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迷宫

德國人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像我們想象中那麼順理成章。

德意志民族也不是一個天然理性的民族。

在這個曾經受到過戰爭創傷並崩潰的國家裡，達成社會和解之前是否需要窮盡對惡行的追究，還是整個民族在一種無意識的寬恕中完成政治上的和解情感上的彌合，這個問題對於每個德國人來說太難了。

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都無法厘清士兵們在戰爭期間履行職責和犯下罪行之間的界限。

人們可以輕易地說出一句“請抬高槍口一吋”，卻無法幫助當事人找到“忠誠”的邊界。

每個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似乎都背負著納粹的原罪，至少也是道德上的負擔，因為“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出生的那一代人被普遍視為無負擔的一代，也同樣要面對父輩們的歷史。

電影裡的約翰自認為理解了正義的真諦，於是憑著一股子激情與衝動去觸碰這個全德國社會政治、歷史、道德和情感的雷區，卻無法釋懷父親曾經是納粹黨員的歷史，無法原諒朋友曾經是奧斯維辛守衛的歷史，無法面對曾經的納粹高官們如今依然逍遙法外的現實，更加茫然於整個社會對不久前才結束的納粹暴政的無知與麻木。

電影不僅僅是約翰個人的心理發展史和成長史，也是對於德國社會中歷史麻木者群體和道德潔癖者群體的批判。

這兩種極端的人群撕裂了社會，破壞了社會和解。

電影的結論是歷史沒有對與錯，正義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而是讓所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裂縫不能完全修復，但總比扔進歷史的故紙堆裡要強。

我們無法苛求每一個罪犯都會反思和懺悔自己的罪行，這應該是上帝的工作。

人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初心，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真相並不是羞恥的，也不會撕裂一個社會。

謊言與緘默才是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模式本身更可怕的東西，因為它們不需要歌頌，也不需要解放，甚至不需要劊子手。

在謊言和緘默模式下，所有人都是幫兇和劊子手，所有人都是被奴役者。

這才是恥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

查了德语维基才搞清楚Die Figur des Johann Radmann ist fiktiv und basiert auf den drei Staatsanwälten, welche die Anklage für den Prozess vorbereitet haben: Joachim Kügler, Georg Friedrich Vogel und Gerhard Wiese. Wieses Erinnerungen an den Prozess flossen ins Drehbuch ein.[5][6]拉德的人物是虚构的，是基于三个检察官的起诉的准备过程：约阿希姆kügler，格奥尔格·鸟和格哈德的草地。

回忆的过程wieses片剧本。

[ 5 ]，[ 6 ]检查总长Fritz Bauer和记者Thomas Gnielka是真实人物“您可知这样做的后果吗？

您希望这个国家每个年轻人都要拷问自己自己的父亲是不是杀人犯吗？

对，我就是要这样我希望，这些谎言，还有这缄默，终于能有个尽头”“奥斯维辛是在这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它被埋葬在这里如果你不开庭审判，它就将继续埋在这里，直到某个时候被遗忘在这里发生过的事，任何惩罚都配不上重要的不是惩治而是牺牲者和他们的故事”这场审判被视作联邦德国历史上的转折点，纳粹时期的罪行再不能销声匿迹战争反思的片子多了都没这部来的实在，人家是自己国家对那些陈年旧事算总账，“盟军”的“审判”在这面前算个什么东西这是个伟大的事情，不过电影本身拍的不算好看，那个女的角色我也不知道算弄进来干嘛

故事发生在1958年的西德，作为检察官的男主在举国对二战沉默的情况下，如何剥开迷雾般的事实把生活在民众中的纳粹以法律手段绳之以法，而中后段面对庞大的卷宗、巨大的外部压力，大量的证人证词、甚至爱人和自己父亲都是纳粹的情况下，男主一度想要放弃，但在去过奥斯威辛之后，重拾信心，把曾经沾满鲜血的多位纳粹送上了法庭得到了应得的审判。

应该说，作为战败国，且离战争才10多年，就像影片中说的，西德需要的是信心来发展，而不是揭开伤疤来审问自己，这关乎到民族信心，但看到那些曾经的纳粹依旧有相当一部分遍布朝野，关键是大多的观点是罪责都在希特勒，自己本身是无罪的，即使在只凭自己意愿杀人的情况下，而这关系到正义，用法律途径解决显得非常之必要。

影片宣扬了德国人坚韧的意志力来处理这一系列案件，用不近乎人情的条件下宣扬了正义，而在同样情况下日本，以及多次对民众犯下错误的他国所不能做到甚至认识到的。

作者：徐贲出自：《东方历史评论》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宣言”宣布，同盟国将在战后把犯有战争罪的德国人引渡给他们在那里犯下罪行的国家，由那里的法庭审理。

奥斯维茨集中营位于波兰境内，因此，在二战结束后，被拘捕的奥斯维茨集中营德国纳粹看管人员都交给波兰当局处理。

1947年4月2日，波兰当局在华沙对奥斯维茨的首任指挥官鲁道尔夫·胡斯（Rudolf Hoess）进行审判，判处他死刑，并在奥斯维茨毒气室旁的绞架上执行绞刑。

1947年11月24日至12月22日，波兰国家最高法庭又在克拉科夫（波兰克拉科夫省首府）对其他一些奥斯维茨高级军官进行了起诉和审判，判处23名党卫军罪犯死刑，其中21名执行死刑，另外2名后改为监禁。

