母亲的病逝，内心里对父亲抱有强烈的愤怒。

然而父亲却因为自己内心的悲伤而不知如何处理儿子的心理问题。

在认识艾利亚斯后，克里斯提很快就和他结为好朋友，并对欺负他的男孩出手，用棍棒和小刀狠狠地教训了对方。

当大人们质疑克里斯提以暴制暴的行径，认为只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报复时，克里斯提回答：如果出手够重就不会了。

安东回家休假时，带着二个儿子和克里斯提一起外出，却卷入一场纷争当中。

小儿子和另一个小孩为了秋千起了争执并动手推拉，安东出面将两人分开，却引来另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不满，这位父亲是一个汽车维修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儿子而动手推打了安东。

尽管场面极为难堪，但安东认为不应该降低身份和对方动手，于是带着孩子们转身离开。

但这件事在艾利亚斯和克里斯提看来，却非常不能接受，催促着安东找对方“算账”。

无奈下，安东找到了这个维修工，以言词指责对方使用暴力的错误性，结果对方辱骂安东是个瑞典佬，并动手打了他几个耳光。

至此，安东还是坚持暴力的错误性，毅然地带着孩子们转头离去。

安东坚持不肯以暴力回报暴力，这与他的工作环境息息相关。

安东工作的难民营中，每天都有大量受伤的百姓被送来，他们全是暴力的受害者，主要的加害者就是一个被称为“大人物”游击队份子。

这位“大人物”整日带着武装士兵四处作威作福，甚至以孕妇腹中孩子的性别作为赌注，硬生生将孕妇的肚子破开。

讽刺的是，这位大人物却因为腿伤不得不向安东求助。

尽管旁边的伤患、家属及护士都要求安东不要救治这个杀人狂魔，但安东还是基于医生的道德出手为大人物治病。

对安东的道德试炼并未止于此处，就在大人物的脚伤即将痊愈时，一个被开肠破肚的孕妇却死在了病床上，正当此时，一旁走来的大人物出言奚落和嘲笑了死去的孕妇。

安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硬生生将大人物推出他的医疗帐篷，冷眼看着大人物被外头的百姓包围并攻击致死。

当安东因为难民营的暴力事件而沮丧时，另一起暴力事件正在他的家乡上演着。

克里斯提不能忍受安东所受到羞辱，坚持制作炸药炸毁那名修车工的汽车。

这件事本来有机会停下来的，但是却在三个环节上出了错误。

首先是艾利亚斯的母亲发现了克里斯提送给他的一把小刀，进而登门向克里斯提的父亲问罪，这件事造成艾利亚斯内心对克里斯提的歉疚，因此不忍让克里斯提自己去炸车。

其次是克里斯提在行动执行前的晚上，向父亲提到自己可能会死去，他父亲没有追究细节，反而是愤怒地痛斥了他一番。

最后是艾利亚斯透过视频向父亲求助时，安东却因为当天的悲惨事件而无心与儿子对话。

结果两个孩子便在隔天清晨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

《更好的世界》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是人性不完美所造成的困境，面对暴力时究竟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

如果忍气吞声，暴力不仅不会自动停止，还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

就像艾利亚斯在学校所受到的霸凌，尽管师长和父母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有一个成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艾利亚斯培养出强硬的性格，才能让他彻底摆脱受害者的身份。

克里斯提就是一个性格强硬的男孩，但结果是“以暴制暴”，是另一个困境。

成人在面对暴力问题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彻底终止暴力，还要思考对孩子的示范作用。

例如安东，他认为正是因为孩子在场，所以更不能“以暴制暴”，然而这种软弱以对的方式，却在孩子心中激起更大的反抗意识，如果安东在面对维修工时还手，也许两个孩子根本不会自行采取报复行动。

报复与否，没有标准答案。

片中克里斯提说的那句话：如果要出手，下手就必须重。

这话听来虽很冷酷可怕，但却有这么几分道理。

总体来说，《更好的世界》是一部很流畅的作品，但缺点是过于戏剧性，影片中安排的矛盾困境与现实之间有些许隔阂，而影片最后那个没有酿成悲剧、相互理解的完美大结局，也多少降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与冲突性。

我喜欢这部片子的议题，但不喜欢这部片子的手法，可能是因为导演是女性，所以里头有女性的感性，但也有女性对冲突的厌恶与回避，结果全片形成一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势。

这部片子的内容无疑是很复杂而丰富的。

暴力的起因往往是愤怒，安东将那个万恶的大人物推出帐篷，是因为愤怒；克里斯提相信以暴制暴，背后的原因也是愤怒；艾利亚斯的母亲在目睹儿子身受重伤时，之所以对克里提斯暴力相向，同样是因为愤怒。

