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2016年的冬天，在上海，继让人蛋疼的长城宽带之后，毅然决定换成电信50M的光纤，电信顺便送了高清TV机顶盒。

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我打开了电视机，画面出现了隋炀帝出巡祁连山的情景。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难得的历史纪录片，虽然知道肯定是响应“一带一路”政策而拍的，但是不影响它是一部好的纪录片。

印象中国的纪录片还一直停留“这又是动物交配的季节”的尴尬阶段。

感觉到风格变化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之后，也不断又良心制作出现。

比如《楚国八百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与全世界做生意》、《航拍中国》等。

日本NHK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良心纪录片，关于河西走廊，可以推荐《敦煌莫高窟-美的全貌》、《丝绸之路》两部。

NHK的纪录片让我懂得了敦煌的美。

对敦煌的向往，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历史纪录片不可缺少的，就是背景音乐。

NHK的背景音乐宏大幽深，富有历史感。

《河西》的背景音乐，第一次听雅尼的音乐，惊讶于西方人所表达的东方韵味，迫不及待地上网易云音乐上听了整首背景音乐。

突然又想起了《末代皇帝》中那旋律绵绵，从容优雅的东方贵族式的音乐。

炎热的夏季，休假在家，重看《河西》敦煌篇。

220窟的美轮美奂，又把我带到了那神秘的河西，即使此身不能去，也被感动得想哭，这就是美。

第一集：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囚禁九年后同随从堂邑父出逃，继续西行，靠强大意志力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到达西域。

回程再次被俘，数年后带匈奴妻子和堂邑父又一次出逃东归。

十三年后，终于再次望到长安城，张骞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第二集：没有呀。

霍去病死因正史鲜有提及。

专门去看了法律讲堂文史版，讲西汉霍氏。

第三集：解忧公主乌苏和亲，儿时好友常惠五十岁第一次出使乌苏，再次相见时解忧公主和常惠互相凝视的眼神。

两位演员演得好传神，一眼道尽几十年沧桑。

常惠最后一次出使西域，归途最后一次经过悬泉置。

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和他曾经生机勃勃的悬泉置。

解忧公主在儿子死后叶落归根，终老长安。

第四集：郭瑀为老师郭荷服丧三年：“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之谦也。

”北魏东迁，八十多岁的刘昞决定返回敦煌，途经张掖，魂归于曾与师父郭瑀谈经论道的马蹄寺临松薤谷。

总结：怎么这么爱哭(>_<)

河西走廊风云文 冯晓莉 2018年10月6日

最近，看到新闻上提到“一带一路”五周年纪念，想来真快，2015年，我在美国访学，问美国的教授有关一带一路的话题，他们居然很蒙圈，让我备感意外，而今天，一带一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唱响，并成功引起了美国的敌（ji）视(du)，憋着劲和我们打贸易战。

国庆期间，用了三天的时间，观看了央视制作的记录片“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重温了历史上丝路要道颠荡起伏，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以此来呼应和认知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

这是360百科上对河西走廊的描述：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

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称甘肃走廊。

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

找一张更形象的图

看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几年前我从嘉峪关一路向西考察甘肃新能源发展主要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过程。

当从飞机上俯瞰下方，一毛不长的戈壁大漠时，心里想这地方还能生活？

庆幸老天保佑没有让自己出生在这篇荒芜人烟的戈壁滩上，记得当时还用手机写了一段感慨的话，虽然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次完整的观看记录片，让我系统的了解河西走廊的历史，战略意义和价值。

真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论不可轻易下达哦。

开 拓对河西走廊第一次进行宏大经略的是汉武帝，他的初衷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当时河西走廊区域都是匈奴的领地。

当汉武帝听说这个在西边远方有匈奴的敌人月之。

他决心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之并说服月之联合攻打匈奴。

张骞这一走就是13年。

其中在去的路上被匈奴人俘虏，并为他娶了匈奴妻子。

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十年留居，张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抓住机会逃跑了。

他们穿上胡服，混为匈奴人，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他跑出军营，并没回到长安，依然向着西方行驶。

漫漫的黄沙路，挡不住他心中的执念。

当他再次从西域回归时。

已经将西域的地形、人情社会等了然于心。

在回来的途中，张骞又被匈奴人囚禁，但他还是跑了。

他要向汉武帝，禀告自己的使命。

当汉武帝以为张骞已经在茫茫岁月中消失的时候，他站在了他的面前。

所谓的信念感即是如此。

张骞给汉武帝带来西域的地图、人情风貌时，也给他带来了希望。

虽然月氏人已经偃旗息鼓，无心报仇，不愿和汉帝国联合攻打匈奴，但这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汉武帝知道了河西走廊的地形地貌和战略地位，他需要拿下这一片战略要道，打开帝国更广阔的疆图。

