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

首先值得一座国际影片的小金人，这是一部令人沮丧窒息的惊悚片。

德国社会对于强调思想、阶级分类更加敏感，强调民主真相的同时，又拥有道德至上的优越感， 或者说这种所谓的高素质更好理解为刺儿刺儿地，生活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夸张的表情和蔑视的眼神。

对于我们的集体主义主导社会意识来说，他们不怕做枪打出头鸟，这是社会背景不同的人性伸展，没有完美的人类逻辑，对比我们这种“互害型社会”的道德理论，我们更多选择压抑和服从的思想，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有学生代表参与学校决议的制度。

谁偷了钱并不重要，孩子们表现出自由意识强悍，捍卫权利坚定，而不是我们全社会的从众心态，这是个人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体社会的区别。

西方青睐“木秀于林”，我们却还有一句“风必摧之”，追求和阉割个性造就了影视主题上的明显差异。

偷钱的这件事情会无限被放大成最后的不可调和，太多的冷漠和缺少同情心的教员，故而理想主义在任何一个体制下都是艰难和不切实际的。

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民主是冰冷的，所以人类行为必须自律，才会被尊重。

好人只有会站队才会被称作好人，而女主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教师，她夹杂在学生和教师群体之间，左右为难，她不会因为任何一方的压力会想到讨好或倒戈。

影片时时刻刻和观众一起在思考：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制度让理想主义寸步难行？

结尾最有才华的学生被警察抬出学校，仿佛是未来的国王一般。

看上去是个不错而又富有理想主义的结局，但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意淫的封建复辟。

学生和老师最后是怎么缓和的了？

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等大的字眼，也没有所谓的说出来就好了这种“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交流解决”的论调，沉默中，学生拿出老师给他的魔方，交出作业。

这不就是常见的中国式沟通嘛。

整体上，影片达到了没有惊喜但很干练的程度，结尾削弱了主题，不过这种主题仍在西方电影长久停滞不前的牢笼之内，在没有任何突破和独到见解之前，我们大可不必在意，把重心留在观影过程便可，这也是这类电影的创作重心。

另外，我有个不错的提议，把片中女教师看到很多人都穿那件衣服的画面放在结尾，会很惊艳。

举个相似的例子，《狩猎》结尾的那声枪响。

以下评价摘自德国部分影评：第一则：这很有趣，但我作为一名学生，同时也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对不同的学校有着几十年的经验。

从小学到社区学校，再到文法学校，我在学校的四年里见识了很多。

在我看来，"Das Lehrerzimmer "的环境非常过时。

我知道很多现代化的学校。

只有很小的学校才有教师室。

大一点的学校都有团队活动室。

此外，在许多学校，"一排排课桌 "的社会形态很少有教学上的需要。

当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但这并不有利于有关学校，因为这是一种专制、过时的观念，就像这里展示的正面教学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这个场景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并不是当今学校的真实写照。

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还不够。

但这也是一所文法学校，而且是一所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教学设备上都非常简陋的学校。

起初，我以为这所学校只是一所被当地政府遗忘的社区学校。

更重要的是，学校里几乎所有的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都表现得很恶劣，几乎没有同情心。

也许这也是由于文法学校往往存在的精英职业主义造成的。

据我所知，这所学校还缺乏在学校、家长和学生之间发挥纽带作用的社会教育专家。

但这也是一所文法学校。

他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无论如何，你可以感觉到这所学校没有建立起冲突管理制度。

学生普遍缺乏社交能力。

还有一位老师，她是这个战场上的新兵，她的道德观完全被同事们的毒舌攻击所迷惑。

莱奥妮-贝内施（Leonie Benesch）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角色，并试图将社交技巧融入其中，但她在文法学校的官僚体制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与我个人在小学和社区学校的工作相去甚远，我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启发。

我非常喜欢与那些极具天赋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但归根结底，他们有足够多的人关心他们。