在这之后，又有许多阶层较低的奥斯维茨罪犯陆续受审，被起诉的有617名，其中34名被判处死刑。

这些审判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奥斯维茨审判”。

从1963年12月20日到1965年8月19日，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的对奥斯维茨集中营中下层纳粹人员的审判则被称为“第二次奥斯维茨审判”。

法兰克福审判德国对奥斯维茨纳粹人员的审判相对滞后，从1958年起才开始进行系统调查，也主要是由于来自大屠杀幸存者的压力。

在法兰克福审判中被起诉的有22名奥斯维茨人员，经审判后，有6名被判处终身监禁（西德已于1949年废除死刑，终身监禁是最高刑罚），3名无罪释放，2名因病释放，其他罪犯获刑3年3个月至14年不等。

获刑者后来上诉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除一案外，全部维持原判。

在这之后，在法兰克福还进行过一些规模较小的审判，如第二次法兰克福审判（1965年12月14日至1966年9月16日）和第三次审判（1967年8月30日至1968年6月14日）。

据奥斯维茨国家博物馆的历史研究人员估计，奥斯维茨的党卫军人数1941年约为700人，1942年为2000人，1944年4月为3000人，1945年1月达到高峰，党卫军人数男为4415人，女为71人。

根据人员档案，大约有7000至7200党卫军曾在奥斯维茨集中营服务。

所有这些人员中遭到起诉的不足15%，但这个比例已经高于其他集中营的纳粹人员。

这是因为奥斯维茨知名度高于其他集中营，因此也更受世人的注目。

奥斯维茨党卫军也有在别的国家法庭上受审和判刑的。

据现有的资料，在英、美、苏、法和捷克共进行过11次审判，24名党卫军被定罪，有监禁的，也有死刑的。

在对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也称贝尔森集中营）看管人员屠杀罪审判时，也一并考虑他们在奥斯维茨的罪行，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从奥斯维茨调派过去的。

对生产化学产品的法本公司（IGFarben-Werke）以及钢铁和重工业公司克虏伯（Krupp）官员的审判，也可以看作是奥斯维茨审判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公司都曾以囚犯为奴工。

另外，建筑奥斯维茨焚尸炉的化学家和企业家布鲁诺·德希（Bruno Tesch）被判处死刑；为奥斯维茨提供毒气的德格施（Degesch）公司总经理格哈德·彼得斯（Gerhard Peters）则在法兰克福审判中被无罪释放。

法兰克福审判针对的是奥斯维茨集中营的中下级军官，它的起诉目的和审判范围都归结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奥斯维茨是什么性质的集中营；第二，如何追究在那里犯下罪行的具体个人的罪责。

奥斯维茨集中营的性质是明确的，那是一个灭绝犹太人的杀人机器，纳粹在那里犯下了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那就是“谋杀”（murder）。

法兰克福审判要追究的便是这个罪行。

将追究范围限制在谋杀，是为了法律审判的可操作性，而不是为了全面伸张正义。

在这个审判中只追究谋杀的罪行，不等于说其他罪行不是罪行，而是说，其他罪行不在这里追究。

仅仅只是追究个人的“谋杀”罪行，这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审判受到不少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是因为，一个人“谋杀”，不仅是指他杀了人，而且是指他有个人的动机，出于他自己的本意而杀人，所以，如果不符合后面这个条件，法庭便不能判处他犯下了谋杀罪。

2013年7月，打死17岁黑人孩子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获得无罪开释，就是因为陪审团不能确定齐默尔曼的“谋杀动机”。

他明明杀死了一个人，杀一个无辜之人是不正义的，但法律却宣告他无罪。

这是因为法律只是法律，法律并不等于正义。

法兰克福审判遭遇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由于它起诉的只是“谋杀”罪，它的审理范围非常狭窄，在这个狭窄范围内的法律审判结果是不能等同为正义的，当然，法兰克福审判本来就没有这个意思。

谋杀动机和被胁迫审判罪犯的法律依据非常重要，没有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审判的结果就会缺乏合法性，难以令人信服。

由于法兰克福审判是在德国国土上，在德国司法管辖区内，由德国法庭审理，因此它依据是的德国的法律。

在这之前，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的法律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苏、英、法四国政府于1945年8月8日在伦敦通过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第一次奥斯维茨审判的法律依据是波兰于1944年8月31日制定，并于1946年12月11日颁布的法令：“惩罚杀害和虐待平民和俘虏的法西斯－希特勒罪犯，惩罚波兰国家的背叛者。

”以色列处决艾希曼（他是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的“最终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的法律依据是以色列自己的一项法律[“纳粹和纳粹合作者（惩罚）法”]，因为艾希曼是由以色列特工人员从阿根廷捕获并在以色列审判的。

