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1因为高额的医疗开销，身患癌症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到台湾治病，在此之前她和丈夫一直保持异国生活。

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的大女儿，正处在13岁的叛逆成长期，回乡带给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怎么面对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成绩从全A变成不及格，班上的同学还管她叫“美国女孩”。

把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美国女孩》，显然极富话题性：全球语境中的地域流动与文化重塑，母女关系与家庭矛盾，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疾病（乳腺癌、SARS）的隐喻，“台湾”的身份焦虑等等。

这个list还可以写很长。

在阮凤仪的长片首作《美国女孩》亮相台湾之前，同时期正好还有另一部电影，主题也是母女关系、疫情和疾病，那就是来自钟孟宏的《瀑布》。

新导演PK实力派，影迷们自然喜闻乐见。

《瀑布》呈现给我们的还是那个熟悉的钟孟宏，好像手术刀一样面对家庭的创痛，过滤掉冗余的细节只留下病灶，这些压抑的场景就是被围困的生活的隐喻。

“瀑布”既指的是母亲的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是母女之间情感、矛盾不断涌动转换的象征，影片最后也结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泄洪中，上流的水冲击而下，宛如瀑布。

两部影片虽然主题相似，处理方法却完全不同。

选择思觉失调的《瀑布》侧重挖掘社会情绪的内在家庭表达，影片中思文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正是个体面对社会性压抑的内在修复。

而选择乳腺癌的《美国女孩》则更强调家庭的矛盾冲突和女性的直接压力，好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段子——“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

《美国女孩》的对生活艰辛的还原，收获了台湾观众的口碑。

但另一方面，这种琐碎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无处不在的冲突究竟是对生活的全面展示，还是叙事的凌乱失焦？

2在长片之前，阮凤仪的上一部作品是2018年的短片《姊姊》。

片中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刚移民到美国，姐姐开始学着异国少女打扮自己，尝试融入华人小孩群体，什么都不懂的妹妹此时成了需要丢掉的“过去”。

姐姐偷拿便利店的发饰，妹妹想分享却被拒绝，姐妹大战爆发。

妈妈责怪姐姐没有做好榜样，姐姐怪妈妈偏心，把怒气转向妹妹，问她为什么不去死。

故事的结尾，姐姐在浴缸里生闷气，妹妹跑来求和，两姐妹的怨气在浴缸里被温水泡开。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和妹妹一起捏了一个肥皂泡泡，在肥皂泡的晶莹、透亮和无言中，影片结束。

《姊姊》不仅是《美国女孩》的前传，二者还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位关系。

《姊姊》讲的是“去美国”，《美国女孩》讲的是“回台湾”。

《姊姊》取巧地截取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切片，在创投会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孩》则把女儿的故事延展为了家庭、社会、时代的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片并不是重写，而是扩写。

而扩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把边界设在哪里。

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姊姊》只截取了其中一面，在为人称道的惊艳结尾里，肥皂泡泡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少女心事。

相比之下，内容丰富的《美国女孩》似乎有点社会议题“过载”。

如果每个人都在战斗，每条线都是一种困境展示，那么该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问题。

家庭片不好拍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生活中常常都是些难分是非对错的琐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需要一条有力的精神线索，才能把散乱的生活收束到具体的影像形态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片其实就是大型情境装置艺术。

在这样的情境艺术中，语言很重要，但又未必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女孩》里，矛盾冲突大都依赖人物描述，姐姐内心情绪的外化并不算成功。

反而是在十几分钟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留白，也恰恰是这些无言的场景把姐姐的羡慕、犹豫、愤怒、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小演员方郁婷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但在《美国女孩》中少女的视角还是显得有些模糊，也常常让人产生犹疑，影片到底是要从少女的视角审视生活，还是生活在审视少女？

3这让我想起了《过春天》（2018），另一部有关地域流动、家庭矛盾和少女成长的影片。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瀑布》是叙事层面的集中矛盾，那么《过春天》则是影像层面的集中视角。

影片讲述了少女佩佩的双城故事，白天去香港上学，晚上回深圳睡觉。

无意之间，双城生活的便利让她成为了“水客”，卷入了一段青春冒险中。

这部影片的导演粗剪版本是基于群像的客观视角，但剪辑师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的修改方向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主观视角——所有故事都围绕女主角佩佩展开，所有人物都从佩佩的视角去观察。

