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的流感

本文发表于“独放”公众号作者：Jordan Cronk（2021-07-19）Jordan Cronk是位于洛杉矶的影评人，他是Acropolis Cinema系列放映的创始人，他的文章发表于Artforum, Cinema Scope, frieze, 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Sight & Sound等刊物，同时他也是洛杉矶影评人协会（LAFCA）的成员。

译者：Pincent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在因被捏造挪用公款而被软禁近20个月后，身陷困境的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交出了一部以可怖的形式描绘当代俄罗斯的新作，这位艺术家对他所在国家的政府如何对其公民的集体心智进行有害控制了如指掌。

根据阿列克谢·萨尔尼科夫（Alexey Salnikov）的小说改编，《彼得罗夫的流感》是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第八部长片，由Semyon Serzin饰演片名中的主角彼得罗夫，电影讲述了这位机械师兼漫画家于夜间在黑暗的莫斯科市中心穿行，途中他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愿景都与当下的焦虑交织在了一起。

观众从电影叙事的某个中间点进入，在流感爆发的期间（这部电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拍摄的），我们随着病弱的彼得罗夫乘坐一辆挤满了焦躁的当地人的公共汽车，他必须穿过街道回家找他的妻子（Chulpan Khamatova饰）和年幼的儿子（Vlad Semiletkov饰）。

一路上，令人作呕的噩梦与现实世界里的恐怖以性和死亡、街头斗殴和行刑队、超人类的力量展示和幻觉中的角色扮演等超现实的情节呈现出来——更不用说在这梦境一般的情节中还存在一个怪诞的僵尸，这给电影带来了喜剧性的调剂效果。

谢列布连尼科夫这次也与他惯用的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合作，使彼得罗夫的漫长旅程在一系列被无比扩张的长镜头中展开，这些长镜头打乱了时序，将狂热的能量注入电影所独有的多感官体验中。

尽管让观众有些劳累，但《彼得罗夫的流感》在一些时刻有着绝佳的表现力，就如阿列克谢·日耳曼（Aleksey German）与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的剧情片的疯狂结合——与谢列布连尼科夫上一部怀念80年代早期音乐的电影《盛夏》（2018）里的氛围大为不同。

在一个电影创作者通过以服务粉丝的名义循规蹈矩就能经常获得良好反响的时代，谢列布连尼科夫继续大胆地挑战大家的预期——更不用说他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完成创作的。

本周早些时候，在《彼得罗夫的流感》作为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竞赛片首映的时候，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仍然无法自由地踏出俄罗斯国境而只能远远地关注着。

我们在电影节期间通过Zoom采访了他，我们聊到了电影的改编过程，他的戏剧作品如何影响他的电影创作，以及他在创作中如何将挑战转化为冒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ordan Cronk（以下简称JC）: 您对萨尔尼科夫的书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我知道最初是您的制片人把书拿给您才引起了您的注意，那么有什么是让您立刻就认为可以将其拍成电影的吗？

Kirill Serebrennikov（以下简称KS）：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我只是有听说过它。

最初我的制片人Ilya Stewart只是让我给这个项目写剧本而让别人来执导，我就想，“好吧，为什么不呢？

”我有时间。

当我真正开始阅读这本书后我才明白它是某种杰作，它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非常罕见，你立即就能明白其中有些东西具有很高的价值，我是指这些文字的文学质量、韵味和深度，还有严格的形式，这种形式中存在着不同的关联、联系和丰富的引用。

当然还有精彩的语言表述和其中对不同议题富有层次且令人兴奋的表达。

这本书的结构真的很复杂，它比这部电影复杂得多，因为在电影中我还会尝试向观众解释一些事情，而原作对过去和现在进行了非常复杂的建构，几乎没有对现实与想象之间作出区分，有时你无法看出虚幻的段落从哪里开始、现实的段落在哪里结束，真的很复杂，甚至让我顾虑起将其改编成电影将会是一项多么有挑战性的任务。

当你开始着手于将一本书改编成电影时，你通常需要找到自己选择这项任务的理由或形成自己的看法，你需要进入别人的梦里，然后将其变成你自己的梦。

这本书里有许多对童年的回忆，因此我也开始回想自己的童年，以及设想我可以如何讲述一些关于童年的故事，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既是实践层面上的挑战，也指面对这样绝妙的文本所映射出的我自身的挑战。

JC：我们是不是在电影里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这本小说完整的叙事轨迹？

还是您将这部电影的叙事重心缩小了范围？

KS：这部电影其实比较忠于原著，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的，因为原著在人物、情境等一切方面都已经足够丰富了——但它是散文式的，是文学，是纸上的文字。

当你开始了改编的过程，你就必须得构建自己的宇宙。

电影中很多的事物是完全人造和手工的，2004年、1976年和1990年代的俄罗斯，在现在都属于很难还原的年代，因为生活——生活的视觉样貌——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即使人们的内心没有发生变化，但表现在视觉上就是很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去（重新）创造它。

这部电影设定于莫斯科，但我们是在叶卡捷琳堡拍摄的，那时正处最可怕的冬季，但却没有下雪。

这很糟糕，因为俄罗斯在这个时节通常会下雪，这是很普遍的天气，那年却没有下，我们不得不用人造雪来覆盖片场。

所以我说在这部电影制作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不同的挑战，但不是真正的麻烦，而是冒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C：给我讲讲电影制作的过程，特别是关于具体拍摄的部分，您有多大程度上的自由来拍摄电影？

您是不是必须在受到监控的环境下工作？

KS：我在写剧本期间被捕了，在我被释放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筹备和拍摄这部电影的工作。

