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枝雀静

1，我很高兴听到你做得很好是失望吧。

生活可以是好的，但绝对不都是美好收场，演戏当然可以只演好的那一面，但事实上我们都会生病，都会死，很可怕，但这是事实，我们只能选择接受。

——罗伊·安德森《寒枝雀静》与“生活三部曲”的另外两部一样，是一首失望者之歌。

罗伊·安德森像一部迟缓却敏锐的摄影机，捕获生活中一切失望之事，再用他偏执的固定长镜头将之一一罗列在观众面前。

人们站在窗前，对电话里的人说“我很高兴听到你做得很好”，这样的场景落在电影中不同的地方，是电影世界观的脚注——生活如果是好的，那当然高兴，但事实上人们总处于失望中。

电话作为道具是重要的，它使得交流可以同时而又无需面对面，“我很高兴听到你做得很好”已经成为一句电话礼仪，当你说出这句谎话时，你的表情无需说谎——你并不高兴，你一点儿也不高兴，而且满脸写着呆滞的失望。

就像莫兰迪对静物的持久专注一样，罗伊·安德森关注着现代人的虚无感和失落感。

《寒枝雀静》作为“生活三部曲”的终章，以相似的节奏、画面和语言再三描述着生活的失望属性，三部电影看上去如此相像，有人甚至感叹“他真的是把同一部电影拍了三遍”，他也许还会拍更多遍的，因为生活的沉默连绵远未结束。

2，北欧的胖子北欧那些苍白、整洁的小镇在罗伊·安德森的镜头下，冷凄凄的，让人觉得任何热烈的情感都会蒙上冷漠、霜结的文明的皮子。

人们看来不缺财富、不缺知识、不缺信仰、不缺脂肪。

一切不缺乏的东西塞满身体、让他们肥胖，并在这些胖子的体内囤积多年，发酵、腐坏，再越过昆德拉描述的快速的现代，重新变得缓慢。

既肥胖，也空旷。

北欧的胖子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中，身处干净而空旷的街道、酒吧、广场、车站、公园，携带着文明的尴尬脂肪漫无目的地呆坐，都是流汗而乏力的个体，臃肿而缓慢。

罗伊·安德森的速度也很慢，无论是七年一部的拍片速度，还是电影中人物移动的速度，而摄影机在空间里干脆就没有速度：《寒枝雀静》只有39个镜头，每个镜头一个固定场景，勉强可以辨识的主人公是两个发福的推销员，他们兜售简陋、拙劣的搞笑玩具，在街头游荡，进入冷漠的酒吧和小商店，他们用一个可怜的理由（谎话）“我们想给人带来快乐”进行无用的推销，只换得无动于衷的沉默。

人物的大面积沉默，是罗伊·安德森的“减肥”方式，“没有表情的表演，对话的内容就会更为突出”，他将镜头打扫得很干净，他叙事上的洁癖决定了他电影的极简风格，以这轻的风格去描述重的事物，他的电影因此具有一种隐含的情绪张力。

3，与死神的三次相约我们继续看轻和重的问题。

电影开头的部分，放置了三个死亡的场景，合在一起称作“与死神的三次相约”：一个男人在落雪的窗边开一瓶红酒，因用力而心脏病发死去，此时，妻子在他身后的厨房里愉快地做晚餐；一个老妇在病床上垂危，手里攥紧装着她所有珠宝与遗产的手袋，她要带去天堂，此时，她的儿子为了拽走手袋而使病床滑走；一个肥胖的男人死在客轮的地板上，他的尸体还不知该如何处理，此时，女吧员提出问题，该如何处理死者还未食用的三明治和啤酒？

一个胖男人走来取走啤酒喝了起来。

对于罗伊·安德森来说，死亡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即便它是可怕的、沉重的事实，一旦它是毫无选择的，它就变得不那么重了，甚至不如一顿晚餐、一只手袋、一杯啤酒重要，死者身边的人，还活着，他们忍不住要思考和选择的事情还有许多，即便它们是细碎的、轻浮的，却还是忍不住超过死神的重要性。

这是生活的真实面貌。

4，是戏剧还是电影“在舞台上，表演衬托着真实的在场，强化着真实的人。

在影片中，表演则取消真实在场的外表，扼杀摄影所创造的幻觉。

”——罗伯特·布列松观众在场与否（与剧情是否同时）是区分戏剧和电影的一个要紧的因素，贝克特的《自由》第三幕中，观众入场干涉了戏剧，是在场性的激烈表达，而布列松的电影是“书写”的电影，是与戏剧泾渭分明的另一种艺术。

但在罗伊·安德森这里，原本的区分因素变成不易区分的模糊的界限，固定场景中的演员，按照现场调度严密地执行和完成表演，摄影机不运动，一切是近乎静止的慢。

《寒枝雀静》中的人物，面孔总是涂白，这来自对日本能剧的仿效，统一的无表情，盖住演员的差异，造成整齐的静默、突出台词的重要，这是戏剧的习惯。

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里，并不区分或并不在意是否区分戏剧和电影，甚至不在意是否区分拍照和摄像，一切无外乎是一种图像的复制，区别仅仅在于，在这复制的幻觉结果（电影）里，是否有时间的流动。

