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

影片中，刚毕业的白雪梅为寻找工作而被骗拐卖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开始了她的逃离生活。

她两次翻过大山后，一次走在公路上，一次已经坐在离开小镇的车子里，但都被人抓了回来。

直到后来生了孩子，在戛纳，她一刀砍向“丈夫”；在中国，她被公安救了出去。

万事互相效力，叫一个人的命运行走在哪一件事上，大概是人不可知的，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众人中，就是白雪梅碰上这样的事。

但故事永远不会是以偶然开始，因为偶然永远没有讲述的意义。

如果这样的事是她必然要经过的，或许如此更能使旁观者的悲悯之心建立在事如己出之上，因为她实在是我们的姐妹。

我很喜欢电影的画面，导演似乎更加忠实地只做一个记录者，对于这个事件，甚至没有判别的色彩，镜头对准了事件背后的人们，观者就像生活在他们旁边一样，而在现实的生活中，这些事确实发生在我周围。

在这中间，人们难以想象一个男人要花多少钱才能娶到老婆，一个女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就幸福，一座山的大小不及心中一块石头，为了有钱坐车，四十块钱将身体卖给小店铺老板，为了离开，与‘丈夫’的表弟同床共寝，而日复一日寄回家的信却都落在‘丈夫’的口袋里。

在这个意义上，白雪梅的刀砍向“丈夫”，她所结束的并不是她内心真正要终了的东西，她撕裂了问题的纸张，却没有得到答案。

对于中国版来说，影片结尾的字幕仿佛告诉人们‘十七大’圆满结束一样。

尽管这个结局是老爷们所能接受的，但是却具有极大的讽刺。

在《三峡好人》中，奉节这个地方从文化和地理上被双重拆迁。

而在《盲山》中，人与人之间也被双重剥离。

当白雪梅被卖到这里时，她与父母之间被分割，当她被公安们拯救时，她与她的孩子之间被隔离。

如果白雪梅最后一刀砍向“丈夫”的结局令人震撼，如果一刀是快意恩仇，最终被判死刑是众人皆怒，那么这一个结局——白雪梅被救后坐在车上回头观望的画面，更使我的心思复杂而复杂，这使我不得不追问到底什么才是拯救？

拯救只在乎肉身的空间位置，还是破灭的生命状态能够复原？

警察啊，你救我的肉身脱离大山，却未曾救我脱离盲山。

我想人心中有座巴别塔，而后有两座山，一座是盲山，另一座也是盲山，至于广电局的做法，无非是盲山中一块硌脚的石头。

讨论删未删节的朋友们似乎都在纠结影片的结尾。

的确，两个版本的结局如何，其实只是白雪梅个人的命运，与影片要旨并无太大影响，一个是以冲击的手法极端表现了各种社会弊病的最坏结局。

另一个是让大家心存希望，相信还会有改善的余地。

然而，我是先看了未删节版，然后来豆瓣看影评，发觉最让我震惊的那个情节并没怎么在被大家讨论。

于是我又重看了一遍删节版，发现让我愕然的那个关键词果然被改掉了。

删节版里，公安带着雪梅父亲第一次解救的时候（虽然未删节版根本就不存在第二次解救），中途被村民包围，公安让雪梅父女稍安勿躁，三日之内必来解救，雪梅父女当时就跪下了求公安当天就把他们救走，这时，雪梅父亲的台词是＂我已经花了几千块的差旅费，这次救不出，我再也没钱救我女儿了。

＂blabla，最后把人救出，再来一段赞扬公安的字幕，顺利通过总菊审核。

然而，未删节版本里，雪梅父亲说的不是几千元的差旅费。

是解救费！！！！！！

不注意的话，台词一瞬也就过了，先看删节版的话更难察觉，其实公安根本就跟之前的医生一样，不给钱，怎么救人。

这边村民付钱给人贩买人，那边丢失家人的付钱给公安救人。

一个词，对一整串事件的理解完全颠覆。

最黑暗的，不是白雪梅个人的命运，而是将其织在其中的那张盘根错节龌龊的黑网。

　完美的绝望——电影《盲山》，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更惊悚，因为它真实。

　　与世隔绝的山村，并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乡，相反，那里正是无间地狱。

艰苦的自然条件，无知盲目的村民，法律的无力与刑侦人员的无能，可怕的群体无意识和惊人的麻木。

当一个涉世不深又缺乏防范意识的女大学生同时遭遇了以上所有元素，她的人生毫无争议地走到了尽头。

　　所有的灾难都起源于无知。

不管是白雪梅的还是那些村民的。

被拐卖本身已足以使人扼腕叹息，但在这部影片中它仅仅是打开了地狱之门。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才是重头戏：被强暴，几次三番逃跑又被抓，被自己甘愿以身相许的人欺骗，被原本应该对自己伸出援手的人辜负，前来营救的父亲和自己一样身陷险境，所谓的正义使者软弱得不堪一击，一个小小的村主任手握生杀大权。

当一个人面对以上这些情景，她能做什么?逃跑的结局已经看到了，为了仅仅三块钱的车费她就错失了近在咫尺的自由，付出尊严收获的只是冷漠。

自杀?被当做物品的她没有了断的权利，因为她是被人花了钱买来的私有财产。

更别提还有那个孩子。

那个她不情愿生下的仇人的孩子。

即便最后她豁出一切捅死了自己痛恨的人，她看到的还是连绵不断的群山。

看不到尽头的盲山。

她逃不出去。

即便出去了，也只不过是到了另一个被粉饰得更好的人性地狱。

　　从白雪梅被强奸的开始，这个社会的伤疤就被血淋淋地撕开，那些早已腐烂流脓的组织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观众眼前，观后感《完美的绝望——电影《盲山》观后感》。

每一个细节都暗含着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领导来检查之前通令所有人准备应付是不折不扣的形式主义，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村民昭示着教育方面存在的严重漏洞，不交钱不肯去解救被害人的警察让观众看到了什么是贪污腐败。