以色列运用这项法律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因为艾希曼犯罪并不是在以色列的领土上，何况他犯罪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

而且，用来审判他的法律也是在事后才制订的。

艾希曼犯下反人道罪，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他自己也不否认杀人是罪。

但是，他争辩说，这不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只是执行而已。

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审判中，服从命令杀人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法兰克福审判在考量“谋杀”这项杀人罪时，依据的是19世纪的德国法典。

19世纪的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并没有经历过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和如此大规模的制度性屠杀。

19世纪的“谋杀”相对比较简单，法律对“谋杀”的界定也是由此出发的。

那时候的法律所涉及的是作为个人行为的“谋杀”，谋杀是谋杀者自己“起意”，因他的个人动机而犯下的杀人罪行。

但是，在20世纪的极权制度中，一个人杀人可以是因为服从命令，而非是因为他自己起意或有个人的动机。

法兰克福审判依据“谋杀必须有个人动机”的原则，虽然看上去过时，但在战后的德国法庭判决中却是有先例可循的。

1963年有一个名叫斯塔辛斯基（Bohdan Stashynsky）的苏联秘密警察（KGB）人员因1950年代在西德犯下的数件杀人案而受审。

但是，由于他是接受KGB上司的命令而去杀人，并非他自己起意要杀人，所以德国法庭判处他的不是“谋杀”罪，而是“胁从杀人”罪。

斯塔辛斯基一案成为西德法律判决的一个先例，根据这个先例，极权制度中的杀人罪行，只有那些“行政决策者”才可以被定谋杀之罪，而那些服从命令而杀人的罪犯，他们所犯下的都只能是胁从杀人罪。

在法兰克福法庭上，“行政决策者”被界定为纳粹时期第三帝国的最高领导层人员，而所有因执行他们命令而杀过人的则都是胁从杀人者。

在他们当中，只有那些能确证是由于他们自己起意杀人的才能被判谋杀罪。

谋杀和胁从谋杀的区别意味着，一个在奥斯维茨毒气室杀害过千百犹太人的党卫军看管，如果只是服从命令，那就只能判他胁从谋杀罪；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党卫军看管自己起意殴打一名犹太囚徒至死，则可以判他谋杀罪，因为他并不是在执行命令。

有一个叫霍克（Karl Hocker）的党卫军中尉，他负责杀死了至少3000名囚犯，法庭判决他只是服从命令。

就霍克而言，他服从本不该服从的命令，这固然是不道德的，但他犯的并不是谋杀罪，他以前从来没有犯过法，战后他也是一名守法的公民。

因此只判决他7年监禁。

而另一名党卫军却因“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开枪杀人”的罪名被判处谋杀罪。

这样的定罪好像有命令就可以开枪杀人似的。

有批评者指出，这样的指控很滑稽，也是很讽刺。

然而，尽管这看上去近乎荒唐，但它却符合法律审判的逻辑，也再一次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并不代表就是正义。

法兰克福审判的总检察长弗里兹·鲍尔（Fritz Bauer）虽然接受审判的结果，但多次对审判的原则提出批评。

鲍尔有犹太人血统，1933年有一段时间被关押在Heuberg集中营里，后逃到北欧避难。

他于战后回到德国，帮助重建德国的司法体系。

对于法兰克福审判，他主张让世人看清“奥斯维茨的体制”，在这个体制里，不只是少数的极端分子在作恶，许多普通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效力于罪恶的杀戮。

鲍尔说，“几十万德国人参与……‘最后计划’，他们并不只是服从命令，而且更因为那也出于他们自愿所拥有的世界观”。

当然，鲍曼所说的许多德国人的“自愿”，是完全的自愿，还是包含着“洗脑”和“胁迫”（duress）的因素，则是富有争议且必须思考的问题。

“胁迫”的问题法兰克福审判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体制内作恶问题，那就是“胁迫”。

一个士兵或警察由于受到来自上司和组织的胁迫，迫于服从命令而开枪杀害或杀伤无辜的百姓，他应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行责任？

如果应该的话，又必须承担怎样的罪责？

其他类似情况下发生的杀害或杀伤罪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例如，在“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行动”中将人打伤、致残或致死的个人该不该追究个人罪责，如何为他的罪责定罪，也都会涉及胁迫的问题。

被胁迫的犯罪不一定发生在专制的组织化环境中，但在专制环境中有比任何其他情况下更为极端和残酷的表现。

胁迫指的是个人或者群体使用威胁、恫吓、欺骗或者其他形式的压力将其意志强加给非自愿的另一方，令其按照胁迫者的意愿来行动。

为了达到目的，胁迫经常使用具有伤害性的手段来强迫别人合作或服从。

一个人处在胁迫的处境中，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或意志有所行动。

胁迫可以采用暴力和威胁之外的其他多种手段，对人造成多方面的压力，如失去工作和谋生手段、开除党籍、降职或撤职、监禁、戴上政治帽子、连累家人子女，等等。

这类胁迫经常是在整体性的极权制度中发生的。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胁迫的定义是：“用非法的威胁或逼迫手段诱使一个人以他原本不会的方式行动。