我拍摄的过程有点隐蔽，且主要是在夜间，所有演员都同意了在夜晚或有时在清晨拍摄，但这也很有趣，我们为所有需要排练的长镜头拍摄作准备工作，我说服制片人我们必须召来所有的临时演员，甚至包括老人，让他们带妆穿着戏服，我们带上摄影机来彩排，但并没有真正打开摄影机。

对他们来说这看起来有点蠢，他们会想，“既然有摄影机为什么不直接拍呢？

”但我仍然坚持这样做，制片人Ilya最终也认同了我这样的方法。

所有这些镜头都必须认真、精确地准备，因此也很需要时间，拍摄的筹备周期很长，但我们完成得很有条理，尽管当时在日程安排上还是比较艰难。

JC：电影制作的过程是否存在随时被叫停的风险？

当局有在监视你吗？

KS：没人知道。

也许十年后我们才会知道吧，比如我们偶然打开报纸读到相关内容才突然得知他们一直有在监视我们，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否有在跟踪你或者“老大哥”怎么看你，但我们也不在乎。

JC：您之前提到过电影的动作编排，那您有事先画分镜头吗？

KS：有时我们会制作类似于漫画的小故事板，因为主角就是一位画漫画的艺术家，但其他时候我们都在即兴创作。

比如，电影里有一个长达18分钟的长镜头，讲的是平庸作家谢尔盖自杀的故事。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做着筹备工作，大约离开拍还有两天的时候突然得知有人不允许我们在原先定好的取景地拍摄，本来一切都计算好了，那个镜头原本设计的时长是13分钟，而由于后来更换的取景地的走廊比原本那个更长，因此最后那个镜头的时长被增加到了18分钟，所以碰到这类情况时我们不得不采取随机应变的方式。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C：我很好奇戏剧对您作品的影响？

我了解到直到不久前您还是莫斯科果戈理中心剧院的艺术总监？

KS：是的，今年我辞去了那个职位，但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八年。

JC：您的很多电影都有戏剧感，至少在场景布置和动作编排上是这样。

您能聊聊您作品中戏剧元素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吗？

KS：有时我听到人们说我作品中有戏剧感时，我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读解方式。

当我开始拍摄时，我会试图摆脱与戏剧有关的一切，因为戏剧与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媒介，对我来说它们相差得真的很远，甚至完全相反。

当然戏剧也给过我启发，也给了我一些与演员合作、构建现实、制造狂欢的经验，而这本小说就有一些狂欢节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古怪、疯狂、神志不清、几乎像是处在地狱一样的体验。

戏剧也支撑了我启用四位演员来饰演七个角色的想法。

我们一开始的设想是电影只有五个主要角色，由许多短的段落组成，我本来想为每个小段落都找很优秀的演员，可是让那些演员只演那些不太重要的角色又不符合大多数演员的利益，所以我就决定，“好吧，你们几位演员就扮演七个角色。

”我想正是这个做法给了他们不少参与这个项目的动力，这可能就是一种戏剧的方法吧。

但主要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在摄影机前构建和修复真实生活，这与我在剧场所做的相反。

JC：您有没有怀疑过这本书可能没法被改编成电影，或者比起电影也许更适合改编成戏剧？

KS：这一直是一次冒险，有时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最终会困在什么样的黑暗角落，或者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

所以我说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喜欢跳入未知的地带，我以前说过每部电影在被拍摄时都有自己的生命，是自己成长的，电影就像是动物或其他生物一样，为了生存会自动选择它必需和想要的。

而且我绝对是一个相信电影有其命运的人，如果一部电影是体量巨大的，它就会想要变得巨大；如果它想要成为一部室内小品，那它就会是一部室内小品；如果一部电影真的需要某个演员，那最终这位演员将会免费出演这部电影。

例如我现在正在筹备一部新电影，有一个情节让我犹豫不决，我不确定是否有必要保留这一段落，于是我就搁置了，并决定如果我们为那场戏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在剪辑的时候改掉它，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人说，“好吧，我有空，也很乐意来演。

”但他却摔断了腿！

那时我才明白，是这部电影并不想要留下这一段，于是我就把它删掉了。

JC：我很好奇您对动画的兴趣。

当然，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位漫画艺术家，但您最近的大部分电影里也都出现过动画和绘制在屏幕上的图形？

KS：是的，我在以前的电影中使用过动画。

这部电影一开始我是想用到一些小卡通动画或类似的东西，但后来我意识到整部电影都可以像是一部活过来的漫画，主角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个异样的现实——所以动画对我来说就脱胎于这样的现实，来源于这些人物。

《彼得罗夫的流感》（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2021）JC：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您如何与您的电影摄影师合作的事吗？

长镜头的设计是否事先就写进了剧本里？

摄影师对这些镜头的执行感觉如何？

KS：通常来说就像是我总是在向我的摄影师开些疯狂的玩笑，就像我说，“看看，第3、4、5和6号场景，我想用一个长镜头来拍。

”他们就说，“什么？

这不可能。

”但我又说，“我们尽力试试。

”我总是想尝试挑战一下自己和我的合作者，我已经和现在的团队合作了好几个项目，从当时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门徒》（2016）开始，然后接着合作了《盛夏》（2018），这是一部关于苏联时期列宁格勒的摇滚俱乐部的“夏日电影”，经过这些合作之后我们彼此之间更熟悉了，他们了解我，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惊喜，他们也会等待我的这些“玩笑”。

我认为在片场总是会有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否则拍电影也就不够有趣了。

实际上正是我的团队建议从那个18分钟的长镜头开启我们整部电影的拍摄，我说，“好吧，没错，这将会是一次团建（笑）！

”最后这真的起到了团建的作用，因为那场戏拍完之后他们跟我说，“好吧，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吓到我们。

