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人怎么可能变成牛？

”“是慢慢变成的。

”为何伊朗人总把“BMW”念成“BMV”？

这座城镇简直是个灾难。

倘若可以，真该夷平重建。

这出戏少了你，大家就溃不成军了。

随意侮辱别人的人才是鼠辈。

我从不记别人的电话号码。

你若坚持跟他的家人说出实情，那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到此为止！

诺兰的《星际穿越》里反复引用了狄兰·托马斯的一句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全诗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文本充斥着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

看完《推销员》，不禁吟诵起这首诗，别有一番新的省悟。

在阿斯哈·法哈蒂这部精巧的新作里，全部的对立，都在暗中挪移了位置。

从缓慢打开的那扇房门开始，整部电影开始拥有了一种令人悚然的魔力。

制造的巨大悬念仿佛一股磁力紧紧攫住观者的注意力。

凝视着那扇门，冷汗直逼，一种巨大的恐怖感在关键处戛然而止，重点情节却被悉数隐去。

于是跟随丈夫、妻子、邻居的只言片语和观者脑中构想的画面，重塑事发现场、再现案件经过。

这时不禁为台版的译名《新居风暴》击节叫好。

不仅秉承了之前《一次别离》台版译名《分居风暴》的脉络，也凝练概括了整个叙事内容——新居，以及风暴。

整部电影心思考究，细节非常之多。

大到剧作结构上《推销员之死》与现实剧情并行不悖，小到旧居玻璃上的一个裂缝、新居墙脚上的一处蜡笔画，都令人对导演情节的把控叹为观止。

还包括拼车时被要求换座位、冒雨去阳台铺上塑料布、烦躁时系错又解开重系的领带、执意夺走学生手机并予以羞辱等等细节，都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聚沙成塔的作用。

《一次别离》《过往》之后被戏称“最擅长讲离婚”的导演之一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片子里同样聚焦的是两性及婚姻。

只是这次的夫妻是一对本应羡煞旁人的璧人。

他们共同出演话剧，有着志同道合的趣好；计划中可能还打算要一个孩子来巩固完满的爱情。

而猥亵事件之后，两人的分歧逐步浮上水面。

事件之后，虽然彼此心照不宣，但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都被彻底打乱。

妻子恐惧的不是房间、浴室与可视电话的静默，而是流言蜚语的嘈杂；丈夫洗濯的不是袜子、钞票和意大利面的污秽，而是自我内心的洁癖。

表面上，妻子开始变得神经衰弱，面包机的声音、再次接听门庭电话时的追问、不敢走进那间浴室清洗、抗拒丈夫的触碰又不敢独自留在家里……但邻居的一个电话，本想掩抑的丑闻便传入了剧团。

人言可畏，妻子这时才自我反省，能否堪堪承受市井流言的侵袭；而丈夫在房间里仿如侦探，捡拾到袜子、摸捡到钞票，吃用“赃款”买来食材做成的意大利面，都让他不断洗手，以及作呕，其实反映的是他内心洁癖的发作。

而这些自身的隐疾，在事件来临之前或许并未被他们自己意识到。

更可怕的显然不止于此，在丈夫尾随“凶手”的小货车之后，事件俨然升级成事故，汪洋上积攒的洋流开始汇聚酝酿成滔天风暴。

发现了老头就是肇事者之后，丈夫不顾哀求动用私刑，将老头闭锁进小黑屋内。

虽然电闸拉下来又拉上去，怒不可遏的他却走向了愤怒的极端。

在这一刻，他不是博闻强识的老师、礼貌恭让的邻居、温柔谦和的丈夫，他只是一个愤怒的男人。

一个勉力压抑着怒火、靠复仇舔舐被撕裂的尊严的男人。

有趣的是，夫妻竟然会在如何处置老头时产生巨大的道德分歧——试探鼻息时妻子的恻隐，她的身份已然不再是被凌辱过的受害者；送还赃物时丈夫的冷漠，俨然他才成为这场道德风暴的凶手和最大受害者。

私以为，这才是本片导演最高明的地方。

阿斯哈·法哈蒂终于在一间充满罅隙的陋室，模糊了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模糊之后狡黠的他甚至调换了彼此的顺序。

本应是凶手的老头两次晕厥，生死未卜，造成这一切的受害者丈夫，此刻仍是受害者吗，或是成为一个新的“凶手”？

在妻子逐渐淡化被害身份的彼时，丈夫反而咄咄逼人，尽显委屈之姿，褫夺着道德优越感，反而成为这场人性博弈中最大的受害者。

老头面色凝重脸色铁青，虚弱着苦苦哀求，甚至企图用35年的婚姻乞得最后的尊严。

而丈夫此刻如同撒旦，横踞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叫来老人的亲眷、送归遗漏下的避孕套和一记猛然的重拳，来拼凑自己被撕裂的尊严。

而妻子的表现更加令人玩味，搞清楚状况之后，先是及时调整心态，恳求丈夫放老头一马。

随后逐渐递进着发出三次警告——第一次悲望地说如果告诉老头的家人，我就不跟你过了；第二次轻蔑地嘲讽丈夫并没有打急救电话；第三次她轻轻牵了一下丈夫的衣角，阻止他继续纠缠。

在这个过程中她已经忘却了受害者的身份，眼前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一个公交车上看到会给他让座、走路晕倒会帮忙抢救的普通老人。

她一声声的恳求进一步加强了与丈夫冷漠的对比。

在凄厉的救护车鸣笛声中，丈夫望向妻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愧疚，和对结局不可预料的恐惧；妻子婆娑泪眼业已风干，无语凝噎只好低头挽几圈包带，转身离去。

此刻，她的警告均告失效，横亘在这对夫妻之间绝望的道德认知鸿沟，任有千言万语，亦无可跨越。

所以并不同意有些人说的，《推销员》这个故事仅限于伊朗。

私以为，这是一个想当具有普世价值深刻的人性议题。

同样的道德困境、相似的人性怪圈，导演这次的电影或可以被解读出充分的论点——鬼迷心窍者断不能轻易踏入诱惑沼泽，误入歧途者亦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房门敞开你走进来尚可以原宥，行将踏错欲望的浴室则万万不可。

然而人无完人，犯下罪过的人，当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你究竟是应该替他抱火取暖，还是冷眼旁观甚至推他入冰河，使其冻毙于风雪？

《海边的曼彻斯特》里男主角李执拗地陷在往事的过失自责中，无法饶恕自己亦没办法过好以后的人生，举枪意欲自毙的时刻；《沉默》里背弃了信仰的教士注定饱受亡灵和心灵的折磨，犹疑造成的牺牲无法得到宽恕，肉身陷入烈火的时刻；《推销员》里酒醉而色迷心窍的老头身心俱疲，求乞着最后一丝尊严的时刻。

在这些时刻，无论多么万恶不赦，是不是，你我仍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慈悲，一点点的怜悯？