其实，即便是拍照的一瞬、代表静止和截取的一刻，也在证明运动的存在，所以，不同于布列松因“看到运动就有一种幸福感”而将运动贯彻到摄影机上，罗伊·安德森的静止和运动是同一的，都是时间在流动的证据。

5，时间是一整个幻觉《寒枝雀静》的结尾，一个男人在等车的时候，意外地得知今天是星期三而不是他以为的星期四——在这个惊悚的描述里，人物难以判定事实，要么自己的“以为”是幻觉，要么别人的证词是幻觉，总而言之，他逃不出幻觉的包围。

在罗伊·安德森的想法里，时间是一个整体，过去和现在需要融合在一起，时间点是均匀散布在时间里的，同时发生的事情可以不在同一个时间里，这种幻觉与梦境接近。

他在电影里不止一次地这样表达时间，比如，在《二楼传来的歌声》里，死者和活着的人同在一个空间里游荡，在《寒枝雀静》里，古代的瑞典国王和他的军队路过现代的酒吧。

关于生活的真相，要是我们习惯于在时间的次序（记忆或历史）里寻找答案，那么，不妨来看一看罗伊·安德森的电影，如一只玻璃橱柜里静止在树枝上的鸽子标本，对存在的思考也许只有脱离时间的次序，才可能跃出答案。

【发黑蓝文学，勿转】

现年71岁的瑞典人罗伊·安德森一共只拍过五部长片，从2000年《二楼传来的歌声》开始，他分别间隔两个七年，倾注全力完成了“生存三部曲”。

终章《寒枝雀静》在去年威尼斯捧得金狮大奖，也算是对这位孜孜不倦电影人的一次实质犒赏。

这位并不高产的电影作者，在业内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称呼，有人说他是“隐士”，深藏山中闭门造车，每隔好几年才低调地回归大众视野；有时，他也被错误地打上“商业广告导演”的标签，因为这是他的另一份工作。

然而殊不知，正是为了给他那些“曲高和寡”的电影筹措资金，罗伊·安德森才不得挺着便便大腹在广告界摸爬滚打。

不过对他来说，慢工出细活的苦行僧做派是制作电影的正确态度，因为他所热衷的话题，总是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哲学命题有关，需要被虔诚严肃地对待，因此，他不惜将时间当做筹码，潜心细致地探索最佳的表达方式。

和前作相似，《寒枝雀静》在一派荒诞的冷色调中延展叙事，通过39个固定镜头的衔接，描绘出一派超现实却又指涉明确的现代生活画卷。

在电影中，罗伊·安德森继续采用北欧冷笑话式的幽默基调，展开自己有关死亡、情感、历史的思考。

固定镜头既相互独立，又被两位“滑稽玩具”推销员面无表情的工作松散地联系在一起。

小品片段式的情境包含着梦境般的氛围，却又仿佛只是现实生活的忠诚投影。

罗伊·安德森精确地还原日常生活场景，无论是小酒馆、弗拉明戈课堂，还是游轮餐厅、生物实验室都普通而逼真，而心不在焉的人群，却带来一种强烈的舞台效果，和周遭真实的环境格格不入。

亦真亦幻，现实与梦境彼此消弭界限，当代生活的冷漠与单调跃然银幕之上。

当存在”变为一个冷冰冰的实体，悲观者如罗伊·安德森也只能让剧中人以不同的方式一遍又一遍说着“我很高兴你做得不错”聊以自慰。

影像风格上，《寒枝雀静》是导演受到诸家风格影响后自成一派的产物。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埃德华·霍普式的孤独感，雅克·塔蒂般的冷面滑稽，甚至连主要人物的性格行动方式，都好像直接从萨缪·贝克特戏剧中跑出来的角色。

虽然罗伊·安德森反感被拿来和老乡英格玛·伯格曼做比较，但两人电影中对于凌冽人生的追问却是一脉相承。

只不过，如果说在伯格曼那里人生是死神手里的一盘棋，那么其对于罗伊·安德森则是博物玻璃橱窗中的鸽子标本——它召唤旁人好奇的观看，却始终静默无语，并带着超现实的喜感。

固定镜头的使用并没有给电影带来一丝沉闷，相反，罗伊·安德森对空间的大胆开掘让观看《寒枝雀静》成为一项颇有趣味的视觉游戏。

摄像机往往以中景景深展示空间中的群像，没有急躁的特写，没有夸张的动作，所有的人物都好像日本能剧演员一般涂上了厚厚的白色面霜。

他们行动迟缓，兴意阑珊，藏匿在镜头不同的角落中相互对话。

罗伊·安德森喜欢利用深焦镜头前景和后景广阔的纵深，在不同的舞台层次上安排人物的互动。

观众的视角，也往往由前至后，从左到右地探索着取景框中的每一个细节。

相较空间的重要性，在《寒枝雀静》中的时间则被尽可能地模糊化。

冷色调制造出未来的虚幻感，但唯一两场具有温度的场景——阳台上吹泡泡的小女孩和公园中晒太阳的年轻母亲——则将观众的情感体验拉回到当下。

有时，陈旧的布景仿佛昨日重现，但画中人使用的手机却明确指涉当下。

电影还设计了几段荒诞意味十足的片段，在最为令人惊异的一场中，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骑着高头大马闯进现代酒吧，在军队改编版《约翰·布朗之歌》进行曲中，向酒保要了一瓶气泡水。