”这里的“非法”是指一般社会的法律而言。

在极权体制性的作恶环境里，这样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正是由制度特意设计的组织形式所要达到的统治作用。

制度或组织对个人的胁迫与个人对个人的胁迫是不同的，它有更多、更隐蔽、更有效的手段，也有更为长期的控制效果。

只有在个人罪行被法律追究或个人（或集体）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胁迫才会成为一个与制度环境有关的“问题”。

平时，人们在体制内做坏事或作恶，对自己的行为很少会有所反思。

他们往往会以为，人人都是这样做事，事情本该如此。

由于被宣传洗脑，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所做的本来就是正确的事情（如对“阶级敌人”的残酷批斗和迫害）。

有的人即使感觉到自己做错了，良心有所不安，但仍然会为自己开脱，认为这是为生存而“迫不得已”的事情（如为了保住工作的饭碗或不至于落得于“坏人”同样的下场）。

这类情况在“文革”中是非常普遍的。

一个名叫王冀豫（1951年生）的老红卫兵于2013年5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题为《背负杀人的罪责》的文章，就谈到了“文革”中自己被胁迫犯罪的问题，当然，其目的并不是为自己开脱罪责。

王冀豫是“文革”中北京“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

16岁时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

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触及了犯罪行为的胁迫因素，其中包括他所在的那个红卫兵组织的“革命压力”，以及外来的胁迫如何被内化为自己的“阶级觉悟”。

王冀豫第一次看到红卫兵伙伴们凶狠打人，把人打倒后，再用硬头飞行靴猛踹，被踹的人的头在工人体育馆水磨石地板上撞击，他“禁不住扑到被打人的头上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

’”但是，他这番言行被同伴认是“资产阶级人性”的劝阻，“不仅没让大家住手，反而起了反作用。

就在他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他一把拽起来，对他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这种“文革”中常能听到的训斥和警告就是一种胁迫，王冀豫至今记得，听到这一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

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他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

王冀豫开始是“不得已”打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能革命，但是很快打人渐成他的生活惯性和乐趣，他说，“文化大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浩劫呢？

就在于它摧毁了人性中最底线的那个堤坝，甚至作用到今天！

”1967年8月5日，他在一场武斗中用棍子打死了一个名叫王彦宏的同学。

当年的12月14日，正当王冀豫准备回北京投案自首时，他被逮捕了。

他在海口监狱被关押了近半个月后，被带回了北京，又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被关押了9个多月。

我们无从知道关押王冀豫将近10个月的法理依据。

据他自己说，虽然他打死人有个人罪责，但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为他被监禁“没有经过任何审判”，而许多其他打死了人的也都没有被抓。

法治国家里的“胁迫罪”审理过程中，对胁迫必须要有严格的规定，必须要证实过失行为的“环境原因”（actusreus）和排除“犯罪意图”（mensrea）。

所谓排除“犯罪意图”，也就是无法证明它的存在，这是无罪论定的原则。

在法兰克福审判中，“环境原因”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下级纳粹分子的行为缘自上级命令，但是，没有个人“犯罪意图”不等于无罪，因为提出被胁迫辩护实际上就是一种认罪。

它并不否定犯罪的事实，只是对犯罪的惩罚要求减轻而已。

在对杀人、伤人的刑事法律追究中，嫌疑人犯法的动机为何，这不在考虑是否有罪的范围之内。

但是，在“不得已”动机理由成立时，有可能减刑。

因此可以说，“文革”中的打人、折磨人、杀人都是有罪的，“环境原因”只关乎他们行凶者的罪责程度，并不能为他们完全脱罪。

胁迫若要成为减罪的理由，必须要能证明两点，第一，外来的压力确实是压倒了行为者自己的意愿（“我”实在没有办法）；第二，这样压力确实大到足以压倒具有一般勇气的普通人的意愿（“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

即便如此，是否允许，或在什么程度上允许以被胁迫作为减罪的理由，也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有的可以不考虑被胁迫的因素（例如，解放后对国民党人员的政治报复就是这样的），有的则可以认为，虽然人们的勇气有高有低，但在某些情况下，谁都可能因胁迫而做坏事或作恶，法律对人性的这一软弱特征应该予以考虑。

法兰克福审判所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政策。

审判“普通纳粹”的争议与历史意义对于奥斯维茨审判的意义是有争议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它让许多实际参与纳粹罪恶的德国人有了“脱罪”的借口，因此是一个“失败”。

另一种是看到它对德国民众的教育作用，并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它的“成功”。

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它们都与媒体如何报道这个事件有关。

鲍尔是失败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对媒体报道法兰克福审判的方式多有批评。

他认为，媒体在报道中把那些定罪的杀人犯描绘成丧心病狂的恶棍，似乎在奥斯维茨发生的罪恶只是少数与普通德国人不同的、心灵特别邪恶的歹徒所为。

他认为，简单地把所有的服从命令杀人都看成是胁从杀人，以为有命令就应该服从，应该执行，那岂不是等于在假设这些命令本身就是合理合法的吗？

鲍尔写道，媒体对审判的报道方式助长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观念”，那就是，必须为数百万犹太人的惨死负责的，“只是少数的人……而其他参与者都只是由于害怕，或被强迫，因此才干出了完全违背他们自然本性的事情”。

