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

余则成和翠平，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两个人。

甚至余则成的扮演者孙红雷自己也说，最初的时候余则成无法接受翠平，他自己也无法接受。

于是，余则成到底爱不爱翠平，如果爱那又是为什么，就成了被议论最多的话题。

我觉得，毫无疑义，余则成是爱翠平的。

是爱，不是搪塞敷衍，不是假戏真做，更不是顺水推舟，也不是代替左蓝。

翠平没有代替左蓝。

余则成把自己的心留出了一块小小的空间，把左蓝放在那里了，没有人可以触碰。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爱翠平，对他来说，翠平和左蓝同样重要，她们各自在他的生命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虽然她们是那么的不同。

是的，翠平是一个农村姑娘，她粗鲁，土气，没有文化，一根筋，但是，她不狭隘，她不庸俗，她不卑怯。

在认识余则成之前，她已经是一个百炼成钢的战士了。

在她的语言里，也许没有信仰、理想、主义这些抽象的词汇，就算她曾经在复述别人的话语时使用过这些词，她的头脑中也不会有这些形而上的概念。

但是，严酷的战场，亲手赶走侵略者的伟大经历，使她充分地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战斗，知道战斗必须要付出什么代价。

因此，她有着不亚于任何人的忠诚，她坚强、机敏、勇敢、锲而不舍，还有，她义无反顾。

正是这种义无反顾，使她充满了力量。

而余则成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这种大爱，使他能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舍出身去，也使他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局限，穿透粗鲁的外表，不合时宜的举止，土气的装扮，毫无可行性的建议，感受到了翠平身上的这种力量，并且被这种力量鼓舞着，最后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成长。

在听说延安失守的时候，正如对罗掌柜承认的那样，他想到了失败，他害怕失败，他感到迷惘，他有过一瞬间的消沉；而翠平，在听到延安失守的瞬间，马上想到的是应该拿起枪去战斗。

余则成用罗掌柜的话给翠平解释了战略性撤退的必要，但是，他没有同时感受到翠平身上那种战士的激情吗？

他没有欣赏这种激情的力量吗？

我认为，他有。

正如剧中旁白所说的那样，是左蓝给了余则成一种信念，是左蓝给余则成指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在到达那个光明的未来之前，包围着他的只有阴冷和黑暗，而在那个阴冷黑暗的世界里，翠平是他唯一的温暖和光明。

营救秋掌柜成功以后，回到翠平面前，他无须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他像个考了满分的学生一样骄傲，他毫无防备地说“喝口酒吧”，他放松身体小步跑向酒柜，他被翠平的老白干辣得面红耳赤而不须任何掩饰。

要知道，此时他和左蓝已经重遇而左蓝还没有牺牲。

但是，囿于身份和纪律，他不可能和和左蓝尽情地分享他的兴奋，也不可能在其他任何战友面前像一个孩子一样毫无节制地庆祝。

能够和他分享快乐的只有翠平，因为翠平的纯粹，同时也因为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翠平这个生活上的伴侣。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和翠平同住的这座小小洋楼，已经不再是一座遮风挡雨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家了。

只有回到这里，关上门，他才能摘下面具，为自己真正高兴的事情高兴，为自己真正担忧的事情担忧。

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他可以喜怒形于色，可以安然入睡，甚至可以喝醉。

没有人能拒绝，也没有人会拒绝这种安全，这种温暖和光明，哪怕内心强大如余则成也不例外。

左蓝的牺牲，可以说一瞬间抽空了余则成的所有希望，支撑他的，只有左蓝的信仰，和她留下的那本《为人民服务》所传递的信念。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殉道者，燃烧自己，缓慢地，谨慎地，尽可能安全地，去实现左蓝曾经给他指出的那个光明的未来。

对他来说，没有幸福可言，所有的，只有责任。

这个时候，是翠平用她的爱使余则成重新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幸福存在。

而翠平的爱，正如她的信念一样，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充满力量。

这种力量，感染了他，鼓舞着他。

翠平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成熟起来的同时，余则成也被翠平的力量鼓舞着，从还多少有些懵懂的，左蓝的追随者，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可以去鼓舞别人和感染别人的革命者。

在和翠平的爱里，余则成无疑是被动的。

但是，被动不代表他就不珍惜这份爱，不代表他的爱就不深沉。

正因为如此，在翠平说他会装的时候，他才会被深深地刺痛，他才会说“不该这么说我”。

对他来说，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和阴谋的世界里，只有对翠平的信任和依恋才是真的，尽管他不敢承认，尽管他作为一个殉道者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但是他不能否认，也不能忍受别人的否认，尤其是翠平。

所以，他说“不该这么说我”，凝视着翠平的背影沉默片刻以后，他又说“我就是个骗子”。

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两句话里。

但是，如果信任和依恋都不是爱，那什么才是呢？

他不敢接受翠平的爱，他不敢承认自己的爱，但是他无法彻底地压抑这份爱。

他会开一些亲昵的玩笑去逗翠平，他会出神地凝望翠平的背影，他会听说翠平病了而慌得忘了关门。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把翠平看作一个特殊的女人，早在那次突如其来的拥抱之前，他就已经把翠平看作一个特殊的女人了。

没有月光，没有悄悄话，没有拉手，但是，翠平对他来说确实是特殊的。

这种特殊，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拥抱，变得明朗而实在起来。

他不再掩饰，不再逃避。

除掉陆桥山以后，他在保密局的办公室里略显无赖地挤到翠平身边，目不转睛地欣赏翠平骄傲的笑脸，拿起翠平的手说和他的智商完全不相称的废话。

一部《潜伏》，我连续看了三次，每次看到这里，都能感到幸福从这个男人的心底洋溢开来，充满荧幕，一直涌进我的心底，使我鼻子发酸，眼眶发热。

如果说他们身处的是龙潭虎穴的话，那么保密局的办公室就在老虎的鼻子底下，随时可以听到老虎的呼吸。

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甜言蜜语，但是这种老虎鼻子底下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幸福，却显得愈发美丽和浓烈。

余则成开始对未来有了一种渴望。

他为之奋斗，愿意为之献身的那个未来是美好的，没有战乱，没有困苦，一切的阴冷和黑暗在光明之下瞬间消散，空气是由幸福和快乐组成的，所有人都像神仙一样。

但是，作为一个殉道者，他并没有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给自己留出一个位置。

是翠平，使他开始想象，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他所爱的人一起，像神仙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幸福和快乐，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再由孩子讲给他们的孩子们听。

就像他曾经憧憬抗日胜利后，和左蓝一起过柴米油盐的平静生活一样，和翠平的爱使他再次获得了憧憬属于自己的未来的力量。

而这个未来，是充满活力的，是由他和翠平，和他们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战友们，以及牺牲了的左蓝们一手缔造的，恢宏壮丽，令人振奋不已。

他不再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那个拘谨木讷，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了，现在的他，是一个有信仰有理想的人，是一个独立坚强的战士。

他要和他所爱的人一起去为那个理想奋斗，并且，享受奋斗的成果。

这可能是余则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之一，不亚于和左蓝的初恋。

他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殉道者了，即使仍然在刀刃上行走，也有一种爱的力量，使他可以保持平衡。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他要保住这份幸福。

因此，在翠平暴露后，他竭尽全力弥补翠平造成的漏洞，做好所有准备以后，轻轻地握着翠平的手，温和而坚定，带着宠溺地说：我不想让你牺牲，我还想跟你一块迎接解放呢。

所有的爱和希望，所有的担当，都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

所以，当不得不让翠平转移的时候，在翠平留下一个灿烂的微笑毅然离去的一瞬间，失去翠平的恐惧猛然袭来，使他无法呼吸，手足无措，冒险奔向窗口，拉开永远不能拉开的窗帘，贪婪地看着翠平的背影，不愿放过最后一秒。

左蓝走了，信念还在。

失去了翠平，所有的温暖和幸福便随之而去。

如果说左蓝的牺牲使余则成死过一次的话，那么，翠平就是那个让他重新活过来，并陪伴他成长的人。

在他的生命中，翠平无可替代。

晚秋不能，左蓝也不能。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怎么能不爱翠平？

1、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潜伏》是以某一方的视角拍摄的，对己美化对敌丑化在所难免，若干情节的历史真相有待考证，譬如促使男主人公余则成思想转变的事件之一：戴笠抗战期间走私谋利。

2、余则成悲剧性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即使左蓝未死，即使他顺利回到组织，像他这种根不红，苗不正的前敌方人员，如何能够逃脱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且看韦君宜《思痛录》中所载的一个案例：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

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

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

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

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

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

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g.c.d需不需要这种人才。

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

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

不要他上延安。

”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g.c.d员。

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g.c.d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

和他联系的g.c.d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

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

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

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

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

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

”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

我们简直诧异万分。

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

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

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g.c.d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

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

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

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

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

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g.c.d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

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

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

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

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

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

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

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

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

没有神秘，没有机要！

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

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3、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已注定。

国共双方的碟报战堪称惊心动魄，正面战场更是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倒下不过是因为两党对统治权的争夺。

玩政治玩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绝非国家之福，也绝非负责任的政党所应该干的。

不仅双方你死我活，还把全体中国人绑上了，玩政治没有边界，胜利之后，权力也一样没有边界。

4、国共双方都口称革命，最后是更激进的一方赢了，回顾世界革命史，这样的例子似乎很多，这也许是某些民族的幼稚病，谁画的大饼更诱人他们就相信谁。

5、《潜伏》据说歌颂了真实的信仰，我们也相信革命者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确是因为他们真实的信仰，可是真实的信仰就一定值得歌颂吗？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宗教冲突哪一个不是由真实信仰而引起的呢？

