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脑瘫不是傻子”，这句在《小小的我》中出现了很多次的台词，脱口秀演员小佳已经向很多人证明过了。

脑瘫患者可能伴随智力受损，但仅仅是“可能”，并不是“一定”。

和一位在酒吧门口跟我畅聊了一夜的脑瘫患者一样，春和、小佳都属于智力没有受损的脑瘫患者。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终身都要面对自己的灵魂与不受控制的身体之间的撕扯。

除了不能正常控制身体，春和几乎与常人无异，甚至比常人更聪明、更努力。

他博览群书，会写诗、会授课，文学造诣颇高。

面对公交司机的歧视，他没有当场起冲突，而是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投诉信给公交系统，直捣黄龙。

他打鼓没有老刁好，但可以帮助老人们解决手机问题。

他过马路时需要抢先站到最前面，才能在绿灯变红之前走完人行通道。

他想做老师，高考志愿填了远离家乡的师范大学，但想要去培训机构打工时，“不正常”的身体表现令培训机构即使认可他的能力也很难接受他。

他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咖啡馆打工，只为谋求一份工作和尊严。

全片最令我动容的不是撕裂身体的解脱梦境，也不是“含糖自杀”的窒息场景，而是他在咖啡馆里报菜名那一场戏：面对咖啡馆老板的婉拒“我只想招一个普通人”，他缓慢说道：“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没有一个“普通人”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但他需要。

他太需要让外界看到那扭曲的身体里禁锢着怎样一个自由的灵魂了！

不用去谴责培训机构、咖啡馆老板、公交集团，甚至也不用去谴责曾经想过“如果他走丢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会不一样”的妈妈和逃走的雅雅，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面对脑瘫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扭曲的面部和身体很难令人感到愉悦。

尽管近年来，针对特殊人群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我还是很佩服这个剧组成员有勇气拍摄这个题材。

和早期关注社会议题的影片收获的好口碑相比，现在的观众对于这类题材的不宽容度已经和对公益圈无疑：你们不可以做错任何事情，否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在公益领域工作过多年，我明确反对对善行进行“杀人诛心”的行为：针对恶的行为，我们需要去辨认对方的动机，但针对善的行为，我愈发认为鼓励这个行为本身应该比纠结对方的动机更重要。

那些说企业家捐资做慈善不过是为了避税的人，自己可曾掏过一分钱？

捐赠减税本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慈善的一种法律制度，何罪之有？

当我看到咖啡馆老板请人来拍摄公关视频、公交集团将感谢春和提建议的活动搞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秀，心里当然也如同春和那样好笑又悲伤，但咖啡馆的的确确给春和提供了一份工作，公交集团也的的确确因此而更加重视残疾人乘车的问题，并且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了特殊人群和他们的需求，这难道不比什么都不做、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更好吗？

我不是在为发心不正的慈善家、明星和企业辩解，只是说，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只有去做了，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慢慢改善。

社会议题本就复杂，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能够一点一点进步已是最好的结果。

这部影片以川式幽默消解了很多苦难。

它的完成度非常高，易烊千玺、林晓杰、蒋勤勤在片中的表演都令人印象深刻，看得出来导演也一直都在试图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看待脑瘫人群（尽管我现在觉得要完全地平视几乎不可能，因为你的的确确不是对方），呈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正名，为他们呼喊。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影片已经做得很好了。

说这么多，是因为随着这类题材的影片越来越多，它们时常会被人评价为“消费苦难”，说一群高高在上的名流要借着弱势群体的光去拿奖、去牟利。

我无意为名利场中人去辩驳，只是想说，难道他们都不去关注这些议题了，对弱势群体而言就是好事吗？

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

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去讨论这件事做得是否妥帖、有哪些不足，但毫无来由就去批判别人的初心，只能让更多人噤若寒蝉，不敢触碰这些敏感话题。

我现在居住的上海新华路社区（对，就是SFC上海影城所在的那个社区），就是一个以关注社会议题、拓展社会包容度而闻名的社区。

这里不仅大部分商户都对宠物友好，还有“大鱼营造”等机构一直在这里践行各种社会包容实践和实验：残障人士、性别平等、老龄化……每一个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

刚搬过来没两天，我就被邀请去了新华365里面新开的一家酒吧“无碍理想”，这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无障碍议题的空间。

那一晚，为我制作鸡尾酒的调酒师是一位只能辨别细微光线差异的盲人女孩，谈及为什么看不见还要做这个，她笑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坐在门口和我聊了一晚上的除了带有手部残疾的老板，还有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坐在轮椅里全程歪着头的脑瘫患者。

而在酒吧里面，一群带着各式各样身体残疾的人们正开心地为其中一位庆祝生日。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残障人士，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如普通人一样开心地活着，听到他们除了“感谢社会”以外对于社会更深刻的思索。

离开时我很感谢这家酒吧，不是因为它为这些平日里无人知晓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出口，而是因为它也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全人”打开了一扇看见更丰富世界的窗口。

这一次，《小小的我》也给了我同样的感受。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春和最爱这首袁枚的诗，是因为在这首诗里，不起眼的苔藓是自己的主角而非他人的配角。

这些在阴暗角落里默默生长的苔，或许有着不输于牡丹的生命力。

看见他们的存在，将是我们彼此共同的收获。

雅雅就是在告诉刘春和，他再努力，雅雅也无法把他视为普通人。

刘春和原以为，残疾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普通人。

刘春和很努力，他是学霸，高考分数超出一本线80多分，他在咖啡馆工作。

他会打鼓，会帮老年人排忧解难，能得到老年人的一致认可。

而雅雅告诉刘春和，残疾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普通人，残疾人➕持续不断地努力只能成为努力的残疾人。

想想看，这一二十年来，刘春和接受自己残疾人的身份，并且突破脑瘫对他的限制，解锁一个个难度极高的技能。

这给刘春和一种乐观，只要他足够努力，他就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

然而，雅雅拒绝和他牵手，就是在说不可能与刘春和谈情说爱，努力的天花板并不高，连牵女孩子的手都会被拒绝。

于是，刘春和崩溃了。

雅雅拒绝与刘春和牵手，然后迅速消失，这不是雅雅的道德问题。

事实上，雅雅比绝大多数人更善良，更美好。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分析过，整部电影懂刘春和，并尊重他的人，只有外婆和雅雅。

像咖啡馆和交通集团那些人，根本不是尊重刘春和，而是在利用刘春和的残疾人身份，来为自己贴金谋福利。

而雅雅，作为一个与刘春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妙龄女子，她能主动与刘春和做朋友，这种善良已经是能秒杀99.9%的人了。

刘春和要牵雅雅的手，是恋爱关系的确认。

这是刘春和的唐突，不是雅雅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人类有厌恶和残疾人繁衍的本能。