无论我们长到多大的年纪、拥有多少知识、对世事有多少理解，都不可能免除突如其来的愤怒情绪，这是人性，也正因为如此，暴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在这个基础上，承受暴力的人，不免以暴力还诸暴力，结果便是暴力的往复循环和放大。

只要有人，就有摩擦，就有愤怒，于是就有暴力。

当今社会常常强调父母师长对孩子的教育，认为从这点上可以根除暴力，然而作为父母与师长的人，他们终究是人，他们或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在孩子生命中缺位，或是本身就纠结在内心的问题中，而无法察觉孩子的心理问题，社会从来不是完美的，成人非但无法解决儿童的暴力问题，甚至经常是儿童暴力的根源，就像安东的瑞典移民身份，就像克里斯提父亲的内心创伤。

落后如非洲小国，先进如被誉为幸福指数最高的丹麦，都不能从暴力这个问题上解脱出来，因为暴力是人性问题，与道德、财富、教育无关。

安东是一位往返于丹麦和非洲难民营之间的医生，两个国家的对比，通过对比映射出电影的主题什么是“更好的世界。

”在非洲，安东整天都面临着战争，死亡，贫困，一个又一个的伤者。

然而在影片的开头，导演却用大量色彩鲜艳的镜头来描述非洲广袤的土地，天真的孩子，淳朴的百姓。

善良和暴力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度，不免让人唏嘘。

安东秉持着医生应有的职业操守，尽力救活每一个伤者。

当有一天他要面临暴徒的首领，一个被千夫所指的恶徒，他顶着民众的责难，医治他。

当他的腿伤逐渐恢复，他看见一个被自己凌虐而救治无效的女尸，毫无同情心的他说出了一系列污秽的言语。

医生面对这个极恶之徒，将他驱逐出医务站，任凭他被愤怒的民众殴打，也会暴徒的生命将会终结在这些民众的手里。

面对如此邪恶，没有人性的生命，那些理性而善良的人该怎么做？

当人性中的善和恶发生碰撞时，上帝手中的天平会倒向哪一方？

回到丹麦，安东要面临即将崩溃的婚姻以及在学校被欺凌的儿子埃利亚斯，一直行善的他，却无法终止发生在儿子身上的暴行。

一位刚丧母的男孩克里斯转到了埃利亚斯所在的学校，并且和埃利亚斯在一个班级。

因为母亲的去世，克里斯一直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父子之间的关系很冷漠。

懦弱的埃利亚斯和孤僻冷静刚毅的克里斯成为了朋友，并且以暴力的方式回应了被别人欺凌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他目睹了埃利亚斯的父亲被欺负时，一个非正常的报复计划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

无论是在战乱的非洲还是在平静的校园，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歧视，矛盾，都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着的。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美好的，走到哪儿都要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人性与道德之间的挣扎。

暴力的恶性循环是世界性的问题，以暴真能治暴吗？

以治暴为由的暴力是一种善良吗？

同情心的缺乏是暴力存在的原因之一。

天使与恶魔总是同时出现，更好的世界只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乌托邦。

如果你是一个在上学的中学生，被学校的同学欺负，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有一个在上学的儿子，你知道他在学校被同学欺负，而学校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一个有孩子的人，当你在孩子面前，因争执被人打了几拳，你会怎样？

隐忍？

反抗？

报警？

你又会如何对孩子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暴力的威胁四处潜伏，每个人都可能会面对。

小男孩伊莱亚斯的选择是：忍气吞声，不反抗，也不告诉家人。

这大概不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而是下意识的选择。

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对一些小耻辱羞于启齿。

而伊莱亚斯的同学克里斯蒂安有不同的选择：以暴制暴。

克里斯蒂安是个英俊的男孩。

比英俊更吸引人的，是他的酷劲：目光深邃、不动声色、不容侵犯。

比起成年人的酷，他的酷还有种干净和纯粹。

克里斯蒂安出手教训欺负伊莱亚斯的同学，第一次就用了刀。

伊莱亚斯的爸爸安东反对以暴制暴，当他被人当着孩子们的面无辜地打了几拳后，他也选择了忍气吞声。

“你为什么不报警？

”克里斯蒂安问他。

安东没回答。

被人打了几拳就报警？

生活中琐碎的恶太多，警察才没闲心一一去管，这是社会常识。

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都希望安东再去找欺负他的人算账。

“你害怕去找他吗？

”伊莱亚斯问爸爸。

“不是害怕的问题。

”安东回答。

安东不害怕吗？

他不怕再被那个人羞辱吗？

我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安东还是去找那人了，被儿子激将着去的。

这次结果更糟，他果然又被打了。

这次安东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他一边对两个儿子说打得不痛，一边对那个人说：“你这个白痴，你只知道打人。