主观视角镜头和表现情绪的特写镜头增加之后，整部影片的冲击力明显增强。

当然，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过春天》的剪辑修改明显增加了电影的“商业”气质，和《美国女孩》的诉求完全不同。

但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视角对于理解人物、塑造人物的重要性。

视角模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故事只能通过冲突堆叠冲突的方式来推进。

表面上看，“美国女孩”说的是处在文化漩涡中的姐姐，但实际上也指向曾经怀有美国梦的妈妈，既是美国梦的传承与交接，也是母女关系冲突的核心。

但影片最大的遗憾也在这里，对“美国女孩”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没有更深入的刻画，“文化冲突”遮蔽了母女之战的真正内核：为什么你要改写我的人生，却又没有能力一直改写下去？

母女之间是有怨恨的，怨恨并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另一面，是形塑母女关系的重要力量。

这种爱恨之间的微妙情感是母女关系比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更难于刻画的重要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中，激烈的冲突和争执并不必然等于好的对手戏。

最后的结尾也是如此，如果爱可以化解一切，那么故事也就不必这样讲了。

4很多导演的长片首作都是拍少女心事，好像少女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天然就是电影的镜像空间。

但这完全是误会，比如很多男导演拍的少女故事都更像是幻想的少女，而不是少女的幻想。

女导演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会更谨慎，有时候还会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平视视角。

比如在《嘉年华》（2017）中，文晏用冷静、克制地方式来讲述一桩“少女性侵案”；在《笨鸟》（2017）中，黄骥以散点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少女在校园霸凌和母爱缺失中的孤独成长。

在这两部电影中，平视是一种冷漠的疏离，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形成了对峙。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嘉年华》和《笨鸟》的冷静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瀑布》中的隐喻也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难懂，而《美国女孩》的“失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无处不在的痛苦，岌岌可危的家庭太容易让人如临其境了。

但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与痛苦的过于具象的表达，因为现实主义的那个“现实”，不是拼贴现实，也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追问现实，超越现实。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改动。

当我在芳仪的房间看到那么多马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马一般都是和男人连在一起的意象，怎么会安在女生身上？

不会是女导演吧？

一看主创信息，果然！

劳伦斯笔下的马象征着生猛的男性气质，马奔腾的形象总是与自由逃离密不可分，它当然不该只圈定在某一性别里。

芳仪妈妈第一次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我内心下意识地也在埋怨，怎么可以和孩子说这些？

可再想想:妈妈首先是自己，她的情绪也会有无法自控的时刻，旁人真的不该去指责她。

刚回国的芳仪被叫到办公室，老师叫她双手接过递给她的册子，突然觉得这种礼仪真的好没用，尊重是心里的，不是做这种表面功夫。

看到梁芳仪偷偷模仿妈妈签名，班上老师发卷子的时候叫名字念分数，以及打手心唤醒我的童年回忆啊啊啊太恐怖了，这种害怕和羞耻真的好多年都忘不了，直接创飞我。

吵架的时候芳仪出口的第一句总是英语，语种的变换太值得研究了，好像人被分裂成两半，出口伤人的总是冲动的自己，使用英语而非母语的自己，或者说下意识里她选择了美国人的身份。

她在学校格格不入，依旧喜欢看美国杂志，也反映出她对于身份认同的迷茫。

看到很多去了美国的中国人，很少看回到中国的美国人。

splash，姐姐妹妹坐在水滩前，姐姐一个人坐在水滩前。

溺水。

困在水里。

splash从水里挣脱出。

台词: Better is different.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会想要当美国人的？

如果你是在逃避的话，到哪里都一样。

「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

」芳儀的同學思婷問她：「妳到底在氣妳媽什麼？

」芳儀回答：「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思婷則反問：「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

」

首先声明，这是一部很搓火很窒息的片子，简直是东亚式夫妻、亲子、教育奇景大赏。

且不讨论最终它输出了怎样的价值观，只说最触动我的几幕吧。

一个是女儿想给马套缰绳马却不配合时，我一下子就哭出来，像极了拼命想找个情感寄托的自己。

片中马的那个眼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又理解又同情却又恕难配合的感觉，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想要推开我却又下不去手的人。