亲自参加法兰克福审判的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在一篇报纸文章中也写道，新闻报道越是把那些罪犯写得青面獠牙、十恶不赦，“就越是在拉大我们与奥斯维茨的距离。

我们与这些事件，这些不是人干的暴行无关”。

这样的报道给德国公众一种虚假的心理安宁，“他们从对党卫军看守的定罪中得到满足，觉得自己与他们撇清了关系，并认为事情已经有了定论，就算是可以过去了”。

鲍尔还认为，法兰克福审判的法官对审判的失败也负有责任。

法官对罪犯的判决听上去好像纳粹期间的德国是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家，大多数的德国人除了服从占领者的命令，再没有别的选择，“而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德国的那些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仇恨犹太人的人们，没有他们，希特勒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

鲍尔始终在提醒德国民众，不要回避广大普通人在纳粹罪恶中自己的那一份责任，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人并不是在外国人统治着，他们的统治者就是他们自己为之着迷的英明领袖希特勒。

尽管法兰克福审判并不完美，但是，总体而言，它对德国人反思二战期间的“罪过”和普通人应该担负的道德责任是有教育意义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称为“德国罪过”的许多细节都由于法兰克福审判生动而令人震惊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普通民众来说，细节的力量是远远超过哲学说理的。

检察人员和法官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其中包括211个大屠杀的幸存者。

这场长达两个月的审判引起西德媒体的广泛关注。

有两万多人先后旁听了这场审判，其中有不少中小学生。

这次审判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它对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德国激进青年一代（称为“68一代”，68er-Bewegung）对纳粹过去的反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80年代对纳粹时期的“日常生活”历史研究（Alltagsgeschichte）产生过影响，而这种历史研究本身则又再一次引起了许多关于纳粹时期的社会环境与个人责任问题的思考和争论。

从一开始，法兰克福审判就抱有帮助德国公众记住大屠杀的公众教育目的。

它在起诉中避免搞扩大化，与这个目的是一致的。

即使是在对有限的罪犯进行起诉的过程中，它的目的也不只是给少数罪犯定罪，而且将审判的过程最大限度地公开，让国内外的公众可以通过审判展现的种种细节，充分了解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德国人应该如何面对不久前的过去。

这样的审判不是搞运动，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先定百分比，然后像完成任务般地“挖出暗藏的敌人”，大规模的监禁和处决是完全不同的。

早在1943年的美、英、苏德黑兰会谈时，三国首脑就已经商讨了如何处理纳粹罪犯，要不要大规模处决德国人的问题。

斯大林提议要处决五万至十万德国军官。

罗斯福开玩笑地对斯大林说，四万九千够了吧？

丘吉尔以为他们是认真的，不高兴地说：“这是对为国家而战的军人的冷血屠杀。

”但是，他还是同意要按1943年莫斯科宣言商定的那样，对于战争罪犯进行审判。

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强烈反对任何“为政治目的的处决”。

在波兰、德国或别的国家进行的奥斯维茨审判，针对的是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不是政治报复。

政治报复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它在司法程序中进行，只能彻底败坏法治，这也是我们从判决和镇压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阶级敌人中得到的历史教训。

法兰克福审判与大开杀戒的政治报复是不同的，可以为今后类似的罪责追究提供经验与先例。

法兰克福审判的意义更在于它是彻底清算希特勒和纳粹罪恶的一个有机部分。

它追究的对象是在奥斯维茨犯有罪行的中下级看管人员，是五年多以前在波兰进行的第一次奥斯维茨审判的后续。

第一次奥斯维茨审判追究的是奥斯维茨的高级军官，是纽伦堡审判的后续。

然而，即便是在纽伦堡法庭上追究的也不是最高级的纳粹党魁，因为纳粹党魁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戈林在纽伦堡审判前就已经自杀了。

战后对纳粹的罪恶的清算是自上而下的，阶段清楚分明，而每一阶段的审判又将罪恶的主源回溯到纳粹的最高领导希特勒。

这一整体的罪责清算因此而具有高度的公信力。

试想，如果纽伦堡法庭会审判纳粹的高层官员，而对希特勒本人却做某种有所保留的肯定，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

再试想，如果在波兰或德国，一面审判奥斯维茨的各级军官，一面又在肯定希特勒个人和纳粹党的“历史功绩”、维护他和这个党的“历史地位”和“威望”，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

更试想，如果希特勒的这面旗帜不倒，那又怎么能避免对纳粹的审判不是要么避重就轻、装模作样地走过场，要么就因为意识形态的重重禁区而根本就不可能呢？

历史是没有试想或假设的，但人们却又总是忍不住要对历史做种种假设，或是为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设想不同的可能。

做这样的试想或假设不是为了要改变历史的发生，而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的发生并没有什么内在不变的逻辑或定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造就了不同的历史。

（即时感受速记，非影评）《缄默的迷宫》：拍得极为工整的德国主旋律片，在政治正确的外衣下，聚焦战后单个青年的追索，并行两条非常日耳曼的线——一个国家如何反思自己的罪孽，一个青年如何面对自己价值观里正义的左右手互搏。

