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青春

i want a multicultural friend group just like they doi want a homoerotic friendship with my best friend since childhoodwith whom i spend half my life together doing shenanigans after class, sneaking into clubs, partying to techno all night through with whom i exchange i-love-you’s on our way back from school i want my best friend to stay by my side when we get into college, where we will become a rising DJ duowe argue, yes, but they always come back to meuntil they don’ti don’t want politics make us grow apartbut it’s not just politics, they say, it’s the world we live ini thought my friends and my music is my world it’s not that simple, is it?on second thoughts, i don’t want all those after all （没想到日本已经在拍有这种diversity的电影了诶…）

看完 33 岁的日本导演空音央的首部长片剧情电影，观众会不由得感叹于它与当下的相关性：这是近未来的故事，或是过去的幻影，还是正当时的经历？

《圆满结局》（Happyend）讲述了一个政治介入友谊的故事。

它的拍摄手法远称不上现实主义，但电影中的高中生们所感受的那种压抑的氛围、心中忍不住要反叛的冲动、日复一日恐怖与幽默并存的生活，都熟悉得令人心惊。

“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

这很有意思。

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

”空音央在与单读的访谈中说。

这让人想到今年同样有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一位纪录片导演，他曾说，“很多人的作品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时代的人真正生活和存在的痕迹，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政治片”。

《圆满结局》于今年 9 月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亚洲首映，并作为“卧虎”单元入围影片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荣誉。

电影先前在威尼斯电影节全球首映，后于 10 月在日本院线上映，得到广泛好评。

在这之前，空音央为观众熟知的作品是今年 5 月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坂本龙一：杰作》，记录了他的父亲坂本龙一生前最后一场钢琴独奏会。

以下是单读对电影《圆满结局》的介绍和与导演空音央的访谈。

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适时的契机，重新思考电影与政治的互动（或缺乏互动）。

空音央的思考主要基于日本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但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名年轻的、在多元文化中长大的亚洲电影人具有何种表达与实践的空间。

剥离政治的电影，恰恰是最政治的采访、撰文：菜市场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兼电子音乐同好变了。

他不再和你同出同入，在学校领导看不见的角落里打碟。

他也不再满足于捉弄权威的恶作剧。

当学校里布满了监控，社会处处有管控，他走上街头，严肃地寻求改变。

他愤怒地问你，你是不是完全不在乎音乐之外的事？

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来说，友谊与政治是一组新鲜的搭配：前者是生活化的、跨越时间的，后者是意识形态化的、有时效性的。

进入电影《圆满结局》，观众很快就会被卷入这两股力量的角力。

导演空音央把故事设置在近未来的日本，一个数字集权的监控社会里。

政府将“随时都会有一场大地震”作为权力扩张的借口；社会上出现了自主巡逻、提防外来者的民团；校长为了获得防震资金，在学校安装了智能摄像头，学生任一违规行为都将在超大电子屏上被展示与惩处。

“一提安全，所有批评的人都安静了。

”

电影《圆满结局》的主角优太（右）和洸（左） 优太和洸是一对童年好友，他们正在经历高中的最后一年。

面对权力的逼近，他们展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优太沉迷于电子乐，他家境优渥，更喜欢用玩乐的、轻盈的方式表达态度，比如播放假的地震警报，借此机会转移被锁起来的音乐设备。

他实践着詹姆斯·C. 斯科特所言的“潜隐剧本”的逻辑，灵活行事，不必直面权力的重压。

但是，作为在日朝鲜人的洸更容易遭到怀疑与搜查，这让他的政治意识开始发芽。

当一位排外的首相当道，他逐渐意识到电子乐不是唯一重要且需要拯救的东西。

他与激进的女学生文一起加入了校内外的抗议活动。

成长于觉醒文化与保守化浪潮的冲突之中的空音央让他们重新唱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运动民谣《吃屎之歌》（くそくらえ節）： 有一天，一名学校老师对他的学生们训话“你们不在考试中拿到一百分就成不了优秀的大人”吃屎吧！

去死吧！

吃屎吧！

去死吧！

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电子计算机 优太与洸之间友谊的裂痕并非鸿沟，却是决定性的。

从东亚观众的成长经验来说，他们已然是少见的反叛者。

这也是空音央希望刻画的青春形象，因为他发现自己“更容易被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吸引”。

但即便在一群反叛者之间，反叛形式与程度的不同也意味着道路的不同。

青春电影作为社会氛围变化的先声已有传统，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因的反叛》与《青春残酷物语》，都以反叛者为主角表现转型期青年人的愤怒。

今天，愤怒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圆满结局》用更精细的画面、更低调的叙事，提出了一些亲切而不失迫切的问题——在近未来的日本，或者任何政治高压的社会，我们会更容易失去朋友吗？

在政治之必要和友谊之可贵之间，在游戏般的反叛和代价惨烈的抗议之间，高中生们会如何选择，他们能够承担选择的后果吗？

电影《圆满结局》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空音央说。

在多重意义上，这个关于两个高中生的友谊因政治而分裂的故事，才是空音央最初想要完成、最早开始创作，并且与制作人独立筹得资金的“第一部电影”。

“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

”在那部音乐纪录片里，坂本龙一作为艺术家的光芒是绝对的主角；而在《圆满结局》里，空音央作为导演的独立性与思想性得到了一次较为完整的展露。

我在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现场见到了空音央，他很年轻，总是带着友好的笑容，脖子上围着巴勒斯坦头巾“库非亚”（Keffiyeh）以示支持。

他的声音非常流畅，轻松地从自己的电影谈到更宏大的命题，似乎在电影创作之外，对社会议题的参与也是构成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导演空音央（摄影：Shina Peng） 两次大地震与《圆满结局》的诞生 单读 我看过《坂本龙一：杰作》，那是你执导的第一部长片，而《圆满结局》则是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对吗？

空音央 其实《圆满结局》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因为我从 2017 年起就在写它的剧本了。

那甚至是在我拍短片《鸡在纽约》《一夜爆樽》之前，当然也在《坂本龙一：杰作》之前。

所以它一开始就是我长久以来真正想做的事。

但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

单读 为什么早在 2017 年你就有了拍摄这个故事的想法？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后疫情电影，尤其因为电影描绘了不断升级的社会危机。

