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

我是抱着游戏的心态来看这部电影的，高考，1977，太过符号化的两个词汇，注定导演不可能在影片中表现太多的个性。

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孙海英饰演的村长这个角色，也许是导演有意为之，也许是无心插柳，村长，公章，很好的诠释了一个抽象的名词——权力。

村长说：“陈琼，让我们家婆娘给你找个婆家”村长说：“潘志友不再担任连长，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村长说：“只有通过内部测验的人才可以参加高考”。

我相信，如果换一个场景，一个50多岁的老人是不可能奴役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女的。

是的“奴役”，通过村长每天挂在腰间的那枚公章来奴役着一群男男女女为了他的理想——开荒——而奋斗。

他享受着这种权力，所以即使中央有文件同意青年人参加高考，村长还是一意阻挠，因为中央的精神会破坏他的权威，所以他要阻挠。

吊诡的是，即使青年们——无论人数还是体力都要胜过老村长——明知他的做法是违背中央精神的时候，依然不敢反抗，而只是绝食、请愿……“权力”在这部影片中呈现出了迷人的色彩，一枚冰冷的公章就可以决定几十个青年的命运，甚至人们去绝食，去自杀，仍然不敢反抗那小小的一枚公章。

为什么？

首先，权力是一种包含强制力的体系。

老村长弱不禁风，可是他的背后是县长、市长以及依附在他们周围的既得利益者。

反抗一枚公章的结果是要做好对抗整个社会的准备。

其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对权力的崇拜。

这是当权者有意为之的，然而当权者也会深受其害。

当中央的要求与村长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村长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清楚，一群生活在权力枷锁中的人们是不可能反抗权力的。

权力一经创造，就会脱离权力的授予者而单独存在。

这就是那枚公章的力量。

题目叫“奉旨填词”，其实我有点想把它改成“奉旨调情”，但是之所以不改，一，身为一个不怎么勤快的写字者，我比较规律地能够接到约稿函，能深深体会“奉旨调情”的不容易，一言以蔽之：没感觉也要挤感觉，痛苦。

二，我并不清楚影片的创作背景，不好贸然评判导演是“奉旨”行事，做人，要客观。

三，我很尊重那些前辈为了获取知识，改变命运而进行的奋斗，他们中间的确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精英人才。

高考1977是个值得书写的故事，这个事件的伟大之处，远远超出高考的本身。

高考由推荐而变成人人可以报考，那既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描写文革和知青，从诸多的负面故事中，寻求积极和向上的一个角度来讲故事，高考，对知识的追求，无疑是很讨巧和很安全的一条路。

但是，影片拍得实在比较一般。

一、情节连贯性不够。

从开头知青告别城市的轰轰烈烈，一下子就到知青拼死拼活要参加高考。

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

交代不够。

也怪不得有年轻观众疑惑：他们看起来生活得挺开心的，为什么要回城呢？

男女主角的爱情没有交代，床戏来得也莫名其妙，突然就开始脱衣服了，没头没脑的。

还前面后面拍了许多慢动作，跟MV似的，让我们把女主角白腻的背和浑圆的乳房轮廓好好欣赏了一下。

二、老的套路在反复使用。

比如，从影片刚开始我就觉得，肯定要有个把知青死在北大荒，不然不足以对得起那些残酷的青春，问题是——他们怎么死呢？

是在伐木时候被压死，还是在冰雪中冻死，或者被军代表强奸致死，或者是抗完大包吐血累死？

当小根宝终于被象征强权的大喇叭砸死的时候，我看看进度条出了一口气，估计就死这么一个了。

三、真实性不够。

那个大包，哪里是几百斤重，分明是塞满棉花团，软绵绵虚飘飘，演员扛着连个青筋也不露出来，汗也不出一滴，虚伪。

女主角像是在苦寒之地的北大荒熬了八年的知青吗？

细皮嫩肉，肌肤胜雪。

野火烧荒的动画制作得太粗糙了，不过考虑到国产片筹钱很难，原谅一下。

四、亮点突兀而散乱。

几个高潮点是关于知识，关于命运，关于亲情的宣言。

但是，做公益广告还好，激动人心，放在电影里就太突兀了。

五、过于理想化。

事实上，文革后期，知青问题和知青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地步，枪毙强奸女知青的军团干部的故事，在30年后读来还触目惊心，当然，当然，这些故事不和谐，吃力不讨好，不反映在电影里也可以的。