我认为我与社会弱势学生的合作对社会的未来更为重要。

第二则：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 20%（尽管更严重的暴力行为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学生的表现是好是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这取决于学校的类型，因此必须区别对待。

此外，如今对受训者的智力要求更高。

上世纪 80 年代，医务助理在中学时必须长得漂亮，能读会写，但如今他们必须能够运用大量医学知识，还能使用技术。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职业被称为医疗技术助理。

中学水平已不再可能。

现在有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从事这一职业。

汽车修理工这一职业对知识的要求也不再相同。

事实上，很多人的学历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一样高，但已远远不够。

对他们来说，这只够在生产线上找到一份最低工资的工作。

人们总是很容易忽视这一点，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中学生在学校里应该学些什么，和 30 年前的中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就会发现两者在要求上有很大的不同。

我不需要理解德语和历史课文。

我只需要死记硬背，而现在的学生则需要能够迁移和解释他们所学的知识。

但很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智力。

我认为，综合学校的数学和德语教学量应是现在的三倍，而 GW 和 NW 则应成为特殊科目。

音乐、体育、戏剧和宗教应成为 AG。

英语作为附加语言也无妨。

然后是社会研究。

但现在的科目太多，只能随处摘录，即使是全日制学校也无法学完。

节奏也太快了。

在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另一本关于进步学校理念的书之前，我还是先说到这里吧。

1、教師休息室（Das Lehrerzimmer，2023）是風波的根源地，而故事的主角，這名處在風暴中心的女老師，秉持了教育的職志，完成了一次百年樹人的工作。

2、女教師以助產士方式教學，開放的課堂中從未直接下過任何定論。

課堂教學中，他先提出「0.9的循環是不是1」的問題，即便是肯定的，仍然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陳述看法和論證主張，未給答案，而鼓勵繼續思考；隨後天文學的報告中，又向學生說明，即使證據的取得很困難，甚至是遙不可及的，人類也能透過邏輯思維，也就是數學的計算，來預測日蝕，導出準確的結論。

這也呼應了故事縱然不明指竊盜者誰，卻又以嚴密的劇情讓觀眾推導出無疑的結論——辦公室總務工作的職員。

3、奧斯卡知道母親在辦公室犯下竊盜，他先試著拿出零用金來折抵，接著散布謠言中傷指控者，最後毀壞電腦來破壞自己口口聲聲想要親眼驗明的影片證據，因為他清楚他母親回家隻字未提意謂什麼，飽受折磨的奧斯卡像考試答題一樣用盡所有的方法試圖求解（以考試比喻，則包括作弊這種非正道）。

然而，在這名老師耐心教誨之下，他從打破玻璃、傷害老師、慫恿同學的魯莽匹夫，成長為真正的勇者——知恥近乎勇，他不僅是成績好罷了，而是真的成為了一個優秀的人。

直面真相，接納真相，超越真相，奧斯卡獲得釋放，最後他像是國王一樣被仰視的鏡頭所凝望，他高尚的靈魂獲得升華。

奧斯卡也讓他的母親，那名在教師休息室中犯下竊盜罪行的人，重獲了自由——對這名犯罪者的懲罰是褫奪教職，對這名犯罪者的憐憫是讓其靈魂斬獲新生，這名總務工作的教職員在兒子執拗回到校園面對問題的舉止中，在兒子逃離天然血緣的維護中，在兒子拒絕接聽母親的電話與懇求中，跨越了自己的羞恥感，承認了錯誤，在滂沱大雨中淚流滿面的懺悔。

4、當無計可施而放棄掙扎的奧斯卡回到了教室，面對他的另一個母親，精神的母親，這名女老師時，他拿出老師交給他的魔術方塊，以此告訴老師，他虛心接受了老師的教導——這時候诺瓦克老師有點動容——孺子可教也。

