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

一场全黑白的小众电影，第一部在中国上映的藏族电影。

屡获国际大奖。

电影开篇就是一小段人声分离的画面，塔洛的声音搭配的是喂小羊喝奶的画面。

然后转向塔洛站在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墙面前，面对着观众，口中背着毛泽东语录。

导演差不多给这个镜头有三分钟，观众也会好奇这个人在干什么。

下个画面是拿着保温杯的警察走进了画面，交待了环境是在派出所里面。

屏幕开始被分成了两半，塔洛和警察各占一半的空间，构图上的对称有了叙事感。

单开头的这几个镜头就有了想看下去的冲动。

塔洛是最纯粹最朴质的藏人，从开头他的出现，和警长的对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在山区纯粹的放羊人，骨子里就是坚守自己的三百多只羊不要被狼吃掉，记忆力很好的知道母羊一共多少只，今年又会生出多少小羊羔。

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身份证和身份证的作用。

去照相馆拍照，取下帽子的一刻，一缕头发冲天，朴质的藏人外貌非常有感染力。

当纯粹的藏人开始来到县城，在理发店邂逅了老板娘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外来的一切都在这个朴质的藏人身上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守候的羊被狼吃掉就是内心开始流失自我的象征。

藏族青年的堕落，外来现代文化对藏族信仰民族的冲击和影响，这个一直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想表达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如开头塔洛的内心信念是当一个像张思德的好人，为村里人放羊，死后也可以重于泰山。

但当后面自己的信念开始慢慢消失，专一守护的羊也被狼吃掉。

内心开始迷失起来，开始有杂心欲望，心里不清净。

这个时候对于塔洛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他该何去何从，这是对全藏人普遍现象的一种发问。

镜头语言很高级，有自己想法。

喜欢大框架构图，大前景下人物聚焦在一块。

构图很喜欢人物上方留大量空白，人物甚至头部切到画面边缘。

持续保持镜子里面取景构图也是喜欢的镜头。

前半部分塔罗在照相馆和理发店的镜头都伴随着嘈杂的电视声音。

电视里面正在放射雕英雄传。

整个电影的背景应该是比较落后的，很多藏区地区有的生活习惯，环境水平都体现的很有味道。

有很多画面细节的元素，都体现了一种导演刻意表达的意向。

坐在卡拉ok的塔洛，旁边放了一幅很现代的印象派装饰画，这个也是一种对比。

塔洛在电影后面，尝试了抽烟，喝酒。

和女人。

这些都是欲望的化身。

清醒过来的他，希望能重回自己的信仰。

不过这样也好，有过堕落才会体会到真实的人生，才能知道信仰善良的重要！

我不太喜欢没有涉事之前苍白的信仰，我更爱历经深渊后的重新定义。

第三届浙江青年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就是《塔洛》，映后交流会上Q&A环节导演的一些观点，不是原话，就是大概记了一下。

1 塔洛能完整地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 这些话（比如里面讲好人的死重于泰山 坏人的死轻于鸿毛之类的）像是他的宗教；

2 选用黑白影像 因为塔洛的世界kind of非黑即白 他对很多事物的判断也是如此；3 理发店的杨措让塔洛多学几首情歌 剧本里本来安排有个牧羊女教他情歌 但是后来去掉了 因为塔洛是孤独的。

所以 此后在山上的场景设置也几近极致 塔洛都没遇到其他的人；

4 影片里很多场景背景噪音都很大，因为导演觉得 对于藏区来说 那些噪音也是真实的一部分；5 在很多县城的画面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框 因为在山上的时候塔洛是比较自由的状态 但是下了山 他就不自在 所以在很多画面中设置里框或者是塔洛会处于画幅的边缘；

6 理发店里很多都是镜子里的像，暗示塔洛与理发店女老板的的关系是虚幻的；

7 摄像机都是固定机位 主要是希望形成一个冷静的视角 ；

其他记不得了……总之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电影，因为导演是个谦虚（not 谦逊）但是有原则不妥协的人（比如对于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报以“不屑”但是礼貌但是又超级简短店的回答），是一个有哲思的人应该

文： Andrew Heskins译：Lydia LIN 在拍摄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或者说不那么受电影节欢迎）、以传统民族射箭比赛为题的《五彩神箭》（ The Sacred Arrow）之后，著名藏族作家、导演万玛才旦（Pema Tseden）的新片《塔洛》（Tharlo）回归和《老狗》（Old Dog）、《寻找智美更登》（The Search）相似、他所熟悉的题材。

作为目前为止可能是他最倾注心血的作品，《塔洛》通过命途多舛的同名主人公的视角，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审视当代西藏。

在荣获2015年金马奖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之后，影片赢得了一系列国际赞誉，并备受各大电影节追捧。

塔洛（由著名藏族剧作家和喜剧演员西德尼玛饰演，这也是他的电影处女作） 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却总是记不住自己的名字； 他留着一条马尾辫，于是当地人都称他为“小辫子”。

作为一个牧羊人，塔洛过着孤独但绝非不幸福的生活，不断受到其他村民托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管羊群。

当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要求办理身份证——尽管这时他已经40岁了，他在警察局长面前充分展示了他的衷心：一字不落地背下了毛主席语录。