二是爸爸对女儿说，如果你就是爱美国我砸锅卖铁也会送你回去，但如果你只是在逃避，到哪里都一样，瞬间泪崩，心被猛扎了一下。

看看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逃避。

三是小女儿终于解除隔离后父亲夺门而出说去接她然后在楼道泪崩，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太难了。

这个男性形象真的是女性电影中的进步，他虽是个老好人，在崩溃的时候也曾出手打女儿，但在他身上并看不到懦弱、霸道等常被拿来用的猫爸或直男癌特质。

他真的是个很普通的好男人，看见他哭的那一刻真的想拍拍他的肩膀说句辛苦了。

看到梁芳仪我仿佛也回到自己的中学时代，考砸掉的分数，老师的板子打下去，芳仪委屈地喊“我又不是没有学！

”那时候我的困惑也是如此。

大人们都过得很难。

孩子们也挣扎在困惑的青春期里。

谁都想要逃离生活的束缚，做一匹逃走的白马，走得远远的。

芳仪在演讲稿里写，“她的恐惧让我恐惧，她的软弱让我软弱。

”小时候爷爷得了癌症，每次往返医院的路上，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快死了。

高三上期我在重庆集训，重庆的冬天又湿又冷，让人很难熬。

妈妈查出来子宫肌瘤，要切掉子宫，她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她很虚弱地哭着给我打电话，求我去医院看看她，我拿着电话，不耐烦又慌张地的拒绝了她。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挂掉电话。

可能因为恐惧和爱一样，都会传染。

我害怕面对虚弱的妈妈，害怕面对我承受不了的结果。

逃避至少能让我喘口气。

去年下半年妈妈又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这次我准备买票回去看她，结果疫情严重又没法走掉。

后来终于回家，妈妈还在医院住院，我和妹妹出去散步，她说有次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洪水来袭，妈妈被水卷跑了，只留下我和她还有我们家的猫三个相依为命。

我的心触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

我明白她的心情。

其实我也很害怕很害怕。

后面出院妈妈修养了半年，但左腿也大不如从前。

她常常说，自己已经是个残废了。

这种时候我只能大喊着反驳她。

我害怕曾经印象里那个强壮健康的妈妈，会真的有一天消失不见。

今天我在客厅弄电脑的时候不经意地问了句妈妈，“像你们这么大岁数还父母双全的人是不是不常见了”，她说嗯。

我没有再说话。

其实我也希望可以做那么幸运的人。

幸运到自己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还能和妈妈坐在一起吃饭，拌嘴。

永远永远。

这是一部东亚家庭的纪录片，我想每个东亚家庭成长的人看到这部片子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熟悉感。

我们曾经是小孩，后来是父母，我们的困境、迷茫、混乱、挣扎以及渴望，我们想要拥抱或者摆脱的原生家庭，那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清的心，与攀附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气连枝的，家人。

影片有两种视角，孩子的，父母或者更是母亲的。

作为成人来看这部片子会获得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时而我们是孩子，时而我们变成了父母。

尽管孩子会变成父母，但是还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永远推动着那沉重的石块，那逃避不了的人生课题。

作为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中二的孩子，自我的苗头开始涌现，这个时候我们要的好多。

我们要自由、要尊重、要关注，要独一无二的存在，要独一无二的爱。

剧中的姐姐就是在这个年纪，而且她要面对的稍微复杂一点：突然离开已经习惯的美国生活，面对全新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还要接受母亲突然的生病，姐姐的生活开始动荡。

于是也许可能可以平稳度过的青春叛逆期，面目也开始变得乖张。

母女的矛盾开始涌现，每一个姐姐看似叛逆的行为，我想观看的大多数人都能找到自我的影子。

不再认为老师是绝对的权威，开始质疑；有喜欢看的杂志，想干一些坏事；去网吧，不管是做什么事情；而对父母顶嘴，讨厌她说她要死了，讨厌她变了，变得不是自己心中的父母的样子。

这是一个少年必经的自我意识成长的过程，而每句对父母口不择言的话，我都能感到背后的恐惧，每一句刻薄的诅咒，我都能感到背后的伤心。

“你为什么不去死好了”可是说出这句话的我好不想你死，可不可以不要死呢。

那在每句恶语后面隐藏的情绪，怎么办，是我无法宣之于口的伤心。

好像我们永远无法在青春期说出我们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我们总是别扭，执拗，僵硬。