翁贝托·埃科在《丑的历史》中给丑分为四种类型：丑本身（如呕吐物和尸体）、形式的丑（如不合比例的五官）、艺术对丑的刻画（如画家笔下的尸体）、情境的丑（如阴森的楼道或忽明忽暗的房间）。

形式的丑，就涉及到五官比例的问题。

中西方都建立了各自的传统美学标准，比如中国传统的面部美学是三庭五眼。

西方讲究黄金比例分割，面部长度与宽度的比例为1.618:1。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通常认为，对称是美的标配之一。

如果五官不对称，比例失调，那么就会被视为丑。

因为脑瘫，刘春和的五官就很不对称。

如果不了解他，很容易让人避而远之。

为什么会这样？

演化心理学有个观点，人类倾向于远离身体有缺陷，患病和衰老的个体，这种生理机制是保证种族繁衍和生存的策略之一。

残疾人容易遭歧视，因为残疾容易激发“病原体回避机制”。

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给抱着小孩的乘客让座，乘客接受刘春和的善意，却依旧嫌弃他。

这位乘客确实不礼貌，她的不礼貌，是不能战胜自己把残疾和疾病联系起来的本能（其实这种联想并不合理）。

我们人类的文化，很多是在反本能的。

此外，人类对残疾的厌恶情绪，也源自于残疾让人想到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照顾，这会触发人类的逃避心理。

毕竟，精力和资源都是稀缺品。

刘春和与母亲关系紧张，并非母亲不够爱她，而是这种爱付出得太多，也逐渐磨损了她的耐心。

口眼歪斜，四肢扭曲的刘春和，一直备受歧视，看似道德困境，然而，这种歧视残疾人的现象，源自于人类的本能。

我反对道德审判雅雅，就是因为她给刘春和带来的快乐，是刘春和从未有过的。

在刘春和的生命里，不会拿他当残疾人，带着平常心交往的同龄人，也就雅雅一人。

因为雅雅太稀缺，刘春和情不自禁想和雅雅的关系更进一步。

然而，这是雅雅难以接受的。

异性朋友的归宿可以成夫妻，但不全是夫妻。

扪心自问，不考虑经济因素，谁不希望找一个身材好高颜值的另一半呢？

我们都是人类演化百万年的产物。

这百万年间的经历，直立猿积攒了太多经验，那些能保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经验慢慢成为遗传信息，变为我们的本能。

身材好高颜值和基因健康成正相关关系，因此高颜值对繁衍很重要。

在那个缺少医疗条件的远古时期（现代医学也就约二三百年的历史），颜控的人顺利留下后代的概率更高。

而残疾的人容易被视为有较高的生育风险。

颜控即正义，残疾要远离，这样说当然不礼貌，但这就是世道人心。

像雅雅那种充满活力，像小鹿一样蹦蹦跳跳的年轻女子，她找个四肢健全的普通人易如反掌，和刘春和谈情说爱才不正常。

外婆让《小小的我》这个故事成立 ，而雅雅让《小小的我》升华。

没有雅雅，我们会觉得，这是一部以残疾人为主角的励志电影。

而雅雅让《小小的我》多了一个反励志的声道。

努力自救残疾人，当然能成为很优秀的人。

然而，这个本能和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让这些不被残疾打倒的刘春和成为了优秀的残疾人。

这是影片的悲观，也是残疾人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

毕竟，大家在看完《小小的我》之后，哭过笑过感动过，残疾人的处境就变好了吗？

我们看完电影，在网上讨论刘春和的性需求，感慨残疾人的性需求也值得被尊重。

那么问题来了，谁去尊重呢？

拿什么尊重呢？

影片《小小的我》以细腻的情感、真实的画面，将一个看似平凡却又充满力量的故事呈现在观众眼前。

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体成长的影片，更是一曲对凡人、小草、苔花以及脑瘫病人坚韧意志的颂歌。

影片中的主角，或许在世人眼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我”，用其不屈不挠的精神，诠释了生命的顽强与尊严。

他/她像一株小草，在风雨中摇曳，却从未倒下；像一朵苔花，虽生长在角落，却依然努力绽放。

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脑瘫病人的刻画，既真实又充满温情。

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过度的渲染，只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展现了他们（现实中不止一个刘和春）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毅力。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着生命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身体的健全与否，而在于心灵的坚韧和不屈。

影片的叙事手法平实而流畅，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珠玑，句句戳心。

它让我们看到，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有人选择沉沦，有人却选择站起。

而正是这些选择站起的人，用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都有力量去面对、去克服。

《小小的我》是一部能够触动人心深处的影片。

它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都值得被尊重和珍爱。

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要保持一颗坚韧不屈的心，勇往直前。

这是一部值得每个人去观看、去思考的影片，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一个故事，更传递了一种精神，一种关于生命、关于坚韧、关于不屈的精神。

《小小的我》，就可以视为归于沉默之前的那段日子。

看完电影我便想到了一个问题。

残疾人的聪慧，是不是一种悲剧？

电影里的春和，显然就是一个不幸的聪明人。

因为聪明，他更能觉察到他人异样的目光、同情或者无意的冒犯。

聪明者，耳聪目明也，对身体机能不正常的残疾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甚至讽刺。

脑瘫导致的行动不便使刘春和困在房间里看了一墙的书，高考超过本一线八十分，心思敏感的他善于写诗。

但很难说这把聪明的刀刀刃朝向哪里。

聪明会让他更敏锐地察觉到自身的残疾状况，清楚知晓自己与健全人之间的差距，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会带来深刻的痛苦。

春和的A面是他不断地自我证明又被歧视，试讲被孩子嘲笑被机构淘汰，在公交车上被司机嫌弃，经历这一切的他反而大度地劝外婆不要生气，B面却是他在无数个梦里梦见自己手脚健全，在草地上和心上人携手奔跑，或者梦见自己和蝉一样，能够一层一层地蜕壳，杀死旧日不堪的自己。

如果这是一场噩梦该多好啊，可惜，梦都是美梦，而现实才是噩梦，蜷缩在行李箱里寻找安全，抱着人体骨架模型入睡——死亡对他来说并不比现实冰冷残酷。

《小小的我》并不是第一部以脑瘫患者为主题的电影，目之所及，就有美国2002年的《永不放弃》（《Door to Door》），讲述主人公比尔患有先天性脑瘫，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成功销售员的故事。

这部电影感动过很多中国观众。

《永不放弃》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故事设计精心流畅，一波三折，美国梦的核心思想浓墨重彩。

《小小的我》和它相比，在风格上和它有很大的差别。

《小小的我》更加生活化，更具有东方韵味。

《小小的我》很多布景既精心又合理，比如春和的家，是一个生活气息非常充足的空间，一下拉近了观众的观看距离，让导演的生活化表达有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但细看之下，这个空间又不同于纪录片的直接写实，还是“布置”的结果，这种贴近现实的做旧，很考验功力。