情理最后汇交在“法”上。

如果说纽伦堡是战胜国对德国的审判，是宣告战争的发起和领袖人物的罪孽；那么法兰克福这场审判的意义，在于“战犯不仅是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在于“普通人躲在国家机器名义下释放的恶”，在于“承认比纠正需要更加巨大的内心力量”。

行进一半，靠配乐和表演积攒的力量。

受害者和犯人两个集体、两次快剪很不错。

48分钟的前者，搭配的希伯来音乐让人泪如雨下。

但更喜欢后者：正在给病人看病的牙医，正在车底修车的工人，比离开办公楼的权贵带来的震撼还要大。

后半段节奏加快之后，则有一些做作，始终欲崩未崩。

导演想展现的“面”太多了，焦点转移到男主人公的内心塌陷和重建的方式明显收不住。

起到人生导师作用的几个配角，都极度伟光正。

片子一赶，上半部比较别致的温情和复古都瞬间破功，“这个国家需要糖霜，而不是真相”变得又红又专，韵味也就少了一点。

“战争年代应该遵守另一套是非观吗？

”的疑问贯穿全剧，最终通过两个配角之口，完成了有些刻意的说教——“我们所为不是为了审判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个体只能做当下认为正确的事，但受害者应该被历史倾听”。

已经看过很多反思二战的艺术作品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落脚点并不相同。

《缄默的迷宫》的珍贵之处，大概在于反思了战争，也反思了人们对待战争历史的态度，即反思了反思行为本身。

和电影也唱唱反调吧。

审判奥斯维辛的是德国人自己，只这一层就可以无限拔高作灯塔，照顾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暂时性忽略这个国家对纳粹的敏感中，有些依然保有避而不谈和内心苟同——甚至不用身在欧洲，在近几年国际事件中，表态的黄种日耳曼也不少了。

可能人性里对战争的天然狂热难以抹去吧。

记住有什么用？

大约只有一点点用吧。

最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审判以寻找正义。

而是人自己对自己的道德审判。

为什么纳粹从63年才开始自己对自己的反省？

从来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罪人。

也许可能有那么一两个。

人的局限就在于只能和有限数量的人产生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于别人、其他的受害者无能为力。

奥斯维辛集中营，离我们很近的另一场可怕的事实。

焚尸炉、毒气室。

残忍的医学实验。

随意枪杀人。

而这部电影关于奥斯维辛，呈现了上一辈的德国人对自己的反思。

这是一个出过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民族。

这是一个出过歌德、席勒的民族。

这个被理性、被哲学填满的民族对于中国人来说，始终十分陌生：我们既不知道他们曾经的辉煌，也不知道纳粹德国究竟有多邪恶和可怕。

那只是一个被标志化的名词：可怕邪恶的纳粹，杀了成千上万的人，用尸体和鲜血浇灌一场荒诞的战争。

但是现在德国这些人，他们继承了哲学的精神，从阿伦特，从《我们的父辈》、《朗读者》，他们以自我解剖来完成对人类战争、政治、民族国家的反思。

就像这个《缄默的迷宫》一样，要的不是惩罚不是审判，而是反思与警惕。

当然这部电影里这种空洞的口号式的要求反思要求承认自己有罪是否有用，以及这种对青年的灌输和当时纳粹德国对青年的灌输有何异同以及不同的影响，我们还要等几百年以后，那些后辈来进行评价，毕竟时间才是结果的伴侣，个人只是时间的奴隶，延续的等待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但愿吧)而对我们来讲，从基督教圣餐什么的来看，基督为人类赎罪，所以人们信奉他。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极度自欺欺人、自私的想法。

这种基督并不是原始的犹太人的上帝，而是成为人自我解脱的工具。

个人不愿意承担直面自己的选择和其所带来的痛苦，就像男主角，在知道爸爸是纳粹之前都是站在审判别人的制高点上，最后他也只是为了让教训不再重演而回到审判。

他不知道他是否可以选择在那样的情境下，就如同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如何一样。

历史只有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幸运的人可以避免选择，不幸的人在极端环境下被迫改变。

但很多人都是不愿看清自己是否幸运或者不幸，只愿同大多数站在一起，躲避隐藏，惶惶不可终日。

我所有的影评都是从电影里反思进而反思自己。

我发现大恶和小恶是很难区分的。

我要做到有良心，有正义感，对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不仅是地域的阻隔，更是力量的不足。

我们都只能维护好和几个人的关系，也只能帮我们自己熟识的受害者讨得正义，或者屈服于力量而保全自己重要的人。

这是人的局限，不可改变。

所以好的城邦都是小国寡民。

既然面对这样一个局限，我们能找到什么解决办法呢？

我的办法是既然我所受的教育已经将我教成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我就要遵从的内心，而不是屈服于他人或者大众。