但是，通观影片，除了开头有个面如银盘的驻中学女干部有奸诈之嫌，其他的，全是好人。

知青可以无条件支援弱者上大学，录取人员为造假行为开脱，顽固的农场领导最终被进步青年感化，最终驾着拖拉机从天而降，一把把青年们拖上了奔向考场的康庄大道……看完片子还是比较感慨的，毕竟它能够引发人的对比之情。

但是，在最初的物我对比之后，看看那些青年们对于美好未来的畅想，再看看现在围绕着教育制度产生的一大陀问题，不由得让人深深为之无语。

我简直不知道，到底是电影感动了我，还是心里印象的突然出现，震撼了我。

你们的奔跑，你们千百次在我脑海里奔跑。

从我第一次知道“知青”这个词，你们就在我脑海里奔跑。

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在火车驶出北京和上海时你们的复杂心情，我知道你们在蛮荒之的饥饿和孤独，我看见你们在东北奔跑，在西藏奔跑，在海南奔跑，在云南广西奔跑。

我不知道你们要跑向哪里，要跑想什么。

我甚至看见你们回到城市之后，粗糙的双手，不知所措的眼睛，独自徘徊在你们早已跟不上节拍的街道上。

而今天我居然因为你们虚幻的影像而痛哭不已。

那个因为纯良而显得那么残忍的年代，那个可以因为高考而绝食、说谎的年代。

追问是温和的，然而毕竟是追问了：谁让我们不能有知识？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恶的故意，却一起完成了一个天大的恶？

是什么让我们在可以善的时候，还善得那么不彻底？

为什么我们要用恶的方法来实现善？

是什么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时候，却自己退缩了？

时至今日，你们依然在我的脑海里，苦苦追问，这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一群人的一生？

到底谁要为此负责？

如果责任在个人是不是只要惩罚特定的人就万事大吉？

如果责任在集体那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罪，因而每一个人都没有罪呢？

影片看到最后，我几乎是哭自己了。

人生的许许多多，其实是相似的。

那一刹那的高尚，一刹那的卑微，一刹那的不顾一切。

不知道怪谁，也不知道感谢谁，不知道谁把自己推向这里，更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是对还是错。

你们有，我们也有，未来的一代代人，他们都有。

可是只有你们的姿态是奔跑的，是迫不及待的，是壮烈的。

而且伴随着血腥。

我们不会了。

那样的姿态和酷烈，我们不会有了。

我们在相同的痛苦里，用不同的方式奔向火车站，奔向考场，奔向未来。

然而我不称赞苦难。

何时何地，我永远不赞颂苦难，英雄不是苦难造就的，苦难只是英雄的一个契机。

我不羡慕你们的苦难，而且不因此认为你们的青春比我们更有意义——尤其是，当我要追问你们的苦难时，我找不到答案。

然而我无法否认，你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分水岭。

你们是最后一代奔跑着的人，你们是最后一代能站在当地说“尊严”和“权力”的人。

随后的我们，还有他们，只能疲惫地躲在银幕后面敲打键盘。

我们不再奔向人生，我们等待人生经过自己。

回放了无数遍的片尾曲，已经分不清是宋祖英的嗓音还是这个故事本身在不断的感染着我。

努力平静之后的深夜,试图以很轻松的语气去表达对这十一年的感受,却始终无法释怀。

故事在一群身处黑龙江某个农场看似无忧无虑的下乡青年们观看邓小平复出的新闻开始，那样的场景仿佛让烦腻了喧哗都市的我们极度向往，那里才是人间天堂，没有竞争，没有烦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

快乐,淳朴,安分...写满那一张张并未成熟略带苦涩的脸上。

下乡，我们是无法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关于它的故事，我也只是从姑父的闲聊中略知一二，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深刻。

莫名的，让我有一股勇气穿过时间隧道，去经历那十一年。

随着小平同志的教育改革政策，那小小的农场也开始了它的不平静。

当小三带着还只是“万一”的消息不远十多里路来到另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队时，面对这么一个并未确定的喜讯，大家的表情是那么的“不安分”，我敢肯定这是近十一年来从未有过的。