”JC：您能讲讲那位扮演尸体的演员（Husky）吗？

据我所知，他也是一位艺术家？

KS：他是个说唱歌手，俄罗斯说唱歌手，也是我的朋友，我很欣赏他的诗歌，他参与过我改编19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一部作品的戏剧版。

我认为俄罗斯著名的作家们与说唱歌手有着相同的血脉，于是我就邀请他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

虽然他看起来外表比较特别，有一些怪异的外貌特征和举动，但他是个很好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用电话，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他大脑的频道上。

我告诉他，“我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角色让你来演，你将扮演一具尸体，躺在棺材里，在电影的最后你会站起来然后开始唱歌，这将会以一个长镜头来完成，”他说，“好的，没问题。

”于是我们就把电影的结尾拍成了一种僵尸末日音乐剧，这对我和他来说都非常有趣，他还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棺材里躺了一会儿。

JC：您提到有在筹备新电影，在似乎如此多外力意图阻碍您的情况下，是什么持续地给您灵感和动力呢？

KS：好吧，你知道的，我现在不能离开俄罗斯，我正受到旅行禁令。

那我怎么办？

我就只能工作。

如果开始把事情想得太负面，你就会毁了自己。

我希望这一切终会结束，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一起旅行，并决定我下一阶段的生活。

原文：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cannes-interview-kirill-serebrennikov-petrovs-flu/

2004年新年前夕的公交车上，买票声不绝于耳，这是现实；而前苏联时期不用买票等福利理想泡影从一个个父辈，祖辈口中谈论着；逝去的苏联啊，至今有许多人让它在脑中多待一会，灵车上，50，60、70年代三代人为苏联送葬，而男主作家80年代的好友谢廖沙却因无法得到认可而自杀为证，谁的责任？

是那个编辑室自大的老一辈，认为年轻一辈全是抄袭他们老一辈的二流者，还是那个整天喝伏特加，抽烟望窗外，整天伶仃大醉的评论风气让他无望而窒息？

窒息代表什么死亡吗？

从脑中抹除才代表真正的死亡，灵车上代表苏联的人又新进入大众的脑海中；一切的循环又从口中的唾沫开始，循环，循环；1977年是如此，2005年新年也是如此，90年出生的代表作不正是男主的儿子吗？

现在2022年z世代上映的不正是他们影响至深的现实轮回吗？

那颗阿司匹林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在摆脱体制的束服后，彻底放飞了自己，运用想象、比喻、暗示等电影语言，对后苏联时代的种种社会问题和人们心态进行了描述。

这是一部难懂的电影，导演几乎不照顾到观众的感觉，渲泄了自己的情感，突破了所有的限制，包括周围环境最大的限制以及艺术上的限制，大胆放飞自己的想象力，整篇是由现实和想象两部分组成，影片的主题就是后苏联时代社会分裂。

变革破碎。

导演的思路是，所有在现实当中没有实现的事情，通过想象来完成；所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也通过想象来完成；所有对现实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的愿望，也通过想象来实现，这就是它的主题。

如何分辨影片中的现实和幻想呢？

这是一个难题，导演根本没有想把现实和幻想分离开来，穿插在整个影片的基调里面，这就是这个影片的难题。

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分辨的方法，凡是脱离现实的，那就是幻想，大家可以从中来分辨一下，哪个是现实？

哪个是幻想？

整个影片的色调是暗深色，但他也有很多元的色彩，表现着当代的后苏联时代，是整个社会低速发展滞涨的现象，但是呢，俄罗斯的民族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内涵和文化素养，文化艺术的底蕴在里面。

影片最后一段是暗喻的手法，一个死人复活后踉踉跄跄地在街道上奔跑。

一个被抛弃的社会，人们也想让他复活吗？

还能复活吗？

推荐指数80/100，要看两遍才能懂，你想看吗？

《彼得罗夫的流感》是根据阿列克谢·萨尔尼科夫的小说改编的，导演曾说这是俄罗斯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虽然看名字和上映时间会以为是映射或者表现现下的疫情，并不是。

电影通过连续的、强烈、无边界的梦境来呈现苏联时期的生活状态，虽然是通过幻想和梦境来表现，但总体观感上却处处感受到困苦和逼仄，并不是像今敏一样在画面上展现一派绚丽和自由，而是通过开始的qiang击，一系列的暴力和xing，边缘情感以及幼时新年晚会等等和现实相连接，呈现出比现实更压抑的梦境。

影片中梦境和现实的连接好像没有缘由，没有铺垫，直接用长镜头的调度自然而然表现一出又一出的梦境，这导演本人说这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展现时间的连续性。

“我想用长镜头呈现出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维度之中。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是童年和成年的关系。

”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映射现实生活的一些群体：酗酒困顿的底层、追忆过往的怀旧派、机械僵化的政府部门、冷漠随意的医疗体制、浮夸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尊重女性的传统等等，情感上看得到每个人都怀有不满，他们都厌恶于当下生活，这或许和导演在国内的经历有关，他曾遭到政府软禁，并且禁止拍摄电影，他说在那段时间里这部电影的准备工作救了他，让他免于“变疯”，所以电影中的讽刺与反叛可能部分也源自于此？

而电影中大量长镜头或许也是因为他同样也是一位著名戏剧导演有关，强大的场面调度能力让他在影片最后的呈现上非常自然从容的从现实到梦境，从梦境回到现实且这些转接都让人感受不到边界，由此也提高了观影门槛。

始于流感，始于三个男人的谈话。

不断重复的元素太多以至于当下无法停下思考其象征含义，镜子，阿司匹林，裸体等；公车内的交谈以及永远模糊的窗外和雾气；多重视角的交叉以及或隐或现的线索汇集——原来根本就是同一个故事，世界就是这么小。