局长以办理身份证需要证件照为由，将“小辫子”打发去了市里的照相馆。

就这样随意又偶然地，塔洛开启了他的故事。

摄影师又打发塔洛去马路对面的理发店洗头让他“更上相”。

在那里，塔洛遇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理发师杨措（杨秀措饰），更接受她的邀请一起去KTV。

一夜宿醉，塔洛在杨措的床上醒来，如杨措提议，两人决定一起环游世界。

回到牧羊生活的塔洛，不断回忆起在城里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在羊群遭受狼的攻击而羊群的主人把一切归罪于塔洛之后，他重新思考了他存在的意义，决定永远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从一开始，导演万玛才旦就精准挖掘了题材中不协调性，我们可以发现，塔洛只是在机械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其实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同样地，影片也大量运用视觉并置，我们最开始看到在照相馆里，一对身着传统藏袍的西藏夫妇在拉萨、北京故宫和纽约世贸大厦的背景板前拍照；毫无疑问最自然的状态是之后借塔洛的羊羔喂食拍摄的画面。

这种夹杂在民族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化之间、充满矛盾性的藏族文化认同，渗透整部电影，尤其是上半部分。

当杨措在KTV里唱着流行歌曲时（事实上，演员杨秀措本身就是知名歌手），塔洛却自然地哼唱起藏族传统民歌。

随后，塔洛看到藏族流行歌手德吉才仁却无动于衷；才仁却因为着装在照相馆外被当成可疑人士。

导演对于藏文化的思考一览无余：西藏人在传统的消亡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越来越迷失，想要离开这片土地却又困难重重。

该何去何从？

摄影师吕松野（Lü Songye）以黑白重现的方式拍摄影片，用强烈的对比和相较于快速剪辑更合适的长镜头，来突出主人公塔洛。

每个镜头的拍摄都经过摄影师的深思熟虑，即使在荧屏上呈现的是轻松自然的人物对话场景，但整个画面几乎都是以塔洛为中心。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塔洛》的缓慢叙事风格，整部影片无处不孔不入地被冷幽默所占据。

导演回归黑白的选择显得非常明智，强调了影片的故事性，同时又摆脱了万玛才旦式的教条影响。

影片下半部分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了西藏动人的美景。

《塔洛》的出现恰逢中国观众对西藏文化充满极大的兴趣，对于藏族人民所信仰的“精神至上”推崇备至。

如果这种热潮有些盲目，那么通过非藏族导演的视角观察西藏文化或许是另一个选择。

当《塔洛》在国际电影节大受欢迎时，导演张扬（代表作《洗澡》、《落叶归根》）的《冈仁波齐》（Paths of the Soul）也有不错的表现。

《冈仁波齐》跟随一队藏民用传统的方式朝圣，展示了他们在朝圣的途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并且像吕松野一样用藏区宏大的美景，来衬托漫长的朝圣之旅。

张扬倾向于用和主人公保持一定的距离拍摄，这让角色在叙事中显得太过单一。

这也许成为了《冈仁波齐》不够吸引观众的最大问题，尽管这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作品。

但我们无法用同样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扮演塔洛的西德尼玛，他完美而自然的诠释了这个主要角色：一个在大城市中充满纯真（但绝非愚蠢）的牧羊人。

导演把尼玛的个人魅力充分发挥，让这个角色令人信服，观众能够完全沉浸在其魅力中。

西德尼玛对于此角色的付出不言而喻，甚至剪去留了十三年的小辫子。

杨秀措和扎西（饰演警局小队长多吉）用简洁的表演和对话为影片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充斥着优美的画面以及视觉呈现背后的深刻寓意，《塔洛》或许是万玛才旦最有力度的作品。

－本文原载于翌日事务所公众号（id：tndfilm），翻译自英国亚洲电影评论网站easternKicks（东踢网），原文链接

镜头数： 90 SHOTS / 时长：124分 / 平均镜头时长：82.5秒PEMA TSEDEN｜导演 编剧LU SONGYE ｜ 摄影SONG BING ｜剪辑我的第一部西藏电影导演白玛才旦是固定或平面长镜头的大师。

时而滑稽，时而松弛，时而崇高，时而可悲。

第一部分像卡夫卡（但很幽默），第二部分像阿隆索，第三部分是万玛才旦。

伟大的电影。

张泠“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电影《塔洛》（2015）中开场镜头，黑白，固定机位，正面中景，长达12分钟。

脑后垂着小辫子的藏族牧羊人塔洛以诵经的腔调、藏语风的汉语一气呵成背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这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稿。

“文革”初期，此篇与另两篇短文《纪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被合称“老三篇”，分别阐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艰苦奋斗”理念，各地小学生都要学习和背诵。

对于塔洛来说，自小学起就深印在记忆中的“为人民服务”不是政治教条，而是道德劝诫、使此生有意义的精神与实践的标准：他全心全意为别人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死也要“重于泰山”。

可惜，这一对塔洛来说似乎超越了历史变革、已被身体化的道德准则，在资本主义浪潮汹涌的当代中国，似乎不堪一击。

从小失去父母、为乡人放了一辈子羊的塔洛要被现代社会纳为“公民”，去派出所办居民身份证，在多杰所长面前，背诵了这篇《为人民服务》，而被赞叹惊人的记忆力。

他被要求去县城拍证件照，又因头发太久未洗不够驯顺，被摄影师赶去对门的“扬措理发馆”洗头。

在这亦真亦幻的镜像空间中，年轻美丽的理发姑娘扬措的出现，使塔洛的人生轨迹有了巨大变化。

这些看似偶然又极日常的一连串事件对一个年龄略长却“涉世未深”的质朴淳厚牧羊人的影响，或许可以发生在中国不同牧区不同民族的人身上，无论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