在罗伊·安德森这里，“存在”的困境亘古不变，过去、现在、将来，线性的时间被刻意打破，三种时态凝滞不动继而混为一谈。

正如电影的副标题“一次有关存在的哲思”所显示的那样，《寒枝雀静》是一次形而上的探索，但罗伊·安德森在这长达110分钟的静默中加入了比前作更为激烈的政治批判。

在一场推销员的梦境中，一队衣衫褴褛的黑人被殖民者模样的人驱赶进一个巨大铜管乐器中。

为了让白人观众听到乐音，殖民者放火加热乐器使其转动，丝毫不顾忌乐器中被炙烤的牺牲者。

乐器上所刻的“Boliden”字样，是一家化工厂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他们向智利运去了大量的金属废渣，使当地数万人口的健康受到威胁，最终却只受到轻微罚款。

“生意归生意，道德无所谓，世界不该如此”，披着荒诞外衣的罗伊·安德森，用双脚离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寒枝雀静》也因此成为其作品中观赏性最强，意蕴最丰富的一部。

2015/5/1《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北影节期间，千里迢迢跑到中间影院看了罗伊·安德森的《寒枝雀静》。

安德森是伯格曼的弟子，一共就拍了五部长片。

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安德森，之前有人说他的片子闷，但看完后我决定剩下的四部省着点看。

《寒枝雀静》的风格非常鲜明。

整部影片镜头在50个左右，这意味着平均每个镜头的长度在两分钟以上。

无一例外地，每个镜头都是固定机位、固定景别、景深镜头和长镜头，其实类似于戏剧空间和舞台效果。

惊奇的是，影片每一秒都紧紧抓人眼球，因为场面调度实在太精彩了，也就是说，每个镜头里都是戏。

因为只在大频幕上看了一遍，以下做草草的分析：1.空间。

仔细考究本片中的空间，发现绝大部分场景（尤其是前半部分）都是设置在封闭的室内的，且该室内形式感强烈，色彩搭配一般只有两种，干净、极简主义，带有内置的画框构图或者逼仄的纵深镜头，棱角非常鲜明。

哪怕是大街上的室外空间，取景也是无杂物、无杂人的，这绝对区别了经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电影中“群众演员”的造型作用。

这样的空间奠定了超现实主义的基调。

其次，镜头中的空间通常是画框中套画框，至少可以被分成两个小空间（多数为两个，也有三到四个），多个空间同时发生着故事，使得单个镜头中的信息量极大，而观众也可以享受视点自由选择的乐趣。

多数情况下，几个空间之间的关联仅仅在于某空间中人物的“观看”与“被观看”，而并无更深层的情感连接，这也暗示了安德森的主题——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隔膜和疏离。

比如在酒吧里的人们，跟推销搞怪用品的两个推销员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空间；比如，在玻璃门里注视着烈火上滚筒的老人们，哪怕跟烈火叠印在一起，他们也只是“看客”而不是参与者。

2.时间。

影片中每个镜头遵循的都是真实的时间，再加上镜头前的人们都自如放松地表演着，使得影片有纪录片的效果，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得以被剔除杂质而精简地呈现。

没有经过剪辑的长镜头耐心地展现推销员怎样打开箱子，拿出搞怪用品，不厌其烦地戴上展示，遭到拒绝，合上箱子离开，使得观众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人物的动作身上，对人物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关切，并对下面会发生什么产生期待。

其次，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连接是不遵循真实时间的，甚至是毫无关联的内容拼贴在一起，有很强的可置换性，类似于意识流或者database。

因此本片没有严格的叙事逻辑，遵循的是导演的个人意图逻辑。

片中甚至出现了现代的酒吧里，查理12世率领着军队出征的场景，而此片段之前的字幕打出了“1943”（注：本片中共插入三次字幕，第一次为“三次与死亡的相遇”，第二次为“1943”，第三次为“人类”），这种反差极大的时间设置给本片蒙上了荒诞的色彩，暗喻也不证自明。

3.主题。

看这个片时很容易想到的是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后者也只有30个镜头，也是用超现实主义反应人类的处境。

个人认为本片的主题的极难准确把握的，但可以从一些线索中进行推测。

本片叫《寒枝雀静》，除了整体的影片气氛是“寒”“静”这种肃穆感之外，片中还有一个小女孩在表演台上朗诵自己写的一首叫做“鸟”的诗，大意是，一只鸟站在树枝上，因为没有钱它飞走了。

连一个羞涩的小女孩，都知道钱的重要性，将没钱的属性赋予一只小鸟。

钱，或者钱代表的一种生存状态是导演关心的。

两个主人公推销员是在为钱而奔命，他们被一次次拒绝，挨骂，也去逼债，碰上更加因为没钱而焦虑的小店夫妻。

还记得影片开头的三次与死亡的相遇吗？

第二次中，是一个将死的老妈妈，躺在病床上紧紧攥住盛满珠宝的手袋，连儿女都夺不下来。

第三次中，是一个在快餐店猝死的顾客，他点的餐无人享用但因为已经付了帐不能退还，只好让别人拿走了那杯免费的啤酒。

钱是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事物，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状态，造成了某种危机。

