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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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关于女性与母亲的议题相比「掮客」这个陌生的中文词汇，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影片的英文名 Broker —— 中介。

就像房屋中介和贷款中介一样，影片把交易的对象换成了婴儿。

我会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人口贩子」这个词，是因为影片中的一切人物设定和剧情发展，都在讲述故事中的婴儿中介与人口贩子的不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如果简要概括一下剧情，整部影片看起来就像是一场，乌托邦社会才会发生的犯罪。

故事里每个在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既不是为了伤害别人，也不是为了掠夺金钱，而是为了成全别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未婚少女素英为了让孩子不被抢走而杀死了孩子的生父。

东秀（东洙）为了让弃婴不在孤儿院里长大而成为婴儿中介。

尚贤（相铉）为了让交易可以顺利进行而惹上了杀人的官司。

故事里的执法者更加温情，在不断自我质疑的同时，还为犯罪者安排好自首的后路，以及未来融入社会与孩子相聚的机会。

这里的犯罪者们没有恶意，这里的执法者们充满同理心。

每个人都试图理解身边的人，即便是在谎言之下。

影片从一个雨夜开始，在一个明媚的夏日结束。

过程中充满了是枝裕和式的「电影时刻」。

太阳雨下的道歉，人物关系自然地靠近。

洗车房里孩子的闹剧，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为期三天的公路旅行，逐渐明朗的结局，人物之间的相互救赎。

片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是素英答应对每个人说感谢的话，东秀（东洙）要求一定要关上灯。

在黑暗中说话的素英，不再仅仅是羽星的妈妈，而是成为了所有人的母亲。

代替了东秀和海进的妈妈，甚至是相铉的妈妈，感谢每一个人的出生。

这也是是枝裕和的电影从《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到《掮客》一直以来的主题。

当社会和家庭的出身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

Part 2: 从 Baby Box 到孤儿院的争议电影的开篇，雨夜中的灯塔——教会设立的 Baby Box 吸引了我。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像这样的 Baby Box 在日本只在熊本有一个，当他听说在韩国有三个的时候，就有了去韩国拍摄电影的想法。

不过调查之后发现，在韩国真正运作的，目前也只剩下一个，和日本的情况差不多。

于是，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各国 Baby Box 的情况。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婴儿箱的国家，韩国朱萨朗社区教会 Jusarang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师 Lee Jong-rak听说捷克共和国有一个用于寄放婴儿的婴儿箱，于是，2009年他率先在韩国设立了 Baby Box。

导演是枝裕和在调查中发现，韩国婴儿箱接收婴儿的数量是日本的十倍。

在日本，自2007年5月服务开始以来的15年里，西南城市熊本天主教经营的Jikei医院的婴儿箱里，共有161名婴儿被留在了日本唯一的婴儿箱里。

在韩国，自2009年12月Jusarang 社区教会牧师Lee Jong-rak设立婴儿箱以来的12年里，已有1,990多名婴儿被放置在箱子里。

（来源：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by Box http://www.iabb.info/english/germany1/）世界各地的婴儿箱，多是由医院和教会安置的。

在电影中也呈现了人们对于「婴儿箱」的争议。

设立之初肯定是为了拯救生命，但是建立之后也被很多人诟病，这为母亲丢弃孩子提供了机会。

影片中也特意给出了详细的数据，比如只有1/40的母亲回来接孩子，有些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不回复。

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要面临 6 岁之后就很难被领养的现实。

出身孤儿院的红人东秀（东洙）被要求不要回到孤儿院，因为孩子们都觉得他是传说，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孤儿院工作。

仿佛意味着，这里的孩子，会一辈子留在孤儿院里。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故事中的警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质疑。

比如影片的第一句台词，女警官秀珍说：“如果不打算养，就不要生下来。

”影片也借助素英的自嘲，陈述了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方式：“釜山卖淫少女文某，杀害一男子后逃逸，把孩子遗弃在婴儿箱。

”正如素英在影片中控诉的为什么没有人责备父亲呢？

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性在发生关系和使女性怀孕的过程中的绝对主导权。

以及在发现女性怀孕后又快速地消失和拒绝承担责任。

素英作为卖淫少女，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状态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用肉体交换金钱。

在被动发生性关系、被动怀孕后、又被要求打胎，在一系列「被动」的驱使下，或者说在长期的被动状态下，激起了素英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即生下孩子、杀死父亲，并且放弃成为孩子的母亲——这一强加于她，她并未做好心理准备的社会角色。

”波伏娃在《第二性 I》中提到：“…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

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对于素英来说，放荡（卖淫）、犯罪（杀死父亲）和反社会（抛弃孩子），成为了她获取「自由」，也就是脱离一切强加于她的被动状态的唯一选择。

“雌性先是被侵犯，随后被异化…当受精卵在子宫中着床，并在其中发育时，女人经历更为深刻的异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I》导演是枝裕和说，在《小偷家族》里讲述了没有生育的女性想成为母亲。

而在《掮客》里，则是生了孩子的女性，没有做好准备成为母亲。

两个女性角色就像是一对姐妹，他希望在电影中，持续探索问题的答案。

导演希望去反思，人们对于抛弃孩子的母亲那些先入为主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

Part 3: 大写的母亲，小写的身体——对母亲的赞颂，对身体的控制何为大写的母亲 Mother ？

母亲不是一种天性。

它是一个动词，它总是涵盖着某些行动与状态（生育、哺育、养育……）；它是被政治与经济多元决定的话语、图像、技术等等，所共同塑造的集合体；它是一种可被操纵的模式——即私有制将社会的责任转化为家庭的责任，而家庭意识形态又将家庭的责任转化为母亲个人的责任。

「母亲」既可以是主动的，又可以被动的。

对母亲这一社会职责的肯定，总是伴随着一种模式的确立，一种判断的标准。

她会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她被期望可以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她会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无酬劳的、家庭内部的劳动——这被赞颂为「无私奉献」，她也被期望可以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家庭劳动……而大写的母亲——也就是集体意识上的母亲，否定着所有无法遵循以上条款的个体。

而这种被融入集体意识中的后天价值判断，使每一位仍然希望成为母亲的个体，时时刻刻地进行着自我的审查、自我的忏悔，以辨别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而无法承受这一强迫，或因为物质条件的压力，而将自己贬损为无法完成这些指令并放弃这一职责的个体——就像影片中的素英那样，将迎来社会道德（有时甚至是法律）的审判。

这是一种双重的压迫。

为何小写的身体 body ？

大写的母亲先于身体存在，因为它不以每一个女性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相反，大写的母亲塑造着每一个主体的认知，并且作为一种身体的配置（dispositif）和一种名为「母亲」的技艺（technique），管理及规范着她们的身体。

以现代社会中备孕–怀孕–待产–产后护理–哺育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环节为例，每一环节都要求着身体的顺从，因为这都是「为了你和孩子好」。

这些程序保证着每一细节都可以被量化、被控制，从而使母亲这一技艺得以被规范地操作。

而脱离了这一程序的母亲，则是非正常的母亲。

因此，由怀孕者自己决定是否终止妊娠*（rènshēn）即堕胎的自决权，在治理人口的管理者——或用福柯的比喻：牧羊人——的眼中，始终是一项难以控制与操作的未知因素，因而被视为对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威胁。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节育环这一装置——即对身体的管制，是管理者强加于个体的最直接体现。

而当代社会中，堕胎权所引发的争议与对峙，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道德或法律纷争——即现代管理者想让它看上去的那样。