推及开来，在网络暴力中被众人唾骂的道德侏儒、在现实生活中被千夫所指的罪行矮人，如若并非怙恶不悛，当你见他衣衫褴褛在寒风中萧瑟，可否为他添件衣衫，抱取一团人性的星火。

法哈蒂凭借《推销员》再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你可能看了张假新闻照，这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上一次捧得小金人时的照片。

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五强的他却公开表示，不会出席本届颁奖典礼。

一个月前的今天，刚刚履职总统才满一周的川普签署了“禁穆令”。

这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禁止伊拉克、伊朗等七国公民在未来90天内入境美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莱坞愤怒与同情之声不绝于耳，盖因“禁穆令”充满赤裸裸的歧视，且其辐射范围空前之广，其中就包括入围本届奥斯卡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而他本人也因此发表声明不参加本次颁奖典礼。

对此，奥斯卡评委会作出回应：“曾因《一次别离》荣获奥斯卡奖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以及他今年提名影片《推销员》的全体剧组成员，竟因为其宗教或国籍原因而被挡在国外。

学院作为全球影人及全民人权的支持者，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戏剧性反转，先是“禁穆令”被联邦法院叫停，接着是《推销员》在各大网站的获奖赔率纷纷攀升至第一，并取代此前的获奖热门《托尼·厄德曼》，最终爆冷摘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桂冠。

颁奖礼现场，代领者读出他的获奖感言：“电影人的镜头能够捕捉到人性...会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同情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同情心。

”应该相信，这部电影和它的胜利，也许不仅仅关乎于同情。

— 伊朗剧场中的美国悲剧 —

《推销员》剧照《推销员》发生在伊朗的德黑兰。

一对夫妇Emad和Rana搬入新家不久，妻子Rana独自在家时遭遇陌生人的强暴，一场有关罪与罚的悬疑故事就此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推销员”的片名取自穿插于电影里的戏中戏——丈夫Emad与妻子Rana在剧中所表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导演法哈蒂通过三幕剧的植入，向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致敬。

《推销员之死》表现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一位小人物的失败，而其所影射的美国梦的幻灭，在当今“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竟书写着新的注脚。

不同之处在于，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不再是股灾和金融危机，而是面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移出，以及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

这恰巧同主线剧情形成互文，并微妙地折射出当代美国的乱象——缓缓推开的门，登堂入室的陌生人，暗生龃龉的家庭关系，以及作为回应的惩戒与宽容之辩。

— 同情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影片中，丈夫Emad最终发现，闯入房间并强暴妻子的竟是一位白发、佝偻而且患有心脏病的老人。

当老人层层揭开脚上的绷带，事情的真相也水落石出——他脚底的创伤，同此前案发现场地面的血迹以及遗落的袜子，完全吻合。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女婿，让他知道岳父是个什么货色”丈夫Emad喊来老人的家人接他，坚持在他家人面前公布他的罪行。

“如果你要跟他家人说那件事，那咱俩之间就到此结束”妻子Rana面对老人的哀求产生了恻隐之心，在她的威胁下，Emad没有告诉老人的家人，而他终究心怀愤懑地忍不住出手掌掴，竟使虚弱的老人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楼梯上几乎停止了心跳。

对于同情，卢梭曾这样阐释——“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同情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

”。

这一刻，弱者的柔光镜头由妻子切换到了老人身上，面对他衰老迟暮、奄奄一息的身躯，一切道德评判仿佛就此失效，一切惩戒与复仇的理由都摇摇欲坠，无论他的罪恶带给一个家庭怎样的撕裂与羞耻，同情，似乎只有同情才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高墙与蛋声的喧哗 —

强与弱对弈间的道德立场，有许多种表述。

叔本华说 “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较”，这听起来尖锐得近乎偏狭，但似乎很好揭示了舆论评价的行走规律。

邓玉娇、药家鑫等一场场话题盛宴中，我们都见证过善与恶的自由切换，民意肆意的喷薄与翻转。

另一句广为流(误)传(读)的宣言，来自村上春树“鸡蛋与高墙”的演讲——“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

尽管村上在演讲中明确“高墙”的定义为体制，但当其范畴被人渐渐扩大至不加限定的个体，打着“鸡蛋”旗号的绑架、裹挟乃至欺骗又甚嚣尘上。

不透明的募捐，不真实的乞求，碰瓷，逼捐，医闹，扶不扶，黑命贵，这不清真，“他弱他有理”，“他还是个孩子”...每堵墙都因鸡蛋而生，站的人多了，转眼又耸立起一座敦实坚硬的墙。

一片宽容和谐世界大同的声浪之中，我留意到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一些同时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制作人对法哈蒂曾面临的禁令表示同情，但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这些头条新闻和政治情绪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投票： “《推销员》以外的每一部入围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

所有的媒体只关心禁穆令，而且不仅是业内报章，而是全世界的媒体。

我们都很担心这种一边倒的呼声，会让评委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

我们还不能有任何意见。

”一位知情人说，“我们知道最佳外语片不是奥斯卡最重要的奖项，但这个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这位知情人坚持匿名，因为他不想被扣上没有同情心的帽子。

— 完 —

朋友推荐的电影作品，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

故事内核很简单，一对感情挺好的小夫妻，丈夫是教师，在一次搬到新家之后，妻子突然遭到袭击和强奸，丈夫独自破案，最后却酿出了两人无法承受的后果。

在电影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小夫妻过着普通但还算甜蜜的生活，可以算作一对文艺青年吧。

不过，他们刚刚经历了有点混乱的搬家。

就在刚住进新居不久，妻子突然在洗澡的时候遭到袭击被强奸。

这一段拍得很真实，妻子被邻居发现，丈夫在医院才见到妻子，听到邻居的描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去面对的就是受了创伤的妻子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

让我来分析一下两人的心理吧。

妻子作为受害者，在创伤后表现了典型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害怕一个人独处（不安全感），内疚（觉得自己开了门有过错），面对丈夫的冷酷和疏离表现出愤怒，对生活不复从前而心伤。

而丈夫的表现有点令我吃惊。

可以看出来伊朗是一个比中国更保守的国家。

被强暴是一种羞耻，甚至整部电影里没有人直接谈到这部分，似乎小夫妻周围人都知晓并有意回避这一点。

而丈夫有一种利益被伤害的愤怒，有为妻子感到羞耻的心理（因为觉得妻子羞耻，这羞辱也是自己的）。

他以愤怒来表现自己的力量，从而掩盖了而在愤怒背后，他的悲伤和没能陪伴妻子保护妻子的无力感。

而生活有个规律，躲避痛苦会比原有的痛苦更加痛苦。

这里夫妻二人都回避了报警，回避了心理帮助，甚至回避两个人之间的深层沟通这样的势必会谈到事实的途径，尤其丈夫，表面上他不动声色，私下里却一直在通过追寻罪犯和报复来转移心里的痛苦。

