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

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

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

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

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

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

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

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

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

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

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

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

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

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

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

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

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

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

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

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

”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

”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

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

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

”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

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

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

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

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

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

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

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

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1:3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圣经·约翰福音》1:1《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2020）是一部以语言为核心、用反对工具理性与秩序的方式去反思大屠杀以及纪念死难犹太人的电影，其主题直指西方哲学中的语言与理性、秩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在主题上挖掘得十分深刻的片子，并且在当代也有启示意义。

《波斯语课》讲的是二战时期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吉列斯为了活下去自己创造了一门语言来欺骗想学波斯语的纳粹军官柯赫的故事。

吉列斯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犹太人，父亲本是个拉比，但在二战中他和其他犹太人被德军逮捕并运往法国。

在去往法国的车上，吉列斯偶然间得到了一本波斯语书，并且知道了书主人的名字Raze以及波斯语的bawbaw是父亲的意思。

到了法国之后，德军处决了这批犹太人，但吉列斯因为电光火石般的灵感，拿着这本波斯语书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而活了下来，被送到当地的纳粹长官科赫，教他波斯语。

尽管吉列斯会的波斯语只限那个bawbaw，但为了活下去，他在帮科赫抄写犹太人名录以及在不教课时在集中营干活儿的时候，记住了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通过名字与每个犹太人精神气质之间的联系把名字改编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教给科赫，这样在科赫问他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记错。

就这样，在他所在的集中营解放时，他记下来了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名字，而科赫却在逃亡伊朗之后因为讲了一口塑料波斯语而引起海关关员的怀疑最终被捕，而那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却在吉列斯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机缘巧合之下被后人记住并缅怀。

在这样一部看似荒谬但其实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从始至终其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较量。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提出的概念，所谓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而找出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工具崇拜和技术注意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

而价值理性相信的则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而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看来，大屠杀是工具理性发展的巅峰。

大屠杀用科学手段和管理技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与纳粹在政治上意见不合的种族和团体昭示的是“人类记忆中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只需的涣散，相反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

”所以，“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所为。

这些人一脱掉军装，就和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有爱妻娇子，有得到他们帮助和安慰的患难朋友。

可是他们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和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人的爱妻、他人的爱子爱女。？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而《波斯语课》中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屈从于工具理性的人性。

在纳粹军团内部，哪怕是那群军官们穿着军装时，他们也都表现出“人”的一面：他们对下属发火，在野餐时唱动听的歌曲，也在背后八卦上司八卦同事，悄悄摸摸地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甚至在科赫与吉列斯独处时，科赫对吉列斯表现出一种同情与关爱——当他发现吉列斯想把他给他的食物带回去分给别人时，他让吉列斯在他办公室吃完他那份，然后让他揣两盒肉罐头回去。

这似乎都体现了兄友弟恭之爱。

然而，当这群私下里唱着歌、开着玩笑、打着小报告的纳粹面对成群的犹太人时，他们忽然就化身为杀人机器，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枪杀了和吉列斯一起从比利时来的犹太人。

而从这里我们也不难想象当他们控制着毒气室和毒气的情形。

除却纳粹一方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吉列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工作也值得探讨。

在齐格蒙·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

这就是被害社区的首领们，执行了大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姓名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者多费钱财。

他们为屠杀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入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

……这里见出现代权利可怕的一面，因为大屠杀过程中受害人的合作，正表现为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 如果把大屠杀看成是一套组织完美的系统的话，那么吉列斯既在这个系统之中，也是这个完美运转系统的一个变数。

在他不教科赫波斯语时，他就在科赫办公室为他抄写名录、或者在外面给即将被处死的犹太人制作并分发食物。

显然，他的免费劳动为纳粹的屠戮事业添砖加瓦，也让这个系统运转得更为顺畅。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更是理性之悲与人性之悲，但我们也应该同样看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理性代表的力量正在从工具理性之巅的恐怖中逐渐苏醒并最终以永恒纪念的方式战胜了它。

在替科赫抄写名录以及给外面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列斯无意中发现记住编造单词的好方法——那就是根据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来记住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改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去骗科赫。