两个推销员是截然相反的人，高个老练，秃顶感性，当秃顶的感性影响到了他们推销时，高个甚至与他闹翻，秃顶一个人站在大街上捡起那些洒落一地的搞笑用品，喃喃着“可是你没有告诉我这个啊”时相当委屈和感人。

秃顶会一遍遍地听某支曲子，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忧伤，他似乎是导演的化身，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个社会中病态的“寒”和“静”。

他们重复说要用他们的产品给人们带来快乐，可走到哪儿，都遭到人们的厌烦。

当秃顶在难过地听音乐时，管理员也只是冲过来叫他把声音调低点。

人类，就像那只在实验室里被点击的猴子，痛苦地哀嚎之时，实验员只顾着无动于衷地打电话。

而电话里的内容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听说你过得好我感到很开心。

”“开心”这一表示情绪的词已经蜕变为一种礼貌的措辞，人们似乎已经无法获得那种开心和亲密感了。

但那种温暖仍零星闪烁。

导演在片中插入了酒吧里女服务员要求大家亲她才有酒喝的片段，在众人合唱的音乐声中，我们可以感到陌生人之间的友善和快乐，是影片里最动人的片段之一。

还有一男一女一条狗在沙滩上亲密的举动，也是影片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场景。

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类似于战争创伤的灰烬——烈火中的滚筒奏出奇异的长号声，用冷酷和牺牲铺成的乐章。

人们观看他人的痛苦，就像观众参观博物馆里的恐龙骨架。

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乃至影片最后，一个坐车上班的男人记不清今天是周几了——是周三还是周四并不重要，因为每天都建立在前一天的死亡上，而每天也成为后一天的废墟。

用一个小时敲完这两千个字觉得还有好多话想说，但万恶的P大宿舍没热水可以洗澡了我只好闪人了，留待下一部安德森再说吧。

看上去有些瘆人的剧照，导致这部电影在我的硬盘里待了有大半年时间，让我不停的酝酿酝酿，终于等来了难得的耐心。

同金基德的空房间，圣殇，李安的色戒，还有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一样，拿下金狮的寒枝雀静，果然很合我意，值得细细品味，这应该是因为威尼斯偏爱的表现方式不是话语而是镜头和作品的风格吧。

这部看上去由诸多冷漠的镜头，荒诞不经的片段拼凑成的电影，阴郁、诗意，却很容易发现那些温暖的小细节，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百无聊赖的人生：也许我们经常会听到：我很高兴听到你很好。

但是心里最想听的应该是：酒瘾上来没钱，你就献上一个热吻吧

As the last movie of Roy Andersson’s “Living” trilogy, A Pigeon Sat on a Branch Reflecting on Existence depi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and continues to feature modern absurdity as a black comedy-drama film. The movie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tableaux. In these seemingly disconnected scenes, animal is a recurring idea. The real pigeon appears only once throughout the movie. In the opening scene, it sits on a branch, unmoved, staring at the man in the front, but Andersson locks it in a glass case in the museum. With pale faces and puzzled expression, the people look dead too. While the man is staring at the exhibited stuffed pigeon, the scene guides the audience to view humanity through the eye of a re-subjected animal. By putting these birds inside glass cases, humans and animals a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as supreme and inferior beings, reinforcing the idea that humans 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by reflecting upon what they are not. Alongside the captivating, dreamlike absurdity, the following scene gives a clearer hint at the exploitation of animals. The female doctor is on her phone in the right corner. In the center of the frame, a money is pinned on a metal structure with its skull cut open and later electrocuted. The doctor’s indifference matches the grayish surroundings, highlighting the eye-catching red blood on the desk. The cruelty of thile experiment is how humans removed animals from nature to serve their interests. “However, the animalism which the human uses to justify their existence is in itself not animal, but a human fabric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the animal.”Meanwhile, humans have also removed themselves from nature by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s grandeur, distinctive beings differant from animals, shown in the space between the doctor and the monkey. The movie shifts its focus to the exploitations among human beings. The camera moves to a group of slaves being forced into a metal drum by colonial soldiers and the drum is set on fire while being rotated. The camera is subsequently reversed back to a group of formally dressed upper class during a luxurious dinner party with the reflection of the slaves being burnt. Here, the subjection of slaves are paralleled with the previous exploitation of the pigeon and the monkey, ascribing animalistic features to the victims. While the previous two scenes removed humans from the nature, indicating that their identities are built on animals, here, Andersson removes humans from one another. Human 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on what they are not, biologically and culturally. While reflecting on humanity, the audience are removed from the those who are involved in exploitation on the screen. The idea is that is only by stepping outside of human existence that we can see such wrongs, and in turn attempt to correct these. Depict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Andersson addresses problems in humans’ asserted exceptionalism by highlighting what we share with animals. The scene on a beach,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ones in the movie, is an example of the harmonious partner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a dog is sitting beside a young couple lying on the beach. The camera doesn’t move, allowing a glimpse of the long-lasting companionship, what remains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s and animals. Andersson puts us and animals together after removing humans from the nature and then themselves. This movie is not entirely a critique on human beings. Instead, Andersson highlights our asserted exceptionalism as the origin of our problematic society and humanity while hinting at some hope to amend them.