Part 4: 现代女性、母亲与家庭的更多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堕胎是对身体的控制，但强制堕胎，就像影片中的那位父亲/嫖客和他的遗孀所做的那样，都是对身体的控制。

“自然只有被人的行动重新掌握，对人才有实在性：人自身的本性也不例外。

” ——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I 》素英在嫖客和嫖客妻子，以及社会舆论对她的身心控制之下，她是无法，也没有可能从女性自然地转向母亲这个角色的。

一切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被管制的，她为了获得个体的自由，只能选择打破社会规则。

在影片的中段，素英遗憾地说如果早些遇到“你们”就好了。

在她的本能意识或者说社会常规的情况中，「母亲」只可能是她一个人肩负的重担，她从未想过，还可以和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抚养孩子。

而《掮客》的结局，导演正是给出了一种可能性，把母亲的责任从一个特定的女性身上卸下来，由更多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人一起共同抚养。

正如影片中的警察、领养失败的夫妻和婴儿中介们。

在电影映射的当代社会，素英重获主体的自由，卸下被动责任的同时，冒着可能再无法见到孩子，以及被社会规训的风险和代价。

也许是枝裕和导演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每一个遗弃孩子的女性，是否该被简单地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角度去批判。

在这里我们先放下卖淫少女、男性避孕、女性堕胎、父亲的消失等等争议性话题。

单纯地从悲剧已经发生，亦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女性被动成为母亲的境遇来思考。

更多的社会主体——即我们，是不是可以填补社会对未婚女性怀孕、单身母亲的边缘化，从内里去理解从女性到母亲的身心变化，去分担单一「母亲」的社会职责，尤其是在个体需要帮助的时候。

最后我想用电影中的一个桥段作为结束。

“当摩天轮到达顶端的时候被蒙住双眼的素英问，有点晃动了吗？

东秀（东洙）回答她，没事，那是因为到顶了。

什么也看到不到，真可怕，奇怪。

”希望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意识的震颤，不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权力在当代已经到达顶峰。

未来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不断下落。

是枝裕和喜欢把镜头对准边缘人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也是家庭的边缘人。

以前违法犯罪需要越过暴力和金钱的边界。

今天可能思想和言论也成为了社会的边界，社会中的边界越来越多，界线越来越窄，你我和边缘人之间，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是枝裕和说他喜欢釜山城市和山脉的对比，他特意安排人物的罪行与善意并存。

如今在不建议堕胎、不可以放弃孩子，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枷锁之下。

电影让我们试图理解「反社会」行为里的善，而我们也更要提防「社会善意」中无行的恶。

感谢你看到这里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欢迎留言你观看《掮客》的感受2022年7月10日小玄儿记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欢迎在 B 站或 Youtube 关注「小玄儿的深夜聊碟」每周分享新片测评与CC电影蓝光套装严肃影评｜《驾驶我的车》看过这部电影后，你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蓝光碟收藏｜雅克·塔蒂 TATI｜景观社会里的小人物｜视听的愉悦与观看的自由你的关注和评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文章参考资料：采访：是枝裕和戛纳首映记者会是枝裕和 x 古市宪寿采访书籍：《 第二性 I 》西蒙娜·德·波伏娃《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米歇尔·福柯《身体之重》朱迪斯·巴特勒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 2018 年一举拿下戛纳金棕榈奖后，便开始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大胆挑战非母语电影，先是奔赴法国和一众演技派女星合作拍摄《真相》。

据说影片当年被戛纳拒绝，尽管后来看到的作品其实并不差，最起码没暴露亚洲导演初次拍摄欧美片的水土不服感。

也许对自己胸有成竹，是枝裕和再次涉猎外语片制作。

今年新片《掮客》邀来一众韩国实力派和偶像歌星，顺利入围戛纳竞赛，并为宋康昊夺得戛纳影帝奖。

看上去是枝裕和再次挑战成功，实际上这部新片乏善可陈，甚至很可能是他导演生涯中最差的一部作品。

影片再次采用《小偷家族》的模式，透过一名弃婴引出的多组人物：两个人贩子、弃婴的生母和追查的女警，由此展开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

人物关系有点像《小偷家族》那种缺乏血缘关系而临时组建的家庭关系，两个人贩子和亲生母亲一起上路贩卖婴儿赚钱。

然而不同的是，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小偷家族》里各人那般紧密，而是充满着太多的猜忌和怀疑，于是，导演不惜插入女警这条追查线索让他们三人的关系在短时间内突然变得紧凑起来。

▲宋康昊凭精湛演技获得戛纳影帝奖然而，这个故事在太多逻辑漏洞和人物动机上让人质疑其可信度。

其实故事的核心是未成年人产子导致放弃养育的社会问题，这种极其严肃的话题在前两年河濑直美《晨曦将至》中表达得相当透彻。

从孩子的亲生母亲切入主题是最佳角度，然而在是枝裕和这部作品难以实现，因为有多组人物角色的线索同时并进发展，纷繁交叉的线索难以错落有致，而是愈加混乱和浮夸，有的线索还莫名其妙的无疾而终，比如那个被女主角杀死的黑社会老大的老婆。

人物塑造充满了漫画感，这在宋康昊的诠释里倒是摸准了韩国电影的气质。

然而，对白和节奏却不像韩国电影那样玩闹嬉笑，往往是一本正经的对谈，慢条斯理的感觉就像是看一群韩国演员在演日剧的错愕感。

也许是之前拍摄法国片时，这种文化差异并不明显，却在同属东亚文化里暴露得体无完肤。

日本与韩国的两种文化里的细微差异在此显得尖锐突出，导演完全是用日本人思维来指导韩国演员，观感生硬不适。

最后，主题强行扭回到母性、人心向善之类的陈词滥调还是能打动不少观众的，毕竟是枝裕和这种煽情的配方会有最出其不意的功效。

只不过，这种成人童话看得多，大体上也能免疫了，再加上这个不够精细的剧本，其臃肿的线索和混乱的节奏让人失去耐性和好感也是意料之中。

看了这部当届戛纳影帝，前届金棕榈大奖导演的片子，我沉默了。

槽点太多，一时竟无从下口。

电影节评委会有没有绩效考评? 平庸的政治正确和大导演滤镜不应该成为评委懒惰的挡箭牌。

《掮客》的糟糕是全方位无死角的。

是导演兼编剧是枝裕和判断失力，创作无力，掌控乏力的彻底失败。

同为东亚一衣带水的两大强国，日韩在文化和国民性上实际却有巨大差异。

可惜这种差异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化学反应，呈现的是完全的水土不服。

导演擅长的静止长镜，缓慢节奏和人物间静默的微妙情绪流动都完全变了味或使不上劲。

而不得不代之以韩国人更情绪化戏剧化表达，更多台词，更多肢体动作，结果就是完全串味的拧巴。

如同一碗榴莲味的味增汤，感官被撕扯，无法调和。

导演在剧本创作上也是创意乏力了。

这次的故事和《小偷家族》居然那么像。

一群社会边缘人组成的临时家庭，在一个贩卖婴儿的非法勾当中互相救赎。

为了强行洗白非法行为，合理化人物动机，叙事相当生硬直白，毫无张力和别具深度的洞见。

仅仅是韩国三流商业类型片的水准。

哪里有《无人知晓》《小偷家族》那般深沉平静又如锥刺股的触痛?导演大概年纪大了，不仅创作乏力，掌控也很无力。

对于顶级演员宋康昊，他毫无能力调试其韩式表演以适应自己的风格。

宋的表演完全无的放矢，毫无重点，甚至连个重头戏都找不到。

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惜，好不容易和非韩籍导演合作，却无法突破表演惯性。

他的这个戛纳影帝只能当个终身成就奖吧。

然后，全片的摄影，制景，甚至配乐都相当糟糕，是全方位的低水准。

此片再次告诉我们，不要迷信大奖和大导，相信自己的判断，保持独立思考。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际遇走到一起，组成类似家庭的亲缘关系，这是是枝裕和近年来探讨的主题。