如果说这些都还只停留在制度问题上的话，那么那些村民的冷漠真的是可以上升到人类劣根性的高度了。

没有人对白雪梅伸出援手，甚至是施与一点点语言上的同情。

没有人觉得她受了迫害：本该如此呀。

人活着本是这样呀。

人本身就是如此丑陋呀。

即使是观众对着屏幕愤怒地咆哮，可那又如何呢?我们的声音传递得到盲山中去吗?再说，只有旁观者会愤怒，当局者只有麻木。

而且，在生活中，我们难道没有扮演过村民的角色吗?我们是否追查过在路边乞讨的孩子的身世?我们是否管过邻人的家庭暴力?当看到有人让自己的孩子辍学时，我们几个人去劝阻过?当看到邪恶发生时，我们谁去阻止过?　　看完这部影片后，我感到深深的恐惧。

不仅是恐惧有一天会陷入同样的绝境，更是害怕我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那样的人。

　　原来这就是地狱。

不需要铁条，他人即地狱。

　　不得不说，这部影片让我体验到了绝望。

像是水和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像是巨大的黑幕一样铺天盖地而来的绝望。

完美的绝望。

淹没所有的光明和美好的向往。

　　所以在最后，感谢这部电影的导演李杨。

感谢他把这种绝望和绝望后的思考带给了我们。

在我们看到了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下绵延不绝的民族血脉的时候，我们常会说，在一个极权制度延续了数千年的国家里，所谓民主自由的西方政治形式实在是空洞而不切实际。

于是贾樟柯说，“在我过去看到的电影里，没有一个镜头与我的生活经验有关。

”而导演李扬先生这次展现的，就是这一个极权制度下的“生活经验”。

导演在拍摄时采用了恐怖片普遍的情节架构——封闭空间的形式，这个逃不出去的牢笼，让每一个人感到毛骨悚然，对白雪梅心理崩溃的量变过程更是采用了记录片的写实手法更是进一步撕扯着观众的心灵，在盲山这个被概念化的陕北山村中，极权制度一方面是这里生存发展的保证，比如出现了整个村里的媳妇都是被拐来的洋洋大观，刻骨的现实，却又让人感觉荒谬，另一方面，村委会作为诸侯一方的“父母官”默认并保护这一野蛮行径的同时，村民也显示出集体的愚昧与癫狂，这是谁之错？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他提出了这样的极权政治伦理构想：智慧者劳智，强壮者劳力，智慧者无须劳力，强壮者无须用脑，两个阶级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分工协作，要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年代乃是一个奴隶制的时代，而在几千年后的现在，在一个全世界制度最为先进的国家里，至少说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土地上，居然能够看到野蛮愚昧的劳力者群体这样真实的影子，要不是影片中的汽车，我们完全可以把背景理解为一个西南边陲的原始部落。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极权制度理解成为一个严父（中国的传统道德似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么盲山人无疑是这个严父下愚昧萌动的孩子，他不需要也不想去知道太多的人类共有的良知，而严父与这个孩子群体契约的“奴隶道德”（尼采先生原谅我盗用你的定义）完全是建立在“服从主人”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保皇党曾公开声称中国人民智不开，不能抛弃极权的帝制而施行共和制度，而无论是当时的资产阶级理论还是后来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一点，正是这样一个极权制度导致了所谓的“民智不开。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授我以鱼，还需授我以渔。

”在一个丝毫看不见理性的反叛与怀疑的国度有这么两句谚语是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

盲山，一个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天真的女大学生，初次踏上社会，就被人贩子盯上，以卖草药赚大钱为诱饵，她轻易地和人贩子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再愚昧不过的贫困山村。

她喝了一杯人贩子的水，顿时不省人事。

等她醒来，她已经被卖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她以七千快的价格成为这个农民的老婆。

她很勇敢地抗争，在所谓的新婚之夜，那家人的父亲母亲齐齐上阵，和那个年过四十的儿子，一起剥夺了她的贞洁。

那一刹那，真是让人有沁入骨髓的冰凉。

淳朴和善良的存在也是相对的，愚昧和野蛮总是那么彪悍的存在，我不能说那家农民丧尽天良，法律意识的长期缺失，传宗接代的意愿的根深蒂固，贫困带来的娶妻如此艰难，贫困带来的与外界文明的隔绝，绝对的夫权，妇女地位的极度被忽略，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属品而存在，一切的一切都酿成了这场悲剧。

看到白雪梅这样一个青春俏丽的女大学生，剪了自己的长发，换上了土气的寻常农妇穿着，白皙的脸上渐渐有了农妇常见因为劳作带来的红透着黑的红晕，蓬乱的头发，原先青灵的眼神变得呆滞，真是让我一阵阵的难过。

她一次次逃跑，换来的是一次次的毒打，和一次次的羞辱，在她所谓的丈夫眼里，她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女大学生的头衔并没有让她和其他被拐妇女有任何不同，他们一家人都鄙视她的爱看书。

谁也不会明白，对一个内心如此苦闷的人来说，几本书将意味着什么。

一个懦弱的山村男教师，野蛮的所谓丈夫的表弟，借着对知识的仰慕走近她，却并未带给她任何幸福，我尤其痛恨那种明明知道自己无法做到，却又要许下承诺的人。

过了年少轻狂的年纪，就不该随便乱画大饼。

他们的那次偷情，甚至让我对他很有几分厌恶。

呵呵，就当我势利好了。

对于任何不能带给女主人公实质性帮助的人，我一律报以深度的鄙视。

白雪梅每一次执着地跑向邮递员的情景，电影一再重复，其实我一早猜到了邮递员并未真正寄出她的信，因为这个邮递员和所有的村民一样，有着互助心理，只觉得必须帮助乡亲，不让这个俊俏的大学生媳妇成立逃走。

看到白雪梅通过一个中学生，明白真相那一瞬间的惊愕和绝望，实在痛恨死了这样的绝望的悲凉。

片中有一些很耐人寻味的镜头。

白雪梅给村里那些辍学的孩子们上课，批改他们的作业，孩子们叫她白老师，她在那一刻神色宁和，没有怨恨，我竟然很感动，几乎要哭。

这个可怜的女孩，因为过于轻信，就这样毁灭了自己原本灿烂的前途，沦为一个野蛮农民的妻子，却在这里传道授业起来，不是想说她伟大，只能说人性真的很复杂，很多时候，最黑暗的交流。