纵观当今世界影坛，北欧诸国的导演一直以其冰冷孤独的独特影像风格在各大电影节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芬兰有大烟枪阿基•考里斯马基，几十年来执着于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丹麦有“影疯”拉斯•冯•提尔，在摄影机后不断地打碎和重建电影的叙事逻辑和表达技巧。

而谈到瑞典，影迷们自然会联想到大师级巨匠英格玛•伯格曼，这位李安导演的精神导师早已与自己的作品一起融入电影史，成为了不朽的传奇。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同为瑞典导演的罗伊•安德森似乎一直不太被世人关注，毕竟这位师从伯格曼的电影后辈自1970年拍摄完成处女作《瑞典爱情故事》之后，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只拍摄了五部长片，且其间有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罗伊•安德森几乎完全放弃了拍摄电影，转而投身广告事业。

作品少，曝光率低，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安德森很少被影迷所提及，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代瑞典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五部长片中的后三部：关于人性的“生活三部曲”每一部都堪称经典。

2000年的《二楼传来的歌声》斩获第53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要知道那一年的戛纳应该是新世纪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届，姜文的《鬼子来了》，杨德昌的《一一》，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青山真治的《人造天堂》，伊纳里多的《爱情是狗娘》，以及迈克尔•哈内克的《巴黎浮世绘》同场竞技，辉煌程度可见一斑。

也就是在这样的高手对决里，罗伊•安德森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三部曲的最终章，2014年的《寒枝雀静》同样帮助安德森在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成功擒得金狮，至此罗伊•安德森终于重回大众视野。

作为罗伊•安德森艺术风格的集大成者，“生活三部曲”集中体现了导演对于电影艺术和人类社会的深刻思考，这三部历时十四年的电影用荒诞戏谑的黑色笔触深度还原了瑞典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最核心的生存悖论：社会制度与道德规范带来的究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人性本身的蜕变和异化？

看似普通的日常行为是否正在引导人类逐渐陷入一场巨大的集体无意识意淫当中？

理性的价值是否需要重新评判和考量？

导演将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内化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影像风格，并最终以三部曲的形式展现在了全世界观众的面前。

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世界里，故事线索是被刻意模糊掉的，导演选择截取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来进行意象式拼贴，用大量的生活片段来构建自己的叙事文本。

这种独特的美学逻辑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了理解电影叙事合理性的关键环节。

不论是《二楼传来的歌声》里烧毁自己家具商店的小老板，还是《你还活着》里痴迷摇滚乐手的文艺少女，每个人物似乎都是时代大背景下的牺牲品，他们面色苍白，眼神空洞，行动缓慢，思维迟滞，陷入生活的怪圈而无法抽离，这种精神世界的空虚在导演看来正是社会制度和行为准则对人性最大的戕害：面对越来越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世界，人类正在被迫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人性中最珍贵的自由意志在强大的物质世界面前逐渐瓦解和异化，使得所有作为社会的人变成了脸谱化的行尸走肉，个性和尊严被逼到了时代的墙角。

这种卡夫卡式的人性畸变凸显了罗伊•安德森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忧虑和反思，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变形记》）和K（《城堡》）开始出现在了导演的镜头之下，以一种疏离的、隔膜的姿态行走在冰冷的瑞典街头，种种荒诞和黑色幽默开始不断上演：操劳半生的公司职员被莫名其妙的解雇，年轻人因为酷爱写诗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业余乐手被骗走了所有的养老金，商品推销员在酒吧偶遇查理十二世……，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从卡夫卡的小说当中一跃而出，成为了导演批判现实，质问权力的锐利思想武器。

这种以人物导引叙事来讽刺现实的创作手法其实在艺术史上是有迹可循的，远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和《变色龙》，近到卡夫卡的《审判》与《城堡》，关于人性异化和蜕变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不同的是，罗伊•安德森在继承前辈艺术理念和思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梦境对现实的反衬嵌套在自己的影像当中，以粗粝却考究的镜头语言对抗固有的道德规范，为人类高扬的自由意志发声呐喊。

个人认为以弱化叙事的方法来丰满和强化人物形象其实算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电影创作理念，近年来也有许多导演在做这种反传统的叙事尝试。

比较典型的有去年吉姆•贾木许拿到戛纳的那部《帕特森》，影片完全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表达，情节变为了表象，而与之对应的人物关系以及心理变化则成为了整部影片的主角。

从这个角度来讲，罗伊•安德森似乎也在无意之间引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创作风潮。

除了对人物形象的重点刻画和重塑之外，罗伊•安德森的“生活三部曲”在镜头艺术与画面构图上也充满了北欧导演特有的冷峻与工整：坚持使用一场一镜的长镜头，精致的影像比例等等，处处体现着作者认真仔细的创作态度。