这时，英雄出现了。

如果说张骞给了汉武帝希望，那么，这个人就帮助他实现了愿望。

他就是霍去病，少年英雄，仅仅的23年韶华，两次重大的战役，他让河西走廊彻底纳入汉帝国的疆土。

为汉帝国经略西域，走向世界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甘肃兰州霍去病雕像 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不禁悲鸣而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汉武帝在取得河西走廊后，设立的河西四郡并实行军屯制，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功军威；张国臂液，以通西域；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盛大辉煌）彰显了他的宏伟志向和威武。

这四个连成一线的郡县，至目前还保留了武帝之命名，在岁月的磨砺中，辉煌衰落兴起。

当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牢牢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手中时，河西走廊的经贸文化宗教交流价值便开始凸显，东西方的人们开始活跃在这条连接中原和西域的走廊，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汉人被世界认知，汉族便成为我们的名号。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这一次，他率领30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

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

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

从此，汉与西域的交流沟通建立起来。

积 淀400多年后，汉帝国分裂了。

在中原战乱纷争之时，世家高族在思考一个的问题是生存还是灭亡，生存向哪里去？

由于河西走廊远离中原的纷争，经过汉帝国四百多年的经略后，这里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成为中原士族出走的选择之一，庇佑了迁徙至此的儒家学者。

汉朝官学儒家经学便随着这些士族在这里生长积淀，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

永嘉之乱后，这里更是成为儒家发展的繁荣之地，并最终反哺中原，成为隋唐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根源。

同时随着西域佛教的传入，佛教普度众生，远离苦难的宣扬，更加切合了战乱时期人们对和平和幸福的向往。

出了敦煌，一望无际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让出使这里的人们生死未卜，回来的人们，则感恩于佛祖的保佑，于是“佛祖保佑”的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被人们所接受，信仰，并与儒家文化交融，形成了河西走廊的文化底蕴。

郭荷、郭瑀、刘昞一脉相传的儒家隐士，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群，临松薤谷便是这一时期儒家在河西扎根发展的写照，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的武威文庙更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发展繁荣的见证。

武威文庙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士与儒学传承的使命。

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儒家学士的开凿石窟，本为修行。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人们更加渴望有一位神灵庇护他们的安危，于是佛教便在河西走廊兴盛起来，并传入中原，为处于中原动荡的百姓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天梯山石窟丝 路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近400年魏晋南北朝分裂、对峙局面。

在经过段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隋帝国引来了史上最强悍最冒进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尽管历史上对这位短命的皇帝褒贬不一，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几件大事，都是这位充满雄(ye)心(xin)的皇帝所为，其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建隋朝大运河 ，营建东都、迁都洛阳，成为后世财富。

大业五年（609年）年初，自信爆棚的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顺便在西巡途中亲征吐谷浑，而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他的宣布震（xia）惊（sha）了文武百官，但是，他成功了。

公元609年三月，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在这里，隋炀帝带领大军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势不可挡，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杨广再次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帝国的掌控之中。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这应该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了”吧。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

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整个张掖成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盛况超前，人群延绵几十里、这样的景象持续了一个多月。

宣泄着中原帝国的万丈豪情。

一千多年以后，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风尚的源头也许就是在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这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得以全面恢复，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中原连接世界的重要通路，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的从东土运往西域，西方的珠玉、珍玩、葡萄、核桃、良马。

又从这条绵延的丝路等运抵长安、洛阳，并且在大唐帝国时达到鼎盛。

世界如此美好！

张掖焉支山世博会遗址很多年以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meine Reise - Ergebnisse）中，回望这段历史，他也许也被这段历史所打动，而形象的把这条链接东西贸易的大通道称之为“丝绸之路”。

沉 寂唐灭亡后，华夏的中心逐渐向东部转移，国都从洛阳、南京，到北京，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随着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世界的目光转向了海洋，一个个海洋强国彼此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至日不落英帝国达到鼎盛。

海洋运输的效率和规模远非陆路的驼队所能及，古老的丝绸之路逐渐开始凉凉。

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垄断扼杀生机，滋生寻租，生意越来越难做，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小，民间的贸易几乎不在，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明朝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和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以河西走廊为主要脉搏的丝路就这样的沉寂下来。

虽然明成祖朱棣也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其重点不在经贸，而是彰（xin ）显(xu)国威和寻找那个失踪的皇帝建文帝朱允炆。