后来，小三带着收音机奔到还在农作的知青队伍，终于“红头文件”下来了：场面的背景是一片火海的枯草荒原，正暗示着这十一年的“窝囊”现在可以统统“付之一炬”，我们终于可以“春风吹又生”了！

那种兴奋是我们这代人始终无法体会到的。

可是，当这个“万一”确认为“一定”时，却无法带给每个人希望。

在那个不平常的年代，从来没有过家庭成分会显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让陈琼面对多年未见的父亲侧目！

而那个还带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父亲却不远万里带着复习资料来到刺骨的农场，很有用心的在那一本本教课书上写满了各种题解和思路，甚至不惜作伪证明让自己清白以便自己的孩子能有资格参加高考...那个又冒充县招生办人员的父亲留下那一套属于孩子的“希望”离开了那片土地，面对他不断远去的背景，我不知道想说是父亲的伟大还是恢复高考的伟大。

总觉得老迟代表着当时的“流行”势力，而潘志友，张国强们则是新潮，新的希望。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老迟转变的依据，大概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除了组织性原则性，也是有人情味。

很感动，老迟可以面对省招生办领导反问道，你要是为了你女儿，你敢么？

最后，我们可爱的老迟，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父亲和那在我还是孩子时经常看到的拖拉机，载着这十多个孩子，驶了那让我们苦苦等待了的高考...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看到：那破破烂烂的拖拉机，不经意间，载上了我们祖国、我们民族进步的希望支柱！

那是他们的时代，大大的黑框眼镜，人潮中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所谓历史的产物，总是不自觉的感到悲哀和遗憾。

他们对于领导人的崇敬，他们对待生活的热情，他们人与人之间的支持与鼓励，随着时间的流，消逝了……那代人的爱情，也有自由的，看对眼的，却因为组织审察，退却了……特羡慕他们的爱情，没有一丝杂念。

那代人的憧憬，不惜一切的想学习，出卖体力，甚至付出生命，所有人加油的场面，宏大，坚强，压抑太久的彻底释放，极度的歇斯底里，汗水也跟着吼叫着，眼泪释放了绝望……那代人的矛盾，留下还是回去，人人都想出头，人人都想上大学，10年的革命，毁了他们。

没有什么绝对的，章程也是可以更改的，希望是别人给的，自己却……无法设身处地，不能替自己做主的人生，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无助，可他们坚强的接受着，善良的付出着，没有自己……火车的引擎声，是他们的心跳，随着那蒸汽，飘回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心，唯一可以寄托期待的避难所，却无法招架的，痛苦万分。

用尽全力的人们，被远走的火车衬托得，无奈至极；他们没有力气叛逆了；1977至今，才过了多久？

翻天覆地的变了；每一次触碰这段历史，就会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幸福，更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希望充斥着我的生活；他们，继承了红岩的顽强精神，发展了追求信念，真可谓承上启下，而我们，好像歪曲了许多。

在上海学习时，有去过农场锻炼，也有火烧干草的经验，熊熊大火，镶嵌着，振奋人心的消息，掩盖不住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爱情和理想，那时那刻，无法兼得；承受不住无私付出，又做不到自私离开，纠结着烟圈，弥漫了整片空气，遮蔽了，蕴含在拥抱中的情感：“我爱你，我要你看着我，我要你一辈子，记住我，记住我！

”用尊严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因为现在是1977年”！

曾经受过伤，所以才那么不可饶恕，无法原谅，；又有谁晓得，驱逐的同时，无数心痛；11年的耽误，无法挽回，岂能是轻易的救赎？！

一声“老师好”，在那个时候，是显得，多么的动人……“爸爸，我好想你”“爸爸，下班回来，我给你做饭”……爸爸……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到什么，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等你，陪你，让你随时回来能够找得到我，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只想成就你，成就你的梦想；洒满一地的表……和那个章，梦想启程……一个人的气度，到底有多深！