这些，都因为他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视野狭窄，只看到了自己的痛苦，没有看到妻子更大的伤口。

他也没有看到那位老头在35年的婚姻结成的稳定的家庭里，在知道自己犯下错误时候也有受到折磨。

老头说自己没有数多少钱，因为他给的钱不是仔细衡量后的“报酬”，而是一种因为内心受到的良心的折磨而产生的补偿意愿。

没有看到他人，没法和他人联结只能让自己陷入孤独，而孤独让他更加陷入内心的困境，这陷阱越挖越大，丈夫越是执着地行动，他离幸福越远，甚至最后铸下大错，夫妻离心离德，他还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关键的一瞬，他没有放过老头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他原有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还在叠加，而且他对妻子的情形非但没有帮助，反而对她造成了二次伤害。

一切，都因为走错了方向。

而妻子则在老头生命遇到危险的一刻，跳出了受害者的角色，对老头和他家人施予帮助，显示了她的同情心以及和他人的链接。

这是勇者才有的行为，我觉得她可能会更快速的走出这份痛苦。

布琳.布朗在《脆弱的力量》里说到，勇气来自于暴露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羞耻感和恐惧会因为人与人之间强烈的联结而消退。

另一方面，只有让他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体现自己的仁慈心。

而最后，只有兼具勇气、仁慈心和联结，一个人才能全心全意地生活，从而获得平静。

如果有一条电影的光谱，一头是纯粹的梦和幻想，是脱离了现实的狂想曲（《速度与激情8》肯定远远越过了这一侧的边界），另一头是未经雕琢的现实，是纯粹彻底的真实，那么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肯定处在光谱真实这一侧很临界的位置。

他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电影《推销员》就像一道棱镜，折射出当代伊朗社会在性别与宗教、传统价值和世俗主义方面的微妙之处。

看《推销员》的过程既像一场旅行，让你深入伊朗这个国家内部，又超越一般旅行的走马观花，它是一次社会调查，让你掌握社会现象背后的纷繁复杂的真实。

银幕上上演的故事，就像剧中的话剧一样，高度浓缩了这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大量真实元素。

真实的故事一般都有同一个特征，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主人公也不是英雄。

《推销员》里的故事，在全世界的警察局里每天都会登记上千上万起：一对夫妇新搬到一间公寓，丈夫不在家，妻子在洗澡时受到陌生人的“袭击”受了伤，但伤势不重。

放在一个“正常”（更理性主义）一点的国家，这样的事到警察局报个案，警方调出摄像头再询问几个证人，很快便能破案，该抓人抓人，该赔钱赔钱，事情很快就了结了。

何况，事故中妻子之所以受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外，都不到刑事立案的程度。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放到伊朗这样一个社会，却产生了高度戏剧性的结果。

故事开始得就十分戏剧性：凌晨天还没亮，一幢公寓楼里的一大群人惊慌失措，东奔西走，有人大喊“快走！

楼要塌了！

”男主人公Emad和女主人公Rana就在人群之中。

就在观众揣测是不是发生了地震时，摄影机缓缓地推出窗外，对准楼下，原来，一架挖掘机正在底下施工。

电影展现了慌乱的人群、开裂的墙体和正在进行的施工，却没有告诉你这仓促和混乱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切，都营造了一种不安全感。

灾难(可能是外部的危险，也可能是内在关系的破裂)正在临近，推动它的力量却不为人知。

随后，Emad和Rana搬到剧院的朋友Babak租给他们的一间公寓——电影中那起伤害事件的发生地。

不寻常的是，以前的房客是一个妓女，她虽然搬走了，但留了一堆行李在公寓里，房东保留了一个上了锁的房间给她堆放这些东西。

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出现在电影里，但她却是电影中的重要角色。

因为她，她的职业、交往和德行，是整个这件事情的起因。

同样没有被正面表现的是“袭击”的经过。

楼下门禁的门铃响起，鉴于刚刚搬来，Rana想当然地认为是这时候应该回家的丈夫，没有询问就开了门，还把房门开了，随后走进浴室。

镜头不寻常地对着虚掩的房门盯了15秒左右，随后切换到了Emad回家发生事件现场的情景。

在电影里，事件的经过就像侦探推理小说的情节一样，是经过邻居的描述（可能被夸张）、Rana的回忆（受到惊吓后可能很模糊）和“袭击者”的讲述（可能不坦白）拼凑出来的。

邻居口中：有个男的在楼上大叫，不是普通的喊叫，是哭嚎。

我先生还以为是两口子吵架呢！

然后我听到“当当当”的声音，当我们下楼时只看到有个人跑到街上。

我不知道他的脚怎么了，路上到处是血迹，随后上楼看到你夫人失去意识倒在地上。

妻子口中：我给头发打香波时发现有人进来了，他从我身后摸了我的头发，我还以为是你。

然后我看到他的手，之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袭击者”口中：我在你家一共才待了5分钟不到，我进去时看到屋子里没有人。

我到浴室门口时试着叫她（以为以前那个女房客在那里）。

结果她大叫起来，然后我就跑了。

跑到半路发现脚在流血，可能楼梯上有玻璃。

与那个身份暧昧的女人从未出场一样，这起事件没有被正面表现也是导演有意为之。

一切具有道德模糊性的人或事，都是处在犄角旮旯的，没有被亲眼见证的，它们的争议性也正是来源于此。

女人所谓的“不三不四”和事情的“不清不楚”，提供了话题性，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对象。

这种不在场带来的模糊不清，成了人们道德偏见的起源。

虽然仍有很多细节不清楚，但基本可以确定：后来Emad找到的那个老人不是一个故意袭击人的罪犯，但他和那名妓女保持着长期关系，在本片的社会背景中，是一个生活不检点、道德有问题的人。

此外，推动后来剧情发展的是这个事实：在老人闯进浴室时，Rana裸露的身体被一个陌生男人看到了。

Rana的精神恍惚，人们的议论纷纷，丈夫Emad的愤怒都是因此而起。

在伊朗这样一个充满禁忌的伊斯兰社会，它关涉到的是女人的羞耻问题。

在伊斯兰国家，女人的羞耻感总是会让人想到和缠头巾、蒙面纱，把女人和男人隔离起来的深闺制度（Purdah system）。

这项制度起源于宗教，但电影没有从宗教的语境来讨论羞耻问题（那会是伊朗电影审查制度中的禁忌），但离开了这个语境，电影中的很多细节便理解不了。

我在印度旅行时，见到很多从头到脚蒙着黑衣、黑布，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的伊斯兰教女人。

她们中许多都很年轻，走路的方式轻快，出入于购物中心等现代的场所。

我还发现，有些女子在一袭黑衣外面还背着MK等奢侈品牌的包包，格外显眼。

虽然我也像大家一样，对伊斯兰教的深闺制度有所耳闻，但在我印象中，总是把它和不发达、落后地区联系起来，从没想到这么古老的风俗可以和最最时尚的挎包同时出现。

我的所见让我思考它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扎根、演变，又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

