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坠落的审判》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1200万。

这对于如此小众的艺术片来说，已是相当难得的成绩。

毫无疑问，这和此前北大映后的闹剧有关。

也是经由这场闹剧，让旁观者明白，“坠落”一词虽没有董教授分析得那么高深莫测，也绝不仅仅是“跳楼”那么简单。

它实际在隐喻一种身份的跌落。

这一跌落过程，不止体现在影片内，也体现在映后现场。

而这恰恰也是一部好电影能达到的效果，它总在书写一些会不断变形、反复发生的故事。

01《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层次相当丰富的电影。

它是一部法庭片，也是一出社会派推理，它关于真相的不可抵达，也关于真相为什么总是难于抵达。

当然，更为重要的，它是一部女性电影，不仅因为它出自女导演之手，主角也以女性为主，更因为，它呈现的是独属于女性的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不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公权力的审判时，所身处的不利地位，更在于，在权力失衡之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还要在本就偏沉的天平上，再加一块重重的砝码。

于是，在这场事先张扬的审判中，女性的自辩之路，无疑困难重重。

02看这部电影，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真相，即那场无人目击的坠楼身亡，到底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

对此，影片始终保持开放，尽管有所倾向，但仍保留了全部可能。

郊外，无人目击的别墅，一个男人坠楼而亡，他的妻子成了唯一嫌疑人。

影片的悬念由此展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演）被判罪名不成立，她将回到郊外的别墅，和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可有个不易察觉的细节却在暗暗书写着裂痕，那便是，当桑德拉回到家时，儿子与她交谈所用并非惯常的英语，而是法语，似乎在说，这个家庭经历了这场劫难，已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法庭上的一切，还是在这对母子身上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

而他们也将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

03真相重要吗？

究竟对谁重要？

这是影片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法庭之上，所谓真相，不过是控辩双方的各执一词。

他们都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员，自己构建的这个故事，才是现实的唯一版本。

可对于围观群众来说，真相是什么？

真相不过是谈资，是交头接耳时的笑语，是目光灼灼下的狗血剧情，是私德化妆成公德的正义表演。

他们实际并不关心真相，只关心瓜大不大。

正如那位电视台嘉宾所言：一个女作家杀了她的丈夫，远比一个老师自杀了，要更吸引人。

以及，那个被事先排除的“意外”可能，或许也是因为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对公众而言，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才没人愿意相信——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脱罪的辩护策略。

片中，导演几乎没有给围观者任何画面，唯一的镜头，是法官突然被叫走时，镜头突然扫过台下，只见一张张挂着笑意的脸，正面面相觑，难掩兴奋。

这时，法庭大门打开，众人收声，男孩走了进来，这似乎是导演在暗示，整个事件中唯一在乎真相的人来了。

片中的小男孩患有眼部疾病，视力受限，他也成为了整个案件唯一一个“不可信赖”的在场者。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有男孩——这位死者和嫌疑人共同的孩子，才最在意真相是什么，因为这将决定着，他该如何看待父母，看待从前的生活，以及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

影片最终也正是把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中，让他做一个裁决，他的父亲到底因何而死，他的母亲能否脱开干系。

也正于此处，这部电影在男孩精湛的表演下，展露了其温情又凶险的一面。

在男孩动情的讲述里，在那段无法证实的回忆中，他的父亲被坐实了一个“准自杀者”的身份。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杜撰，更可能是男孩因为选择相信了母亲，而编造的一段“证据”。

但不管怎样，都很难说，它就是真相本身。

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根基。

它在说真相并不可知，可知的只有我们在纷乱矛盾的现实中，左顾右盼，最后选择相信了什么。

真相是信念的投影。

04事实上，正是小男孩最后的这番论述，而不是其他，左右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如果说之前控辩双方的角力，仍属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那么男孩的这番“回忆”，则基本给案子了调。

那么试想，如果没有这段“证词”，案件会如何发展？

就仍是未知。

片中的公诉人是个咄咄逼人的狠角色，他试图说服陪审员被告就是凶手，其利用的恰恰是大众内心的偏见。

这之中，最有趣的地方也在于，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公诉人是如何构建女性有罪的故事版本的。

究其窍要，不过是顺应了性别偏见，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模板，套用在了现实的素材之上，使得所谓“真相”更符合大众预期。

此中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一个常见家庭，而是所谓“女强男弱”的非典型组合。

而公诉人的策略是，将其重新放入传统家庭模式中，使得那些溢出的部分，全都成为“罪证”。

他会告诉你，这个家庭之所以女人强，并不是真的强，而是因为她对男性的欺骗、掠夺和打压。

庭审中，公诉人一直在试图证明几点：第一，桑德拉之所以开始写作，进而成名，是因为剽窃了丈夫的创意。

换言之，她的成功，本就是从丈夫那儿偷来的；其二，她是个不洁者，或更直白说，是个荡妇。

她不仅曾经出轨，还当着丈夫的面勾引访客。

而这也是审判一个人的惯用伎俩——当没法拿出实据时，我们就先从道德上搞垮她；其三，她还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施暴者，不仅脾气坏，时常对丈夫动粗，还对后者常年实施精神折磨，包括反复提醒他，儿子眼睛受的伤是他疏忽所致，以及明知丈夫已无力写作，还要鼓励他，使其备受煎熬。

借此，公诉人企图构建一种叙事，即，这个家庭里男人的“坠落”，是被女人所摧毁。

为此他请来了血迹分析师、丈夫生前的心理咨询师以及U盘警官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无一例外，全是男性，他们几乎都带着一副厌女面孔，要把被告席上的女性置于“死”地。

于是，一整套“辱男”叙事成型，几乎瞬间将一位女性的成就，全都转化成原罪。

这之中最悲剧的地方也在于，在这个家庭中，女性虽已变得强大，却并没能给自己提供更有力的保护，而只是招致了更猛烈的反扑。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公众人物，桑德拉不仅面对公权力的审判，也面对着大众的审视。

05看这场庭审，未免生出疑问：法国的司法制度这么不尊重嫌疑人的权利吗？

公诉人一直在妄加揣测、诱导提问，要是换作英美片或港片，辩护律师得把“反对”喊破了嗓。

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法国庭审与英美庭审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更重视证据和质证过程，而前者更在意还原来龙去脉，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司法观，即后者认为，真相只能来自于证据和程序本身，而前者认为，只要事实经过足够清楚，真相不辩自明。

那么很显然，片中法庭就为种种假设、推演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也正因如此，导演精心构建的真相不可知的死局，才使得法庭成为了各种观念、各种故事版本的演武场。

而她特地安排一个并非弱势的女性角色，将其置于嫌疑人的险地，为的是进一步证明一种结构性的男强女弱，绝非个体之力所能冲破。

换言之，尽管她经由儿子的证词赢了官司——毕竟相信母亲，对于儿子而言，是一个更具倾向性的选择——但在观念层面，女性的处境仍然艰难。

片中的丈夫一角，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委屈最终只能用来自毁。

06纵观全片，最为华彩的段落，当属夫妻二人的争吵。

首先这场本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戏，虽被导演原景重现，但考虑到全片从谋杀现场到男孩回忆，皆为假想，这场戏实际也是基于声音的想象。

而这也是影片的题中之义，它其实一直在说，语言、逻辑、音视频媒介乃至于整个司法系统——这些由人类所构建的工具，在帮助人类接近真相的同时，也一再成为通往真相的阻碍。

那么这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不必执着于结果的真相，而是要尊重生活的真相，尊重那片我们终究难以完全掌握但又可能步步靠近的复杂而暧昧的区域。

而那段夫妻间的争吵，显然就是这样的区域。

从中，你可能仍然难以得出自杀还是谋杀的结论，但你却可以知道一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事。

比如，生活里的是是非非总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比如夫妻间的孰对孰错，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们时而并肩战斗，时而独当一面，时而彼此对抗，这些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撷取任何一个片段去裁决整体，都有失公允；此外，你还会看到，当一个女性试图摆脱从属地位，获得独立时，她会遭受怎样的评判，以及，当一个男性被置于一个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坠落感，又会以如何汹涌的方式降临……而当你看到了这全部的真相后，你又会如何反应，这是影片留给你的课题。

于是《坠落的审判》，最终所审判的，其实是每一位观众。

它犹如一束X光，照见了我们内心最隐秘、最幽暗的部分，那里藏着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进程以及未来。

文｜梅雪风 首发于《T Magazine》公众号一关于婚姻的复杂和残酷，很容易让人想起伯格曼的《婚姻生活》，以及萨姆·门德斯的《革命之路》。

这两部电影侧重点各有不同，伯格曼的《婚姻生活》主要聚焦于婚姻本身内部，在这部电影中，婚姻就像是人类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乌托邦，一种非人性又必须的社会机制，让两个人绑缚在一起。

它对一个完美妻子和完美丈夫的要求，让每一个人都收敛他（她）的真实性情，让他和她成为另一个个人。

它对性方面忠诚的神话，同样压抑了最基本的人性。

它的形式感，让人感受到高强度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但这种高强度的联系，也同时让人在短时间内会会厌倦，以至于生出逃离和叛逆的情绪。

它身上的道德戒条，让人最终走向无可避免的虚伪，也让你对你生出的所有的厌烦、疲惫，背叛等情绪充满了负疚感。

而这种负疚感，则又更进一步刺激了你想背叛或者逃离的情绪。

婚姻，它所制定的过高要求，与真实人性之间形成了最基本的张力。

它的维系，必然与谎言、忍耐相伴，而长久的忍耐，则必须以冷漠、嘲讽与互相伤害作为基本的泄压手段，最终婚姻，就在这样的平静冷漠和间或的精神与肉体暴力之间继续或者破产。