从《如父如子》掉包的孩子开始，到《小偷家族》里登峰造极的共生家庭，再到这部《掮客》。

后两部电影更加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原因在于是枝裕和成功走出了日本家庭剧老套的亲情探讨，将视角投注到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社会领域。

环境往往是不被常人看见的阴暗面，人物往往是挣扎在犯罪与求生之间的边缘群体。

无论社会给这类群体贴上了怎样的负面标签，是枝裕和总有办法从人性角度给予他们底线上的善良和尊严，从而让人在绝望中感受到默默温情。

丢弃婴孩和贩卖人口本应是触犯法律和遭受伦理苛责的不齿行为，如同偷窃一样，是人罪恶心理的展现。

但如果，这些不齿举动是人身陷绝望困境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其罪恶性似乎能够减轻，也能够被理解。

甚至于，如果丢弃和贩卖婴孩有着其他难言之隐，比如还掉巨额欠款，比如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似乎还能展化出人性深处的温情。

人性的复杂性体现于此，没有绝对的善恶，善与恶在人身上总是共存。

是枝裕和虽然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边缘人群陷入的绝望困境，但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不像今村昌平那样把人当作“蛆虫”刻画，他会给予每位小人物应有的善良和尊严。

在《掮客》里，贩卖婴儿变成不得不为的举动。

对于尚贤和东洙俩哥们来说，把丢弃在教会“暂存箱”的婴儿卖掉，首先是一门赚钱（可以缓解巨额负债）的生意，同时因为本身就是弃婴（与拐卖孩童相比），也不必遭受道德责难。

对于生母素英来说，把孩子丢弃首先源自她杀人后自保的动机，孩子将是逃亡的累赘；当她知道尚贤哥们要把孩子卖掉，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入了“贩婴”之旅，因为她想亲自选择孩子的领养家庭，保证孩子有幸福的成长环境。

还有刑警秀珍，她也想要婴儿被卖掉，这样她就能抓到贩卖人口的证据，把人贩子送进监狱。

但随着“贩婴”之旅的展开，一切慢慢发生了变质。

原本没有亲缘关系的四个人（都是被抛弃的孤儿）因为孩子渐渐萌生出微妙的感情。

与《小偷家族》里共生家庭模式类似，《掮客》里的四人像在一个原生家庭那样生活，每个人分担着维系家庭所必要的义务和责任。

或许，这是他们自小到大都未曾体验过的家庭生活，从而激发出内心的柔情。

“贩婴”的性质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

刑警秀珍抓捕人贩的计划被发现，素英在秀珍的感化下变成合作者，她以让尚贤兄弟犯罪来获得减刑的交易。

尚贤也由于债主追踪（受孩子生父之妻的委托）纠结于满足自我利益与不出卖同伙之间，最终他遵从良心，没有选择把孩子当作交易工具，踏上逃亡之路。

如果了解是枝裕和此前作品的话，《掮客》是一部相当标准的是枝裕和电影，有着是枝独特的编剧手法和用镜方式。

电影虽然在韩国拍摄，由一帮演技精湛的韩国演员表演，但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影像风格，都是典型的是枝风（日本风），不仅没有给人违和之感，甚至让人看不太出这是一部韩国电影——譬如《掮客》里饰演素英的李知恩像是《小偷家族》里松冈茉优的翻版，长相和神采都非常相似）。

这说明了是枝裕和在海外拍戏，没有遭遇水土不和的困境。

这种在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环境里，仍能保持导演水准的技能，只有真正厉害的导演才有，比如阿巴斯、侯孝贤、法哈蒂等。

开头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超长焦镜头。

暴雨。

带着帽子的IU在阴影中慢慢地往高处走。

她抬头。

远方高处是一个在黑夜中亮着灯十字架。

我很喜欢这个隐喻。

大概就是：人生就是在上帝的注视下在黑暗中艰难前行。

高耸的十字架指引着黑暗中的人们文素英(IU)IU走到婴儿箱的面前，她没有把孩子放在婴儿箱里，而是放在了地上。

为什么？

影片后半部分关注才就知道。

她杀了人。

她可能不想被看到。

她本来是再也不想见到自己的孩子的。

她把孩子交给了命运。

但是她还是回去了。

在院方说明找不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慢慢走向电话亭，准备报警。

即使自己是个杀人犯。

这个角色内在是丰富的，也许IU没有把她的复杂性演好。

她是一个内心里很有力量的角色。

她可以为孩子杀人。

她可以为了孩子的失踪报警。

她可以做到不跟孩子说一句话。

她可以不给孩子母乳，以便舍弃他的时候下的了决心。

她会接受这辈子看不见他。

她的来自于艰难身世带来的性格上的决绝和她本能的母爱成了这个角色内心冲突的核心。

她有脆弱的时候。

她会给孩子唱儿歌。

会给他换尿布。

她也有轻佻的一面，摩天轮上调戏对面的年轻男子，说这些话时候在求婚的时候才会说吧。

这个角色其实是非常立得住的。

很多人谈到IU的演技问题。

这确实是显而易见的。

不好说是台词能力问题，还是表情丰富度的不足，IU也许并没有把这个角色的复杂度演到位。

可能一个真正的母亲更能诠释这个角色。

虽说如此，我觉得观众们也需要宽容一点。

站在她对面的可是宋康昊。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对比。

至于是枝裕和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角，我也只能猜测。

也许单纯的他是IU的歌迷？

也许是这样的大明星可以帮忙卖票？

不论如何，我觉得纠结于她的演技而忽略了整个电影会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IU宽恕在场的每一个人，也宽恕了自己其他角色们东秀(青年孤儿)柔软、天真、愤世嫉俗。

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是破裂的的。

我想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内心有什么东西碎了；但是他们带着破裂的心生活着。

他的内心里缺失了很一大块。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对婴儿如此好。

他会一直抱着他。

这是因为他希望自己小时候被这样抱着吧。

甚至愿意充当父亲的角色，抱着他一整天。

他会为婴儿犯罪，他内心里大概是希望每一个孤儿都有父母。

在电影的结尾他为了IU的减刑自投罗网。

也许是对她的喜欢。

也许是希望孩子的妈妈早一点回到他的身边。

也许是希望自己的妈妈早一点回到自己身边。

东秀一直在追寻自己无法得到的母爱。

这是一种悲剧。

但是，一直一直追寻自己得不到的事情，也何尝不是很多人在一直做的事情呢？

也许他只是想这么被抱着吧海进(小孤儿)我看到有评论说；小孩这个角色好像是硬生生加上去的。

但也许这就是事实。

本来就是他偷偷溜上车后备箱的嘛。

我揣测是枝裕和的本意，当他去了解这些孤儿，超过6岁之后，大概再也无法被一对父母领养了。

当一个孩子也许这辈子无法享受父爱母爱。

而自己无法领养这个孩子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什么？

打开车的后备箱，让他钻进来吧。

带着他去旅行。

带着他去做摩天轮。

让他去自助洗车站里玩闹。

在他害怕的时候，让他钻入怀中，抚摸他的头。

就让一个孤儿孩子享受几天的快乐吧。

孤儿院成长固然带来了意外的成熟，偶尔也有脆弱的时候相铉(宋康昊)电影的一开始就展现出他是个loser。

他是一个老派的人物。

会用针线机、熨斗，但是不会用洗衣机。

他在漫长人生中学会了很多油滑。

宋康昊的演技是难以挑剔的；他能轻松驾驭这样的复杂角色。

故事有的人说这个电影是是枝裕和对《小偷家族》拙劣的模仿，所以他们很失望。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样的由几个没有血缘联系的人阴差阳错地组起一个家庭的故事，对于任何一个看过《小偷家族》的人来说都有点熟悉的感觉。