我所读到过的对深闺制度最富戏剧性的描述出现在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中。

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那也是一个深受伊朗文化影响的地方），地主的女儿纳西姆生病了，地主找了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生阿齐兹为她治病。

为了不破坏深闺制度，又治好女儿的病，他在一块床单上剪出一个碗口大小的洞，让两名女仆扯起床单挡在医生和病人之间：需要检查哪里，那个洞就移到身体的哪个部位。

在那一年中，纳西姆生了几十场病，每一次地主都通过这种方式邀请阿齐兹医生来给女儿看病。

身体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暴露到什么程度，从来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而羞耻，也只是一个观念问题。

这些观念背后的价值，构成了特定文化存在的基础。

生活在这种特定文化中的人，他们的思考方式、看待别人和世界的眼光、行为方式都逃离不了特定的模式。

对于严格遵守深闺制度的女人而言，把身体不该暴露的部分暴露给陌生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还是那位纳西姆，后来成了阿齐兹医生的妻子。

婚后丈夫跟她说，以后去外面不要戴面纱了。

纳西姆惊慌地说：“什么？

你要我在陌生男人面前光着身体？

”“你的衬衣把你从头到脚到膝盖都包着，你的外套一直挂到脚踝以下，只有你的脚和脸露在外面。

夫人，难道你的脸和脚也是淫秽的吗？

”阿齐兹医生问。

“他们不止看到那些（脸和脚），他们会看到我最深最深的羞耻！

”纳西姆悲叹道。

我们知道，在1979年爆发革命以前，伊朗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

伊朗的亲美国傀儡政府一边卖石油发大财，一边引入西方的价值观。

在1930年代，政府甚至强迫伊朗妇女放弃深闺制度。

政府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滑落，加剧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同时也因为伊斯兰信仰在民间有非常深的基础，后来爆发了伊朗革命，在法国流亡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于是出现了电影《逃离德黑兰》中的那一幕，世俗主义和西方的公司、机构一起被驱逐出去，政权和宗教再次结合，伊斯兰价值被复兴，伊朗重新回归“信仰的社会”。

直到今天，伊朗还是崇尚伊斯兰价值的极右翼政府在掌权。

深闺制度在伊朗并不像在南亚那样严格（最严格的莫过于阿富汗），出现在伊朗电影中的女性虽然需要围头巾，却不需要戴面纱。

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教和文化习俗为背景，Rana的身体在浴室被陌生男人看到这一事实严重触犯了这个社会的禁忌。

放在世俗社会，出现这样的事件，第一想到的是向警察报案，让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来解决。

但Rana选择了不报案，原因是她无法在警察面前说这些（难以启齿）的事情。

实际上，不止在警察面前没法说，关于浴室的细节就是在丈夫Emad面前也无法细说，电影中Rana的回忆就非常简略。

而丈夫，也只是在妻子拒绝去警察局时，看似不经意顺势追问了一句，“难道发生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吗？

”不仅如此，事情的每一次扩大（被更多的人知道，从邻居到朋友，到剧院同事），都会引起Rana的神经紧张。

他们怎么知道的？

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知道？

久而久之，Rana变得神经衰弱，无法一个人呆在那间屋子里，她最忍受不了的是别人的目光——甚至忍受不了她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的目光。

从事件发生开始，一直到电影临近结束，Rana的造型始终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头上缠着白纱，脸上那道伤疤就像“红字”一样，仿佛给她打上了耻辱的印记。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印度宗教时说，当一个高种姓的印度人碰到“不可碰触者”（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就会受到仪式性的污染。

这种污染和卫生学、环境学没有关系，而仅仅是因为神圣的宗教经典中规定了他们是不可接触的。

Rana也一样，她的身体创伤远不及精神创伤，远不及自己被“仪式性”地污染后带来的羞耻感。

不仅Rana被污染了，是与那起事件有关的一切也都被污染了。

首先是那间浴室，成了这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最突出的那个“袭击者”留下的钱——Rana误以为是丈夫放在那里的，用它买了东西。

晚上一家人吃饭时才搞清楚钱的来路。

Emad立刻说，不要再吃了。

如果仅仅是想以后归还，按照货币一般等价物的属性，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些钱来还。

但就像我们通俗点说的那样，“来路不明的钱是脏钱”，Emad和Rana认为不仅钱是脏的，用它买的东西也是脏的，吃了这些东西的人会受到更深的污染。

如果电影对羞耻的探讨就此而至，《推销员》最多也就是一部好的伊朗电影，但它却是一部真正的好电影：它的眼光不仅仅止步于特定的文化，从这种特定的文化中还可以见出普遍的人性。

电影中的Emad是一名大学教授，但他和Rana还同时在一家剧院演戏，在电影中，他们排练和上演的是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

导演法哈蒂说，《推销员》里的主要情节在拍摄前好几年他就想出来了，但直到确定男女主角应该是戏剧演员之前，他始终认为电影的内容不够。

本身就是戏剧专业出生的法哈蒂重温了让·保罗·萨特和易卜生等大师的作品，最后找到《推销员之死》，终于发现“它是一个礼物。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之一，《推销员之死》普遍被认为展现了美国梦的破灭。

但作为这部电影的戏中戏，它最关键的元素是主人公威利的性格，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社会的另一种羞耻观。

威利认为推销员成功的关键是他必须讨人喜欢——“受欢迎”，而他的性格中恰恰缺乏这样的品质。

“受欢迎”意味着他在乎的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国家，只要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中，羞耻感就总是会存在。

“就因为我是个（不成功的）推销员，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琳达！

”Emad扮演的威利在舞台上喊道。

威利最后的死亡也和他无法忍受失败（不受欢迎）带来的羞耻感有关。

通过嵌套的故事结构，《推销员》把对羞耻感的探讨延伸到了国境线以外，超越了特定的文化范围，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文化心理。

在呈现特定的文化观念时，导演展现了背后复杂的矛盾和人性的冲突。

电影中的人物与其说拥护这种禁忌，不如说他们的行为不得已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模式。

“这些人应该带上链条去游街，羞辱他们。

”电影中的邻居不假思索地这样说。

而Emad的行为完全被这样的复仇愿望所主导：他要让老人的劣迹暴露在他的家人面前。

对于羞耻，最好的还击方式是让对方遭受同样的羞耻。

矛盾的是，电影在很多地方暗示了那些表面上没有犯罪的普通人，让他们保持不羞耻状态的道德感本身就很可疑。

最突出的是同事Babak，电影在很多地方暗示他也和那位妓女有染，只不过没有被抓到（Emad或许觉察到了这点，在一场演出中借威利之口对扮演另一个角色的Babak破口大骂）。

Emad也是，他肆意翻看学生手机，还利用一个学生家长的警察身份调查货车来源。

这两者本身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入侵——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最后，是那个“袭击者”本人。