伯格曼用同样的冷酷目光解析了婚姻这一世界之间最难以言说的关系，写出了那种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复杂。

当影片中那对深爱却又无法再以夫妻的形式生活的两位主角离婚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情人。

在没有了婚姻那种强大的形式和道德约束之后，他们似乎灵肉合为一体。

在偷情的禁忌感中，他们重新体会了到了热情，体会到了真诚，体会了他们彼此对对方无法言喻的渴望。

这是个讽剌而又悲哀的现实。

相较于伯格曼的高屋建瓴，萨姆·门德斯的《革命之路》则讲的更为具体。

在这部电影中，婚姻是中产阶段格式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代表的是按步就班的平常生活，是柴米油盐，是理想主义的死亡。

于女主而言，她将终生固守在灶台和孩子之中，她的自身价值将成为云烟。

对于男主而言，他将成为他更年轻时所讨厌的社会大机器中平庸的一员。

他们的悲剧在于，这两者的不同步。

男主当然感受到了那日复一日的重复所带来的重压，但他只是感到无聊而已。

而对于女主而言，这种与诗意与浪漫绝缘的生活已让她身处崩溃的边缘。

女主坚定的渴望逃离，而男主只是觉得可以一试。

当这个体制给他一丁儿甜头时，他瞬间就跟这个体制合解。

他的痛苦其实并非对这个体制的唾弃，而是不能深切地参与这个体制，不能成为这个体制的中坚分子。

所谓的远方，只是他自我麻醉的一种美好说辞。

他们的分裂，在于女主终于认清了男主世俗的本质，他是个胆小鬼，还是个势利的胆小鬼。

这部影片深刻的地方在于，影片中的邻居对于这对夫妻试图想要移居巴黎的不安，因为这是对他们岁月静好的生活的否定，他们的离开，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死水一般的生活，意识到他们都不敢面对他们生活里深深的绝望，这种直面，将让他们无法再保持优雅和镇定。

这也是邻居的妻子，在丈夫说出觉得主角夫妇的选择不靠谱时长舒一口气，甚至是不禁哭出声的原因。

她虚弱的内心，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找到了同类，就可以强鼓起勇气说服自己，真正有病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

她可以用正常来命名自己，来掩盖她其实心知肚明的自己生活的空虚。

与前面这两部电影相比，这部《坠落的审判》，似乎同时涉及到了上述电影所描述的问题，也就是婚姻本身的残酷，以及夫妻双方不对等所带来的问题。

它既在讲夫妻两方长久相处所带来的必然冷漠，也在讲存在感的缺失，是怎样惨烈而又漫长的酷刑。

但与前两部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在某种程度层次更多。

它坚定地站在婚姻的外部，以一个坚定的旁观者的角度去抽丝剥茧地解析婚姻，描述出那种互相依存却又有近身搏杀的复杂境况，却又延伸开去，去讲述了真相的不可接近，即使是当事人也是如此。

而更一步，它形而上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真相是不可得的，但我们对于真相的需求是如此强烈，而最终我们能做的，就是虚构。

或者更武断一点说，一旦我们开始讲述，虚构就产生了，我们要活下去，就得需要虚构才能具备的那种明晰和强壮。

二从故事上来说，可以将《革命之路》与《坠落的审判》对照着看。

《革命之路》更多的是一个女性存在感的缺失所导致的惨剧，而《坠落的审判》则更多是一个男性因为找不到生命意义而酿成的悲剧。

《革命之路》中，女主似乎认为到达巴黎，就能解决她生命被虚耗的现实，但《坠落的审判》，则证明了离开其实也是一种逃避，主角一家回到丈夫的故乡，并没有真正让问题消失，而是让丈夫没有了自我逃避的借口，而不得不真正面对自己的失败，而当这一失败如此确定无疑地展现在他面前时，他根本无法承受。

影片中虽然丈夫虽然只在极小的一段回忆中出现，但其实全片都在讲他的悲剧。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试图寻找各种救命稻草可不得的故事。

在生活上，他让自己的孩子眼晴失明。

在经济上，他们身负债务生活困窘。

在事业上，他最醉心的写作，毫无进展。

他努力地找回自己。

他尽心照顾自己的孩子，来消减自己的罪恶感。

他看心理医生吃药，来调整自己的心情。

他修整自己的别墅，试图经营民宿来改善经济状况。

他试图学习妻子的写作方法，来写出他一直难产的第一部小说。

但这所有一切复杂的地方在于，这既是他的努力，也是他的逃避。

他用照顾孩子和修整别墅，来逃避他写不出作品的困境，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说自己没有时间。

他吃药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埋怨给他开药的医生，因为药物让产生了药物依赖，这让他无法工作。

他怪罪自己的妻子剽窃了自己的创意，让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在他的这种兼具进取和逃避的行动中，真正致命的是，妻子的反应。

对于照顾孩子，妻子客气地表示感谢，却并不认为是对方的付出，让她得到了她充裕的创作时间。

对于剽窃创意，妻子只是认为一点灵感的启发，其实无关大局。

丈夫本能地把妻子当成他事业的最大背锅侠，但妻子却敬谢不敏。

这让这个敏感却孱弱的男子，最终孤立无援。

对于妻子来说，她认为她已经做到了所有。

她让丈夫照顾孩子，因为她理解丈夫的负罪感。

她理解丈夫想要换一个环境的需求，顺从地回到了自己根本不习惯的法国乡下。

她给予了丈夫所有的自由，她自认为自己根本毫无瑕疵，而对方却认为这是一种自私的放弃责任。

这部电影冷静而又客观地描绘出这夫妻两方的义正辞严，一方是溺水者试图抓住任何救命稻草的慌乱和狂热，另一方则是一种强势者对于弱者的绑架行为的天然厌恶和轻视。

这两种情绪，在无数次的矛盾中，已成为思维和行为定势，以至于最终他们都丧失了最初他们本该具有的善意。

这是一个无解的精神困局，这也是影片讲述的重要部分。

但更重要的，其实在另一部分。

这也是影片用了一个半悬疑片和半法庭片方式的原因，它讲述了外界对于这样一个困局无法避免的简单化。

警察的侦查和法庭的审判，都是外界试图寻找真相的努力。

它们诉诸物理客观规律（刑侦技术），它们诉诸各种外人的证言证词，比如来访的青年学生，比如心理医生，比如他们的孩子，还有那段录音，这其实就是这两个当事人自己的最真实的证言。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离真实更近。

每一个证人的证言，都只是宥于他们视角的一种解释。

更重要的是，旁观者有一种他们无法意识的对于戏剧性的强烈需求，在片中影片主创也借片中人物讲到：相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自杀的故事，人们更愿意看到一个作家杀死他丈夫的故事。

这种不自知的倾向性，让他们在利用真实的细节去推演真相时，无法自控地充满着偏向性。

影片正是看到了这每一种解释的偏狭，所以在每一次展示了这种解释的时候，都会很快地提供另一种解释的方法，最终让那一种看起来言之凿凿的解释变得模棱两可。

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不到任何的倾向性。

也正是这种没有倾向性，所以任何方面的说辞都有着它的合理性。

而它的好，也在于它的绝对中立。

所以即使到了结局，它也没有给出到底是不是女主杀了她的丈夫的答案。

它没有试图为女主洗白，也没有试图为死去的那个丈夫辨白。

它只是把他们放在影片那如法官一样审慎而又冷静的目光之下。

既使是对影片主角和丈夫被偷录的录音，也是如此，这亲口说出来的话，应该是最为真实的，但正如女主对自己律师所说的话：每句话都是真实的，但又并非如此。

因为他们在狂怒之中，所有的话都出于攻击对方的目的，所以夸大其辞和偏狭成为基本手段，他们各种用自己的细节编织了有利于自己的真实，却遮蔽了更多的真实。

整部影片，就是这样讲述了真实的不可知，这里面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和宽阔。

女主对于那个女学生，也许是勾引也许只是长久独居的好奇。

女主出轨，也许是她纯粹出于“生理卫生”目的的自我欲望的抒解，也许就是她出于显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对于丈夫的报复。

女主的屡次撒谎，当然有可能是为了家庭考虑，不愿意那些残忍的真相被自己儿子和公众听到，而造成伤害，当然也可能是她对于激情杀人这一事实的自觉隐瞒。

而女主的丈夫，他埋怨自己的妻子，既有着妻子自私的正当原因，还有他无动自控的嫉妒，以及因这种嫉妒而出自本能地想拉着妻子一起毁灭的潜意识。

影片堵死了任何可以给你确定解释的每一条路，最终的结果，就是表达出了对于世界复杂性的尊敬。

也正是基于此，影片在描绘婚姻这一世界上最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形而上的论断。

这就是影片要将女主设计为一个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材料的虚构作家的原因。

她讲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真实故事，却最终却是个虚构作品。

这也是女主夫妇的儿子是个盲人的原因，作为一个离真实最近的人，对于真实也只能盲人摸象。

面对真实这个永远无法抵达的这个现实， 他唯一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法，就是虚构。

只有虚构，才能让无解的现实成为他能够理解的现实。

于是他在最后虚构了一段父亲给他讲的似乎预示着自杀的话。

在这里，主创用了一个非常隐晦的手法来标记这段话的非真实性。

因为在其它有关父亲的段落中父亲的说话都是父亲的原声，而这一段，父亲的形象配的却是他这个儿子的声音，影片用这样一个微妙的方式来表现了他撒谎的事实。

通过这一他生造出来的事实，他强化了父亲是自杀的逻辑，然后用这一逻辑说服了法庭也说服了自己。

而这也是影片最为深刻和最为悲哀的一点，在这个绝对的不可知的世界，虚构才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而所有的被讲述出来的真实，必然带着虚构。