上一部给我留下这样深刻印象的“空间”，还是电影《一一》里NJ在台北的房子。

在这个空间里，林晓杰饰演的外婆、蒋勤勤饰演的母亲自然真实的表演也能得到加持，尤其是林晓杰，在家里，她的表演完全是醇化而不着痕迹地。

空间和演员表演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小小的我》情节并不曲折，它的主旨更像是透过一双平视的眼睛，让我们参与（而不是窥视）刘春和的一段人生岁月，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就将电影看完了。

影片的结尾，春和与外婆并肩面对着万里江天，既流露出一丝肆意的畅快，又有一种羡长江之无穷的伤感。

万物都将有一天会归于沉默。

但无论如何，在归于沉默之前，刘春和和我们都曾经努力地爱过、恨过、抗争过。

《小小的我》应该会是，今年进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幸好，最后一部看的是易烊千玺 的这部他从来不曾辜负这些珍视、这些期待开场不久，我后排的俩中年大姨便交头接耳起来：你发现没有？

他演得是真像这种“像”，让我觉得：真疼啊😭演员是以一个健全的躯体，去演出脑瘫患者的外在特征，于是我时而会边看边晃神：拍戏期间，他会不会形成肌肉记忆？

即使下了戏，手指、肌肉、面部神经会不会依然紧绷着松弛不下来？

于是，主角落在易烊千玺 身上，又多了一重合理性：他一直是锦衣夜行的人，从不招摇、很少主动出现，没有上不完的热搜、也没有发不完的这路透那通稿……所以他才能隐入刘春和 的身体里＆生活中，感受他＆成为他，直到演完，拿结果出来呈现给你看《小小的我》好就好在，没有用或猎奇、或煽情的角度去拍刘春和。

老年合唱团排练都带着他，他敢站上讲台讲“苔花如米小”，敢坐公交，敢去咖啡店应聘、报菜名、说绕口令、做咖啡☕️做牛轧糖，敢在众人面前演讲……而没有动不动就哭在观众前头你以为这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羸弱之躯，可，那手臂是有肌肉线条的，那双手也是写得出灵巧生动的诗行的电影甚至拍了一段“爱の初体验”，让刘春和 大大方方说出了：我是一个 20 岁的正常男性透过天府大道、乐山大道这些地名，通过吃肥肠粉加 1 个“冒节子”的吃法，通过川渝口音，很容易看出来电影是在成都拍的这，同样很妙成都的烟火气息、生活气息，不是所谓北上广深那种，要么精英要么蝼蚁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位置，过自己的生活。

扬名立万功成名就不是目的，生活本身才是目的所以，成都容得下返乡的北漂胡歌(《走走停停》)，也容得下磕磕绊绊而志存高远的、小小的刘春和。

这“小”不是伏低做小，不是把自己看扁了的瑟缩，而是一颗小星星⭐️也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闪一闪亮晶晶，即使身在炼狱、人在社会边缘生存，也可以有远大理想，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于是，这个角色，放在这个故事里，由易烊千玺 演出来，就没有刻意为之的做戏感，而是水到渠成，让一切好的坏的都发生，让刘春和 的命运来到刘春和 的面前

电影开头第一镜，特写给到一双畸形的、不自然外翻的脚，它们一步一步艰难而缓慢地拾级而上。

镜头上移，一只内勾的手伸出来，像起重机的机械爪钳住重物那样，刷地从上方垂直降下，一把抓住了过廊的边沿。

紧接着，是主人公一手扶着边儿，一手揣着东西，蹒跚地穿过过廊。

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干什么？

随着能给予答案的时间在空镜中被延宕，这两个接踵而至的疑团，吊起了每一位观众的胃口。

在这段长达35秒钟的跟拍镜头中，一个鲜少出现在常人面前、远离常人日常经验的残疾人——脑瘫患者，以及他身上的悬念，单刀直入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主人公刘春和的登场，虽不比那些激动人心、华丽曼妙的“影史时刻”更富于艺术感染力，却因使一个脑瘫患者和他特殊的体态，在摄影机的聚焦下变得具体可见，而叫人记忆深刻。

身体上的障碍，限制了残疾人的行动能力和活动范围，降低了他们社会参与的范围和频率。

病情较重的残疾人，甚至只能困守在促狭的家屋之中，或容身于腾挪不开的病榻上，日复一日地开展着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孤独而艰难的生活。

残疾人成了社会中很少被看见和了解的一群人，公众投向他们的关切目光，往往被家中厚实的四壁和公共设施中有形或无形的障碍，硬生生地给隔断了。

游离于公共能见度之外的人生轨迹，似乎使这群人的生命形式，成了另一种“薛定谔的猫”：残疾人一天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人们难以想象；为了使自己成为一颗能嵌入社会秩序、积极发挥作用的“螺丝钉”，残疾人究竟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人们不了解；在一具具被疾病套上了沉重枷锁的丑陋躯体里，藏着一个个多么不屈而有趣的灵魂，人们更是无从得知……所以，当残疾人刘春和成了电影的主人公，当脑瘫患者的人生境遇和心灵图景，成了大荧幕叙事中当仁不让的重心，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凡响的。

镜头一转，原来，刘春和的目的地是家中楼顶的天台，原来，他预备从天台上跳下去，自杀。

于是，又一个悬念生成了：究竟是什么样彻骨的绝望，什么样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才让他萌生了结束生命、放弃人生的可怕念头？

就是在这个悬念的牵引下，刘春和个人生活的幕布，被徐徐地拉开了……刘春和是个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

在高考结束后的这个暑假，他瞒着要求他复读重考的母亲，一边享受可以放肆游荡的时光，在一项一项事情里穿梭忙碌，一边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悬而未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们都曾年轻过，或是正年轻。

在城市和乡镇的大街小巷、在公园、草地，在像石头森林一般高高垒起的楼房、公寓的一个个窗格里，到处跃动着这样昂扬的、洋溢着满满期待的青春心跳：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渴望自立、尊严和爱，为了得到肯定和掌声，一次次努力地挑战和证明自己。

我在刘春和身上隐约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这不仅是因为同为脑瘫患者的我与他，分享着同样坎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历程，更因为他那个在命运摧残下，依然执著地渴求着爱与认可的倔强灵魂。

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可避免地是活在了各种身份和关系的网络之中。

除了要满足吃喝拉撒的生理本能，也还有情感和心灵上的需求，还有寻求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的需求。

这些需求，有时是借由自我与亲近之人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和联结来实现的；有时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通过主动参与社会生活，与公共制度、与在社会中遇见的一般他人，发生真实碰撞和互动的结果。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不论他/她是在家庭中作为子女和孙辈，还是在更广泛的亲密关系中作为朋友和伴侣，抑或是在社会中，作为被集体接纳和认可的一员，只要他/她拥有表达爱的空间，也能如愿收到外界给予的爱的回应，大概就是享有了最幸运的人生了吧？