伟大的人性闪耀出最炫目的光彩。

白雪梅知道自己怀孕后，愤恨地跳动，拍打自己的肚子，歇斯底里地希望自己流产，那个所谓的婆婆最后向她下跪，她居然就此呆滞，停止动作。

我想她一定恨这个老太婆吧？

她的助纣为虐，让她更加步履维艰，可是她又维持自己的使命，她是她儿子的母亲，她势必要扮演这有几分丑恶的角色。

可是她下跪那瞬间，哭泣得却很动人，就是一个愚昧的让人恨也不能彻底的农妇。

而一个母亲的天性又让白雪梅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我很喜欢这样的细节。

短短的急促的镜头，看到人性的纠结。

白雪梅和同是被拐的女子谈论自己的胎儿的性别，很显然，她希望生个男孩，也许男孩更加天生地可以避免她的悲惨遭遇吧？

那一刻我真的真的真的很难过。

最后的最后，中学生寄出了她的信，白雪梅的爸爸和警察出现了，在要把她带走时，却遇到了麻烦，愚昧而团结的村民，阻挠了警车的前进，最后警察们居然只有通过夜间“绑架”的形式救走了被拐妇女们。

最最让人感到无奈的一幕出现了，一位被拐妇女居然走下了警车，她舍不得自己在这里生的两个孩子。

母亲的天性战胜了她获得新生的渴望，是母性伟大还是太过卑微？

呵呵，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多爱自己的妈妈一点。

也许妈妈的同义词就是牺牲。

牺牲青春，美貌，牺牲理想，自己的生活，直到生命的全部......片尾迎合和谐社会的是黑幕上的说明，说无数被拐妇女获得成功解救。

让我鄙视一下无数这个成语，难道应该成为歌功颂德的功勋而刻上标榜吗？

真是无耻近乎勇，为什么会发生无数起拐骗妇女案？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适龄男子必须通过这么不人道的方式为自己娶得一个妻子？

为什么还有法律根本无法到达的区域？

那么多的为什么，那个看似得意洋洋的无数是不是要暂且停止得瑟一下？

呵呵，感谢那些善良的人，让那些身处最悲惨境遇的人也不至于放弃希望。

我尊重这样的小制作却引发许多思考的国产片。

比起重金打造的国产大片，它们其实要好上太多。

思想的光芒是不是比黄金的光芒还要耀眼一些？

迫于审查当局的压力，电影改成了一个和谐的结局，但这不影响我读懂了盲山。

这是李杨的厉害，他不喊口号，他不装摸做样，他只是呈现真实，他的表达足够地充分，而不会因为删节了某一处变得含混。

像那些真正的艺术大师，他能准确地提出问题，而不急于给答案。

我们的文艺作品里太多答案了，盲山和谐版的结尾是一个拙劣的答案，但正是够突兀和拙劣，才让我们思考我们身处的环境。

盲山和盲井都是中国的隐喻，蒙昧而残酷。

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这村子里的村民，我们既是强权的受害者，又是强权的支持者和帮凶，我们不知不觉和这个我们痛恨的体制连成了一体。

当我看到不少人打着官腔，指责李杨是向洋人叛卖中国阴暗面的时候，我不惊讶。

这是我们组织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他们让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学会了在叫嚣着消灭一切异己的时候，戴上一副副正义凛然的面孔——爱党，爱国，爱民族，爱质朴的中国人民。

“杀人”是她的必然选择——从《盲山》看社会在此不说电影的好坏，那是技术问题。

影片的背景和故事也不转述了，一搜到处都有。

说说我的几点感受。

一、为什么她屡次逃跑屡次失败?片中有几个细节，黄德贵一家被无理摊派“养猪税”农民可以忍，医院高价药品医生回扣农民可以忍，拖欠教师工资可以忍，李青山家里没钱而让孩子辍学可以忍，甚至黄德贵媳妇与表弟私通也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但是有一样不能忍，就是媳妇逃跑。

女人就代表生育，代表生命的延续，此中既包括了生儿育女（重男轻女的问题暂且不述）的传统价值观，更是贫穷落后的恶性延续。

在资源匮乏的粗放型农业时代，男人代表生产力，家里多一个男人，意味着生产力的增加，这个是农民最最切身的利益。

所以，越是贫穷的地方，越爱生孩子。

而女人，就是能生育男人的唯一工具。

所以，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农民绝不妥协，而其他税收、医疗、文化甚至道德，而像其他问题因为没有真切的触动农民最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都能忍耐。

在片中所在地，农民的现状是贫穷、缺少女人，为了维护切身利益，整个农村利益群结盟，不惜与“政府”对抗。

代表国家权利的村委会、公安局为什么不作为，甚至是默许和承认买卖妇女的合法性呢。

这个法是体制之外的法，是地方各个利益集团下共同妥协达成一致的“法“。

对于代表政府利益的群体，收税、拿回扣、拖欠教师工资，一系列涉及到金钱和政绩的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图。

所以，一切“和谐”的共存了，你们该交税交税、有闲钱的孩子读书，没钱的辍学，有钱的上医院，没钱的在家待着，该买媳妇买媳妇，该生孩子生孩子。

在此上下联手的强大势力中，雪梅逃跑失败已成必然。

二、谁是最可怜的人？

一开始，观众可能会被主角带动进入悲愤的情绪，法制意识和起码的道德观让村民成为观众情感的对立面。

雪梅家境不好，好不容易学业有成，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一切似乎都是新的开始。

买卖双方却毁了她。

被禁锢、强奸、打骂，失去自由和尊严。

她似乎是最能激发观众愤慨和同情的人。

其实，在我看来，农民才只最可怜的人。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阶层是所有阶层里最安份和最具忍耐力的全体。

农民的要求很低，能吃饱，能娶个媳妇传宗接代就可以了，要求高点的希望有余钱供孩子读书、盖间新房子。

可是，现实社会连农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也满足不了。

所以，影片中农民为了维护自己最根本的利益，农民的迫使自己盲视法制，扭曲道德观。

现实社会，农村问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通过户籍制度——不公平的中国独有的人口管理制度，把人划拨成开来，城市户口、非城市户口。

这一纸划分意味着农村人不能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权益，诸如教育、医疗、失业保障，信息与资源共享，更多的机会和更宽的眼界。