整部影片正是通过这一层，完成了具象到抽象的飞跃。

这时候，它就不再只是关于婚姻的解析，也是对于我们如何确定这个世界的探讨。

这也是这部影片真正的好处。

它看起来异常朴实和现实，却又在内在里充满着某种飘渺的气质。

它没有任何滥情化的审美倾向，却让影片有了一种更为沉实的悲凉。

它让看似确凿无疑的现实，变得漏洞百出。

它让人性显出它内在的模糊性，所有的表达在说出口的那一瞬间已是无意或有意的欺骗和删减。

它不给你任何悬疑电影所应该有的爽感，它在让我们知道更多的同时，最关键的地方却像黑洞一样永远横亘在你面前。

就像片中电视节目中评价女主的作品一样：影片用虚构摧毁了现实。

对这部《坠楼死亡的剖析》是非常期待的，它之前拿了戛纳金棕榈，当时前方的记者、影评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在它出资源后，第一时间看了。

首先，我认为它配得起它的荣誉，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其次，看完后，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以及我的感受。

用一句话总结，电影讲了一个三口之家，男人坠楼死亡，法院对妻子提起诉讼，女人最后被判无罪的故事。

我看完是这样的感觉，就是电影给我们呈现了法庭调查、审理的过程及结论，作为观众的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导演给我们呈现的关于婚姻及情感的某个切面，某种真相。

婚姻生活其实是双方的隐私，作为外人，其实我们很难了解到一个陌生家庭里，夫妻之间，夫妻与孩子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全貌。

长期的婚姻生活里，家人彼此袒露无疑的，状况是复杂的，它融入了经济情况、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各自的工作经历、认同感、成就感、亲密性等太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可以很好的比较、衡量，有些则隐秘而很难说出个对与错，有多少家庭每一天的生活是经得起外人和法律、道德的重重审视和检查？

它是不是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还有羞耻感？

甚至到最后，都仍然无法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呢？

电影通过丈夫坠楼的案子，把一个家庭内部的种种情况剖析给我们，足以带出了许多的思考，这种思考，联想，追问，不仅指向电影中的妻子，丈夫，孩子，还指向法庭上的法官和旁听者，指向辩护的律师，更指向屏幕前的观众。

导演的功力体现在她的故事讲得看似平淡，实则抽丝剥茧，扎实到位，对于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和情感，一点也不松懈。

故事层层递进，是可以一气看到结尾的，节奏掌控非常好的故事。

电影一开始，女人在接受一个女学生的采访，双方聊得很开心，不仅如此，女人作为被采访者对采访者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开始反向向女学生提出问题。

比起谈论自己，她更想了解对方。

这是第一次电影向观众展示出这个家庭里女人的某种“不寻常”。

接着，楼上传来很大声的音乐，这时我们有点听不清她们的对话了。

女人说是他丈夫在放音乐。

女学生很快表示想要离开，因为音乐似乎暗示着这家里的男人的不满。

这是第二个“不寻常”。

我们必然会想知道，男人为什么不满有人采访自己的妻子呢？

如果他不满，为什么不直接下楼来说一下，至少不以这样粗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或者我们还可以联想到，这对夫妻之间肯定是存在沟通和情感上的问题的，要不然，丈夫不会有这样不礼貌的行为！

这短短的一个开始，为之后发生的坠楼，及法庭的审理都埋下了一个疑点，同时做出了一个铺垫。

在接下来的几次庭审戏中，随着调查披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事实，我们逐渐了解到，他们夫妻之间是一种矛盾重重，问题多多的状态。

坠楼已死的男人在这段婚姻生活里，其实已经陷入极其痛苦的境地。

我在这里想就那段吵架录音的戏，以及之后小男孩的表现做一点自己浅薄的分析。

这一段很有意思，融进了导演的巧思。

导演把一场夫妻吵架戏分成了两部分，先是直接展示厨房里的对话场景，当两个人都开始情绪失控的时候，镜头突然转回庭审现场，全场安静，只有之前这场争吵的录音回荡在法庭上，这时，我们不仅听着恐怖的录音，同时还看到了现场所有人严肃的表情反应。

再之后，法庭要求妻子回答录音里最后的声音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说，不管是作为观众的我们，还是法庭上的法官，了解到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因为一部分依赖于妻子的解释。

这场重头戏我觉得是导演最想表达的东西，这场争吵是他们夫妻真实生活的一个代表场景，一个情绪的爆发时刻，也是悲剧发生的最后一次“倾诉”。

我们跟随法庭审理，所了解的，只是他们全部生活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我们不了解的。

但是法律和观众只能通过这一点信息来做出判断，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片面的东西。

让我们具体看看他们争吵的内容，这是他们这个家庭真正的分歧和痛苦所在。

一开始，我们是直接看到了夫妻两人在厨房里发生争论，男人的状态是很颓的，虽然是白天，他在喝酒。

他抱怨自己要处理许多生活琐事，又要教书，还要照顾孩子。

他的时间被大大的占用了，他没有时间去写作。

他觉得他们的生活总是以女人的写作事业为中心。

女人写作成功，显然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不安，甚至自我厌恶和否定，他同时憎恨女人的自私。

他还说女人借用了他的写作大纲和构思，他因为所有这些事情，而一事无成。

当然，造成痛苦其中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几年前，儿子是在他照看的时间里发生意外造成视力的永久损伤的，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一定是相当自责的，治疗使他们的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即使搬来法国，也没有实质上的改善。

从他们的争吵中，我们看到了他濒临崩溃的状态。

他既对自己不满，也对妻子不满。

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无效的。

所有的事情，都让他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沼，仿佛没有一件事他能够解决好，这让他有很大的挫败感。

在一个家庭里，是不是女人的成功都对男人造成了极大的权威上的困扰？

男人是不是也应该学习接纳女人比自己成功呢？

在这个家庭里，女人自信又行动力强，一切应对自如，男人则脆弱，怨天尤人，啥也干不好。

强烈对比之下，男人无形中被自己给的压力给压垮了。

如果改换一下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和期待，是不是会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呢？

我们只能想象这些，他已经死了。

悲剧已经发生。

我忍不住想，这好残酷。

夫妻生活对双方都是残忍的。

那么，为什么说他们之间沟通是无效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说他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没有时间写作。

妻子反驳说他们可以让一个邻居来照看儿子，这样男人就有时间了。

并且说一个作家是不会因为要处理生活上的事情就不能写作的。

她表示，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工作。

她没有强迫男人花那么多时间陪孩子；她写完了自己的书，为什么男人不可以？

因为极有可能男人就没有写作的能力，他也没有那种排除干扰的意志力，所谓没有时间写作大概只是一种借口（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发出苦涩的微笑。

导演太懂像我这样总是找借口没有写东西的人的状态了，不忍直视）。

好辛辣而且直白地揭露啊！

是不是男人一直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呢？

我们这里不是要评判男人的写作能力，只是在说他深受这种自我否定的折磨，他走不出来，他一直在原地转圈。

即使妻子多出时间来照顾儿子，他也可能还是不会开始写作。

这时，镜头里我们看到，妻子走到他身边，给他倒上酒，说我爱你，然后回到原先的座位上，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时，他们的对话，其实不会对双方的关系，男人的情绪有任何的改善。

再接下来，女人的情绪也开始崩溃，她开始毫不留情大声指出，其实他们的生活重心一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包括搬家，包括他们说什么语言。

这不是她的国家，她是外来客，她要对邻居们格外地表现出友好，她还要面对男人的各种恼人的脆弱的情绪。

当男人指出他们夫妻生活方面的事情，女人直接气笑了。

男人说她出轨过，女人就爆发了。

她不理解为什么一吵架，男人就要把这事儿说一遍。

这里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们通常在影视作品看到的都是性别转换的场景：为家庭琐事付出更多的妻子指责事业有成，挣钱更多的丈夫出轨过，然后丈夫回击妻子，为什么每次吵架都要说出轨的事。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同情女性，那么，此时性别颠倒过来，观众会不会同样地同情男性呢？

再接下来，画面突然切回庭审的现场，在场的所有人只能听到这段争吵的录音，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激烈的争吵，两个人情绪失控，肢体暴力冲撞声，玻璃碎裂声，以及其他各种可怕的声音。

此时，我们看到庭上观众的表情都是相当震惊而且紧张的。

这种家庭里隐私的对话、争吵被无保留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无论对妻子，对孩子（他也极可能之前经历过父母类似的时刻）都是相当痛苦及不想面对的。

这和之前几次庭审时呈现给观众的这一家人的状态，是有一个突然加强的、升级的印象的。

当一个家庭不那么愉快的一面，暴力的一面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很快会形成一个自己的判断，但是正像妻子在法庭上说的，在这里，在法庭上看到的，只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我们不能也不应给出自以为正确无比的结论。

我们看到了他们痛苦，他们婚姻的真相，但是他们接下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没有呈现。

问题是悬置的，但是痛苦总要找到一个出口。

无论是对丈夫，他有可能会自杀；还是对妻子，她有可能愤怒地把丈夫推下阁楼。

这一段录音发生在丈夫坠楼的前一天，原告律师认为是第二天坠楼的预演，但是，无论如何，这只能是一种推断，而不是直接的证据，所以在法律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再往后，法庭要求在下次审理时，也就是周末过完后，男孩提供他的证词。

这时我们的狗狗演员出场了。

男孩把阿司匹林拌进狗粮里，让狗狗吃。

狗狗当然毫无戒心地吃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狗狗已经奄奄一息。

当然，狗狗最后被救了回来，要命的是，我们这时才知道这原来是男孩有意进行的一个试验，以验证爸爸之前吃了很多药，是想自杀。

我想说，这无论如何有点危险啊，孩子！

回到正题，男孩的证词就是讲了这个事情，不仅如此，他还向法官讲了父亲的一段话，大意是狗狗是爱男孩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感觉到累了，于是有一天突然离开。