在課堂中，諾瓦克老師說「現代科學的基礎，就是透過驗證去尋找真理，而非盲目的相信權威，包括上帝」，現在這個挑戰過權威的孩子貫徹了這一點，而諾瓦克知道，作為一名老師，他成功的完成「傳道受業解惑」了。

[A]對奧斯卡而言，此時他所跨越的權威是母親。

[B]這裡要注意，權威有兩種，在人本心理學家佛洛姆的著作中，表示不合理的權威來自於外部，合理的權威來自內部，也就是良心。

而奧斯卡跨越的是外部的權威，而遵循的是自己的理性。

5、台灣翻譯作失控教室，以學生在教室中對抗老師，以及透過學生報媒體方式來掌握話語權的過程來說，讓我想起了斯洛維尼亞的電影課堂敵人（Razredni sovražnik，2013），比起這一部教師休息室中的小學生來說，小學生讓人難以指責。

課堂敵人中的學生是高中生，在青春期意識的萌發中，介於幼稚孩童與成熟的大人之間，急躁的以片面的訊息，和膨脹的想像與恐懼，集體抗爭，發表了老師霸凌學生的指控，表現青春的冒險主義，說漂亮話，敢於表達，但缺乏深思。

卡拉的波兰移民身份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即这一身份对她在危机情况下始终不愿意与同事保持一致的影响。

很明显，她表现得像一个局外人，与学生和同事都脱节。

她拒绝与她的波兰同事使用他们的共同语言进行交流，就是一个例子。

她的颈部围巾象征性地代表了她对学校的政治动态的防御和坚定的信念。

然而，当面对奥斯卡母亲的严厉和伤害性的评论时，卡拉的防线崩溃了，使她变得脆弱和暴露。

这个关键时刻揭示了她站在学生和同事之间的残酷现实，最终让她感到孤立和孤独。

事件发生后，卡拉设法恢复了平静。

然而，这次对峙很可能增强了她独自航行的信念，并加强了她的信念，即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

夹在学生和同事的领域之间，卡拉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微妙而孤独的位置。

在做正确事情的坚定信念的驱使下，她热情地为她的学生奥斯卡辩护，甚至不惜牺牲她的职业生涯和与同事的关系。

然而，她的理想主义观点未能完全把握住复杂的情况。

她不知道的是，她所做的每一个看似无害的选择都会使她进一步陷入一个迷宫般的网络，缺乏一个明确和直接的解决方案。

最后一幕是神迹，情绪平缓后的又一惊异。

从客观视角来看这场闹剧，混乱占据主导位置，不过偶尔也会被教师的主观视角拉进去。

极其容易失控的题材，极其容易被认为是小题大做的经历。

因为配乐的情绪调动，只要有点稍不留神，提不上劲，表演泄气，呈现出来的就只能是隔靴搔痒，虚晃一枪了。

年轻人别自作聪明。

焦虑诞生于行走，而奔跑则是在磨平这一痛击，最终也随着落入河中的隐藏摄影机彻底消失。

片尾的一幕幕空镜，是在说明当学校空无一人时，才是真正的休息室嘛？

还是最后供奉学生为王，才是完全可以放下心来的休息？

奥斯卡的表演很灵，结尾对峙教师那段的眼神转变太绝，从阴险憋屈到温柔平缓只在一帧里。

像这样的情绪片，导演要想冷静客观，不带自己意识去拍，像“现代社会的手术刀”那样实在太难，但也因此保存了现代社会的原始力量。

不知道还没看的坠楼的效果又是如何。

诺瓦克老师的失败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败。

在《教师休息室》里，我们可以简单地看出学校和真实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

校长代表着指定规则的人，教务处代表着规则的执行者，学生代表大众，报刊代表媒体。

学校政策类似于法律，校园里的偏见、权力博弈、真相追寻，则和现实生活中相一致。

但诺瓦克老师代表什么呢？

她曾试图保护学生免受现实世界的侵扰，但却忽视了学校已经是一个小型社会的事实。

她试图解决组织和大众、秩序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矛盾，却被双方撕裂。

权力博弈权力一方是学校。

学校里有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意味着当出现问题时，组织会迫切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然而方案的正确与否，并不是首要判断标准，它更关注是否有解决方案的存在。