空音央 我可以告诉你这背后的整个故事，但会有点长。

首先，因为这是一部青春成长电影（coming-of-age film），电影描绘的经历很多都来自我自己的生活。

高中时期，我有一群非常亲密的朋友。

在生命中的那个时刻，我不太关心政治，只是一个想和朋友们玩耍的高中生。

2009 年我进入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然后在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了。

那就是福岛“3·11”：地震、海啸、核灾难……那件事发生后，我的政治意识才真正地开始萌芽。

我觉醒了。

我开始更多地阅读，试图去理解世界的结构：资本的结构如何引发了福岛的灾难，政府的结构如何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想法，像东京这样的城市如何利用中心与农村地区的差异来剥削劳动力，等等。

我也开始在日本参加抗议活动，更加密切地关注日本的新闻。

读大学的日子里，因为我开始关心政治，我有像电影里的洸一样把人推开的经历。

我也曾被我的朋友推开，因为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再一致。

我真心爱我的朋友们，也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所以与他们分道扬镳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

那时候我非常难过，也很失望，尽管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分别是需要发生的。

单读 所以爱玩的优太和政治觉醒的洸，是处于不同阶段的你。

但这也只是你拍摄《圆满结局》的一部分原因？

空音央 之前说到，福岛大地震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去了解历史和我身边发生的事。

到了 2014 年前后，日本的种族主义言论和仇恨情绪激增，右翼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宣称要让在日朝鲜人、中国人和反日人士去死，诸如此类。

之后，也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反击这些抗议。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在那前后，我开始深入了解 1923 年在日本发生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关东大地震。

这是东京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地震之一，由于当时的房子大多是木制的，地震又发生在中午，它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

大约有 10 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在这场灾难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关东大屠杀”。

在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混乱中，流传着许多针对在日朝鲜人的种族主义谣言，说他们抢东西、烧房子、在井里下毒。

这些谣言加剧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恐惧。

当时，日本正在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也掀起了一场独立运动。

在这种混乱时期，连警察和政府都在散布这些谣言。

谣言出现后，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民团、自卫小组，开始大规模屠杀朝鲜人。

这实际上是一场种族灭绝，在几天时间里，就有 6000 人甚至更多人死亡。

在这场混乱之中，日本政府还逮捕及杀害了一些左翼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

这段历史一直被公认为事实，直到一些右翼人士开始否认并试图抹去这段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也正是在 2014 年前后，我开始考虑拍摄这部电影，而我又总是在思考这些事情。

我想起在福岛大地震期间，推特上也有很多人重复着这些谣言，说外国人偷东西、投毒，如今仇恨已经扩展到了穆斯林和库尔德人身上（日本有很多库尔德移民）。

这些种族仇恨的蔓延又导致了一些民团的形成，他们声称要保护日本人免受外国人的侵害。

我对自己说，在日本，人们总是警告说不久的将来会有另一场大地震。

但如果我们不反思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历史，不反思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种族灭绝，不反思整个殖民历史，不反思日本人过去和现在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价值观，那么在另一场地震来临时，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再次发生。

我对未来感到非常担忧：显然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反思自己的历史，而地震随时都会来临。

这给了我动力去反思历史并思考这些事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后来，这些思考也组成了影片的骨架。

在这个基础上，我再用我的个人经历来勾勒电影的世界。

电影《圆满结局》 友谊在危机时刻意味着什么？

单读 我很惊讶，你在这些关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之上，最终拍出了一个微妙的、细腻的、具有电影感的故事，一个表面上关于友谊的故事。

“友谊”就像“社群”，是一个非常抽象与兼容的词语，也是我们在危机时刻不断提及的词语。

友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空音央 友谊真的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

《圆满结局》当然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它探究的是那种从小开始的友谊关系。

我个人经历过这样的友谊。

我高中时有一群好友，我们从十岁就认识了。

这些关系是从孩提时代发展起来的，那时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或思想观。

小时候你会和来自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来往，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地方。

孩子们不会因为某人的社会标签而决定和谁做朋友，他们只在乎能不能玩到一块去——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当我长大后，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我很难与政治观点完全相左的人建立新友谊。

比如我不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或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朋友。

我会避免让他们进入我的生活，因为我不想花时间与这些人打交道。

单读 但我觉得，你的电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即便政治态度不同，优太和洸对待他们的友谊的方式依然给人一种满怀希望的感觉。

空音央 我同意，这部电影和我的个人生活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我想要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在全世界，尤其在日本，左翼人士尤其不擅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人沟通与合作。

这恰恰是非常致命的：我们也许都需要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但我们却不会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其他人形成同盟。

反而在乡村或者类似的小社区里，你不得不与意见不同的人交往，这会让合作变得容易。

所以很多人在看电影时能对优太和洸的故事感同身受。

童年的友谊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让我们在事情变得现实之前就与他人建立了关系，成了社区的一员。

单读 所以你的电影也在为失去结交不同政见的朋友的可能性表达哀悼。

空音央 我想是的。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单读 友谊的这种张力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也会为自己有了政治意识感到欣慰，会希望能拥有发声和选择朋友的权利。

空音央 我同意，友谊非常令人困惑，非常复杂。

这让我想起自己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友谊的模糊性。

恋人之间有一些粗略的社会规则，你可以故意打破规则，但很多人选择遵守它们。

比如，如果你正处于一段严肃而坚定的关系中，你就不应该背叛对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会进入一些让这段关系正式化的程序，也许你们还会一起养小孩、和双方家庭互动，诸如此类。

友谊很有意思，它没有规则。

从最肤浅到最深厚的关系，任何类型的友谊都可能存在。

也正因为友谊的模糊性，驾驭它变得非常困难。

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会把恋爱、婚姻之类的性关系放在比友谊更重要的位置？

我们知道，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与宠物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需要为其他形式的关系留出空间，它们与性关系一样，都是重要的社会纽带。

也许最好的方法不是给予其他关系特权，而是要摧毁这种只给予某种关系特权的制度，比如婚姻。

在日本，如果你想去医院看望你爱的人，你必须和他/她是正式注册的的婚姻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那时连已婚人士想探望爱人都很困难。