我们渴望理解，但我们拒绝表达。

于是口不择言终究换来父亲的责打，于是，就像我们曾经在心里预想过千百回那样，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态度，于是我们离家出走，去寻找我们心中那个理想的世界，去寻找这个理想世界的代表，andi。

我们想象我们可以终究摆脱身上的一切束缚，就像我们在andi背上驰骋一样，可是现实好无情，就像我们无法成功给马套上缰绳一样，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也没有那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挣脱现实到达理想的疆域。

所以套不上缰绳的姐姐流泪了，我们也流泪了，原来那个想象的地方不存在，我们不能永远逃避我们生存的这个现实。

关于妈妈，最让我伤心的时候是女儿问妈妈，关于下辈子想做什么的问题，那时候，妈妈的回答是下辈子想做男生。

也许只有成年人才真正明白这个答案的意义，原来妈妈，也会后悔成为妈妈；原来妈妈也会讨厌自己的这个身份，下辈子不要再做女生了，下辈子不要再做妈妈了。

作为孩子的自己，会不会在那一刻有被抛弃的感觉呢。

即使我非常支持所有的女性去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必一定成为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可是听到这个回答还是流泪。

对于孩子来说，母亲有多重要呢，我会一直想起那个残忍的实验，给幼年的小猩猩一个母亲一样的玩偶，但是这个玩偶浑身扎满了针，可是即使刺痛小猩猩每一次都想要拥抱母亲。

即使痛也想要拥有的怀抱，是母亲的怀抱。

可是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所以她不一定一下子能成为一个很完美的妈妈。

但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能懂什么呢，她还太不懂体谅、共情，她还在和自我做斗争，她只能向妈妈抛出她的情绪倾泻：为什么你不懂我，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以为的关心我，为什么我的妈妈是这个样子的。

妈妈能做什么呢，一个生病的妈妈，面对癌症，也只能在打针的时候突然崩溃无声哭泣，即使生病还是要照顾好所有家人，可是那种巨大的恐惧还是时不时缠绕，如果我不在了，家人们要怎么生活？

所有人都害怕去想这个问题，可是我太害怕了，那是我无法参与的部分，所以我要问，要确认，即使下辈子我不想做妈妈了，可是这辈子那种本能，让我仍然站立在这里，让我控制不住地去爱我的孩子，让我无数次虚弱呕吐痛苦，还是很舍不得这个世界。

最后女儿和母亲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交流，那仿佛是作为青春期的我们某一刻突然理解了父母，理解了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别扭、叛逆，那种渴望爱又拒绝爱的心态。

我们终有一天会和父母或者子女和解，因为我们终会看清那个自我，拥抱那个自我，而在屏幕前流泪的那个我，既是为了那个孩子，也是为了那个妈妈，为了当初那个自己和现在这个自己，哭泣。

1990年出生的阮凤仪，以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拿了很多奖，被诸多影评人视为年度最佳。

影片备受瞩目，除了这位海归学院派女导演所带来的细腻影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切合的社会议题。

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与今日的疫情环境实现了某种时间和记忆的交织；另一方面，片中主角从美国返回台湾的过程呈现了人们熟悉的文化冲突。

除此之外，围绕“乳腺癌”这一疾病隐喻（甚至不仅是隐喻）所展开的潜在话题或许更具普遍性。

按理说，以海归学院派的背景、女导演自身的细腻程度、林嘉欣的加盟、林书宇的监制，再加上三重议题的叠合，《美国女孩》本应是个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立足不败之地的项目。

但影片给观众的实际感受，却是聚焦凌乱、完全摸不到主旨，除了跟着导演的情感线路前行，别无他法。

将一手好牌打坏的原因，或许是阮凤仪忽略了一个核心的机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具体来说，影片的几重议题皆是“背景”，而中间的人物则是“图形”，电影的核心应该是以图形（人物）为媒介不断深入并显现更深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此甚至需要将人物“隐没”。

图形/背景原则适合过往的任何移民题材（无论《喜宴》《面子》或《别告诉她》），并且都是这类题材的成败关键；同样，这也适用于任何疾病、社会事件的议题。

除此之外，图形/背景还是世纪之交台湾电影最宝贵的遗产，这在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中呈现的格外明显，这几位导演关注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身后的更深度的背景。