纳粹的屠犹、苏共的肃反、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也是某些人的真实信仰所产生的后果吗？

李敖在《天堂不是我们的》一文中记载：垂死前的苏联老一辈“职业革命家”卢巴雪夫（Rubashov）曾表示：“我们全走了！

只留下你们，历史在你们手里，我要能叫你们明白我当年的好梦和一开始就做错的地方就好了……我的儿子，休想能硬把天堂造出来！

”李敖接下来评论到：“休想能硬把天堂造出来！

”这是一句多么凄惨的哀呼！

这种哀呼的深刻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天堂是渺茫的，想在人间造天堂的人，是一场好梦、一场一开始就做错了的好梦，天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余则成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只想和自己的爱人左蓝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是一个普通民众的理想，然而革命大潮既起，必将裹挟一切，投入那轰轰烈烈的造梦运动中去。

这是革命者的喜剧，然而观此剧时，我每每想到余则成那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不禁悲从中来。

看了这个剧，悲伤愤懑的情绪就靠转下面这个帖子来抒发吧。

　　　　　　　　　　　　　　津门群英谱 　　　　　　　　　　　　————记一个先进单位：戡乱时期的保密局天津站　　　　　　　　　　　　　　　　　　　　　　我觉得这个片子中的保密局天津站，还真是说不上有多腐败。

　　　　　　相反，倒是一个难得的先进模范单位！

　　　　　　　　　　　　　　刨开有余则成这个内奸因素外，这个天津站还是挺有效率的一个单位，称得上是领导有方，运转得力。

　　　　　　虽说有些内耗，但本职工作做的很好，何况内耗也就是互相掐一下，但也没干出副局长杀正局长这样的动刀动枪的事来。

　　　　　　　　　　　　　　如果不是有余则成这个内奸的话，我看天津的地下组织基本就被天津站扫光了！

　　　　　　　　　　　　　　先说站长吧，难得的好领导，绝对是个明白人，睿智儒雅又不失威严，（我怎么看，怎么是个省委书记的材料和形象），就说贪点财吧，敲诈的也不是什么良民。

貌似是基本不收受下级的贿赂，有时候还倒贴给下级点金条啊什么的。

　　　　　　你们单位有这么好的领导么？

　　　　　　工作上也是认真负责，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体恤下情，明察秋毫，不偏听偏信，最关键是居然还没有包２奶。

　　　　　　虽然，站长最终在顺应历史潮流的道路上服从了组织决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善良的老人一定有一个美好的后半生！

　　　　　　　　　　　　　　马奎和李涯这两位就更不用说了，这２位都是优秀国民党员，都可入选“１９４７年天津１０大杰出青年”（马奎还是入选４６年的吧，否则入选了４７年的，他也不能从冀中赶来领奖）　　　　　　尤其是李涯，敌营３年，吃糠咽菜，忍辱负重，把一切都献给了党。

回到自己阵营，又不计较个人得失，忍受着来自上级和同事的屈辱，以单位为家，勤勤恳恳的工作，始终不畏艰难，充满信心，最终为了党的事业和敌人同归于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生命之歌！

　　　　　　　　　　　　　　马奎同志虽然能力上不及李涯，但其努力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公而忘私，一心扑在工作上！

　　　　　　 　　　　　　剧中有一个细节，马奎同志那美丽的太太在家中和洪秘书通奸，被姚大嘴发现！

　　　　　　那么马太太为何要和瘦了吧唧的洪秘书通奸呢？

难道马奎这样的肌肉男床上功夫还不如瘦了吧唧的洪秘书吗？

　　　　　　不是的，主要是因为马奎同志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很少着家，所以冷落了青春美貌的马太太，这才导致了马太太的红杏出墙！

（马太太不怨马奎同志的＂心＂扑在工作上，关键是马奎同志的＂身＂，还他妈全的！

）　　　　　　马奎同志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这种“宁可自己戴绿帽子，也要揪出红帽子”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吗？

　　　　　　当然，最令人感动的是马奎同志的忠于党国的敬业精神，在遭到自己同志的误解之后，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深入虎穴－－－“冀中烈士陵园”，并最终在那里默默无闻的长期潜伏下来！

诚所谓“生当做特务，死亦为鬼谍”！

　　　　　　　　就说单位里那个后进典型，那个团结性差一点的陆桥山吧：虽说他吃里爬外，有点不“地道”，但毕竟也是为了协助外单位把工作做好吧？

　　　　　　他和李涯的矛盾这毕竟也是工作中产生的矛盾，和余则成这种内奸的敌我矛盾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在受到李涯的陷害，并受到组织处理后，陆桥山带着多一颗星的沉重，又义无返顾的重新回到天津；他没有急于把个人恩怨凌驾在工作之上，他没有急于报复陷害自己的李涯，而是把这种因工作中的矛盾而产生的不愉快，转化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千百倍的发泄到工作中去！

＂以霹雳手段，显小肚鸡肠＂！

差点搞的天津的地下组织彻底崩盘！

　　　　　　这件事情，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站长的识人之能，难怪每次站长不在家，都是陆桥山同志主持工作，桥山同志虽然心胸狭窄了一些，但工作水平确实在侪辈之上！

桥山同志的这种霹雳手段，余则成不敢做，马奎做不了，李涯是想做不会做！

　　　　　　最使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站长的谆谆启发下，李涯同志毅然放下和桥山同志的芥蒂，从消沉中走出来，利用自己手头掌握的资源，暗杀了许昭等人。

很好的，巧妙的主动配合了桥山同志的工作！

　　　　　　 　　　　　　李，陆斗法的精彩历程非但没有影响工作，反而大大促进了天津站工作的开展，不愧为一个单位里＂化内耗为力量＂的经典范例！

　　最后说余则成吧。

虽说是个内奸，信仰和同事们有所不同；但平时工作中从不以这个为借口，撒奸耍滑，消极怠工；依然是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数年如一日的很好的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不和自己的信仰冲突的任务！

（我想市民行风评议给余则成打的分一定不低）！

　　　　　　作为单位里的硕果仅存的老大哥，虽然余则成和李涯信仰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工作中对李涯进行技术指导！

无私的把珍贵参考资料《远东情报战》提供给李涯，在老大哥的诚恳启发下，李涯做出了安排潜伏的策划方案，并得到了上级首长的一致肯定！

　　　　　　上边说的都是单位的主要领导和主要中层领导！

　　　　　　其他如洪秘书等基层干部，虽然着墨不多，但其身体力行，关心同事家属，送爱心，送湿暖的事迹，也值得我们效尤！

　　　　　　　　　　　　　　　　　　　　无论是讲奉献，讲效率，讲团结，讲水平，保密局天津站都走在了各个单位的前面！

　　　　　　扪心自问，当下有几个部门能够达到天津站这样的工作水平？

　　　　　　是江不宁区房产局？

还是陕不西省林业局？

　　　　　　　　　　　　　　　　　　　　　　因此，我注重建议保密局党委授予保密局天津站“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潜伏看到后半段，渐渐关注起李涯。

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走廊里被余则成痛打之后，回办公室默默流下两行清泪的瞬间。

我很惊讶，他这样的人，怎么会？

可是看到他脸上满满的委屈、不甘、愤恨、遗憾、悲痛，以及为自己坚守的党国的前途深深的担忧，我又十分震撼。

我想那一刻，没人再会在意他的立场了。

政治斗争自古以来都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

那么统治者下面的这些底层的战士呢？

他们的目的往往又纯粹的惊人：一个信仰，就可以坚守终生；随时随地可以付出生命，永不背叛。

李涯，大概是这部电视剧里对信仰最忠诚的人之一了。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信仰的忠诚更超过了余则成。

如果不站在特定的立场去看，余则成就是一个叛变者。

不过叛变得很坚定，很成功，很识大体，很得人心。

（我甚至想过，如果余则成本来是我党的，为了爱情（至少最初的动机是这样），投靠了国军，那我们会怎么看。。

）而李涯“一开始站错了队”，便让我们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他。

如果不考虑政治立场，那么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可是，有多少人能公正到在讨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时完全不考虑其政治立场呢？

甚至，在现实中，这样的“公正”可以被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直到廖三民的出现。

除了他那英俊逼人的相貌让我眼前一亮两眼放光极尽花痴之能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俩不多的几场对决让我看得特别酣畅淋漓。

随即恍然发现了他俩之间存在一种奇异的对称。

三民在执行队潜伏，作者并没有交代太多背景。

但我一直在想，他也一定有自己的故事。

看到他带着夫人去余则成家祭悼翠平，我就在想他是不是也是为了革命假扮夫妻、一路坎坷，多少次出生入死、不容易才走到今天呢？

而李涯，他的忠诚更是不容怀疑。

为了党国，他在办公室睡了两年没有回家。

他对袁沛霖说，老袁，你有所不知。

我干这一行真不图立功受奖。

只想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言语间的直白，纯粹，真诚，让人感动，又无所适从。

三民在最后放下电话的时候，旁白配得深沉：“他早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准备。

”其实李涯，又何尝不是呢。

余则成说，“刚开始革命的时谁知道放你坟头的是鲜花还是狗屎。

”这就是历史啊。

成王败寇的必然结局。

开始时谁也无法预料结果会怎样，可是他们选择了，就坚持了；即使后来历经几度风雨飘摇，改旗易帜，形势翻天覆地的几次变化，他们依然没有改变，没有怀疑，义无反顾地坚守着；甚至最后明明已经看到溃败的命运，他们还是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做着最后的抗争。