从这个角度讲，人面对现代化的困境，有其普遍性；而青海海南藏区人语言、文化、宗教的特异之处，以不动声色的庸常细节浸淫而出，避免刻意奇观化的藏区仪式与风景。

《塔洛》是万玛才旦继《静静的嘛呢石》（2006）、《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0）和《五彩神箭》（2014）后的第五部剧情长片，入围威尼斯、温哥华、釜山电影节，也获台湾“金马奖”四项提名（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及最佳摄影）。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电影节来肯定，电影节的认可却侧面体现国际艺术电影界对影片探讨议题及视听风格的关注。

万玛才旦近十年来的电影一路看下来，看到的是更深的悲观。

电影人能做的是呈现、探讨与反思问题，却无力解决。

无论藏地世俗化的加剧、传统的衰落、资本的野蛮入侵还是迅速商品化和娱乐化的精神生活的空洞虚无……小喇嘛还俗娶妻生子从“寺院的天上”回到“凡俗的地上”；藏戏继续荒芜，以后更无人识《智美更登》；当高原上牧羊的藏獒都被当作“奢侈品”买卖，有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塔洛》的叙事与影像风格都简朴至极，始终跟随塔洛的行止和遭际。

从有了“奇遇”的喧嚣县城回到荒原，他牧羊，喂狗，发呆，深夜生火和放炮竹赶狼，在小棚里抽气味呛人的卷烟，喝烈酒，跟着 “桔子洲”牌古老收音机学“拉伊”（流行于青海、甘肃、四川等安多藏区的藏语情歌），想唱给扬措听。

他在空荡的山野里唱起来，羊与他和鸣。

他去一小时路程外取水，水中晃动的破碎的倒影惴惴不安。

他醉着睡着了。

一切沉入孤独。

他供奉的绿度母前的三盏酥油灯缓缓熄灭了。

狼咬死了一些羊，包括那只他出门装在口袋里的羊羔（它与他一样，都是孤儿）。

他被打了耳光。

羊的主人、比他年轻的穿皮衣的男人训斥他：“你又钻到酒瓶子里去了吧？

……记住，你就是个放羊的！

”塔洛只是一厢情愿地“为人民服务”，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放牧生活绝不是田园诗的浪漫无辜，离群索居之处也有阶层和权力关系碾压。

这种幻灭和屈辱感，或许是促使他做出改变决定的重要酵素。

而具象化这种变化的，是塔洛小辫子的失去。

那曾是他的身份标识，也是见证。

人们以“小辫子”称呼他，他几乎已忘记自己的本名“塔洛”，直到要办身份证。

在理发馆，扬措调戏他，说：“我留短发，就是等你这样留长发的小伙子来找我啊！

”当塔洛的小辫子被扬措剪羊毛一般整个剪下来完成“落发礼”，他已不再是从前的他。

这种象征性身份“阉割”的外化，令他似乎失了某种特立独行的“仙气”，而成为一位泯然众人矣的光头中年男子。

因为他的行为并因而失去了小辫子，他不再能死得“重于泰山”，要接受“轻如鸿毛”的命运。

剪发过程一个固定镜头拍下来，气氛凝重如铅，演员的表情变化微妙决绝。

不仅有剧中人物的挣扎、惶恐与负罪，也有戏中演员的痛楚（饰演塔洛的藏族著名喜剧演员西德尼玛为艺术牺牲自己留了十七年的小辫子，在片场潸然泪下。

我们看到他闭目良久，缓缓克服巨大的情绪冲击）。

与过去的纽带就这样被割裂了。

塔洛令人惊讶的好记忆力似乎也随小辫子而去，太多杂念、信仰瓦解，令他再也无法流利背诵《为人民服务》。

影片细节在不同的固定场景展开，以塔洛骑摩托车连结：派出所、德吉照像馆、扬措理发馆、卡拉OK厅、小商店、塔洛家。

如何在这些封闭狭小的室内空间中以黑白影像拍出立体感和丰富层次，要归功于俄罗斯学成归来的摄影师吕松野。

尤其理发店空间中使用不同镜子与门窗玻璃构造多重空间，且助以闪烁灯饰在镜面上；卡拉OK厅中则以不同图案的光闪动在壁纸与人物身上，因而在银幕“表面”构成多种“微运动”——这光影都发生在塔洛与扬措在一起的时空，这一切终究是“水月镜花”。

此外，黑白影像中的高原光线显得略平，摄影机之眼捕捉的风、汽、尘，是自然界的“微运动”。

尽管摄影机基本保持静止，视觉重心常在景框左侧，刻意打破平衡感。

卡拉OK厅中扬措在画外左侧唱歌，更由声音延展出更大的画外空间。

卡拉OK厅场景在叙事铺陈、人物互动、视听层面都非常丰富。

从“城乡”关系来讲，扬措似乎是强势的，她对城市生活见多识广、应裕自如，而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塔洛拘谨地被林立的啤酒瓶“囚禁”在角落里。