一切都源于，那么那么深刻的亲情！！

无限崇敬！

夜深，困，寥寥数语罢1977年，黑龙江双鸭山，煤矿场之前，这是爸爸从农场调到了这个煤场那一年，高考恢复了当时，老三届知青的梦想与前途似乎早已泯灭小学、初中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却无法利用自己的知识更进一步更因为成分问题没有任何的希望只有这次高考，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理想之路上来过程同样的一波三折按照当时的政策，已经27岁的爸爸因为年龄原因必须赶上这一年的高考，否则就可能永远地错过机会了（虽然后来修正了，直到1979年仍可考，但是当年并不知）但是终于，通过煤矿相关领导的大力协助，终于在报名截止前搞定了介绍信而爸爸也如愿进入了大学那是一次生命的转折这当中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听爸爸和妈妈说那段在北大荒的往事1981年，爸爸毕业，1982，我出生然后爸爸从初中老师到中专老师到大学讲师到大学副教授到大学教授期间翻译了译林出版社版的《魔戒》等书这一切的开始，是1977年的那次高考——那一次，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当你重新恢复高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重新恢复到了最巅峰，因为一个人只有了知识才能够走遍天下都不怕，只有知识才能够帮你找到一份舒服的工作，帮你在以后有机会赚到一大笔钱，让你的人生充满快乐，因为这就是高考，高考或许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当你读上了大学，才能够彻底完成你真正没有完成的学业吧。

我打四颗星不是因为这片子演的好，是给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需求被制度压抑了那么久，所以宣泄出来的时候，故事本身就有打动人的力量。

高考带给人的喜悦是什么可以读书了？

可读书的喜悦不是为着读书本身吧读书只是个桥梁，人真正需求的是借着这个桥梁带来的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城市，新的称谓那我们呢，他们选择了高考我们被灌输了高考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在蜜罐里泡酒了，甜腻了，觉得什么都没味道了，只能空虚了吗？

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也有着自己的压抑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

不管是什么我以为有一个东西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应有自己的选择权这就是制度应赋予青年人的权利

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应该看的电影——这个广告词是某个提前看了内部片的人写下的推荐词，第一眼看见，就很支持。

我曾经做过77年之后十年的所有高考题目，此后还断断续续做过单科题目。

去年还在做了高考作文题。

从当年惊讶于77年高考题目的简单，到现在惊讶于高考题目的诡异。

回归那些过往的日子，很多东西值得深思。

我不喜欢孙海英演过的所有角色，甚至不喜欢孙海英，但我对片子里，他扮演的场长，最后开着拖拉机送那些现在已经做爷爷奶奶的当年的年轻人去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分外感动。

不是感动于他，而是感动于这个影片里的人物最后能够如此的人性化。

这就是文化的变化，因为，这在当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改变。

志友的留下，众多人的离开，片子没有继续写下去，但值得我们思考下去。

的确一部90分钟的片子非常短，但能够提问，让看的人深思，也就够了。

我舅舅是当年的高中老三届，当所有人都离开农村，他一个人还在地里忙；当他终于得到朋友帮助成为中学教师；当他终于得到同意参加高考，最后却因为是中学骨干教师而被扣下来，以可以进清华的成绩留在当地的大专读书，最后还要自己去参加自学考试成为大学本科生。

那些岁月，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孩子的记忆力最为清晰。

那些我过去思考过，现在思考的，将来还会思考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我心中徘徊不去。

乃至某个朋友说出“启蒙未完”这四个字时，在我心中引起过那么强烈的震撼。

不过，这些，留着自己思考就好了。

我特别想提出来进行延伸思考的是，那个绝食争取报名权力的陈国强的后来岁月。

因为，强子最后考上的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

这个很有意思的哦。

中国的法律是多么值得思考的问题啊。

因为片子里面他和他们就是在一个“章”下面的困兽。

而“章”和法律，又是多么矛盾的统一体。

：）　　片子里面说——“那是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重新认识知识和重新将“学而优则仕”放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是值得所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的。

现在的高考里，还有多少“为祖国选拔优秀人才”的成份？

或者这个提问都会让人觉得可笑的吧。

再者，当高考恢复十年之后，高考成为“万人过独木桥”，到后来高考扩招，再到现在有大学生要求恢复“三包（国家包分配，单位包房子，父母包婚姻）”。

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内，发生的变化的确翻天覆地。

而这些变化，已有人在慢慢开始反思，反思中，我们会学会矫正现在的错误，虽然，我们依然在不断犯错。

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黄佶　　摘要：中国电影不重视细节，不重视铺垫，不能正确理解脱戏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电影至今还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深入生活，重建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