这里，导演再次展示地是“真实生活里”的一场对话：父亲带着狗狗去医院的路上，在车里对儿子说了上述一番话。

那么问题来了，这真的是一段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对话吗？

还是孩子愿意相信真实发生过的一场对话。

男孩觉得爸爸是已经有过一场和他的告别的，这是说得通的。

而且，他的这一番陈述，绝对有利于证明妈妈是清白的。

我想，这一点小朋友是很清楚的。

他不是无意识地向法官说这一段话。

而且，导演向我们呈现地是一个男孩思路清晰，语句完整的表达，不仅如此，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化的处理。

我们也看到了，法官显然也是有一些意外，除了意外，也有一点感动。

我们可以说，这次陈述对于判决结果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我同时感慨，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的表达能力好强，能够如此清晰地描述一件事情，并且加上自己的感受。

是不是他的父母都在写作方面有比较强的能力（？

），所以他因此也有这样的能力呢。

而且，这时候，经过了漫长的庭审戏，必须要有一个结果了，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直接证据，如何得到导演想要的结果呢，如何让观众相信那个结果呢，这场戏可以说是直接给出了一个情感上非常有力的理由。

最后，我们看到妻子回到家里，看到已经入睡的儿子，这个家庭好像已经开始回归平静的生活。

我们也希望他们母子在面对完这一场审视后，真的能开始更好的生活。

无论有多少糟糕的、无奈的、撕裂的时刻，生活还是在继续，人总得抱着这样的信念才可以啊！

文 / Annihilator全文约41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从《坠落的审判》回头看，茹斯汀·特里耶迄今为止的四部长片之间的相似性是极其鲜明的：四个女主角，从《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的记者、《维多利亚》中的律师，到《西比勒》中的精神分析师和《坠落的审判》中的作家，无一不是精英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女性；围绕着她们的职业和生活，同一些元素不断重现——精神分析、文学、宠物、作为多语者和双性恋的女性、破碎的婚姻、情感对职业关系的超越……更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总能在其作品中发现同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张力：女主角们的成功女性形象背后有着内在的压抑和创伤，它们在某一特定外在事件的作用下被重新唤醒或发掘，创造了外部叙事（高度戏剧性化的情节）与心理维度叙事（回忆、亲密关系和内隐的情绪）之间平行、嵌套或互为镜像的关系。

这样的结构和切入角度一点也不新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产的、心理剧的、庸俗精神分析式的，但特里耶与她的合作者们（阿图·阿拉里、维尔日妮·埃菲拉、桑德拉·惠勒…）对人物和生活的近乎自传性的精准观察和再现，足以使作品跳脱出通常的俗套。

《坠落的审判》当然也源自同一种构思：片名（anatomied’une chute）中“anatomie”这一双关语既直接指涉了片名出现前段落中法医对男尸的解剖，也指电影后续展开的庭审对这一起坠楼死亡案的真相的分析；但当观众发现案件的唯一嫌疑人正是死者的妻子桑德拉时，便会明白，电影真正意在“剖析”的是另一重意义上的真相，即这对夫妇之间的情感和权力关系的心理真相。

《坠落的审判》的首要成功之处在于，在一部政治-家庭闹剧、一部职场爱情喜剧和一部由多重自指交错构成的元电影之后，特里耶为她一贯的心理剧平行结构找到了一种比前三者更为合适的类型外壳——庭审电影（courtroom drama）：一方面，庭审电影拥有所有情节剧类型中最饱和的戏剧性（真相作为悬念）和最凝练的发展方式（严格限定的场景和事件程序）；另一方面，在庭审针对被告动机的质询、抗辩等环节中，本就天然地内含了将人物心理研究转化为情节和对白的叙事机制。

此外，在场面调度的层面，特里耶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影像形式的掌控，对技术的使用更朴素和恰切的同时，前两作中戏与戏之间极其紧密甚至抽象的节奏如今被更长也更充实、更细节化、表演更充分的情境所替代，允许观众更专注地投入于情节之中。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在情节剧式的流畅与精彩之外，在这一效果所仰仗的“戏剧-心理”的便利结构之外，《坠落的审判》中还存在着一对更为关键的二元：“虚构”与“真实/真相”。

从这一辩证法出发，我们会发现特里耶的全部四部长片连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曲线。

特里耶最早以拍摄政治事件的纪录片开始导演生涯；而在其剧情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特里耶将总统大选之日街头路人的随机采访镜头与主要发生在室内的一段虚构的家庭闹剧并置在一起，政治对抗与家庭纷争在两种影像的共鸣中建立起同构性。

在特里耶此后的三部长片中，形式上的虚实融合不再出现，但故事中总有一个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虚构创作素材的创作者形象。

在《维多利亚》中，这个人物是女主角的前夫，因为小说对现实的挪用所造成的名誉问题，女主角将他告上了法庭；到了《西比勒》，这个人物成了女主角西比勒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兼作家，她将患者的情感经历剽窃为自己的小说，同时又在现实之中介入了这一段情感；而在《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同样是一个作家，而她的高度自传化的小说中的杀夫情节在庭审上被控方抓为把柄。

Sibyl (2019)这样一个创作者形象，首先指涉了特里耶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的自传性：她与其镜头下的任何一个女主角的关系，不就恰如西比勒与她笔下的玛格特吗？

但是，正如洪常秀总是否认其作品与本人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显而易见的：他的主人公不是导演和演员，就是小说家、画家），特里耶在访谈中也对《坠落的审判》中的夫妻关系反映了其真实私生活的说法一笑置之；比起这种戏里戏外的可无限递归的八卦式对应，虚构与现实真正辩证交汇之处永远是电影的本体层面。

在这一层面，如果说《西比勒》以诡谲和模糊的交叉剪辑发现了回忆、心理咨询、片场表演与小说写作属于同一种虚构的语态，那么《坠落的审判》便是发现了庭审作为一种叙事机制的虚构性本质。

我们走上庭审的旁听席，观看一部庭审电影，阅读某篇庭审记录，根本原因总是为了获得真相。

但事实上，真相理应是调查和取证的目标，只有这一目标无法被充分确凿地达成时，只有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缺乏决定性的证明时，真相才不得不取决于陪审团的裁定；而他们根据什么做出裁定？

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更“像”真相；换言之，更可信、更具说服力，甚至更有煽动性——这些都是虚构的本领。

因此，悬而未决的庭审与其说是一次对真相的“剖析”，不如说是一场比赛，比赛谁能建立起一种更强大的虚构。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例如，在两个血迹专家截然相反的证词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坠楼现场的种种可能假设中的两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排除另一个，而只能尽可能地包装以更合理的推理过程，来让自己成为更有竞争力的那一个。

别忘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理也只是一种严谨的假设，而假设最终仍是一种虚构——尽管它以真实为目的。

甚至更多时候，不是假设本身，而是假设被演绎和传达的方式使之变得雄辩：律师成为了另一重意义上的演说家，他们的遣词造句，抑扬顿挫，语气、手势与神情，一切都成为对虚构的修辞。

最好的演员不也正是这样的雄辩者吗？

或者说，最雄辩之人不也正是在进行着最具有感染力的表演吗？

正是在这一重意义上，《坠落的审判》成为了关于表演-演说的元电影：在庭审这样的情境中，演员并不真的扮演任何角色，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让虚构变得更加可信。

但是虚构无论如何可信，依旧是虚构，它与真相也许只隔着一段无限小的距离，但全部的修辞、推理和统计规律都无法填补这一距离。

回到刚才血迹专家的例子：尽管辩方的证词在各方面都明显更胜一筹，但专家在面对控方“不太可能”和“不可能”的用词圈套时，仍一改此前的自信而选择前者，因为她——以及背后执笔的特里耶夫妇——深刻地明白，虽然在庭审的虚构中，不同说法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可能天差地别，但对于真正的真相而言，无论多么微弱的可能性都不应被轻易排除。

现实案例很容易说明这一点：在最近被重新关注的朱令案中，“铊中毒”的真相在事件最初便是被医院和学校的推理所否定，最终导致了悲剧。

案件的真相就已如此充满不确定性，关系、情感和心理的内部真相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后者必定比前者幽微百倍——事实上，这样的“真相”是否真的存在都必须被打上问号。

然而，《坠落的审判》的这场审判却恰恰是对内心的审判：庭审的后半程围绕作案动机的讨论，使得电影从庭审电影的类型化外部走向心理剧的内部。

但作为其反作用力的是，这场庭审也因此滑向了更远、更危险的虚构之中：如果说一个案件嫌疑人为自己和丈夫之间关系的辩解总会被怀疑为美化甚至撒谎，那么与案件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全凭经验和证据碎片进行的揣测，岂非更加荒谬！

但在庭审的虚构机制中，这又是获取真相的唯一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控方律师试图以小说情节来佐证案件推理，看到了精神分析师对桑德拉傲慢的笃定和谴责——一位真正好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明白，精神分析情境中患者的吐露，与真相的距离很可能和小说一样遥远而微妙。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虚构难道是这些控方“反派”的特权吗？

辩方律师多次叱责对方所说的不是真相，只是臆想，但他自己的辩护当然也绝不乏推测、想象和煽动——“桑德拉·沃耶特唯一的错在于，在她丈夫失败的领域里，她却成功了。

”这样精辟的总结陈词很容易打动在场的诸位陪审员，但桑德拉自己的反应如何呢？

律师回座后，她悄声对他说：“塞缪尔不是那样的。

”显然，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她心中的真相。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影片提供了三种版本的真相：塞缪尔或是不慎跌落，或是跳楼自杀，或是被人蓄意推下。

第一种可能是桑德拉自己所坚信的，但却早在影片最初她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时，就因“没人会相信”的理由而被否决——再次确认了庭审是一个关于虚构与相信的场域。