宋明时期，中原地区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北方的蒙古、契丹、鲜卑和女贞。

河西走廊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在下降，走廊开始了全方位的安静和衰落。

随着明朝西北防线逐步收缩，河西走廊因闭关锁国渐趋沉寂。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此时的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囿于东部沿海日本侵台的压力，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关键时刻，英雄出现。

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这个关键时刻，慈禧没有糊涂，她站在了左宗棠的一边。

为对付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筑路保通畅，左宗棠下令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看到西北大漠，气候干燥，寥无生气，他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左公柳”就此扎根于河西走廊，为穿行在这里的人们庇荫造福。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抬棺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用了三年时间，收复新疆。

新疆安，则中原安。

河西走廊是咽喉。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眺望远方，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热情探（qin）索（lue）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丗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西方世界对这片土地探究的热情远超于积重孱弱东亚王朝。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复 兴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的中心开始转向西方。

航洋航路的拓展实现了全世界各大板块的连接，世界开始了“全球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世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方式，人类开始了第一次产业升级。

财富的创造效率大规模提升。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演讲中提到：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根据伯克利大学教授德隆的研究，人类在99.4%的时间里，大概是公元一万三千年前，达到了人均GDP的90国际元；而到1750年，也就是又过了0.59%的时间，达到了180国际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

但在过去万分之一的时间，从1750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了6600国际元。

可见，人类在近200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以往创造的财富总和要多上许多倍。

河西走廊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再一次贡献了力量。

玉门石油、嘉峪关铁矿、金昌镍铜都在共和国的工业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金昌镍铜矿坑古老的大地在贡献了繁华丝路之后，又开始吐露胸怀，淘尽内腹馈赠华夏。

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考察时，参会的当地人员自豪地说：河西比河东好，虽然看着荒凉，但是，我们有资源。

当时因为考察新能源，所以一路上听到的都是风（力）光（照）资源，印象很深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歌唱的就是无限的风光资源。

沿着河西走廊，五大发电集团，纷纷涌入这片戈壁滩，一片片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厂矗立在戈壁摊上，吸允着自然的力量。

铁路的出现，又一次为陆上沟通提供的机会。

特别是随着中国高铁事业的蓬勃发展。

河西走廊再一次凸显了它的价值。

查看了一下河西走廊的铁路建设：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

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

2014年岁末，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同时，在这条走廊上，西气东输、西油东送、西电东输的能源大通道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进行，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河西走廊，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再次迎来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但是，走廊区域本身复兴，任务是艰巨的。

一是去中心化。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传统时代的通路地位正在逐渐下降，陆路、海路、空路、网路并行，高铁的发展，与传统驼队公路运输需要沿线补给不同，难以形成资源和人员的聚集，也许就是过路。

二是贫穷。

甘肃省2016年GDP为7152亿，仅仅比山东省烟台市6925亿元略高一点点。

人均GDP仅27505为元，居民年人均收入为14670元，两项数据都居全国倒数第一。

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等所有城市GDP加起来尚不足江苏省宿迁一市的GDP。

前几年震惊民众，28岁农妇杨改兰因为贫穷而绝望的杀死自己四个孩子后自杀的事件就发生在甘肃康乐。

三是生态问题。

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农牧的过度开垦、对祁连山的破坏、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等严重恶化了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环境。

提到甘肃，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沙尘暴和茫茫戈壁。

这些问题考验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

展望未来，衷心期望这一片历史上的富饶美丽之地，能够逐步恢复生态，能够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摆脱农业和工矿业路径依赖，通路价值和区域发展并举，再现辉煌！

1.征西探路。

张骞历时13两次被匈奴抓从呼市到乌斯别克斯坦，完成出使西域的历史使命。

为张骞的匈奴妻正名。

2.打通河西。

霍去病封狼居胥，19岁扬名立万，将匈奴驱除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初见端倪。

3.稳固河西，戍边屯田。

悬泉置的生机勃勃，三朝元老常惠五使西域，和亲通商。

解忧公主72岁终老长安。

4.河西文脉，著书立说，文化反馈。

郭荷郭瑀刘昞三代敦煌学人，临松薤谷，追慕儒学，兼济天下。

大唐文化将从这里走来。

5.佛学东渐，开窟塑像。

昙曜是伟大的佛像建造师，鸠摩罗什是伟大的佛经翻译者。

信仰的力量。

6.重振河西，君临张掖。

裴矩三朝老臣，重振河西走廊，文化交汇于敦煌，绘《西域图记》，通四海宾客。

隋炀帝杨广“其罪也彰，其功也卓。

弊在当代，利在千秋”，大业年号，实至名归。

当裴矩站在唐长安城楼上时，我想他的心是孤独而平静的。

7.黄金时代。

籍籍无名的李工和他的220窟，吴带当风，窟中极品，是民间劳动人民的杰作。

莫高窟：每一个艺术人都应该朝圣的地方。

8.河西会盟，西藏臣服。

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盟，让元帝国版图扩展到西藏，八思巴辅佐忽必烈，铸成大元帝国。