《美国女孩》中的争执中可以隐约觉察到一丝背景的印记，但通常是台词说出来的，比如说庄凯勋扮演的爸爸说“这个景气留在这边是等死”，指向的无疑就是朱天文所说的“世纪末华丽”之后全台湾的普遍精神绝望，对此《一一》《千禧曼波》《不散》都能轻松以影像还原。

但《美国女孩》志不在此，2003年的台湾对阮凤仪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时空标记，书店与网咖背景中的蔡依林和周杰伦的背景歌曲对挖掘背景本身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阮凤仪的策略是只重“图形”而不在意“背景”，这直接导致失去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的有效支撑。

和之前的短片《姐妹》不同，《姐妹》中的妈妈带一对姐妹移居洛杉矶，陌生的城市和华人教会自然构成了一个“背景”，因此能够产生最现实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但《美国女孩》表述的是“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这两种冲击虽然都是主观的，但区别在于前者自带显性的背景，后者则需要人为建构背景。

梁芳仪这位姐姐的角色自然是以导演本人为原型，她身上的逆向文化冲击若要体现出来，需要一整套背景建构，除了学校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亲戚关系、邻里社群等诸众，以及无言的地域景观。

比如说，爸爸的那位隐匿的“大姐”就很有可能成为盘活背景的存在，楼顶的那位喂鸟的邻居也没有得到挖掘，如此，影片得到的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图形”——文化冲突不见了，或者不显灵了，它纯粹沦为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意识建构，并且进一步展现为纯粹的家庭矛盾。

整个家庭景观由此显得过于自我封闭，呈现为父亲去大陆做生意、母亲患癌受洗、女儿盼望回归美国的纯生活/心理争斗，将一切问题还原为琐碎的争吵：妻子埋怨丈夫只知道飞来飞去，买不起房子；女儿埋怨母亲，这个生病导致全家鸡飞狗跳，并且断送了自己的美国梦；丈夫埋怨生活，自己任劳任怨牺牲自己，但也成不了理想的提款机。

似乎唯有学校，构成了仅有的背景因素，但这种背景过于直白，近乎于对那时台湾古板的教育和校规的痛斥，胖教师的体罚和那篇控诉母亲的演讲稿，构成了全片精神之浓缩，似乎就落了下乘。

这自然而然会通向影片最后有点不负责任的解决方式：女儿趴在妈妈腿上，妈妈摸着女儿的头说：“妈妈也很爱你”——这是爱能解决一切的庸俗解围之神的回归。

正因如此，影片中的非典背景和故事没有擦生出如何实际关系，而那位妈妈的乳腺癌问题也仅仅是驱动因子，影片既没有揭示出疫情对人造成了何种影响，也未能面对疾病之于人的绝对影响。

关于后一点，造就了《瀑布》中贾静雯融入度极高的表演，但却让演技明显更高一筹的林嘉欣手足无措，这一差别来自于导演对剧作母题的理解，和演员无关。

林嘉欣的劲，显然不知道该往哪使，这一状况让她在影片后半段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她与女儿的争吵、打骂似乎是为了制造矛盾升温而制造的矛盾，就如结尾是为了和解而制造的和解。

当然，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铺垫，但因为导演固着地将图形视为第一要义，背景就无从倚靠也无法发挥作用。

看重图形，一方面体现在技法层面，阮凤仪给人物过多的近景和特写，造成了角色的精神封闭，自然也就隔绝了画面意义上的背景；另一方面，导演将力道过度聚焦在人物尤其是梁方仪身上，以至于背景就在意识中隐没了，在单纯的“图形游戏”中，一切只能展现为“争执”——她与母亲的争执、与父亲的争执、与妹妹的争执，这些都无疑是吵架的重复形式。

就我个人来看，影片当中似乎只有两个段落镜头值得称道：一处是梁方仪出门倒垃圾，小区楼下一群人横向排列，各自双手提着垃圾袋等着垃圾车到来；另一处是母亲和妹妹在阳台上给外公外婆烧纸钱，当妈妈说受洗之后不能烧的时候，小女儿说了一句“那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