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某人的妻子比某人最好的朋友更重要呢？

也许，他们最好的朋友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探索友谊的暧昧之处、友谊的重要之处，这也是我日常思考并想要在电影中体现的事情。

单读 我想这在《圆满结局》中有所体现。

每次优太误会洸和文出门是为了谈恋爱，而观众知道他们其实是“同志”或者“一起抗议的伙伴”，我们都会会心一笑。

这也是你的电影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的原因之一。

空音央 我其实觉得，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同志”或“抗议伙伴”，就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

即便你们不会发生性关系，但发现一个人与你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与你关心着一样的事情，发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这样的人存在，这真的很性感。

电影《圆满结局》 拍电影是一种政治行为吗？

单读 青年文化一直是战后日本电影和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主题，它们不仅描绘青春，也反映社会的问题。

你曾说过，你受杨德昌的电影影响很深。

你认为《圆满结局》在这些电影的基础上提供了什么新视角吗？

空音央 我认为这是由观众和评论家决定的。

我看过杨德昌的大部分电影，但还没看过侯孝贤的所有电影……不过我看过好多蔡明亮的电影，我很喜欢。

但要把一部电影放在你所说的背景下，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我只负责对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诚实。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最近在日本接受了很多采访，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

这很有意思。

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从饮食到起居，再到与人建立关系，不论是性、友谊或者同学情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极具政治性的，深受我们所在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

如果有人能够拍出一部把这些具有政治性的东西都从故事里剥离出去的电影，那比对自己的所见所感诚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

所以，我不认为我的电影是格外政治化的。

它只是恰好反映了我的想法，那些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单读 和你的主角们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于一个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有重重压力的环境里，我对你的电影有很深的共鸣。

我会忍不住想要知道，你是否期待通过这部电影传达某些信息？

空音央 也许因为这部电影的内容，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但我想，如果你专门拍一部电影来向某些人传递信息，它就会变成政治宣传品，或者商业广告。

即便信息本身是好的，即便你是在通过电影提出一个论点并且要求人们相信它，我认为这里面也有强迫的成分。

我对拍这种电影不感兴趣。

我拍《圆满结局》的初衷是想要保存我大学毕业之后的感受。

那时我发现，原来政治分歧最终会将友谊带上末路。

虽然在理性上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社会结构导致的——就像在电影里，优太和洸的悲伤都是合理的——这种分裂依然让我感到忧郁。

这么说来，我的确有一个核心的想法，在拍摄的过程中我都在努力想着这一点：我希望我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想要和一个很久没说过话的朋友聊聊天。

不是非得这么做，也不要冲动行事，但我想让你对过去的友谊感到怀念。

也许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

电影是这样，但我个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个体，我有很多很多信息想要传达给大家。

单读 让我们来听听你个人想要传达的信息吧。

空音央 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现有的规则。

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需要了解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它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运作。

工业资本家们破坏了环境，留下年轻人来面对世界有可能完蛋的厄运；所有的责任都落在了下一代和再之后的人类身上。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结构并与之对抗。

我还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

有时候，你需要违反法律才能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

特别是在日本，人们不太擅长反抗。

我们需要练习反抗，需要锻炼这种“不服从”的肌肉。

不是为了不服从而不服从，而是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站起来说不。

我还认为，现在有很多人将个人身份与民族国家混为一谈，而这是错误的。

围绕民族国家构建的世界秩序通常是非常暴力的。

老实说，我认为民族国家得以存在，靠的是推广一种部分真实但大部分虚构的国家身份叙事，以维护自己使用武力、暴力、警力、监视与控制的权力与影响力。

这违背了人的尊严。

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才不会互相伤害，像现在许多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那样。

我个人有太多想法想要传达，我可以一直讲下去。

虽然这些不是我想在《圆满结局》这部电影里传达的信息，但也许你可以在这里那里看见一些痕迹。

电影《圆满结局》 我们需要更多自治、发声与行动 单读 从 2017 年你开始写《圆满结局》到 2023 年拍摄，它脱胎于你对大流行病之前的紧张局势的思考，但它的制作也跨越了疫情时期。

你在这期间的感受会影响你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吗？

你认为这段全世界共同的经历，与你电影中的“地震”有相似之处吗？

空音央 我还在试图组织我对疫情的感受。

一方面，大流行病是全球性的，那么多人因此死亡，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可能用大流行病作为幌子来扩大它们对人口的控制。

人们自愿把控制权交给政府，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太大了，自己没办法管理自己了。

不论是流行病还是地震，当大灾难发生时，会有一段权力的真空。

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团体、什么组织，谁在那一刻是最有组织能力的，谁就会填补那个真空。

一般而言会是民族国家之下的实体，警察、消防员和军队之类的。

但在历史上也有公民团体自我组织来填补那个虚空的例子，我觉得那样会更美好、更自由。

有一次，我在北海道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电都停了。

正值夏日，冰箱里的东西几天内就会变质。

最终大家把各自的食物和烤架都拿出来，在家门外烤好并分发给任何需要吃东西的人。

红绿灯也没电了，人们就让彼此先过；还有几个公民自己承担起了保障安全的责任。

另一个例子是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注：地震后有全国 130 多万志愿者展开救援，政府之修订《灾害对策基本法》鼓励志愿服务体系发展，日本后称 1995 年为“志愿工作元年”）。

与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不同，发生灾情的城市神户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城市，人们在地震后建立了公民广播，用不同的语言发布灾情信息。

日语之外，还有菲律宾语、印地语……生活在神户的人们的各种语言，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同样获取信息。

那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人们自己组织的。

即便有时候会很难——比如在大流行病期间——但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用自治与真正的民主政府来填补灾后的权力真空。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俱乐部，因为它是如此的自治。

单读 即便在疫情期间的中国，我们也受益于许多民间的志愿工作。

我还想提及你前段时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发言，你希望大家注意到电影节的赞助商加拿大皇家银行同时也是军火生意的投资商，可能在为加沙地带的战争提供武器。