历史由人书写，由命运决定，这是历史的合理和吊诡之处。

9.河西没落，都付笑谈中。

鄂本笃的中国之旅被困于河西走廊，当利玛窦的回信到达时，已经等不起了。

河西四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在帝国的毁灭中凋敝。

大西北从此成为落后贫穷之地。

10.河西的今天与未来。

在新中国的无数勤劳勇敢的工人与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河西走廊再次繁荣。

当歌颂变得那么明显的时候，便很显空虚了。

史诗化的宏大叙事，关注小人物的生死命运，演绎历史与人物的真实感受，触摸历史的细部，不得不说河西走廊你的命运如此让人着迷感叹。

PS:自我感觉第七集以后便转向了对其他不相关的讲述，和对政治和祖国的单纯抒情上，没有了前面的深度和清晰度。

文字稿写的太好了，配乐和风光摄影也不错，适合陶冶情操。

最喜欢西汉那一集，汉武帝、张骞、卫青、霍去病，一个个历史人物风云激荡！

只有亲身走在河西走廊，体会这苍茫大地，巍峨雪山，丹霞戈壁，大漠草原！

才能感受霍去病将军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言是何等的悲壮！

泱泱华夏，惟有这西部广阔的大地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认同感。

三千年丝绸之路的兴衰，河西走廊——这丝路的摇篮，如今又将沐浴着复兴的朝阳！

难得的上乘之作：精美的画面，独特的视角，优美如行云流水般的美妙台词，再加上雅尼的气势磅礴的音乐伴奏，直击心灵！

河西走廊，值得再去体会～

前两天偶然看到微博上有网友盛赞《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称其品质之高堪比《舌尖上的中国》，尤其是音乐，制作方居然请来雅尼大师给它配曲，这手笔，实在太大气了！

出于对雅尼的喜爱，我立刻点开预告片欣赏，初心只是为了听音乐，没想到只看了短短几分钟就陷进去了，完全无法自拔，三天之内，十集全部看完。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地域风光推广片，也不是一部枯燥的历史记录片，它是一部用电影手法将历史人物、地缘政治、风土人情、国家经略融为一体的新型纪录片，片中有故事，有人物，更有恢弘的叙事，每一集都是一次知识爆炸般的享受，让人既期待又满足。

片子以张骞受命出使西域拉开帷幕，然后汉武帝，霍去病，鸠摩罗什，杨广，八思巴，忽必烈，林则徐等等重要历史人物逐个登场， 逐个闪耀，时间纵横两千年，从汉朝、魏晋十六国、隋唐、元、明、清，一直讲到现代，八个小时的长度，史料丰富，脉络清晰，文字优美，镜头生动，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金戈铁马，时空流转、商旅绵延，文化交融，潮起潮落的历史画卷，看得人心驰神往，无限澎湃。

这是一部不寻常的纪录片，它立意高远，视野辽阔，摄影手法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快速流动的白云，不断旋转的星空，形象诠释出沧海桑田、转身千年的寓意，镜头所到之处，不仅可以看到广袤的大漠，壮美的雪峰，肥沃的草原，奔跑的骏马，和谐相处的百姓，还让人深刻认识到汉民族独有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带给人满满的正能量，看完之后，我感觉有一股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在心中悄悄涌动。

当然，雅尼的音乐更是这部片子的一大亮点，它大气苍凉、激昂雄壮，优美动听得耳朵都要怀孕，这样的音乐再配以片中数不胜数的壮阔画面，还没看完全片，我的大漠梦，敦煌梦，酒泉梦（卫星发射中心，此片未提，估计不方便提），还有更远的楼兰梦，龟兹梦，乌孙梦等等，已经开始熊熊燃烧了。

公元前61年汉·元康五年清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悬泉置行政长官置啬夫从梦中惊醒。

从首都长安星夜兼程的邮差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

置啬夫收到了一封装在木盒中并加盖封泥的凭信，他随即命令值班役卒给邮差准备早饭，更换马匹。

西北的黎明干燥寒冷，祁连山的轮廓线清晰起来，通向西域的道路若隐若现，远处驻屯部队营区里传来狗吠声。

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悬泉置来说，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