农村人被一纸户口挡在山里，只能延续祖辈的劳作而生存。

没有得到公平的权益已然可悲，然而最可悲的是，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政府是不会主动告诉他们，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尊严和权利。

恐吓、强权和教化更方便统治这群最隐忍的群体。

当然，影片反映的是90年代初期的问题，十几年过去了，很多问题得到缓解，诸如取消农业税、义务教育、农村医疗保障。

交通和信息传播的相对便捷让农民选择了一种自古以来就没有的新的生活方式，抛弃“农民”的工作，进城打工，当然新的问题来了，“农民工”的种种问题，拖欠工资、被歧视、没有劳动保障、缺乏性生活等等。

扯远了，呵呵，暂且不表。

三、为什么雪梅的结局是拿刀砍人？

在我看来雪梅砍死黄德贵是必然的。

她有四条路。

第一，继续尝试逃跑或等待营救；第二，认命；第三、自杀；第四、杀人。

第一条路“继续尝试逃跑或等待营救”已经堵死。

她所能借助的力量，村干部、邮递员、学校老师、甚至公安局都受困于整个利益集团。

第二条路“认命”她走不下去。

片中“陈姐”对她说，我刚被卖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现在我不跑了。

她为什么不能像陈姐一样认命呢？

角色的安排很明显，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以她意识形态体系有别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由和尊严是她的必需品，而对于普通被拐妇女来说，活下去才是最基本的需求。

第三条路“自杀”。

整个片中，她只在最开始自杀过一次，却屡次尝试逃跑，这说明她有很强的求生意识。

第一个细节是，卖身赚钱以作逃跑费用，当她知道身无分文是无法逃脱的时候，她如此厌恶和痛恨整个农村群体，却主动卖身给小卖部老板以换取40块钱以备逃跑。

第二个细节是，当她终于和外界成功联系上，等来她父亲和公安的营救，她父亲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一刹，她没有扑过去哭喊，没有发泄所有的委屈和伤害，她只是轻轻说道，“你怎么才来？

”。

似乎父亲的到来是理所当然，似乎她知道她一定会得救。

这些都是她坚强的求生欲望的体现。

而她屡次表现出要报答父母，帮助家里还清因她念书而欠下的债务，筹措弟弟的学费，所以她有浓烈的家庭观念和刚刚成熟的责任感，她更不可能在老父来到之后自杀了。

第四，杀人。

当以上种种方法无法奏效，她也只有选择最后一条路了。

所有的力量和希望都不值得信任，一面之交的邮递员，托付身体的老师，代表次序和权利的政府力量，她仅能依靠的就是自我的力量，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脱离这个她所厌恶的环境，她是有法制意识的，知道杀人的代价，黄德贵殴打她父亲更加速点燃了她杀人的行为，看似以暴制暴，却是被拐妇女和农民两个弱势群体的互相伤害。

这第一次在豆瓣写观感，欢迎大家评论指正。

补充，正如导演所说，自信的国家是不怕批评的，本人自认措辞克制，无过激言辞，希望豆瓣不要给“和谐”掉。

李杨的新片《盲山》属于让人看了之后无言以对的电影。

无言以对有时候是因为对导演手段的拜服，有时候是对影片所反映的现实无可奈何。

《盲山》属于后者。

这部影片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激起人们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西北某山区”拐卖妇女丑恶行为的痛恨，而在于将一个严密地将被拐卖妇女牢牢掌握的现实环境抽丝剥茧般展露。

李杨说，中国人造字就是有文化，盲，就是没有眼睛。

白雪梅身边的人，对于她的遭遇通通闭上了眼。

没有闭上眼的，盯在她的下半身，琢磨着从那里得到一点好处。

从人贩子将白雪梅送入德贵家的第一天，白雪梅每天的遭遇都是其他被拐卖妇女曾经经历过的。

应对白雪梅的反抗，对于这个小村子里的人来说，是一种日常的行为，非常自然，也非常默契，因而，也非常残酷。

婆婆演红脸，公公演黑脸，顺便在德贵强奸的时候帮忙按住腿；村民的老婆也是买来的，所以他们是德贵天然的同盟军，在白雪梅逃跑的时候每次，这些人跟德贵永远都是同时出现；邮递员拿求救信去换了特产和好处，村主任打着官腔纵容村民的所作所为。

镇上的客车司机面对找老婆的村民只能开门，不能怪他，从影片情境设置中，我们知道镇上的司法机关对于这件事也同样是大开方便之门的。

汉娜·阿伦特曾经说纳粹分子艾希曼犯下的是“平庸的恶”，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地履行职责。

他并不阴险狡诈也不蛮横，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恶的动机，而这种热心本身来说也谈不上是犯罪。

阿伦特认为，这才是艾希曼的罪行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因为他没有思想，没有判断力。

他以纯真的热情，做着世界上最为丑恶之事。

脱离现实，没有思考能力，可以发挥出人类潜伏与自身的所有丑恶本能。

“平庸的恶”因其平庸，显出比 “极端的恶”更为狰狞的面目。

如果说村民没有思考能力，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都清楚买卖妇女是一件要坐牢的事情。

只是解决生理问题以及传宗接代的美好愿望压制了他们的思考；他们也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因为现实就是村里的男人很容易就打光棍。

他们的恶还是平庸的恶吗？

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种恶找不出凶手，因为每个人都是凶手。

但是我无力指责他们。

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西北某地区一个小村庄里面的光棍，一家所有的积蓄是七千块钱，终于买了个媳妇，我对她会不会比德贵更温情？

我妈会不会帮我按住她的腿，并且在警车到来的时候耍横般躺在车轮之下？

这时候，如果德贵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想有人性观念并且敬重李杨导演电影的德贵，坐在笔记本电脑前，会不会写下如上状似沉重的话语，并发出一声高贵的感叹？

面对白雪梅的苦难，电影中的人没有眼睛。

我们看完电影，这些人全都站在白雪梅的身后，虽然没有眼睛却不影响对我们的直视。

谁能理直气壮地与他们对视？

在前作《盲井》中，我对于结尾的那一段吊诡其实颇有微词。

一个想谋害他人性命换钱的人，结果以自己的性命帮“猎物”挣了三万块。

吊诡经常给现实抹上荒谬的神色，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连这样的荒谬都显得过于亮色。