没有之一。

刘春和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暖心又乐天的外婆有如一泓清冽的泉水，滋养着他干涸的、荆棘丛生的生命。

外婆将他这个“幺儿”捧在手心里养大，她尊重他的每一个决定，对刘春和来说意义重大的每一个时刻，都有外婆如影随形的陪伴和支持。

影片叙事的主线，就是在讲外婆如何与刘春和一个鼻孔出气，祖孙俩默契配合，对他母亲阳奉阴违，暗自结伴东奔西走，充实、快乐地享受夏日时光的故事。

作为一名有着切身经验的脑瘫患者，我认为电影对于残疾人与祖辈亲人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纽带的描摹，是值得称道的。

当看到电影中的外婆一张一张翻阅火车票，追忆自己带着刘春和四处奔波求医（未果）的往昔时，我也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尽管时隔二十多年，在那些已然斑驳、零落的童年记忆里，我却还依稀记得起，六七岁了还被抱在怀里的自己，与当年初老的外公外婆，一次又一次颤巍巍地挤上公交车，听凭车子将病弱、无助的我们仨，带往一个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去谛听命运那无情的判决……我不光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在辍学之后，已经成年的我，也还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我的衣食起居，全由日渐衰老的他俩一手包办，他们竭力发挥生命的余温，将我的生活照料得周全、妥帖。

当年刚到外婆家住下时，有一天，外公突然一本正经地站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沓毛爷爷。

他告诉我他有很多很多钞票，而供我吃饭只需花掉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叫我要吃啥、要买啥尽管开口。

还有一回，我去找学生家长讨要拖欠的补课费，家长的脸色不太好看，话里话外抱怨我把课时拖得太长，小孩又累花钱又多。

可那是复习备考阶段，为了让孩子及时完成学习任务，我别无选择。

我由此想到，之前一直是外公替我收的钱，他想必也曾为了我这一点微薄的收入，向人低声下气过吧？

然而，这种事情，即便真的发生过，外公也绝不会让我知道。

尽管我的父母不曾像电影中刘春和的父母那般不负责任，他们不曾狠心地厌恶和疏离自己有病的孩子，也不曾完全缺席我的成长，但，就像电影里“祖孙相伴”的现实所反映出来的那样，父母作为肩负着一家老小的中年人，一个家庭里最忙碌、最千头万绪的顶梁柱，他们的确有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必须恪守的生活主线。

这条主线，是不能因为某个家庭成员的特殊需要而轻易更动的。

想当初，父母做出让我待在外公外婆身边的决策，表面上只是为了让我能在中午吃上一口热饭，实际上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祖孙三人，已无须追赶按部就班的社会时钟。

在生活节奏上，不再有社会义务的我们，自然就与那个由父母和妹妹组成的高速运转的小家庭脱开了距离。

因为赶不上趟了，我们成了旁逸斜出的弱者，是家庭中难以化解的“熵”，只好自顾自地抱团取暖、相濡以沫，用自己身上微弱的光和热，勉力烛照对方的人生。

所以说，缺席的父母角色，由爱孙心切的（外）祖父母代为充当，这在残疾人的生命经验里，是相当普遍的。

当我们的父母出于种种考量，决定将抚育残疾子女的责任，转嫁到他们年迈的父母身上，其出发点倒也未必就是可恶的。

刘春和的父母正准备要二胎，他于是被安排与外婆同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电影中那种不负责任、冷漠又伪善的父母开脱。

刘春和的父母，是极不称职的。

子女天然应得的舐犊之爱，对于刘春和来说，却是遥远的奢望。

电影中有个令人痛心的“行李箱叙事”。

刘春和喜欢将自己凹扭的身体，折叠进小小的行李箱中，这是因为小时候的他，也曾像躲猫猫一样，故意消失在父母的视线中，让他们找不到他。

他安静地躲进了行李箱，合上盖子，没想到，正是在那个昏暗、狭小的空间里，他听到了父母残忍的心声：他们希望他永远消失，好让他们的生活好过一点。

多少年来，刘春和与母亲各怀心事，相互疏远；父亲则干脆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影子”。

于是，当他主动向母亲揭开了自己暗度陈仓的秘密，一场图穷匕见的争执便被引爆了。

随着冲突的焦点，越来越接近彼此心中藏得最深的心结，母子间那些陈年的龃龉与怨怼，终于浮出了水面，汇成一股激流，直向着对方的软肋冲击过去…… 顺带一提，新生儿会得脑瘫纯属意外，并非母亲在生产过程中“使对力”，就可避免不幸的发生。

刘春和将自身的残疾归罪于母亲当年分娩时犯下的错，而母亲亦因无法面对这井绳般的心结，始终拒绝给刘春和过生日，这有点偏离实际。

尽管如此，母亲的确如刘春和所说，将他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般豢养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也不允许他独立生活。

这种不能将儿子作为一个“人”来予以尊重和接纳的做法，这种以爱之名的剥夺与控制，又是当代家庭中，多少亲子关系的缩影呢？

这样自私又自卑的母爱，何尝不是一种伪善呢？

当母亲发狠说出“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时，无法更改的血缘，印证了这对相看两厌的母子，纠缠一生的宿命。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母亲之所以如此“冷血”，是因为她也曾是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中，孤独地成长起来的。

当这个从未受过母亲照顾、陪伴和教导的女孩长大成人，成了母亲，她便不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好母亲。

原生家庭的创伤，在潜移默化中，被从上一代传递给了下一代，正如荣格那句名言的通俗化版本说的那样： “未被意识化的过去，终将成为命运。

”与母亲争执过后，痛苦万分的刘春和又提到、甚至尝试了自杀。

他迟迟没能等来母亲的示爱与和解，却等来了母亲的第二个孩子，也等来了生怕妹妹会被他碰伤的母亲，将他用力推开的一瞬……是在这一瞬，刘春和意识到，妹妹的降生彻底剥夺了母亲对他的爱——哪怕是很稀薄的、带着怨恨的母爱，他都不再能拥有了！