我觉得不能单纯因为故事缺乏原创性就直接推论出故事是失败的。

相似的故事有很多。

很多好故事被讲了一遍又一遍。

例如从哈姆雷特到狮子王。

A star is born也被拍了一次又一次。

一个故事的终极失败是它的无聊。

这个故事无聊吗？

这是一个由四个人坐在面包车上四处售卖孩子、后面有俩警察跟着的故事。

看电影的时候我难以猜测剧情的走向。

我也很想知道这几个的未来。

我对于角色充满共鸣。

我觉得不无聊。

电影世界里里重复了无数遍的母题很多。

有爱情、有复仇、有亲情、有悲痛、也有救赎。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电影。

是枝裕和用很怜悯的心去救赎失败的赌徒、抛弃孩子的杀人犯、永远等不来妈妈的孤儿、抱着足球畅想着自己未来的小屁孩、沉溺于官僚世界里一时间忘记自己人性的警察。

我没去过韩国。

生活在洛杉矶多年，对于韩国城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无处不在的教堂。

这跟别的东亚国家似乎很不一样。

作为一个并不信仰宗教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不会轻易把信仰等价于无知。

信仰也是多元的。

它有功利的一面——重要考试前家人们替你烧的香；有戒训的一面——让人产生对于罪恶的恐惧；也有救赎的一面——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在你缓慢、艰难地爬行人生的阶梯的时候，远远地望着你，给你一丝慰藉和希望。

如果有一天我坐在一架在暴风雨中降落的格外颠簸的飞机上，我也会祈祷——为我自己；为我爱的人；为爱我的人。

请求上帝赐予我怜悯。

And in the great beyond, we’ll say to Him, that we suffered, that we cried, that life was hard. And God will have pity on us.—— Uncle Vanya

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新作《掮客》（Broker）今年早前再一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是他第二次在国外拍摄影片，也是是枝电影走向“泛亚融合”的初步尝试。

不过总体而言，《掮客》仍然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尝试，甚至比三年以前在法国拍摄的《真相》（La vérité）还要更加“初步”一点。

这不简单意味着是枝裕和开始固步自封；恰恰相反，《掮客》的问题是多种原因叠加而成的，这样一部看似失败的作品，背后隐藏着成熟创作者遭遇的巨大困境和与之匹配的勇气。

不得不说，观看《掮客》的过程几乎是一种煎熬。

前一个小时几乎无甚可观，后一个小时又过于矫揉造作。

影片总是试图呈现一种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充满人造感而不具有真实的质地。

片中有两个被普遍给予好评的桥段——摩天轮上遮住对方双目的告白和四人轮番“感谢出生”，而这两个段落却是最让笔者诟病的。

它们彰显了是枝裕和创作上拧巴的状态：既需要加入情感戏，但不想太直白，解决的办法是把台词写得弯弯绕一点，结果是让本该有巨大情感力度的重点场景变成了一场让人不太能摸得着头脑的文字游戏。

从是枝裕和的角度看，这样的对白创作一定非常有层次。

比如摩天轮那一场，东秀（姜栋元饰）与文素英（李知恩饰）进行了一番十分“暧昧”的对话，看起来既像是在表白，也像是对作为母亲的文素英的劝导，还像是与自己生母的精神对话，可谓一石三鸟。

然而，且不说“他永远不会原谅我”“那我原谅你”这种对话与三流国产剧之间到底还有多大距离，单说这种挖心搜胆终于找出一句话能把三重身份凑在一起的编排举动，也实在过于生硬刻意无趣，可谓是深化二人关系手段里的下下之选。

这样的例子在《掮客》里可以说比比皆是，随处驻足都能看到创作者多么极力地穿凿附会。

如果说在是枝裕和中前期的作品，比如《无人知晓》《步履不停》里，人物关系之间的复杂和暧昧是通过不透明的性格和行动，从简单、平实、日常的对话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故此也是足够令人回味的，那么在这部新作里则完全相反：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性格和行动，单靠几句充满“深意”的对话就想毕其功于一役。

“感谢你的出生”（Thank you for being born）——这种在日常生活里根本不会用到的怪话，连捋顺它的意思都要让人按下暂停键想一想，更别提通过它与角色共情了，而这种故意寻怪，恐怕也正是对所谓“是枝风”“是枝美学”最大也最令人遗憾的背叛。

之所以在寻求复杂性问题上如此费力不讨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回脱离日本本土的创作和拍摄。

这里需要厘清的一点是，脱离本土创作并不对是枝裕和的创作造成必然的冲击，譬如其在法国拍摄的影片《真相》确实并不比其在日本的创作更好，但也并没有太差，其原因在于《真相》仍然立足于其所擅长的（原生）家庭，使得影片看似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创作，某种程度上说又捕捉到了家庭关系最本质、最普适的部分，各式人物之间也可以很轻松自然地产生复杂的情愫，即便出现各种制作问题上带来的轻微失控或“水土不服”，也不影响观者对家庭中各个角色的判断。

这里顺带一提，是枝裕和中前期擅长的典型的原生家庭故事（例如《步履不停》）之所以充满张力，是因为其对家庭具有十分深入的观察，总是能在血缘羁绊与原子化个体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且二者撕扯的总体力量往往是向外的，所以也可以直抵传统家庭关系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正如小津所描绘的），给人以复杂的心理感受。

到了后期，是枝裕和开始了偶合家庭（例如《小偷家族》）的探索，创造出了另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无血缘利益与情感共同体之间寻求平衡，且二者撕扯的总体力量往往是向内的，正是这个过程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和感动，让人重新思考人性的复杂与美好之处。

比起《真相》，《掮客》既不再探讨“原生家庭”，实质上也不太属于下一个阶段的所谓“偶合家庭”，相当于一下子迈出了一步半：片中四个主要角色从头到尾也没有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内部关系既有血缘也有非血缘，既非完全边缘也非完全底层，利益关系驳杂，临时拼凑感更加强烈，很难捏合成一个类家庭组织，因此也就难以产生那种能与原生家庭一一对应的、自然的、先天的关系。

这样的四个人，表面上看的确可以让是枝裕和更加自由地在本土以外进行创作，不局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结构，实际上对创作者本人和观众都构成了极大挑战：他不得不徒手无参照地构建起一组几乎全然原创性的关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指数级增加。

最终他能做的，就是不断扣入一些只能用嘴讲述的人物前史，把婴儿作为这个组织的中心和情感连结点，而这种人造的辐射型关系显然没法与不言自明的传统网状家庭关系同日而语；每个角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也只能在“共同体”的约束下走向善良，其他复杂的想法惟有付之阙如。