你用自己电影映前的时间来发声，这很少见，你也说过你的电影是对“发声”（speaking up）的赞美。

你可以谈谈发声为什么重要吗？

空音央 即便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选举也是代议制民主。

要让人们的声音和意愿真正地得到反映，我们需要发声和行动。

我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说的话是关于加沙的，也是关于国际军火贸易的。

我认为从军火生意中获利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卑劣的事。

我甚至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去军火公司上班，他——很有可能是一名男性——就在那想着什么是最残忍的伤害别人的方式，然后公司因此而挣钱。

如果一个本应促进艺术和电影发展的机构，只能靠着从炸弹和武器这些旨在摧毁人类尊严的东西中得来的钱运作——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那我们就不应该再搞艺术了。

因为艺术与电影依赖的是人的故事，而人正是炸弹要杀死的对象。

所以我想在电影节上说出我的看法。

在那之前，多伦多当地的活动人士联系了我（他们正在努力让电影节拒绝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一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大声疾呼。

为什么发声是重要的——尤其在日本社会的语境里？

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日本，抗议是很常见的，但在那之后，任何形式的发声都被认为是惹人讨厌的，或者就是“太吵了”。

我认为这是在放弃民主，放弃理解抗议的历史。

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说，抗议就是要尽可能地大声、尽可能地具有破坏性，让执政精英满足你的需求。

从一个有趣的角度来看，抗议并不是真正激进的事。

抗议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你只是在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

但在日本，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这一步。

虽然从日本的法律上来讲，作为一名人类，你拥有走上街头的自由，但只有很少人在行使这项权利。

为什么不呢？

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

人们总是教育你说，不要发声。

这也是我把《圆满结局》的故事设置在学校里的其中一个原因。

编辑：菜市场 ▼加入 2024 单读全年订阅，在文学与电影里保持清醒

曾为父亲打造了纪录片电影《坂本龙一：杰作》的空音央，今年执导了首部故事长片《HAPPYEND》，将在10月4日起公映。

《HAPPYEND》以并不遥远的未来为舞台，是一部以青梅竹马的好友优太和幸为轴心描绘友情危险的青春电影。

高中3年级的某个晚上，两人偷偷潜入学校，优太想到的恶作剧发展成了大骚动，学校因此导入了AI监视系统。

以这件事为契机，对自己的认同感和对社会的不协调感进行了深入思考的幸和只想和朋友一起做快乐的事情的优太开始一点一点地擦肩而过。

《HAPPYEND》讲述了即将高中毕业的两个青梅竹马的好朋友从一起的关系中一点点变化的过程，友情的动摇和纠葛。

以并不遥远的未来为舞台，幽默且讽刺地描绘了我们的生活和土地相连的世界。

饰演主人公优太和幸的，都是在试镜中被提拔，在本作品中实现大银幕出道的栗原飒人和日高由起刀。

栗原扮演了性格开朗只想做快乐的事情的优太，日高扮演了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和社会的幸。

另外，与两人关系很好的同学角色有《失落的夏天》的林裕太、作为摄影师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西娜·潘、首次挑战演技出演ARAZI这个角色。

班主任·冈田由中岛步饰演，校长秘书·平由矢作玛莎尔饰演，优太的母亲由渡边真起子饰演，幸的母亲由雷鬼歌手PUSHIM饰演，校长由佐野史郎饰演。

导演空音央称自己从2017年左右开始构思本作品的天空。

“以煽动恐怖、稳步走向军国主义独裁国家的日本为舞台，投射出了至今为止积累在自己心中的危机感和动摇，以及对自己来说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是地盘的朋友们的爱”，“友情是暧昧的东西，没有恋人和家人那样的规范。

有的人会融入平时的风景，偶尔喜欢同样的音乐，也有通过酒互相理解的人，也有只说认真的话的人。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对朋友的爱和信赖越深，对对方失望时涌出的愤怒和悲伤就越可怕。

有时会因过于强势而断绝关系，有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切断。

这样的话，有时会陷入自己乘坐的地基突然崩塌的感觉。

”。

他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一边祈祷自己想象的近未来像是错误的，一边写了剧本，但是看了完成的电影，总觉得渐渐带着现实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同时，也和工作人员一起，正因为如此。

我认为这是一部让各种各样的人现在都想看的电影“。

著名导演滨口龙介看完影片后表示，“看完之后，《HAPPYEND》中的登场人物们一直活在自己心中。

这是让人预感到遥远未来的空音央和年轻人的出发点”。

顺便一提，空音央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坂本龙一的非婚生儿子，成长于日美，在康涅狄格州韦斯利安大学攻读电影和哲学。

之后，以纽约和东京为基础，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影像作家、艺术家以及翻译家进行活动，主要导演电影短片、纪录片、PV、时尚视频、演唱会影像等。

《HAPPYEND》主视觉图海报表现了穿着学生服的幸和身着便服的优太在人行天桥上面对面的样子。

海报文案是“世界在变化”。

影片在第8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中曾被提名最佳影片。

《HAPPYEND》将于10月4日在东京·新宿Piccadilly、Human Trast Cinema涉谷等全国上映。

以青春片类型来划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3星，音乐加1星，摄影再加0.2，演员再加0.3。

拍出了青春的迷茫与困惑，友情的渐行渐远，那些总是整蛊作怪“坏学生”的点点滴滴，还有很可爱纯真的恋爱。

不狗血也不矫情，没有那么多伤春悲秋，反而还涉及了政治意识觉醒（好像说是隐喻60年代学运）、自由与权利、身份认同等议题。

开头看演出的场景和摄影真的非常加分，好几个场景都特别精致。

比如两人说话拍了剪影，被退学后和妈妈走的那条漫长的路，倚在教室窗口的白衣男生侧颜、老板戴上耳机打DJ，还有开头与结尾的两次天桥分别（天桥在大阪）。

背景音乐非常好，特别空灵，把近未来和大地震带来的那种不确定性完全展示出来了。

而主角听的电子乐也很恰如其分。

5个人的个性分明。

看似简单只是喜欢音乐的优太，替洸扛下了责任；囿于身份认同的洸，已经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欢乐；两人友情的疏离似乎随着时代潮流不可避免，但天桥上那一拳还是多少缓解了那点感伤。