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下来，或者说在强烈求生意志的驱动下，吉列斯自创了一门语言——这门语言的“能指”是对纳粹军官的欺骗，而“所指”则是每一个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而因为吉列斯不懂波斯语，他对科赫所说的一切都是以“词”（word）为核心的（科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背的也是波斯语词，而不是句子，虽然他最后也可以说上几句话），而词语（word，也是希腊语所说的逻各斯）在西方文化中指的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中，它指“天主的圣言，也是万物规律的源头。

”所以，逻各斯也指理性，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列斯为活下去而根据即将死去的或已经死去的犹太人的姓名而自创一门语言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管纳粹军官多么冷血无情。

而当他最终获救逃出纳粹集中营、把他所记下的两千八百四十个名字告诉盟军时，他自创语言这个行为的意义和目的就已经转移到述说本身了——尽管那两千多个犹太人已经死去，但一旦他们的名字被吉列斯说出来即产生了意义，这就是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胜利，就是人类对历史之殇的反思。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如是说，体现了语言和创造世界之间密切的关系。

在《波斯语课》中，吉列斯通过创造语言而记住了消失的同胞，而大屠杀之后的人类则用语言的和艺术的手段去展示工具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人类对同胞以高科技为手段有组织有目的的屠戮——虽然用以警示当下与未来，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本身就是目的所在。

当然，“通过某种手段去记住某些事情本身就是意义”这个论断不仅在《波斯语课》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波斯语课》把语言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而是在很多和犹太人相关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比如比它早一点上线的《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表现的就是用音乐去记住那些名字本身这种行为的意义——它可以让一个前途无量的提琴手抛弃世俗的成功、朋友的关爱以及自己的信念。

同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以在文本中描述被纳粹铲平了的华沙犹太社区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也深谙此道，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他提到：“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它在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当所有的社会理论崩塌，战争和革命把人性丢弃在完全绝望之境，那个被柏拉图赶出理想国的诗人，也许会站起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当代现实意义不仅局限于揭露纳粹暴行和纪念无辜死去的犹太民众，更重要的是提醒观众在资本与工具理性比上世纪40年代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体现价值理性的语言、文学与艺术。

仅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一下电影。

那位上火星的马斯克最近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居然不是飞行器也不是汽车）——是语言。

很难不赞同：社会若失去语言则不能称其为社会，历史若失去语言则人类失去历史。

这部电影显然跟语言并没有多大关系。

但凡导演想多放点心思在语言上，就不会把“波斯语”仅限于学单词上了。

事实是就算你把2840个单词倒背如流，也不一定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如果你不懂语法的话。

何况波斯语作为印欧语系的分支，还有时和体的变化。

更别提作诗，那充其量是词语的堆砌罢了。

当然，本身电影想说的就不是学语言这事，和语言有关的是“指称意义”。

当一个事物拥有了名称，我们可以用语言指称它时，它就不再是无意义的了。

就像小王子的玫瑰，于千千万万的玫瑰花中，只有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小王子的玫瑰”，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朵叫不出名字的玫瑰。

不然试着回想一下那一大片玫瑰花园中的玫瑰，除了小王子的那一朵，你还能想起哪一朵呢？

这就是为什么“好心肠”的军官会认为即将赴死的平民是没有价值的“无名之辈”，不值得“雷扎”替他们牺牲。

“雷扎”是有名姓的人，是具有了生命意义的人。

整部电影除了军官，另一个以“雷扎”称呼男主的人最后则为他献出了生命。

“指称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部影片中更体现于结尾，也是最高潮的片段。

当男主缓缓报出2840个被杀害的平民的名字，观众才从这一个个或长或短的名字中意识到无法承受的震撼。

当受害者不再被匿名化或以数字表示，历史真正的重量才浮现在人们眼前。

2021.2.10作业搬运 好几次发不出去当然需要一种影像对自身的伦理性反思，但这部影片没有做到。

视听没有丝毫独创的见证性的话，试图表现人道灾难不就是一种淫秽吗（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人磕cp），太色情的。