当然，导演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镜头语言，说到底还是与影片所要传达的主题有关，破碎的生活片段，荒诞与严肃，戏谑与悲悯，这一切本身便是相互矛盾的一组概念，影片中大量的规则几何构图，从形式上再次强化了这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增强了影片的节奏感和冲击力。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规矩整齐的画面构图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庄重的秩序感，而在罗伊•安德森的影片当中，这种画面上的秩序和规范又恰恰与超现实的剧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完成了一次跳脱出生活又回归到生活的视觉梦游，从而把荒诞和戏谑上升为了一种包含着双重矛盾的哲学命题。

一方面，人类社会创造规则和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作为社会化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体验，另一方面，这种固化的社会规范在约束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一部分天性排斥在了生活之外，制度反制于人，成为了人性异化的始作俑者。

《寒枝雀静》中，贩卖喜剧玩具的推销员一直在渴望为周围的人们带来快乐，然而他们自己却一直郁郁寡欢，在信仰和现实的夹缝当中不断挣扎；《二楼传来的歌声》中，经验丰富的魔术师在演出失败后，不得不扛着箱子踏上远去的火车。

面对强势的物质世界，人性的天平在不断的倾斜，猜忌和混乱反复出现，精神与肉体相互撕扯、分裂，人们开始面无表情的生活、工作，直至死亡的降临。

一个优秀的导演会寻找合适的表达形式与影片自身的主题相互配合，从而把整部电影变成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罗伊•安德森毫无疑问是个中高手。

孤独是罗伊•安德森“生活三部曲”另一个明显的创作主题，人生是孤独的，整个世界充满了荒诞而毫无逻辑的各种现象，然而生活却要求你不断地思考和追寻，去挖掘自身的生存价值，这种错位的匹配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电影里的人物面无表情的走过镜头前，就像《等待戈多》里久久坐在乡间路边的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焦虑彷徨，无所适从，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戈多。

在罗伊•安德森看来，孤独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制度准则对自由的禁锢和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

在影片《二楼传来的歌声》中，思维混乱的老将军在围着铁栅栏的床上迎来自己的生日，下属们围站一圈，不停地念叨着生日贺词，然而老将军早已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他高喊着过去的口号，不停地摇晃着栏杆，希望有人能放他出去。

这一组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僵化的社会制度，自由的定义在这里被放大成对整个人类生存体系的控诉，每个深陷其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孤独的侵袭，即使老将军能够冲破栅栏，他还是走不出房间之外的一道又一道大门，这种孤独感永远都无法逃离，而反观人类社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坐在各自床边，无助望向窗外的那个将军。

在无处不在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制约下，情感交流几乎成为了人类排遣孤独的唯一途径，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本身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没办法描述复杂的思维过程，更没办法表述微妙的情感，交流的不对称性开始不断显现出来。

这种局限性使得语言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交流工具的作用，反而开始加重每个人的孤独感，人们开始觉得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同类，于是人群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沉默，整个世界只能拖着疲惫的步伐不断向前，以此来掩盖人类社会的精神真空。

在“生活三部曲”第二部《你还活着》当中，线索人物——一个爱上摇滚乐手的文艺女青年，从第一次出场开始就陷入了一种交流困境，她向摇滚乐手表明自己的爱意，二人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然而之后摇滚乐手却再也没有出现，少女由此开始陷入了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最终在一场超现实的梦境中如愿与摇滚乐手举行了婚礼。

罗伊•安德森在这里用梦境再次申明了孤独的不可抗性，而语言功能的缺失则将这种孤独转化为了一个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生困境。

记得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的结尾处这样写道：“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多年之后，在罗伊•安德森的影片当中，导演用扎实的影像叙事对人类社会的蜕变表达了相同的忧虑，这种关于人性异化的隐忧是每一位关心未来的艺术家都在思考的深刻命题。

反观现实，问题已经提出，然而答案可能还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去发现和探索。

丈夫倒地时在厨房哼歌的妻子，母亲临死前挂念珠宝的子女，举手说我愿意喝掉那杯啤酒的路人，冷漠到荒诞的人际关系。

电影把人物框限在线条明晰的空间里，舞房公寓机场乃至酒吧都是规整而死气沉沉的方形空间。

大腹便便的两个中年大叔，声线没有一点起伏，有气无力吐纳着“我们希望给人们带来欢乐”这样的废话，一次次重复干巴巴的推销。

轻松的音乐让人印象深刻，对比下僵硬缓慢，毫无情绪的个体组成了呆滞苍白成布景的群像。

用行尸走肉形容这部片子的所有演员再贴切不过，整部电影尽是充满人物的空镜头。

导演似乎在用电影本身来强调母题：人在世界上的精神死亡和苍白无力，对电影也是一样，这部电影不需要演技，不需要演员的才华，从本身否定人的存在。

世界就是那个荒诞的梦，你走进桶中，不情不愿，被生活的烈焰炙烤鞭笞，慢慢对一切的眼前和远方熟视无睹。

Boliden公司外面的喇叭是多么残酷的美梦，让你以为至少还能发出尖叫哀嚎，其实别人眼里只有世界在转，只有生活向前，你的哀嚎变成了乐声一片。

当你终于问出问题：为一己之利利用别人真的可以吗？

答案呢？

“对不起，别人明天要早起上班。

”你向陌生人倾吐的一切都在凝固的目光和敷衍的面孔中消散，你向亲友诉说的一切最终只流回你自己心里，最后：我很高兴听到你很好。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一生都不快乐，因为我一直贪婪又吝啬。