此前，母亲还刻意向他隐瞒了怀孕的事实，这使这对关系疏离的母子之间，又添了一层芥蒂。

不过，要说这真就是母亲心虚和自私的明证，倒也不尽然。

当年妈妈怀妹妹时，我己经五岁了，平时住在康复机构，只有周末才回家。

看见妈妈孕吐，我只当她是吃坏了东西。

有一周回到家，忽然发现家里多了个襁褓中的婴儿。

我在惊诧之余，开始吵着要跟刚出生的妹妹一起睡觉。

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确认，妹妹真的“来了”。

回到机构，康复老师逗我说，“妈妈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呀？

要是弟弟就还好，是妹妹，你妈妈就不要你啦！

”我于是一口咬定妈妈生了“弟弟”。

结果，电话一接通，马上穿帮，我的瞎话一时在老师们之间传为笑谈。

残疾的“独生子女”对晚来的弟妹的抗拒，无非是怕本该属于自己的父爱、母爱，会被另一个孩子分走，甚至夺走。

既然这个孩子比自己健康，那么他/她一定会是更讨父母喜欢、更符合他们期待的那一个。

非但老大会这么想，而且父母也知道老大会这么想。

就因为这一层“知道”，使父母在即将拥有另一个孩子的时候，生出了许多顾虑。

这顾虑里，往往就含着他们对残疾老大的“在乎”。

外婆对刘春和说，母亲不告诉他怀孕的事，是因为她“不晓得怎么跟你开口”——这句话，我妈妈也对我说过。

隐瞒的背后，是令刘春和母亲辗转反侧的踟躇与挣扎，是她自觉地站在了儿子的角度上，在替他想问题，在揣度他的感受。

倘若不是有这份无私的爱和真心在，她也就用不着这样投鼠忌器。

正是母亲对刘春和的“不忍”，使她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了。

禅宗有言：“灰烬深处藏火种，人间至冷见真心”，这句话所说的，虽是“佛性不灭、绝处逢生”的觉悟与修行，但假若把它的宗教语境加以延伸，泛化为一种对普遍人性的洞察，也是毫不违和的。

正如我们从“灰烬”与“火种”、“至冷”与“真心”的辩证中感受到的那样，即便无边的冷漠确如灰烬一般覆盖大地，但人心深处的神性微光，依旧会在某些时刻坚韧地保持燃烧，将某个被幽暗侵蚀的角落，轻轻照亮。

如果刘春和的母亲一直是冷漠寡恩的，也就不会有这部叫我泪流满面的电影。

父母子女一场，赤裸裸的不爱或永夜般的疏离，都算不得稀奇。

真正的“难得”，是我的确不够爱你，可当我真的决心放弃你，前去奔赴我更好的人生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回过头来，顾念那个深陷在无爱的漩涡中、奄奄一息的你——只因为你是我的儿，而我曾用自己的骨血构筑了你！

大家最受触动的是刘春和吞糖那段，母爱、爱情与“社会价值”的全面溃败，拧成一股粗大的麻绳，死死扼住了他命运的咽喉。

有线索表明，刘春和早已死于吞糖的那刻，后面种种岁月静好的救赎全是痴人说梦……而最让我心潮起伏、看一次哭一次的，却是刘春和被抢救过来后，母亲在他病床边的嚎啕与泣诉。

当母亲掏着心窝子，向儿子道出自己当年“不会使力”的心结——“不会使力”不也正是她在母亲这个角色中，时时感到的茫然与无力吗？

——当她痛心疾首地向儿子道歉和忏悔，整部电影的情绪势能终于达到了巅峰。

我痴迷于电影中那些灵魂震颤的瞬间——当角色在自我叩问的微光里徘徊，当真心剖白的涟漪穿透银幕；那不仅是故事的褶皱，更是人性星火在尘埃中彼此辉映的时刻。

你我皆是身披尘垢的凡人，正因如此，每一次挣脱泥沼般“平庸之恶”的挣扎，每一声试图超越人性深渊引力的呐喊，都像暗夜里的萤火，在混沌中刻下了超越宿命的灼灼光痕。

电影的立意，主创们创作的意义很棒，3星仅是一些我不喜欢+的确电影本身没有那么好这部电影不差，但我不喜欢，并且也没有一些恶评中那么不堪让某些特殊群体被看见，这是一件正向的事，不要动不动就消费苦难啥的，是就会这句话吗？

电影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公益慈善，商业本身就是要赚钱，剧组、影院以及整个闭环的各行业不需要发工资吗？

怎么就消费了？

不消费就是都不拍这类脑瘫人群，直接无视or除名这类群体的存在吗？

让大众看到并了解到脑瘫这一类残疾人群体，这部电影就很好我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导演存在的问题还是和《妈妈！

》一样，剧情到中后期剪辑得有些莫名其妙，人物情感大于剧情发展，都有比较奇怪进入奇怪离开的角色，文淇演技比周雨彤强太多，本身就给人一种神秘感，所以她那个角色来无影去无踪还有可原，周雨彤真的属于资本塞人不伦不类的角色，还不如春和yy一个呢姥姥的演技很赞，已经炉火纯青到看不出演得来四字真的又一次突破，他是真的愿意为角色牺牲，首部电影的剪头，这一部的模仿手势都产生肌肉记忆了，这点真的佩服，他这份对表演的用心与刻苦在他们这代属实难得很现实很务实满满的是对东亚，特别是天朝面子文化的揭露和批斗。

特别是ending，看得我义愤填膺，他们不是真心尊重，他们只是要体面和政绩。

戏外的评论诉说着不要消费苦难不要消费残疾人，可是这部影片真的很赤裸把这些残疾人遇到的问题展现出来让大家看见，相比默不作声的沉默，这种被大众所看见，不该值得支持和鼓励。

因为被看见，才有了后面的各种情绪，或是同情，或是愤恨，或是大赞片方的选题，或是反感片方的选题，等等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它不该被埋没，它需要被正视东亚生育，个人层面本身就是传统的繁衍与养老，国家层面是源源不断贡献劳动力，哪里有那么无私的父母亲情，一切都很实在，一个不能自理的儿子，当然收获不到父母的投入与爱啦。

可以有二胎，但那个把刘春和推搡到边上，我真的难受。

久病床前无孝子之残疾儿子寡情家人，现实，但刺痛老人和脑瘫的选择其实蛮好，不过有点太《妈妈！

》的影子，老人与病人的搭配，不过他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也算一种抱团取暖，相比于《妈妈！

》情感大于故事，这部《小小的我》故事剧情更丰富也更写实。

不会智能机，容易被诈骗的老年合唱团；找工作被“骗”作宣传，在家和各色人等眼里仿佛被圈养一般的脑瘫患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欲望，他们要的是被正视。

被尊重，被正视，这一点很重要小小的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都一样我不太喜欢最后的结局，刘春和那段发言我有点没懂，不过可能也是健全人无法感同身受残疾人们的内心。

可能他们需要的一场辩论，而非作秀式的政治正确。

你要倾听我，再去接纳我

文｜梅雪风首发于《正面连接》一很多人拿《小小的我》和李沧东的《绿洲》做对比，我认为这种比较其实没什么必要。

虽然它们都是有关脑瘫病人的故事，但这里面的差距太过一目了然。

而这种差距，我相信也不是说主创意识不到，它更多地来源于两种电影类型的内在差别。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实际上是一部披着艺术电影外衣的主流商业片。

而《绿洲》则是一部真正试图揭示人的处境的严肃创作。

这两者的差别之大，就如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与波兰斯基的《钢琴师》。

就如同同样是杨荔纳导演的《妈妈》和伯格曼的同样讲母女关系的《秋天奏鸣曲》。

必须在这里先定义一下我这时所说的商业和艺术电影（纯属个人趣味）。

在我的心目中，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商业电影始终还是在制造神话，而艺术电影实际是上在说神话的不存在。