精巧的结构搭建，从片子最前面的的聊天就开始了。

本以为是流感所致的幻觉和穿梭，迷幻的场景转换令人眩晕，令人确信这一定是梦。

70年代这条支线的完成，恍然大悟——原来所见即是真实。

最后必须得提一嘴，这片的声音设计太牛啦！

原创配乐多到数不清，表达力甚至胜过对白高于表演；那个挥之不去的嗡鸣声和前后忽近忽远的声效——这就是梦啊，我愿沉沦。

从彼得罗夫一家的日常生活蔓延开去，碎片化非理性的意识流，像海面上的冰层向四面八方延伸、裂开，直至轰然碎裂崩塌，汇聚成海。

影片不仅视觉上极具冲击力，其对强权社会和人性压抑的描摹亦具有震撼力，表达着对当代俄罗斯人生存现实与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怀，悲悯个体在社会动荡和价值混乱中感受到的伤痛。

看过几天，心情依然不能平复，只能诉诸文字。

极度压抑下的释放与狂欢男主petrov应该是个70年代生人，片中有两条时间线，一个是他小时候大概5、6岁的1979年，一个是他人到中年的2007年。

前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勃列日涅夫等中央执政者的年老体衰，思想愈加保守僵化，不思改革进取，高度集权、官僚腐败、经济崩溃，直至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

男主petrov的青少年时期基本都处在政治高压，经济衰败的成长环境之中。

其性格特质是极度压抑和迷惘的，无论是开场昏暗摇晃的公交车还是一言不合就拎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的幻想，都是极度压抑后颅内的自我释放和狂欢。

Petrov在公交车上幻想自己被一群武装群众发了一机枪向一群西装革履的上层精英扫射，就是在映射70年代，前苏联权力过度集中，苏共的官员贪腐严重，以权谋私泛滥，国家中诞生一批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 万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

底层民众对特权阶层是极度痛恨的，到最后苏联解体之时几乎没有苏联民众站出来维护苏共和苏联的体制，而叶利钦等反对派却一呼百应得到人们激烈的支持。

这些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社会动荡印在Petrov的潜意识里，转化成现实中的一些冲动和倾向。

女性主义这部片子里，除了男主妈妈之外有两个女性角色，一个是男主的妻子，一个是“雪姑娘”，这两位女性都是叛逆激进的。

其实，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是个雄性特质过于浓烈的国家，如果能用性别来定义国家的话，俄罗斯一定是个纯爷们，俄罗斯的女性们传统家庭观念更强，独立意识也偏弱，受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圣母情结”的影响，俄罗斯女性在文学影视作品中也多以“拯救者”“母亲”等自我牺牲的形象出现，自我表达与个体追求往往被忽视。

男主的妻子是个一言不合就会脑洞大开拔刀相向的女人，在枯燥乏味陈词滥调的阅读会上，她渴望打碎这些教条和规矩，幻想出两场激情四射的情爱戏和杀戮戏，面对繁重琐碎的家庭生活，她甚至有弑子的冲动，但儿子退烧后，老母亲依然是关怀备至操碎心。

妻子愤怒的根源有一条来自于她是个异族，影片中有一个桥段讲她在工作时遭到了不良读者的歧视，骂她不是纯正的俄罗斯人。

在前苏联时期，民族问题就由来已久，二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 100 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

妻子正是少数族裔的一员，这也是她在片中的隐喻，如果不能处理好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一言不合就会诉诸暴力。

“雪姑娘”是更加叛逆和悲情的存在，她的出身被男友父母轻视，她竟然与别的17岁少年滚床单并怀孕，最后远走澳大利亚，爱情和婚姻的门当户对是影视作品中永恒的主题，“雪姑娘”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对抗阶层出身带来的歧视，虽然其结果是充满悲情的，正如俄罗斯“雪姑娘”这个童话角色一样，她是俄罗斯版的圣诞老人——严寒老人的孙女，与严寒老人一起为人们送去新年祝福，但作为冰雪的化身她不懂情为何物，当她坠入爱河之时她的内心变得温暖，她的身体就会因此融化消失。

雪姑娘喜欢的男人会在她的眼中变的赤身裸体，这种表达好浪漫，爱的是他本身，而不是点缀在身上的附加条件。

雪姑娘这条故事线很关键，所有的枝杈和人物在这里聚合，整个故事汇聚成了一个闭合的链条，“雪姑娘”这个人物也给片子注入了诗意的美感。

文人困境文化领域则施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前苏联的各种文化单位由国家包办下来，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斯大林亲自审定，才能出版。

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在国家机器的暴力性面前毫无功用，导演本人在片中多次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

关于生和死Petrov儿子高烧，奔赴医院的路上，遇到飞碟，儿子在飞碟投射下来的光束中飞升，是一种对重生的渴望。

还有结尾处灵车中的尸体死而复生，是个很玄妙的结尾，经历了前面种种追忆，幻想了各种出离愤怒的怒摔和怒杀，最终所有的情绪挥发出去、平静下来，回到一个死而复生看似荒诞的新闻，实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结局，期待着社会和国家的复苏。

画面，儿时回忆用了小屏幕，雪姑娘的故事线用了黑白画面，二维世界的万花筒，纵使是炫技也炫的很漂亮。

通篇寒意刺骨的画面中渗透着一代人的压抑，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电影，🤟

原文作者：Olivia Cooper-Hadjian译者：法国新浪潮戛纳的竞赛片里面总是有一批以炫耀的形式艺术为标志的电影，往往是最差的，有时是最好的；正在上演的2021版本也不例外。