文本则是大卫·戈尔式的那种好。

这种语言当然也是一种更思辨意义上的异乡人的言说——有的人仅仅因为能说母语被谋杀。

而正是其母语，那份宗教范畴上的文本即波斯语圣经，成为了新语言的内在律令。

因此总要有人在语言的缝隙间言说，在极权的故乡语言与重新发掘的异乡语言的缝隙中，重新对言说之所在进行书写。

在今年入选北京展映官方推荐单元的影片中，兼具悬疑色彩与反思精神的《波斯语课》为二战题材又提供了一个动人的剖面，被誉为俄罗斯版《辛德勒的名单》。

它于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首映，似乎也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化学反应。

同样是以纳粹集中营为叙事背景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讲述的是纳粹党员辛德勒在屠杀期间为犹太人做的感人壮举，以凝重深沉的情感基调描绘了黑暗中的生命之光；在《索尔之子》中，集中营的生活更为压抑、沉痛。

我们通过摄影机近距离的跟拍，从男主的主观视角切身看到了犹太人眼中的人间炼狱。

但《波斯语课》却采取了心理悬疑式的叙事方式，融合了温情、幽默等元素，达成了一个相对浪漫的讲述方式。

它从不同寻常的角度勾勒出纳粹集中营复杂而罕见的一面，而被其设定所自然赋予的悬念，成就了《波斯语课》极强的戏剧张力：在押送至纳粹集中营的途中，一位犹太人（由法国当红演员纳威尔主演，代表作《每分钟120击》）为了求生谎称自己是波斯人，而向往着战后去德黑兰生活的德国军官，正有奖找寻一位波斯人教给他波斯语。

为了生存，犹太人不得不编造出一门想象的语言。

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在情急之下撒了一个谎，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一定的心理折磨，幸运的话就此结束，不幸的话则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弥补上一个谎。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说谎为你的人生指南，你的心理承受极限是多少？

这位矮小瘦弱、从头发丝到脚趾都像犹太人的“波斯人”，不仅时刻承担着谎言败露、小命呜呼的风险，还要在生存的绝境之下，保证他那超乎常人的头脑风暴高速运转。

或许大家也曾或多或少地感受过被单词支配的痛苦，编单词本身并不难，难的是要记住越来越多并不存在的单词。

一想到这，不禁让人冷汗淋漓，也产生了对生命限度的好奇：人们在这样的绝境之下究竟能走多远？

这样的弥天大谎犹如隐藏的炸弹一般，牵制着男主和观众的心，不敢有丝毫的防松和懈怠。

我们都认为它总会在某一时刻爆炸，但却不知它会在何时爆炸，如何爆炸。

这也是影片最具特色的地方：创造着本不存在的单词，说着只有彼此二人才懂的语言，天然地挟持着极强的戏剧张力和令人哭笑不得的幽默元素。

但这种语言上的幽默又是严酷冰冷的——它建立在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忍之上。

一方面，和饱受劳役之苦的同胞相比，这位矮小瘦弱、从头发丝到脚趾都像犹太人的“波斯人”，看似是集中营里最幸运的一个。

但碍于身份的原因，他只能旁观同胞们的苦难，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

另一方面，在黑色幽默之下，观众仍需时刻保持精神的高度紧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可能在下一秒，男主就会败露。

但这种心理上的惊悚感并不只是故事本身设定所形成的，在《沉默的羔羊》式的开场镜头中，阴森寒冷的森林，摄影机跟随着独自行走的男主。

当深青色的冷峻色调，配合着阴冷的音乐与男主愈发清晰的喘息声，就足以让观众毛骨悚然。

提及大屠杀，我们总是会联想到诸如囚禁、羞辱、酷刑、焚烧、死亡等饱含身体疼痛感的词汇。

但《波斯语课》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既没有《辛德勒的名单》那史诗般的宏大命题，也回避了《索尔之子》中写实性的创作手法。