当然，也许还有从未被设想的第四或第五种可能……况且，谁说亲人就一定比陌生人更接近真相呢？

也许只会加倍地困惑吧。

到头来，正如丹尼尔的看护员所说的那样，不论是陪审员、法官、律师、案件相关人士、家人甚至是当事人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在真相无从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不是选择真相，而是选择对真相的某一种虚构。

来听听这个小男孩最后选择的虚构：“如果我想象我妈妈杀了他，我无法理解；但如果我想象我爸爸自杀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坠落的审判》与另一位作者M·奈特·沙马兰在精神层面巧妙地邂逅了：后者今年的新片《拜访小屋》，一部恐怖片，同样设置了一个真相悬置、选择相信的情境。

作为电影作者的特里耶自己，又何尝没有做出同样的虚构之选择呢？

看完整部电影，回想自己是在哪一刻彻底相信桑德拉不是凶手，我会选择播放录音的那一段。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特异之处：本应单独存在的声音却附加了录音现场的画面，影像的叙事性质实际上介于现场有源声音与结构性闪回之间。

如果只有声音，只有桑德拉事后的间接解说，那么我们便无法看见妻子与丈夫之间的面部神情、肢体语言乃至现场氛围的微妙变化，也就错失了二人展现出的情感以及通往真相的暗示。

矛盾出现了：说服我们的不是控辩双方的实在的发言，而是这一段不可能存在的影像，一个绝对的虚构之物；不是庭审中任何现实人物的虚构，而是纯粹属于电影的虚构。

相较而言，沙马兰从未迈出这虚构的一步，《拜访小屋》的视角与主人公们始终保持一致，只能从不可信的电视荧屏上、从窗缝中透出的光芒中看到关于灾难的启示，因此观众的相信会更加艰难。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类似地，在丹尼尔第二次听证一段中，我们看到了丹尼尔用自己的声音复述出了父亲对狗的描述，并将其读出了隐含的忧郁语义，这是丹尼尔的虚构；但如果仅仅只有他的虚构，电影是无法真正打动我们的。

更具决定性的是特里耶的虚构：她为儿子的声音配上了父亲说话的画面，在几乎重合但又微微错位的口型与语音之间，我们很难不察觉到生者对死者的极为复杂的情感——那种理解的努力，那种无法跨越的疏离。

在这场庭审之中，真正的雄辩者是特里耶和她的电影，为了站在女主角的一边，站在她们所相信的那一边，她们在叙述中加入必要的虚构；她们使用着影像的手势，演讲着场面调度的语言。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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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棕榈得奖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就像一个同时抛着三个球的杂耍艺人，在叙事执行力方面令人眼花缭乱。

它既是讲述悬案的强剧情惊悚片，又是呈现一段破碎婚姻关系的家庭片，而在场景呈现方面，它还是让所有戏剧冲突集中爆发在法庭上的律政剧。

能同时完成这三重使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功不可没，戛纳评审团将大奖颁给她，也是为了表彰这些看得见的优点。

但在表层文本之下，《坠楼死亡的剖析》还隐藏着一些更复杂甚至更具理论色彩的知识分子课题。

当我们无法掌握事件全貌时，究竟该如何辨别真实和虚假？

当真相与叙述短兵相接时，我们究竟是能坚守对前者的追求，还是会被后者的情感力量征服？

从《索尔菲雷诺之战》到《西比勒》，导演特里耶一直痴迷于探讨文本和真实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

而在《坠楼》貌似直白商业的类型片壳子下，她却将自己对“叙述”的省思推向了极致。

一部重在“关系”的电影一位陷在不幸婚姻泥沼中动弹不得的成名双性恋女作家，正在抓住少见的机会接受一位文学系女生的上门采访，并借着酒劲与之暧昧调情。

但嘈杂的音乐恰逢此时在楼上响起：她的丈夫——一个刚刚辞去大学教职，试图像妻子一样全职写作的男人——清楚妻子的日程安排，他只是故意不想让妻子的（采访与调情）计划得逞。

采访不得不中断，女生与这一家人中的儿子先后离开，躲避尴尬且吵闹的情境。

当患有视障的儿子散完步回家时，引领他的导盲犬却率先发现了惊人事实：音乐依然在响，阿尔卑斯天空中的太阳也依旧在照耀，孩子的父亲却满头是血地坠落在苍茫雪地里，断了气。

男人的死究竟是出于自杀、意外还是他杀？

法医找不到充足证据证明或是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可能，于是妻子桑德拉被指控为嫌疑人，被迫接受审判。

在这部影片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们不得不与法官、律师、陪审团和未能目击现场的儿子达尼埃尔一样，通过自己的目光和故事提供的线索寻找真相。

而在这个过程中，桑德拉和丈夫萨缪尔的关系也会像后者的尸体一样被冷峻的手术刀切分拆解，遭遇人们最严厉的检视。

从整体设定中，我们能看出全片的组织结构。

这是一张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错综网络，每个人都在与他人或是另一方的关系中试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却又常常在关系的流动多变中迷失。

片中最夺人耳目的，自然是桑德拉和萨缪尔的夫妻关系。

通过法庭上的只言片语和碎片旁证，我们能拼凑出这段关系在萨缪尔死前的些许面貌：它正在因为双方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的不平均、在世俗成功意义上的失衡、在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在情感诉求方面的不同，以及在性格与处世态度方面的根本分歧，而日积月累地分崩离析。

我们像是在观看又一部《婚姻故事》或《克莱默夫妇》，在这对夫妇中双方都没有犯过不可饶恕的错，大家各有各的道理与苦衷，即便如此，依然相爱的两人仍会走向互相怨恨和伤害，最终形同陌路，或是眼看着另一方走向毁灭。

但在表层之下，影片还有一层更微妙的关系：观众和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

占据影片大部分时长的律政剧形式，将观众牢牢定在了法庭中陪审团的位置上，我们通过事实、推理和情感的指引，将共情心倾注在控辩双方其中一方之上，并与之一起对另一方同仇敌忾。

但随着真相不断被揭露，谎言不断被拆穿，我们对其中各方的信任关系也在经历微妙调整：我们一开始会本能性地厌恶对桑德拉进行有罪推断、并对她横加质疑的检方律师。

但当我们发现桑德拉并不像我们一开始想得那样诚实时，我们的情感天平也会发生细微偏移：桑德拉此后说的每句话，都会在我们心中遭受更强烈质疑，与此同时，检方发出的每个刁难，甚至包括他们在之前提出的种种质疑，在我们的后见之明中也愈发显得合理。

片中控辩双方的策略博弈固然精彩，但存在于编导与观众之间，针对后者对女主角的情感认同所进行的心理博弈游戏，才更接近全片的重点，也是让影片将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甚至保留到影片结束之后——的秘诀。

而在它真正的核心地带，影片为不同材质的文本设置着暧昧复杂的关系。

全片整体上采取写实主义视听与叙事策略，但每当控辩双方在庭审中提出无法被事实验证的推测与回忆时，镜头便会从坐在旁听区的儿子达尼埃尔的视点出发，呈现出极具主观幻想色彩的“心理映像”（父亲自杀的画面、母亲在狂怒中猛击父亲的画面）。

随着这些映像的累积，它们在影片临近结尾处最终变成了“现实”：达尼埃尔亲自作证，在证人席上复述了父亲生前一段带有自杀倾向的独白。

但父亲的声音从未在导演拍摄的闪回段落中“现身”（它被达尼埃尔匹配口型的声音所替代），儿子的转述也因为这个精心设置的错位细节，添了几分真假莫辨的暧昧性，让我们不禁好奇：这段独白究竟是儿子的真实记忆，还是他为了挽回这个有可能彻底崩塌的家庭，向法官编造的叙事？

影片直到结束也没向我们挑明答案。

但真相或许不是很重要。

法官显然在情感上被达尼埃尔的说辞打动了，局势因而翻转，桑德拉被无罪释放，达尼埃尔也重新接纳了这个他或许并不信任，却足够爱的母亲。

而《坠楼》最耐人寻味之处，也正关乎它对于“叙述”本身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它对所有叙述保留着本体意义上的怀疑，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条件地确信人类的情感动物属性，从而相信叙述本身的无限力量。

对“叙述”本身的省思，也刚好确认了这部电影能够超脱于同类婚姻故事、独立存在的意义；至于整个案件的真相，或许仅仅掌握在那条不通语言，却洞察一切的边牧心中。

首发《南方人物周刊》

《坠落的审判》当然首先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这是茹斯汀·特里耶的主观划分，也是电影的客观属性。

对这一判断的否定和撇清，即便是在这边，或者应该说，尤其是在这边，早被证明是一叶障目或别有用心，会落得贻笑大方的下场。

特里耶作为导演以及编剧，赋予作品先天的女性作者身份。

更进一步的是，在《纽约客》采访里，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亦称女权主义者），就跟外婆一样，至于困在夫权之下居家操持的母亲，则是她衡量自己生活所需的反面。

这些思想与立场，驱动她个人的心智塑形，也驱动她成为愿意并可以进行表达的创作者。

由此不难理解她在自己的团队里，既能肯定优秀的男性员工，也会为女性占据并胜任电工这类偏向男性的工作而倍感自豪。

这种两性本质上的平衡、公允，事实上有注入电影的表达。

对于一位已婚已育的女性，创作牵涉婚姻、家庭的电影，可以很自然地揉进自己的一些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