他不会唱卡拉OK，不习惯麦克风，只能一手遮住耳朵，用在野地里唱歌的方式唱半首“拉伊”。

但从另一面讲，塔洛的歌是天然的、本真的情绪表达，而扬措的经过扩音技术修饰的、模仿流行歌手的声音和情绪显得矫饰，尽管那首《走出大山》或许真的是她的心声。

人通过“歌唱”的情感表达，在消费社会给人的“歌星”感虚假满足中被异化了，变成仅仅是“唱歌”。

如果说贾樟柯的《小武》中人物通过唱卡拉OK而连接彼此，《塔洛》中的卡拉OK，是为了放大人物的差异。

塔洛为唱给扬措而学的三首拉伊，我们终究没有听到；对于扬措，大约也不过是过耳云烟，因她更喜欢流行的藏版“嘻哈”歌手。

扬措和照相馆里拍结婚照的藏族夫妇都曾牧过羊，但都成为历史。

扬措忘记/拒绝“拉伊”，因为那与乡村、与传统的藏族游牧文化同源，而“嘻哈”是时髦的、年轻的、都市的、甚或西方的。

此处有个关于性别的悖论：扬措吸烟、喝酒、留短发、与男性打情骂俏，都不合于藏族传统中女性的行为准则，在塔洛看来是异类，甚至是“坏人”；而扬措是否以反叛的姿态解放于藏族传统对女性的束缚？

同时，她是否又奴役于世俗欲望与消费文化而失去道德规范？

女性承载的现代化的代价，是否比男性更复杂？

有些遗憾，《塔洛》中的扬措仅被描述为世俗诱惑的化身及其软弱的受害者，有些平面化。

万玛才旦导演曾在访谈中回答性别问题时说：“我电影里的叙事主体多是男性，所以女性角色的台词较少，另一方面确实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可能相比男性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男性可能出来说话的时候多一些。

”若说塔洛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弱势者，扬措是权力与性别双重结构中的更弱势者，后者作为人物还有丰满和复杂的余地。

我们看到了塔洛人生轨迹的蜿蜒折痕，会好奇扬措因何、如何变成如今的她。

《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为人民服务》）遭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物质欲望的身份焦虑与迷失。

塔洛失去小辫子和崇高追求，在象征国家权力机构的火眼金睛的多杰所长眼里却变得更像“好人”，也是一抹淡淡反讽。

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上海电影（如孙瑜《天明》、《野玫瑰》，郑基铎《再会吧，上海》等），《塔洛》中的城镇几成罪恶渊薮，令人不安，但不同之处在于：影片并未美化乡村生活为世外桃源。

而实际上有些遥不可及、影像上唾手可得的超越国界的大都市，却一直摇曳在城镇人民的向往里：拉萨、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自1980年代起在中国广大小城镇流行的照像馆里的环游世界，如马克斯·奥菲尔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48）中火车座上环游世界的幻觉。

在失去的故乡与无尽的异乡夹缝中漂泊与观察的万玛才旦，深谙此处蕴藏的复杂寓意。

主人公名字“塔洛”藏语意为“逃离者”，他却无可遁逃。

电影最后，塔洛向派出所所长直承自己的“坏人”身份，坦言将“死得轻于鸿毛”之时，电影最开始那位要“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的牧羊人已经自食其言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剪掉了辫子，前往派出所领取证件的举动便被宣告作废；不管是“好人”塔洛还是“坏人”塔洛，最终都没能获得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

<图片1>我们应该来细致分析一下在电影开头与结尾，特意营造的对比。

一开始塔洛留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张口即来毛主席语录，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而至结尾，同样是这位塔洛不仅失去了具有身份象征的辫子，在背诵语录时出错，同时卖掉别人委托他放牧的羊、危害了公共财产，他将“死得轻于鸿毛”。

这一变化是非常显明的，通过一个更具象征意味的行为——办理身份证——所贯通。

无论是电影里中的社会，还是现实社会，身份证都被认为是用来确认个体身份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证明。

有了它，塔洛便不会被照相馆门口的警察巡查，他也能像别人一样去到像拉萨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塔洛需要办理身份证，也必须去办，我们需要看着他一步步地落入现实社会的罪恶深渊，看到他如何遍寻不着自己的身份。

而这，正是导演为电影设定下的坚实逻辑。

如果塔洛不去办理身份证，他就没必要上县城去照相馆拍照，也就不会为了面容整洁去洗头，碰上那个将骗走他的钱财的洗头妹，自然不会落下 “坏人”这一盖棺定论。

电影通过这种简单又缜密的因果联系，将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抛进现代社会的漩涡之中，看他举动，看他挣扎。

当塔洛最终从漩涡中走出，他发现的是自己的人财两空：他不仅失去了仅有的财产，同样失去了“好人”的身份。

<图片3>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会被堕落进现代社会的罪恶之中？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能借助影像本身去寻找。

一开始，在照相馆中出现的那三个拍摄背景：分别是拉萨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已经为之后的一系列发展埋下了伏笔。

对于这位终身牧羊的男人来说，这三张图象征着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部想象。

首先是布达拉宫，塔洛作为一个藏民身份对其形成的崇高想象（宗教），其次是天安门，因为从小背诵的语录中反复出现而成为“朝圣”之地（政治），最后是自由女神像象征着美国梦所代表的全球化浪潮对一个西藏偏远县城的冲击（经济）。