”。

这两处，都属于“无意义的镜头”，但从深度上构成了图形/背景的可能或潜在冲突，如果影片能够在剧作主题上深度加工，将类似的情境与相关议题，那么《美国女孩》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种以“剧情或人物动作的无意义”呈现的段落，恰恰在于让人物隐没并让潜在的背景呈现出来，林嘉欣在晒床单时候突然哭了，也可以视为这一类——这场戏似乎对应着德西卡《风烛泪》中女仆洗着盘子哭泣的一幕。

从细微技法上而言，阮凤仪或许能理解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动情细节”，但她没搞懂新现实主义的精髓也是图形/背景的隐现游戏，如果德西卡不够明显，那么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游览意大利》则再明确不过了。

阮凤仪在访谈中谈到她的美学来源是达内兄弟、法哈蒂、小津、是枝裕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安德里亚·阿诺德等等，但问题在于她学到的可能是上述人的形式精简风格，但没有领会本质上的图形/背景之整体建构。

当然，这一切或许也和影片本身的素材有关——《美国女孩》讲述的是阮凤仪自己13-14岁时候的故事，她呈现了对自己的大胆解剖乃至是忏悔（且看起来并无保留），这赋予了影片明确的“真诚感”，这种真诚除了能在部分时刻抓住观众外，也成全了女主角方郁婷的精彩表演，她的光彩实际上盖过了林嘉欣，出演影片时未满16岁的她甚至可以算是近五年来台湾影坛的最大发现。

但换个角度来说，方郁婷光彩的代价是其他人的黯淡，连林嘉欣都无从幸免，因为图形游戏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便有亏。

这种单一倾注也指向了导演的“自我”，因为方郁婷扮演的正是她本人，《美国女孩》便是一种主观记忆中的生活事件，缺乏客观视角，自然也缺乏背景。

无论是因为源于记忆重现还是着力于忏悔，这部影片都成为一种封闭自我的产物，丧失了背景生产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是过多的自我感觉——部分是自恋、部分是自怨自艾、部分是自我忏悔——的综合造物。

除了阮凤仪之外，本片监制林书宇也有这个毛病，从《九降风》以来，他的影片陷入一种过度自我感的牢笼，以至于走不出图形游戏的世界，质量每况愈下，甚至连最初的真诚感都沦丧了。

我不希望阮凤仪成为第二个林书宇（当然《美国女孩》似乎也没有达到《九降风》的水准），唯一的忠告是，若不能理解从新现实主义到台湾新电影的“图形/背景”这一剧作整体原则，那么《美国女孩》之后的道路着实堪忧，因为自我的真诚感无法维系一切，更打不过时间。

【虹膜】

电影《美国女孩》，开头在机场，老爸去接老婆孩子回家。

中年夫妇一脸疲惫和高贵，小孩子时髦而刁钻，是幸福有钱人的家庭。

或者说，幸福中产的模板样子。

电影叫《美国女孩》，但她们黄皮肤黑头发，不是我们常见的美国脸。

可她们一张口，下意识地讲英文，比讲中文更流利，行事作风也非常美式。

喜欢的发型，想要的东西，她们都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表达。

妈妈对此也倍感欣慰，这一点也能从她到学校给大女儿开家长会看得出来。

在一个以成绩为主的中国学校，面对同学家长提出的远离她家女儿的要求，她不听解释当场辩驳而后扬长而去。

这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家庭。

如今因为妈妈生病，因为爸爸的工作和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们回到了中国。

对于这个家庭的大人来说，他们可以出走半生归来还是他们。

这里是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回来还是家。

可是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出生在美国，讲英文，吃汉堡，她们的家是在美国的房子，在美国的朋友，在美国的一切生活环境。