简言之，通过《掮客》这部作品，是枝裕和或许已经触碰到了家庭或类家庭组织概念的边界，尽管是以一种比较失败的方式。

这里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是枝裕和绝不是一个懒惰的创作者。

近几年以来，他一直在寻求对所谓“是枝风”的突破，最重要的突破口大体有两个，其一是上面所提到的对家庭概念本身的突破，是类型内部的重要探索；其二是类型外部的融合性突破。

前者以深，后者以广，都有着相对来说不错的成效。

从类型外部融合角度看，是枝裕和后期创作一直都想把家庭融入到其他类型当中，最明显的包括将犯罪悬疑和家庭糅合在一起的《第三度嫌疑人》。

与之类似，《掮客》也想走这样一条道路，将家庭和公路两种类型融合在一起，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家庭和公路很不巧地正好处在两个极端：前者通常依靠大量对话构建复杂深刻的人物关系，后者则长于以少量对话构建简约疏离的人物关系，二者想要融合在一起并非全无可能，但若只就是枝裕和的这次创作来说，还是存在非常明显、难以弥合的撕裂和骑墙感，人物对话在日常与抽象之间打转，人物关系在“不那么在乎”和“突然很在乎”之间游移；观众也很难在毫无特点、甚至被刻意回避的空间中，体会到某种类家庭人物之间微妙的情感流动或逐步深化。

更不用提那条堪称无用的警察线索——大概正是是枝从公路类型里提取出来的鸡肋。

正如之前所述，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国外拍片有关，但锅不能全给别人背，最大的问题还在创作者自己。

其实，无论是选择单一的原生家庭，还是类型内或类型外突破，是枝裕和大抵都有可能获得成功，毕竟所有路线都是他已经走过且走通的，但这回他偏偏选择了最困难的办法：放弃原生家庭的同时进行类型内外突破，且是在国外拍片。

四重难度叠加，失败几成必然。

可以想见，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导演之一，是枝裕和难免陷入一种被批评固步自封、自我重复的恐惧当中。

于是，对自身的（暴力）突破开始了，只是这种贪大求全的做法，反而愈发彰显出其创作的困境和局促——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更好吗？

这固然是典型的来自金棕榈大导的凡尔赛问题，但值得深思的是，脱离自身框架所能带来的可能不是自由，而是更大的不自由。

关于这一点，他的前辈们，无论是成濑还是小津，恐怕都能给他更多更好的启迪。

（首发于公众号：霧風誌，欢迎关注）《掮客》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继《小偷家族》之后的最新作品，宋康昊、姜栋元、裴斗娜、李知恩主演。

宋康昊凭借这部影片在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斩获影帝。

讲述了无法养育孩子的母亲素英把婴儿丢在“婴儿暂存箱”前，婴儿被尚贤和东洙偷走打算进行人口贩卖，隔天素英却回来找孩子了，最终她为孩子找到更好的父母，加入了这一趟荒诞的蔚珍之旅，然而他们已然被两个警察盯上，并计划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实施抓捕······

这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也是一部鲜明的作者电影，主题上一如既往地关怀现实议题，一样的边缘小人物、遗弃的孩子，以及非血缘关系的重构家庭。

因此这部电影的讨论离不开导演前作《小偷家族》。

如果说《小偷家族》着重展现了这种家庭模式的深刻依恋与羁绊，那么《掮客》似乎是这种模式成型的一个过程，被抛弃的边缘人最初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就像是“前传”一般。

《小偷家族》所描述的家庭，之所以情感紧密的前提，是他们经过了多年磨合，生活在同个屋檐下，慢慢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系，和谐得像真正的家人。

而后者的组合是不和谐的，对素英来说，尚贤东洙是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甚至还是要卖掉她孩子的掮客，存在身份的潜在威胁，短短的几天旅程里，能有多深刻的依恋和羁绊呢？

有些观众也许期盼看到《小偷家族》式的浓郁情感，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中，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能忽略人物之间的潜在威胁，导演并没有忽略这一点的描绘。

出发前一晚协商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所有人的脸都隐藏在黑暗中。

这个构图，除了两个人剪影位置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画面中清晰可见的是背景中的婴儿羽星，而婴儿的位置更靠近尚贤，而不是妈妈素英。

这个画面强调了威胁——羽星被他们掌握在手中，想领回没那么容易。

尚贤东洙一高一低，不平衡的构图，只有右侧有微弱光源，两个人的脸一半是黑的。

虽然没有暴力威胁的台词，但是镜头语言都说尽了。

第一次尝试交易，其中一个镜头是远景，摄影机以一种旁观的姿态冷眼看着，人物都是剪影，被潮湿黑暗的空间包围的画面提醒着这是一场非法地下交易。

注意每次交易都是由尚贤或东洙抱着孩子的，而不是给素英抱。

难不成是体恤女性，怕素英累吗？

演员李知恩在发布会上说，为了角色学习了抱孩子的方法，但实际拍摄很少有抱孩子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设计？

从掮客的立场，如果交易时素英抱着孩子跑了怎么办？

钱不就没了？

残酷的层面看，一开始这个孩子就被当作货品、人质，而非个体生命。

因此，《掮客》人物间最真实的情感关系，恰恰是以“无法亲密”的前提开始的，带有威胁的、利益的关系，在慢慢了解对方的过程中，也始终有种不和谐的、别扭的游离感。

因为每个人都有着“遗弃与被遗弃”的过去，互相在彼此身上看到影子，东洙在素英身上看到抛弃自己的妈妈的影子，尚贤在海进身上找到了当爸爸的感觉（摩天轮两两互为对照组）。

影片中段，他们才互通真实姓名和故乡，不容易的亲近。

到了后半段游乐园坐摩天轮，才小心翼翼地确定彼此的情感联系——东洙的“求婚”、尚贤的“洗车约定”。

素英和警察合作、自首，尚贤确信素英会出卖他们。

关系本就不稳固的五人的最终解体自然也不具有《小偷家族》那样的力量，似乎导演也没有想“用力”让观众感到惋惜，而是轻描淡写地。

就像摩天轮“到顶了”，自然而然地会下来，迎来一个结束。

因为有结束，才有可能“重新开始”不是吗？

素英这个人物最想要的就是“重新开始”，但她被现实摧残了太久，不相信能重新开始。

前面也说“雨会把昨日的我冲洗干净”，也是想重新开始的意思。

固定机位让人关注到景框内的所有视觉元素。

画面中央羽星的小手一直在抓素英的头发，若有若无的触碰，十分可爱。

雨水的意象是贯穿全片的最重要意象。

在电影中，水往往代表情感的流动，在这部影片中雨水可以多重理解：情感上首先是牵扯不断的羁绊、令人痛苦的情绪，也对应到因客观状况的改善，从而情绪上由痛苦转为平和，从开头的暴雨，到后来的晴天小雨，再到结尾完全的风和日丽。

即使雨一直下，东洙说有雨伞就行了。

对应后面素英说如果下雨，你带着伞来接我。

两人之间的情感升温1°，这条感情线极其克制，点到为止（值得韩国导演学习，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要谈恋爱的···）

雨也起到烘托氛围的效果，开头便给人强烈视觉印象的暴雨渲染了沉重、阴郁、潮湿不适的氛围。

同时，理想化的寓意层面，雨水对应到冲刷洗净、焕然一新。

有趣的是，也可以对应到洗车情节，洗车时海进偷开窗户让水喷进来，不仅把车洗了，人也洗了。

大家都笑了，内心轻松了很多，不仅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对于观众也是“喘口气”的时间，有缓冲、平衡节奏的效果。