它并不直观展现大屠杀的惨烈画面，《索尔之子》中真实可怖的营地生活，也被其强烈的戏剧空间和视听造型隐去了。

大远景下戒备森严的集中营、突如其来的扫射镜头、不断被划去的名单、以及在青灰色的灌木丛与皑皑的白雪之间，是由裸露的女尸构成的黄金分割线。

它不像集中营的故事那样，过多展现犹太人的苦难，相反更热衷于对德军形象的建构。

纳粹在电影中的形象通常是符号化的。

导演试图以德军的日常生活展现他们人性的一面，尽管这无形中又加剧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效果——正是因为他们有着人类所共有的品质，才显得他们的行为如此可怕。

就如导演佩尔曼在柏林所解释的那样，他并不想拍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而是要做一部关于人类交流的电影。

语言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成为缔结人类情感的桥梁，也会变成党同伐异的话语杀手。

犹太人因语言实现了权力的扭转，成为德国军官的老师，那么，这场惊险刺激的猫鼠游戏，是否存在赢家？

让我们和男主一起，感受恐惧，体验生命。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

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

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

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

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

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

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

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

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

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

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

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

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

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

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

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

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

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

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

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

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

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

《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

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

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

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

永远不会。

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工具理性。

许多人在一个制度框架内并不会思考自己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工作而完成工作。

人们的这种思想惰性在道德恶化与框架强化的情况下格外危险，这是平庸之恶。

无论是科赫的傲慢自大和谈起加入纳粹时的坦诚，无论是把犹太人的手放在铁板上还是两个女党卫军之间的斗争 杀人 笑 还是指挥官徇私舞弊，都像喝水吃饭那样平常，这正是恐怖之处。

就像米格拉姆实验，没有人在四次劝说继续实验之后坚持本心停止实验。

他们顺从了实验的逻辑，也就是内定的制度框架，他们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是否合法而非是否人性。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不停地思考，尽量不要将时代的不公和自己的挫折报复给他人，要对无辜的人抱有信心和最起码的情感共通。

但是我就很难做到。

特别是思考。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许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在危险来临之时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体能等等，但这些都是人类生理机能方面的应激反应。

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故事的主角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所做出的反应，是创造出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一开始便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屠杀，生死存亡之际，主角利用一本半路换来的波斯语书籍冒充波斯人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他被一名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选中，负责教对方波斯语。

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主角不得不凭空创造出一门“波斯语”，于是他开始用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创造出上千个所谓的波斯语单词。

最终，当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时候，那名纳粹军官记住的并不是能让他逃命的波斯语单词，而是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

这些年来，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电影其实不少，而且佳作也不断涌现，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给人带来新意的东西了，但这部《波斯语课》却仍然让我感到意外。

一方面，是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过于传奇，尽管电影在开头便打出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字幕，但仍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镜头所对准的群体有些“非主流”，十分值得玩味。

记住我们的名字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找一个关键词，那么无疑便是“名字”这个词。

对我们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的象征，在每一个由单词构成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的生命，即使有一天，这个人不在了，只要他的名字还被人记住，他曾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据就不会被抹杀。

在看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从头到尾也没有透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在这部电影中所用的名字只是他所冒用的那个波斯人的名字，而他本人的真名实姓却始终没有机会讲出来，可以说他是个真正的“无名之辈”。

而在这部电影中，所谓的“无名之辈”却又并不是主角本人，而是那些上千个跟他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沉默地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然后又默默地在纳粹的枪口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是谁？

他们叫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又最终埋尸何处？

没人知道。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集中营第一次清空后，外出躲避的主角再次回来，在空地上，他捡起一个布娃娃，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孩子被带走消灭时丢下的，娃娃上面还缝着的一个带“AVIVA”名字的布条。

主角撕下了这张布条，等他回到曾经住满了人如今却是空荡荡的集中营宿舍后，他给这个名字赋予了“波斯语”的意义：生命。

而紧接着出现的画面，便是一辆辆载满犹太人尸体的板车，它们驶向焚尸炉，将这些失去生命的名字彻底抹除。

这才是整部影片最传奇也最让人动容的关键：一个活下来的“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经活过的“无名之辈”，只要他再次念出那些名字，那些人就不会消失。