在《法兰西特派》中，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突破了框架中可能包含的内容的限制，最终达至一个很难想象的细节水平，一部无法在小屏幕上欣赏的电影。

在同一天展映的影片《彼得罗夫的流感》中，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用移动摄影机将图像拉伸到深度而不是广度，这使得不同层次的现实在同一平面上共存。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从里到外，伴随着无法察觉的从普通到陌生的转变。

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特别是与前一部同样引人注目但更令人安心的作品《盛夏》相比，在于它拒绝给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故事贴上标签。

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主角，我们总会回来。

平凡的紧张局势很快发展到超自然的程度，然后彼得罗夫搭乘灵车，帮助一位朋友自杀，而当他不在场的时候，他儿子的母亲偶尔会变成一个嗜血的生物。

像朱莉娅·迪库诺（Julia Ducournau）的《钛》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参见第778期杂志），《彼得罗夫的流感》更不受阴谋论的影响。

标题中提到的流感发烧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线索：这部电影将展示一个大脑肿胀的心理图像，一个扭曲的真实版本。

作品中的作品——一部以彼得罗夫为主角的小说，一部他自己创作的漫画，一首诗歌朗诵，一场年终秀——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电影将是一个纯粹的虚构空间，在那里，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的稳定错觉是不存在的。

谢列布连尼科夫把他的角色放在移动的平面上，超越了这两种可能的解释的局限性。

他还允许自己打破自己叙述的连贯性，在叙述中插入两个在形式和性质上与之分离的区块：银盐的图像让你在主观摄影中看到一些童年的记忆，以及，黑白相间的画面，在同一时间交叉的成人生活片段。

电影的空间是多态的，它的时间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折叠和跳跃——它一遍又一遍地回到某些主旨上，好像它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

在那里发现的关于童年和家庭教养模式的不同观点的特点是身体的强烈存在，无论是赤裸的还是着装的，躁动的还是惰性的，死的还是活的——发烧将是一种极限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在镜头后面经过一个无法形容的空间，这是一种对存在的滑动性的依恋。

（完）

当我们谈论俄罗斯，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曾经浪漫的梦想？

抑或是当今破碎的现实？

在这广袤的北境疆土，留下过太多值得称道的历史记忆，传统与先锋相互追逐，朱紫交竞般不断创造着一个个人类闪耀群星。

但对于当代俄罗斯，在这样的低潮期，我们又还了解什么，又应该期望什么。

基里尔。

谢列布尼科夫，18年的影片leto把维克多。

崔这位苏联最后的的英雄推向了世界，这片寒冷的土地上不是只存在厚重困苦的艺术家，同样也能诞生如火激情的摇滚巨星。

尽管维克多崔在俄语区影响力可谓空前，但对于非俄语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资料。

那么对于实际的俄式社会，我们又了解多少真实。

这一次的彼得罗夫的流感，我们得以一个俄罗斯人的视角审视平民的挣扎。

首先谈一点题外话，导演本人因“经济犯罪”而被当局控制的比较严密，戛纳两次都遗憾缺席，但庆幸的是影片所展现出来的观点和现实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参杂过多意识形态色彩。

也正是因此，才更贴切作为一名普通人的视角，平民不关心主义，他们需要饱腹、取暖的现实。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导演所展现的俄罗斯人民群像，那就是躁郁。

影片的开头以狭小而拥挤的公交车厢作为布景，无论老少人物都充斥着俄式狂野，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生活的艰辛，影片在这直接单刀直入的进入了键政环节。

众所周知的，寡头问题是俄联邦政治的一大特色，甚至夸张点来说，直接就是叶利钦的执政基础。

导演的第一个矛头也指向了这些经济寡头。

在经历了69年实践探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最终以全盘西化，从极左走到了极右，庞大的苏联遗产在休克疗法下被瓜分，寡头们的崛起速度超乎想象，难以想象这个在几年前还是红色老大哥的国家短短时间内竟然差点就要变成传说中的巨型企业政府。

依靠集体输送的结晶成果，最终被少数人摘了桃子。

当我们在怀念苏联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苏联解体变化之大，仿佛是要全盘否定这次人类史上的伟大尝试，让人难以想象在这块社会主义耕耘了几十年的黑土地，春耕夏耘到底收获到了什么东西。

随着潮水慢慢退去，俄罗斯人可能才意识到一个苦涩的现实，那个曾经可能是俄国过去到未来很久都再不可触及的最高峰。

CCCP宇航员当我们在怀念苏联的时候，我们在怀念什么。

跟随着小阿廖沙的视角，是那颗挂满了苏联宇航员挂件的家庭圣诞树，是那份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还能在家中享受赤裸日光浴的温暖，是新年和圣诞之际孩子们手拉手欢快地起舞。

是的，普罗大众其实并不在乎什么康米什么伟大实验，民众自始至终都只有实用主义。

人们一定会记得在70年代，即使苏联轻工业一直饱受诟病，但一幢幢高楼渐起，公路上车水马龙，国际上更是苏进美退，俨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做派，每一个苏联人都享受着作为世界领导者的骄傲。

但不一定会记得的是，国宝胸针失窃案的不了了之，干部终身制的阶级僵化，苏联笑话的登峰造极。

值得怀念的东西很多，但城市的发展、生活的富足不过是成功后的表象，或许人们只是期望去拥抱美好生活，至于是沙俄是苏联还是俄罗斯联邦谁来缔造，都不再重要。

不得不说，某种层面上这是一种短视，容易把寅吃卯粮当作持续发展，过于的结果论只会让在下一次低潮来临之时，轻易地踏上错误的道路。

但我们不能去诘责普罗大众，至少在我看在来，他们只能告诉你他们想要的结果，但并不会指引正确的道路，而需要做的，是化身自由女神引导人民，这也是精英主义的基础。

但在另一种层面上，这又是一种朴素，现实不是一场p社游戏，是真的有人在温饱线挣扎，只想要吃上好饭住上好房，真正打动他们的，不是所谓生产资料的解放，而是规划富裕的承诺。