三民放下电话下定决心之后的那一微笑，是信心，是骄傲，是对信仰的无限爱恋和淡淡的不舍——终于还是没有亲眼看到胜利的日子啊。

但内心却无比坚信，阳光很快就要冲破乌云了。

这种坚信是前所未有的，是不顾一切的，是完全不需要理由的；让所有人来不及反应过来的纵身一跃，思考就在几秒之内完成——甚至不需要思考。

既然这是早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信仰，还有什么值得顾虑呢。

对于李涯，这一跃同样突如其来，无法预料。

几分钟前还踌躇满志地说“这几年总算没白折腾，终于有个头绪了”，却在几秒之内，永远也无法再完成这个几年的心愿。

在那几秒之内，如果他还有意识，一定只会痛惜，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其他人，那电话里是谁。

两个如此纯粹的灵魂，对自己的信仰最执着的坚守，赤胆忠心地为党为国，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全部热血青春，甚至自由和生命。

饰演三民的演员王毅评价李涯：“他很纯粹，人在特别纯粹地做一件事情时是可爱的。

”这句话让我感慨。

若没有内战，没有立场纠纷，三民和李涯，很有可能像抗战时期的李云龙和楚云飞一样，惺惺相惜。

因为他们都是那么纯粹的人。

为了信念，可以不顾一切。

只是碰巧立场不同。

如果是同一战线，他们极有可能是最好的兄弟和朋友。

信念。

在那个暗无天日战火纷飞看不见希望的年岁里，那是唯一可以支撑他们坚持着生存下去、让他们本会平淡苍白的生命从此有了意义的一种力量。

对李涯，对三民，对余则成，对翠平，对无数在黑夜里为了光明默默奔忙的人们来说，它早已超越了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立场，它不再代表任何统治阶层的私利。

它直指比信仰和立场更高的原则：人性和自由——所有生命最原始的向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从这个层面讲，李涯和廖三民，都是理想的殉难者；在那个为了国家前途，生命可以瞬间消殒、个人安危一文不值的年代，他们的生命却早已达到了我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

最终的成败如何，史书如何记载，这些已经不重要。

值得铭记的，是他们对理想信念的纯粹坚守、对个人生命的终极实现；满腔热血，一片赤诚，无怨无悔，至死不渝。

这些，在阳光灿烂却略显信仰缺失的今天，尤其值得敬佩和感怀。

一部极其优秀的碟战剧，同时也是一部生动的官场阴谋教育片。

剧情上面已经介绍过了就不多说。

重点谈谈的是剧中的种种官场谋略。

吴敬中身为军统天津站站长，老谋深算，满口一切为效忠党国利益，暗地又为了自己的后路贪赃枉法，强取豪夺。

行动处长马奎孔武豪横 卑略无耻 。

情报处长陆桥山貌似温儒而雅 实则阴险狡诈 笑里藏刀。

李涯是唯一打入中共的军统情报人员，及回归军统后的一系列作为，实乃军统中难得的优秀干材。

可就是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却被一个貌似敦厚迟钝 与世无争的余则成耍弄的兄弟断腕 同门残杀。

站长吴敬中垂涎汉奸穆连成的家藏文物，自己不方便出面，又顾忌马奎和陆桥山的贪欲，无奈下只好派余则成出马。

本报着考验下新人的态度，可没料到余则成做事居然滴水不陋，软硬兼施逼迫穆连成向站长敬贡珍藏。

一方面顾及了站长的颜面，另一方面却又对外人只字不提，与己却又不留一分财物。

实让站长内心大悦，暗赞孺子可教也。

马奎与陆桥山为争副站长之职形同水火，明争暗斗。

两人都对余则成心怀嫉妒，暗地对余调查却又苦无实证。

余则成做事沉稳，在二人面前只提自己只是个少校，位薄官轻，对副站长之职断无非分之想，打消马陆二人疑虑。

后二人又各自拉拢余则成想为己用。

余则成一方在二人间委婉应付，一方却又有意无意收集二人的不法证据。

余用自己的机智成功获取绝密文件并上报中共,使情报处长陆桥山大失颜面更让马奎有攻击路的口实，陆桥山对马奎恨之入骨无时不刻想置马于死地。

余则成又利用马奎贪功想尽快挖出军统的中共特工的心理，设计马奎与共DANG左蓝会面，另又引诱陆桥山经过并亲睹现场，又栽赃在马奎家藏放伪造的通共实物。

再加上收集的马奎暗自调查站长的证据，使得马奎深陷泥潭 百口难辩。

站长深知马奎本性，虽也不信马奎通共，但愤恨马奎暗地居然调查自己通共，顿起杀心。

可怜马奎落得个与共DANG左蓝同归于尽的结果，至死都没有想到这飞来的横祸都是拜余则成所为。

陆桥山自认铲平了障碍，却没想到又来了个军统的高级精英李涯，李涯为人嚣张跋扈 自认立过大功又是站长心腹,断无与旁人分一杯羹之理。

处处与陆桥山为难。

在余则成的精心筹划反间中，两人又陷入争斗，互有胜败，最终李涯技高一筹，路名败声裂 黯然离去。

而余则成则一幅与世无争 谦谦君子之相，除干好本职工作之外。

还处处为站长的利益着想。

除了为站长争取到了宝贵的美圆和金条外，还把查抄的中统贪污犯的赃物中最重要的文物劫留献于站长。

想站长之所想，急站长之所急，简直成了站长的贴心小棉袄。

鹤蚌相争 鱼翁得利，陆 马 李 三人梦寐以求的副站长之职最终竟到余则成之手。

我想诸位看过此片的同学应该从这些复杂的剧情中感悟到了什么，问世间 官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吴敬中身为军统天津站站长 光复会的元老 一生也说是为三民主义 为党国尽忠，末了总结出八个字结论——“人不为已 天诛地灭”。

谢若林身为中统的情报人员，年少有为，按理说也应为党国的反GONG事业添砖加瓦，却成天不务正业忙着交换情报 换取利益，并颇有感慨——“嘴里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

国军浴血抗战八年，无数英雄儿女埋骨青山，百万雄兵在手，占尽了天时地利，却在三年之内烟飞灰灭，大好河山尽奉手于共军。

正验证了戴局长一席话——“我局最大弊端乃 虽身为党内同志 却内讧不休 手足相残”。

写到这里，表扬下余则成同志。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叹： 余则成这样的好同志不被提拔重用，简直是没有了天理。

余则成这样的同志才是最优秀的好同志，办事得力，性格内敛沉稳，处处为领导的利益着想，事事为身边的同志分忧解愁。

关心领导的生活爱好，收集领导的隐私但不到关键时刻绝不泄露。

暗地踢同志进水沟但在同志在背运时绝不痛打落水狗。

领导赏识有加 同志们一个个倒了大霉后却又对余同志以德报怨的行为深怀愧疚。

做人做官做到这样，实乃出神入化，可称为”空“的境界。

实为诸位公务员同志和有志于从事公务员工作的大好青年的优秀楷模。

我等这些社会闲杂人等在此也只能过过手瘾 YY一番而已。

最近十几天，每天晚上七点半，我和我老婆都会准时坐在电视前，看《潜伏》。

因为我彻底被《潜伏》迷住了，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样一集不落地看一部电视剧了。

今天晚上我看的那个台会上演《潜伏》的大结局，听说结局很悲惨，还有很多人对这个结局表示愤慨——因为我事先已经大概了解了结局，所以昨天晚上当我看到余则成让翠平撤离的那段戏，我的心彻底碎成饺子馅儿了。

关于《潜伏》最后的结局，我想起了这两天看的《三联生活周刊》中有一篇孟静对《潜伏》编剧兼导演姜伟的访谈，后者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个结尾，很完美”，他还说：“很多资料没有解密，从公开资料来看，有些人结局非常好，比如李克农、熊向晖，有些人很惨，这是这一行一代人的结局，信手拈来大团圆，对得起这些人吗？

”看了这段话，我原谅了编剧对则成同志和翠平同志的“残忍”，虽然那比死别更悲惨，但某种意义上，这个结局反而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在我看来，《潜伏》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是一部很人性化的、家庭伦理肥皂剧式的谍战剧，而它骨子里又是极度的理想主义，这是它最打动我的地方。

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导演姜伟反复说《潜伏》是一部关于信仰的戏，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戏。

信仰就是别人代替我们在思想？

虽然可能没有这么绝对，但信仰和口号一样，它在很多时候的确是很可疑的。

在《潜伏》里，余则成几次谈到信仰，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余则成有多坚定的信仰，他有的只是年轻人特有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很简单、很朴素，就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变得更好，这个国家的人能活得更好。

理想主义意味着一无所获？

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却是一种很重要的推动力——这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碰壁了，失败了，下一代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紧跟着又登场了，又开始战斗了。

前一段时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名叫李子勋的心理专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老人的文化，一种权利与等级的文化。

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年轻时的谦卑是为了成年后的顺从。

顺从的文化是一种因循守旧的文化，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之林的强者，重视年轻人，以年轻人的意志来结构主流的社会意识，鼓励年轻人的自由、创意、骄傲，是必由之路。