简言之，「对不对」不重要，「有没有」很重要。

当我们只是迫切需要一个答案时，替罪羊就会出现。

首个被怀疑的对象是一个土耳其的学生，这就是零容忍政策+执行偏见找到的替罪羊。

随后，诺瓦克老师通过摄像头锁定了第二个嫌疑犯库恩老师。

尽管证据并不完全合规，也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库恩老师仍然被停职了。

在面对对奥斯卡的偏心和库恩老师的强烈反应时，诺瓦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判断过于仓促。

然而，由于组织的决定很难被撤销，其证据也非决定性，又无法将其公之于众，便造成了学校和学生们之间，甚至是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引来学生们对真相的执着追求。

一个小的过错就这样被结构性地放大了，一个问题变成了一系列问题。

权力的另一方是学生。

由于真相和证据被单方面隐藏了，学生们不仅需要真相，更需要真相背后的东西：知情权。

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进行猜测、推断。

他们所输出的成果，又不可避免地夹杂个人偏见，开始了对诺瓦克的波兰身份的攻击，随后又带了轻度的暴力事件。

学生们也需要得到一个答案，这个时候，诺瓦克就是第三个替罪羊。

在最初诺瓦克一个错误的指控下，人事罢免、舆论纷争、集体罢课、暴力斗争接连发生，其推动力是双方权力的博弈。

当纽瓦克试图同时遵守秩序，又要体谅学生时，最终只面临被撕裂的处境。

诺瓦克代表的是双方权力的牺牲品。

她是带出双方的引子，她的失败不可避免。

真相和同年的《坠落的审判》类似，《教师休息室》是一部没有真相的电影，但这两部电影之间又有着些许不同。

《坠落的审判》没有真相，是因为编导要传达的是真相的微妙和不可知，以及在这种不可知的前提下，婚姻、性别、真相等议题是如何被代入各种预设中的。

而《教师休息室》里没有真相，是为了制造一个灰色地带，来展示组织与大众之间的博弈关系。

但这种刻意隐藏真相的做法是必要的吗？

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真实的。

电影通过编导刻意隐藏真相，创造了一种不可知的氛围，而现实生活则是因为其复杂性而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一切。

尽管这两者的起因不同，但艺术通过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清晰、合理且更贴近现实的叙事基础。

因此，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并不必苛求真相。

只有在真相未知的情况下，权力双方才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一旦真相揭示，这些复杂的议题就会被坍缩，真相必然会偏向其中一方，结果是胜利的一方将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

理想如果不站在任何一方，不追求胜利，不带偏见，不带预设，只探索真理，有没有可能解决一切纷争呢？

在电影中，没有一个角色能够做到这一点，诺瓦克老师也不能，她在上数学课时说过了一句正确的话：「证明需要一步一步推导出来。

」她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自己也没有做到。

她不是一个圣人，她是里面最纯粹而且注定失败的人。

但你怎么能不对她共情呢？

已经很少人愿意去承担这种徒劳了。

电影前半段觉得这女主太较真儿，和自己过不去也和别人过不去。

大到某些老师对学生采取的过激“逼供”，小到看见同事从公共储蓄罐里拿零钱，她都非常在意，这样的人大概率会被排挤，惹人讨厌，也不让我喜欢。

随着情节推进，才开始慢慢理解女主。

在别的岗位上，对这些“不道德”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糊弄过去，但对老师来说就是不行，因为孩子的三观就是从这些点滴小事里学到的，老师身为榜样，以身作则，很多时候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对是非黑白有明确评判标准，极少灰色地带的“正义之士”。