而记住这些名字的，还有一个人。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用到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以往我们在谈论在战争中犯下恐怖罪行的人时，谈到的都是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阴谋的头目角色；而在以往的相关电影中，担任反派的也往往是那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纳粹军官。

但我们却往往在这种时候忽略了那些看似平庸，实则是罪恶帮凶的人，比如集中营的看守、运送犹太人的司机、负责按下毒气室开关的士兵等等，他们似乎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

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帮凶。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中最大的反派，是一个名叫科赫的纳粹党卫军上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科赫的官职，在这个集中营里，他并不是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集中营最高指挥官，而只是一名负责集中营后勤的军官，说通俗点，他就是一个管食堂的。

而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才真正体现出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科赫这个人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纳粹军官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只是个负责后勤的，从来没有开枪杀过人；他向往自由和平的生活；他爱写诗，爱自己的家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去和自己远逃伊朗的兄弟一起开一家餐馆相依为命。

他似乎是个特别不一样的纳粹党卫军军官，但在本质上，他和所有那些残忍嗜杀的党卫军军官并没有区别，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种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除了他们“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别的人种都是猪狗，其他人如何屠杀这些“猪狗”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何给这些人提供精良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更有劲儿的去杀戮。

而本片的主角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一条可以拿来看家护院的狗而已。

在学习所谓的“波斯语”时，科赫不断地赞叹着这本语言真美，甚至还用他学到的这门优美的语言写了一首恬静的诗，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被他称为优美的单词，实际上却是他所轻蔑和漠视的那些生命的名字；那些在他的窗外消失他却漠不关心的名字，却被他不断地记忆和背诵。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Call me by our names在影片的最后，这2840个名字出现了两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出现是在伊朗海关。

科赫自以为傲的说着自己学到的“波斯语”，实际上却是背诵着那些在他的帮凶下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名字，如同冤鬼索命一般，这些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冤魂一起，打碎了科赫逃离审判的美梦。

而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盟军的营地中。

获救的主角被问道能不能回忆起当初集中营里和他一起关押的人们的名字时，主角开始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那些已经刻进他脑海深处，曾经是他保命王牌的名字，随着这些名字的念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看着主角一个个的背出那些名字，就像看到那些名字所代表的生命，一个个的又重新站在这片土地上，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用同胞的名字编成一门语言教给侵略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柔软的抵抗了，甚至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抵抗，因为它能让那些罪恶的帮凶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名字所缠绕，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也成为那些冤魂们曾经存在过的铁证。

愿我们都不要成为那片“雪花”。

前面部分真的还蛮浪漫的，两个人的互动也蛮有爱的。

特别是军官站在床边读诗的那一段，他还特意准备了美食，邀请囚犯坐在他的办公桌上，简直就像是邀请一位朋友或者客人来家里小聚。

送他衣服，送他回营地。

这些都是可以不做的。

但是他做了。

其实最后囚犯自己想被转移，我不是很理解军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其实他已经学会了波斯语，也不再需要老师了。