相比于姐姐梁芳仪，梁芳安更像个贴心的小可爱，她的生活尚局限在家里，她理应更依赖爸爸妈妈，也更能够注视到爸爸忙碌和妈妈的焦虑。

而梁芳仪，她在美国已经长大到拥有自己的社交和生活，她有她的同龄朋友和同学，正在经历成长过程中跟父母的正常剥离。

就在这时候，父母带她离开美国回到了台湾。

她熟悉的环境再次回到家庭，但不是她的全部。

家里有病人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

梁凤仪是带着怨气回来的，但是情理上，她知道，她不应该对妈妈生病带来的不便有怨言。

梁凤仪在美国是资优生，但回到中国，她成绩很差，在学校也从讨喜和得心应手，变成被边缘甚至被排斥和孤立的对象。

她讨厌这个地方。

同样的美国式作风，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妈妈的事情是妈妈的事情。

可是妈妈总是在提醒她，妈妈病了，妈妈害怕。

于是妈妈的恐惧也成了她的恐惧。

“我马上要死了”是很多老人们、病人们爱说的一句话，再要强的人，老了病了就会变得脆弱和恐惧，希望得到家人的注意和关心。

潜意识里都是恐惧。

这种恐惧会传递，就像梁凤仪说的， 妈妈总是说这样的话，把她的恐惧变成我的恐惧。

直到有一次，因为妹妹生病，妈妈和姐姐的矛盾激化、爆发，妈妈再次说自己快要死了，梁凤仪脱口而出，那你去死啊。

这句话之后，这家人勉强维持的光鲜生活开始崩盘。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虽然片子从一开始就讲他们住在老公寓，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室内环境，基本都是暖光下的富足。

但是在父亲对女儿动手后，梁凤仪恐惧甚至绝望后，我们终于在白天窥见到这所老公寓的残败。

客观来说，这样的老式公寓自然算不上破败，顶多老旧一点，甚至可以说非常经典。

但是突剥去了中产家庭的幸福滤镜，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

在这样的状况下，这对母女开始放下彼此的戒备，交流、表达、倾诉。

“美国女孩”梁凤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家。

一直看到最后眉毛才舒展开，气氛一直很压抑。

本应该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四口之家，因为母亲本着为了两个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只身带着她们在美国学习，父亲则留在台湾经常往返大陆工作，拼命赚钱支撑她们的开支.却因母亲意外换上乳腺癌，不得不回台湾接受治疗，两个女儿也被迫一起回来.刚回家的一家四口并没有久别重逢时的激动心情，女儿们对这边环境的不如意和陌生表达不满，妈妈把对居住环境的怨言也都怪在爸爸头上.爸爸虽也颇有微词，但一直默默承受，这个大男人虽然对妻子没有温柔的语言，却把爱意都放在行动上，上班期间陪妻子体检、大女儿想要的自行车，无一不是在默默满足家人的需求.妻子也许是因为生病、或者更多的是感到无助和对未知的恐慌，总是絮絮叨叨以爱之名带着情绪说着他们不爱听的话，相互矛盾重重.最后因为小女儿的意外生病，让本来矛盾的三方异常团结，小女儿的回归迎来一家人久违的和睦.

我恨东亚家庭，宛如最后那个明晃晃隐喻的红薯苗，它腐烂，但我靠它活着，窗外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仍置身铁笼子。

体弱的母亲，因为需要赚钱而背井离乡的父亲，瘟疫时心照不宣压下不说但吓到出冷汗的心理疮疤，隔着门听到的无止息的争吵，在心里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直到某天意识到她便是我，在疫情时因工作离开的父亲与歇斯底里的母亲……而我没有一匹马，我甚至不能想象一匹马，骑马是什么感觉？

——“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我可以列举出它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可惜在哪里，但我不必，批评的话留待我痛哭过的以后吧，现在我要哭了，没有一匹马。

看完之后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恨意，我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

是该恨每个镜头我都有身体反应该恨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止有电影的听觉语言，还有父母永无宁日的争吵，歇斯底里的母亲，背井离乡的父亲。

该恨我血管里流过的卑劣残忍与天真，该恨我就是这样的人，在腐烂的红薯上长出苗，被同学霸凌被自卑淹没被不曾停下的自我厌恶侵扰。

而与之相对，我那“与回不去的故乡的马一起流泪的”人生甜蜜幻觉剂不过是偷偷捡起别人丢下的漂亮贴纸——直到十年过去我对着成箱的手帐贴纸依然燃起一卷也不能舍弃的热病般的贪婪。

我恨什么，原来我恨我自己。

《美国女孩》讲述了拥有美国梦的母亲因得癌症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重新回到台湾生活，而且在这过程中家庭如何磨合的故事。

电影对人物情感的叙述十分细腻，无论是母亲、女儿还是父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鲜明的情感特色。

电影中还使用了白马的意向作为母亲与大女儿间关系的反射。

在亲情中，不仅仅只有爱，同时也有恨的存在，但在这部电影中，大女儿恨本身何尝又不是另一种爱。

电影平淡的叙述却时刻揪着观众的心，或许在电影中，观众也能找到自己家庭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