鸽子在干什么？

一边在树上一边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它没有钱这个事实。

然后呢？

它回家了。

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听到你一切都好。

电影名叫《寒枝雀静》，本以为是一部日本或中国文化地区的电影，然而打开后扑面而来的北欧简洁画面风格和冷冽的感觉狠狠的打了我的脸。

电影才用群像多线叙事，是一部没有主要故事线的电影，电影直到威尔码小朋友的诗朗诵一段才和电影主题关联了起来:"鸟在树梢思考着自己没有钱的事实，然后它就飞回家了"。

这似乎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的描述，而当小女孩说出没钱的事情似乎也代表着大人也常在家中念叨相关事情。

而国王一幕电影无疑是电影的高光之处，既讽刺了国王出行的阵仗，为满足私欲的蛮横无理的行径，又讽刺了一群无能官员对国王俯首帖耳，还暗戳戳的黑了国王的性取向和厌女，并通过进行曲和遥远二战时老兵所身处的酒馆的回忆形成鲜明的对比，回忆中的酒馆是充满人情味和情感的地方，而国王所到之处皆是荒诞和冷酷。

与此同时在战败后的国王再次路过酒馆，一切皆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趾高气扬，但却保留了无用的仪式感，而出征士兵的去世也给国内女性留下了更多的伤害。

电影不少场景都伴随着两个售卖简易恐怖道具的售货员的而行。

但售货员并不影响剧情，而是作为一个工具人，记录着社会中的种种场景，同时作为了导演的传声筒，将导演想要表达的诉说出来。

电影中除了售货员的哈哈袋以外，并没有别人的笑声，而演员的年纪也绝大多数偏中老年，这无疑突出了电影的悲伤的氛围，同时绕不开会和死亡更加亲近。

同时几乎全场景的定格镜头更加重了这种冷峻的感受。

而环境的冷静和简洁和是不是人物饱满的情绪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精彩至极。

在电影结尾“智人“篇章导演也提出了两个疑问:靠着剥削而生活正确么？

今天是星期三么（忘记历史将还会有明天么）？

借此阐述了一些导演的疑问，以寄托于观众能够思考。

一部注定不会受到大众关注的电影，虽然电影没有剧情，但依旧精彩纷呈，充满了社会隐喻和讽刺，同时也饱含导演的哲思，个人非常偏爱的类型，评分:8.7分，值得品味。

虽然按文言习惯改为“枝寒雀静”或“寒枝静雀”更恰当，《寒枝雀静》仍然准确传达影片阴冷、哲学沉思的氛围。

文艺范片名第一次出现在影片中段，脸色惨白的女孩挪上台，表演诗歌朗诵：“鸽子坐在树枝上，一边休息一边沉思，它没有钱这一事实。

”鸽子在树枝上沉思，多富诗意的场景，可鸽子说，我满脑子想着钞票，一句话将诗意打回原形。

鸽子可以理解为影片虚构世界的缩影：空乏无味，冷漠至极；沉默不为思考，只是无话可说，带来的死寂可能被诗人误认为另类的诗意；如鸽子坐在树枝上沉思，伪诗意的土地上，人们年复一年地活着。

活着的人们也像和朗诵女孩一个模子刻出来，脸色煞白无表情（罗伊.安德森在访谈里解释希望借此将观众注意力放在台词而不是演员表情），行动迟缓，与尸体无异。

影片以“与死神的三次相约”开场，或许在他们眼里，出生即开始倒计时死亡，与死神相约就像会朋友，随叫随到，无人在意。

死亡还比不上浪费套餐重要。

除了演员僵尸妆，稀释水彩画般的浅色调，深景深，后景无处不在的（门、窗）框，以及框中与前景人物同时运动的路人，都与《二楼传来的歌声》、《你还活着》一脉相承，构成罗伊.安德森美学的标志性元素。