”如果不是旁边人劝阻，真不知道安东会被打成什么样。

两个儿子显然被爸爸挨打的情形吓坏了，克里斯蒂安则是冷眼旁观。

回去后，安东对男孩们说：“他是个白痴，他输了。

”这个明显不太让人信服的说法立即被克里斯蒂安反驳了：“我不认为他觉得自己输了。

”安东不愿再与克里斯蒂安探讨这个话题，而当安东的小儿子不停念叨着“他是个白痴，他是个白痴”时，安东也制止了。

或许他也觉得这么个念叨法，有些自欺欺人罢。

这一幕让人觉得安东有些懦弱，这一幕也让克里斯蒂安更坚定地认为以暴制暴是必要的。

故事至此，视角又转向了克里斯蒂安。

这个少年终于滑向了危险的边缘。

他为了报复欺负安东的人，在那人的车里安装了炸弹，差点炸死了路人。

幸亏伊莱亚斯及时向路人预警，而伊莱亚斯却因此被炸伤。

以暴制暴，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是被激赏的。

而在西方电影里，以暴制暴常常是被质疑的。

用暴力制服暴力，当它成为一种常态时，自己也难免变成施暴者，伤害无辜。

英国电影《因父之名》也有这方面的探讨。

在不公面前挺身而出固然让人痛快，但当惩罚他人越过边界时，挺身而出的人也变得可怕了。

而由于人性中潜在的恶，越过边界几乎是难免的。

克里斯蒂安也一不小心就越过了边界。

经过这起事故，他的想法会有怎样的变化？

如果他再遇到暴力的威胁，他还是会以暴制暴吗？

而如果安东再遇到暴力的威胁，他还是会隐忍+精神胜利法吗？

不知道，影片将这些问题搁置了。

导演把这起事故用成了一副万能膏药，这膏药治愈了安东和妻子的情感危机，治愈了克里斯蒂安和父亲的亲情危机，也让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的友情更加坚固。

故事到最后，已经不是更好的世界，而是完美的世界了。

对暴力问题的探讨，却悄悄结束。

中途放弃，这可是克里斯蒂安最厌恶的事情。

影片在祥和完满的氛围中结束，留下的却是探讨未尽的遗憾。

作为一名医生，Elias的父亲Anton常年到非洲去给深受贫穷、战争和疾病困扰的人们提供医疗救助，深受当地人的爱戴。

一天，一个恶贯满盈的的军阀带着一众喽啰闯进了医疗营地，持枪逼迫Anton挽救他那早已溃烂生蛆的腿。

Anton从旁人处得知，就是这个军阀做出了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他竟然派人用刀残忍地剖开那些无辜孕妇的腹部，取出婴儿来查看性别，理由仅仅是和人打赌。

几乎所有人都试图阻止Anton对这个恶魔进行救治，这使Anton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作为医生，他有责任救治病人，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对军阀的怜悯就是对他人的残忍。

他该如何选择？

Anton常年不在家，由于交流的缺失，他和妻儿的隔阂也日益加深。

妻子提出离婚，儿子Elias则在学校被其他同学欺负。

一个新同学Christian出现并用暴力帮助Elias解决了被欺负的问题，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一次，Anton带着小儿子、Elias和Christian外出玩耍。

当着孩子们的面，他被一个有种族歧视的男人粗暴地扇了耳光，Anton选择用沉默地离开来回应这一意外的暴力。

虽然受了侮辱，但Anton对此并不在意，直到后来发现孩子们认为他胆小、懦弱时，他才意识到这个事件对孩子们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

对Anton而言，暴力行为仅是伤害了他的肉体，但对孩子们而言，受伤害的却是灵魂。

作为大人、作为男人、作为家长，他该如何教导孩子们面对并处理暴力？

丹麦影片《更好的世界》原名《复仇》，探究的就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暴力及其后果。

导演苏珊娜•比尔为影片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使得这部影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学意义超越了性别、年龄和国界，上升到了全人类的高度。

影片不但在故事和主题上深刻隽永，人物刻画上也几乎完美无缺。

除了两位天才的小演员，米克尔•佩斯勃兰特饰演的Anton也让人印象深刻，他将一个医者、一个父亲、一个深受暴力困扰的中年男人演绎得如此令人信服。

藉由这一角色，影片对如何面对并处理暴力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如同《撞车》、《狩猎》与《通天塔》等优秀的电影作品一样，荣获了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更好的世界》一定能为你带来一次非凡的观影体验、一些思考甚至是改变。

也许藉由这部影片，通过我们的努力，世界真的能变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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