在山西的小煤窑里，不容易出现这样杀人者与被杀者角色倒置的场面。

在西北某地区里，我还是愿意相信被拐卖妇女能够被成功解救，不管数据与片尾的字幕是否相符。

李杨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他天生喜欢戏剧冲突，这是他将女主角设定为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的原因。

据说原版结尾是公安到村子里进行解救时，德贵与公安以及白雪梅的父亲发生拉扯，白雪梅情急之中手起菜刀落，将德贵的头颅砍下。

据说在国外放映时，每次到结尾都有掌声，观众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宣泄。

在和谐版结尾中，白雪梅没有杀了德贵。

奇怪的是，这个和谐版结尾显得并不怎么和谐，法制与威权的代表，我公安战士的形象不能说负面，却尴尬而窘迫。

德贵死与不死，白雪梅走脱与没有走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一股强光，从没有眼睛的眼眶射出，堵住我们所有廉价的话语。

好了，别对着自己白花花干净的卫生间镜子一遍遍问：“Are you talking to me”了，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无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西北某地区的光棍，对着你喊“我们要老婆，我们要老婆！

”他们没有眼睛。

你试试看。

http://bigteeth.blogbus.com/logs/10864639.html

这不是一篇影评我们似乎总是陷入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或者说是作为思考着的理解者与这个荒诞无序的世界的冲突，我们总欲图洞穿这世界的本质而囿于有限的主观认知，总想要抽象化、理念化现象又遇上无法化约的裂缝。

《盲山》的突然火爆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因为其影视视听语言，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它的评分、热度的升高与另一部同主题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的“恶意”差评共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介入了原本似乎独立于现实的艺术评分中，我们总在陷入一种悖论式的反思，在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是否独立。

豆瓣的评分没有门槛，在新增的大量评分中，我们很难确定他们都完整地看过整部电影，或者说，哪怕是看过，也很难保证还保持以一种纯粹的、悬置式的观影姿态，甚至不得不怀疑这种评分结果的荒诞是否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我们无法看清，在这场复杂、多重决断的影视运动中，我们所纠结的、矛盾的以及在做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乱象下压抑的又是何物。

嫁给大山的女人 (2009)2.12009 / 中国大陆 / 剧情 / 胡明钢 / 王力可 施展当我们看到《嫁给大山的女人》这部电影时，让我们感到愤怒的到底是什么，是这部电影暗含的道德姿态吗？

甚至我们能在电影介绍中看到“本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那一句企图抹平这种道德姿态的话语，一句至高的直接联系真实的命令，因为我们无法反对那为其背后撑腰的真实事件，它确实地发生且实在地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2006年十大新闻人物)，我们可以在《嫁给大山的女人》影评中看到大量对原型人物以及演员的谩骂，这种本雅明式的“神圣暴力”在超越性地一次次上演，在一种未来的立场上对现象进行批判。

问题在于，导演，或者说原型人物本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对于这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我们无法剥夺她自身选择的自由，这种对抗性早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显现，剧中展现了两种相异的理想力量的冲突——国家的安全荣誉与家庭伦理力量，最终不同立场的双方均负出了惨痛的代价，安提戈涅为贯彻其伦理力量而付出了生命，国王为维护法律尊严而家破人亡，所以悲剧到底源自何处？

安提戈涅坚持将自身的伦理价值贯彻到底而不得不违背法律，《嫁给》的女主将无私的奉献精神与对大山学生的大爱放在重心而无视了拐卖妇女这一事实，两种片面的伦理实体发生交锋，这种冲突中双方都存在其合理性，而最终一方不得不坚持自身的目的而将同样拥有辩护理由的另一方否定掉。

似乎困惑在于，《嫁给大山的女人》这部电影言说的正是拐卖妇女背后的理性逻辑，真正让这部电影与众不同并让人们愤怒的是它阐明了一个问题——那些招致妇女拐卖的人，包括有意无意的助力者，甚至是受害者自身的妥协，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这部电影令人不安之处并不是歪曲事实，反而是在认真地陈述事实，不仅如此，我们总能看到一种反对泛道德化的辩护，以一种冷静的姿态在世界上空要将事物从纷杂的社会网络中独立出来，例如反对严厉的审查机制，反对将艺术政治化，并维护言说的权力。

对此，我们面对这些严酷的反对泛意识形态主义辩解时，恰恰要采取歇斯底里的态度，当面对某人无比冷漠地言说相异伦理姿态背后的缜密逻辑时，我们正应当警惕，因为问题不在于他者是否符合逻辑，遵从理性，而在于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

一种无意识的普遍的直觉告诉我们:我们宁愿生活在一个绝对否定拐卖妇女的社会，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足够理性来分析拐卖妇女合理性或者背后逻辑的社会，当我们退后一步承认某种伦理姿态存在有限的缺陷时，正是瓦解这种姿态的时候，正是《嫁给大山的女人》的中立描述本身，构成了它象征性的认同。

回到一句被日常庸俗理解的黑格尔名言“存在即合理”，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在此想强调的并非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存在与合理的同一性，即存在与合理就是一回事，这句话有另外半句——“合理即存在”，当我们摆出或遇到这句名言时，看到的不应当是那些事实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合理不应当且不足以作为证明一种伦理姿态应当将其目的坚持到底的背后原因，需要认识到拐卖妇女的问题不在于其是否具备有合理性，恰恰相反，正如《嫁给》电影中清晰表达的，这种行为具有其背后详实且自恰的理性，但这实在不足以成为我们认可这种行为的依据，因为但凡存在都合理，理性是现象界基本的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争执中太难说服对方，哪怕对方说得很有道理我仍然不想认同他。

我想在此申明的是，我们接受某种理性逻辑之前早已接受了被压抑的无意识命令，正是我们臣服于这种前语言的严酷暴力，才得以展开自身的语言结构，正如我们先接受了拐卖妇女的主人话语，才会结构出这一系列的整全理性运动，我们该做的不是找出《嫁给》中的逻辑漏洞，也不是反对这种理性逻辑，我们反而不应“考虑”太多。