”很令人向往的一段话，只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年轻的时候估计是赶不上这样的中国了，但这没什么，因为我们还是能做一点事儿的，例如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推动中国发生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至少还可以努力避免自己在步入中老年之后成为这种改变的阻力，努力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代年轻人的敌人。

谢若林在这部剧中的设定应该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吧，不爱党国也不爱共产主义，不尊重妇女，说话结巴，没啥信仰也没干啥大事儿，就认个钱，满嘴生意，只要有钱都能合作，你爱谁谁。

最后不明不白的挂了。

就这么个人，可悲可叹啊，是用来反衬余则成的高大形象的。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挺可爱的——因为人家敬业！

从他身上，我看出了什么叫干一行爱一行。

余则成他热爱潜伏事业吗？

他很累，他压力很大，他疲惫，他会动摇，他需要支撑。

吴站长呢？

更不用说了，这就是他圈钱的地盘儿。

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

谢若林呢，对，他为钱，但是也不全是，他说：咱俩之间不谈钱，只交换情报。

李涯问他：你从中还能得到什么啊？

他说：“成就感。

”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真正看出了这一点：成就感。

这个工作、他干的这份事儿，带给他的就是成就感。

不谈钱可以，不是一个阵营的也没啥问题，你是共党分子我更高兴，最好我也是共党分子，你搞走我的女人我不在乎，上一秒种还可以怒目而视，只要你谈到“情报”，我就来劲儿！

什么叫做专业，什么叫做敬业，什么叫做干一行爱一行——我从谢若林身上看到了。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很纯粹。

加上他的磕巴，我觉得他长得也挺帅——他居然成了我在这部剧中相当喜欢的一个人。。。

一出来我就乐，我就喜欢他啊

《潜伏》并不是间谍片，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职场教程。

余则成的经历，有绝对的现实意义，他用亲身体验，教导我们如何在险恶的职场生存。

而现今的职场，比余则成面临的环境更糟糕，我们都是在狂涛骇浪里潜伏的小人物。

所以，研究专家“余则成”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吧。

1、办公室里只有两种人，主角和龙套。

在《潜伏》里，每个角色都有个性。

只龙套非但没性格而且还专业送死。

职场上也一样，想要过的轻松，不想往上爬，那就只能做一辈子的龙套。

作龙套的坏处就是：送死你先去，功劳全没有，裁员先考虑。

现在的职场绝不是养懒人的地方，你要比别人生存的好，就唯有当主角，让别人去做龙套。

你不能踩着别人肩膀，就只能做他人垫背。

2、每个人都要有大志，就算要毁灭世界也可以。

胸怀大志是做主角的首要条件。

譬如余则成的信仰，站长的贪钱，马奎和陆桥山要当副站长，李涯为了党国事业，这些都是大志，而有理想存在才能为此奋斗。

在职场上，你若没有一个奋斗目标，就不可能进取的往上爬，到最后只能沦为龙套，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所以不管毁灭世界，还是成为第一首富，你都必须心存志向，以此为目标。

3、别被理想忽悠，理想是需要的，但不是别人的理想，而是你自己的。

当提起大志时，有人会想到企业目标，想到企业文化，想到老板慷慨激昂的演说。

忘了那些吧，老板的理想只是老板的，而职场上，你是独立的。

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被轻易忽悠。

《潜伏》里，不管站长还是戴笠，甚至是余则成自己都会提到党国的事业。

而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清楚的很，一切都该以自己为先，自己的大志才是可奋斗的目标。

不管别人有什么理想，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大志，这才是立命之根本。

4、如果真的没大志，那就为钱奋斗。

《潜伏》里，站长说过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解甲归田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钱，谁要当这个官呢。

所以赚钱是人最主要的追求。

职场上很危险的局面，就是老板用理想笼络人，想让人不拿钱白干活。

但真的肯不要钱干活，那你就是没价值的，既然没价值，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金钱是唯一衡量你价值的东西。

你真的一无所求的话，那就为赚钱而奋斗。

5、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

《潜伏》里似乎每个人都聪明，其实翠平也很聪明，可为什么她就状况不断，最后还暴露身份。

就因为她不够小心。

职场与此一样，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

不聪明的人，最多笨拙一些，事情做的差一些。

而在职场上，这不是很大的罪过。

但不小心就随时会触犯到别人的利益，犯下得罪人这个职场大忌。

到那时，穿小鞋都不晓得是为什么穿的。

管牢嘴，能风花雪月的时候就少议论同事，能说人好话时就别说坏话。

这就是余则成的生存之道。

6、你说的每句话，老板都会知道。

所以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别奢望你私下说的话老板就听不到。

老板能知道一切，这是真理。

就像余则成给左蓝写信，自以为夹在书里没人知道，而实际上，他落下的每个文字，每句话都有人注意。

在职场上完全相同，只要你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就得担心谈话对象会把话传出去。

而经验告诉我们，每一句对公司的议论，最后都会传到老板耳朵里。

所以你跟任何人说话时，都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不该说的绝对不能说，可说可不说的也闭嘴。

7、偶尔对老板交心是必要的，但要有的放矢。

余则成和站长关系亦师亦友，可谓是站长的铁杆亲信，两人之间时不时有促膝长谈。

记住，促膝长谈是种手段，而不是真的让你什么都说。

偶尔的交心，说些无关紧要的私己话，能让老板觉着你贴心。

而事实上，从没一个上司会对你真的交心。

切忌一热泪盈眶，就把心窝子都交出去。

被出卖的，永远是交心的那个。

8、不管什么时候，装傻总是最不易犯错。

在《潜伏》里，余则成看起来傻傻的。

当别人问起一些紧要问题时，都会装傻，罔顾左右而言它。

这实在是很高明的生存术。

金庸也曾经说过，他年迈耳背后，该听见的话就能听见，不该听见的话就听不见。

当有人要你当面表态站队，要你选择事情的方向，不管你怎么选都是错的。

那么装傻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没选择时最不易犯错的方法。

别担心装傻的样子很拙劣，即使每个人都看出你在装傻，可他们依旧拿你没办法。

真正倒霉的是那些明确表态的人，有这些龙套牺牲，怎么也轮不到你。

9、把自己当成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最笨的。

在刚开始时，余则成向左蓝隐瞒自己是军统特务，向吕宗芳隐瞒左蓝是激进分子。

余则成觉得自己能掌控大局，可实际上，他才是对方棋盘上的棋子。

左蓝和吕宗芳早就决定把他发展成共产党了。

在职场上，总把自己当最聪明的人，一定是做龙套的命。

真正聪明的高手，是大智若愚，该精明时精明，不该精明时装傻。

10、一定要有靠山，但比靠山还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

余则成向来是有靠山的人，一开始的吕宗芳，后来的站长，甚至是戴笠。

正是这些靠山的存在，才让余则成多次转危为安，不引人怀疑。

但比靠山更重要的，是余则成本身的价值。

如果没有军统背景，吕宗芳绝不会拉拢他。

如果没有立下大功，戴笠也不会青眼相加。

如果他不能帮站长弄钱，也不可能获得庇护。

所以在职场中，和上司们搞好关系是一门必须的功课，为自己找好靠山很重要。

而比此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有足够的价值，以致于每个上司都必须拉拢你。

11、你是上司的人，上司却不一定是你的人，这层意思一定要明白。

当一个上司对你说，你是他的人时，心里一定要清楚，上司并不是你的人。

你是他的，他是他自己的。

在潜伏里，马奎曾经是毛人凤的侍卫，按说有此大靠山该有恃无恐才对。

但马奎一出事情，毛人凤立刻就躲了。

当你的事情与上司的利益有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出卖你。

无论何时都要记住，你是你自己的，只有你才能对自己负责。

别相信上司故作亲近的话，那随时都会是陷阱。

12、上司说他对你很放心，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站长经常对余则成说，我对你很放心。

可事实上，站长对余则成的试探调查从没停过。

如果上司真的对你放心，他根本不用经常提及。

真正的信任，是通过行动表现的。

当上司愿意把害人的事情，把职场斗争的事情和你一起做，那才是信任的表现。

而上司口头说对你放心，则反而要当心了，很可能你做了什么，让上司产生你不忠的怀疑。

13、站在上司立场上想问题，站在自己立场上办事情。

当上司相信你，让你做一些事情时，心里必须要有本帐，别傻兮兮的什么都做。

你要站在上司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了解上司为什么要做，能达到什么目的。

然后再以自己的立场抉择，有些做，有些推脱。

就算是象余则成这样看似对站长忠心耿耿的人，也不是什么都会做的。

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去做，不符合利益的想法推搪。

用做了的事情取悦上司，而不做的事情则让上司知道，你已经完全尽力了。

14、上司突然垮台，不要惊慌，独自完成任务，然后借此再找到新的靠山。

《潜伏》里，余则成和吕宗芳被派去南京刺杀叛徒。

而吕宗芳突然牺牲，余则成并没有慌张，反而独立完成任务，成为军统大功臣，完成了事业转折。

在职场里，经常发生上司突然垮台的事情。

如果你不幸遇见，千万别惊慌，独自完成手上的工作，而且要做的漂亮精彩。

而这就是你将来安身立命的资本，你可以借此找到新的靠山。

还是那句话，必须要让自己有价值，这比有人罩着你还重要。

15、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

余则成并非总是聪明的，他与党组织相比就是弱者。

余则成不懂得“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这个道理，所以他从一开始做潜伏工作，一直到大陆解放后还必须做下去。