这三种想象为塔洛画下了一个圆圈，框住了他，同时等着他往下跳。

故而，当塔洛坐在理发馆里，面对既青春又漂亮的洗头妹的“勾引”，一种从不曾唤起的“情欲”起了作用。

也许是爱情，也许不是；也许只是两性相吸的自然冲动；再加上从女孩口中所泄露的外面世界产生的“诱惑”，并通过在KTV唱的“拉伊”催化成熟。

我们不能一口咬定塔洛对女孩产生了爱情，同时这份爱情导致了他的出格举动。

这过于绝对，人的行为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不明缘由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得说，塔洛也不例外。

从塔洛身上，我们看到两种力量间激烈的冲突：一种是被从小规训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宗旨，一种是现代社会向他发起的“罪恶”勾引。

当塔洛第一次从城里回到派出所，将拍好的照片交给所长之时，他有点茫然地提到：自己遇到了“坏人”。

很明显，他所说的“坏人”指的便是那位企图诱惑他卖掉羊，拿着钱一起远走高飞的洗头妹。

但这种声明却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发出，从中我们便看出塔洛在两股力量间的摇摆。

这一行为也可以看成是塔洛的潜意识中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压抑而未完全胜利导致的自然结果。

<图片4>引发塔洛真正走向“罪恶”的还在后头。

在一次为了抑制咳嗽，喝下一瓶白酒后，塔洛便沉睡不起，导致放养的羊群受到了狼的袭击，死伤惨重；对于塔洛来说，唯一的职责便是：时刻警醒着狼群的临近，一旦发现便要点起鞭炮驱赶。

他失职了。

再加上第二天老板儿子来收羊粪，事情只能被败露。

对于这位终身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如今却要被面临“破坏人民财产”的指控，另一种来自现代社会的诱惑无疑开始逐渐往他的内心深处发展，并取得绝对优势。

塔洛发现，自己还可以逃离，也许他想到的是他还没有身份的事实，别人便找不到他。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老实的牧羊人有这种精打算盘的本能。

塔洛最后走向“罪恶”，放弃“好人”身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这个无奈之举下，爱情到底占多少成分？

很难说。

当塔洛向女牧民学唱“拉伊”起，我们得说这种爱情已经很强烈了，尤其是这份爱情被外面的广阔世界所升华，成为逃离现实惨境的理想跳板。

<图片5>我们或许还应看到，导演在解决塔洛的这趟身份追寻采取的最终方案。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塔洛停下摩托车，掏出烟和酒，背对着观众开始品酌。

这里的指意是，塔洛确认自我身份不是通过遵照主席语录所划定的人生宗旨，也不是通过维系现代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一张身份证件，更不是借由被唤起的爱情；而是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认同。

那烟不是商店可以买到的纸烟，而是手工制作、因为味道太浓而被现代人抛弃的卷烟（演唱会一幕）；那酒也不是普通的啤酒，而是味道够烈、也可抑制咳嗽的白酒（KTV一幕）。

通过这两种个人喜好，塔洛完成了这趟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之旅。

塔洛虽然失去了辫子，做了坏事，被骗了感情，失去了各种社会身份，但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自我确认“寻找”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第一次有意识地挺立起来。

<图片6>

画面构图：黑白片没有了色彩，讲究的就是明暗，构图。

导演的别出心裁每一幕都有体现，进城的时候，塔洛总是在画面的边边角角，不起眼的位置，在照相馆等着别人先拍照，在卡拉OK里被啤酒瓶包围着的一个小角落里不知所措，好像这个城市的世俗生活里没有他的位置 ，他不属于这里他是一个活在城市边缘的人。

但当他回到山里放羊的时候，他总是在画面的中心，但也显得十分孤独。

关于好人坏人的界定：所长第一次见到塔洛对他说我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是好人坏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但那个时候的塔洛内心只有毛主席语录那句为人民服务，那时候的他内心非黑即白，单纯。

后面他遇到了洗头女杨措，她抽烟喝酒剪短发和自己过夜还怂恿自己卖羊一起去旅游世界，是藏族女性里的异类，于是塔洛便觉得她是坏人，跑去和所长说我遇到了一个坏人。

但当时所长说没有证据我们不能乱抓人。

他对坏人好人的定义开始模糊了，于是卖了羊剪了发，他融入了城市生活却又不适应城市生活，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坏人，我要回到原来的“小辫子”，但是回不去了，钱全被骗走了，身份证也不能用了要重新做，摩托车也坏了，此刻他就像泰山崩塌一样难受，选择用鞭炮炸伤手来惩罚自己

最近看太多对《塔洛》的赞美之词，你们好歹看了是吧哼，我早看过了，而且真心觉得导演烦死了，简简单单一个故事，拍得这么花哨；我浓墨重彩的大西藏，拍成个黑白的；看似简单几个人儿物，花花肠子都多着呢！

可千万别说这片儿单纯，从拍摄手法到塔洛本身，都炫技得要了命了！

这事儿可得好好818——“作家导演”万玛才旦绝对是个藏得很深的老司机。

开篇大量重复背诵“张思德”、为什么留“小辫子”、说自己的名字、羊的数量、“你还带着小羊羔”，这些看似繁琐、无聊的戏份，其实是作者跟观众在不断建立联系，让观众一步步“认识”塔洛的过程。