正是这种公开讨论使得拐卖妇女无害化、公开化，在《嫁给》中对拐卖妇女的无害化预示着一个逐渐逼近我们的道德真空，这是一种警醒:当最低限度的耻辱感与正义感被悬置，当暴行成为一种无异于日常行为的机械、惰性(这里指形而下的、物理的)、可被解构的理性行为，社会的象征机理——划分公众接受与否的那条界限与规则究竟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将面对的那个“自由”的未来又是如何的？

散论《盲山》困境白雪梅的悲惨境遇源自黄德贵一家的生活困境，而她始终无法逃离那个村子，无法逃脱这悲惨境遇的原因是因为看客社会困境。

无论在生活困境中的黄家一家人，还是社会困境中的看客们，都遵循着相似的逻辑。

黄德贵一家人不是天生的恶徒，尤其是黄德贵的母亲，在影片中她做得最多的就是苦苦哀求。

但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同样身为女人是最能理解强奸给女人带来的伤痛的，而且她不是没有感知，“我知道对不住你，我实在是没办法”这从女人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的，只能从母亲的角度去考虑，“你以后有娃就明白了”，这是为了她的儿子黄德贵。

她首先是作为黄德贵的母亲，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儿子着想，为了儿子的生活、将来。

其次是她作为婆婆，一家之长所做所考虑的便是家庭。

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还是从最基本的家庭情感出发，维护一个家庭的完整，使家庭血脉得以延续，是黄母对这个家庭最大的愿望。

因而她能为着儿子帮忙强奸白雪梅；为着家庭的延续而苦苦哀求白雪梅，“我们对不住你，对我要大要骂都行……我给你跪下了，你千万不能这样子，我黄家永远都会记住你的”；为着家庭的完整而以死挡住白雪梅的去路，“要把人带走，从我身上轧过去算了”。

她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家庭着想，但是她的家庭的圆满及延续是建立在白雪梅的痛苦和悲惨生活之上的。

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施加在白雪梅身上的恶，而是生活的困境让她不得不如此。

黄母的困境就是黄家的生活困境。

什么是黄家的生活困境呢？

具体而言就是贫困。

在影片中，这个山村整体表现出来的便是封闭与贫困。

生活在贫困中的黄家，无法组建一个完整家庭，家庭的延续面临着中断，这便是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得不到完整的困境。

七千块钱是黄家所有的积蓄（也许还包括借款），也是他们用来买妻的钱。

用全部积蓄买来的媳妇如果跑了，人财两空，生活的贫困会愈加的困难，家庭不完整，没有后代没有未来。

生活的困境依旧走不出去。

因而他们会使用暴力，会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护这样一个家庭。

黄德贵的角色在强奸白雪梅之后经历了一次转变。

在此之前，他并不是一个蛮横、粗暴、只知道暴力的人物。

他的表现甚至还有些可爱，“大哥，我晓得你是好人”，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哀求的话，而且也是句实话。

在转折之前的黄德贵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从与白雪梅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他既不好色，也不贪财。

“你把七千块钱还给我，我让你走”他只是提了这样一个要求，只是一个不想亏本的想法。

甚至他因为“连个小女子都收拾不了”而遭到村中人和父亲的耻笑、斥责。

在成功强奸白雪梅之前，他有过一次未遂的经历，难道白雪梅的力气真的要比他大吗？

显然不是，那次强奸未遂说明黄德贵在那时还有着畏惧之心，他不是畏惧白雪梅，而是畏惧自己的行为，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恶。

但在第一次强奸成功之后，他的形象就成了单纯的暴力面，对白雪梅的辱骂、毒打、强奸不断。

买卖妇女行为不仅在电影中存在，也存在与现实中。

现在有，过去也有。

过去的情况经常能在古装剧中看到，也能在先人的诗文中读到。

老舍的《茶馆》里就有在上世纪初亲生父亲买女的现象，相比之《盲山》中受骗被拐卖的情况，《茶馆》中的事件面临着更大的道德难题，亲生父亲怎么能够这样做？

上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还有许多的封建残留，如那个买妾的太监，以及主仆的人身关系。

人一旦成为奴隶，他便成为了他的附属品，成为了可以买卖交易的物品。

就像在商品意识形态之下，人一旦成为商品，也是可以随意买卖的。

现在已经作为普世价值的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对商品是不起作用的。

白雪梅不仅是黄德贵买来的商品，更是他的女人，他的附属品。

因而在与之结婚并强奸白雪梅之后，各种对白雪梅的虐待便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了，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一切都是符合利益逻辑的。

黄德诚说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没啥文化，很野蛮”，村主任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这儿的人就是这球样子”，似乎正是村民的野蛮才使得这些事情发生，可文明的黄德诚做了什么呢？

对大学生的向往也许使黄德诚喜欢上了白雪梅，在他自己都无法离开山村的情况下，满口的“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只能是谎言。

从白雪梅第三次逃跑的经历看，她“不需要太多钱”，黄德诚绝对有能力带她离开山村，但是她却什么也没有做，他只是一味地在满足自己的性欲望，这是欺骗。

从某种角度而言，黄德诚做的还不如商店老板做的。

[2]但是贫困决不是罪恶的根源，贫困只会使生活环境恶化，让人们无法有更多的选择。

在贫困的生活中，由于物质的匮乏，教会了人们倍加珍惜有限的资源，小心关照着自己的利益。

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人们会尽可能地去争取生活资源，争取自己的利益。

因而在生活中，一切就会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的标准，这便是利益逻辑。

当生存空间已经被挤压得异常逼仄，社会秩序已经无法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时，遵循着利益逻辑人们就会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内争抢并不多的生活资源，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

或者社会秩序得不到维护，也会导致社会秩序不断被打破，甚至崩溃。

就比如村委会原本因该是山村秩序的维护者、治理者，但它不但默许包庇着买卖妇女的发生于存在，自身还在破坏着社会秩序。

“养不养猪都要上税……这跟收税一样，要上硬的”，那些带着红袖章的“公差”们在黄德贵面前“教会”了他什么是暴力当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都在破坏社会秩序的时候，社会环境的恶化就可想而知了。