甚至与翠平生离死别，没有得到个人最佳结局。

“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和“让自己有价值”这两句话间并没有矛盾。

价值是体现在关键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才要突然爆发的。

而无关痛痒时，尤其是做些没功劳只有苦劳的活，别做太好。

永远干得好，就会一直干下去。

若让人觉得，你只有做庸碌工作的才能，就算干到累死，你也没有爬上去的那一天。

16、一定要有缺点。

在职场，一定要有缺点。

即使象余则成这样，也并非完美，他会故意暴露一些缺点给人看，譬如感情，譬如贪财等。

一个完美而毫无缺点的人，为遭人嫉恨，会被人敬而远之。

如果连上司都对你敬而远之，那职场之路就危险了。

所以聪明人会故意暴露些缺点，尤其是无关痛痒的缺点，让上司以为他能拿捏住你，那才是最安全的境地。

但缺点绝不可致命，却不能是你真正的短处，只可以是风花雪月时谈起的余兴节目，和人套近乎有余，想以此要挟则没门。

17、高你半级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同级的是天然敌人。

如果已经有一官半职，那对这句一定感同身受。

象余则成那样，比他高半级的马奎、陆桥山甚至李涯都十分危险，处处拿他当假想敌。

因为高你半级的人会有危机感，怕你随时都可能与他们平起平坐，所以有机会他们就会打击你。

而不管高半级还是一级，都是上司，他们给你穿小鞋就危险万分了。

而同级的人是必然的敌人，只要你们的上司不是傻瓜，就一定会挑拨手下争斗。

这是中国五千年来的帝王术，是国粹。

18、十句里要有九句真话，这样说一句假话才有人信。

这是《潜伏》里很明显的情景。

余则成说话并不总是假的，反倒有九句是真话。

正是这样，他才能得到站长的信任，以致于连去台湾都要带着他。

职场中，九真一假也是最佳法则。

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是得不到上司信任的，只有忠心耿耿，几乎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

你要当老实人，老实人才能取信于人，没有别人的信任就没有关键时的谎言。

说谎只需要在最最关键的时刻，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狼来了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

19、把每个慌话都当成性命攸关，这样说谎就不会内疚。

职场上很关键的难关，就是怎么过自己心理关口。

有些人天生不会说谎，一说谎就内疚。

这时候，就需要想起你的大志了。

当一个人有志向，有理想，有信仰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余则成为了完成任务说过谎，杀过人，也做过很多坏事。

这完全因为他有信仰在支撑，所以并不会内疚。

而你也要记住，每个谎言都可能是性命攸关，如果过不了自己的心，就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

如果这么想了，你还会内疚么？

20、每个人都站在恶的那一面，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善。

最后讲一句关于理想的道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而有利于自己理想的则是善，不利于别人理想的则是恶。

因人们各有各的立场，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在别人眼里，你必然站在恶的那面。

你永远都是自己的善，别人的恶。

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大善，怎么样才是大恶呢？

为实现理想说一句谎，这是恶，但不是大恶。

而如果你的理想是毁灭世界，那才是大恶。

譬如你以事业红火，同事幸福为理想，那么就算为这个理想做了坏事，也不过小恶。

行大善而为小恶，历来被圣人们不齿。

可圣人自己也这么做。

如此的圣人可以从孔子、孟子、王阳明一直排到更近更近。

儒教里有知行合一的法门，就是要你明白，只要理想大善，便可无所不为。

然而，你必须真的确信自己的志向是善的。

就像余则成一样善。

最近每晚和大厨一起看《潜伏》。

写得确实很好，线索的铺陈和编排，完全不输给美剧，故事的推进和演变，也完全没有国产电视剧拖沓冗长的毛病。

虽然故事如此离奇，但却给人以相当真实之感，因为那些人物的面貌，手段，在当今的社会中，并不少见。

阴沉城府，表面却慈祥随和的长官，文官似的，看似温文尔雅的二把手，唯唯诺诺，看似老实巴交的三把手，你进我退，话中有话，利用和反利用，冷漠和极度的虚伪。

在权力关系中的男人，说话并不强硬或者霸道，大多数时候，尤其是下级，是款款的，温存的，拉家常，掏心窝子似的，神色中甚至带着一种妩媚，带着一点点心甘情愿的委屈和暗示：“你怎么可以不懂我？

我可是你的人啊！

”完全是M的神态。

法斯宾德说，SM，存在于一切关系中。

我觉得，起码，存在于中国的官场和职场中。

清朝的时候，一个洋SM爱好者来到中国，觉得中国性感死了，男人跪在地上，脱了裤子打屁股，实在是太有形式感了。

可悲的是，到了当下，虽然不用下跪和脱裤子，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巨大的SM场。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下跪。

一、引言2009年初，一部名为《潜伏》的30集电视连续剧开始在南方台播出。

在事先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部谍战剧意外的受到了观众的热捧，收视率逐步攀高，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

此后，这部剧开始在北京卫视、上海卫视、重庆卫视和黑龙江卫视同步上星播出，把它的影响播散到全国。

当《潜伏》最后一集在北京卫视播出时，其收视率竟达到了惊人的14%，创下了该台历年播出的电视剧收视率之最。

而这部电视剧的火爆，也使得本来被认为已经“走上死路”的谍战剧再次成为荧屏上的热点。

据有关媒体报道统计，在《潜伏》之后，竟已经有60多部谍战剧在各地电视台上映。

以至于有人惊呼：“荧屏处处抓特务！

”而在网络上，关于《潜伏》以及其主要角色的命运成了众多网友热烈讨论的话题，一时间，“潜伏”、“信仰”以及“革命的爱情最浪漫”等剧中语汇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文化关键词，被众多观众口耳相传。

《潜伏》这部剧的火爆使得它成了2009年电视剧市场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包括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奖以及优秀剪辑奖在内的四项第27界飞天奖、包括最佳电视剧金奖、最佳编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在内的三项第15界白玉兰奖、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委“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

由于《潜伏》这部电视剧的成功，相关的商业运作很快出现。

《潜伏》的正版及盗版的影碟在网络上热卖。

电视剧的小说原作——短篇小说《潜伏》——被“伪装”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模样成为畅销书。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龙一，也由此获得了出版自己全部作品的机会。

陆琪的一本借用《潜伏》故事讲述职场经验的《潜伏在办公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卖出五十万册。

而此前并不受重视的讲述间谍故事的书籍，则在各大书店被摆到了醒目的位置。

《潜伏》成功甚至波及家具建材市场，在北京的建材市场上，与主人公余则成桌上的绿色玻璃台灯一样的灯具产品的销量，在2009年增长了20%。

《潜伏》的热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事实上，从2002年起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就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而2006年《暗算》的风行则将谍战片的流行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此后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后，《潜伏》的热播又重新让谍战片成为最为流行的电影、电视类型。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初、七八十年代之交两个高潮后，在新世纪的今天再次迎来了爆发点。

仅从前两次谍战片高潮发生的时间来看，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之际，似乎谍战片这一类型所携带的波诡云谲、身份莫测的元素，先天的容易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某种表征。

因此，无论是从近年来谍战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谍战片这一题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意味而言，它都成为探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所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而本文则试图以《潜伏》——新一轮谍战片中最欢迎的文本——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这部电视剧的内涵进行解读，探讨其中的信仰主题，解析其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

或许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内涵。

二、从“人性”到“信仰”谍战题材影片虽在冷战开始前就已经出现，但真正蔚为大观则确乎发生的冷战年代。

这一题材本身所蕴涵的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忠诚与背叛的身份认同使其自然的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

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抓特务、窃情报都是荧幕上是不可缺少的主题。

而这一片种所携带的惊险、悬疑等娱乐元素，也使其在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成为彼时颇受欢迎的准/类型片。

50-70年代出现的如《国庆十点钟》（1956年）、《羊城暗哨》（1957年）、《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英雄虎胆》（1958年）、《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等影片以及七、八十年代之间涌现出的如《保密局的枪声》（1979年）、《与魔鬼打交道的人》（1980年）、《敌营十八年》（1981年）等影片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记忆。

不过随着后冷战情景在中国提前到来，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复存在，当代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辉煌后，出现了一段近乎20年的空档。

而塑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谍战片，也逐渐成了人们戏谑、嘲讽的对象。

这段时间，人们对谍战片的记忆似乎不再瞩目于这一片种的惊险、刺激以及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其中的女特务。

在一篇专论间谍片的文章中，评论家认为当年的谍战片观众对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

因此在这位研究者的解读中，50-70年代的谍战片非但不被看作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相反它成了意识形态表述中的一道裂痕，其中透露出了被压抑的“人性”光芒：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

从这段引文中所使用的诸如“爱情”、“人性”以及“启蒙”等语汇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解读者显然把50-70年代的谍战片看作是那个“禁欲时代”里，顽强的人性不可磨灭的标志。

也正是在这类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谍战片解读中，谍战片不再是两大阵营刀兵相见的战场，而是成了“禁欲时代”的欲望飞地。