恶人世界，尽力而为，不违背良心，不惧怕自己的死亡。

＃缄默的迷宫＃历史就像一个迷宫请不要迷失自我，有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由德国年轻检察官的视角事件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从而改变德国司法体系的故事，简单的配乐与叙事风格带有平稳的紧张感，复古镜头的运用直接拉近了一个战后成长的德国而后经过反思重新能够变得强大，一个国家能够认清过期时长思量才能更好的着眼于未来，电影的意义大于拍摄手法的本身，有时候历史的裹挟人可能都是身不由己，就像台词的一句话：你是要这个国家的每个孩子都拷问自己的父亲是不是杀人犯吗？

——是的！

我希望这些缄默，这些谎言，终将走到尽头！

本文發表於4月號新視聽雜誌去年侯導掄下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刺客聶隱娘》，風光代表台灣角逐今年初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原本信心滿滿，豈料大啖閉門羹，連複選九強都進不去，國內一片扼腕之聲，有人不意外評審口味庸俗，也有影評人嚷嚷著奧斯卡無福消受侯導美學。

話說回來，九強究竟有多強？

打從李安《臥虎藏龍》勇奪外語片獎，至今也才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勉強逼近九強，最終亦沾不上入圍的邊。

試問，這些年來國片真缺乏有力的種子選手嗎？

並不是。

那歷年九強實力各個皆讓人望之生畏嗎？

更不是。

奧斯卡外語片項目明文規定投票會員須看完所有參賽電影，綜觀歷年趨勢，5、60年代，二戰傷痕情結不意外地廣泛激起一層反思的餘波，多年過去了，外語片獎項似也順水推舟，自成一個「戰爭反芻集散地」，獎勵對象多為戰後療傷系，或文化窺奇大觀，這現象硬要跟美國人的假慈悲扣在一塊，雖嫌苛刻卻不無嫌疑。

至於跟大量的猶太裔影藝學院會員關係又大不大，倒是耐人尋味。

不論如何，這回代表德國出征，並險險攀抓九強最終可惜落馬的《謊言迷宮》，它脈絡清楚地講述出一個菜鳥檢察官胡衝亂撞，意外揭開不能說的秘密、到蛻變、乃至最後壯烈揭幕一場世紀大審的故事，其勵志意圖，確實相當對奧斯卡的味。

《謊言迷宮》甚至讓人想起本屆奧斯卡若干熱門大片，比方它的序場像極了史帝芬史匹柏的《間諜橋》，相彷的懷舊時代，相彷的寧靜、和諧，與隨之而來的疑懼、重擊。

揭案過程則不免讓人想起最終擊敗《神鬼獵人》而奪下最佳影片獎的《驚爆焦點》，不難察見，追查真相的主旋律，是如何乘著正義的翅膀，龐然覆蓋奧斯卡「金庫」。

明顯地，《謊言迷宮》語法帶有美式的薄荷香，每場戲都刷好牙來跟你娓娓道來。

開場獻給我們急功好義的男主角：新上任檢察官約翰萊德曼，一場交通審判，清楚道出他的性格，也精準埋下愛情線免得觀眾枯燥無聊。

接下來，鬧事記者揪出一樁曾任「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守衛現竟為人師表的事件，輾轉，法院息事寧人的態度，反而刺激約翰步步挖掘出多數德國人都不願面對的暗黑過往。

穿梭浩瀚如山的文件櫃，約翰只消幾杯咖啡、幾個呵欠，就神人般搞定繁瑣人資——這讓我想起當年有人質疑喜劇影集《艾莉的異想世界》集集推出現打現判，效率超速到不行的官司。

電影當然握有這種以簡馭繁的特權！

只是，當《謊言迷宮》對人物的刻畫、對角色網絡的鋪排，全盤採取這類精簡策略，過量可預期的發展，安在一個易懂的軌跡上，講的又大多是維基百科就查得到的事，最終，約翰萊德曼發現父親也曾入黨，就流於可想而知，無所謂雷不雷了——那，觀眾究竟要懸疑什麼、推理什麼？

除了眾臉譜的刻畫缺乏記憶點，且未能成功建立起菜鳥與其他搭檔的緊密關係，最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電影對善惡刻劃的浮泛，比方交代昔日納粹於校園內跟孩童們互動——即便是走馬看花，都不放棄速寫其蠻橫面。

這種將歷史共業扭曲下的人性，輕易歸結為「人性本惡」的便宜行事，不禁讓人搖頭興嘆。

又如審訊室內，一張又一張走馬燈般輪換的臉譜，涇渭分明的「加害／被害」情狀，又是如何罔顧了「人性」之於「人生」的寬長、複雜。

可口的小橋段當然是有的，好比中產階級苦中帶樂的聚會，好比將女主角的裁縫職業，縫入男女主角情感脈絡的隱喻。

這乍看的優點亦是缺點，諸些一望即知的催情手段，將電影的糖衣層越裹越厚，連那顆破窗而入的石塊，都如此雷同《間諜橋》而煽情無比了。

這是一部既鋪張又節儉的電影。

它用了可觀的砂紙，來打磨每場戲、每場景的流利感，銜接度順暢到可以參加演講比賽。

其中，又以約翰驚覺家父曾是納粹黨員後一場畫蛇添足的夢境，用力過頭地把「迷宮」給體現，最教人啼笑皆非。

也因為如此，所謂正義，也壓縮在一幕又一幕奔波、困頓的流轉之下，布景亦徒具考究，未再強化其復古的粗礪感，缺乏進一步爬梳時代氣味的企圖，不禁讓人想起前陣子那部便宜行事的《風中家族》。