P.S.这两人简直帅出天际！

矮个子男生其实最可爱，敢于穿裙裤（可能是剑道裤），还拼命朝着监控竖中指不停被扣分，毕业典礼上衣服背后还印了那辆倒立的车哈哈哈。

他跟讲中文的女孩的情感也很有意思，两人的配音好好玩！

拖地后那个小场景也很甜蜜。

黑人同学其实是群体里最温暖的那个，我觉得他才能真正理解优太。

要说缺点的话，我觉得跟校长作对那些差点意思，有点幼稚。

这也不是那种所谓的残酷青春。

生活已经很难了，不要让我看见那些。。。

Anyway，很开心看到这么清新的青春片。

昨晚也久违地逛了下公园，与在桂山看日落、加班的、遛狗、正在吃饭的朋友遥相呼应，完美！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在去年十月采访于伦敦电影节） Y: Kid YS：空音央 Y：嗨，空先生，祝贺你完成了令人着迷的长片首作《Happyend》。

我想要进行这次采访的初衷不是以坂本龙一的儿子，而是以空音央的身份介绍你。

S: 万分感谢。

Y: 首先，我想从你对景观图像（landscape images）的敏锐见解开始。

尤其是那些建筑镜头，它们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感。

你能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创造这种感觉的，是否有参考当代艺术，电影或艺术图片？

S：我一直对景观很感兴趣，我拍了很多照片，通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做一些街头摄影，但更多的时候，街头摄影中的城市景观比人物更多。

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为何会这样，我的兴趣总是倾向于那种场景，我的眼睛总是被吸引到那种地方。

但对我来说，有一件事特别吸引我，那就是人类形象和他们所居住/身处的巨大规模的景观与空间的并置非常令人着迷。

我一直被结构性电影所吸引，这种电影也以景观为主要拍摄对象。

举个例子，詹姆斯·班宁（《静态自杀》）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导演。

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像足立正生这样的导演有他们自己的景观理论，称为“都市风景理论”，这实际上探讨了城市中心往往是资本和帝国的所在地，而这些城市资源是如何从更偏远的地区被提取出来的。

这些提取的图像和工件通常在景观中表现出来。

这些事情一直吸引着我，但对我来说，我想我一直生活在城市中心，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在东京也呆了很长时间。

每当我旅行时，我也是比如到伦敦或其他城市。

我逐渐注意到，一旦你习惯了如何在一个城市化的环境中探索，尤其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城市，许多景观和基础设施实际上是相似的。

这种相似性让我创作了一些摄影和雕塑作品，我将这些城市景观的照片拼贴成一座大城市，有一件作品就是关于“大都会”的，它基本上展现这些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如何融为一体，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大都会”。

即使你不懂某种语言，你也能很容易地在这些城市中导航。

所以，城市空间在不同的城市中心之间逐渐趋同这一点一直吸引着我。

但与此相关的是，私有化空间也随之而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威胁，尤其是在这些新自由主义城市中。

所以，我一直在注意到监控的方面。

但同时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东京，几乎没有公共空间了。

Y：当你提到公共空间时，我想起了贾樟柯关于公共空间的短片。

我想特别强调这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闪烁的红光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镜头，让我想起了路易斯·帕蒂诺的《播星者》，这部短片同样以想象中的未来东京为背景。

你能具体谈谈你是如何设计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的，以及你通过它想表达什么？

S：我一直注意到东京的红灯，任何有高楼大厦的城市都有这种红灯。

对我来说，红灯总是感觉有点不祥。

它让我想起《风之谷》中巨大的王虫，但同时它又有某种美丽的星辰感。

我一直将这个画面留在脑海中，这就是我想从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开始的原因，我也想把它作为一个贯穿整个故事的主题。

Y：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仍然很震撼。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剧情。

在这部电影中有两种反叛形式。

一种是音乐，另一种是抗议。

你是如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

S：嗯，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尤其是电子音乐和夜店音乐，与抗议本身已经紧密相连。

所以，在影片中，我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 Yuta 和 Kou 之间的对立。

Yuta 代表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一种虚无主义的追求，只想寻欢作乐，蜷缩在自己的空间里，只与亲密的朋友在一起。

另一方面，Kou 代表抗议，这几乎代表了对未来的希望，希望有些事情可以改变。

所以，这就像虚无主义的对立面。

更多的是，你需要对未来仍会有一些变化抱有希望，才能建立起为之奋斗的意志。

所以，我把它设定为这种对立的两面，但本质上，它们其实是一体的。

当然，它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去很多有夜店文化或抗议文化的城市，你会发现，两者往往融为一体。

在日本，尤其是东京，有一个叫做抗议蹦迪（protest rave）的团体，他们在像涩谷这样的公共场所举办蹦迪活动，以抗议某些议题。

例如，现在，我非常专注于为巴勒斯坦和加沙抗议，而他们一直在举办许多此类活动，旨在吸引年轻人，然后提高他们的意识，并通过蹦迪音乐与参加抗议的人建立一种合一。

所以，我认为音乐，尤其是 Techno，与蹦迪、抗议和政治之间实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本质上讲，Techno 的历史与政治结构紧密交织在一起，对吧？

Techno 诞生于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以汽车工业而闻名，而汽车工业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中心。

但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开始崩溃，引发白人逃离底特律时，这些工业中心就空无一人，经济陷入停滞。

为了自娱自乐，为了让彼此跳舞，底特律的黑人居民在这些空荡荡的工厂里创作了 Techno，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直接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音乐寻求解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意识形态上更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为自己创造一些东西，而实际上，你知道，如果你参与抗议活动，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你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如果他们不改变，那么你就会受到来自暴力的幽灵的威胁或经历一场可能导致暴力日益壮大的运动。

所以，这也许有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前者是直接行动。

但在我的电影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性的距离，为了保护自己，这是 Yuta 的立场，而 Kou 的立场是改变的愿望和意愿，马克·费舍尔会描述这是就像救世主的希望。

Kou 有这种救世主的希望，而 Yuta 则直面这种虚无主义的距离，这是一种讽刺性的距离。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它们应该结合在一起，它们可以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在电影结尾处呈现的愿望，即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毕竟不是分开的。