一方面，这与女性主义有关，但不以女性主义为先行概念，乃至说教落点。

另一方面，这不局限于她的亲身经历，还可以兼并许多女性的集体回忆和共鸣情绪。

就像是电影的女主角桑德拉，身为一位作家，很擅长在周遭生活里提取灵感与元素，虚实结合、若隐若现地重构人生，做出源于现实、超脱现实的表达。

包括桑德拉这个名字，特意跟演员桑德拉·惠勒保持一致，也是导演有意为之。

她要在这个虚构空间，对演员的一部分真实存在进行截流。

这部女性电影有了这些基础，女性题材、女性主体、女性立场与思考方式，可以更自然也更强烈的呈现，而这实际上也会凸显出女性本身的弱势，以及言说的重要。

比如一说到女性题材，公众的直观认知在内地语境里，往往就是单一化、绝对化的婚恋、家庭、宫斗。

即便标榜大女主标签，很多时候作品又甩不掉爽文思维，甚至需要刻意对恋爱保持距离，对雌竞作出遮掩，来达成所谓方方面面的无可挑剔。

说到底，依然有骨子里不够自信的谨慎和含糊，背后则有很多值得细说的前因后果，而这些都是作品文本的外延，也是女性主义的反观参数。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内地需要宣传《坠落的审判》时，海报不仅「别出心裁」地减少尸体血量，而且落点是「揭开婚姻真相」。

对电影的深邃思辨，可谓拿捏失准，但是对观众期盼，拿捏颇准。

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海报，落点是「看透人心」，但是果不其然不被重用，正如电影里这一层主旨，已经是下一个层级的理解。

《坠落的审判》的别有意味，就在于穿过、跳过大众的初级想象甚或「勒令」。

背靠这类题材，主线却稍显惊世骇俗地，是围绕桑德拉是否杀掉丈夫萨穆埃尔的讨论。

这是对女性背叛丈夫、家庭的审判，几乎暗含了绳之以法的热望，期待的方向并不会严格控制在伸张正义的范畴。

相应地，当中的女性主体桑德拉，放在西方尚且特别，更不用说置放在内地坐标体系里，那更是即便所谓大女主也无从近身的。

具体说来，能让她称得上特殊的女性特质，恰恰在于不那么女性。

后一个「女性」，指的是刻板印象里的那种，比如温顺，主内，顾家。

再上一层则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

简而言之，就是对不平等的关系，自知、自甘且习惯

在桑德拉的家庭里，接送、陪伴、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丈夫身上，他抱怨琐屑杂事侵占了工作时间，因此无法跟桑德拉一样潜心写作，更没有办法获得本该是他但却被她得到的同领域成就。

而且，时隔多年，他依然受困于妻子出轨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感性的他脆弱地向理性的她求救，但是不被听进去，且被有理有据地驳回，直到终于还是出现了暴力相向的「传统」场面。

总的来说，男性的这种委屈可谓相当陌生，可这建立在传统男女分工乃至印象上，一旦把性别调转过来，不难发现那无非是传统女性的普遍处境。

已经出过几本书的桑德拉毫无争议地是个成功女人，而且，她成功，不靠姿色，不靠身家，更不靠男人。

当兼具感知力、执行力的她被放到被告席上，赢取官司靠的是逻辑，保护自己靠的是刚强，那可是另外两种被认定归于男性的专长。

这个角色的触动人心以及饶有意味，就在于女性主体的特殊性。

换言之，她要是男的，无趣之余，更无法企及这个高度，毕竟我们已经在无数影像、文字和见闻里，印证并加固了那种定势。

正因如此，桑德拉的立场，还有思维模式，赋予了角色以及整部电影繁茂的反思价值。

不需要以推翻固有模式为目标，她本身就是一个杠杆，在那里，电影的境界直接往上撬。

所以还是要说，假如划掉「女性」与「女性主义」，甚至以丈夫为主，电影将会缺少许多层次，许多内涵，甚至无法成立。

这样的女性电影，在当下依然是相对稀罕的，无论是放在以戛纳口味为代表的法国，还是以奥斯卡审美为代表的美国，更不用说更加缺乏主体意识的东亚，包括内地，它的存在凸显了女性声音发出的困难与依然重要，也彰显了女性在处理绝望处境的不同。

它在内地的票房预期是3000万，大概次于法国本土，而与美国大体持平，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们期盼这部电影票房高，是希望电影将它的社会意义发挥到最大，真实地推动女性生活的现实层面发生转变。

当我们还在所谓市场规则下海量生产女性爽文，并以此标榜女性业已崛起的假象时，拍片还不多的特里耶已经在一遍遍敲打女性主义表达的边界。

说起女性主义，或者强调女性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拐进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位置。

且不说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平等，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譬如单是提出女性，难免就会贴上男性印记作尖锐对比。

特里耶通过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模糊性，将两性从区别乃至对立中解脱出来。

她还明确表示，女性不是一个二元的概念。

于是电影一边凸显女性超拔的主体性，也一边凸显女主在抉择过程中，叠合了各种与女性相关的复杂组成。

像是妻子、母亲、作家、成功人士、语言障碍者、异乡客、双性恋、出轨者等身份，都积极参与了人物构建和叙事交融，借由多维立体的形态，持续对抗非黑即白的判断。

说得浅白些，正因为她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单一化个体，所以她会下意识地综合各种身份得失，做出一些大众始料未及或者无法理解的决定。

比如说，在面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和法庭控方的咄咄逼人时，她始终是在有理有据地辩驳、自证，而不是习惯性地怯场或谦让，等到谅解与救赎。

女人至此，连同外来人口、性少数群体等劣势，出轨甚或缺乏充沛同理心等劣迹，更是要置于被人群起指摘的位置。

而又因为女人至此，她镇定自若地舌战群儒，可以成为某种女性主义的标杆。

这里当然也有一些颇有意思的前提。

虽说桑德拉的存在，本身有在打破女性与道德完美的绝对挂钩，在混沌现实里破除情与理不必要时的纠葛，但她的「污点」，有些并不是污点。

双性恋就不是。

文章最开头之所以先把「别有用心」摆出来，是因为内地院线字幕，拿它来别有用心地遮蔽原话里的双性恋表述。

这不仅是影响观感和理解，也是长久以来的强加之罪，通过道德贬损，获取操控的权力。

法庭上利用性向进行攻击的控方律师，同样遵循了这样的内在逻辑。

而且要看到，双性恋之所以必须先行明确，是因为那是丈夫作为异性恋无法进驻更无法操控的场域。

影片开篇，桑德拉接受女记者采访，嫉妒、不满的丈夫无法进入这个场景，于是通过喧闹的音乐强势宣示自己在场，且具备可以中断女性的威严，而且那首歌，恰是50 Cent对女性有所贬损的《P.I.M.P》。

整个场景，已经为后续发展定了调。

出轨与之相比，性质自是截然不同。

这里无意为此洗白，但是要加入一个背景，桑德拉短暂且坦白的出轨，前因是丈夫失责导致儿子失明后，不再与妻子有身体接触。

桑德拉在争辩中对欲望的诚恳和对不被亲近、理解的再度崩溃，带有女性主义的姿态，也带有更多思考亲密关系、婚姻、两性、灵肉的层次。

立体的桑德拉撑起了电影的生动性与复杂性，打破了女性电影传统的被强加的二元视角。

包括庭审片、悬疑片、恐怖片等多种类型元素的巧妙搭配，无形中也借这些女性经常被轻视或剥削的类型，形成女性概念、女性意识的延续。

特里耶对女性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拓展，还没终止。

她在这样的电影里，特意留了另一些「主角」的可能性，这与戏份多寡无关，但与视角相扣。

比如十一岁的儿子丹尼尔，就可以是主角。

电影的创作缘起在于特里耶好奇十岁的女儿，会怎么看待父母。

电影里尽是丹尼尔对父母认知的不断深入，而且他由最初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后期积极参与现实构建并扭转乾坤的关键。

他的「成长」，带有他者评判长辈与经验，评判外在影响力，评判女性主义及其价值的指涉。

与此同时，小狗斯努普也可以是「主角」。

它具有必要的上帝视角，是唯一知晓真相的存在，而且是萨穆埃尔的镜像、幽灵，是被探寻者丹尼尔利用的对象，是失声者，也可以等同于真相、真理，承载导演的表意。

巧的是，真相又恰好不是最重要的，法庭不需要，角色不需要，它契合了全片高潮争吵戏里的位置，是桑德拉驳斥完丈夫之后的总结陈词「这就是真相」，只是没有谁会把电影的重心单纯落到此处，而且当剧情推进，就被迅速遗忘。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可能是最近三年金棕榈获奖电影里个人观感最好的一部，《永安镇》吐槽得好：“获奖的就没烂片？

”，前几年金棕榈都颁给什么鬼。

看《西比勒》就能感受到导演的潜力，这部更是明显能看出特里耶的进步，气韵浑然天成。

最喜欢女社工和男孩交谈那一段，社工在思考之后告诉男孩，没有决定性证据支持特定判断时，需要决心，同时明确告诉他决断不同于信念和知识。

但是，还是无法给五星。

庭审戏在视听层面拍得不错，但文本不行，公诉方的论证如果律政题材看多了都不难发现实在是太粗糙了：几乎不谈事实致力于构建故事（固然所有的司法调查都是建构，但是事实始终是这种建构的重要材料，建构不等于相对主义）后半段之所以对我而言还有悬念和情节张力，也是因为电影中的法官对检察官过度纵容。