经过验证，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

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

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其中，汉代筒牍便有15000余枚。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相继设立，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邮驿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

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驿使图》出自悬泉置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凭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河西地区邮驿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中央政令的下达，基层情报的上送，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汉帝国继承了秦的邮驿体系并进一步完善，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传或置，全国各级、各地遍布的驿站，犹如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确保汉帝国政令畅通，统治力高效强大。

从悬泉置出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过往悬泉置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归附汉帝国的羌人，官家奴婢，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以及刑徒。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一件《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的简牍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

正是这枚简牍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

公元前61年的那个早晨，传递紧急公文的邮差在悬泉置匆匆吃完早饭，翻身上马。

他的目的地是西方六十公里外的敦煌郡郡守所在地。

此时，在中国西北的天空下，大规模的征战渐渐平息，帝国生机勃勃，一切运作皆在掌控之中，维持西部边疆的稳定是朝廷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重要事项。

尽管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已辞世26年，但他所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垦的中原移民，漫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城堡，烽燧，还有络绎不绝的商队，昼夜穿行；串联在戈壁的驿站把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由内地传向边疆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

望着邮差飞驰而去的背影，置啬夫睡意全无。

他已接到通知：长罗侯常惠率领下的帝国外交使团即将经过他们驿站，并要在这里停留一晚。

对于置嗇夫来说，常惠，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常惠和苏武一样，不但没有妥协，而且在同匈奴王朝的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

最终，他们被释放回国。

常惠的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他步入朝堂，成为汉帝国处理西域外交事务的顾问。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乌孙。

乌孙，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曾生活在河西走廊。

他们在与月氏部落的争斗中落败，远走西域，最终在天山西麓伊犁河谷建立了一个国家——乌孙国。

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广阔地带，散落着众多小国，这被张骞记录下来，史称“西域三十六国”。

乌孙国便是“西域三十六国”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

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阿拉山口和伊犁河谷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路。

此时，匈奴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急需依靠西域的人力物力稳住阵脚，辽阔富饶的西域因此成为匈奴的战略缓冲地带。

匈奴王朝已经通过与乌孙结盟，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前往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若是匈奴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就可以从西北方向包围侵扰汉朝；但，张开臂膀的汉帝国对西域也变得触手可及。

汉朝西部边境线沿着河西走廊迅速向西北延伸。

汉匈两大势力在广阔的西域渐次上演了激烈的政治与军事较量。

公元前119年，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

汉武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或是建交，或是结盟。

为此，张骞在第二次出使时，专程前往乌孙访问，说服乌孙首领猎骄靡派使节去往中原实地考察。

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乌孙使者看到这个中原帝国的强盛景象，当即决定和亲。

汉武帝迅速做出响应，选派皇族女子——细君公主远嫁乌孙首领猎骄靡。

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结盟关系。

不久。

老一代乌孙首领去世，新一代首领军须靡继位。

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生活的细君公主抑郁而终。

消息传来，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结盟西域的计划，汉武帝决定再派楚王的孙女、性格泼辣的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

时光流逝，军须靡死后，按照乌孙风俗，他的弟弟翁归靡继位并娶了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最终和翁归靡生了三个王子和两位公主。

孤身异乡，解忧公主坚韧顽强地维系着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盟。

转眼间，解忧公主已经在乌孙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在遥远的长安城，派遣解忧和亲的汉武帝已经去世，但携带着大批礼物从长安去往乌孙的使团依然每年都会经过悬泉置。

但乌孙在与汉朝联合打击匈奴的问题上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反而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

一直在汉朝与匈奴之问徘徊不定。

但即使这样，乌孙与汉的日渐亲密还是惹恼了匈奴。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二十多年来，解忧公主一直致力于建立乌孙与汉朝的联盟，这次危机使她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实现军事联盟的机会。

不巧的是，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汉昭帝驾崩，汉帝国无暇西顾。

汉宣帝继位后。

思虑谨慎的他并未贸然出兵，而是决定先选派使节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

他想到了常惠。

常惠熟识匈奴及西域诸国的情形，而且他是解忧公主出嫁前在京城的好友。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形势紧逼，来不及细细道说这些年彼此的故事，常惠、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乌孙首领迫切表达了要发国内精兵，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