在抢救自杀的白雪梅的过程中，医院里的医护人员表现得更是麻木与冷漠，一开始便是说“带钱了没有……不交钱咋救人”利益原则已经凌驾于职业道德之上了。

在恶化了的社会秩序面前，暴力取代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利益原则的指导下成为了新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一般而言由道德秩序与公共法律共同组成，公共法律都已经无法维护，道德秩序就更难维持了。

当原本很难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事情频繁地发生，人们的神经在这些事情面前变得越来越冷漠与麻木，甚至习以为常时，人们的道德底线就宣告失守。

在没有了社会秩序约束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就会失去善恶判断的准则，或者说失去了普世的善恶标准，取而代之的便是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社会秩序，比如利益逻辑。

在警方第一次解救白雪梅的过程中，警察对围堵着警车的村民喊“乡亲们，你们也是做父母的，要是你们的女儿被拐卖是什么心情？

我们要将心比心啊”，而周围的村民却无动于衷，如果买了妇女的家庭自己的女儿真的被被人拐卖，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这时候就会陷入道德困境，也许会产生一种道德分裂。

他们绝对会保护自己的女儿，就像白雪梅的父亲那样。

而对自己买来的媳妇依旧还是虐待，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女儿，那只是个附属物，被买来的女人。

由于道德底线的沦陷，那种天然的家庭亲情无法推己及人，而商品、物的判断却成了判断的社会准则，因而在面对同样的被拐妇女时，他们就会摆出两付不同的道德面孔，而且他们也不会感到自己在道德上的分裂。

白雪梅几次逃跑的经历中，第三次逃跑是最接近成功的。

她一路跑到了镇上，甚至坐上了出镇的长途车，却就在车上在满车乘客的注视下被黄德贵截了回去。

为什么那些乘客都沉默着看着白雪梅被拖了回去？

有一个人不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小伙想要站起来打抱不平，可是被他身边的妻子按了回去。

他们为什么而沉默呢？

因为社会规则得到他们的认同，在社会秩序被利益逻辑及暴力法则所取代这一事实面前，他们面对恶时显得孤立无援，就像那个站起来的小伙，就连他身边的人都把他来了回去。

开客车的司机在白雪梅的苦苦哀求下起初还有些犹豫，黄德贵给他递上的烟传递了一个信号：两个同作为男人、丈夫之间的认同，对社会规则的认同。

另外一个司机，在第二次逃跑时拒载的那个司机，为社会规则中的利益逻辑做了最好的说明“没有钱不行，人家都要五块钱呢……那不行，都像你这样我就赔钱了”那小伙子的行动言说了满车乘客的社会困境，面对眼前发生的恶，他们无力反抗，因为个人的正义显得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

甚至当正义面对恶挺身而出时，面临的有可能是危险，是孤立无援的境地。

人们知道正义所处的危险境地，因而都无力伸张正义。

另外“这是他老婆，少管闲事”的逻辑道出了人们的社会逻辑，因为对这个逻辑的认同，人们因而摆脱了道德上的困境。

“关我何事？

”，人们无需伸张正义。

虽然他们不会站出来，他们也不会成为恶的帮凶，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他们选择的路径就只有沉默不语。

在面对恶时的无法选择，正是当前社会的困境。

在社会困境面前，看客们一致地选择沉默，这是个不二法门，是对社会规则的默许和承认。

是人们沉默加深了他们的困境，因为面对恶时愈沉默就愈显得孤立无援，就愈要沉默。

在沉默的外表下，正是人们的冷漠与麻木。

“”人们害怕承担责任，在严格遵守规则逻辑表象的背后其实是怯懦、麻木和冷漠，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中人相当普遍的道德形象。

[3]白雪梅的遭遇莫不与这些困境有关，黄家与看客们并不是看不到眼前的恶，只是困境把他们困在其中，就像一座座致人眼盲的山一样挡在他们眼前，然他们对眼前发生的恶视而不见。

盲山在这里有了双层寓意，第一层是指困境，它好似看不见的山，处处挡住了白雪梅的去路，第二层是令人致盲的山，它令人看不到眼前发生的恶，令人沉默。

似乎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为困境所困，白雪梅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和陈春丽一样，不得不接受现实，但为什么白雪梅最终还是能够逃脱山村呢？

李青山最后真正帮助白雪梅逃脱山村的是李青山，一个失学儿童。

他所做的也很简单，仅仅是把白雪梅的求救信寄了出去，仅仅这样就帮助白雪梅戳破了困境。

他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一言就戳破了所有的谎言，揭示了困境的虚伪，以及在这困境下人们的麻木与冷漠。

李青山是村中的一个小孩，除了黄德诚以外，他是唯一一个同情并帮助过白雪梅的人。

在白雪梅第二次逃跑失败后，遭到了毒打并被关了起来失去了自由。

而李青山却跑过去透过窗缝塞给了白雪梅两个热鸡蛋。

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孩的善良。

儿童经常被我们喻为纯真无邪的化身，孩子同样也代表着未来与希望。

李青山的出现确实给白雪梅带来了希望，是他告诉了白雪梅黄德贵买通了邮递员拦截她的信件，同样也是他偷偷寄出了白雪梅的求救信。

在《皇帝的新衣》中，所有人都看见了眼前的事实，却只能说出谎言，因为他们害怕触怒龙颜，同时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而那个小男孩做的只是最基本的判断，并且说出了事实。

也许作出判断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而说出事实确实件难事。

李青山为白雪梅所做的是村里任何一个人都能做的，他们甚至能做的更好。

村主任可以调查联系到白雪梅的家乡，司机能把白雪梅载出山路，黄德诚能把她送出小镇，这么多的看客完全可以保护一个弱女子。

但是只有李青山真正帮了白雪梅，他只是做了最简单的事情，行善。

和李青山相比其他人更多的是旁观，白雪梅面对恶时的孤立无援正是在他们的冷漠与麻木中造成的。

他们借口环境的麻木与冷漠，掩饰自己的麻木与冷漠，而这麻木与冷漠的环境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而李青山的举动，直接揭示了他们的麻木与冷漠，面对恶时，沉默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多数人的沉默意味他们的不思考不判断，不判断不思考的后果就是顺从恶，对发生在眼前的恶习以为常，表现出来的便是麻木与冷漠。