司法实践中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还是略出戏。

更重要的是，这其实也破坏了电影本身对虚构与现实之张力这一议题的讨论。

如果检察官的论证本身很粗糙，后面动用视听对这种事实建构过程和方式提出的质疑就显得缺乏意义：因为被挑战的对象本身就显而易见地脆弱。

有人说夫妻吵架那一段和《婚姻故事》里那段都是婚姻吵架戏经典，我只想说，建议持此说者看一看《守望尘世》S3E4最后15分钟，看一看伯格曼和HBO的《婚姻生活》。

另外，这种中产婚姻生活题材我也是越来越无感了，当代全球布尔乔亚们的拖延、无能、缺乏责任感、不愿做决断在虚构与现实里反复上演，本片也没拍出新意。

社工说得对，关键在于决心，最后反而是儿子把握到了这一真理并果断行动。

PS，全片开头，男孩第一次出门时确实没带手套。

5.27 戛纳20h 场初看觉得惊为天人，6.1 在巴黎为了看导演和第二编剧的映前环节在mk2 bibliothèque 又看了一遍，不再那么惊喜，但惊艳处还是惊艳，动情处还是动情。

1. 直观感受。

悬疑，庭审，都是感情戏外面的罩子。

特里叶的前作都与夫妻/男女感情有关，但是«坠楼»因为有了一些外衣，使得感情故事本身的叙事比重没有那么大，表达的没有那么直接。

因为需要层层剥开，才能走进这对夫妻的生活，他们感情的真相，反而使得原本普通的婚姻道理，实践智慧，变得更加宝贵。

是这种探索活动，解密的过程，使得剧情终于有了纵深。

如果是时间线索，平铺直叙，就没了韵味。

就像导演采访中所说，不止电影中的孩子Daniel 目盲（cécité)， 庭审涉及的所有人乃至观众本身，都身处迷雾之中，在真相面前盲目。

二刷发现了电影的几次点题：Samuel 讲狗狗Snoop的品质其实是在讲自己，Daniel与Marge关于真相，选择和相信的对话既是讲庭审，也是对观众的讲述。

在没有充分证据时，在真相面前目盲时，如何复原（reconstitution) 真相？

影片从未以上帝视角展示Samuel的死亡原因，而这也是特里叶高明之处。

何为真相？

如何证明？

谁见证了死亡，谁又能见证爱？

没有目击者，只有生者留在他人回忆里的残片。

特里叶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决然的孤独：在法庭上围绕着一个永远离开的人的讨论，像一种另类的追悼：回忆着，讲述着，他人打断着，修正着这种讲述；在谈论着他，他的死亡的动机，手段……他的离开成为了讨论对象本身。

然而逝者永远缺席，女主面对摄像机所讲述的，只是她回忆里他们感情的断壁残垣。

庭审戏的辩方以及Daniel所做的一直是追悼，对于丈夫，父亲，家庭生活以及过去感情的追悼。

公诉方的进攻也是在解构这种追悼，回忆是假，感情是假，爱是假。

关于真假，电影也再点题：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师）说，假以时日，我们总能区分患者所讲是真是假。

但是女主的回应又破坏了医生科学的权威性：“你来到这里，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经历了什么？

”。

爱情的真不是科学的真，爱情不符合波普证伪性原则。

爱情根本上讲就不是逻辑的，一致性（consistence)不是爱情的本质。

2. 画面/空间。

除了显而易见的模糊和移动镜头，坠楼的摄影充满了空间性。

第一幕，玩具球突然从空中落下，引起悬疑—是谁扔的球—随即才看到狗狗的身影，哦，原来Snoop是球落下的动力因。

特里叶捕捉到的是时间上的先后性而不是逻辑上的先后性，寻找逻辑先后性是法官，女主家庭，以及观众在影片内外的共同使命。

发现Samuel实体前（后？

），房间内部的空镜；Daniel最后一次证词之前摸着顶楼梁柱的场景……仔仔细细的拍小木屋(chalet) 内部，外部，营造了一种亲密感，代入感，眷恋感，仿佛观众也是房子的主人。

然而如此这般，便让人感到房主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在地的深深感情和留恋。

悬疑的设置在体验的层面有了意义：如此的眷恋之情和亲密感如何能与杀夫的行为相容？

但如果如此眷恋，为何死者却对生者曾有如此怨怼？

这便是«坠楼»深入，纠缠，缠绵的地方。

层层套子：雪地，庭审，刑侦，小说情节……都是为了引人入局的手段，陷阱是男女主的家庭生活本身。

3.婚姻之谜—如何证明爱？

I chose him, we love each other, we are soul mates. But how to prove it?男女主的争论焦点，工作（时间分配，夫妻分工），儿子（事故，照看），忠诚（肉体，吸引力）；不停的转换视角，听双方几乎矛盾的讲述，直到录音吵架戏达到高潮—“第一次”身体暴力。

«坠楼» 给了我一种窥探的快感：既是窥探了一对夫妻的生活，女主几乎希望掩盖的生活真相（在录像的时候女主说希望保护-ménager- 丈夫的形象）。

但是这种窥探又是被动的—虽然录像是律师让女主讲这些不要讲那些，但在庭审上，婚姻的细节却赤裸裸一览无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坠楼» 是我心中绝妙的心理戏：既有精神分析一般说出来的心理，又有没能说出来的心理；既有画面呈现出的心理，也有画面之外（之下）的心理。

最后供词之前，Daniel用雾一般的蓝眼睛久久凝视父亲的照片；女主躺下之前，镜头也略过柜子上丈夫的照片；庆功宴律师的手放在女主耳后，女主顺势倒在怀中；女主捧着他的脸，却最终也只是凝视他的双眼……最后女主，律师分别以远离彼此的方向靠在自己的椅子上，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无法跨越的距离，正是回忆和心理带来的距离；一个缺席的男人“在场”了。

4. 婚姻的勇气I want you to do child's things; I want to be a child a little bit longer. 缺乏家庭教育的我因为女主的话，突然有了面对人生和婚姻的勇气。

谁不曾拥有一颗破碎的心，但别像塞林格，别只爱小女孩，不只有饮弹自杀的拥有媚俗妻子的中年男人 。

也许走过再大的épreuve, 生活也不会给人récompenses, 但还能回到家里，一张床，一条狗，就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怜的、可怜的万尼亚舅舅 啊。

你哭了......(流着泪)你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但是，等待着 吧，万尼亚舅舅，等待着吧......我们会享受到休息的......(拥抱他) 啊，休息啊!

在《坠楼死亡的剖析》的后半段，我突然意识到我掉入了导演的叙事陷阱。

它们太明显，因为所有角色都掉入了陷阱；它们也太隐蔽，以至于很难发现，观众也在陷阱之中。

当电影看完，再思考电影名称——电影名称也是假的——这根本跟坠楼无关。

关于凶手的陷阱在影片的1小时 42 分钟时，警方承认了他的看法是主观的，但是他辩解说：“没有证人，也没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进行解读。

”我觉得这句话是影片的题眼之一。

从片名到丈夫的死亡开始，导演都在引导角色和观众去猜测死亡的真相。

我们如果看到了最后，会发现无论如何解读都无法得到真相。

导演要让我们去做一件徒劳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必须进行解读】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危险的。

比如我们对于嫌疑人行为的解读：妻子隐瞒了丈夫死亡前一天两人的吵架事实和手上伤痕来源。

作为犯罪嫌疑人，吵架已经让人生疑，因为这产生了一个杀人动机；而隐瞒就是罪加一等。

如果没犯罪，为什么要隐瞒呢？

她的理由特别简单，因为她虽然没犯罪，但是也不想被当做嫌疑人。

而关于手上的伤痕来源，她也同样隐瞒了，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在证言上多次撒谎；但是对于嫌疑人来说，她只撒了一次谎，吵架和伤痕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如果我认为妻子不是凶手，她的解释是符合人性的；但如果我认为妻子是凶手，她撒谎就是做贼心虚。

同样一个行为，可以得出相反的解读，而它们可以同时合理。

再比如，检察官把丈夫死前一天的争吵理解为【决心要掌握生活主动权】，并反问大家，他们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杀吗。

这句话的陷阱在于，大部分人都没有自杀过，检察官想让大家想象一个不存在的场景，来引导思考方向。

但是生活告诉我们什么呢？

人是善变的，人可以前一秒兴致高昂，下一秒绝望万分。

有多少自杀是有预谋的？

有多少自杀是冲动的？

有多少自杀是在毫无征兆下，只是看到了一个窗户就顺势跳下去的？

我们可以在前一个小时，为绝望的人生做满三十年的计划，但是在做完的一瞬间，发现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一个解脱的窗户就出现在面前。

这也矛盾，也合理。

我们对矛盾善变的事物做解读时，不会有特别高的准确率。

而且我们要清楚，所有证词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二手的，并且证人虽非有意断章取义，但是他们正在无意识地用自己的叙事去推演事件的真相；而我们，要在这些二手信息和主观的叙事之上，再去构建另一个叙事。

即使这些只是得到答案所需的一小部分信息，即使这些信息里面还有大量矛盾、微妙、无法解释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解读，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必须进行解读】。

没有对信息的全方位透视，所有自我构建或者他人构建的叙事，都会引导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后，当儿子作为最后的证人陈述时，他让母亲脱离了嫌疑，但这并不代表真相，它只代表有一种解读战胜了另一种解读。

关于一切的陷阱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谁是凶手】的故事，在审判过程中，有大量私人的、隐秘的、难以启齿的夫妻关系和相处方式被当众揭露，它们如此的生活、真实和正常，但是揭露的一瞬间，却如此的难堪。

在难以回答的【谁是凶手】背后，有【夫妻间的关系】【丈夫死前的心理】等问题需要回答。

对于观众而言，又要思考【妻子和律师的暧昧关系】，而这些答案，跟谁是凶手一样难猜。

导演将剖析延展到了命案外的其他地方。

观众透过镜头知道了比命案更多的故事，于是更想进行一切猜测。

当妻子捧起律师的脸时，我们不禁思考，他们会接吻吗？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是为了造成观众的又一次失算。