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在盗版光盘的小摊上找到，只要三四元一张。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的电影评论应该少歌功颂德，多说干货。

---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

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

我也说了几句。

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

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

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

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

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

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

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

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

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

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

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

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

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 1977 时代的人看的。

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

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女主人公陈琼突然脱掉了衣服，裸露出身体，拍了场裸戏。

这在逻辑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看就是为了脱而脱。

男主人公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是个正派的青年，一直被非常传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老迟（孙海英扮演）寄予厚望，并选做接班人；女主人公陈琼也是一个正派女子，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对“反革命”父亲情断意绝。

现在突然来了一场脱戏，很没有说服力。

　　如果男女主角平时就自由奔放，感情深厚，现在突然面临人生重大关头，例如一方父母突然官复原职，来接他（或她）离开这里，于是女方冲破传统束缚，脱衣奉献，还情有可原。

　　中国电影现在把脱戏当成了胡椒面，每部电影里都要撒一点，惟恐没有脱戏，票房就不好。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观众不会为了看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裸戏”而花几十块钱的。

今日之中国，更加疯狂彻底的“真军”表演到处都能够看到：可以播几小时、有千般花样的一张光盘，只要几元钱，而在网上则完全是免费的。

我在上广告课时，为播放某些尺度暴露的广告而犹豫时，同学们（包括女同学）对我说：“黄老师，你就大胆地放吧！

我们什么没有见过？！

”　　电影中不是不能有脱戏，但要和故事情节相吻合，要水到渠成，此时不脱不足以表达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如果此时不脱，观众反而要感到不可思议。

　　陈琼为了不影响情侣潘志友（王学兵扮演）的前途，请老迟为她在当地找一个婆家。

如果老迟真的为她找到了，未婚夫说好明天要来接她，当天晚上她主动去找潘，演一场脱戏，做最后的生死诀别，才符合逻辑，这场脱戏才不会游离于故事之外，相反，这场脱戏会成为两人深爱的证明，被观众所认可，并感动观众，并因为政治因素居然能够破坏神圣的爱情而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反思。

　　外国电影脱戏多，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所以观众不会意外。

007 这样的电影，脱戏是为了刻画邦德这个人物，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以此去弥补他出神入化的神功所形成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使这个角色真实可信。

　　美国很多电影没有脱戏，但仍然很受观众的欢迎。

《罗马假日》没有脱戏，但并不妨碍它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被传为美谈。

如果在片中清纯的公主赫本突然露出胸部，这部电影反而要被彻底毁掉了。

　　脱戏如同菜肴中的调味品，要恰到好处。

中国菜里如果莫名其妙地放一些美国起司（cheese）或日本芥末（wasabi），那这菜就毁了。

　　美国有很多大片，是“纯爷们”的，根本没有女演员，例如《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等，但是仍然大受观众欢迎。

《最长的一天》是讲诺曼底登陆的老故事片，真是够长的，长达三个小时，但是仍然令人反复看也不厌倦。

中国的导演们敢不敢也拍一部“纯爷们”的影片呢？

　　即使用女角色，也要把她们融合在故事里，象《亮剑》那样，女角色的形象和影片很一致。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个美丽白净面孔很洋气的女角色，我一看到她出现，就知道这部片子完蛋了。

　　在《高考1977》中，装有高音喇叭的高架，是导演设计的一种象征，象征着威力巨大的组织。

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人，象征着这一力量最终会带来灾难。

但是让小根宝挺身而出救人并死亡，缺乏铺垫和逻辑性。

挺身而出救人，是来不及思考的，只能是一种本能。

小根宝有这样的本能基础吗？

他平时有过类似的仗义行为吗？

他和被救对象的关系特别铁吗？

没有，至少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过。

　　也许让一直挑战组织的张国强（周大勇扮演）去死，更符合逻辑（他就站在高架下面），也更富有象征意义（挑战组织没有好下场）。

　　中国的电影有个毛病：喜欢塑造“高大全”的人物。

同样死一个人，也要选择死于英勇抢救别人，而不是死于普通意外事故。

　　在影片的最后，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提前离开考场，放弃高考，连老迟都觉得意外。