在這樣的景幕下，這位菜鳥要菜到什麼程度，又變得多看盡世事而不顯矯情，才能滿足史實電影對角色拋出的詰問？

外型英挺的亞歷山大菲林是厲害的演員，看著他為揣摩約翰從懵懂到崩潰的層次，而刻意誇飾前段的涉世未深感——說穿了，咱們男主角演得再賣力，也僅止於急公好義，也就是初有的那個熱血之犢，未能昇華到一個國族認同的深層糾葛上。

對照台灣這片空氣中恆常盤旋二二八餘波的土地上，你我能否從本片獲取共感？

即便有，意義又是什麼？

這種事是不是真有哪一組人可以讓另一組人心悅誠服？

《謊言迷宮》讓我想起巴瑞李文遜當年《豪情四兄弟》之乏善可陳，將「平反之聲」擺上制高點，徒具一股血氣，缺乏爬梳真相的閉氣功力，此等平庸之作，宣傳語號稱「直接挑動了德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事實上，它更像擺在滿山滿谷文件資料中的其中一份歷史抽樣，薄薄一張，不會再多了。

反觀前陣子《回不去的時光》這種聚焦小情小愛的精品，故事還講得比《謊言迷宮》完整、深刻許多，印證反芻戰爭創痛未必大就是好。

不過，《謊言迷宮》何以過關斬將，勇闖奧斯卡九強，倒是值得玩味。

從影史脈絡來看，二戰傷痕電影，不論內圈或外圍，沒拍砸就不缺張力，這種題材就是彩券，誰拍了直接拿去兌獎就好了。

反過來想，《謊言迷宮》不也像數個火車廂的接榫工程？

拍來只為拼就奧斯威辛這「列」世紀大審，過程中敲敲打打，倒成其次。

電影止於開審前，其餘字幕交代，是聰明，也是侷限。

這麼看來，勇闖小金人複選區的豐功偉業，當作擦槍走火，也未嘗不可了。

《缄默的迷宫》我已经很久没有热泪盈眶了，在这片中，当西蒙诉说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错信门格勒医生，将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女送走，后来听到别人叙述医生将小朋友如何残忍实验致死后，一世活着痛苦与内疚中的时候•••我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的心真的老了！

没想到羞涩干巴的背后还是可以激气一丝波澜•••其实，整篇故事没有太多露骨的残酷虐杀场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冷漠、平静的脸孔，只有小数主要角色的激动滂湃，他们就像湖面下激烈摆动尾巴的小鱼，试图扬起湖面产出旋涡一样。

他们原本也是缄默的一员，为了各自的生活，各自重新建立社会中自己的地位，就好像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联邦德国，在觉醒沉默的背后有那么一丝蓄势待发窥探后，主角们都无法平静地坐着了，他们全部站起来，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实，为了一个只是为了告知，最终也许都无法有成果的事实，将迷宫中的错综复杂人物关系、罪恶根源统统解构出来，并记录在案。

当最后，男主发觉，线越来越多了，而线的分布竟伸向了自己敬爱的父亲，自己的妈妈再婚后的继父，自己深爱的女主的家人，甚至街上任何一个路人都是源头所在，他开始崩溃了，不知道自己所做之事是否再有意义，是与自己整个民族为敌，还是安然地像全民族一样保持缄默呢？

当然，我会尊重自己不可剧透的大前提的！

我始终深信，只有自己感受的电影，才是自己的电影，而这样才可以令电影工作的所有从业人员得到一份尊重。

如果一份好评，或者一颗星星就一概而论，那我们还需要花两三个小时完成一出电影之旅吗？

西蒙这个角色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引领了故事的发展，也牵动着角色的情绪，我记下了他的一句说话（我只记得大概内容）：“虽然我在这里有那么多的惨痛回忆，但我女儿第一次吃冰淇淋的笑容，我们第一次散步的街角，都在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那么，哪里才是呢？

”

淡忘是件容易的事，从《缄默的迷宫》可以知道当时的德国，大部分人大都已经忘了二战那回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认出了一个在学校做老师的前纳粹，又被一帮有正义感的检察官知道，让尘封已久的一断难忘的往事，重新纳入人们的视野。

你身边的好人可能在以前是个杀人恶魔，甚至是你的亲人，战争不管是哪一方，但给予了暴露人性中恶的部分，不然怎么会下得了手，所以战争前先培养仇恨，即使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只有恨了，才有战斗力。

记得那时自卫反击战前夕，广播报纸，电影前的宣传片都是边境，越南如何侵扰中方的领域，杀人放火抢东西，搞得我们个个群情激奋，效果出来了。

回想起来有意思的，我想那时帮胡志民打美国，就在不远的时间里。

可怜生灵涂炭都是老百姓。

人类要远离战争，不要被少数人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