正是这一次次的重复，让塔洛的形象建立起来，同时建立起来的是观众对这个人物的认同。

正是有了这样看似重复其实内在充满丰富变化的铺陈，才一次次夯实观众脑海中的印象：塔洛脾气好，对已经回答过无数次的话也耐心照接；塔洛善良、顺从、诚实但不妨碍他有一点点特立独行；塔洛有自己的风格的冷幽默，同时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天真的好奇心——虽然有一点点被强迫，但他还是坦然去尝试没经历过的东西：干洗、卡拉OK（尤其是拿话筒唱）、照相甚至办身份证这件事本身也是“第一次”——虽然远离现代生活，他的情商可不低！！

他很清楚别人跟他对话时的“弦外之音”，听得懂并且“接得住”。

他正是用一种真诚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天生的喜感。

这是那些油腔滑调的人万万做不到的独特“幽默”。

所有的这都让这个人物变得很“可爱”。

于是，这样一个我们“认识了”的塔洛，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偏远牧羊生活之后感到的不适应才会更加凄凉，才会让我们这样原本住在大城市的人能够对那种“孤独”感同身受；也正是这样，才能让我们在他最后的悲剧中感到一种强烈却莫名的心疼——这都不是凭空的，而是前面一点点铺垫下的。

导演塑造人物的技术是非常高明的。

刻意避开了俗套地描摹人物更没有用什么旁白，而是直接写事儿，通过对话、细节和情节的推动，放手给你，容你自己去逐步拼凑形象。

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逐步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的生活，甚至还有一个“点睛”的毛病——咳嗽，这咳嗽一下子激化了塔洛和女店主的感情，后来又为他玩忽职守提供了“合理托词”（哥不是害相思，哥就是止咳而已）。

这一切都让观众不能“懒”，要不停地去思考才能跟得上导演。

（尼玛，谁说节奏慢的，跟得亦步亦趋连爬代跑很锻炼好嘛？！

）好吧，你还是不觉得这片儿有啥好，那么请试着回想一下最近在电影院里看过的其他国产电影的角色，有多少能让你此时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印象：他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特点、他有什么小动作、他说话用什么口气、有什么独特的性格、这性格又对剧情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而这些，分明就是很多剧作老师写作课上都要教的基本手法，只是被现在洪水一般的烂片冲刷殆尽、没人在乎了而已。

长镜头第一次看觉得有点不适应这样密集的长镜头使用，但由于对话和表演都很有意思所以也看进去了。

全片不过80几个镜头，现在对镜头剪辑“高效率”的大环境下这样的数量已经非常少见了。

觉得导演真够懒的，把画面构好、摄影机架好了就不用管了，全交给演员去做就成，最多在画外吼几嗓子提示一下。

┑(￣Д ￣)┍所以……《路边野餐》的毕赣是偷懒，《塔洛》的导演是真懒。

但这样一来这对演员要求就高了，演员要一直演，要记全大段台词，要表现得自然，还不能做得好像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有临场反应，而且还要有互动，有化学反应。

想想就觉得太不容易了。

专业演员演出的“非专业”感，流畅、自然，不受镜头打扰，非常难得。

然而细细想来，就能看出这长镜头可不是把摄影机往那儿一摆就能拍成的，除了构图，画面内容也是充盈甚至富裕而绝非空洞的。

在县城的镜头大多从镜中取景——要么是镜子的反光，要么是透过模糊的玻璃取景——同时摄影机略仰角取景，让人有点窥视的感觉。

这造成了一种隔离感，好像塔洛跟“现代文明”的关系一样，看得见，看得懂，却总是有隔阂。

女店主跟塔洛表白的那场，画面直视镜子中的他们，镜面脏兮兮、花嚓嚓的，好像也在说这种“关系”的暧昧。

同时这样取景也让大量的对话戏有了那么点设计感。

而回到塔洛熟悉的放羊生活中，机位就基本变成了平视，表明这是更让他舒服的状态。

更没有玻璃、镜子的隔离。

但镜头依然远远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虚化的前景遮挡。

让人非常感动的是塔洛带羊群饮水之后，一人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抽着烟，默默看羊群远走，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羊撅着屁股走得不紧不慢，叫声此起彼伏，而且仔细一听还叫得还都不一样，好像唱歌一样，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这样聚精会神地听这么多羊叫。

直到羊群走远，远得几乎看不见这个镜头才戛然而止。

你说这表现了什么——多孤独啊！

你不懂这孤独，那么我完全给你看——这可是赤裸裸地把孤独扒出来塞到你怀里啊！

导演大量用到长镜头是一种“真实时间”的体现，虽然进行了少量压缩，但已经很接近“真实”了，也就是说影片呈现的时间大致足够事件真正发生。

这让影片增加了一种令人信任的力量，导演用镜头邀请我们介入人物的生活，我们和塔洛一起“经历”。

所以，同情塔洛的同时，我们也在同情自己。

导演非常懂得取舍，不重要的内容就一晃而过，但剧情整体交代得非常清楚。

比如表现他孤独生活的还有几场连贯的戏：深夜的塔洛皱着眉头，打火、抽烟、咳嗽、喝酒、喝醉；镜头一切换，我们惊异地看到一向隐忍内敛连说话都放不开的塔洛在夜空下嚎叫着放二踢脚，而镜头又很快切回屋里，塔洛睡着了，广播里放着拉伊，而这时又有一个很天才的设计：三盏油灯，一点点依次微弱、熄灭，最终画面全部陷入黑暗，淡出。