他是一个可怜的老人，同时也像Emad和Babak一样，是有着道德瑕疵的普通人。

电影没有批评或者想要惩罚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色。

每个人都值得同情：他们的行为不得不遵从一定的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多多少少会和人性相冲突，他们的悲剧也来源于性格的弱点。

在电影最后的悲剧中，观众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老人有没有死去，也不知道Emad和Rana有没有挽回他们的婚姻。

不过，我们仿佛看到了另“一次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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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推销员之死》，中途停演。

女主演蕾拉情绪失控，无法演出。

因为观众席的一双眼睛，像那个伤害她的男人！

此刻，她，崩溃。

她，抱头痛哭。

她，渴望一个拥抱。

坐在对面的男主演，她的丈夫，却生气地问：“你不是说没看到他的样子吗？

”-《推销员》 这是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伊朗电影《推销员》的片段。

故事开头，尹麦德和蕾拉的住所险些倒塌，所有邻居都跑下楼，尹麦德第一反应是拉上妻子蕾拉一起冲出去。

她的妻子，在黑色头巾下，闪亮出一双美丽深邃的大眼睛。

尹麦德是学校的一名文学老师。

晚上，同时夫妻两人共同在话剧《推销员之死》里担任男女主演，感情深厚。

电影，就在现实生活和《推销员之死》的话剧角色中不断切换，主人公的命运与话剧中情感更迭纠缠。

某日，两人所住的房子成为了危楼，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无奈之下，尹麦德和蕾拉只得临时找了另一个住所，匆匆入住。

然而，他们不知道前房客是个妓女。

搬来不久，一位前房客的客人误入房间，恰巧蕾拉正在洗澡，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破了婚姻的宁静。

一、她渴望拥抱，他想要报复 女主蕾拉无疑是意外中最大的受害者。

她必定是拼命抵抗，自己伤了头部，也伤了对方的脚。

从医院回到家里，她不让丈夫尹麦德关卧室门，再三表示她害怕。

她想要他陪她，她以为他可以依靠，她倾诉所有痛苦，她低头哭泣，她懊悔，她自责，她内疚，她恐惧，她……无数的情绪，渴望有人懂得。

渴望一个拥抱，抚摸着她的头，或轻拍她的背，男人在耳边呢喃：“不怕，我在这。

是我回来晚了。

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

”她受到的伤害，不只身体，内心的恐惧使她退化成一个婴儿，她内心对爱充满更大渴望，渴望无条件的接纳。

就像孩子，在生病的时候，格外撒娇，格外任性，也格外委屈。

多希望心疼她的人，是她深爱的丈夫。

蕾拉说：“我不想一个人留在家里。

” 她要求，坐在车里等他，在他上课的时候。

她问他可否别去上课。

她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丈夫尹麦德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尹麦德说：“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买张票，让你去你父母那待几天，怎么样？

” 蕾拉：“让我这样去看他们？

” 尹麦德：“我今天决定了。

要么我们去警察局控诉，要么你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 蕾拉：“好，那我们忘了这件事，但是从今天起找一个新的房子。

” 尹麦德：“但是在那之前你要试着改变这种现状。

” 尹麦德说的好轻松，谁的记忆又自带橡皮擦？

看到这，我分外心疼这个女人。

其实，蕾拉很勇敢。

她一再袒露内心感受，对他的深爱在话剧《推销员之死》的一幕中，使她再次泪奔，对着话剧里男主的遗体倾诉她的深爱。

她多渴望，渴望他的爱。

想起前段时间湘潭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产后抑郁症带着两个孩子跳楼的巨大悲剧。

谁能理解抑郁症母亲的痛苦，谁又能理解蕾拉痛苦？

作为最亲密的爱人，男人，你在做什么？

愤怒的尹麦德在妻子受到伤害之后，一心想找出罪魁祸首。

作为男人，他怒火中烧，在伊朗文化中的性压抑，邻居同事舆论的评价，把他的敏感和愤怒不断强化。

他，无疑也是这次意外的受害者之一。

他，作为男人，有特殊的自尊，也有没有保护好自己妻子的深深自责。

从女性的视角，我无法言说这份复杂的情绪。

总之，他用行动解决事情，他的方式就是找出凶手，复仇，狠狠地惩罚他。

他很聪明，从种种迹象推断，竟然真的找到了罪魁祸首巴巴克。

可他，竟是一个连爬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老头子。

他无法大打出手，但他要惩罚巴巴克，要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他，回击他，以伤害回应伤害，逼他在家人面前彻底地坦白自己的罪恶，最终然而酿成了不可逆转的惨痛后果。

我想，每个人都有无法示人的阴暗面，那种见光死的恐惧，终究要了巴巴克的命。

蕾拉用感性摆脱痛苦，渴求呵护。

尹麦德看似理性解决问题，也在宣泄愤怒。

孰是孰非已不重要，横在两人之间的沟壑愈来愈深。

二、他的眼里，是他的世界 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95分的好男人，中产阶级，高大英俊，老师，又是一位话剧演员。

房屋要倒塌的时候，让人把妻子带到安全的地方，只身去帮助邻居背瘫痪的儿子下楼，有责任感，有爱心。

婚姻也有75分。

从医院回来，他给妻子蕾拉喂汤，陪蕾拉去老房子洗澡。

蕾拉是勤劳美丽的妻子，优秀的演员，一个人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深爱自己丈夫的女人。

其实无法战胜自己，他的眼里终究只有他的世界。

在蕾拉说，继续说，不断倾诉，再继续，我真的没法和你过了。

他置若罔闻，他一意孤行。

我问你，尹麦德还爱蕾拉吗？

我想，还是爱的。

或许贫贱的生活里，可以相濡以沫，他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留给她吃。

然而，一场意外中，他却无力跨越自己的心魔，去抚慰她的看不到的伤痕。

话剧《推销员之死》的男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现实的巨大落差，带着遗憾选择自杀。

事实上，女主并不在意那么多钱，逼自己走向绝境的是他自己。

现实里，尹麦德同样执着自己的方式，把婚姻推上悬崖。

他在自己的情绪里兜兜转转，无法走近她的心。

是的，越来越远。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寻求泄愤。

日子漫长，当意外闯进生活的时候，我们又能否不会走远？

三、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是对你好？

在意外发生之后，蕾拉渴望尽快摆脱阴影，她渴望有人陪，哪怕是个孩子。

把同事的孩子带回家的时候，小天使带来了生机。

他同意一切过去了，气氛慢慢轻松了，他充满童趣地模仿着海绵宝宝。

但是，当得知是用凶手留下的钱买的晚餐，他吃不下，气氛瞬间凝重，坠入重复的剧情。

他挥之不去。

他刨根问底。

他介意。

他很介意。

他戳中了她的心。

他，在伤口撒盐。

此刻，真正懂得对她好的男人，该是把伤害减小在减小…… 驾驭自己情绪,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安抚不好自己，哪有余力安抚别人。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真正对她好的男人。