归根结底，普罗大众永远只有实用主义的需求，而在追求之路上给予了领导者最大的自由。

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苏俄政客在国际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堕落之路上一路狂奔。

如果说苏联初始作为农业国，放弃国际主义还算是迫于形势可以接受的话，国家主义之后的堕落无疑是对社会初心的背叛。

斯大林是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战士可能还有所争议，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最多能说是个好人。

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会倒向实用主义，因为意识形态当初产生的环境已经因为其自身的胜利反而消亡，而这两者产生分歧之时只会有意识形态的修正和变质，而实用主义也同时会附上枷锁，而他们必然会产生分歧。

当女主发现作为塔吉克人在饱受主体民族的白眼，足以证明当今的俄罗斯再也回不去苏联的黄金年代，曾经列宁的名言“世界有阶级而无民族”，大家一起呼喊一声“达瓦希里”，理想之光的绽放终究昙花一现。

凯恩斯主义不可逆的盛行模糊了意识形态在实操上的边界，包括苏联，俄罗斯根植的或许是一直是沙俄传统，是一种排外的、带有征服者性质的沙文主义。

不得不承认，尽管几千年来有理想的有志之士层出不穷，世界还是在威权和阶级的泥潭挣扎，但种子种下去了，就值得期待。

超人与宗教女主彼得罗娃在图书馆脱下眼镜暴揍捣乱分子的戏份颇有点女超人的味道，这是一个被压抑的女性形象，在这个形象中，现实和虚幻的边界被模糊的相当彻底，同时也割裂的相当彻底。

一方面是作为传统女性和母亲角色在家庭中的无私付出，而另一方面则是在家庭之外作为超能力屠戮者展现的嗜血渴望。

这样的割裂让我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文化和宗教。

如果说俄国有什么真正担的起第三罗马的的称号，宗教肯定是第一首选。

与拜占庭一脉相承的东正教传承，深入了每一个俄国人民的血脉，无数的俄国艺术家广受滋润。

但同时，苏联代表的马列也同样在这里孕育发展。

很难想象这种传统与先锋的割裂该如何并存，但它就是做到了，切切实实地摆在现实面前。

宗教的起源根植于人类的痛苦，一味只批判信者的愚昧却不愿触及现实的痛苦，是最大程度的不负责任。

生产力的提升伴随着世俗化的思潮，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的痛苦也削减了呢？

是也不是，当人们不再需要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相信，不再需要一个外部客体予以我们施舍，在绝大部份情况下能够自行闭环，自我的价值比任何时期都要突出，但同时自我的迷茫作为一体两面成为了新的痛苦之源。

现代的宗教不再那么高高在上，解放神学的出现是教会的下沉，而超人主义则是宗教自身的下沉，下沉到了哪，下沉到了每一个具体的人。

我们不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偶像，去满足社会共识的想象，甚至于被作为整体的牺牲品。

一个自我的超人，永远以自己的利益作为驱动，只需要简单的处理自己的困境，满足自我的愿望，为此可以将他人作为牺牲品。

在我看来，超人无疑也是一种宗教，但它更世俗更自由，与此带来的是更诡谲的陷阱。

至少在明面上，社会共识必然有真善美的规约，但个人往往成为欲望的俘虏。

破壳正如彼得罗娃在初尝自我的超越后便深陷失控的深渊，她不像超级英雄般惩恶扬善，反而被痛苦和欲望征服，对儿子在一瞬的流露的恶意，变身无差别撒人魔的疯狂。

那个蜷缩在浴缸旁不住发抖的身躯，仰着头发出呜咽的低吟。

凝视那双全黑的眼眸，从本该是眼白的边角游移到瞳孔的黑洞中心，恶魔正等待长出翅膀，从即将崩溃的容器内破壳而出。

自我的“超人”就这样撕下了浅薄的伪装，做一点小小的交易，满足压抑在底层兽性的欲望。

Summary写了这么多，感觉变成了私货合集。

最后还是回到电影本身，《彼得罗夫的流感》在影像上确实技惊四座，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其实表达的东西是比较质朴的，导演以一个三口之家的视角牵扯出一个当代的俄罗斯社会全景，这是一个复杂而躁动的社会，很多人经历了苏联鼎盛的辉煌，又经历了解体后寡头的风暴，这四五十年来没有比这更刺激的过山车了。

在相对平和的如今，俄罗斯人有了更多希冀的空间，影片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意象，分别是流感——代表着经历过高峰的俄国人民在凄惨现实中的渴望再次辉煌的幻想，以及那片1977年产的阿斯匹林——代表着苏联最鼎盛的时期。

所引申出来的便是这场如同流感的对苏联的怀念，但过了期的阿司匹林，是治不了现实的病痛的。

那问题就在这了，俄罗斯人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知道，甚至没有人知道未来还会不会更好。

当今的困苦不必言说，即使是在鼎盛的苏联时期，也不是人人都得到幸福的洗礼，很多人就像雪姑娘一样沦为时代悲情的注脚。

导演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他自身思考后迷茫的绝望。

最后的死者复活情节，确实是一手神来之笔，一个漂浮在上空的苏维埃幽灵在悄无生息间复活了，但真切面对这泥泞的现实，却也只剩逃窜躲藏。

雪姑娘的背影

行尸走肉导演说到这结束了，但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其实沙俄一直以来并不是第一档的强国，农奴制持续之久揭露了皇帝的新衣，是列宁把俄国带到了不属于他的高度，如今从高处跌落的俄罗斯人需要适应他们的位置，但这绝不是无可救药的绝望。