画面有趣得像特地给那首拉伊的MV一样。

摄影机一直保持距离，只取中景，而照相那场戏成了对塔洛唯一的一次“特写”。

#导演太偏心了，甚至羊还有好几次特写呢……黑白相反，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黑白”效果，则是我最不喜欢的，即便赋予再多含义甚至过度解读，都依然让我觉得“这又怎样”。

最近看了不少这样后期调色而成的黑白，灰度太大，画面大面积灰糊糊的，缺少黑白对比时线条的凌厉和鲜明。

当然这样做整体会显得干净一些，最起码对死羊剖膛破肚的部分没有这么血腥了，但后期作出来的画面层次感仍然相对欠缺。

比如影片结尾的那场戏，塔洛坐在摩托车上背对观众，他面前的山峰层峦叠嶂，而流云在山上投下不断变化的影子，本来是很壮观的，却没能表现充分，整个背景灰灰的，看不出这种强烈的对比。

很是遗憾。

在第四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接触到万玛才旦这位藏族导演的片子，很是喜欢。

电影节对该片的介绍辞是这样的：「以黑白影像与冷静长镜，呈现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残酷碰撞，纯净简洁而深刻细致，含蓄却有力，画面构图尤其精妙」。

黑白影像与冷静长镜，一开头「小辫子」塔洛就在写着毛泽东「為人民服務」五个大字的墙前背诵这段毛语录：「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那藏语口音的汉话加之绵延不断的连音，听着像梵音呢喃，词句如音节般流淌而出。

塔洛边背边给怀里的羊崽喂奶，但他搞不清、也没想着搞清谁是人民、啥是法西斯。

他也不习惯别人叫他塔洛——他的自我认知，是以「小辫子」来定位的。

这时候的塔洛是一个留着小辫子的藏区牧羊人，不知道身份证所谓何事，也不知道为何要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背诵「为人民服务」毛语录的他，隐隐约约想做一个「好」人，说自己一辈子安分守己地放羊就可以死得比泰山还重。

直到他进了县城，遇上了美丽的洗头姑娘。

对塔洛而言人生重心、存有基石的羊群，在姑娘的指引下，都可以用钱来换算。

而货币是现代性的基础与隐喻，也是塔洛人生转折的伏笔。

在县城，他遇上了不用卷的烟，遇上了不会划不着火的打火机，遇上了不应尴尬的高歌场所卡拉OK（他曾经只愿在草原高歌啊）……就是在这里，现代文明与其残酷碰撞。

台湾的阿美族自称Pangcah，赛德克族自称赛德克，而Pangcah和赛德克在他们的语言中都是「人」的意思。

这还类似汉文明把化为之地的人叫做「蛮夷」，连洋人也是洋鬼子，总之不是人。

这种朴素的种族主义，也透露出文明碰撞前身分认同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人类，我族没有边界。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铁匠、农民各安本分，人各有命，而命是神圣的，到了文艺复兴，那些才变成职业。

从种族到民族，依然一样。

亚洲的民族主义大多是由被殖民经验激发的，换言之，是因着列强所带来的界限确立了自己的我族边界，乃至认同。

在塔洛（一个活在现代性化外之地的人）身上，延续着这个故事，他看到现代文明之后，才开始有了自我的意识。

那晚他玩忽职守，羊被狼咬死了十几只。

当羊群主人扇他耳光要他记着自己的身分是牧羊人时（有藏民族农奴和农奴主的影子），他的心里几十年来第一次起了波澜。

牧羊人退居职业，在那之前，是「我」。

后来他抛下了令他可以「死得重如泰山」的安分守己的牧羊事业，做了坏事，做了坏人。

醒觉过来时，姑娘已经把他的所有带走。

此时的塔洛不仅一无所有，也无处可去。

最后的镜头，是镜像的（同样从理发店望出去，Superman的标志从照相馆的右侧到了左侧；在警局，墙上的「为人民服务」五字成了镜像，警官和塔洛的位置与片头互换）。

心理学家小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 Jr.）设计了著名的镜子实验，能从镜子中意识到镜像是自己的，即通过测试，也就是有自我意识。

2周岁左右大小的婴儿可以，类人猿可以，某种海豚可以，但猫狗不行。

导演把最后几组镜头变成镜像，想必有着深意。

虽然第一人称的塔洛和第二人称的他人还在剧中，但第三人称的镜头（即观众）开始透过镜像观看戏中人物的人生。

这是塔洛因自我意识而产生的受挫？

还是观影着到此刻自我意识的萌发？

现代性，或有进步和便利的面向。

比如理发工具、照相工具、理发馆墙上的SHE海报，KTV中在塔洛脸上画画的雷射灯光，现代性建基的货币，塔洛的摩托车……但正被现代性裹挟的「化外」文明，在被抛掷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痛苦与支离破碎，也是真实与残酷的。

被剪去小辫子的大光头，有了身份证可以被别人认识的塔洛，觉得自己是坏人要死得比鸿毛还轻的牧羊人，被要求重新拍一张照片，因为人家看着留着小辫子的证件照认不出变成大光头的塔洛。

影像、身分、存有、自我、意识、主体所有元素在这刻全部混为一谈。

另外，相比起很多电影功利而便宜地竖起稻草人、界定族群来进行情绪宣泄的做法，藏族导演直指现代性等人类普世困境（影片中甚至不需要汉族、中华民族、中国等概念存在），是更深沉而隽永的。