But，how？

没人回答怎样才是好。

所以，有人说，女人要zuo。

婚前可劲作，男人在压力和不舒服的情绪下，负面情绪蔓延的时候，仍然愿意拥抱，愿意接纳，愿意心疼她，关心她，爱她，才是最适合的男人。

想必，在婚后的冲突和意外中，男人也会把她的感受，放在心上。

我想起了我老师推荐的一部瑞典电影《游客》。

阿尔卑斯山滑雪佳地，一瑞典家庭在就餐时意外遇到了雪崩，游客们四处逃窜，母亲艾芭叫喊着她的丈夫托马斯的名字，试图保护他们的孩子。

没想到的是，托马斯却在慌乱之下抛妻弃子，自顾自地逃命去了。

尽管最终躲过了雪崩，妻子始终无法理解和释怀，婚姻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亲密关系，是一个复杂又有趣的课题。

女人要学会读懂《游客》里托马斯恐惧和内疚，男人要学会读懂《推销员》蕾拉受伤后对关系的渴望与矛盾。

至关重要地是，让自己强大到安抚好情绪，放下内心防卫，去真正地感受对方灵魂的渴望。

否则，意外来临时，我们只会渐行渐远……

首先，法哈蒂的几乎每一步影片所传出的气质值得赞赏，这是一种远离高度发达社会的偏僻的和略显卑微的呼吸气质。

剧本，摄影和音乐等都有着一种控制和冷静，不论什么样的主题，他都慢慢去接近他想阐述的思想。

没有血腥，没有不加控制的暴力，当然也没有当今立牌坊式的和故弄玄虚凸显逼格式的夸张性色。

一切都完整展现现实的人，不加修饰地展现。

我个人认为他的电影更接近电影的本质义务，更接近电影的高尚。

说回到这部电影，我认为初期的剧情建置略显僵硬，没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的发生感。

因工程建设引发的危楼集体搬迁，到了新居上一位住户是一个性工作者，夫妻两人作为大学教师话剧演员竟然也穷到无法负担哪怕一月的房租，这里的阶级性是否稍显混乱？

当然，电影是需要戏剧化的，所以也并非失去理据，工程建设可能是影片的第一层暗喻，展现伊朗的社会变革和人民的逆来顺受（此处也可当做后面关键情节点的伏笔）；而上一任房客的职业也从侧面展现出了当地的世俗与古老教义的深层矛盾（推进剧情）。

而到了关键情节点后的冲突环节，导演为了更好的阐释道德的辩证评判和理性与感情的中性立场，一，故意将最早的施暴者设立为一个老人的角色，增加看待事件的角度与深度；二，回避猥亵事件的关键场景，设立诸多猜想性的线索和条件；三，将男女主角的情绪化展现尽量压制，我们可以看出女主角从始至终没有过于激烈的言行和情绪，只是由一味深陷痛苦到慢慢选择“放开”，而男主其实在初期也并没有过于激烈的男权倾向展现，他也有关心和爱护，只是毕竟在伊斯兰社会里，女人遭受了如此突破界限的侵犯，男人的内心里有一部分势必会外化为新的施暴者的角色。

有一个细节，就是自从女主角经历此事以后，镜头里几乎没有展现出男主角对于女主角的身体接触，此刻其实二人由生理到心理都拉开了距离。

作为男性，他在基因里认为的归属物遭到了迫害，母性在他心里根植的“圣洁”意味被瞬间打破，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说，其实男主角心里认为女主角是脏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心理感受，其次才是对于施暴者的报复。

还有一个心理点，其实男主角在女主角遭受了如此变故以后，他的对于妻子的心理责任已然动摇，他看到卧室里的袜子，看到架子上的钱和性用品，他寻找凶手的行动，实则是雄性基因里的“比较”和“争斗”。

话说回来，在关键情节点的设立故意处理模糊的情况下，才开始了对于社会性下的对人性的真正探讨。

根据我上面一段的阐述，其实观者很难确定施暴者的行为到底够不够成“强奸”。

一种情况是老人醉醺醺的到了屋子里，听到女人洗澡的声音，以为是那位性工作者，所以自然而然先到了卧室里，随意脱下袜子，将钱和性用品放在架子上准备好，然后到了浴室里，看到洗澡的人是另一个女人，而女人因为突如其来的惊吓而作出反抗行为不小心打碎镜子，老人割破了脚，仓皇而逃，邻居的描述是惨叫一声，然后铛铛铛，惨叫可能是割破了脚，而铛铛铛可能是仓皇下楼的声音，以至于没有带走车钥匙，而后边老人在和男主承认错误时说的我当时喝醉了，对不起，很可能是他对于整件事情的抱歉，并不一定是酒后就必须乱性；另一种情况是老人到了浴室里，女主角惊吓反抗，可能激怒醉酒后的老人，他强行实施强奸，然后依然仓皇逃窜，此时因为魂飞魄散忘记拿钥匙也可以成立，而邻居的描述，铛铛铛，也可能是强奸时发出的声音。

（此处因为老人的身体状况去纠结他有没有强奸的能力我觉得没有意义，毕竟他在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照样光顾性服务，所以无可评判。

）故而在这种情节模糊的情况下，女主角选择不报警，自己承受，劝男主角冷静，以致最终以婚姻相逼迫，都展现出了故事铺陈的细腻，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用意。

选择不报警，是因为不管是普通猥亵还是构成强奸，在伊斯兰女性的眼里都是无法启齿的事情，她不愿在脑海里反复被迫浮现此事，而且也会让她的名誉和自尊备受打击；而自己承受，是她不去憎恨别人，一直埋怨自己，确实她主动开门不看来人的举动显得太愚蠢了，这也是对丈夫的一种隐性的愧疚地表达；最后的以婚姻相逼求男主角放过老人一家也是一种对被害者的主动宽容，其中也不乏“虚弱形象”使得老人自己的施暴者形象减弱，而男主角由第二受害者转向对老人一家的施暴者的形象加强的因素对女主角产生的影响。

而依旧在这种模糊的情况下，男主角由初期迁就一部分女主角的心思到后来因为施暴者留下的物品对生活细节“侵入”的不爽而导致他的主动出击，好像他的尊严必须受到维护，此时他无法兼顾女主角才真正受害者的心理痛苦，并且邻居和剧组人员的“关切和询问”实则让他羞愧和气愤。

使得他一再鲁莽行事，先把老人关小黑屋，再将他家人叫来当面对峙并最后给了老人一拳。

此时的男女主二人才是社会性的备受各种因素制约下的人格体现。

我看了一些评价，有说女主圣母婊的，有说男主男权狗的，其实在她们各自的语境下想法都是成立的，女主有懦弱，也有在社会性下的无奈，有对自己的难过，也有对施暴者的宽容，总之导演将社会，体制，家庭观念，两性观念融合在一起进行阐释；而男主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作为主要推动剧情的因素（未完）