PS.本篇和时事无关，只是拖了一个月拖到了现在，切勿对号入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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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量子力学“多重宇宙”（WMI）理论的科学家当中分成两派，此理论的开创者埃弗莱特（Hugh Everett Ill，1930-1982）认为：历史只有一个，但世界有很多个。

以哈特尔（James Burkett Hartle,1939- ）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1929- ）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但历史有很多个。

曹天元《量子物理史话》以上是科学家的世界观。

可矛盾的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大概都是些被认为“失去了理智的疯子”。

能让人大开眼界，还有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在这里，我们拥有类似尘世中博物馆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通览到早到人类形成之初的整个人类发展史。

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历史如同画卷一样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展开，一点也不像我们以前阅读历史书的样子，而是真真切切地目睹历史的发展。

露易丝·波恩《巫师的秘密》艺术家也来玩一把“多重宇宙”。

电影《彼得罗夫的流感》（Петровы в гриппе，2021）说的是一个家伙吃错药后，“真真切切地目睹”了一段历史。

这张海报设计的风格，就很“多重宇宙”：

观影史 211214｜彼得罗夫的流感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635.html打开棺材，跳下灵车，踩着细碎的雪，奔跑在无人的街，当向前向前成为奔跑唯一的方向，出口又在何处？

乌鸦的叫声和手风琴的音乐叠加在一起，这是悲悯和欢快的混合，这是冷寂和无望的世界——当彼得罗夫终于在泥水四溅中坐上了苏联时代的公交车，里面只有一个女售票员，她曾经扮演过雪姑娘，而现在只是形似骷髅的存在。

这是最后呈现的“灵异事件”，彼得罗夫依然是一个被预设的人物：逃不出乌鸦鸣叫的荒芜，逃不出冰雪覆盖的沉寂，逃不出“雪姑娘”制造的死亡，那辆只载着他的公交车是另一辆灵车，从死亡到死亡，中间夹杂的复活只是一个插曲，死亡构成了一个跨越黑白和彩色的循环，形成了从回忆到现实的轮回，死亡是死亡，复活是新的死亡，因为，“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这是彼得罗夫坐上夜晚的公交车，让座的妇人对他说的话。

彼得罗夫在车上不停地咳嗽，这个看起来像是绝症的流感是彼得罗夫现实意义上患病的写照，流感会传染，一个人的病会成为其他人的病，会成为成千上万人的病，流感具有的是传染性、普遍性和致死性的特点，而这个病所隐喻的正是患病的俄罗斯社会。

在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的是医疗福利荡然无存的现实，是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的现实，是移民问题带来后遗症吃吃无法得到解决的现实，“这个国家真正掌权的人是塔吉克人和犹太人。

”他们抨击寡头政治，抨击苏共的黄金阴谋，抨击移民政策，但是他们的愤怒是构建了另一种危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沙文主义弥漫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

一个老人对给他让座的9岁女孩说，如果在印度，7岁就能结婚了，然后他开始骂起女人都是婊子，一旁的光头抡起拳头就打，老人的假牙掉在地上——假牙不再是一种个体的工具，它变成了发出声音的公共物品，而拳头和假牙的冲突也正是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的写照。

彼得罗夫是一个旁观者，他听到了人们的愤怒，他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也没有将愤怒转变成拳头，在角落里他更像是一个远离冲突的存在。

但是很明显，他的咳嗽、他被人命名为患了绝症，他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受害者。

从旁观者到受害者，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他似乎被推进了这个阴暗的世界里：公交车停下时，有人把彼得罗夫叫做“娘娘腔”，然后将他拉下了车，交给他一把枪，然后让拿枪的人站成一排，当教完了射击相关的知识后，又一批人被赶下车，然后彼得罗夫在内的人向他们扫射，倒下的是社会上的寡头政治和经济的代表，这是一个处决的现场，彼得罗夫无疑成为了刽子手，而当他完成这一任务，又上了公交车，车子还是正常形式，彼得罗夫还是靠着车咳嗽——那处决的一幕已经发生却像没有发生一样，而这也正对应了彼得罗夫既是旁观者也是实施者的身份。

这两种身份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也代表着生命的两种走向：他是旁观者，他见证了社会日益腐烂的现实，他是受害者或者是被拉进去射杀了那些罪人的实施者，他便无可逃避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中，彼得罗夫如何对待自己的流感、自己的疾病，甚至自己的绝症？

一个人的疾病，存在着传染的危险，而实际上，每个人似乎都染上了不同的疾病，他们或者以暴力的方式杀人，或者以自戕的方式自杀，杀人或者自杀同构了死亡：一个邻居被人发现死于谋杀，脖子上的血迹还未干，而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彼得罗夫在公交车停下后遇到了同事伊戈尔和维克多开着的灵车，伊戈尔说棺材里有一具尸体；他们一起去了维特亚那里讨论所谓的博士论文，大胡子维特亚大声呵斥：“我们还信仰什么？

”伊戈尔告诉彼得罗夫，他已经陷入了宗教的迷狂；彼得罗夫遇到了谢尔盖，正拿着厚厚的退稿信的谢尔盖大骂杂志编辑，而彼得罗夫问他：“为什么把我写成一个小丑？

”谢尔盖的回答是：“我写的是人类的不幸。

”脾气暴躁的邻居死于谋杀，骂社会缺失了信仰的维特亚陷入了宗教迷狂，创作小说的谢尔盖写出了人类的不幸，他们都是患病的人，而患病者所面对的就是死亡。

还有彼得罗夫的妻子，在图书馆里她是一个职员，戴着眼镜的她看起来温文尔雅，但是在图书馆举办的所谓文学研讨的沙龙上，那些文人因为长诗和短诗发生了讨论，甚至还有变态的男人，那一刻她化身为“女侠”，用暴力快速地解决了他，当擦干手上的血迹，当戴上文雅的眼镜，她又变成了图书馆职员，变成了柔弱的女人。