商业电影的核心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存在的，它必须赋予人类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意义，艺术电影大体上都在讲这些意义背后的苍白、蛮横和虚假。

商业电影是建构某种概念，而艺术电影则是尽力地抛弃所有概念的毒害，而呈现出一个更复杂也更空阔更混沌的人世间。

商业电影总有一种给这个世界提供答案的冲动或者是本能，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大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一种如释重负豁然通彻的快感。

而艺术电影往往更尊重或者更执着于呈现一种它所认为的真实，而真实从来都是一团难以下咽的混沌，一种令人费解的谜题。

所以，商业电影即使呈现苦难，但最终它总是用一种乐观去覆盖它。

从某种程度来说，苦难在商业电影当中只是一副饵料，是用来让观众坠入一种貌似真实的幻境的手段，这种真实感让观众放松警惕，这样他就能够接受电影中实际上幼稚可笑的人生答案，这是观众和创作者心照不宣的共谋。

作家王小波曾经有一句话，叫做真实就是无法醒来（大意）。

商业电影就是要制造这个醒来的幻觉，无论是最终主人公获得了现实境况上的改变，还是他人格上的升华，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看到了真实的某个瞬间，这种近乎顿悟的时刻，也让主角有了一种醒过来的幻觉。

这种醒来让在真实中无法加速时间、删减时间的我们有了一种通透感。

而艺术电影则对廉价的人物改变保持警惕，它对各种被建构起来的意义迷宫保持了一种怀疑，它对于戳破幻觉的兴趣远大于去强化它们。

从这个意义来说，《辛德勒名单》就是一部在本质上和《指环王》无二的电影，就是一一个所谓的善良战胜邪恶的简化人生的电影。

而《钢琴师》是一部讲述生存的电影，一部更接近人性原貌的电影，这里面没有英雄，没有可以用道德来断言的某个人物，只有那些说不清善恶的人在自己的处境下所做出的各种选择，只有灰暗的被死亡威胁的那种氛围里那些人性的战栗和松动。

同理，杨荔纳的《妈妈》虽然说在讲述亲情怎样被政治毒害，人性怎样被恐惧扭曲，但爱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词，爱是它认为人性里面最本质的东西。

而当伯格曼谈论这种母女亲情关系的时候，就显然对爱这个词本身不像杨荔纳那么坚决。

在他的晦暗世界里，人性的自私是一种更为本质和更为强大的存在，亲情更像一种后天的道德上的架构。

亲情的痛苦实际上是这种自私的本能和这种道德建构之间的撕裂，以及因这种撕裂所造成的挣扎。

也就是说，商业电影不管它多么认真的试图挖掘现实，但它最终仍然必须是化妆术。

而一部好的艺术片，无论它多么接近幻想，它必然是某种程度的卸妆术。

这种巨大的区别，让这两种赛道的优秀电影的在广度、深度、复杂度方面就有着天壤之别。

而《小小的我》和《绿洲》的巨大区别就来源于此。

二从两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显示出这两部电影的本质区别。

在《小小的我》当中，开头就是一个特写，是主角刘春和的腿，这是因脑瘫而显得步履艰难的腿。

而在《绿洲》当中，开头是一幅画，画面平平无奇，画外是杂乱而又似乎有点规律的某种声响。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奇观式、猎奇式的进入角度。

苦难两个字在主角的脸还未映入观众的眼帘时，已经深深嵌入每一帧画面，成为一个隐性的精神水印。

它已经提前在给观众提供泪腺的动能，让你感动，是导演的最大阳谋。

而《绿洲》的开头，就是一个你摸不清头脑的日常画面。

只有到了影片最后，你才能明白这个画面的真意，才能明白这一日常的、在审美上显得丑陋寡淡的画面背后，是一个灵魂近乎狰狞而又无声的呼救，是一种溺水等死的绝望，而这种痛苦被封闭在这日常的画面中，它无法被放大，且这种日常根本无人注视。

而墙上那幅画的内容，是主人公对于生活的想像和希望。

既使在这如同动物般苟延残喘的泥潭中，希望的野草却从来没有枯萎，它以丑陋的方式暗自生长。

影片从开头就并不准备给你太多东西，也不想调动你太多的情绪，它希望让你一种平静的方式去进入两个异类的生活，它希望你能够平静地看到一切，它显然认为，煞有介事的情感表演，其实是对于主角困境的不尊重。

《小小的我》，其实是一个另类英雄的故事。

除了他身体的残疾，他其实毫无缺点，他礼貌上进，比同龄人有着更多的知识，身体的残疾，除了让主角有点愤世嫉俗，并没有带来任何精神疾病。

甚至是脑瘫所带来的身体残疾，影片也描写得相当客气，他的肢体和面部显得再病态，但他的眼神却依然正常，那是一个不屈的眼神，是一个让人能够怜悯甚至是生出某种敬佩的眼神。

而在《绿洲》里面，无论是脑瘫女主角，还是稍带点弱智的男主角，他们身上都找不到让正常人喜欢的东西。

他们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某种程度的病人。

男主，总是有点智商短路的感觉，他看起来懦弱而又蛮横，小偷小摸是他日常的生活，他显然缺乏对这种行为的耻感。

他显然也缺乏正常人应该具备的控制力，他以往的强奸未遂的罪行以及他开头就对女主角所做的猥亵，说明他其实经常做出这种堪称禽兽的行为。

而女主角，她扭曲的面部，以及癫狂和难以聚焦的眼神，让观众彻底丧失了和她进行情感沟通的渠道，她就像一个难以理解的怪物一样，观众的同情心找不到任何安放的地方。

这两种人物的塑造，决定了影片在价值观上的底线。

对于《小小的我》而言，它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委屈的故事。

它的潜台词是，我这么优秀，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承认我。

而对于《绿洲》而言，它是一个挑战观众的廉价同情心的故事，它从始至终内在都有一种反省：无论这个另类的世界在正常人看来有多么不堪，但它内在有着我们不屑了解也无法了解的隐秘，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看起来野蛮的互动，看似不堪的激情，其实和正常人的感情毫无二致，甚至是更为纯粹，也就更为惊心动魄。

前一部电影的情感底线，其实是你要有值得爱的东西，我们才能爱。

而后者的底线是，即使是我像蛆虫一样，你也无法论断我。

在这两种底线的对比中，你就能发现前者爱中的隐秘功利性。

这种功利性的爱，并非这部《小小的我》所独有，它是所有主流商业片的基本情感法则。

因为等价交换式的爱，才是我们平庸生活的常态，而等价交换又天然地带着一丝市侩的气息。

所以拔高自己情感和粉饰自我成了我们的顽强潜意识需求，而这也是商业电影的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我们总是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为高贵。