电影可以说是悉数了老师该拥有的珍贵品格，比如花了大量笔墨刻画的诚实，还有公正：女主坚持警察不到不公开视频，因为真相还未尘埃落定，普通人没权利凭录像给“嫌疑人”定罪，这对嫌疑人不公平；校报的学生记者明明没站在客观立场写报道，自以为政治正确地给老师难看，但老师也不能因此禁止报纸流通，惩罚学生，因为老师和学生是明显的强弱关系，以强权镇压弱者这不公平；女主被学生用电脑砸到乌眼黑，她还是选择保护学生说眼伤是自己摔跤导致的，因为在她眼里学生的举动是出于保护妈妈，本意不是要攻击她，不从行为本身而从意图出发看待问题，这也是公平。

但诚实公正的人却最难获得理解，“正邪”双方明明那么显眼，投诉他们，解雇他们，开除他们是最简单的路，你做起来也问心无愧，可是为什么不做？

就像电影里那个男老师说的，东西被偷了，你保护贼；被学生污蔑了，你保护学生；被学生打了，你为掩护他非说是自己摔的，为什么你总不和我们站在一边？

女主的回答也很清晰明了：我觉得如果只是简单地辞退妈妈，让孩子转学，我们其实就输了。

我的理解是，当一个人犯了错，惩罚不见得是最好的办法，尤其对孩子。

我们要做好准备，他会拒绝承认错误，拼命捍卫自尊，为掩盖错误甚至转而向我发起进攻，不断刺激伤害我。

这个时候弱者和强者的角力才真正开始。

强者会不断宽容弱者的进攻，理解他只是为了自保，但对真相坚决不让步，弱者最终会被强者的宽容打动，屈服于强者，承认、面对自己犯下的错。

写完这些感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画面，一个是动图，图里有只大狼狗还有一只小型犬，小型犬不断向狼狗进攻大叫，它其实很慌张，大狼狗不断后退还时不时把爪子搭在小犬背上安抚，好像在安慰它的恐惧，这幅动图我觉得是对强弱关系的很好诠释。

强者总是温柔平静的，弱者才会用“强势”假装强大。

另一幅图是黑暗骑士蝙蝠侠，蝙蝠侠在对阵小丑的时候一直不杀他，也是类似的道理，强者没必要把自己降低到弱者的水准，用杀人（此片中对应的是解雇开除没收校刊）来粗暴解决弱者，而是帮助他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错了，并不会再犯。

所以啊，英雄和“正义之士”不是那么好做的，他们用来面对邪恶力量的办法根本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大多数人不会愿意花时间在邪恶上，杀光就完了，全然不考虑根不挖尽就一定会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

英雄们注定是孤胆的、讨人厌的理想主义者。

一个小学偷窃事件几乎映射出了现今社会大大小小绝大多数人际政治生态，我服。

学校校长和绝大多数老师算是权力机构吧，政策制定者执行者。

老师诺瓦克算理想主义民主实践者，作为个体她的移民身份让她本能得优先站在边缘人群这边质疑权力实施者。

这群小学生就是群众，这真的很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群众智商只有三岁。

校报显而易见指代媒体舆论。

事件发生后，学校作为权利机构在其所谓的民主框架内解决问题（偷窃）而未必是找到真相，这个民主发生在高层圈内（老师们），群众有代表（班干部）。

老师诺瓦克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保护群众（受到怀疑的学生）去寻找真相，过程中伤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可能的盗窃者），某些人从头到尾不谈偷窃本身，却挑唆群众（不明真相的小学生们）和媒体（校报）以单方面的叙述（他们理解的所谓真相）挑起舆论批判，控诉揭发人诺法克老师和权利机构（学校）侵犯人权等等恶行（欺负那个被控偷窃的人 ），不得不说这群被人利用还自以为是的小大人白左政治正确面孔真的忒生动了。