而另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是上海女作家素素的散文《各有因缘》。

在这篇散文中，作家对间谍形象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

她坦承自己从小就希望做个女特务，在女特务身上，她感受到了“漂亮女子的感动”。

因为：漂亮的女特务在电影《奇袭》里，每天浓妆艳抹花枝招展。

在当时崇尚贫困的年代，知道有这样打扮的女人是不好的，而女特务尽管是好人，却是为了革命工作要打进敌人内部才打扮得同坏女人一样妖艳，我们是不能向她学的。

那么只有像她一样，做特务，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

如此一来，可谓两全其美：既为革命做了贡献，又可以成天看上去漂漂亮亮。

在这段论述中，素素用“女特务”一词来指称好人，本身就颇具症候性。

因为在50-70年代的电影中，“特务”一词专指各种坏人，如美蒋特务等。

如果真的有一位女性要“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那她必然被命名为“党的地下工作者”而非“女特务”。

因此当素素使用“女特务”一词来指认“党的地下工作者”时，她已经有意或无意的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悄悄抹去，代之以“妖艳”的漂亮女性。

应该说，以上述论述为代表的对谍战片中女特务形象的解读的确暴露了50-70年代这类影片的某些的特质。

虽然这一时期的谍战片以彰显敌我二元对立为己任，但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使得其不得不大量呈现诸如舞厅、高档烟酒、男女调情等被标示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生活”的景观。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彼时中国人观看冷战中另一阵营的唯一途径。

不过就这类对谍战片的解读来说，其重要性或许并不在于这种“去政治化” 解读揭示了谍战片的某些特点，而在于它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使这类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

虽然50-70年代谍战片的意识形态表述本身存在裂隙，可以为“去政治化”解读提供必要的空间和可能，但正如有人在质疑上述“去政治化”解读时所说的：毋庸回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方针下，我们也曾经历坎坷，有的还曾蒙受冤屈，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精神无所寄托，灵魂空虚到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寻求刺激。

当然，我们也谈恋爱，那忠实的、纯洁的爱情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凯歌前进的日子，也度过了艰难跋涉的岁月，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学习‘恋爱’乃至以此望梅止渴或画饼充饥。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身处冷战情景中的中国观众来说，这类意识形态表述即使存在裂隙，但这裂隙本身在其语境中并不可见，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那类“去政治化”式的解读才成为可能。

事实上，使这类谍战片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可能就在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打破冷战坚冰，原有的意识形态表述逐渐失去其有效性，一种对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采取拒绝和排斥态度的表述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表述（虽然这一表述不断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反对）。

在这类观念表述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描述为落后的、封建的以及压抑人性的，因此需要被某种更“普世的”、更具超越性的因而也是更符合“人性”的文化所取代。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上文提到的对50-70年代谍战片的解读，才会力图将50-70年代打上“禁欲时代”的标签，而将影片中的女特务读解为某种不能被“革命”所压抑的“人性”流露。

上面谈到的以“人性”名义对谍战片进行重新解读，对这类影片所负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并不是偶然现象。

它可以表现在刘小枫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中 ，也表现在贝托鲁奇探讨个人与历史关系的电影中 ，更表现在电视剧市场上一度出现的对“红色经典”进行改编的热潮中。

在那一轮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中，50-70年代产生的“红色经典”本身所蕴涵的革命意识形态被指认为“简单、直接的政治说教”，而“人性”则被认为是重新赋予这些作品以“时代内涵”的唯一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革命逊位而爱情夺权，“红色经典”演化为“桃色经典”，以致杨子荣家属愤而起诉《林海雪原》剧组 。

虽然自八十年代以来，“人性”或其理论形态“人道主义”已经从最开始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敌视和抵制的概念 ，逐步演变为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

但这一轮声势浩大的“红色经典”改编似乎格外触动了本已裂隙丛生的主导意识形态，使得广电总局在2004年在继禁止涉案剧之后，以“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为由，发布通知清理整顿“红色经典”改编剧。

从广电总局这段关于“娱乐化”、“爱情戏”、“人性化”与“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之间发生冲突的话语中，以及从作为观众的杨子荣家属的观剧感受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红色经典”改编剧所突出强调的“人性”（这个貌似“普世”的概念）显然还不能发挥“普世”的功能，无法完成整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作用。

或许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以《潜伏》为代表的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显示了其独特之处。

从某种意义来说，近年的谍战片热潮可以理解为“红色经典”改编剧的轮回 ，只是在这一轮改编中被突出的不再是“人性”，而是“信仰”。

《暗算》的导演兼主演柳云龙认为“从我们国家来讲，从1900年一直到今天，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经济已经非常好了，但……我们需要一种信仰，这可能就是我拍这部戏的初衷。

” 《潜伏》的导演姜伟也坦言“最初写这个剧本时,最困难的就是贯穿电视剧的主线,余则诚为什么在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他和三个女主角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那就是信仰。

” 。

而《风声》中顾晓梦死后对李宁玉的真情告白“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

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则把《风声》那原本试图“观照极端环境下的人性” 的影片主题升华到“信仰”的高度。

这些谍战片的主创人员对“信仰”一词的强调，或许可以让我们把近年来荧幕上频频出现的谍战剧，笼统的看成是一些关于“信仰”的故事。

而对这些谍战片中的“信仰”内涵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探究这批影片所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绝佳途径。

三、共产党人的“信仰”故事在《潜伏》这部描写地下党余则成如何为我方窃取情报的电视剧中，其基本结构就是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成长，被询唤为愿意为党、国家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故事。

在电视剧的第二集，左蓝邀请余则成共赴延安，但余则成却断然拒绝了自己的爱人，声称：“我们就是两个普通老百姓，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我们生活里并没有政治，就是柴米油盐。

”显然这时的余则成并不接受左蓝对他的政治询唤，还尚未成为那个在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大写主体。

然而在最后一集，当余则成的联络人告诉他“经组织研究，正式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余则成的回答则是：“我会奋斗终生的！

”与故事开始时相反，余则成在故事结束之处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成了一个服从询唤的政治主体，并被命名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实上，《潜伏》中类似的政治询唤场景绝非点缀在开头结尾的冗余，而是成为整部电视剧最煽情、最为观众称道的桥段。

如第二十集余则成劝说晚秋前往延安的台词：其实你面前有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值得你活下去，那一路很美好，就像你的诗歌一样……比娶你更美好，还多了一份自由！

你不是最向往自由吗？

……那儿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你想想晚秋，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

那是什么气势？

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我们挥挥手就过去了。

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沮丧吗？

无非就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

留恋它就是一种高度近视！

有时候看得远一点，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包括爱！

这段台词无疑是标准的政治询唤话语，余则成在其中将晚秋的个人生活与情感经历命名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并对晚秋许诺给她所最渴望的“自由”。

同时余则成鼓动晚秋展开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想象成身处在“改变中国”的“雄壮”队伍里，去享有一种所谓“更有意义的生活”。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余则成鼓动晚秋所展开的想象力，可以理解为一种米尔斯意义上的想象力，它试图使社会中离散的、孤独的个人将自己的遭际、命运转化为某种集体的遭际与命运，并召唤人们联合起来对这种状况进行改变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伏》在上述段落中的信仰表述模式无疑是一种经典的左翼表述。

也正是因此，《潜伏》在信仰问题上的处理与50-70年代的谍战片相距甚远，而与《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则更为相似。

在早期谍战片中，深入虎穴的侦查员在影片开始的地方就已经是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信仰问题从来不是影片叙述的重点，影片真正力图展现的则是侦查员如何克服各种困难来完成共产党赋予的使命。

而正如戴锦华老师指出的，《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总是开始于孤独无依的个体，而终止于所谓“崔嵬式的庆典”，一种集体的狂欢 。

而这一叙事结构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则在于要求个体必须完全让渡自己的个人性或所谓“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以换取集体对个人的接纳和命名。

或许正是因为《潜伏》在信仰的表述方式上采取了50-70年代流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使得这部电视剧在播出后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赞扬和肯定。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就将《潜伏》指认为“主旋律”影片并认为“《潜伏》热播、热议、热评以及光盘的热卖，体现了‘革命英雄核心价值’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崇敬、敬仰和追求。

” 相关评论者则也表示《潜伏》能够同时获得“领导层”、“专家”以及《老百姓》的高度评价着实不易 。

而中国青年报在一项关于近两年那些电视剧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调查中，《潜伏》排名高居榜首，参与调查者对这部电视剧产生共鸣的比例达到70.4%，而其他热播剧如《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及《武林外传》等，对之产生共鸣的比例则只有35.2%、18%和11.5%。

而在观众究竟在《潜伏》中看到了什么的调查中，更有“55.1%的人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为那些无名英雄对自由正义的追求和坚定信仰而深深感动。

还有32.4%的人，看到了共产党员具有的坚定信念、奉献精神和钢铁纪律。

” 虽然这样的调查由于预先设定了几种选项提供给受众选择，往往不能充分的表达受众的意愿。

但这样的调查结果仍然表明，以《潜伏》为代表的新一轮谍战剧，用“信仰”代替“人性”，重新演绎“红色经典”，获得了社会各阶层观众的普遍认可，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

四、“去政治”及其失效虽然中国的电视观众普遍对《潜伏》表示认同，但人们对这部电视剧结尾的不满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笔者看来，《潜伏》的结尾恰恰是这部电视剧的阿基硫斯之踵，有关其结尾的种种争议，使其本已叙述得十分顺畅的“信仰”故事，逐渐暴露出隐含在“信仰”之下的复杂面向。