整部电影打破传统线形叙事，以22个独立场景拼凑起《寒枝雀静》的世界。

22个场景，只用了22个镜头，一镜一景的模式很容易让人产生戏剧代入感，不过利用墙角、遮挡物避免了前者舞台式构图，顺便说一句，本片22个构图全部精！

雕！

细！

琢！

美！

爆！

了！

话说回来，勉强串起20多个独立场景的恐怕只有两位玩具推销员，他们宣称“为世界带来欢笑”，而他们自己从来不笑，天天为房租欠款担忧。

和鸽子的伪诗意一样，吸血鬼獠牙、笑笑袋、独牙叔叔代表了伪欢乐，或是人们为使世界看上去不那么呆板而强颜欢笑的尝试。

罗伊.安德森自称为影片塑造一个平行世界，无视时间与空间，更像一出荒诞纪录片，所以查理十二世才会骑马途径现代酒吧，邀请年轻酒保一同征战。

除了此类直接的时空交错，坡脚女人酒馆里穿插的回忆也难免故园情，老人们是否怀念过去虽战乱贫穷却激情的岁月？

甚至可以猜测，老人是否因为脑海时时激荡着过去的旋律，才造成现时的耳背。

经常有评论家将安德森与同是瑞典的伯格曼对比，对此前者表态：我的作品比他更幽默。

诚然，无论餐厅服务员“他付了钱，我们不能再收回去重卖，谁要这份套餐？

”，抑或反复出现的“我很高兴听到你做的不错”，全片始终透着荒诞、滑稽的节奏。

可这种幽默携带北欧特有的冷，笑点建立在人物可悲之上，令人同情中发笑，甚至倍感尴尬：讲笑话的人都没笑，听众怎么忍俊不禁？

能使大脑一直保持在活跃状态的电影 与认为这是反思瑞典历史和民族性的观点不同，我倾向于认为这是非再现的作品，如果要以大量以材料为考据的隐喻组成这样一部电影，并认为识别出这些隐喻才算看“懂”，那这部电影也只是在玩谜语人和拼图游戏罢了，复杂也只是形式上的复杂而非思考上的复杂，一定谈不上多优秀。

懂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而这部电影显然不尽如此，用完全的再现逻辑去解读这部电影过于局限和老套。

不过这样的解读不是对错的，毕竟优秀的作品总是有着广阔的讨论空间容得下丰富的主题讨论。

先抛开懂不懂，让大脑迷失其中，再发现。

罗伊安德森是如何让我们的大脑迷失的？

把空间以舞台剧的形式有深度地呈现出来，让观众自行去发现信息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创新的鸡肋的为产生交互而交互的抖机灵做法，在他的电影里是如此必要仿佛就该这样，所有角色都在活动自己的活动，在自己的时空，只是偶尔在某一幕交汇或经过，甚至永不交汇，他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你不以任何一人为中心去观看—于是你也就能看到深度、那更远的城市一端不只是背景，你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镜头之外的*以及*潜在*，你变成一个觉知体，无差别去发现信息、更多信息。

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虚构，这个世界还依然在我们的特定视角之中，并试图以每一幕的串联和人物的运动构建起时间，这种经验还是太简单了。

罗伊安德森在这种时空上又套了一层—在剪辑中把“时间线”打乱了（或者根本没有所谓的时间线），如同电影最后的台词“时间感要靠连续的记录，否则你就会混乱”。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篡改和重新拼接了时间线和时间段落，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线性的连续记录的时间。

这种对感觉的连续打断让知觉无法沿着某种既定路线发挥作用，甚至难以辨认重复出现的对象的意图，这是非认知的方式（不是反认知），在这里虚构的（或平时隐匿于既定背后、而此刻终于呈现出自身的）世界成为可能：日常秩序失效，再现消失了，罗伊安德森提示我们，我们看到的只是*事件*，而不是时间，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是上一秒还是下一秒，都是伪概念，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时间是什么；把握时间的企图被打破，想象被赋予其中。

这便是*事件*，事件不是时间线上的时刻和片段，而是能让时间产生分岔路的可能，也就是新的导向与变异。

这种观点是德勒兹式的：“如果电影超越知觉… 它使知觉变化，它是差异化的知觉自身。

”对生命的思考通过对时间的想象来达到。

对存在的反思要靠思考存在的对立面达到，也就是虚无。

当观众对着开瓶子过度用力心脏供血不足猝死的老头、抢夺病危母亲手包的子女、点完餐便倒在地上死亡的陌生人…发笑的时候，正是对虚无的发笑，这反过来启示存在，存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或者—当载满奴隶们的滚筒在火上发出音乐般的声音—对残酷与灾难的发笑，这反过来启示生命；或者观赏那只可怜的猴子，对着非人去反思人自身。

—推销员质问同伴的这句话“你认为为了一己之快而利用别人这样真的好吗？

”也让观众产生道德反思，这种反思从影片的第一幕观众发笑时就已经开始。

好在那最残酷的之一只是影片中推销员的梦，这使观众宽慰，虽然我们都知道现实总比这残酷得多。

看一个导演的心性就看ta如何处理不得不处理的残酷与灾难。

当然我相信导演希望我们get到他制造的笑点。

滑稽是日常既定中的裂缝，在这里不存在对死亡的悲悯煽情消费或对冷漠的指责，只是事件与表现的张力所呈现的喜剧效果，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反应本身，我们仅仅对内容作出反应，而不是约定俗成的对某种事件应有的反应—不管是眼泪还是无动于衷。

而我认为这正是一种反思的思路：以幽默的敞开心态去化解和肯定虚无—这难道不是一种把握存在的方式？

这种对生存的敞开也发生在*开怀*中。

笑肯定对立、超越对立、反思对立，它将肯定置于矛盾之上，是面对那令我们无所适从的对立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这种对抗性的黑色幽默中产生了存在反思与道德反思，要知道冷漠只是结果而并非原因，冷漠不是原罪，失去关心的能力也不是。

存在、生命、人，意义的丧失、剥削、非人类，我们要诉诸的是技术，是理性，是技术与理性的暴力，是那些让人终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基础。

在正受电击的猴子旁打电话问候他人—这算什么？

这部分不再继续写，条件与启示已经给出，反思留给所有人。

最后关于我对这部作品的感受，同时也是对艺术和对存在的希望是：一定要有现实中无法完全对应的位置（无法被日常经验和知识所涵盖的部分），才能产生思考的潜力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