它千方百计地对这种等价交换的情感进行变形，以掩盖里面的功利主义气息，而像《小小的我》里面主角的残疾，就是一种好的遮羞布。

所有主流商业电影里主角的缺陷，都是这种装饰艺术的一部分。

这种功利性的爱，必然而然会让整部电影显得洁净，因为它的最高原则是不能冒犯观众。

所以它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坦率地说，《小小的我》在这种功利性的框架之下，为还原真实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旁观者那种对于脑瘫患者的客气拒绝，隐晦的利用，把他们作为自我道德标榜的恶劣，在这部电影中都有着精微的描述，甚至对于亲情本身内在的虚弱也有所涉及，但它显然不敢再深入一步，它不敢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普遍冷漠，因为表现出这一点，将会让观众感到自己无处躲藏，成为被审判中的一份子，所以它设定了一个近乎乌托邦的老年群体，这群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纵横捭阖能力的人，有着一种过剩的对于异类的宽容，这种善意，有效地中和了影片整体的残酷。

影片对于男主的爱情也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虽然它是以冰冷的结局告终，但它的童话性质仍然确定无疑，它只是一个俊男靓女爱情的变异版，充满着一种不真实而又美好的气息。

它不敢去真正地描摹那个女性角色，因为一旦开始描写，它就无法避免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巨大疑问，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对这个脑瘫患者这么感兴趣，所以只能把这个角色虚化。

而《绿洲》则是在讲被这种功利性叙事之外的真实世界。

这个世界的残酷从来不是以一种重锤撞击的方式到来的，它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它不具备任何传奇性，而男女主人公对于这种漠视的反应，亦非初来乍到式的深受刺激，而是一种波澜不惊的麻木，甚至是一种讨好式的退让和屈服。

而这位主角的爱情，则带着某种不洁的气息。

它是一种动物般粗野的饥渴性欲，是一种对于触摸绝对性匮乏之后的应激反应，是两个被漠视的人相互取暖，是两个虫子之间扭曲却炙烈的灵魂对话。

它显得丑陋笨拙，又无比真实。

它是让人不忍看的爱情，是让你忍不住颤栗的爱情，也是让人觉得不敢轻易用爱情这种的小布尔乔亚词汇形容的爱情。

它里面尖利污浊，却又充满着极致痛苦极致幸福，让所有的矫情都在这种关系面前悚然肃立。

《小小的我》，以赋予观众希望为已任，它将每一个心理的颤动都当成史诗，所以影片中到处都充满音乐 ，这音乐是一味充满善意的味精，是代替观众发出的哭泣声和喝彩。

《绿洲》，则以平静地展现这个世界的本相作为原则，所以它根本没有音乐，生活本身的暗流涌动在它看来已然足够。

煽情是一种少见多怪的自我感动，是对那些异类生活简单化提纯，是隐晦的情感剥削的一部分。

在《小小的我》中，梦想是遥远的彼岸，是需要意志力也可以由意志力达成的顶峰，所以当片中的那些梦到来时，总是辉煌耀目而庄重。

而在《绿洲》当中，梦想是生理上生发对自由呼吸的渴望，所以它的到来是平静而日常，它只是主角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常人琐碎生活的平庸复制品，但这平庸对于他们来说已是天堂，所以那些场景总是带着一种平板的酸楚。

这两部电影最终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小的我》，是一付按需定制的安慰剂，它是用某些真实细节包装的人定胜天的美好幻想，是对一个异类强者的褒扬，它的强烈戏剧性，都是在避开那些更让人无法直视的真实生活图景。

而《绿洲》则是一个天地不仁的写真，它是对生命力一视同仁的直视，是那些粗陋不堪的生命生理性的仰望阳光，它是打所有人脸的作品，是觉得所有的外部救赎都廉价无效、但他们的内在生命力却让他们并不会真正枯萎的作品。

三观察《小小的我》和《绿洲》的不同，你能发现，底层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在起点上就具有的巨大差距。

而这种差距，不是电影技法所能够弥补的。

而对这两部电影质量差距的讨论，从某种程度说明了观众求全的严苛。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你遵循某个范式，已经决定了一部电影的上限。

简而言之，你不能要求一剂麻药能给你一种深刻的痛感，你也不能要求在满足爽感的同时，还有着一种真正触及人类生存复杂面的深刻。

而对于所谓乐观的不知魇足的追求，则必然会带来某种讳疾忌医的遮蔽。

真实所带来的寒意，必然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灵魂才能消化。

也就是说，一部真正诚实的坦率的电影，往往是会吓坏很多人的。

它必然带来是观影人数的指数级萎缩。

而这也是很多有雄心的创作者的终级难题。

整个电影生态商业化的单一性，其实将所有不同赛道的电影，都放在了一个单一同质的电影市场中。

所以拍出震撼灵魂作品的野心，必然要与希望能被大多数观众喜爱的热望同场竞技。

在商业的高压和高诱惑力的逼迫之下，这种拍出好作品的野心则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压缩和腾挪。

并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有“背对观众”的勇气，当然这也不能成为一种对于创作者的道德要求。

但这种矛盾心态的结果，就是最终很多作品都成了调和路线的产物。

观察杨荔纳本人的作品，显然也遵循了向观众趣味靠拢的这个主流趋势。

从《春潮》的潮湿冷冽，到《小小的我》的单纯澎湃，这种变化里显然有着她自我调整的阵痛、犹疑和取舍。

但如果要拍出一部如《绿洲》这样品质的电影，则在这种取舍中要有坚定的不骑墙的决心。

除了才气的支撑， 它还需要一种强烈的道德诉求，一种对于虚伪和夸张极度反感的道德洁癖，也必然需要对于自我和这个世界的高纯度诚实，需要对选择这种创作路线所带来后果有着清晰的认知。

这是内在强大精神和强大的谦逊共存之下才能有的产物，是高度精英式的洞察力和泥土里生长出的平民式道德缺一不可的产物，是从日常中逼出这个世界的残酷底色后仍然不放弃这个世界的不忍，是对生命里最冷竣那面的解剖后仍能包容它的强悍和温柔。

残障人士往往需要一种平视方向的关怀，而非被俯视时连带着的悲悯。

导演在电影立意上最具意义的一点莫过于跳出了大众视角对残障人先入为主的偏见，用极度生活、自然的镜头打破了此类恶意或善意、有意或无意的身份歧视，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与帮助。

易烊千玺的演技是越看越自然，越看越代入，可能开始会因为现实因素产生违和感，但长时间的观影让这样的违和感却越来越削弱，直至完全代入产生共鸣，对比凯子哥在刺猬里的表现，易烊千玺可以说拉开了一个层次。

尽管与老戏骨的对手戏极为频繁也不落下风，单论饰演脑瘫患者时的表演状态、台词表现力，易烊千玺的演技不得不让人佩服。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剧本啊！