随即，常惠辞别了解忧公主，与乌孙使者一起踏上了东返长安的路途。

公元前71年正月，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

五员大将兵分五路率领十五万骑兵向西开去。

但，熟悉西域事务的常惠并未出现在兴师动众的远征军中。

事实上，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常惠就以校尉头衔带领十余名侍从经过了悬泉置。

这看上去仅仅是一次例行出访，但，常惠的真正使命却是向乌孙通报汉帝国征讨匈奴的作战计划和部署。

协调双方在军事上的联合行动。

因匈奴提前逃遁，汉帝国西进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五万骑兵却意外地大获全胜。

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帝国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夙愿。

公元前70年，回到京城的常惠被帝国嘉奖，晋封“长罗侯”。

与此同时，汉宣帝希望常惠能立即再次出使乌孙，代表汉帝国答谢乌孙征伐匈奴的战绩。

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了一件旧事：七年前，汉昭帝时期，西域龟兹王下令偷袭并杀死了汉帝国派往轮台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并驱赶汉帝国派出的屯田士兵。

屯垦戍边，在当时是汉帝国巩固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与经略西域的重中之重。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的土地唤醒，让绿洲充满生机。

两千年以后，在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和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中发现的画像砖上，摹写了汉帝国河西走廊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

这被当代文物工作者命名为《屯垦图》。

图中，士卒们持农具将谷物扬起；紧接着就是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渐渐地，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上，环绕着绿洲出现了村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人工灌溉系统出现了。

大规模屯垦戍边很快得到了报偿。

河西走廊率先成为新兴的农业区，中原发达的农业技术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中原来的士兵将祁连山两侧的绿洲打理得欣欣向荣、井井有条。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古人用船将酒泉、敦煌郡的粮草运到这里存储，以供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卫军马食用。

但，汉帝国的西部屯田政策仍旧不断遭遇挑战。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往来的日益频繁，屯田戍边的范围也渐渐沿着河西走廊延伸到西域一带。

公元前78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

随后，汉帝国的垦区拓展到车师一带。

汉帝国的西部屯田计划令匈奴王朝感到恐慌。

他们怂恿龟兹、车师等国与汉帝国对抗，杀死了校尉将军赖丹，试图迫使汉帝国取消屯田计划。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但当时因鞭长莫及，汉朝未能及时讨伐。

此次出使前，常惠向汉宣帝提起这件往事，并建议：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可以借助乌孙等盟国，让龟兹为杀死汉帝国屯田官员付出代价。

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拒绝了常惠的请求。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在置啬夫眼中，常惠这次西域之行变化最明显的是随行人员的数量——上次只有10多人随行，而这次却是一支500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常惠在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带领与帝国结盟的西域各国及乌孙数万人马兵临龟兹城下。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西域各国进行的征讨行动。

结果，兵不血刃，龟兹王为当年的行为郑重道歉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

尽管常惠公然违抗君令，但征伐取得了胜利，为汉帝国一雪前耻。

因此，汉宣帝并没有惩罚他。

距离上次常惠东返长安，六年过去了。

公元前64年，常惠第四次受命前往西域。

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师的汉侍郎郑吉以及其手下的一千多名屯田士卒，而且还带回了一封乌孙首领的书函。

面对汉朝国力日趋强大，为继续巩固乌孙与汉数十年的结盟关系，在解忧公主的提议下，乌孙主动上书，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太子，并请求以马、骡各千匹为聘，为元贵靡迎娶汉公主。

于是，公元前61年，为了汉与乌孙的再次和亲，常惠将再一次来到悬泉置。

置啬夫一早就开始紧张忙碌了。

这天上午，往来穿梭的行人，驿站的士卒，赶着马匹的商队像往常一样从悬泉置门前的通道上经过。

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策是奏效的。

汉帝国通过包括和亲、屯田、派驻官吏、经济馈赠、军事打击、以夷制夷等组合策略，正在赢得掌控西域的主动权。

中原的人们可以安心发展生产，南方的丝绸特产也有了输往域外的机会，丝绸贸易渐渐兴隆，漂亮华丽的丝绸汇集到洛阳，又从那里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输送到广袤的西域。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帝国竹简上，人们可以看到当年详细记载的从武威到敦煌沿线驿站的名称以及里程。

从苍松、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氐池到觻得、昭武、祁连置、表是，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

公元前61年的这个午后，置啬夫依然在紧张准备着，长罗侯常惠的使团预计会在下午到达这里。

与之前的剑拔弩张不同，这一次常惠的任务轻松而欢快。

使团此行是要到乌孙接受迎娶汉帝国公主的聘礼。

日落之前，长罗侯常惠的使团抵达了悬泉置。

忙碌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自解忧和亲，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汉与乌孙及西域的关系已经渐趋圆满。