它们可以同时完成或同时追求。

Y：说到Yuta和Kou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特别。

你认为他们的关系是否隐藏了某种酷儿身份？

S：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式去解读。

我并没有刻意去描绘某种酷儿式恋情。

我就是我自己。

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酷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能都是酷儿，但作为这些个人的角色和我自己作为政治存在所宣称的身份，我没必要特意去这么想。

但我确实认为友谊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酷儿的关系，因为它摆脱了这些社会定义的关系的界限。

这些关系通常是性生产或家庭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的单位有关。

友谊呢，就有点像存在于这些事物的界限之外。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但它是通过友谊的视角来呈现的，其中也包含着爱，不一定像一个对自己的酷儿身份非常自豪的人那样对自己的酷儿关系的形式产生好感，但我认为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是非常公平的。

Y：电影中有很多非职业演员。

你能多谈一谈你是如何与他们合作的吗？

是否有即兴表演？

S：没有太多即兴表演。

但当我完成演员选拔后，我意识到五位主要演员中有四位是非职业演员。

我一直都觉得在拍摄前没有必要进行排练，但我确实需要工作坊式的排练，让这些非职业演员熟悉表演的感觉，同时让我确保能够以我想要的方式引导他们表演。

也许你读过我的一些访谈，我曾向滨口龙介请教，因为他在《欢乐时光》中成功指导了很多非职业演员。

他非常慷慨地给了我两个小时的建议，而他给我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分享我的目标，告诉所有演员我们是在一起创作这个作品。

因为最重要的是让所有演员在镜头前尽可能感到舒适，因为任何程度的紧张都会阻止人们在镜头前自由发挥。

我和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更容易，因为很多主角实际上是模特，所以他们实际上很习惯镜头对准他们。

事实上，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表现出色。

所以，这很简单，但无论如何，我们做了很多研讨会。

我延续桑福德·迈斯纳 (Sanford Meisner) 指导演员的方法论，我真的认为迈斯纳方法可以与滨口告诉我的方法相一致，也可以与我能够选的演员相一致，因为他们已经与角色非常相似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迈斯纳表演背后的哲学是在这些想象的情况下对自己诚实。

所以，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然后真正重要的是让演员进入这种专注状态，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与场景中的另一个人保持联系，并非常专注于对方的行为，这样他们才能像自己一样做出反应。

话虽如此，他们仍然需要记住对话，还需要配合镜头做出动作，这些事情肯定是要记住的，但如何笑或不笑，或者如何说某些台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肯定只是把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决定。

如果不行，如果有什么不顺利的话，那么我会调整环境，调整他们所处的情况，让场景效果更好一点。

但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在Q&A环节说的，这就像孩子们自己在创造他们完全独特的关系。

所以，我不需要太努力让他们感觉像是真正的朋友，因为到我们拍摄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朋友了。

Y：延续之前的话题，作为一名多语种导演，你塑造的这些孩子与你本人很相似。

所以，我想知道，你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塑造这些角色，尤其是他们如何在这个军国主义日本中认识自己的身份？

S：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与我相似。

我的意思是，我借鉴了自己的经验，但我认为我非常努力地确保这些角色都不是现实世界中任何人的反射，他们需要成为自己独特的自我。

这个想法的最初种子来自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剧本创作，然后与演员合作，我们试图将角色塑造成完全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我不一定认为他们和我一样，我希望他们感觉就像电影中和电影之外存在的真实的人。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与日本民族认同的构成息息相关，因为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

我认为很多日本人混淆了日本的民族认同，包括种族、国籍、公民身份、语言和文化。

没有日本人能够定义日本人是什么。

唯一可以定义的东西可能与公民身份有关，这是一个法律定义。

例如，Ming的角色是台湾人。

她的角色是日本公民，因为她已经入籍。

但如果你不知道Ming到底是谁，也许你会认为她像一个日本角色，但实际上她的身份是台湾日本人，一个在日台湾人，这源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以及日本和台湾的殖民历史。

再比如，Tom，他的角色是双重国籍，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地移居美国。

他是黑人日本人，对吧？

所以，根据公民身份，他也被认为是日本人和美国人。

目前的日本自卫队不允许任何非日本公民加入。

即使你最终归入了籍并加入自卫队或警察部队，我认为内部也存在一些针对被视为外国人的无言的歧视，我从真正试图加入那里的人那里听说过；我从前也听前警察说过内部存在种族主义或招聘歧视。

我认为 Kou 的角色对这些动态非常有自我意识。

虽然他不一定完全有能力表达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但在 Fumi 角色的引导下，他开始有了一种感觉。

我想我试图描绘的是一个人生命中的这一刻，所有这些事情你都知道是生活的事实，但你无法完全表达它并认识到它。

你开始意识到它们，开始认出它们，但你仍然没有语言来表达，尤其是对你的朋友。

而 Yuta 是一个对这些事情仍然相当无意识和不了解的角色，这就是导致这两个角色之间产生裂缝的原因。

我认为这就是我试图描绘的动态。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回应，日本的军国主义色彩很浓。

它试图扩大其军事能力。

因为之前，它只有一支自卫队，但他们一直在不民主地通过许多法律来扩大其军事能力。

Y: 在Q&A环节，您将即将到来的地震描述为种族主义的武器。

就我个人而言，这与新冠疫情时期息息有关，尤其是监控功能也会导致种族主义。

所以，我想知道新冠疫情是否影响了写作过程，既然您花了 7 年时间才完成？

S：不，新冠疫情并没有真正影响它，剧本早就到位了，（你看到的）与疫情之前的内容非常相似。

所以，新冠疫情真正证实了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认为这些危机和灾难时刻，无论是疾病、地震还是战争，总是被用作加强控制的理由。

每当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时刻来增加权力时，他们就会利用这些时刻来增加权力。

所以，灾难往往会造成权力真空，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还是地震期间。

对于地震来说，我认为情况更是如此。

但是，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比如地震发生时，它确实会造成组织和权力的突然真空，而这些真空总会被当时最有组织的人填补。

而这往往可能是政府，但如果政府不做出反应，也可能是社区中的互助网络。

甚至可能是这些种族主义的治安维护者。

不幸的是，在日本，许多现有的组织和权力网络最终都变成了种族主义组织。

例如，在一次台风期间，东京发生了一件事，没有日本国籍的人被禁止进入这些避难所。

这是世界上最种族主义的事情，因为台风不在乎你是否有国籍。

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平时组织这些以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社区和互助网络很重要，这样在危机的时刻，你就可以依靠它们来真正地互相帮助。