但是他还是选择强硬的留下他。

给他一个更好的结局。

我宁愿相信，这是军官对这位十年亦师亦友的囚犯的感情吧。

因为军营里其他人，和他只会讲战争如果打胜仗，同时之间相互打小报告。

反而在囚犯面前，他可以倾诉自己的隐私，讲自己的对于爱情的理解，讲自己的理想，憧憬自己在德黑兰的生活。

这是毫无顾忌，也毫无压力的对话。

因为这一切在同事眼里，都是很荒诞不羁，都是离经叛道。

简直就是笑话，这不应该是一个军官的所思所想。

然而，他想要的就只是这么简单的追求。

也许他也不想参加这个战争，但是谁又愿意呢。

他也只是一个蝼蚁般的存在。

我们一出生就决定了，我们都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

什么国籍，身份，种族，仇人，亲人，敌人，哪一样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的吗？

还不都是来自时代的原生家庭吗？

只是时代的车轮无情碾压了每一个平凡人的希冀。

在历史的洪河中，我们都如蝼蚁般微不足道。

谁还记得谁的名字，谁还在乎谁的理想。

不过都是在苟且偷生，蝇营狗苟中求的一份温情。

个人的荣辱和个人的性命，都是牺牲品。

军官是，囚犯亦是。

所有人没有什么不同。

军官救了他很多次，包括最后自己逃走，也带着囚犯一起走的。

所以我不相信军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他在军队其实也属于边缘人物吧。

他没有其他军官那样的纯坏，他只是身在了这个环境，不得已需要做这些。

还记得他的理想只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仅此而已啊。

如果他是真的坏人，这完全没必要，囚犯已经教会了自己波斯语，自己何必需要冒这个险。

总归还是对囚犯有一点点感情在的吧。

最后军官的结局，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许有点太过，虽然想说一句，活该。

但是心里五味杂陈，感觉他其实更可怜吧。

我看到了他的世界观的奔溃，不比囚犯受得苦难容易。

十年的世界观啊，十年的期盼啊，都在一瞬间被一击即破，试问谁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击碎一个人的世界观，这远比来自肉体的打击要大得多，更令人沮丧。

这也是全片我最想落泪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哭，因为我心里还是希望军官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我也笑不出来，换作是我，我也一定是无力的。

当你觉得整个世界都背弃了你时，整个世界就是真的背弃你了。

学了十年的波斯语，这语言只有两个人可以听懂，难道不是一种浪漫吗？

虽然周围都是人，但是你们两个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着。

只有你听，也只有你懂。

军官无名指一直戴着戒指，我猜想德黑兰的哥哥是他的恋人吧。

才这么不顾一切想要去找他。

过平凡的，远离战火的日子。

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同事也迫害同性恋，军官在军营也想极力隐藏自己这一点。

电影开始部门，还被其他人误会，还被上司问话，误会军官喜欢这个囚犯，所以才发着学习波斯语的幌子，每天都要见面。

哎，最后想说，如果是个真的波斯人就好了。

一切就圆满了。

没有谎言，没有痛苦，也没有失望的人和受伤的人。

其实都怪男主的一个谎言，用了好几个人的生命来圆谎。

如果没有谎言，男主还是可以教军官波斯语，军官最后得到了救赎，男主也为死去的囚犯留下了姓名。

意大利人也不会牺牲。

军官和囚犯在军营里心心相惜。

只是如果这样，故事就没有这么跌宕起伏，扣人心悬。

没有反转，没有人们津津乐道。

这就是一个在平常不过的故事了，一个军官想学波斯语，找了一个波斯人囚犯，最后学成，帮助囚犯逃走，军官自己也成功去到德黑兰，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故事圆满结束。

只是这么平常的故事谁愿意看呢？

但是这一切只是故事吗？

二战纳粹-犹太人题材一向是欧美电影的宝藏，然而数不胜数的集中营故事都拍过了之后，要拍出新意可是越来越难了。

这部最近在国内上映的《波斯语课》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切入角度：语言。

一名犹太人为活命凭空编造出波斯语，教给酷爱波斯语的纳粹军官这门语言，而事实上这门“语言”来自集中营里被关押的犹太同胞的名字……这个构思令人眼前一亮。

可惜的是，影片从头到尾充斥着好莱坞样式的通俗套路：一个运气极好的犹太人，遇上一个心地不坏的反派军官，犹太人轻易获取军官的信任，结局很容易猜出来（好人活下来，反派倒霉）。

军官桌上的姓名簿和中途冒出的波斯人，都不过是用来调动气氛的掩眼法。

流畅的节奏感掩盖了不少逻辑漏洞，而其他配角人物线似乎让人误入了勾心斗角的职场剧与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情片。

尽管故事在结尾煽情催泪的一幕有所升华，但是核心的“语言”话题却没有深究，而且在犹太主角和纳粹军官之间的虚构情节里流露出虐恋/同性恋意味，令人大跌眼镜！

这类有意挑战传统纳粹大屠杀题材的大胆尝试近年越来越多，扭转以往过于严肃压抑的面貌。

为了吸引新世代观众无可厚非，但这部作品是否模糊了大屠杀的焦点，有美化纳粹的嫌疑，或者不尊重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