为了庆祝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置啬夫专门准备了一个隆重的迎接晚宴。

他早早备好了丰盛的食物，悬泉置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那个傍晚的场景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记录了此次接待事宜的汉筒却留存至今。

这就是《过长罗侯费用簿》，里面记录着此次过往的人数和消耗掉的食物。

这年深秋，长罗侯从乌孙返回。

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庞大迎娶使团，从乌孙首领到太子、左右都尉、大将等主要的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

这是有史以来乌孙派往汉朝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使团。

一年以后，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西域，汉帝国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宫、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冢主权。

4年前在车师被常惠率兵解围的汉侍郎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使，成为汉帝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

自此后，汉帝国在西域势力依然不断扩展，西域都护辖境越过葱岭，其所辖属国也由三十六国增为四十八国。

西域诸国派往汉帝国的贡使往来不绝于途。

“万国来朝”一时成为时尚。

地处河西走廊要冲的悬泉置始终车水马龙。

这些来自西域的贡使沿途为汉帝国军纪严整、运行有序而赞叹不已。

此时此刻，从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三代皇帝，共历六十余年，汉帝国倾其国力，锐意进取，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屯垦与戍边相互支撑，最终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荣的新局面。

而河西走廊，此后一直扼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成为西北边陲重地。

公元前52年。

在常惠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属国。

为辅助解忧公主和元贵靡，常惠再度出使乌孙。

这段时间乌孙国内政局极其不稳定，担负着重大国家使命的常惠需要和汉朝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

就在此时，常惠被急召回京。

后将军赵充国去世了。

赵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是汉帝国彪炳史册的将领之一。

同朝多年，常惠对赵充国一直充满敬意。

而赵充国一直倡导的屯田戍边的理论，更是汉帝国经略西域的指导之策。

九年前，公元前61年，也就是常惠率使团前往西域迎取乌孙聘礼的同一年，76岁高龄的赵充国为守卫河西走廊，不顾年迈，主动领兵出征。

征战期间，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总结汉朝已实行了多年的屯田经验，提出了屯田“对内可节约经费，对外可防御守备”的战略方策。

这三封啦田奏，将汉帝国的屯田措施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屯田政策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空前重视。

经历战争之后的士兵化剑为犁，在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同时，使战争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保证了一个区域的长期稳定。

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匆忙回京的常惠又一次经过悬泉置。

这次，常惠多待了一天。

他也许不会知道，自己二十年奔波西域的日子从此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悬泉置。

回京后，常惠接替了赵充国的右将军职位，同时继续掌管对西部各国的外交事务。

公元前51年。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刚刚册立不到三年的乌孙大首领、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病逝。

此时，解忧公主已经70岁了。

一封她写给汉帝国皇帝的信经过悬泉置，奔向长安。

解忧公主希望可以落叶归根。

两年后，公元前49年，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呕心沥血的解忧公主终老长安。

又过了两年，置啬夫得知：长罗侯常惠在长安去世。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悬泉置，更不知道，他最终葬在何地。

但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悬泉置，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此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沿着祁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式开通。

从中原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便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

这条通道，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

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对此总结道：“欲保秦陇，必稳固河西，欲固河西，必开拓西域。

”

而历经两千年，数十个朝代更迭之后，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保障并形成的屯田戍边的汉帝因国策，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

当面对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

人们或许会被历史带来的回响深深震撼。

光阴流过。

那个时空背景再也无从复制。

但，汉帝国留在河西走廊的边关生活却依旧感动我们的心灵。

　　清明小长假，和叔叔一起开车回家，在回程路上，他提起这部纪录片《河西走廊》，一直以来，我对叔叔的眼光都是无可挑剔的。

于是回到家的那天傍晚，默默的打开电视，搜索这部纪录片，谢天谢地，让我找到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在清明短短的假期中，看完了这部让我对西部有个重新认知得《河西走廊》。

　　在看的过程中，同时还不断的百度，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就像一个对知识“欲求不满”的雏儿，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这部片子出现的一切。

　　在看的过程中，知道了河西走廊是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土，知道了在战乱时期，河西走廊又是如何的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

知道了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的发展，了解了敦煌这些石窟的由来，河西走廊就像一个大容器，包容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接受了来自中亚国家的习俗。

　　在这部片子里，可以看到那些文人墨士，将军统领在河西走廊的足迹。

《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每一集都令人感动。

　　看完片子，让我意识到自己认知得狭隘，从未听说过武威在这里知道了，从未去深究过嘉峪关的由来，这会明白了，一直肤浅的以为张掖是一个小城，如今明白这里是一座古城。

原来，我对西北这么一无所知。

　　如果你和我一样，现在对西北一无所知，那现在就开始看这部片子吧；如果你对中华历史文化感兴趣，那就不要犹豫，打开电视，开始看吧；如果你对西北有着眷恋，那就不要想了，打开手机视频，赶紧看吧。