整部电影太自然太生活，以至于像本日记或刘春和本人的生活短篇集，许多生活片段纵使再有展现力，可联结成整体就显得乱，故事的结构设计太散了。

作为一部时长两小时多的电影，故事缺乏整体性会让人看的很煎熬，旁边的观众都打起瞌睡来了。

在观影过程中对于故事进行时的时间跨度真的不敏感，让人觉得很难熬。

其次无关紧要的人物设计，比如雅雅，就是一个很飘渺的角色，来的莫名其妙走的不知所踪……就算是单纯为了启蒙主角情感而存在的人物，也不该这样若有似无吧。

但话又说回来，女性导演的作品里总是有一种独到的女性关怀。

譬如刘春和的残障身份与母亲教育方式的矛盾。

导演并不进行单方面的构陷和设计损害，反而借外婆之口说出了世上最简单的道理“她是你妈妈更是她自己”。

结尾劝外婆要对自己诚实的话语想必也是导演真诚的赠言。

家庭里有残障人士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人的不幸与辛苦？

看完《小小的我》，我赞叹易烊千玺的演员素养，也喜欢林晓杰扮演的外婆。

如果林晓杰不拿几个演技奖，那我只能说华语电影节的品味有问题。

就文本层面来看，外婆是影片的精华，有外婆的存在，这个故事才成立。

影片开头，刘春和在天台上写遗嘱，外婆来了，他放弃自杀，谎称去阳台是看天。

此情节在交代关系亲疏，刘春和和母亲的关系紧张，和外婆关系亲密。

两人进房间后，外婆一直在刘春和面前自言自语，说这个家离开她分分钟完蛋，说聪明女人会买很多条纱巾花钱不多想换就换......完蛋是双关语，也在说外婆不来，刘春和自杀就会成为事实。

刘家的家庭氛围不够温馨，但刘春和自杀，确实会击垮这个小家庭。

用大量台词交代塑造人物推进剧情，电视剧的常规打法。

这样处理，也能让观众迅速进入剧情，外婆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安贫乐道的老太太。

要承认，相当多的观众习惯从台词中获取信息。

通常来讲，小孩子才话多，没人听也要自言自语，老年人反而话少。

人老话多，一反小孩子嘴碎老年人寡言的刻板印象。

外婆充满活力，立下与众不同的人设，观众自然高看一眼，相信她能粉碎一切障碍。

有外婆在，刘春和就不会倒下，这是影片在前十分钟就打好的基础。

刘春和最大的生存焦虑是他是个残疾人，却想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他和母亲关系紧张，就是因为母亲一直按照残疾人的标准安排他的生活。

看似关爱，其实对刘春和并不好。

因为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是，不要把他视为残疾人——这样说未免有些绝对，那我修改一下措辞：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是既平等看待，又在需要时给予合理便利和理解。

刘春和的母亲对儿子，给了太多便利和理解，不会平等看待。

外婆的到来，打破了母子之间的僵局。

刘春和不想复读，不想上距离家更近的大学，这些都是对母亲的反抗。

他不断面试工作，本质上也是希望别人不要因为他是残疾人，就剥夺他工作的权利。

不是普通人，但要努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是刘春和对命运的抗争。

在《小小的我》中，能把刘春和当普通人，一个是外婆，一个是雅雅。

外婆爱护刘春和，一个重要原因，她的生命力旺盛，刘春和的残疾，压不垮这段血亲关系迸发的爱。

我喜欢《小小的我》，是因为林晓杰演得真好。

可贵的是，影片没有把付出最多爱的外婆称为外婆。

在文艺作品中，对女性的称呼往往是通过各种关系称呼或者雅称来指代，而不是她的名字。

《小小的我》在结尾交代外婆的姓名陈素群，这是对命名传统的反叛，是性别意识的进步。

名字的出现，是人物从伦理关系走出来的象征，陈素群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外婆。

如果说外婆主打真实，那么雅雅负责梦幻。

雅雅说她是全职女儿，人类学毕业生。

她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这样想，接近刘春和，就是为了观察他。

有确切的目的，行为逻辑坐实，反而不美。

如果不交代雅雅的人类学毕业生的身份，人物空白大，梦幻色彩更浓厚。

刘春和第一次见到雅雅，她正在玩飞盘，飞盘有大量蹦蹦跳跳的动作。

第二次见面时，两人经过一道石桥，雅雅依旧没有改变蹦蹦跳跳的姿势。

这个蹦蹦跳跳的姿态，给雅雅营造小鹿式的欢快。

她的欢快，让刘春和很感动。

在雅雅面前，他可以享受到普通人的待遇：终于有人不会因为我是残疾人而照顾我的感受，不敢蹦不敢跳了。

雅雅和刘春和的对手戏，卫生间的相遇是最打动我的电影场景。

卫生间是排泄场所，而人体的排泄系统和生殖系统关系紧密，两者不仅位置相邻，甚至共用某些结构。

一对相识的男女在这样的场所相遇，多少会尴尬的。

然而，这段戏中用了大量的实焦镜头和虚焦镜头，拍刘春和的实焦，雅雅的就用虚焦，甚至用镜中的形象，明明处在一个空间，却感觉疏离。

对刘春和而言，雅雅就是镜花水月的存在。

灵动，美好，可以交流，一起玩耍，这是雅雅对刘春和的诉求，大家可以做朋友，但不会是男女朋友。

一旦刘春和要牵雅雅的手，雅雅赶紧逃走。

让雅雅迅速消失，是影片在卫生间那段戏就埋好的伏笔。

事实上，像雅雅这样的女子，已经是刘春和能作为朋友的天花板了。

而二十岁的刘春和，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更希望这位朋友成为女朋友。

刘春和可以努力克服一个个困难，他能在咖啡店打工，能考上大学，能改善和家人的关系，但他无法牵心爱女子的手。

刘春和感受到这里面的绝望，于是开始第二次自杀。

雅雅是刘春和的性幻想对象，她不和刘春和谈情说爱，我们能理解。

人类对残疾的厌恶，是刻在人类基因里面的。

进化心理学有个假说，年轻、漂亮是人类能用肉眼观察到的繁殖价值的线索。

男性有喜爱年轻小姑娘，是刻在骨子里的信息。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知道年轻漂亮通常意味着有更高的生育价值。

无论男女，身体的对称性越高，好看的概率越大，这是因为对称意味着身体健康，免疫能力强，和这样的人结婚生子，更容易生育身体健康的下一代。

生存和繁衍是物种最重视的两大课题。

我们是生存和繁衍的受益者，也会尊重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

不装了，摊牌了，看脸即正义。

刘春和能向外界证明他的精神强大，但是，身体残疾给他带来的生育壁垒，他无法突破。

于是，他决定去死。

《小小的我》可以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刘春和吞糖自杀，抢救无效，一个是影片给的结局。

至于要选哪一个，大家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