像片中男主一样，我来讲理了。

1、女主没有被强暴！

证据1：老奶奶邻居的证词：“听到有男人的哭号，以为是夫妻打架。

“说明老头当时也在受着良知的折磨。

假设是强暴，为什么要嗷嗷喊？

证据2：老头脚伤。

一地的血脚印，邻居大叔的证词，以及后期证实是老头脚割破了。

如果是强暴，老头好毅力，怎么最后还是受不了良心谴责犯病呢？

证据3：桌上有钱。

原本以为是猖狂的强奸犯留下来的嫖资。

不过上面有个安全套，应该是老头儿先把钱和套放在那里等肉体治疗师，结果干等不来，去洗澡间看，发现进错屋了，落荒而逃。

证据4：遗落的车钥匙。

处处出错，如果是强奸犯，我实在是无语了。

证据5：女主的表现。

第一没有大声呼救，可能是吓坏了失去意识（从打扫卫生和后期振作感觉不像，给人女强人的感觉），可能是直接撞到了玻璃晕倒（照应证据2，说明老头已经受伤）。

第二不让事后追查，可以说是怕名誉受损，勉强可以佐证没有收到性侵害。

2、剧中剧《推销员之死》很好的映衬了剧情第一段：剧中剧饰演妓女的人因为一个演员的笑就羞愧难当的罢演，而笑她的人只是觉得明明穿着衣服却说自己裸体很好笑。

预示了女人被看到裸体是个性命攸关的大事，加上演出布景，引出女主后期的惊慌与崩溃。

第二段：剧中剧女主自怨自艾，男主牢骚满腹。

演出了人物生活中女主已经难以支撑，男主也有些手足无措。

第三段：剧中剧男主辱骂老板。

没啥好解释的。

第四段：剧中剧男主之死，之后还没谢幕完就跑去看老头。

说明男主也非常担心老头心脏病发作死掉，以及一切终将有个了结。

好了，说完这两点，或许已经可以充分驳斥那些占领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老头老奸巨猾的，评判女主圣母婊的，和评判男主矫枉过正的键盘侠了。

有人说导演用力过猛，有人说伏笔很刻意。

在我看来都还好，一部好的戏剧，不过是在人们原本无比平淡的生活湖面上抛下一粒石子。

再将自身带入每个角色，计算稳态经过扰动后的实时状况。

只要这些足够自然，演员表现到位，细节描绘突出，然后观众在其中各取所需就好。

而我在这部片子里看到的就是男女主之间绝对的矛盾。

男主倾向于达理，倾向于维护世间的公理。

既然作恶了，就要施以罚，原本是为了妻子出口恶气，最终虽然听从了女主的劝诫没有高发，却还是情不自禁的给予最低程度的报复。

女主倾向于通情，事情发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声誉，其次是苛责男主，最后是原谅老头。

除了老头的冲动，或许真的是没发觉搬家，只是撩起头发看看是不是肉体治疗师，每个角色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女主希望尽快平息伤痛，重新步入正轨。

男主选择不退缩，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还相当于是家庭的捍卫者。

老头编造一个一个谎言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也为了别人好过。

邻居在是非面前要摆明立场，抢占道德高点。

总体来说，我认为本片非常精彩。

是这个社会让尹麦德变得刻薄，尹麦德作为老师兼职演员，有良好的素质，所住楼房由于政府施工成为危楼主动背瘫痪的邻居撤离。

在出租车上有个女人坐后排挨着他提出换座位，他也不曾计较。

他主动将前任租客的家居物品遮盖塑料布防止被雨淋坏。

他慷慨捐给学校的书籍，也不曾注意那些书不太适合学生阅读。

他教学开明、亲和，主动邀请学生们观看自己出演的话剧。

但这些都在他的妻子拉娜在洗澡时被一个陌生人暴力伤害之后有所改变。

妻子选择不报警，是担心被警察询问更多细节而无法面对那些尴尬和恐惧的回忆。

尹麦德在面对邻居对那天血腥场面的描述并坚持让他报警，一种无形的报复力量在心中形成让他去抵抗这种社会压力，他的妻子裸体倒在血泊中，是男邻居还是女邻居先把拉娜抬出浴室？

尹麦德开始心烦意乱，他暴力抢夺偷拍他在课堂打瞌睡的学生的手机，肆意侵犯别人的隐私。

在排查租住房屋电话录音，发现租给他们房屋的同事巴巴克与当时的妓女租客有来往，随后在话剧舞台随意更改台词辱骂巴巴克。

当判断出妻子用的买菜的钱是嫖客留下的嫖资，立即倒掉食物重新定了披萨，就像脏钱玷污了食物。

当发现真正的凶手只不过是个有着35年婚龄，有女儿即将结婚，患有心脏病的老人纳赛尔，他囚禁了纳赛尔，要把他的家属全部叫来当众羞辱他。

而妻子拉娜这时已经完全释怀，怀有恻隐之心的她不希望尹麦德当众羞辱这个老人，并表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们的婚姻也就完了。

尹麦德虽然没有当众揭露，但把纳赛尔叫到屋里，掌掴后将装有嫖资和避孕套的袋子塞到纳赛尔手里时，无疑是宣判了纳赛尔的死刑，纳赛尔无法面对家人的疑问，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楼道里，他背叛他的妻子找妓女这种丑事的秘密永远被他带走了，也永远也不会面对那种山呼海啸般的辱骂、蔑视和嘲笑。

报复完别人后，往往施暴者更加痛苦，貌合神离的尹麦德和拉娜，面无表情地呆坐在化妆间。

在这个父权、夫权强盛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低下，一旦受辱，既使是被害者，整个社会的道德审判再一次雪上加霜。

而父权、夫权也维护者他们那虚伪的外衣，一旦这种伪装被戳破，穷追猛打者挥舞着道德大棒横扫一切，而赤身裸体者只能选择逃离而永别人间。

原发于2017年5月22日澎湃新闻“有戏”。

影史上向来不乏把舞台剧作为镜像勾勒主人公相似命运的电影。

西班牙名导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对她说》，一头一尾分别是皮娜·鲍什编舞的《穆勒咖啡馆》与《热情马祖卡》的片段，台上舞者用或阴郁或明快的肢体语言，诠释出台下心地柔软的男主角的不同情绪。

他另一部代表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多地公演的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剧作《欲望号街车》贯穿全片，勾连女主角伤痛的起源和终结。

阿莫多瓦电影中的舞台剧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推销员》，“戏中戏”是阿瑟·米勒1949年写竣的《推销员之死》的排演。