Y: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部电影设定在不远的未来，但它讲述了一件可发生了很多次的事情，尤其像是 1970 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或者是法国新浪潮，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台风俱乐部》或《中国姑娘》。

然而，这种时代精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被讲述过了，尤其是近 10 年。

你认为为什么在日本以现代意义重新讲述这种叙事很重要？

S: 我认为它一直存在，它确实主导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文化叙事，但我要说的是它从未消失过。

所以，我一直想反驳那些认为日本突然变得如此不关心政治的刻板印象。

因为如果你去寻找它，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消失，就像几年前上映的一部很棒的电影《月夜釜合战》一样，它非常政治化。

同时总是有非常政治化的纪录片。

所以，我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把时代精神带回的人，但《happyend》恰好是一个相对较高的预算。

这是一部独立电影，但对于标准的日本电影来说，它的预算已经相当高了，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复兴。

但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去用影像寻找像这样的人。

艺术家们一直在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比如反种族主义。

这一直存在。

但对我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因为虽然我受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运动的很大影响，但我亲身经历的是2010s的政治时代。

这包括了日本的反核运动，也包括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巴勒斯坦运动。

这是2010s的一个持续因素。

我更是响应这一时期，而不是简单地从60年代或70年代的精神中汲取灵感。

对我来说，我真正回应的是2010s的精神。

摘自空音央导演的采访：Q：说到Yuta和Kou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特别。

你认为他们的关系是否隐藏了某种酷儿身份？

空音央：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式去解读。

我并没有刻意去描绘某种酷儿式恋情。

我就是我自己。

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酷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能都是酷儿，但作为这些个人的角色和我自己作为政治存在所宣称的身份，我没必要特意去这么想。

但我确实认为友谊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酷儿的关系，因为它摆脱了这些社会定义的关系的界限。

这些关系通常是性生产或家庭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的单位有关。

友谊呢，就有点像存在于这些事物的界限之外。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但它是通过友谊的视角来呈现的，其中也包含着爱，不一定像一个对自己的酷儿身份非常自豪的人那样对自己的酷儿关系的形式产生好感，但我认为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是非常公平的。

Q：许多观众表示Yuta和Kou之间的浪漫情感很动人，设计两人的互动时有没有什么参考？

空音央：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兄弟情（笑），至于Yuta和Kou的关系，它更像是一种很古老的三角关系模式。

Yuta和Kou之间确实存在着浪漫关系，他们深爱彼此，然后是「第三者」Fumi，她出现在Kou需要以不同视角认识世界的时机。

出于政治原因，Yuta无法给Kou带来他在这个时机需要的的情感和话语，这让他们的关系开始紧张，此时Fumi出现了。

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而我认为在浪漫关系中，包括在一些爱情片中，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实际上，我认为最浪漫的事情是意识到有人能比其他人更深刻地了解你，无论是通过浪漫的、政治的还是友谊的方式。

我将这样的结构应用到对Yuta和Kou的关系描绘中，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模糊的关系，因为模糊所以美丽。

不过这些并不一定与我的个人经历直接相关。

我过去确实有过这样的友谊，我几乎每天都和某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开始和别人约会，或是突然间消失了，然后我就会想「他们去哪了？

」 不过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并没有特别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灵感，但我在生活中确实以相当突然的方式意识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Q：所以你的电影也在为失去结交不同政见的朋友的可能性表达哀悼。

空音央 我想是的。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Q：友谊的这种张力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也会为自己有了政治意识感到欣慰，会希望能拥有发声和选择朋友的权利。

空音央 我同意，友谊非常令人困惑，非常复杂。

这让我想起自己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友谊的模糊性。

恋人之间有一些粗略的社会规则，你可以故意打破规则，但很多人选择遵守它们。

比如，如果你正处于一段严肃而坚定的关系中，你就不应该背叛对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会进入一些让这段关系正式化的程序，也许你们还会一起养小孩、和双方家庭互动，诸如此类。

友谊很有意思，它没有规则。

从最肤浅到最深厚的关系，任何类型的友谊都可能存在。

也正因为友谊的模糊性，驾驭它变得非常困难。

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会把恋爱、婚姻之类的性关系放在比友谊更重要的位置？

我们知道，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与宠物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需要为其他形式的关系留出空间，它们与性关系一样，都是重要的社会纽带。

也许最好的方法不是给予其他关系特权，而是要摧毁这种只给予某种关系特权的制度，比如婚姻。

在日本，如果你想去医院看望你爱的人，你必须和他／她是正式注册的的婚姻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那时连已婚人士想探望爱人都很困难。

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某人的妻子比某人最好的朋友更重要呢？

也许，他们最好的朋友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空音央 我其实觉得，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同志"或"抗议伙伴"，就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

即便你们不会发生性关系，但发现一个人与你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与你关心着一样的事情，发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这样的人存在，这真的很性感。

近乎完美的作品，首作展示无与伦比的空间音律节奏感。

空间调度上，开头抓猫与蜷缩身体的并置即展示技巧，后面更是出现多处与灯光的结合，例如被吓到掉下的油灯正好照出双男主对话的影子，黑男主与妈妈走到黑暗处讨论未来，以及足以代表全片的庆祝场景灯从晃动到稳定再到微小晃动，日本这个社会由于不停的自然灾害也总是在骇人的稳定中有变化发生；其他场景剪辑点也总是在寻找空间中物体的联系，所谓现实的流动就是在连贯视角变化中带出。

音效上，双男主推着音响从音响声关掉后嘈杂的街道声逐渐浮出和被盯上的困境对应。

在拍摄两人情愫上，音乐室拖把戏逼入角落的长镜头以及开头结尾处天桥分离的场景将暧昧不舍拍到触碰每个观众的青春回忆。

更多文本上，近未来学生与监控的对抗更多放在了逃避和调戏上，或许可以设计一些反向利用的情节。

整体的后现代讨论的可能变革让位于了青春成长的主题。

不过期待bigname的善或许真的是大多数出路。

东京是一个五十年前可以让人想象现在，现在又可以让人想象未来的地方。

感叹这个故事也许本来可以发生在香港。

应该对DJ有点偏见了，之前一直欣赏不来这种音乐风格，或许伴随的场景总感觉怪怪的，但是从电影中能看出它音乐风格的一些魅力，还是能表达和释放出一种压抑的情绪，自由和奔放。