潘的理由是留下来和老迟一起建设农场。

即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也不具有典型性，更何况这违背了整个影片的逻辑。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扎根建设农场，难道就不能去读大学了吗？

读了大学掌握了科学知识，不是能够回来更好地建设农场吗？

中间不就离开三四年的时间吗？

所以，编剧设计潘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结果反而破坏了影片的真实性，损害了影片本来的教育意义。

　　导演对于老迟（孙海英扮演）的台词不断引起笑场觉得难以理解。

实际上，老迟让孙海英来扮演是个败笔，或者说孙海英刻意假装出来的拿腔拿调是一个败笔。

　　老迟这个人物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

老迟的转变也是有铺垫的，被陈琼的父亲（赵有亮扮演）训斥；愿意让潘报名高考，却拉不下面子，于是把图章扔在潘的桌子上，让潘自己在报名表上盖图章；小根宝死后沉痛的表情，大喇叭从此停止广播，等等，其转变还是有逻辑、有基础的。

　　老迟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但一字千钧，不容置疑，不容挑战。

少言，反而能够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面会做出什么举动。

这样反而能够体现组织在生活中的巨大存在。

但现在一个喜剧式的赵本山式的演员破坏了这种意境。

　　中国电影中精彩的对话不多，还不如情景喜剧和小品里的密度高。

《高考1977》同样如此，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了几句精彩的台词：“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敢不敢（私刻公章）？

”“我敢！

”“我也敢！

”　　好的台词，来自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精练和升华。

赵本山的魅力就在于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说出的话充满了生活的真谛。

这源自他长期扎根基层的积累。

在春晚上，相声演员一字一句地说出一段段从网上抄来的俏皮话，然后满脸期盼地看着观众，惟恐他们不笑不鼓掌。

看着这种景象，真为中国的相声演员悲哀。

　　专业人士有一种清高，对非专业人士的批评很不屑，观众看不懂，就抱怨观众水平低。

实际上，电影做出来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学过电影理论或者研究电影的人看的。

中国的电影人如果仍然自命不凡，脱离大众，那么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好看。

实际上，中国电影里的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电影制作者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所以他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美的东西，大众却认为不符合逻辑，不认为是美的。

　　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应该邀请观众代表参与评论，及时修正，以免最终产品出问题，遗憾终身。

实际上，广告片的制作，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

在策划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请消费者代表来看，提意见，并做相应修改，以避免做出失败的广告。

电影和电视剧产业也应该转变观念，向广告行业学习。

　　座谈会上很多人对《高考1977》做了评论。

但是和“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们一样，十分钟发言中前八分钟是歌功颂德，后面两分钟才说点干货。

中国电影要发展、要进步，电影评论的风格首先要改变，直接说干货，至少应该用八分钟或九分钟的时间说干货。

　　汪总策划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就是来听意见的，不解释。

建议主办者把今天的讨论发言批评全部上网。

”我看江导演也是真心想听批评意见的。

这样很好。

中国电影人应该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的作品，也不是境外拍摄的商业大片。

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

地摊上的电影光盘只要三四元一张，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找到，不仅有商业片，更有很多艺术性、思想性、历史知识性、摄制技术性俱佳的影片。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电影人不要怕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影片没有人要看。

卖光盘的小贩卖这些影片，就说明它们有市场。

如果这些影片没有市场，盗版者就不可能大批量地去复制生产。

　　中国电影界也不要把“主旋律片”看得很神秘。

实际上外国很多大片都是主旋律片。

《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是：美国政府规定：当来自同一家庭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牺牲得只剩下最后一人时，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以免父母膝下无子之痛。

为了使瑞恩能够平安回家，其他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

这样的影片不是在大力颂扬美国人鼓吹的“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吗？

这不就是一部主旋律片吗？

　　实际上，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进化出了是非观。

这种是非观是无法颠覆的，深深地扎根于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即使备受压制，即使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它仍然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环境一合适，它立即就能够发芽开花繁衍，重新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位置。

这种是非观就是主旋律。

电影的制作者回到民众中去，艺术地、戏剧性地把这种是非观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主旋律片”的帽子，它仍然是主旋律影片。

（2009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