关于《潜伏》结尾的讨论，最初集中在余则成在香港的联络人对待男女主人公感情的傲慢态度上。

在剧中，余则成希望上级组织能够帮忙查找妻子翠平的下落。

但当他在赶赴台湾前再次向组织询问是否有翠平的消息时，联络人的回答则既让观众失望也让观众对组织多有微词，即“没有，找到了还能怎么样？

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

”观众们都知道，组织并不是没有找到翠平，而且明令禁止翠平离开其所在的小镇以确保余则成的安全。

因此这种不满是因为组织为何要以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忠诚战士余则成，并将翠平的下落加以隐瞒。

或许是由于反对的意见过于强烈，以至于《潜伏》在地方台播出一轮后，在北京卫视放映时将这段台词进行了两处修订，第一处是余则成问联络人他和晚秋结婚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

”联络人的回答由最开始的“最好是真结婚，也是你的掩护。

”变成了“这个你自己定，一切以安全为重。

”第二处则是联络员的回答从原来的“没有，找到了还能怎么样？

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

”变成了“没找到，找到了会通知的，这样优秀的同志必须找到！

”不过随着《潜伏》在全国热映，人们对这部电视剧的结尾产生了更多的不满，越来越多的观众表示无法接受余则成、王翠平未能终成眷属的结局。

有的观众甚至在看过多遍《潜伏》之后仍拒绝观看最后一集。

或许是为了缓和观众的不满情绪，部分电视台在放映时将余则成、晚秋在台湾并肩观看他们的结婚照的镜头砍去，将故事定格在余则成和联络人一起在香港咖啡馆看到晚秋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段落。

甚至在《潜伏》剧组内部，部分演职人员也认为这部剧的结尾让人不能接受。

吴站长的扮演者冯恩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这部剧的结尾很不满意，还特意就此事找导演商谈，提出自己的方案。

在冯恩鹤的设想中，《潜伏》的结尾不应该是余则成和翠平天各一方，而应该是余则成在拿到天津潜伏名单后准备从家里离开时，吴站长突然开车接余则成去机场。

不过吴站长并没有真的把余则成送到机场，而是来到天津郊外的一片树林边。

两人下车后，吴站长亲切的握着余则成的手，说：“其实我们是一伙的！

”然后两个人共同奔赴解放区 。

只不过这一方案刚一提出就马上被导演姜伟断然拒绝。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被姜伟拒绝的方案其实并非冯恩鹤的原创，它直接对应着一部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

在这部影片的结尾，地下党刘啸尘成功窃取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特务名单，正当他带着这份名单准备离开时，被突然出现的特务组长张仲年和“老三”截住。

正当千钧一发之际，“老三”突然掉转枪口，击毙张仲年，掩护刘啸尘顺利完成任务。

《保密局的枪声》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尾在当年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创新尝试，并被同一时期的其他影片如《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所吸收利用。

按照戴锦华老师的分析，七、八十年代之交这批谍战片在结尾上的变奏，显影出此时的这类影片在“看似重申敌我界限的同时，再度划定出一个新的‘内部’，抹去了其间的种种暧昧和含混，呼唤着和解与社会整合” 。

因而与《西安事变》、《庐山恋》以及《城南旧事》等影片一起，显露出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的转轨迹象” 。

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姜伟对这一结尾的拒绝，似乎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改变之后，内部的政治转变变为不争的事实，当年那批影片所试图释放的政治信号似乎以及失去意义。

那么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潜伏》的编导所设计的结尾究竟意味着什么？

根据《〈潜伏〉创事纪》的描述，导演兼编剧姜伟对《潜伏》结尾的设计蕴涵着他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因而从来“没有想过别的结局”。

他试图在结尾表达的是余则成在组织先告诉他自己已经不可能在翠平在一起后，马上又被告知自己“被正式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所感受到的“荒诞感”。

而男主角孙红雷还特意为这场戏设计了一套动作表情，让余则成在说完“我会奋斗终生的”后，看着窗外，眼睛里充满“愤怒、费解的感觉”，以表现他此时的荒诞、愤懑与无奈。

只是考虑到这样的处理“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最终还是拿掉了” 。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段内容重新添加到《潜伏》的叙事脉络中的话，那么这部电视剧的意义阐释似乎就有必要进行重大修正。

因为在添加了这段内容后，《潜伏》的叙事结构就不再是上文所说的讲述余则成如何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共产党员，而是变成了余则成的两次“荒诞感”。

第一次荒诞指的是余则成在南京刺杀李海丰之后，被戴笠要求继续潜伏，传递情报。

正是在这次任务中，他得知戴笠出卖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内幕。

因此当戴笠特使叶子明刚跟自己说完“你要继续战斗下去……相信你会像一个勇士一样与日伪战斗下去”后，马上就与日本军人饮酒作乐时，余则成感到自己的生活极为荒诞。

也正是这次荒诞感，改变了余则成以后的命运。

他由此决定放弃潜伏的生活，转而投奔共产党，并希望奔赴延安与自己的爱人左蓝相会。

这第一次荒诞感显然是出于对国民党抗日的失望，从而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以及原先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其内涵相对单纯。

不过《潜伏》结尾处余则成感到的第二次“荒诞”则显得更为复杂。

首先，这份“荒诞感”可以理解为对命运捉弄的不解。

因为余则成不得不潜伏下去，与翠平天各一方，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好，相反正是因为他做的太好了，使得吴站长对他过于信任，因此才把他作为心腹带往台湾。

其次，这种荒诞感似乎也来自对共产党的失望。

当余则成在电视剧结尾处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这一时刻并没有像50-70年代红色电影那样，成为一个欢腾的时刻，相反余则成感到的只是荒诞。

因为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没有像余则成为晚秋描述的那样，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加入到“一个雄壮的队伍里”，而只是继续潜伏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信仰对余则成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对自由的剥脱。

而造成余则成感到荒诞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剧情上的不断重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潜伏》的故事就是余则成两次试图不再潜伏（第一次是余则成离开叶子明后，去陕西会馆投奔共产党；第二次则是余则成在拿到天津潜伏特务名单后，准备撤离），而由于某种意外，不得不再次潜伏的故事。

而每当余则成开始新的潜伏时，他都不得不与此前深爱的女性（前是左蓝，后是翠平）天各一方。

这种不断重复所营造的宿命感，是余则成“荒诞感”的主要来源。

而更有意味的是，由于剧情设置上的重复，使得余则成在南京和叶子明的谈话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和余则成在香港与共产党联络人的谈话并列观之。

在这两次谈话中，叶子明和共产党联络人都用党国、抗日或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要求余则成为某种崇高的事业献身。

而余则成在两次谈话中则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解和疑惑。

而在影像风格上，在叶子明与余则成的对话中，余则成靠窗，被阳光覆盖；而叶子明则坐在远离窗子的地方，处在较暗的位置。

在余则成与共产党联络人的对话中，余则成穿着套一尘不染的白色西装（值得注意的是整部《潜伏》只有余则成只在这里身着白色外套，导演似乎是刻意让余则成在电视剧结尾时给人纯洁无辜的感觉），而他的联络人则身着黑色西装，戴黑色墨镜。

这一影像风格似乎预示着余则成是一个纯洁、善良的个人，而与之相对的组织则被表征为某种罪恶的力量。

种种迹象都表明，导演兼编剧姜伟设置的这种并列是有意为之，而非巧合。

正是因为姜伟通过结尾所表现的“荒诞感”，使得余则成最初信仰的三民主义与他后来信仰的共产主义被放置在相等的位置上。

而这两种并列的主义又都因为表现出对个人权益的剥夺而被赋予了负面的涵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姜伟试图在《潜伏》中“保持某种荒诞感”，消解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所蕴涵的诸如对中国未来的不同想象等政治内涵，变成了某种强大的、对个人造成威胁的压迫力量。

也正是这种“荒诞感”的存在，余则成也就不再是一个成功的地下党，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历史绑架、裹挟的小人物。

应该说，姜伟试图在《潜伏》中传达的关于组织、党、主义等宏大叙事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并不新鲜。

或者说它早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陈词滥调并被某些人当作无可争辩的常识。

事实上，这套论述直接联系着中国社会在文革结束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拒斥。

在这套论述中，50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被指认为一种宏大叙事，它以集体的名义，许诺给个人以美好的明天，并要求个人让渡其固有的权利。

因此《潜伏》这部热播电视剧真正值得分析的症候点并不是导演试图在其中传达这种关于宏大叙事与个人关系的论述，而是这套论述在新世纪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失效。

在八、九十年代，人们所塑造的文化英雄通常都是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挺身抗暴的自由斗士（抑或是含冤受苦的悲情英雄）。

而姜伟在处理余则成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正是借着他所营造的“荒诞感”，力图把他塑造为一个被宏大叙事压迫的小人物。

不过有趣的是，姜伟的这一创作意图既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由于惧怕某些敏感问题，姜伟在最后上映时把表现余则成的“荒诞感”的部分删去了很多），也没有获得观众的认可（虽然有高达95.7%的观众表示喜欢看《潜伏》，但这部电视剧的结尾却成了最为人诟病的部分），相反成了这部热播电视剧唯一让人不满的地方。

因此我们接下来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当《潜伏》在叙事表层讲述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故事，把其中的“信仰”标示为共产主义；而导演又用叙事潜藏的“荒诞感”把“信仰”的政治内涵重新消解掉的时候，那么观众表示高度认同的那个“信仰”究竟是什么？