东洙拱起身子护住素英和羽星的细节也很暖。

因为公路片的主要载体是车，而车是封闭、局促的空间，封闭式镜头较多，因此“窗”就成了故事的“出气口”，“开窗”的动作就值得留意，让风吹进来、水喷进来的时刻，可能会带来一些微妙的转机。

有一个和雨水、开窗有关的场景，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幕——下过雨之后，粉色的小花落在警察秀珍的车窗上，镜头特写她伸手去摸那朵花，不是一下子摘掉或捏起来，而是将被雨水淋湿黏在一起的花瓣展开，慢慢才顺着车窗拿进来，她拿着小花看了看，然后松手了。

原本很直白的台词，因为这一系列小动作而变得意味深长，是枝裕和的电影有很多类似的小细节可以品。

表面上就是思索问题时无心的小动作，显出她对待这个问题的困惑，似乎也有一点点秀珍身世的暗示。

深层看或许这朵粉色小花就是秀珍眼中的素英？

被淋湿而变得皱巴巴的素英，但莫名想将她“展开”来看看她为何要丢下孩子？

秀珍把小花拿进来而非丢在外面，也与后面对素英态度的转变、帮助素英照顾羽星的情节走向相合。

虽然秀珍这个人物的篇幅过少，有点可惜，但是个有弧光的角色，看起来正直干练的女警，为了抓掮客们而“钓鱼执法”。

从完全不理解、一心想抓人，到说出“最想把孩子卖出去的是我”。

这一幕的构图，只有车窗外的游乐园灯光是亮的，而车内是一片黑暗，秀珍只有隐约的轮廓，仿佛在外面的尚贤他们才是正当的，里面的秀珍她们才是犯罪分子，用这样的构图平静而克制地表现出自嘲与讽刺。

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几乎都是这样，没有集中地刻画某个人的形象，没有传统韩影的爆发式演技高光时刻，而是三言两语，淡淡地点出善恶人性中微妙的交错点。

比如东洙，这个人物给我整体印象是“温吞的好人”，一直抱着孩子有种奶爸的感觉，后面发现他也有耍狠的一面，两下就把黑帮小子勒晕了。

而这点早在领养机构阿姨问伤口那里就铺垫好了，果然没有一句台词是废的。

尚贤则是反复说黑帮小子是“熟人的儿子”，大概说了2-3次，好像很讲人情的善良大叔，最后却把这熟人的儿子杀害了。

没有直接展示凶杀场面，而是用新闻和尚贤的反应来暗示——尚贤原本低着头没注意，听到和自己有关的新闻一惊，很快恢复淡定拿起饮料喝，一系列反应，虽然有惊讶一下子，但马上喝饮料代表对这件事是知情的，暗示凶手就是他。

另外，场景设置在人来人往的车站，用意有两个。

一是暗示他准备坐车逃亡，二是人们会在等车无聊时看两眼新闻，车来了就离开，不会真的关注新闻内容，就像电视机画面的镜头中，原本有两人入镜，一句话的工夫，左边的人已经离开了，车站就是忙碌而冷漠社会的缩影。

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他会用很多镜头与拍真实生活的琐碎和沉重，对比之下对死亡的处理总是很轻，甚至“不在场”，想想《步履不停》是不是也如此？

讽刺的是，这条凶杀新闻的下一条新闻紧跟着是讲“家庭”的，但尚贤的表情变得黯淡、麻木。

他是渴望家庭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归家庭了，无论是前妻和女儿的家，还是和素英他们的那个“家”。

秀珍、东洙、尚贤，其实都是有点“反转魅力”的人物，在导演冷静地注视下，人物的善恶微妙地交错，最终给出了一个温暖的人道主义开放结尾。

素英服刑对应到“把昨日的我冲洗干净”，片尾在阳光下奔跑对应到“重新开始”，经历过抛弃后，主动选择的“家庭”，结构上是很完整的。

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关怀的社会议题，包含了“弃婴”、“堕胎”、“领养”，而掮客的非法勾当就从社会对这些议题的无视中滋生。

其实是很尖锐的题材，但是枝裕和的影像风格使得影片总体呈现出一种趋于保守的批判性。

相比导演的经典之作《无人知晓》，这次明显力度是弱太多，又没有《比海更深》那种静水深流的感觉，故事放在韩国背景中有点“浮”，不够“沉”。

个人认为这点稍微遗憾。

另一方面可能和现在审美环境有关。

我们首先是要符合三观，这个条件下再尽可能多的戏剧化情节塞满满，情感充沛有升华；对于韩影的期待则是强劲又黑暗的讽刺，以及反抗过后的绝望感结局。

观众似乎在其中投射一种痛快的补偿心理。

可事实上，是枝裕和导演哪种都不符合，《掮客》就是一部本质是文艺片的作者电影，商业性甚至没有《小偷家族》强，所以注定不是一部现在的主流会喜欢的电影。

不过，《掮客》在国际上的成功也证明了日本大导与韩国演员的组合还是很有吸引力和潜质的！

明年会有一部OTT原创韩剧《Connect》播出，是日本电影导演三池崇史，与韩国演员丁海寅的相遇，令人期待在文化、语言都有差异的情况下创作出的作品，究竟会有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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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SIFF# 韩版《小偷家族》，韩国拿出了全明星阵容，无论是演员配置，还是配乐摄影，不过日本导演的确有点水土不服，特别是拍这种牵扯家庭伦理的，对于本土文化和发展不熟悉的话，所拍的内容就很平平不过倒也不必指摘什么电影批判性不够深刻，没有很明确的二元对立也能展现出制度上以及东亚社会文化的问题。

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掮客们，却在未孩子行了某些善，而JC为了抓罪犯，各种设计下套，某种意义上她们仿佛才是掮客到底是把小孩生下来遗弃罪大，还是胚胎时期堕胎罪大呢？

当我们责备遗弃婴孩的父母时，有没有关注过这群需要被拯救的弱势父母呢过于理想化，明明是利益为上的掮客，却有个帮助穷苦孩子进入富贵人家改命的口号；不要孩子的母亲，只是希望孩子不被自己拖累，说到底还是母性泛滥；以及被影响的jc，继续参与陪伴的买家“养父母”，美好得很不真实，也让看片无法代入作为公路片，风光和镜头非常养眼宋康昊凭此片拿影帝，感觉有补发的可能，这一部的表现没有很亮眼的出彩作为歌手出身的IU表现则蛮惊艳的，颜值很不错

掮 客自我风格的贯彻与偏转作者:彭若愚流浪于文字与光影间的文学研究生近年来日韩导演们的电影创作声势不减，奉俊昊凭《寄生虫》一片独领风骚，横扫包括戛纳金棕榈、奥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大奖，滨口龙介则借《偶然与想象》、《驾驶我的车》等多部作品囊锥露颖，强势崛起于世界影坛的视线之中。

而曾在2018年以影片《小偷家族》获誉无数，成为继衣笠贞之助、黑泽明、今村昌平之后第四位斩获金棕榈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这几年间也顺利走上国际化制作的道路，相继推出了《真相》与《掮客》两部影片。

不过相较于是枝裕和过往作品所获得的交口称赞，他新作的口碑却显得褒贬不一饱受争议。

《真相》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反响平平一无所获，《掮客》尽管力助主演宋康昊荣膺戛纳影帝，但影片的总体反馈依然不甚理想，有关是枝裕和“水土不服、自我重复、不思进取、活在舒适圈”的评价俯拾即是，对他的质疑与否定之声也从未停止。