让大家在所有的地方都失算，让大家都无法得到结论，是导演善意的陷阱。

在生活中，我们都想通过只言片语来判断一切，信息越少，判断越快，越显得我们思维敏捷。

但是，如果此类剖析是对准我们的，我们能接受它的所有结论吗？

我们甚至都无法解释自己的所有行为，却被放大到世界里被审判，我们有多少次口是心非，多少次后悔，多少次在争吵后马上又和好，在绝大部分时刻，我们的行为和心理之间没有一个等号。

当一个人被质疑的时候，除非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否则几乎无法脱身，因为人总是复杂，人总是矛盾。

互联网会陈列所有细节，言论会放大所有疑点。

没有人可以在这种断案中为自己成功辩解。

影片中审判用了一年，而我们看到 140 个字和一个短视频的时候，就敢下一个十拿九稳的判断。

像影片中的妻子，双性恋、出轨、撒谎、语言不通、有动机、剽窃，如果她出现在真实世界里，她被世人判定有罪的几率有多高？

或许有人说：信息这么少，判断错误是很正常的。

但答案是：信息这么少，我们就不下判断。

导演的态度是中立的，她作为上帝视角，知道一切，没有对事实和角色下判断，她只是单纯地描述了生活的微妙和不可知。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确定的结论：我对世界所知道的一点，就是我对它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片单里，一直以来收藏一种类型，关于作家的电影。

作家如何旅行，如何爱，如何想象，如何度过生命中平凡或激荡的时刻……我常常好奇他们怎样生活。

初看《坠落的审判》时，我被桑德拉的“冷酷”震惊。

她几乎从我收藏的那么多作家电影中脱颖而出，完全像极了一个日复一日在文字中平复惊奇和失落的人。

女作家，她并非人们设定的那般神经质、敏感、脆弱，恰恰相反，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强悍以及近乎“冷漠”的客观。

但正是这鲜明的特质让我感到桑德拉表演的精准——一个生活在写作的成功和家庭的沮丧中的女人，应该有顽石般的气质，而柔软的东西定会藏在别的什么地方，但你们无法“看到”。

讽刺的是，正因女作家千锤百炼的冷静个性，她被怀疑为杀害丈夫的凶手。

在阿尔卑斯山脚茫茫白雪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导致男作家落魄的死亡，那只能是比他更强硬的那个女人——他成功的妻子。

“杀害”的方式，在世人看来包括两种：一种是她扼杀了他的写作苗头，使他面临自我的失败和精神死亡；一种是她在对峙中赢得理直气壮，即使丈夫“被推下”窗台也合情合理。

女作家事业上的成功和冷酷的外表，构成了“杀人犯”的动机。

但这动机几乎只存在于世俗想象中，只因她背离了人们对性别、家庭、职业的习惯性看法。

她的存在即暴力。

无处不在的名声、冷酷的脸、书写的文字，统统成为人们剖析桑德拉的素材。

它们支离破碎又统一地佐证，一个不温柔、不妥协的女人，理所当然应为丈夫离奇的死亡负责。

人们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这场坠亡。

正如丈夫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掩饰自己的失败。

但对桑德拉来说，他们的观点几乎从未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

她坚信自己爱着丈夫，坚信自己清白——却没想到一切因“剖析”变得愈发荒谬。

她越来越无法证明，她所经历的生活，就是她所经历的那样，而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人们用异国语言重新构建的那种。

语言变得苍白。

对作家来说，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她反复强调，每个人的叙述只可能是真实的一小片“碎片”。

一段音乐，一段争吵，一段文字，都是远离真相的碎片。

但这些碎片反复被陌生人捡拾起来凝视，试图从中发现点什么、领悟点什么，哪怕丈夫死前播放的那首歌里有厌恶女性的歌词，也被视作婚姻中仇恨的证明。

讲求公平的法庭，变成了基于各种素材演绎的故事大会。

用语言书写自我的作家，却无法用合适的语言证明自己无辜。

这当中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一个真相是：夫妻两人不再相爱了，他们的恨远远多过爱。

高潮部分长达十分钟的激烈争吵证明了这一点——那不堪的录音代表了人们对婚姻中极端暴力的想象。

如果你和在场的人说他们还相爱，没有人愿意相信。

但恰恰是这场戏，深深打动了我。

原本我会跟着检察官、警察、心理医生慢慢怀疑，女作家是否真的杀害了她的丈夫。

但当我听到那骇人的录音后，我却坚定地回到起点：我相信她依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像一把锋利的剑戳穿他的内心——因为足够的爱，才会如此锋利。

当谈论到彼此最在意的事时，他们的爱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最终令无法承受的那位绝望。

这正是爱情的真相。

它包含了激烈的对抗。

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最深刻的牵连是你进我退、我们成为彼此的对手。

因为爱上了同一件事，我们相爱；但又因为爱上同一件事，我们又彼此憎恶。

——这段争吵比《婚姻故事》中男导演和女演员的博弈更为激烈，因为夫妻二人同为作家的关系，他们既是深知彼此的知己，也是包含嫉妒的敌人。

而家庭——养育孩子不允许平等的进步。

一个人退让带来另一个人的进步，婚姻变成了残忍的零和游戏。

我要如何证明我仍然爱着你，我无法证明。

这也许是桑德拉在争吵中最绝望的部分，她反复解释自己的行为正是出于爱。

但对丈夫来说，一切已走向了反面。

我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离开伦敦来到这山中；我因为爱你，所以愿意放弃社交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我因为爱你，所以使用第二语言在没有亲人的国度生活；我因为爱你，所以拾起被你抛弃的创意、宁愿把它写出来被更多人看到；我因为爱你，所以不想因为短暂的肉体欲望放弃整段婚姻；我因为爱你，所以鼓励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写下去；我因为爱你，所以我毫不掩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即使它说出来如此残酷……十几分钟的争吵里，我听到的不是怨恨，而是渴望被对方看到的嘶吼。

对桑德拉和她的丈夫来说都是如此；他们都在声嘶力竭地证明自己在爱。

他们不断付出，不断证明，像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

直到这场竞赛即将引爆核弹，一场无声的爆炸最终落在男人身上。

桑德拉和丈夫的“战争”，让我想起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1980年，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共同创作了《潜能》，无声地阐释了爱的“空间”中所包含的暴力。

两个相爱的人，共同持一把巨型弓箭：我为你搭好弓，帮你引好箭；而你的箭会射向我，一不小心我就会死在你手下。

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合作又敌对的僵持状态，像极了《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和萨穆埃尔的爱恨交缠。

他们同时拉上写作的这把弓箭，也为之投入时间和力量。

但不幸的是，当弓箭搭成，桑德拉赢来名望，她却伤害了与自己携手共进的爱人。

我不知道这场较量如果对调性别会怎样——如果是一个成功的男作家和一个甘心幕后的妻子，激烈的争吵也许不会发生。

人们甚至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配置，即使夫妻两人在同一领域，他们的竞争关系也许包含了对另一方才华的剥削，但通常当成功者是男性时，矛盾没有那么显著。

正因我们的主角是一位女性，一位成功的女作家，她的成功变得如此挑衅。

她不断鞭挞丈夫在传统家庭角色中应有的自尊——即使她获得了他希望她获得的成功，这看起来也像是一场宣战，证明他的“无能”。

庭审中人们反复证明这一点，甚至包括桑德拉的辩护律师。

但桑德拉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她依然尊重她的丈夫，相信他的才华，她从来都希望对方能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管他们在经历什么，儿子的变故、家庭的搬迁，她都希望他能获得内心里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

而这正是她依然爱他的理由。

他们共同以此抵抗生命的虚无。

不管桑德拉如何解释，她的解释似乎充满虚伪。

人们更愿意相信，婚姻的本质就是一地鸡毛，就是由无数裂痕撕扯开的碎片。

他们早已在日复一日的习惯、妥协和沉默中耗尽了爱，他们必须以一场“搏斗”终止这场力量失衡的游戏——桑德拉于是成了人们假想的胜利者。

在为数不多和律师交谈的场景里，桑德拉终于暴露了她的脆弱。

她忽然哭泣，无声亦无助。

她并不在意世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可以淡定地看着电视里的人谈论关于她不堪的一切；但她无法忍受心爱的儿子将她推到一边。

受到所爱之人冷漠的怀疑，才是对桑德拉的致命审判。

离开家的夜，桑德拉坐在车后座静静地崩溃。

她露出心底最柔软的那块地方，像小小的石头被挪开，下面有一小片干净的沙地。

支撑桑德拉坚硬甚至顽劣的，正是这片小小的沙地。

她所爱的丈夫已经死了，她还要捍卫最后一点纯净。

儿子丹尼尔的证词，挽救了这场偏向荒谬的审判。

尽管在无数夜里他同样崩溃而彷徨，但走到法庭上，他是那个继承了桑德拉冷静和理性基因的孩子，用最基本的事实驳斥这场控诉。

他才是每天都在父母身边的人。

他才是雪山中唯一的见证者。

他虽然有视力障碍，但其余所有的感官都极度敏锐。

他反复回想自己的生活，相信日常的爱远远大于阴谋和暴力，无需再多辩词。

那段父亲再现的脸庞，是主观的回忆。

许多人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主观——虚构，它可能是孩子的谎言。

但这正是《坠落的审判》深深打动我的地方。

它是暧昧的、模糊的，但选择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即选择相信什么。

丹尼尔相信爱的存在。

相信父母之间的爱，也相信父母对他的爱。

即使他们孤绝生活中不堪的一切被摊开放大，这最终也没有真正打败他，使他陷入公众剖析的逻辑而背离自己真实的生活。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桑德拉并没有真正赢得什么，但她感到平静的抚慰。

爱不是碎片的素材，也无法剖析，但时间，人们共同经历的流逝的一切，证明了爱的存在。

在最后一个镜头里，我感受到了这个真相。

她将继续坚定地生活下去，像一块顽石，守候她身后纯净的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