一群国际高中生因为音乐而走在一起的五人组，天然多元化的开放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固守之间总会擦出不少火花，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部分，没有绝对的对错，但一定要碰撞，这样才会交融，慢慢地又会形成一个多方妥协的共存方式，只是自然过程会很慢。

想要加速，就得出现一些强制力和变革性的推动。

其实之前看过其中一个片段，但完全没想起来，直到电影里那一幕再次来到的时候才发现。

这部电影叫《happyend》，本来看别人介绍是新人导演，品质还不错，才想去看的，结果弹幕里有人说这个新人是坂本龙一的儿子，电影里还看到了中岛步。

那一瞬间脑子里马上想到“星二代、资本”之类的词眼，再加上前两天才看了华谊兄弟老总王中磊女儿王文也的八卦，她作为新生导演参加了一个综艺，然而拍出来的作品很悬浮，质量很差。

在场有一位监制在她另一份导演作品里出了很多力，还肯定她不及格的作品，八卦里说，不过是因为那位监制同样也是富二代出身。

近几年经常有人说娱乐圈颜值下降，早几年就看到别人扒欧美娱乐圈星二代的盛行。

总之越长大越发现社会的畸形超乎想象，每个人都生活在相对隔绝的世界里。

说回这部电影吧，是日本人最擅长的惨淡青春类型，有些瞬间会让人想到是枝裕和的《怪物》，浪漫快乐的青春少年和残酷社会之间暧昧不明的界限，让人在两种情绪中摇摆，最终用青春的结束来回归现实。

有时候也让我想到韩江的《少年来了》，当然韩江这本书要残忍得多，少年们参加社会活动然后遭遇非人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死在其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也艰难度日，从此失去了再站起来到人群中的能力。

写到这里想起来之前看的一个新闻，一个少年在中职发表公开演讲支持性别平等，包含lgbt，因此被学校劝退，并无法办理转学，导致他陷入长期抑郁，无法正常融入社会。

电影讲两个男孩的友情，他们从幼儿园就成为了朋友，共同的爱好是音乐。

现在正值高三，一起玩的朋友还有三个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是土生日本人。

这样的身份让他们自然成为边缘人，然后抱团取暖。

他们一起在夜晚偷偷去自己的活动室聊天喝酒抽烟玩音乐，本来他们好像会一直这么无忧无虑，却因为几件事一切都变了。

一件事是他们恶作剧校长的车，另一件事是校长在全校装了监控，还有一件事是新总统上台要求收紧对外国人的政策，以及一件看似不相干却贯穿的事情，就是时不时发生的地震。

其中有一个觉得很妙的设计，刚开始少年们进学校是通过蓝牙音响发出小猫的声音来引开门卫，后来通过蓝牙音响发出地震警报的声音，轻松引开办公室的所有老师。

两个少年因为其中一个参与社会游行反对歧视外国人逐渐渐行渐远。

他质问另一个说，除了音乐你有关心过其他东西吗。

对其他朋友说，他脑子空空如也，我早就受不了他了。

那个朋友没做出什么回答，他确实只想像过去那样轻松地快乐，听听音乐，玩玩闹闹，他确实没另一位朋友那么关心政治。

他家境优渥，沉浸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里，不会像朋友那样在夜晚的路上被巡查的警察拉住用手机扫脸要求出示居住证，他自然不会觉得上台的新总统对他有什么影响，也不会觉得监控对他有多大影响。

这仿佛是一种逃避，有时候我们不承认政治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但事实却完全不同，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的政治塑造了不同的人，就算我们仅仅只是谈论原生家庭的问题，背后也同样有政治的原因，只是我们都不谈它，或者仅仅只是从更大的层面谈，却不敢聚焦某个个体。

结尾只关心音乐的朋友站出来承担了恶作剧的全部责任，被校长要求退学。

他的妈妈将他赶出家，他在打工的唱片店一边弹伤感的钢琴一边偷偷掉眼泪，店长说，为什么要弹这么伤感的音乐，然后站出来去旁边的碟机打了一首动感的音乐。

之前他告诉店长他觉得现在的新歌都很不怎么样，所以他只听以前的歌。

店长说，年轻人不要这么悲观。

或许在这里就已经暗含了对生活的希望吧。

最后一幕他和朋友走在桥上，中间有一条线将他们分成两边，一人将去上大学，一人将寻找公寓从家里搬出去，但爱音乐的朋友在结尾还是忍不住跨过线笑着拍了朋友。

电影就定格在这里，或许这就是朋友，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分道扬镳，但回想起之前所拥有的仍然会感到幸福。

再写点题外话，电影太会选角，男主五官很像菅田将暉，演技也很好，松弛又敏感，拿捏得很好。

男二像刘亚仁，角色是在日本的二代韩国人，太贴了，一起的伙伴里的女生设定是在日本的二代中国人之类的，长得就完全像一个很常见的特别健康青春的中国高中生。

结尾还有一点羡慕的是，退学后男孩就去唱片店打工，这工资还能找公寓，再向妈妈借点钱就能养活自己了？

日本生活会不会有点太轻松了。

最近看了这个电影，觉得日本现在高中生真对政治好积极啊！

都好有思想啊！

正好公司客户有个日本年轻人，我就问他日本高中生都那么积极参与政治吗？

他说没有啊。。

我就说了这个电影，他回家看了电影，第二天很激动给我说——这个电影有些夸张！

日本高中生99%不是这样的，更多的都在聊明星和动漫，几乎不会对政治有关心。

还有就是日本等级化很根深蒂固，学生对于老师，校长是很礼貌的，工作中对于前辈和领导也都是非常尊敬的，不可能像电影中直接和校长对着干，开大会学生突然上去抢话筒。。。

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就算是电影说的是近现代未来的情况，也不太合理，他觉得很突兀。。。