事情发生到这里，权利机构只能一刀切，挑事的关起来（可能盗窃者的儿子禁止来校，被当事人推出来对抗学校，自认可委屈了，代表着自由·），媒体被禁了（校报不能发了），理想主义诺瓦克老师无奈。

电影在这里结束，厉害，没有真相，没有结果，亦如这个世界，所以大家觉得自己在这里世界里处在什么位置上呢。

在今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伊尔克·恰塔克（Ilker Çatak）执导的《教师休息室》（The Teachers' Lounge）是最令人满意的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以一所德国学校为镜子，反映了一个道德标准与社会底层价值观、偏见和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冲突的社会。

这部电影将代表德国参加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角逐，它既具有隐喻性，又引人入胜，层次丰富，深刻地揭示了整个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电影的框架设计非常巧妙，采用了一种类似法哈迪（Farhadi）式的手法，通过一个小事件（起初看似微不足道），引发了一系列后果，揭示了一个总是以正义自居的学校乃至社会体系的缺陷。

这所学校实行“零容忍”政策，虽然在理论上崇高、雄心勃勃且用心良苦，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目标实际上几乎无法实现。

随着偷窃案引发的一系列事故爆发，除运行机制外，决策者的内在问题得以被揭露。

电影以一所学校为隐喻，反映了德国社会中许多相互冲突的力量。

影片没有浪费每一分钟，大量的细节的呈现让观众拼凑事情的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这是一部部分侦探、部分充满活力的社会戏剧，伊尔克·恰塔克显然对创作仅仅让观众感动或印象深刻的作品不感兴趣。

他邀请我们在看到多米诺骨牌逐渐倒下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反思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个看似政治正确、民主自豪的体系在一开始似乎效率很高，但最终却变成了混乱局面，观众感在观影过程中愤怒也油然而生。

故事的一切始于卡拉（Carla，由出色的莱昂妮·贝内施（Leonie Benesch）扮演，这是一个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角色，需要一个非常熟练的演员来展示一个坚定的教育者和一个内心深处非常脆弱的人之间的矛盾）。

她是德国一所初中新来的老师。

电影初始，学校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盗窃案，但都没有找到罪犯。

校长多次向教职员工提到，这是一所零容忍的学校，任何不遵守规定的行为都需要严格审查。

不久后，学校提出了一项审讯计划，这是一系列繁琐程序的开端，很快展示了一个建立在平等、尊重和无罪推定价值观之上的正义体系的真面目。

然而，当审讯结果迫使学生交出钱包，导致一名土耳其学生成为主要嫌疑人时，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

卡拉和学校一样正义和政治正确，反对学校寻找罪犯的方式，并最终帮助洗清土耳其学生的罪名，指责种族主义和偏见。

她自己并非纯粹的德国人，出生在波兰父母家庭，后来搬到德国开始新生活。

然而，尽管卡拉的意图高尚，但她自己的价值观——来自一个自称民主、文明和人权顶峰的社会——受到了考验并受到严重动摇。

她的本能反应表明，当个人利益与理想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个人会击败理想主义。

这种失败迫使卡拉和观众质疑学校体系中潜在的缺陷，因为我们目睹了它的瓦解。

剧本由约翰内斯·敦克尔（Johannes Dunker）精彩撰写，探讨了双重标准和政治正确是如何致命地结合在一起的。

它揭示了当我们的极度敏感只是一种掩盖我们自身弱点并将它们投射到外部而不是真正能够审视自己内心的方式时，进步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这是一个迷人的观点，在我们目睹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从道德高地上跌落下来时的脆弱性以及学生们狡猾的韧性时，这一观点完美地发挥作用。

学生们将他们的老师逼到了极限，考验了他们被迫接受的那些价值观。

《教师休息室》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作品，迫使我们质疑和重新审视我们准备应用我们所引以为豪的价值观。

随着这部电影很可能进入今年12月的奥斯卡提名名单，它将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

文：Erik Anderson 译：Oberdo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