这是一种压抑后的爆发？

而回到家的她又是儿子的母亲，关心儿子的作业，制作儿子的晚饭，而当儿子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她看着流出的血，看到了厨房的那把刀，便幻想自己一下子横抹过儿子的脖子，鲜血汩汩而出，一种暴力的实现就像欲望的满足一样，让她享受而来快感。

而对于那些跟踪的男人，她一样毫不手软，衣服里藏着的刀成为她保护自己也是她杀人的工具，那个尾随着她的男人最后死在铁塔上，血溅在雪地里，像一个充满暴力的图腾。

暴力和死亡，是一种对他人的反抗，是压抑社会的爆发，似乎每个人都染上了暴力症，正如谢尔盖所说：“我死后才能成名——也许我会自杀，自杀会证明我是对的。

”他不想像父亲那样沉迷在酒精中，所以他创作小说，但是结局还是一样，所以死亡成为他唯一的出路。

他带着彼得罗夫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抽烟喝酒之后躺在了床上，然后拿出了一把手枪，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嘴巴，他让彼得罗夫只做一件小事，那就是用手指扳动一下。

这看起来是自杀，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自杀，但利用了彼得罗夫的手指，就是他杀，而彼得罗夫也是当仁不让，一声枪响，血溅满了墙壁，自杀和他杀在同一性的死亡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彼得罗夫在离开之前点燃了那篇书稿，在熊熊大火制造的爆炸中，退稿的小说、谢尔盖的生命，以及那间房子都化为了灰烬。

死亡抵达，是不是解决患病者绝望的一种正确方法？

实际上，彼得罗夫制造了谢尔盖所希望的自杀，是一种他杀，却是对自己的“自杀”，因为自己在谢尔盖的小说中就是一个小丑，他毁灭文本就是毁灭那个作为小丑的自己，就是毁灭人类的不幸，而爆炸之后，已是天明，彼得罗醒来，他发现自己还在灵车上，昨晚和伊戈尔去维特亚那里，遇见谢尔盖似乎都没有发生，连同爆炸式的他杀和自杀也没有发生，那仿佛就是一个噩梦。

而噩梦结束醒来，也意味着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作为小丑的现实，回到了自己患有流感的现实。

但实际上，这个梦却开启了彼得罗夫的一种自救：他坐上伊戈尔和维克多的灵车时，说自己已经离婚，但是在醒来之后他却回到了家里，那里有妻子和儿子；他在和伊戈尔喝酒的时候，恍惚之中被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带到了自己童年时的一次新年派对上，漂亮的“雪姑娘”拉着他的手，让他点燃圣诞树，彼得罗夫问了她一句：“你是雪姑娘吗？

”女人微笑着看着他，点了点头；甚至在维特亚那里，维特亚拿出了两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彼得罗夫竟服下了其中一粒……一场梦让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之外的存在，雪姑娘、新年派对、以及阿司匹林，成为他对抗现实的解药，这是彼得罗夫在灵车上的第一次“复活”，这一次复活给他带来的是离开现实的希望，而他离开现实时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带着儿子——而儿子和自己在童年时代又具有了同一性：他们一样想要参加新年派对，一样见到了雪姑娘，一样点亮了圣诞树，即使在儿子发热高烧时，那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也让他慢慢退烧了。

儿子和他一起回到了儿童时代，一起服下了解药，一起迎来新年。

复活就是回到那个1977年，1977年对于现实来说，就像是一个梦：1977年是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77年苏联最高委员会批准了新宪法，新宪法宣称，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苏联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装备方面甚至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像1977年，彼得罗夫和母亲一起坐着公交车去参加新年派对时，公交车上的男人手里拿着的是当时的报纸，上面写着“我们是青年近卫军”——1977年是伟大的、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年代，在1977年的自拍视频里“复活”，就是回到辉煌的历史中。

但是这是不是一样是一种历史沙文主义？

现在的儿子发热患上了流感，1977年的彼得罗夫也是发热，疾病没有改变，1977年的阿司匹林看起来是一剂解药，实际上可能是历史的病毒——当彼得罗夫重回1977年是想找回希望，那段历史中何尝不是疾病存在的因？

从彩色到黑白，呈现的是那个叫马琳娜的女人的悲伤往事：她遇见了喜欢唱歌的萨沙，她爱上了在自己眼里裸体的萨沙，这是欲望的直接呈现，这是爱情的纯粹表达，但是在那个狂乱的夜晚，她和伊戈尔之间的“射进来”的性导致的是怀孕，而怀孕面临的是不能堕胎的现实，所以这个在新年派对上扮演“雪姑娘”的女人躲在圣诞树后面偷偷哭泣。

这是一个也是患病的年代，这是一个也是看不到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暴力和死亡的年代，只不过，如新年派对一样，1977年的苏联构筑的是祥和、稳定与繁荣的表象，可实际上暗潮汹涌、危机重重——它甚至就是30多年后导致社会患上流感的因。

“蓝色有轨电车带着我们去太空……”1977年的新年派对上的歌声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当太空梦变成了幻想，当有轨电车变成了灵车，当阿司匹林变成病毒，谁也无法逃离历史的循环，一次次死亡，一次次复活，最终在轮回一般的人生中，“彼得罗夫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家人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生的流感，更是无数个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彼得罗夫们”的流感——“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