它不会让你失望的。

看到第七集敦煌，实在是觉得要提笔记一下。

首先是复刻了敦煌建造的步骤。

从打窟人凿石头开始，后面要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灰匠等不同工种合作。

灰匠：壁画地仗的制作。

地仗：粘土和棉麻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

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

塑匠：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在用泥土塑形。

之后彩绘匠团队完成上色。

彩绘工匠：矿物颜料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敦煌的工程是个集体作业。

看《局部》里放了电影片段，大致知道了湿壁画的作画方式，是要在一天里墙干之前画完。

《局部》里提到了敦煌是干壁画。

《河西走廊》让我从给一个较新的维度看敦煌。

最早大三的时候老师课上讲到，还讲了1900年代王道士的故事。

2012年自己去看了，能看到的很少，其实走进去了，也看不懂。

真的进去时候的感受，还没有看《人类的敦煌》来得振奋。

这段时间刚好在看的几个东西都与此有关，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书《中国艺术史》，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还有1980年nhk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被串起来了。

这一集其实等于是以220窟翟家窟为例，在讲唐代怎么画壁画，串起来讲敦煌历史、丝绸之路。

220窟：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

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之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

“他们在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实在唐朝修建的。

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应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背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但是莫高窟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油壁画或塑像。

共保存了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

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十余座。

莫高窟跨越多个王朝，最终建成了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地理位置：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路线，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谁在建：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要经过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建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事长久，遇荒年战乱又盼来日能摆脱苦难，为心灵上的寄托、精神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砸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画里有来自中亚的风格，有失传的胡旋舞，大型灯树（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色永远记录下来了。

而“李工”也是纪录片为了方便讲述，姑且称呼的。

事实是，阎立本留世，而李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220窟建了大概20年，但有待进一步探讨。

不过每个窟肯定时间跨度都很长。

《药师经变图》就在220窟。

公元412年，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个年轻的僧人登上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天梯山。

他用清澈睿智的眼光审视着祁连山起伏跌宕的景色，心中充满喜悦与激动。

因为一个叫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君指示他们在这里建造在当时看来举世无双的佛像石窟。

他，就是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工程师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

如此巨大体量的工程让昙曜兴奋不已，他仿佛听到了工匠们的声声斧凿在山中回荡。

佛教徒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今天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武威。

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峰峦起伏，山势峻峭，登临之难，犹如上天梯。

昙曜等人开凿的石窟就位于天梯山的岩壁上。

据历史文献考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石窟。

20世纪50年代在天梯山下修建黄羊河水库时，文物部门对这座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于是，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在水库边看到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十七个佛龛与一百多尊佛像。

石窟，并不只是石壁上的山洞，有时也指在河畔山壁开凿的佛教寺庙。

有的石窟是供僧人修行住宿的，而有的石窟则是专门供信众进行礼拜。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著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城中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个西域相貌的僧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士兵。

这个僧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手下，而是负责监管他的。

吕光奉前秦皇帝之命从龟兹带走了这个负有盛名的高僧，在将军吕光的眼里，鸠摩罗什只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正是在河西走廊的这17年，使鸠摩罗什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汉语读写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正在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上悄然成长。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被困凉州17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不抱什么离开的希望了。

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巨大的转变。

虽然吕光不重视鸠摩罗什，但是对鸠摩罗什百般景仰的国君却不在少数。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

广阔的庭院里，有数座高大的楼台，中间布置有假山花草、奇珍异兽，每到鸠摩罗什说法的时候，就有数千人到来听讲。

鸠摩罗什见姚兴愿意为佛教如此投入，趁机向姚兴提出自己在凉州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一个宏大计划——

重新译经，让佛祖的真知灼见可以准确无误地传达。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一千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武威这座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寺庙，这里香火依旧，肃穆依然，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被奉归此处修塔供养，成为纪念他曾经在河西走廊17年沉思默想岁月的历史见证。

他在河西走廊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相遇，又在长安译经场赋予了佛经更丰富的层次，使佛教最终可以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和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

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

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己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

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译佛经，立学校，广揽人才。

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河西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

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

他立即将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

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

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问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

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沮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

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

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

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

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

昙无谶告诉他：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

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

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

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

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

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

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

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

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

肃南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东、西二窟。

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

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

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

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

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一圣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

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

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

他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诃被尊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

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

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

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张掖肃南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

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

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问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300牛。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