《真相》剧照《掮客》被视作是枝裕和《小偷家族》的近亲繁殖，却比之表现得更加天真与温情，似有对苦难施以浪漫化表述的倾向。

但其实本片中呈露出的优缺点都是导演以往作品中所固有的，并非仅仅是因“水土不服”导致的异化。

而对苦难施以相对轻盈、诗意、浪漫化的表述亦是他一以贯之的一种创作态度，即使在是枝裕和颇负盛名的《无人知晓》中，其温柔呈示与悚然现实间仍有着相当的区隔。

到如今改变的或许是导演在贯彻自我上的分寸感，是枝裕和近年来愈发心慈手软了，敛锋藏芒的他甚至连一根芒刺都不愿轻易施诸于故事与人物之上。

这便使得他在创作过程中对自我风格的贯彻发生了相应的位移，进而暴露出他影片中潜藏着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折射出其创作理念上的一些偏转。

母题的重复与变奏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曾说：“每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

”这里的一部电影指的当然不会是产量，而是母题。

移商换羽，其志未摇，优秀的创作者都会有他们毕其一生均在致力探讨的母题，无论具体的内容如何千变万化，统摄这一切的问题意识却会是吾道一以贯之的。

尤其对于有着强烈作者风格的导演来说，影片的题材或类型可换可不换，纵使一直在重复同一题材亦无妨（比如洪常秀），但母题的确立则是不可摇撼的旨趣所在。

以是枝裕和而论，他创作中的母题应该是“家庭”。

“家庭”的母题几乎贯穿于是枝裕和创作生涯的所有作品中，他始终在孜孜汲汲地探索家庭的边界与家人的关系，并不断尝试拓宽与更新对此种边界和关系的理解。

《如父如子》中呈现了因“意外”导致的两个家庭与非血亲子女的相处，《海街日记》里展现了三姐妹接纳来自同父异母家庭的妹妹后的共同生活，《小偷家族》则更是直接僭越了传统伦理，让一群毫无血缘关系又各怀心事的社会边缘人物组建起一个临时性的家庭。

及至本片，是枝裕和依然有延续“家庭”的这一母题，与《小偷家族》相仿，他通过贩卖婴幼的地下交易聚合起了包括卖家、掮客以及孩童在内的主角团，以找寻买家为目的踏上公路之行，让本无关联的几个人建立起临时性的家人关系。

《掮客》剧照若因此而诟病是枝裕和自我重复倒也不必，实际上在他那部口碑不佳的类型片尝试之作《第三度嫌疑人》里他便有含蓄地传达过自己的创作观：真相是一个容器，它的面貌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人往里面放了些什么。

家庭是他的母题，亦是他的容器。

容器本身是不会改变的，但审视与对待它的方式则可以是千差万别的。

是枝裕和在延续母题的同时也在尝试做出一些变奏，在《小偷家族》中，他试图厘清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否就不可能建立起家人血亲般的情感联结，但在《掮客》里，他想回应的则是“出生是否很好？

”、“人的人生与生命是否得以被珍视？

”的问题，这才有了片中众人对羽星的出生各自表达谢意的桥段。

本片与其称是在延续《小偷家族》陌生人伦理的余波，毋宁说是在探讨一个生命的诞生对其自身以及他身边之人的意义与影响。

在这看似固步自封的自我重复中，潜隐着是枝裕和希求更进一步的创作野心与探索欲望。

可恰恰也是这种对重复的母题加以变奏的“野心和欲望”，最终妨害到了影片的整体呈现。

是枝裕和过往的“家庭片”作品，仰赖的是静水流深的不动声色和温润细腻的日常细节所攒聚起来的情感力量，宛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地回应家庭生活中的问题与思考。

一旦将之牵引到更为宏观的命题与更为深广的层面，便不再是能以平淡轻逸之姿去处理的事件了。

特别是在一个异国情境的故事中，日常生活的细节被进一步稀释，情感表达的向度失去准绳，唯有冀望于借由某种普世的价值与情感来保持微弱的联结，使影片对于议题的回应变成了口号般的草草呼吁，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化作了浮泛的共情认同。

而这个问题也不独体现于影片题旨的延展上，同样反映在对公路这一元素的使用上。

《掮客》剧照公路的机巧与弊害某种程度上而言，《掮客》可以算作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电影。

以宋康昊饰演的相铉、姜栋元饰演的东秀、李知恩饰演的素英为代表的主角团与裴斗娜、李珠英饰演的沿路尾随的刑警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个“在路上”这样变动不居的时空间中。

这本是是枝裕和在创作上颇见机巧的一面，公路即是心路，以一段找寻婴儿买家的旅程为故事背景，让主要人物在这个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生命体验，思想变化，性格塑造，并随之产生一系列的戏剧冲突。

抑或是开展与他者的、与自我的心灵交流。

这样既有助于丰满人物形象，呈示完整的人物弧光，也有利于趋避在拍摄异国故事时创作者生活体验与文化经验不足的缺失。

同时还能兼顾到一去一跟之间警察同嫌犯可能产生的戏剧张力，强化故事的紧张感。

然而问题在于，是枝裕和终归不是深谙类型创作之道的商业片导演，他能够倚仗的，依然是细枝末节叠加起来的生活戏剧。

而为了完成这出流动空间内的生活戏剧，这就不免使得他较为生硬地安插了一些人物与支线进来。

比如育幼院内那个无人领养的大孩子海进，他的中途加入更像是为了给人物凑上对应的组合，与宋康昊饰演的相铉形成一个父子日常的情境关系。

此外，一趟旅途之中繁多的人物展示，即使不计算尚是婴儿的羽星，连同两位刑警在内的主要人物仍有六人之多。

于是所谓丰满的人物形象、完整的人物弧光在这些角色各自相对有限的发挥空间里便也无从谈起了，他们或多或少都只起到了功能化的作用，并未能被彻底纳入这个戏剧化的情境之中，只是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前来进行特定场景下的特定展示而已。

《掮客》剧照《掮客》剧照且公路片模式固然避免了某些日常细节难以落地的问题，却也致使文本与人物都如浮萍般悬浮与飘零，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认同与共识，都要依靠导演精心安排的人物前史与相似经历才得以实现。

而原本强戏剧性的故事框架（买卖婴儿、公路追踪）被导演“细枝末节的叠加，就是戏剧性”的创作观念所解构与替代，但导演自身对于日常细节和生活经验处理的优长之处又因对异国文化与经验的熟悉程度不足而未能充分发挥，最终令影片得到了一些机巧，却失去了不少分量。

父位的缺席与在场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父位的缺席同样是极之重要的一个命题。

纵观他的影片中对丈夫与父亲的描摹，不外乎是这样几种状态：死亡（《幻之光》、《海街日记》、《第三度嫌疑人》、《比海更深》）、消失或出走（《无人知晓》、《真相》）、分居或离异（《奇迹》、《比海更深》）、被厌弃或心存芥蒂（《如父如子》、《步履不停》）。

这一度被认为是是枝裕和对传统家庭伦理及父子观的一种挑战与再思考，但有趣的是，从《小偷家族》开始，是枝裕和似乎开始尝试用一种父位的虚假在场去填补它的缺席，《掮客》中的表现亦如是。

在《小偷家族》里，中川雅也饰演的柴田治与城桧吏饰演的柴田翔太之间并无父子血缘，不过是一对有名无实的父子，但柴田治对翔太一直以亲子视之，两人的日常互动也很有父子间的默契，属于情感认同层面的父子。