多数如此之后，整个社会就会顺从恶，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麻木与冷漠，反抗恶就变得更不可能。

那个穿军装的小伙面对的就是她妻子认为无法反抗的恶，看客们用自己的沉默给自己造成了困境，让陷于其中的自己无法逃脱。

他们的天性并不比李青山要差，只是他们失去了面对恶时的判断力，习惯并接受了环境中的利益逻辑与暴力法则，在暴力面前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顺从恶。

李青山的行善是源自他的知善，他能吧黄德贵收买邮递员一事告诉白雪梅就说明了他对善恶做出的判断。

但今后他又会怎样？

像他这样的农村失学儿童最大的可能就是两种，一是继续留在山村，二是离开山村。

留在山村等待他的很有可能是像他父辈一样的贫困生活，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到过小孩吃人，“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

失了学的李青山将来面对的贫困生活也会和他的父辈一样，他也会走上他父辈的路，买妻！

这让人想到了白雪梅留在黄家的儿子，他也会制造和他母亲一样的受害者吗？

就算他能离开山村，和绝大多数离开农村的农民一样去打工，他又会如何呢？

这让人想到了李扬的另一部影片《盲井》里的主人公，凤鸣，同样是一个善良的形象！

平常的恶《盲山》这部电影从头至尾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导演正是通过这种压抑感让观众进行思考。

比之在电影中那些充当看客的乘客们，观看电影的观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看客。

正是在乘客的默许下，白雪梅才被带下了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沉默加深了白雪梅的悲惨命运，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因素之一，因而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看客。

电影的观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看客。

观众对于电影处于一种完全超然的地位，因而他们可以轻松地对电影中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

当电影中那一幕幕的罪恶发生之时，观众马上可以作出判断：白雪梅身处在可怜、悲惨的境地中，黄德贵及其一伙的野蛮罪恶，村主任的傲慢渎职，乘客们的冷漠李青山的善良等等。

甚至导演在电影中都做出了评判（这比之导演的前一部作品《盲井》稍有逊色，在《盲井》中宋金明最后救了凤鸣的举动，让人们对他的判断一时模糊了起来，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为立场的超脱，所以观众对电影中发生的恶能够一目了然，不像电影中的人那样对眼前的恶视而不见。

但是如果回到现实的语境中，将电影中的恶拉近到观众身边，他们会如何呢？

大致会如那些乘客一样，沉默。

当电影散场，观众带着压抑的心情离开电影院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依旧会对身边所发生的恶视而不见。

电影不能改变什么，就像李扬无力改变那些被拐妇女的命运一样，电影拍完，剧组一走，那些扮演被拐妇女的真正的被拐妇女依旧过着回去过着以前的生活，而人们视而不见的恶，就是平常的恶。

平常的恶不是指小恶，而是指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发生在公共领域之中，却不为人们所关心，不为人们所视的恶。

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人们公认的普世价值在社会中不再适用。

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行的于生存有用的各种价值，如利益逻辑与暴力法则，它们在原有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时候取而代之，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

比如与公共法律相比，社会潜规则反而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

在公认的普世价值之下原本应当被认作是恶的行为，却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得到承认，甚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被电影观众认为是犯罪的买卖妇女的行为，却得到村主任这一社会公权人物的认同，村民们对此也有着极大的认同。

“买老婆的人多了，是不是都犯法？

”他们不仅是利益相关者，也是社会秩序的认同者,因而他们会成为黄德贵一家的帮凶，团团围住警察的车。

原本被认作是恶的行为却在社会环境中得到了认同，并经常发生在社会中，其存在甚至会有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这便是平常的恶。

人们对平常的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无法判断，失去了判断的准则。

就像在《皇帝的新衣》中的饱学之士、王公大臣们，他们并不是傻子，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判断力，在封建制度下，皇帝的话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圣旨、圣意为行事判断的准绳，哪里还容得下独立的判断与见解。

小孩尚未成为体制内的人，所以他的话可以算作是天外之音。

面对平常的恶的人们选择沉默、不作为，既不与恶为伍，也不反抗恶，只是表现出顺从，他们的这种平庸的表现让冷漠这一社会病毒在社会中四散传播。

面对恶时 ，正是我们的不思考让我们无法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

面对更难判断的平常的恶时，光靠这天性的善是无法面对的。

白雪梅的遭遇是一种现实的遭遇，导演通过电影给我们传达的是他的思考，如何在避免这样的恶？

他是要告诉我们，让我移去眼前盲山，正视眼前的恶，不再沉默。

————————[1]崔卫平，道德上的无力或沦丧[N].经济观察，2007-12-03[2]不过，黄德诚的行为更为复杂。

如果黄德贵是遵循这生活困境的教导而变成一个野蛮的暴徒的话，那么黄德诚在社会困境面前表现的更多的是无能和无奈。

对屡次考大学失败的黄德诚而言，白雪梅的大学生身份无疑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在第一次谈话就问到了“你们大学校园的生活到底是啥样子”。

对大学的向往之情、白雪梅的美貌吸引力以及倾诉内心的衷肠，这些是否给黄德诚和白雪梅带来了爱情呢？

导演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更多的镜头用在了黄德诚的性欲望上以及两人之间的偷情上。

无论他对白雪梅是否有真正的爱情，他的最终失败都在说明他无力反抗眼前的现实及罪恶。

黄德诚离开是无奈的，因为他违反了伦理纲常，无法再在村子里呆下去了。

在这里道德秩序似乎又起作用了，但是在底层的环境中，利益逻辑始终占着上峰。

事情最终是私了，以黄德贵的债款抵消了他的一切罪过，以维护道德秩序之名，大行的却是利益逻辑。

黄德诚不敢救白雪梅，一方面是他的无能，另一方面是他的不能。

连他自己都没有能力离开山村，他又如何帮助白雪梅离开？

而且白雪梅还是他的“表嫂”，处于村子的亲缘利益关系网中，他如何能放她走？

因而他信誓旦旦对白雪梅说“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只能是谎言。

在“你嫁给他真是可惜了”一句话里，说的就是惋惜之情，用另一句话表述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里没有对白雪梅处境的同情之心，他自然也就不会帮助白雪梅逃跑。

[3]许志永，正义不仅靠法条来度量[N].经济观察，2007-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