五、作为职场伦理的“信仰”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姜伟试图在《潜伏》中营造“荒诞感”，但由于他为避免“敏感的东西”影响这部电视剧在文化市场上的流通，而对《潜伏》进行了适度的删改，使得这种“荒诞感”并没有为观众直接感知。

我们只能在观众对这部电视剧结尾的不满和愤怒中，才能够间接触摸到这种“荒诞感”的存在。

因此人们在谈及《潜伏》的“电视台热映、观众热议、媒体热访以及碟片热卖的四热现象” 时，通常把它看作“主旋律”电视剧所宣扬的“革命英雄核心价值”重新得到观众认可的标志。

广电总局的有关领导甚至因此称《潜伏》是“广电总局的骄傲” 。

不过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剧中人物李涯——这个余则成最主要的敌手——被观众热捧，其人气之高绝不输于真正的主角余则成。

在众多“牙签”（李涯粉丝的自称）的口中，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行动队长李涯被亲切的称为“小狐狸”，并认为这个标准的反面人物是“真正的革命者” 、是应该“被供奉的佛龛”、是应该“被怜惜的小狐狸”、同时也是应该“被敬仰的李队长” 。

而一位自称“整编74师师长”的网友甚至高呼：“人命运在红尘中摇曳，信仰亘古不变，无畏坚贞与之同行，这就是李涯的品格，李涯的风骨。

” 虽然这类言论多出现在百度贴吧里的李涯粉丝口中，而粉丝的特点就在于以各种夸张的语汇对自己的偶像进行不遗余力的赞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类言论本身需要研究者进行审慎的处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使得这类赞美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言论在中国大陆成为可能的条件，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去政治化”的社会氛围。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众多观众对李涯这个形象的由衷爱戴，并把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指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并不能简单的视为粉丝们的“胡言乱语”，这本身就是我们时代变化的症候点。

它提醒我们不能把《潜伏》看作是一部简单的“主旋律”电视剧，那“贯穿《潜伏》始终”的信仰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李涯受到的观众的热烈追捧，首先是因为他的单纯。

在众多“牙签”看来，《潜伏》中的人物大多是两面三刀的无耻之徒。

吴站长表面上为党国尽忠效力，但他工作的重心早就变成了尽可能多得谋取私利，为自己将来找好退路。

陆桥山则是办公室中的老狐狸，为了排挤同僚甚至不惜把保密局的情报出卖给外人。

马奎虽然在抓捕共产党时表现的尽心尽力，但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早日晋升副站长。

谢若林更是一个“嘴上主义，心里生意”的小混混，只是为了钱才寻找情报，根本不在乎出价者是谁。

而《潜伏》中的正面主人公余则成虽然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做事，但他为达到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种种行为却让“牙签们”将这个革命英雄看成卑鄙小人。

只有李涯——尽忠职守的国民党特务——被视为剧中唯一一个敢作敢当、心口一致的人，只要是对党国有利的事，哪怕再苦再累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

因此他也就被众多“牙签们”指认为“高尚和淡薄” 、“天真而单纯” 的勇士。

而在电视剧第十五集，李涯对袁佩林的真诚告白：“我干这一行真不图立功受奖”，只愿“为党国消除所有的敌人，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抗日如此，反共也是如此！

”似乎表明他并不在意“抗战”、“反共”这两个意识形态内涵迥然不同的行为的差异，而只是非常“单纯”的希望天真无邪的孩子可以幸福的成长。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李涯的这种“单纯”，使得这个国民党特务毫无障碍的受到观众们的爱戴，有的观众甚至说：“看了《潜伏》，我只记住了李涯一个人” 。

李涯受到观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信仰”的执着。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李涯对同僚的态度上，李涯不是没有搞办公室政治的才干，但他从不为同僚的排挤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了党国的大业，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而隐忍不发，尽量不与同僚发生冲突。

只有当陆桥山用出卖情报的方式打击自己时，他才设计揭穿对方的真实嘴脸。

其次，李涯还是个保密局中难得一见的远离酒、色、财，全心全意工作的人。

当袁佩林问李涯为何从不饮酒时，他的回答是：“喝酒误事！

”而且李涯似乎从来没有过家庭，哪怕睡觉他也通常是在办公室和衣而卧，以便可以随时起来工作。

或许正因为如此，百度“李涯吧”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上李涯。

这位行动队长对信仰的执着还表现在不屈不挠、屡战屡败的精神上。

不管吴站长如何多次暗示不可以调查余则成，不管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繁忙，只要余则成表现出一点可疑之处，李涯都会抽出时间、精力加以调查，哪怕为此换来上司一次次的责骂、一次次的受辱。

正是因为李涯对“信仰”的执着，有的观众甚至说：“见到李队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信仰这种东西是多么的强大，又是多么的迷人，让人拥有义无反顾的力量。

” 并把李涯比作“西西弗”式的英雄人物 。

不过有趣的是，虽然观众们在李涯身上看到了信仰力量的强大，但这种信仰恰恰因为其单纯而显得并无实质性内涵。

正如一位“牙签”所说的，李涯“因为太过锋芒被上司穿小鞋，被同事排挤。

其实他做错了什么？

只不过是专心业务因此盖过了一些天天无所事事的人，只不过是恪守制度不徇私情。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该做到这些吗？

为什么，做到的人受到的奖赏反而是做不到得人疯狂的打压？

” 从“专心业务”、“恪守制度”以及“不徇私情”等表述来看，李涯的信仰似乎只是恪尽职守的职场伦理，并不包含其作为一个国民党特务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涵。

与此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潜伏》的观众纷纷把这部电视剧当做“职场教科书”，津津乐道其中的职场“厚黑学”。

陆琪在此思路下创作的《潜伏在办公室》在短短一年之内即卖出五十万册，此后又派生出《〈潜伏〉中的职场智慧》、《职场潜伏心理学》以及《潜伏读出的潜规则》等效颦之作，这类解读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陆琪眼中，“《潜伏》并不是间谍片，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职场教程” 。

余则成的故事也并不是一个坚贞忠诚、机智勇敢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深入虎穴，历经各种磨难，战胜无数困难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故事；与之相反，那只是一个办公室中的小人物利用自己的谋略，挑拨同事之间的关系，获取上级领导的信任，并逐渐升官发财的故事。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一条叫做《每个人都要有大志，就算要毁灭世界也可以》的办公室法则中：胸怀大志是做主角的首要条件。

譬如余则成的信仰，站长的贪钱，马奎和陆桥山要当副站长，李涯为了党国事业，这些都是大志，而有理想存在才能为此奋斗。

在职场上，你若没有一个奋斗目标，就不可能进取的往上爬，到最后只能沦为龙套，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所以不管毁灭世界，还是成为第一首富，你都必须心存志向，以此为目标。

这条办公室法则把余则成所追随的共产主义信仰、吴站长所信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益原则、马奎和陆桥山所追求的荣华富贵以及李涯对国民党政府的赤胆忠心、“毁灭世界”以及成为“第一首富”，都被统统化约为没有任何差别的“大志”、“理想”。

而这些“大志”和“理想”所最终要成就的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成功人士”。

在职场伦理的意义上，余则成和李涯恰恰代表了办公室政治两种截然相反的典型。

前者只为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往上爬；而后者则恪尽职守，是所有老板梦寐以求的好员工。

不过值得我们玩味的是，虽然陆琪介绍余则成“职场成功之道”的书“火遍大江南北”，其中不乏对李涯这类员工的挖苦讽刺。

但真正为电视剧观众所爱戴的却正是那位“不求立功受奖”的李队长。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电视剧《潜伏》在意识形态运作最为成功的一点，就在于它把各种截然对立的“信仰”（如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等）顺畅的改写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职场伦理的尊重和拥护，而这一改写又在不知不觉中为观众所接受。

六、结语电视剧《潜伏》在“信仰”问题上所呈现出的复杂性，显示出新世纪以来谍战片热潮所蕴涵的多重意识形态运作。

一方面，文化主管部门以罕见的方式对这部电视剧予以高度赞扬，将它的热播视为“主旋律”重新受到观众认可的标志。

而另一方面，《潜伏》的主创人员则试图在这部电视剧中延续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去政治”式的历史哲学，采取与“官方”不合作，甚至对抗的姿态。

然而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下，这两种相反的意识形态运作却各自呈现出暧昧的一面。

《潜伏》的主创人员因为觉得以“去政治”的方式塑造余则成这个人物“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主动将这部分情节加以删削，并多次在播放过程中修改结尾。

这一事实无疑表明，导演姜伟在面对表达政治意识和通过审查、获得商业成功的两难选择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而文化主管部门对这部剧的“热捧”，则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建国60周年。

在《潜伏》刚开始推向市场时，出品方广东南方电视台并没有将其作为“献礼剧”加以宣传。

只是在这部电视剧受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由衷热爱后，文化主管部门才将其作为“献礼剧”的典型来推广。

因此，与其说有关部门看重电视剧中的“信仰”故事，不如说他们更重视《潜伏》的社会影响力。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观众的反映。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潜伏》中的信仰被观众填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伦理等内涵，从而一方面将“主旋律”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消解于无形，另一方面则使得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对于“官方”的抵抗与不合作姿态被成功解构，变为一种无效的意义实践。

这一现象表明，新世纪的中国观众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选择一种拒斥“官方”的姿态，也没有完全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位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职场成功人士。

从这个角度来看，《潜伏》中的“信仰”正像余则成的间谍身份一样多变莫测，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与“去政治”式的历史表述的失效，似乎暗示着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正在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