而在《掮客》里，宋康昊饰演的相铉与自顾自从育幼院出走，一直缠着他的海进之间，也隐然存在着这样的认同关系。

不仅如此，姜东元饰演的东秀在摩天轮上对素英近乎表白的许诺，也宛然是要替代羽星的生父，补足其缺失父位的心意表达。

《掮客》剧照从父位的缺席到虚假的在场，是枝裕和的这种情节与人物设计显然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悄然呈示了他创作上的一个转向。

是枝裕和过往的作品中对父位缺失的表现常常是同父子、夫妻间存在碍阻抑或已然瓦解的亲密关系息息相关，反映的是即使名为家人血脉相连，也不见得就能相亲相爱彼此理解，是传统的家庭伦理与现代社会文化观念之间颉颃难下的矛盾。

因抵触与失却导致父位的缺席，却又因它的缺席而不断试图找寻，是枝裕和的许多家庭电影正是在这样一种残缺中去凸显温情与羁绊。

但《掮客》、《小偷家族》则与之前的那些作品有所不同，在这两部影片中，是枝裕和希图探讨的是“偶合家庭”。

（《如父如子》其实也勉强能够算在内，是枝裕和自己也将这三部作品看作是三部曲）这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指代一种现代都市的家庭模式，是在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人们受外力的影响而偶然地结合在一起了。

它既没有家族公共价值作为依托，也没有个人肉体自由作为根据，更没有信仰的依据。

它呈现为一种虚伪的无根状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是家庭的名存实亡，也是邪恶的滋生与道德的沦丧。

《掮客》剧照不过是枝裕和尝试提出与厘清的问题则是，失去血缘关系作为依托的家庭与普通家庭有何区别？

他实验性地将构成一个家庭的基本要素（血缘）消解掉了，并有意拓宽家庭概念的边界，破除原有家庭观念的桎梏。

考量到这一点，是枝裕和令原本缺席的父位转换为一种虚假的在场，其用心就不难理解了。

设若在一个没有血亲关系，迫于外力组建而成的临时家庭中出现“父不爱子，子不敬父”的状况，并不会有人对这种情理之中的事情感到讶异，它是符合传统常识的。

故此缺席的父位有必要得到一个偿补，即没有血亲却有名义的父亲前来代行父职。

也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个虽非血亲，胜似血亲的偶合家庭立稳脚跟，形成新的家庭关系认知。

可问题在于，是枝裕和为了贯彻这一创作意图，就不得不预设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偶合家庭，每一个成员尽管多多少少会做出一些不义、不道德乃至触犯法律的行为（偷窃、色情服务、变相勒索、贩卖人口、过失杀人等等），但他们的本质依然会是良善的，他们可以不是好人，但绝不能成为恶人。

这样的预设或许是导演近年来在创作过程中对自我风格的贯彻丧失了分寸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主题先行的创作意图，他不能放任影片的情节与人物关系自然发展，而要服膺于他精心安排的设定，这就不禁让他原本所崇尚的对人物及事件背面敷粉，使情感意趣自然流淌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偏转，使之与其从前的作品判然有别。

《掮客》剧照意图的偏转与错置在奉俊昊与是枝裕和的一次对谈中，奉俊昊曾经问是枝裕和：“您经常以家族为主题拍摄作品，是带着对主题的野心开始拍摄的吗？

还是自然地想着人物、场所、状况会怎么样，然后自然而然地展开呢？

我很好奇，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

”而是枝裕和则回答道：“一定要说的话，是前者吧。

”这段对话较为清晰地呈示出了是枝裕和的创作方法论，在拍摄之前，他便已然有既定的主题与预想的故事了。

尽管在家庭片中，这样的未雨绸缪提前布置或许影响不大，但那是基于传统家庭的成员身份与职能分配都相对明确而稳定，少有涉及到社会问题与复杂来历的前提下。

倘若导演有意解构这种传统家庭关系，并将之纳入到一个或多个纷繁驳杂的社会事件之中，那么此种预设无异于是在自缚手足，单一化创作的向度，最终陷入到胶柱鼓瑟的境地。

为了温情脉脉欲诉还休的聚散别离，便无法决绝地呈示满布人性挣扎的罪恶渊薮，于是带有柔光的滤镜，偏重浪漫的叙述，便成为暗通款曲的唯一方式。

《掮客》剧照自《海街日记》以来，对是枝裕和的影片失却旧有的锐度，变得过分温情乃至甜腻的批评持续不断，不曾稍歇。

但其实是枝裕和作为一个“社会派”创作者的清醒目光与冷冽视角一直都在，否则他就不会在现下的创作中屡屡去碰触具有议题性的社会事件作为选材。

他也没有一昧耽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生活中，不然他没必要为《掮客》中的各个人物安排前史，尽可能合理化他们之间产生的共情或是同病相怜之意（东秀和海进都是被抛弃的孩子，素英无家可归，相铉妻离子散，很难得到与女儿共处的机会，刑警秀珍似也曾有过不靠谱的父母）。

是枝裕和很清楚现实的险恶，但它依然想要给予一个正向的反馈。

他在谈及《掮客》的创作缘起时提到：“我一边写剧本，一边在韩国进行各种采访，还接触到了婴儿保护舱出身的孩子们的声音。

面对着他们纠结着“自己出生是否很好”的迫切感时，产生了必须制作成能够回答那个问题的作品的想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台译《婴儿转运站》会比《掮客》更贴近导演的创作意图。

相铉和东秀并不仅仅是靠介绍婴儿买卖收取佣金的中介，他们还像是经手婴儿转运，将之送往正确出路，并对他的生命抱以认同与肯定的服务者。

是枝裕和诚然是试图美化了这样的不当交易，甚至连最后参与的买家都是体面、明事理、疼爱孩子的富人夫妇。

他恐怕在决定回答那些婴儿保护舱出身的孩子的疑虑时便已决心要为他们保留一个光明的未来或至少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以此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认同。

是枝裕和《掮客》片场照然而这样预设好创作意图、人物框架乃至问题答案的影片，无疑是悬置了诸多现实问题的空中楼阁。

纵使温暖的熹光只是抛洒在表面，内里无可奈何无以诉之的哀婉与创痛犹在，但当天真的感伤湮没了创作者原应冷峻克制的审视时，当清醒的目光一再被渴求的答案所遮蔽时，当影片不惜用回答替代了发问时，导演对自我风格的贯彻与坚执便如同一次注定会偏转的错置，步入的将只能是过犹不及的误区之中。

抱持着明确的创作目的，精心拣选合适的素材，施以自己一以贯之的个人风格作为包装，转而将之推向既定的道路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掮客》这部影片里，真正的“掮客”或许正是导演是枝裕和本人。

-FIN-

韩国景色为啥拍出来就是没有日本的好看呢？

都是莫名其妙凑起来的一家人，为啥《小偷家族》就看起来有更深的羁绊和感情？

我再研究研究。

不过裴斗娜车窗外《木兰花》的主题曲一响我还是想哭。

抛弃孩子的人和《木兰花》长大成人的被抛弃的孩子，仿佛跨越了次元，在那一刻对话。

生活很烂对吧？

丢弃我的你过得很烂，被你丢弃的我也过得很烂。

可是就算再烂, 生活就是这样It's not going to stop. 被生下来没有什么好感恩的。

但是李知恩，IU님, 태어나서 고마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