法哈蒂在影片里对这部讲述美国梦如何吞噬小人物的剧作的“编排”，综合异国他乡的同行前辈在《对她说》和《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使用舞台剧的方式，既拿《推销员之死》首场与末场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呼应男女主角尹麦德和蕾娜由亲密至疏离的情感状态，又用该剧的正式演出侧写伊朗的当下，指出两人情感发生变化的必然

《推销员》海报电影伊始展示的是即将公演的《推销员之死》的舞台搭建。

脚手架构筑的酒店霓虹招牌，远比居家环境下的桌椅床榻引人注目，交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推销员威利常年行走在路上，预示正将一切推倒重建的伊朗，以男女主人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作为组建社会的中流基石，从外部的栖身之所到内部的成员之间，都存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而内里的摇晃，由外界的不稳造就。

紧接舞台布景的画面，是尹麦德夫妇居住的楼房的所有住户，半夜三更被迫从被窝中爬起逃生，楼下突然“造访”的挖掘机，正在动摇楼房的根基。

这一幕赤裸揭示伊朗民众的生活现状，正如美国昔日的威利们般，被轰隆的时代列车碾于车轮。

他们家中的现代化设施和手中的苹果手机，表明西方的物质观念已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伊朗生根发芽，但西式的文明与秩序望而却步，家中的林林总总甚至一大帮人的性命，皆有可能顷刻间埋在土里。

《推销员》里随时可能坍塌的住房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蕾娜在夫妻两人以为捡了大便宜的新住处沐浴，遭受陌生男性的暴力侵袭，心疼蕾娜，但同时像伊朗多数已婚男人一样，忌讳妻子的身体被施暴者以及救助她的男性邻居看到的尹麦德，逐渐陷入情感与道德的困境。

此种由伊朗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带来的行动上的两难，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一再出现。

聚焦少年犯罪与成人宽恕的《美丽城》，痛失爱女的父亲不惜倾家荡产，誓要依照法律让刚满18岁的杀人凶手血债血偿，却又无法回避继女身体残障的事实，谅解凶犯有可能拿到医治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的费用。

法哈蒂上一部同样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一次别离》，女护工面对纳德老年痴呆的父亲的如厕失禁，不知该从看护的角度伸手想帮，还是听从打小接受的教育不去碰触丈夫以外的成年男性的身体。

《美丽城》海报法哈蒂以往的诸多影片，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指导人物的行为，可是人物出于切身利益的考量，言行屡屡打破经典的教义。

《一次别离》里做事方式上已经相当西化的纳德，动手打了护工之后，尽管言之凿凿不知她怀有身孕，但并不敢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起誓。

可是护工的丈夫为了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赔偿金，不仅自己对着《古兰经》说谎，还要妻子违背经书旨意。

近似《一次别离》里人物要对《古兰经》起誓的画面经常在法哈蒂的电影里出现然而到了《推销员》，《古兰经》从银幕消失。

依赖用信用卡付款购物的尹麦德的困惑源起，是根植于身体里的伊朗血液，拖拽他的西式教养脚步。

尹麦德和其他中产人士一样，颇为不满今时的伊朗，但他为人善良正直，活得积极乐观。

眼看楼房就要倒塌，他一边拍门呼喊蕾娜起床，一边帮助弱势邻居；没法阻止蕾娜将前租客的物品清理出门，夜半落雨令他起身找来塑料布遮盖物品；作为中学教员，他课上接受学生们开的各种玩笑，邀请他们去看他主演的《推销员之死》，课下开导学生换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蕾娜的遭遇，激活尹麦德心中的野兽因子，让他借由无端的宣泄，维护住作为伊朗传统男性的颜面。

当找寻施暴者的过程受挫，学校的学生和剧团的同事成为他转嫁恨意的载体，对前者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与后者的同台演出，更将米勒的台词擅自修改，“借题发挥”辱骂同事为他和妻子提供的住处，原是风尘女子的“会客所”，招来她的前“客户”，让他们捡小便宜倒了大霉。

《推销员》里尹麦德篡改米勒台词宣泄愤恨更为极端的，是尹麦德逐渐冷待妻子，把蕾娜慢慢愈合的心理创伤一次次撕开，同时不嫌事大，期望他被伊朗传统施加的痛苦，能够多倍奉还给加害者。

尹麦德确定凶犯是名患有心脏病的老年男性，无视他的身体状况，要他当着妻子、女儿和女婿的面说出事情原委，蕾娜极力劝阻，甚或以两人关系可能走向末路相胁，尹麦德不为所动，依旧用拳头试图为他的困境打出一爿出口，不忘变相告知老人家人真相。

《推销员》中的凶犯亦有情感和道德上的困境伊朗男性顾忌自身的所谓脸面罔顾女性的自尊，将她们推至难以负荷的境地，亦是法哈蒂电影的惯有主题之一。

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靠打短工过活的女孩之眼，串讲未婚、已婚、离婚阶段的三位女性婚恋观的《烟花星期三》，已婚一位疑心电视台工作的丈夫与家对门的离异美发师偷情，丈夫连连发誓阻挡不住她跟踪的步伐，换来丈夫当街对她拳打脚踢，但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丈夫的确把情感的重心，放在了如何与美艳的邻居长相厮守上面。

他对妻子的暴力相向，不过因为觉得面子受损。

《烟花星期三》海报法哈蒂另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关于伊丽》，更用混入一帮郊游聚会的好友中的年轻漂亮女孩伊丽的下落不明，道出伊朗当代被父母及婚姻夹击压迫的女性希冀隐遁的处境，而将伊丽带到队伍里的女性，在伊丽男友现身，谜团越积越多、事情难以收场之时，成为几位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男性指责的靶心。

《关于伊丽》海报此外，《推销员》也像法哈蒂的多部电影一样，除了讲述中产阶层的失落以及两性的不对等，尚融入这一阶层与平民一族的碰撞，完整绘制伊朗社会的浮世图景，其中的危机关联开放式的结尾，可能愈演愈烈，也不排除转危为安。

《一次别离》中与护工一家打过交道的纳德，多少明白生活并非皆由二元对立的元素构成，好与坏不过在一念间，对女儿随父或跟母的未知选择，也多了份释然。

《烟花星期三》里的未婚女孩面对深夜痴等的情人绽放开怀笑容，一天时间见闻的婚姻，对她难以形成启示，别人的婚姻难题她解决不了，她要走的婚姻之路别人也只能旁观。

《一次别离》海报回到《推销员》，假设老年入侵者的生命没有被尹麦德的报复摧毁，他与家人的关系能否完好如初？

影片并没交代。

最后的镜头同样留待回味，《推销员之死》最后一场演出前的化妆间，尹麦德和蕾娜各怀心事分化威利及其妻子的舞台妆，台上联合演绎夫妻的“相伴相守”的两人，卸妆回到不带观众的家中，该如何继续经营婚姻？

任凭观众想象。

当年的米勒写实了威利从事业到婚姻、家庭的名存实亡，今天的法哈蒂并无这般“直面”的勇气。

《推销员》中的夫妻关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