借用林夕写给陈奕迅的《任我行》歌词，来送给在草原上唱情歌的塔洛——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藏族导演、作家万玛才旦于5月8日在拉萨病逝，享年53岁。

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在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前，他当过三年小学老师、五年县城公务员。

2005年，万玛才旦因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引起影坛关注。

他后来创作的电影有不少由自己的小说改编而成，如 《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19）。

除了令人瞩目的电影成绩，在文学创作方面，万玛才旦也颇有建树，主要汉语作品有《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小说集。

现代化对于藏族群体心灵世界的冲击，是万玛才旦长期以来在电影和文学创作中聚焦的主题。

《塔洛》是万玛才旦执导的第五部藏语长篇电影，曾获第52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短篇小说发表于《青海湖》2012年第41期（该杂志曾为周刊、现为月刊，陆续发表了万玛才旦多篇小说），表面上讲的是主人公塔洛遭遇县城理发店女孩“杀猪盘”的故事，实则关乎身份认同。

小说开头，交代了塔洛外号“小辫子”的得名缘由，以及补办第二代身份证的背景。

塔洛去乡派出所办证，说自己是孤儿，在村里帮人放羊，二十九岁，上过小学，能背毛主席语录。

所长不信，塔洛便在他面前完整背诵了《为人民服务》。

电影就以这幕背诵开场，一段长达5分钟的固定镜头（不过电影中塔洛对于自己的年龄不记得了，说应该过了四十）。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塔洛相信毛主席的话，他的价值观也由此成型：“那我为我们村里的人放羊，如果死了也会像张思德一样比泰山还要重吗？

”塔洛按照所长的要求，去县城的照相馆拍大头照，老板娘嫌他的头发太乱，让他先去对面理发馆洗个头。

就这样，塔洛在理发馆遇到了女孩杨措。

他惊讶于杨措的短发（电影中女演员的头发并不短，没有“长发及腰”而已），“藏族女孩怎么能把头发剪得那么短呢”。

杨措回答：“我剪短头发，就是为了等你这么个长发小伙子来会我啊。

”这就有点撩人了。

先前，塔洛告诉杨措，自己一共看养三百多只羊，可以卖八九万元（影片中是十六七万），不过属于自己的只有一百多只。

塔洛照了相，又回到理发馆去看杨措，两人晚上去了酒吧（影片中改为KTV），后来回到理发馆过夜。

第二天，塔洛赶到派出所交了照片。

过了一段时间，塔洛带着卖羊的九万块钱（影片中则是十七万）到了照相馆。

杨措帮他把长发剪掉，理了个光头。

晚上两人又去酒吧狂欢（影片中增加了说唱歌手表演的情景，两人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再次回到理发馆一夜风流后，塔洛发现杨措连同钱都不翼而飞。

塔洛又去了派出所，没有报警，只说：“可惜啊可惜，我再也不能像好人张思德一样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后重于泰山了，只能像那些个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坏人一样死了，死后比鸿毛还轻。

”所长为了让同事开眼界，又让塔洛背诵《为人民服务》。

塔洛依然背诵如流（影片中则背得磕磕绊绊，这个改动考虑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

所长见塔洛成了光头，对比同事找出来的身份证，觉得不像，又让他去重新拍照。

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而电影的结尾，多了一幕：塔洛离开派出所后，中途停下摩托车，在自己的手掌里放响了一个“炸雷”（平时用来赶狼的鞭炮）。

相比小说，电影改编得更为合理和细腻。

电影里，增加了塔洛被骗后因为酗酒，晚上有不少只羊被狼咬死的情节，还因此挨了主人一巴掌。

正是这一巴掌激发了他的邪念，让他偷偷卖掉了羊。

电影中的塔洛，还有为了治咳嗽而喝酒的习惯，是他贫苦生活的一个注脚。

不过，小说中对于塔洛留小辫子的原委有说明。

他告诉派出所所长，自己早年去县城看过一部外国电影，电影里的主人公就留着小辫子，很受女人喜爱。

虽然，塔洛留了小辫子并没有作用，“我们村里的女人们都不喜欢我，他们说我是个穷光蛋”。

电影中删去了羊倌看电影的这个颇为“文艺”的前因，倒是合情合理。

此外，小说中的塔洛因为留辫子，在县城被一群大学生游客误认为“艺术家”，并引发了“辫子”与“艺术家”的讨论。

这个情节在影片中也一并删除了。

这部电影是黑白片，对此，导演万玛才旦曾解释道：“黑白能凸显塔洛这个人物，他很简单，判断事物非黑即白。

而且藏区的色彩太艳丽了，很难体现那种苍凉和孤寂感。

”而影片中颇多把塔洛“框”住的框架式构图（如派出所里的炉子烟囱、理发馆的镜框）， 导演也给出了答案，“因为不自由”——只有回到村庄，回到他熟悉的牧场，塔洛才感受到自由。

塔洛偷卖了羊，应该没有机会像张思德一样“死了比泰山还要重”了。

现实中，万玛才旦，这位“创造了藏民族小说和电影双子座高峰”（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语）的艺术家，他的突然病逝，令人惋惜。

毕竟，“故事只讲了一半”。

（原载微信公众号：日常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